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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一部历史》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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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需要向外部学习，保持思想的开放性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
- 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集中营：一个牲人和兽人的世界
集中营的“累积式激进”
-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演变过程是纳粹极权统治“累积式激进”的一个缩影
- 建立这个集中营的最初目的却并不是要在那里屠杀犹太人。
- 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维辛的功能明显发生了变化，这里将成为有进无出的人间炼狱。
- 纳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精心设计，并按部就班地要把奥斯维辛建成一个杀人魔窟
- 这个现在恶名昭著的集中营乃是纳粹在不断出现新问题的过程中，一次次临时调适和改变所累积的结果。
- 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从解决因德意志人迁移而造成的住房短缺，到战时的粮食短缺——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
- 集中营是纳粹集中营的缩影，集中营在“累积式激进”过程中变成死亡营和灭绝营，却是史无前例的纳粹邪恶罪行
- 阿甘本指出，收容所中所发生的事件超出了关于犯罪的司法概念，收容所是一个例外的空间，它被置于监狱法以及刑法的权限范围之外，是被置于正常法律秩序之外的一片领地。
- 纳粹统治时期，最早的达豪集中营建于1933年3月(即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不到两个月)，从概念上便与特雷布林卡这种在战争期间才建成的灭绝营不同。
对大屠杀的历史学解释
- 里斯的观点是功能主义的，但同时又有所修正
- 里斯在《奥斯维辛》中清楚地展现了大屠杀的“累积式激进”过程，他强调的是普通纳粹在大屠杀中积极发挥的“创造力”和“自主主张”。
- 里斯对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该承担怎样的罪责提出更明确的政治定罪和道德谴责，为此他提供了多种新发现的档案证据，包括希姆莱完整的工作日志。
- 在大屠杀问题上，新的历史研究发现，最终解决方案的产生原因难以证明是来自希特勒的最高命令
- 希特勒确实于1941年发布过“政委法令”(Kommissarbefehl)，命令枪毙俘虏中所有“彻底布尔什维克化或积极代表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人员”。
- 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最后导致了大屠杀，但它毕竟不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希特勒只是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起源”，为实现他的“乌托邦”而竞相效力的是纳粹党徒。
制度、人性、罪责
- 加害者的证词和有些加害者对自己所做所为的“无怨无悔”或“有限认错”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关乎大屠杀的两个关键问题
- 第一个问题，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心安理得地残害或杀戮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无辜者？
- 第二个问题是，杀害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第一个是人性的问题，涉及人自身的善和恶。第二个则是政治责任和法律罪责的问题，涉及应该如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 参与作恶的普通人，对他们的道德审视需要我们超越对人性恶或人性善的简单信念或认知习惯
- 二百多年前，人性的局限和阴暗已经使不少启蒙时代的思想者们忧心忡忡，也让他们把政府与人性结合在了一起。
- 对人性的理解存在着两种极端看法：“悲剧观”(导致对人性的缺陷逆来顺受和无条件接受)和“乌托邦观”(拒绝承认人性自身中存在恒久的弱点，否认对待人性弱点只能靠遏制而不能靠改造)。
- 极权制度把人放置在要么害人要么被人害的两难选择中，不管有没有内疚，几乎没有人会选择让自己受害
- 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同情、怜悯、恻隐之心——亚当·斯密视之为人之为人的情感——都是奢侈而多余的，人性问题成为非常现实的生存可能和需要问题。
- 里斯关注的是人性，而不仅仅是德意志人的人性，这使得他叙述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每个读者自己的故事。
第一章 意想不到的开端
鲁道夫·霍斯的早年经历及其对集中营管理的理念
- 霍斯在纳粹党卫队中逐渐升迁，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 霍斯在1928年获释后，又接受了另一个右翼民族主义者普遍持有的观念，即对土地的热爱，这点与反犹主义一样都是纳粹运动的特点。
- 1934年6月，希特勒的警察头子希姆莱邀请他放弃务农，做一名全职的党卫队队员。
- 1940年春前往波兰西南部，成为新集中营奥斯维辛的指挥官。
- 霍斯在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理念
- 达豪集中营的管理制度不仅残酷无情，更能摧毁囚犯的意志。
- 霍斯认为，由于党卫队给囚犯们安排了工作，这些犯人更容易忍受他们的牢狱生活。
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立
- 纳粹领导人对犹太人的政策逐渐转变为灭绝政策
-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假使一战期间就用“毒气”除掉那“1万到1.2万个危害国家的犹太人”，对德国来说是件好事。
- 1939年10月，希特勒发表了一次演说，为因上述问题而苦恼的人们提供了政策指导。他明确表示：“首要任务是建立种族新秩序，也就是重新安置不同种族的人，最终形成更清晰的界线。”。
-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立和扩展
- 1940年4月30日，党卫队高级小队领袖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实现了一个宏大的抱负。时年39岁的他，为党卫队工作了六年之后，被任命为新帝国首批集中营的指挥官之一。
-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时间里，霍斯在奥斯维辛建造的这个集中营将沿着非常不同的道路发展。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手段及其演变
- 最初，奥斯维辛的屠杀手段包括枪杀和毒气室
- 1941年夏，东线这场没有约束的战争把奥斯维辛也卷了进来。
- 1941年秋天，威德曼在东部促成了纳粹屠杀手段的一个重大转变——关于这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然而，纳粹如何以及何时决定让奥斯维辛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仍存在争议。
- 后来，奥斯维辛开始使用齐克隆B进行屠杀
- 弗里奇想到，一种为防止营地附近昆虫侵扰而使用的化学制剂——结晶氢氰酸可以用作他途。
- 霍斯回到集中营后，弗里奇向他汇报了实验的情况。霍斯参加了11号楼接下来的一次毒气试验：“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了屠杀过程。在拥挤的牢房里，齐克隆B刚被扔进去，里面的人就被毒死了。他们只来得及发出短促的、憋闷的喊叫，一切就已结束。”。
第二章 服从命令与自主行动
鲁道夫·霍斯的服从与自主行动
- 霍斯和其他很多德国士兵一样，战败后想让全世界都以为他们是一群机器人
- 霍斯跟机器人有着天壤之别。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上半年，霍斯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他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命令，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奥斯维辛，好消灭更多的囚犯。
-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构建里，德国犹太人在一战中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
- 人们认为，德意志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犹太人却躲在大城市里享受着前者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安稳。
- 而1941年夏天，当国防军在东线卷入惨烈的战争，犹太人确实都留在了柏林——鉴于纳粹禁止德国犹太人参军，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纳粹对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政策
- 1941年6月对苏联的侵略，促成了对苏联犹太人的彻底毁灭
- 枪毙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少，这也是截至目前，纳粹为解决自己制造出来的“犹太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方案中最激进的做法。
- 1941年8月，一些纳粹领导人开始失去耐心，提出把德国犹太人也送到苏联去
- 那个夏天，以宣传部长兼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为首，一众纳粹分子强烈要求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到东部。
- 1941年9月，希特勒决定，将这些犹太人遣往东部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该把这种政策转变看成举棋不定的希特勒向下属屈服的结果。至少战争进展对他的影响不亚于下属的请求所产生的效果。
奥斯维辛的扩建和屠杀中心的建立
- 1941年9月，建造比克瑙的最终决定是在1941年9月做出的
- 1941年9月12日，奥斯维辛建筑部门有一份文件，标题为“对建设和扩大奥斯维辛集中营草案的说明”，该文档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1号营(主营)的现状，以及将它扩建成一个可容纳3万名犯人的集中营的具体方案。
- 1941年9月25日，OKW(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主管战俘的部门下令，至多“将有10万名战俘被送往党卫队全国领袖那里”。
- 1941年10月，奥斯维辛的建筑师除了计划在比克瑙建造一个新的战俘营，还设计了一个取代主营地现有焚尸炉的焚尸场
- 近期有研究表明，新焚尸场多了一个管道内嵌、能排出室内气体引入室外空气的通风系统，这意味着建筑师有意将它同时用作毒气室。
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
- 1942年3月，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强制驱逐展开
- 西尔维娅·韦塞勒那年春天就关在波普拉德(Poprad)，她回忆道：“有些斯洛伐克士兵真的很蠢，他们会故意在地板上大便，然后让我们用手清理干净。他们管我们叫‘犹太婊子’，用脚踢我们。他们的举止极其恶劣。还对我们说：‘让我们教教你们犹太人怎么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女人，过去都有工作。你的尊严被剥夺是很耻辱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你突然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
- 首批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3月到达奥斯维辛，他们没被送去毒气室，但这并不妨碍党卫队和卡波的下马威
- 作为其中一员，奥托·普雷斯布格尔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们一下火车，便得五个人一组从火车站(朝奥斯维辛1号营)跑过去。他们(党卫队)大吼着：‘快跑！跑，跑，跑！'(Schnell laufen! Laufen, laufen, laufen!)我们就跑。跑不动的人被他们当场打死。我们觉得自己连狗都不如。之前我们被告知要去工作，没人说是去集中营。”。
奥斯维辛的屠杀流程和集中营文化
- 1942年7月4日，奥斯维辛当局开始系统化对新到囚犯的筛选
- 那天，一批斯洛伐克犹太人方抵达，党卫队立刻把他们分开：适合工作、可以被集中营接收的，以及不适合工作、需要立即被毒死的。
- 将大规模屠杀集中在比克瑙一个偏僻的角落里进行，意味着奥斯维辛主营的日常事务可以不再受屠杀干扰
- 虽然犯人的生活依然非常艰苦，但对党卫队来说，这里变成了一个有可能在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地方。
- 因被怀疑参与波兰抵抗运动而被盖世太保抓捕的塔德乌什·里巴奇，其所见所闻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章 死亡工厂
纳粹对法国犹太人的迫害
-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以他们惯有的方式进行的：首先进行身份登记，随后颁布法令清算犹太人的财产，实行没收，最终是对占领区里所有犹太人的驱逐。
- 1940年，法国大约有35万犹太人，其中近半数没有法国护照。许多人是20世纪20年代从东欧来到法国的，剩下的则是不久前为躲避纳粹徒劳地流亡至此。
- 1940年10月，新成立的法国政府颁布了“犹太人法令”，所有犹太人都被禁止从事特定工作，而非占领区的外国犹太人则被送进集中营，忍受额外的牢狱之苦。
法国政府在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中的角色
- 法国警察部门负责人勒内·布斯凯表明维希政府的立场：在占领区，只有外籍犹太人可以被驱逐，而在非占领区，法国警察不会参与任何围捕行动
- 布斯凯说：“法国的立场是，我们并不反对拘捕本身，但如果由法国警察在巴黎实施，这就有些令人难堪了。这是(贝当)元帅本人的意思。”。
- 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提出：“驱逐非占领区的犹太家庭时，(可以)包括16岁以下的孩子。至于占领区的犹太儿童，我并不关心。”。
纳粹对法国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
- 1942年7月16日，法国警察开始在巴黎抓捕外籍犹太人
- 那天晚上，安妮特·穆勒和弟弟米歇尔、两个哥哥以及母亲全都在他们位于第十区的家中。
- 他们被带到位于十五区的一个封闭自行车赛场(Vélodrôme d'Hiver)，所有于大搜捕的两晚被抓捕的犹太人家庭都被带到了这里，共计12884人，其中包括4115名儿童。
- 8月初，成年人可能会被带走的消息在博恩拉罗朗德传开
- “我记得她——我母亲——把钱缝进我外套的垫肩里，”米歇尔·穆勒说，“那是我做礼拜时穿的套装，还有一件配套的马甲和短裤，我觉得它很像高尔夫短裤，特别喜欢。她把钱缝进去，告诉我要当心。第二天他们就来抓人了。”。
- 1942年夏天被送到德朗西的数千名儿童绝大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 8月17日至8月底之间，这些在博恩拉罗朗德和皮蒂维耶被迫与父母生离死别的孩子，前后搭乘七辆火车从德朗西到奥斯维辛。
- “出发前的那个早上，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打扮他们，”奥黛特·达尔特罗夫—巴蒂克尔说，“他们大部分人甚至无法带上他们的小行李箱。他们的行李箱都混在一起，我们不知道那些箱子都是谁的。他们不想下楼，不想上巴士，我们只好把他们拖过去。等到几千人都离开以后，我记得医务室里大约还有80个人。我们本以为可以救下这些孩子，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就连这80个人也得离开。驱逐那天早上，我们试图把他们拉下楼，他们又踢又叫。警察走上来，费了好大劲才强迫这些孩子下楼去。有一两个警察看见这悲惨的场面，似乎显得有些难过。”。
奥斯卡·格伦宁的证词
- 格伦宁在奥斯维辛负责整理新来的犯人身上搜来的各种钱币，点清数目后再把它们寄到柏林
- 他依然参与筛选，但不负责区分生死——这些决定由党卫队医生来做，他的任务是确保拿走犹太人的所有行李，并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可以整理行李中的物品。
- 格伦宁目睹了屠杀过程，但他选择留在奥斯维辛
- 他被眼前展露无疑的屠杀过程深深震撼，但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奥斯维辛。
耶和华见证人在奥斯维辛
- 耶和华见证人在德国以“圣经信徒”(Bible Students)闻名，1933年这个组织宣布，总的来说他们不反对纳粹的国家政策，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样反犹太人、反共产主义者(尽管不像纳粹这样赤裸裸)。
- 耶和华见证人在奥斯维辛成为党卫队军官的完美仆从
- 他们从不惹麻烦，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霍斯最早接触到大量耶和华见证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时他们拒绝参军。
- 埃尔泽·阿布特在一位党卫队高官家中工作，服侍他和他的妻女。她负责打扫房间、为他们做饭，还要照顾他们的小女儿。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1942年达到高潮
- 1942年，纳粹对波兰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后来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其实只起了次要作用
- 希姆莱之所以有信心要求手下在1942年底之前完成对波兰犹太人的屠杀，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奥斯维辛会发挥主要作用，而是他知道三个新的灭绝营已经在波兰的森林里建成，大部分屠杀行动将在这三地展开。
- 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成为新的屠杀中心
- 贝尔赛克是唯一一个1942年之前就开始修建的灭绝营。
- 索比堡的建造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贝尔赛克。
- 同样在1942年5月，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要灭绝营特雷布林卡破土动工。
- 1942年，特雷布林卡成为纳粹统治下最大的屠杀中心，奥斯维辛远远落后
- 德国人的电报显示，特雷布林卡、贝尔赛克、索比堡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卢布林地区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灭绝营)到目前为止共屠杀了1274 166人，这个数字又被进一步细化为：马伊达内克24733人，索比堡101370人，贝尔赛克434508人。在这则被截获的电报中，特雷布林卡的死亡人数被写成了71355，但这显然是一个笔误，因为要凑足1274 166这个总数，特雷布林卡的屠杀人数应该是713555。
第四章 腐败
1943年，奥斯维辛成为纳粹“最终解决”的主角
- 1941年，大部分杀戮是由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占领区进行的；1942年，莱因哈德行动下的灭绝营在大规模屠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到了1943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投入使用三年之后，终于轮到奥斯维辛成为主角
- 1943年初，希姆莱到访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亲自视察他手下的杀人工作。
- 2月16日，希姆莱下令清空华沙的犹太人隔离区，他认为那里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 4月，一件在纳粹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发起了反抗。
华沙隔离区起义
- 华沙隔离区是纳粹所建最大的犹太人隔离区。1942年夏天在这里进行的最早几次驱逐行动没有遇到任何意外。大约有30万犹太人被送往特雷布林卡，隔离区只剩下约6万人
- 在明白纳粹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犹太人战斗组织”(Żydowska Organizacja Bojowa)。
- 1943年1月，纳粹清空隔离区的行动遭到一定程度的抵抗，但还是有几千名犹太人被带走。
- 犹太领导层以为是他们的反抗阻止了隔离区被彻底清空，但我们现在知道，纳粹在这个阶段的行动目标只是每次带走一定数量的犹太人，且这个数字始终没有超过8000。
奥斯维辛焚尸场的建设与使用
- 1943年3月，就在华沙隔离区起义爆发前几周，奥斯维辛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比克瑙的首座焚尸场投入使用
- 它的建造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且计划几经改变。最初的构想是在1941年10月提出的，当时是打算用它取代主营地的旧焚尸场，但随后建造地点改到了比克瑙。
- 1942年是策划阶段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党卫队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改变了焚尸场的功能：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原本都要被用作停尸房，但现在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犯人们将在其中一个大房间里脱去衣服，另一间与第一间呈直角排列，将被设计为一个毒气室。
- 1943年春天，希姆莱等人发现，在纳粹帝国内部，显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工作和屠杀这两个目标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的腐败问题
- 尽管施特罗普努力掩盖华沙隔离区爆发的事件，但他没能瞒过希姆莱。这次抗争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它是犹太人首次发动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
- 希姆莱一定更加确信，隔离区有脱离控制的风险。
- 在他看来，犹太人隔离区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一个已成为历史的问题，“最终解决”未来的“执行”应该依靠别处，具体来说，在奥斯维辛。
- 在奥斯维辛，每周都有数千起与格伦宁的所作所为类似的非法交易。大量的财富流入营地，相应的监管却少之又少，偷盗的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很难想像有哪个党卫队成员没参与过此种勾当
- “德国人的钱越攒越多，”布雷德说，“但留给我们的只有死亡……(党卫队)所有人都在偷。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什么都有。”。
- 鲁道夫·霍斯曾经承认，“犹太人随身的财物给集中营造成了无法回避的难题”，因为他手下的党卫队成员“有时不够坚定，不能抵挡那些触手可及的贵重物品带给他们的诱惑”。
- 奥斯卡·格伦宁证实了他指挥官的观点：“确实有(偷盗的)机会。因为如果一大堆东西都堆在一起，那你很容易就能偷走一些，给自己捞到便宜，而在奥斯维辛这种情况很常见。”。
党卫队医生在奥斯维辛的罪行
- 从坡道的筛选到对选定犯人的加害，这些医学专家参与了屠杀的每一个环节
- 筛选过程中医生的积极参与对纳粹至关重要，这有其现实和理论方面的原因。现实原因很容易理解：要一眼判断出某个人是否适合工作(每个决定只花上几秒)，医生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理论方面不那么明显，意义却更重大：医生密切参与筛选过程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即屠杀不是基于偏见随意进行的，而是有科学上的必要性；奥斯维辛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大开杀戒的刑场，而是通过慎重和冷静的行动，为国民健康做出贡献的地方。
- 然而，真正让奥斯维辛的医生恶名远扬的，是他们的医学实验。将犯人用作实验对象符合纳粹的一个理念：国家的敌人应该被用来为帝国提供“服务”，如果不能作为帝国的劳动力，那就把生命贡献给对“医学知识”的探索。对于那些想要投身科研、又不想被人道主义精神或同情心羁绊的医生来说，奥斯维辛是绝无仅有的实验室。
约瑟夫·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实验
- 门格勒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是双胞胎研究，他过去的专业可是“遗传生物学”
- 按照营地里流传的说法，他一直想弄明白双胞胎或多胞胎诞生的具体条件，以便进一步研究，好让德意志帝国的妇女能在更短时间内生出更多的孩子。
- 但更可能驱动他的，是去了解基因遗传在人的发育和行为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令许多纳粹科学家着迷的课题。
- 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可以对犯人为所欲为。他所谓的“医学实验”在范围和程度上都没有限制
- 嗜虐成性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可以对犯人进行无尽的折磨和肆意的杀害。
- 他的实验对象不仅有双胞胎，还包括侏儒和患有走马疳(noma，即面部出现坏疽的一种疾病)的犯人，这些人在比克瑙关押吉卜赛人的营地里有很多，因为那里的条件非常恶劣。
海伦娜·斯特洛诺娃与弗朗茨·温施的爱情故事
- 海伦娜与温施的爱情故事是奥斯维辛历史上最离奇的故事之一
- 海伦娜来自斯洛伐克，早在1942年3月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
- 她与温施的关系开始于温施的生日那天，海伦娜被迫给温施唱歌，歌声打动了温施。
- 在温施救了姐姐后，海伦娜对他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最后真的爱上了他。他不止一次(为了我)冒生命危险。
- 但与奥斯维辛其他一些男女不同，这对恋人之间从未发生过性行为。
奥斯维辛的妓院
- 希姆莱认为，在各个集中营里建造妓院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
- 如果“勤奋的”工人(除犹太人以外)能得到奖励，他们会更努力地工作。
- 早在1941年5月，希姆莱视察了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后，便下令建造妓院(1942年夏天开始投入使用)。
- 妓院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奥斯维辛是个屠杀中心这一毋庸置疑的事实
- 妓院里的女人大部分是从比克瑙选出来的犯人(但其他集中营的妓院则不同，里面的女犯都是从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送过去的)。
- 她们每天被迫要与大约六个男人发生性行为。
索比堡灭绝营的抵抗运动
- 1943年秋天，波兰东部的索比堡灭绝营爆发了抵抗运动
- 托伊·布拉特便是从波兰东部一个叫伊兹比卡(Izbica)的小镇被送来的犹太人之一。
- 托伊·布拉特在索比堡的遭遇与在奥斯维辛“加拿大”工作的犯人相似。
- 抵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灭绝营守卫普遍存在着腐败行为
- 索比堡是1942年5月展开屠杀行动的，截至1943年9月，已有25万犹太人死在这里的毒气室，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总督辖区。
- 大约80名苏联战俘被选为劳工，其中有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前红军中尉，名叫亚历山大(萨沙)·佩切尔斯基。
纳粹“最终解决”的实施目的转变
- 1941年秋天和1942年春天的灭绝行动，至少有一部分目的是为东部德意志新帝国腾出更多“空间”
- 但到了1943年冬，纳粹明显将要输掉战争，于是另一个目的出现了：报复。
- 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主要是为了确保他们最大的敌人不会从战争中获益，无论战争的结局如何。
纳粹盟友对“最终解决”的态度转变
- 保加利亚政府此前曾交出11000名犹太人，这些人都来自色雷斯和马其顿两个沦陷区，最终在特雷布林卡遇害。1943年，保加利亚人多次抗议将犹太人驱逐出保加利亚的做法
- 罗马尼亚领导人扬·安东内斯库曾在比萨拉比亚、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布科维纳(Bukovina)参与过破坏犹太人社区的行动，但现在也拒绝将罗马尼亚剩下的犹太人送进贝尔赛克的毒气室。
- 在意大利也是：虽然墨索里尼曾经实行过各种反犹措施，但他一直拒绝交出意大利的犹太人。
丹麦犹太人获救的经过
- 在丹麦人的共同努力下，全国95%的犹太人免遭落入德国人之手的下场
- 丹麦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动人心弦，也令人振奋，细想之下，这些故事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深意。
- 1940年4月9日德国人攻占丹麦。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德国人对丹麦的占领方式与对欧洲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别。
- 德国人在抓捕和驱逐丹麦犹太人时模棱两可的态度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为人称道的同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维尔纳·贝斯特令人捉摸不透的态度——他不仅通过中间人间接提醒了丹麦犹太人，在组织抓捕行动时也明显没有尽力。
- 从维尔纳·贝斯特10月5日交给柏林的一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解释。“丹麦‘犹太行动’(Judenaktion)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中不再有犹太人，而不是要成功杀死多少犹太人，因此可以论定，‘犹太行动’已经实现了它的目标。”。
第五章 疯狂的杀戮
匈牙利犹太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被迫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的原因
- 匈牙利一直试图与纳粹进行政治博弈，在两种强烈而又矛盾的情感中来回摇摆
- 一方面，他们一向惧怕德国势力。
- 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与赢面较大的一方合作，特别是如果合作能让他们获得东部邻国罗马尼亚的领土的话。
- 1944年春，希特勒决定向他这个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朋友发动进攻
- 在传统史学研究中，这个决定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个人行为，而不是一个务实的策略。
- 但近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希特勒这样做并不仅仅是想惩罚他摇摆不定的盟友那么简单，相反，希特勒和纳粹的行动相当理性。
匈牙利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遭遇
- 犹太人被纳粹强取豪夺，成为他们搜刮的对象
- 匈牙利有超过76万犹太人，占全国总人口近5%。
- 虽然这些人在此之前忍受着种种反犹主义规定的约束，但大多数人生活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大体上未受到破坏。
- 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经历了大规模的屠杀
- 在不到八周的时间里，超过32万人被害。
- 为了赶上犯人运到的速度，纳粹扩大了在奥斯维辛四个焚尸场工作的特遣队(Sonderkommando)队伍，特遣队成员从原来的200人增至近900人。
盟军对匈牙利犹太人的救援行动
- 盟军收到了关于奥斯维辛恐怖暴行的确切而详细的描述
- 1944年1月，伦敦方面收到一位代号为“万达”(Wanda)的波兰特工撰写的报告，这是让盟军对奥斯维辛有进一步认识的又一重要事件。
- 6月18日，英国广播电台播出了与奥斯维辛相关的新闻，20日，《纽约时报》刊登了关于这个集中营的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写到“臭名昭著的德国集中营，比克瑙和奥斯维辛毒气室”的存在。
- 盟军决定不轰炸奥斯维辛
- 6月26日，麦克洛伊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会消耗本该用在其他“决定性战役”中的炸弹。
- 7月4日，出于6月26日信件中列出的相同原因，麦克洛伊也拒绝了这个提议。
- 另一个基本可以确定的事实也能帮助我们分析这一复杂问题，那就是轰炸不会对集中营里的灭绝行动产生任何实质影响。
埃尔泽·巴克的经历
- 埃尔泽·巴克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误当成德国人，却突然从深爱她的父母身边被夺走，被告知自己是领养的，而且还有吉卜赛血统，随后被送到奥斯维辛，陷入完全自生自灭的境地
- 1944年夏天，8岁的她突然被带到了比克瑙的吉卜赛人营地。
- 在阴暗拥挤的营房里，四周全是吉卜赛人家庭，这个8岁的小女孩由于惊恐而陷入了沉默。
- 几周后，万达对埃尔泽说：“你不能再跟我住在一起了。”。
- 埃尔泽被带到位于柏林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 1944年9月的一个早晨，救赎的时刻终于到来：担任她分区卡波的波兰女犯点到她的名字。
- 埃尔泽的经历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犯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活下来
- 在埃尔泽的例子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万达的帮助，她如何能熬过奥斯维辛的这段日子。
- 对于这一点，与埃尔泽同时被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也有同感。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的经历
-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是一个15岁的女孩，她与姐姐埃迪特在集中营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困境
- 她与姐姐埃迪特在比克瑙的医护营房中相互扶持。
- 为了进入医院，她省下自己的面包拿去贿赂卡波，还答应帮她把前一天晚上死去的犯人尸体搬出医院。
- 一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被选中，不过她们只是被调到比克瑙的另一个营房。
- 艾丽斯的故事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即便已经在比克瑙住了好几个月，她仍没有意识到她被送到何处
- 她当然听说过毒气室，任何一个在比克瑙待过几天的人都知道毒气室的存在。
- 然而，为了应对集中营里的艰难生活，艾丽斯屏蔽掉了这类信息，她肯定不清楚屠杀的具体机制。
奥斯维辛特遣队起义
- 10月7日，4号焚尸场的特遣队成员发起了反抗，用十字镐和大石块当武器，等守卫靠近时对他们进行攻击，随后在焚尸场放了一把火
- 在奥斯维辛，犹太犯人很难进行秘密的反抗运动，一方面因为集中营里严密的卡波网络时刻监管着他们，另一方面当然也因为集中营里高得惊人的死亡率。
- 卡明斯基遭到告发，但团队中其他核心成员活了下来，继续努力“顺手牵羊 ”他们能找到的所有武器，比如小刀、十字镐等等，并透过铁丝网与比克瑙的其他犯人进行交涉，以便获得更多武器。
- 特遣队员们觉得，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10月7日采取行动
- 因为就在几天前，党卫队宣布招募“志愿者”为奥托·莫尔工作，这个党卫队军官是所有焚尸场监工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最近他被派往格利维采(Gliwice)子营地担任指挥官。
- 犯人们都知道这是个骗局，因为上一批被“选派去”马伊达内克营地的特遣队成员，实际上都被党卫队杀害了，他们的尸体当夜在2号焚尸场被火化。
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
- 纳粹决定让匈牙利犹太人步行到120多英里之外的维也纳
- 鉴于红军正在逼近，安排那么多辆列车也有困难，把这些人送去奥斯维辛是不现实的。
- 11月，成千上万名犹太人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开始了向西的跋涉，在没有食物、雨雪交织的情况下朝奥地利艰难行进。
- 希姆莱命令艾希曼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并说：“到目前为止你一直都在灭绝犹太人，但我现在命令你从今天开始变成犹太人的拥护者。”。
第六章 解放与报复
奥斯维辛的解放
- 1945年1月，纳粹炸了焚尸场，埃娃·莫泽斯·科尔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被迫离开自己的营房，与其他双胞胎一起沿着大路朝奥斯维辛主营地走去
- 四周的场景宛如噩梦，抬起头可以看到远处纷飞的炮火。
- 在黑暗中党卫队催赶着这些孩子，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喘息。走不动路的被当场开枪打死，尸体就扔在路边。
- 1945年1月27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到达营地，解放了奥斯维辛
- 在IG法本公司丁纳橡胶厂旁边的莫洛维茨劳工营，他们发现了600名幸存者，在比克瑙解救了近6000名犯人。
- 而奥斯维辛主营地剩下的犯人约为1000人出头，其中就包括埃娃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
纳粹的死亡行军
- 1945年初，纳粹让奥斯维辛的犯人离开营地进行远征，这些人被认为太过虚弱，无法和大部队一起从奥斯维辛出逃
- 党卫队特别分队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营地杀害了约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丽娅姆在内，近8000名犯人侥幸逃过一死。
- 犯人们被赶出集中营，他们身上单薄的囚服完全无法抵御波兰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凛冽寒风
- 他们就这样上了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温施向他深爱的女人——犹太犯人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最后一次伸出援手。
- 两万名奥斯维辛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苦难
-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1945年4月被英国人解放时，里面关押了6万名犯人，而德国人却没有为多出来的犯人安排任何住处，也没有补充食物供给
-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和姐姐埃迪特被囚禁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她们本以为奥斯维辛的条件是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更加可怕。
- 勒妮·萨尔特是另一位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的犯人。1945年她16岁。在被迫走过一条遍布尸体(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以前送来的犯人)的道路，最终到达集中营后，她看见了如地狱一般恐怖的场景。
纳粹的投降和后果
- 希姆莱同意让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的1200名犹太犯人前往瑞士，这个结果经过多个中间人的协调，最终由美国正统犹太教教士联盟(American Union of Orthodox Rabbis)与希姆莱共同商定
- 丽塔·雷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登上前往瑞士列车的犹太犯人之一。
- 希姆莱向部分同盟国投降的方案遭到了盟军的拒绝，但他有意结束西方国家间战争的消息通过BBC广播电台传播开来
- 希特勒也听到了这则新闻。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没有变成毫无知觉的死人，恰恰相反，此时的他正处在一种最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带来的冲击中，那就是背叛感。
战后犹太人的困境
-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琳达·布雷德一样，有着非常痛苦的返乡经历
- 琳达·布雷德最终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 在战争结束前，丹麦犹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数关在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他们在战后回到家乡，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 本特·梅尔希奥一家人刚回去，他们的房东就通知了当时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过上了和被驱逐前完全一样的生活。
纳粹行凶者的命运
- 大多数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大多数人没有遭到任何处罚
- 奥斯卡·格伦宁在玻璃制造厂步步高升，当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终他被任命为劳资仲裁委员会荣誉委员。
-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
- 如果一名党卫队成员既没有身居要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屠杀，那么他基本就不会遭到起诉。
奥斯维辛的反思
- 我们必须从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评判某种行为
- 在20世纪中叶的语境下，在欧洲文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行为。
- 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 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已为世人知晓，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图片出处说明
第一部分图片出处说明
-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2.Walter Frentz(纳粹帝国摄影师)档案；3．普鲁士文化遗产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4．汉斯·弗里德里希；5．乌尔斯泰因图片(Ullstein Bild)；6—10．法兰克福犹太人博物馆(Jewish Museum, Frankfurt)；11—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第二部分图片出处说明
- 奥斯维辛博物馆；3．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4．奥斯卡·格伦宁；5．卡齐米日·皮耶霍夫斯基；6．温蒂·达文波特(Wendy Davenport)；7．海伦娜·斯特洛诺娃；8—12．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13—15．奥斯维辛博物馆；16．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