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密码》AI 大纲

中央集权制的财政逻辑

•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
  • 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
• 中央集权制的问题：官僚机构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
  • 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还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官僚们。
  • 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

汉代的财政逻辑

• 汉武帝通过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来获取财富
  • 汉武帝围绕盐铁资源，垄断经营权，建立了一批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企业。
  • 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从民间抽取财富。

唐代的财政逻辑

• 唐代通过土地制度和政府参与经营来获取财富
  • 唐代的土地制度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
  • 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

宋代的财政逻辑

• 宋代通过纸币来获取财富
  • 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曾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胀，各朝中央政府纷纷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因此迅速滥用。

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 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终于南朝，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
  • 汉代最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分封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
  •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对资金的需要，汉武帝建立了官营产业和货币垄断体系，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
  • 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财金改革，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政府垮台。
  •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对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
• 第二个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均田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
  • 均田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制度。
  • 唐代的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财政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
  • 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官营垄断经济。
  • 在宋代，因为战争和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试验。
• 第三个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
  • 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

• 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便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

• 汉武帝的战争消耗了巨大的财政资源
  • 汉武帝的战争将文景之治时期积累的国库储蓄消耗一空。
• 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
  • 汉武帝尝试了卖官鬻爵、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征收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
• 汉武帝实现目标的，是垄断自然资源、开办官营产业
  • 汉代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官营体系。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 汉初经济恰好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自由的时代
  • 亚当·斯密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
  • 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
• 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
  • 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并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 汉武帝爱好奢华和大场面，时时刻刻都试图表现出汉家的威仪
  • 他喜欢美酒妇人，热衷建设宫殿，利用儒家推崇的天子礼仪四处铺张。
  • 他抛弃了前几位皇帝谨慎的态度，不断追求战争带来的征服感。
• 战争有巨大的破坏性，所谓“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 在两场战役中，汉军共损失兵马十余万；而为了安抚活着的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二十余万斤黄金进行赏赐。
  • 这两次战役是卫青扬名立万的标志性事件，军事学家则称之为远程奔袭的楷模，是中外战役史上的名局，为汉政府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 但如果从财政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当年御史大夫韩安国所说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即便是打了大胜仗，也是得不偿失。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 汉武帝启动了他的特别筹款之法，卖爵和发行减值货币
  • 汉武帝为应付巨额的开支，启动了他的特别筹款之法。
  • 对于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大一统王朝而言，这两项的常规税收是有限的。
  • 汉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除了收税和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与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
  • 汉武帝也卖过爵位甚至官位，但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汉武帝。
  •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
• 皮币和白金货币的面值与其真实价值严重不符，帮助皇帝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
  • 所谓白金是银锡合金。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
  •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2/3，出现了巨大的暴利空间。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 汉武帝将目光投向了商业税重组的问题，并建立了官营垄断制度
  • 在马邑之战后不久的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已经引入了商业税。
  • 政府逐渐细化有关商业税的规定。
  • 政府要求，商人每拥有价值2 000钱的资产，就要缴税一算(120钱)，税率是6%。手工业税率为3%。对于不好计价的货物就按车算，平民有一辆轺车要缴纳一算的税，有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纳一算的税。商人的税收还要加倍。
  • 虽然税制很详细，但由于规定过于苛刻，没有人主动缴纳。
  • 于是，皇帝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雇佣大批的帮手——酷吏去征税。
• 汉武帝建立了一整套财政机构，而这套机构是日后历朝历代的重要蓝本
  • 在这几位聚敛之臣的帮助下，政府首先用上了严厉的手段，惩罚私自铸铁采盐者。
  • 之后，招募工人，由政府供应采盐采铁的工具，组织他们工作，再把采出的盐和铁矿石专卖给政府。
  • 在产盐铁的地方，官营机构垄断，低价采购，再运到外地高价出售——其中的差价就是政府的利润。
  • 为防止盐铁工人偷出盐铁，私自贩卖，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并在各地设置管理盐铁的官吏。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 汉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 御史大夫张汤，御史中丞减宣、杜周，以及推崇严刑峻法官至三公九卿的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相继而出。
• 汉武帝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令
  • 民间社会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许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告发他们，获得分成。
  • 在杜周的主持下，官府没收的民间财物以亿计算，奴婢以千、万计算，田地大县有几百顷，小县也有上百顷，中等商人大都破产，政府收入大大增加。

消失的小政府

• 汉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变得臃肿不堪
  • 政府的官员构成发生了变化，掌权的人里塞进大量“有商业头脑”的“能臣”，这些能臣将中央政府变成了一家混业经营的庞大公司。
  • 各种官吏、奴婢的数量大增，都要靠政府供养。
• 汉武帝时期的财政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之前是以农业等常规税收为主，之后则越来越依靠官营垄断产生的利润
  • 政府垄断铸币权，抽取铸币税。
  • 政府还利用流通领域的买卖差价获得了大量收入。

统一的代价？

• 许多人认为：官营垄断确实拖累了民间经济，但这是古代中国建立大一统社会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 当汉高祖在如此广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时，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 为了维持它的统一，政府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资源来发展军备，防范外部的敌人，又要加强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力，来镇压内部的反抗。
• 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巨大的困惑：即便保留官营产业垄断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保留所有的“必要的恶”，一个王朝也仍然无法永存
  • 虽然每个王朝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是被财政制度本身拖垮的。
  • 或者说，最终不管如何努力，不断扩张的政府财政还是要拖垮经济，将整个社会变得脆弱不堪，这时候，一个小错就会导致全盘的解体。

秦的灭亡及其原因

• 秦的灭亡并不完全因为“仁义不施”，主要是由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 秦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
  • 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最终崩塌。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王朝
  • 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双方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
  • 在刘邦要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 秦国通过两场内容迥异的改革(变法)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将每一份资源都用到战争上
  • 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采取温和的方法进行变革，尽量不破坏原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通过外科手术式的改革刺激农民的积极性，获得一定的增产。
  • 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做法，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国家体系，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 秦朝在统一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式从民间榨取利润，社会经济无法重建
  • 统一后，巨大的战争财政消耗还在继续，集权制官僚们还在按照战时的模式从民间榨取利润，社会经济无法重建。
  • 更严酷的高压态势也迫使皇帝从民间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来保持统治阶层的忠心。
  • 本来六国的民间经济要更自由一些，秦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六国，六国的经济也戴上了紧箍，加入战时经济。
  • 而秦国庞大的人员组织能力也在继续发挥作用，将军们失去了对手，只好将武力强加给其他民族，并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
  • 整个王朝在战时经济中消耗巨大，却没有人能够将这架战争机器停下。
  • 最后，这架机器终于失控。庞大的王朝死于自己的制度。

汉高祖：王朝的重建

• 刘邦在楚汉相争中取得胜利，建立了汉朝
  • 刘邦在战争中，采取兼并、联合、替换的方法，逐渐将诸侯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曾经的西楚霸王。
  • 汉王刘邦在这时兼并了关中三个秦降将获封的诸侯王，将原本属于秦国的领土合并起来，并向关外扩张。
• 刘邦在建立汉朝后，开始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强化中央集权
  • 刘邦知道，哪怕有诸侯存在，他仍必须首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 在谋臣的帮助下，刘邦在关外就迫不及待地导演了皇帝登基的大戏。
  • 在汉王加皇帝号时，诸侯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秩序的改变。
  • 刘邦加皇帝号之后，他的手下包含了三种人：旧诸侯、中央官员和刘氏的宗室子弟。
  • 刘邦的任务是消灭第一种人，将其领地一部分拆解为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交给第二种人，另一部分则交给第三种人。
  • 在剥夺异姓诸侯的同时，刘邦却无法完全废除分封制。他意识到，自己还不具备一下子建成全国铁板一块的中央集权制的能力。
  • 和秦始皇一样，刘邦没有足够多的能理解皇帝真实意图的帮手，也不可能一下子任命如此之多的中央集权官吏。
  • 更何况，可以维持国家稳定的财政制度是一片空白，如果强行往下推行，必定遭到抵制而导致失败。
  • 在异姓诸侯曾经统治过的地方，他必须再树立一个诸侯来代替原来的角色。作为妥协，他将刘姓宗室子弟扶上了诸侯的位置，并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规矩，希望通过家族的力量来补充集权制的不足。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 汉文帝继位后，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和民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 汉文帝时期，不管是先发展经济，普遍实现人民富裕，还是先建立可靠的中央财政制度，约束诸侯财政，保证中央王朝不会解体——这两个问题都已经非常迫切。
  • 吕后时期虽然推崇黄老之术，让民间经济自由恢复，但是宫廷内斗不断，诸侯王摇摆不定，民间依旧处于扰动之中。
  • 人们仍然在观望，看这个庞大的王朝走向何方。
• 汉文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对于税率进行了调整
  • 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将土地税暂时减半，从1/15变成了1/30。
  • 之后，人头税也做了调整，减为1/3，每年只用缴纳40钱，丁男每三年出一次役。
• 汉文帝时期，农业占国民产出的九成以上，放弃农业税，就等于放弃了最大的一笔收入
  •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
  • 到了第二年，他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
  • 在以后的13年间，西汉政府一直没有征收农业税。
• 汉文帝没有建设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能够保证政府的稳定，靠的不仅是他的执政能力，还有机遇
  • 他的做法带着很大的赌博成分。他在位时，北方的匈奴和内部的诸侯王都处于蓄势的时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 这两个地雷只要有一个提前爆炸，就可能摧毁汉文帝脆弱的财政系统，使中央政府重回混乱状态。
  • 特别是诸侯王问题。汉文帝时期，也是诸侯王大发展的时代。此时的诸侯王和高祖、吕后时期相比更加富足。
  • 每个诸侯领地内的矿产资源都交给诸侯王自行处理，中央政府并不插手，这导致那些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的诸侯王都成了巨富。
  • 中央政府正在长安，这里人口密集，土地肥沃，但矿产资源并不丰富；而齐、楚、吴等地丰富的资源却都控制在诸侯手中。
  • 例如，汉高祖哥哥的儿子刘濞被封为吴王，其辖境内产铜，依靠挖铜铸币，吴国富比中央。
  • 不过，幸运的是，汉文帝执政时期，正是社会的恢复期，人们不想打仗；而汉高祖的子孙们由于对汉高祖的记忆还没有模糊，尚且没有叛乱的决心。
  • 汉文帝仁慈地对待每一个诸侯，使得他们也没有叛乱的必要。
  • 至于匈奴一方，汉文帝的和亲政策与贸易政策也足够明智，没有像汉武帝那样主动挑衅。
  • 汉文帝谦恭仁慈的性格和与世无争的心态，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 汉文帝时期，政府的财政支出达到最小。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 窦太后是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她要求太子和宗室子弟都必须学习与黄老之术相关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治国
  • 窦太后把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六年。
  • 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才转变政策，彻底抛弃了黄老之术。
• 贾谊是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他希望通过严格的等级规则来限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中央权威
  • 贾谊提出了一套礼仪制度，希望皇帝能定制度、兴礼乐。
  • 贾谊在经济上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黄老的做法，提倡政府干预，重视发展农业，贬低其他行业。
• 晁错是儒家和法家的代表，他主张像汉高祖一样，不惜利用阴谋诡计，抓住一切机会，剪灭诸侯王
  • 晁错希望直接削藩，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 晁错在汉景帝一着手削藩，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就准备造反。
  • 七国战败后，皇帝乘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削弱了诸侯的财政基础。

汉武帝的财政扩张

• 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 汉武帝除了建立官营制度，还建立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为皇帝带来巨大的利润。
• 汉武帝的财政扩张最终摧毁了健康的民间经济
  • 汉武帝时期，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官营产业、垄断资源。
  • 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民间经济的巨大负担。

皇帝的铸币战争

• 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官营，形成了垄断发行制度
  • 汉武帝之前的汉代，货币发行处于罕见的自由竞争状态，除了中央政府之外，民间和诸侯也都可以发行货币。
• 汉武帝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古代中央王朝的金融稳定，却又让每一个朝代都带上金融抑制的特征
  • 汉武帝的改革产生了一种通行期超过八百年的货币——五铢钱。五铢钱规定了未来王朝的货币政策路线，即国家垄断金融，打击私人金融。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一场争论

• 汉昭帝时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争论
  • 贤良文学们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 汉昭帝只是象征性地废除了酒类专营，其余官营企业都没有被废除，官方垄断也没有解除
  • 一旦垄断建立起来，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这些官营企业时，就不可能放弃盐铁官营了。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 从汉代起，古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
  • 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都有独断权力，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 汉代的巨富辈出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阶层固化)现象。
•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
  •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

王莽篡位的过程和背景

• 王莽在汉成帝死后，通过禅让的形式，取代汉朝，建立新朝
  • 王莽在早期就特别注意将自己的命运与官员绑在一起，扶持派系。
  • 在“出道”伊始，他就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生活节俭，提倡孝道，谦恭下士，在整个王氏家族中享有盛誉。
  • 在汉哀帝执政的那几年，由于汉哀帝也要扶持自己的外戚，王莽暂时失去了权势。但正是因为他有好名声并得到官僚集团的拥护，王莽在汉哀帝死后很快就重新执政，并废除了汉哀帝的外戚集团。
  • 官员的行为艺术在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封安汉公的事件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 王莽篡位的过程中，得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
  • 王莽本人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也认同儒家的理念。
  • 这些儒者本身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他们只在乎谁能帮助他们实现理想社会。

王莽改革的核心和措施

• 王莽改革的三个核心：土地所有制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以及加强政府垄断
  • 王莽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尊重儒家先贤，按照儒家推崇的井田制来设计，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个人目的。
  • 王莽的币制改革分为四次，而第一次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所谓五均，是政府对物价进行控制，对行业进行垄断和专卖的做法。
  • 六筦，则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的税收，加上五均赊贷的总称。
• 王莽改革对民间经济的破坏，彻底粉碎了政权基础，引起了一系列的叛乱
  • 王莽的改革虽然能够得到儒家狂热分子的追捧，却让更多的普通人感到厌倦。
  • 对于地方势力来讲，他们当初默许王莽上台，就是以为与王莽做了一个交换，用他们的支持换取王莽对他们权力的默认。
  • 王莽的激进改革显然打破了这种默契，地方势力放弃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王莽改革的失败及其原因

• 王莽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改革措施不当，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实力保障
  • 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 王莽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汉武帝时期一样：为了实行这些法律，需要大量的商业人才为政府服务。
  • 王莽本来的意图是抑制商人，疏远商业人才，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离开了这些商业人才，就无法将政策推行下去。
• 王莽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
  • 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又让政府更加致力于搜刮，到最后政府无力镇压动荡。
  • 在短短十几年中，汉代留下的家底已经消耗殆尽，社会开始分崩离析。

东汉初期经济恢复与皇权受到抵制

• 光武帝刘秀登基后，经济得以恢复
  • 刘秀在位时期，中国科技大发展，人们对水利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水运便利了经济活动。
  • 耕地技术也在慢慢普及，东汉的人口分布也在逐渐改变。
• 光武帝刘秀进行土地和户籍清理工作，遭遇抵制
  • 土地和户籍清理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侵占别人土地，或者隐匿了户籍的人。
  • 这些人大多是地方上的富人，有许多穷人为了避免纳税，投身于可以免税的富人家中。
  • 富人的免税理由也有千千万万种，致使皇帝的税收都漏走了。
  • 这些人还与官员勾结在一起，负责清丈的官员，故意把好地留给那些有势力的人和关系户，把坏地留给穷人，这一行为在地方上引起了更大的民愤。

制度的惯性之重

• 光武帝刘秀加强中央集权，但权力却无声地从他的手中溜走了
  • 光武帝为了防止各种势力不听话，在他确立全国统治权不久之后，就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
  • 光武帝集权的另一个做法是，不再区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
  • 光武帝费尽心机加强集权，权力却无声地从他的手中溜走了。
• 东汉皇帝始终都无法拥有像西汉皇帝那样大的权力
  • 王莽的执政已经让人们看到了皇权的虚弱。
  • 在西汉时期，历代皇帝经过多少努力，儒生们经过多少鼓吹，才创造了“天子”这个神话，使得人们相信皇帝是天命所归。
  • 但王莽通过禅让获得皇帝的名号，去除了它的神秘性。其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更是在一次次失败的政令中逐渐瓦解。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 东汉政府财政逐渐崩溃，皇帝卖官以筹集资金
  • 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钜鹿太守司马直体会到了当官之难。
  • 以司马直为例，当他被皇帝选中、授予太守的职位之后，首先要去京城，到皇帝的西园，找皇帝和太监咨询“助军修宫钱”。
  • 司马直听说之后，认定即便打了折，数目也还是太高了，他叹了口气说自己本来应该去做父母官，但还没有到任，就先进行盘剥，又怎么忍心？
  • 他也请求辞职不去，但皇帝拒绝了。
  •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随后，他吞药自杀。
• 羌乱持续六十年，东汉政府财政破产
  • 从汉光武帝晚期，长安以西(现青海、川西、甘南一带)的羌部落就逐渐崛起，与汉政权有了冲突。
  •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前一年，东汉王朝相继埋葬了两位皇帝(汉和帝、汉殇帝)。新皇帝登基改元后，都会有例行的大赦天下，然而人们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羌族叛乱的消息就已传来。
  • 从这时起，东汉和羌族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六十年，直到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破羌将军段颎平定东羌，汉羌战争才暂时告一段落。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 汉灵帝创造州牧制度，地方军阀集团崛起
  • 由于黄巾起义造成了地方混乱，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做出有效的调整，提高各地资源调拨的效率，才能防止下一次起义的爆发。
  •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这个政府不仅无能，而且很庞大。
  • 皇帝和大臣都意识到，如果要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革。
  • 他们认为，应该将所有的财政、军政权力统一授予一个官员，由他来整合调拨。
  • 这个统一负责的官员就是州牧。
• 州牧制度导致东汉政权走向崩溃
  • 官员虽然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却由于缺乏监督，很快就独揽大权。
  • 这时候，就算是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了。
  • 在州牧这个职位设立一年后，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欲除去宦官势力，但在争斗中被宦官所杀。
  • 何进死前曾经邀请在北方带兵的董卓前来洛阳，帮助他对付宦官势力。
  • 何进死后，董卓仍然以这个名义进入洛阳，挟持年幼的天子，剪除了宦官势力。
  • 之后，董卓另立汉献帝，这就是汉代最后一个皇帝。

三国时期的财政竞争

• 曹操通过屯田解决粮食问题，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
  • 曹操听从枣祗建议，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
  • 曹操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自此，屯田成为惯例。
• 袁绍和袁术因不重视后勤，军士们甚至不得不吃桑椹和河蚌
  • 袁术的军队要靠路边的桑椹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河蚌充饥。
• 孙吴和蜀汉在屯田上花的力气要小得多
  • 孙吴政权更多的是利用门阀势力来统治整个国家，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
  • 蜀汉的地盘最小，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是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

统一战争中的财政竞争

• 邓艾提出继续发展农业、储存粮食的观点，并建议在寿春地区开凿运河进行灌溉
  • 邓艾认为，由于缺乏水利设施，这里的土地虽然肥沃却产量不高，如果合理地开凿运河进行灌溉，土地产量可以提升三倍。
  • 只要五万士兵参与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缴五百万石的稻谷作为军粮。
• 司马懿采纳邓艾的建议，大修水利，兴兵屯田，曹魏南方的气象也为之一变
  • 邓艾的计策为司马氏的统一奠定了物资基础。

西晋的财政改革

• 晋武帝司马炎实施土地改革，试图实现“无人不饱暖”的大同社会
  • 晋武帝实施了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规定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
  • 在税收上，政府也考虑得非常周到。为照顾老人和小孩，规定男女16—60岁是正丁，需要课税；而65岁以上的老人、12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免税的。剩下的人(13—15岁，61—65岁)属于次丁，在税收中享受优惠条件。
  • 至于土地税，也并非耕种的所有土地都缴税。一个正丁男子最多按照五十亩土地缴税，而次丁男子则按二十五亩土地缴税。正丁女子只缴二十亩的税，次丁女子免税。
• 晋武帝的土地改革在江东和四川等地都无法推广
  • 曹魏时代，为快速生产粮食，实行了大面积的屯田制度。屯田时，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
  • 到了后来，皇帝把政府控制的屯田大批赏赐给官僚和世族，土地上的屯户也随着土地一并转移给了他们，这些屯户就被称为佃客。
  • 晋武帝司马炎的土地改革，本来就是针对这些佃客的，希望通过清理户籍，让他们重新向政府缴税并服兵役。

东晋的财政问题

• 东晋是一个客居的政权，一切都是临时措施
  • 东晋建国时，由于原本南方的贵族占据了太多免税的土地，政府的税源本来就少。
  • 司马氏南逃后，许多北方的贵族世家也跑到南方购买和霸占土地，土地更加成为稀缺资源。
• 东晋政府还曾经希望能够收复中原，让白籍人士回到北方
  • 最初，这些南逃的人都盼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方，认为只是暂时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户籍，后来，政府为便于管理，给他们发了临时身份证。
  • 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证用黄色木片登记，所以称为“黄籍”，临时身份证则用白色的纸登记，称为“白籍”。
  • 在白籍聚集的地方，按照他们在北方的居住地，设立了许多侨郡和侨县。
  • 白籍的人除了世家和官员，大部分在南方都没有土地，他们依靠打工为生，寄身于有土地的豪族门下，成为佃客。
• 清查土地和人口，就成为东晋政府的要务
  • 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这两项工作都铺展开来。
  • 在丈量土地方面，政府取得了重要进展，虽然仍有许多免税的土地，但政府还是在大部分土地上推广了土地税。
  • 对户籍的整理称为“土断”，这时，政府连白籍都还没有建立，首要目标是登记有多少逃难者。
  • 到了咸康七年(公元341年)，东晋政府再次进行土断，这次的目的仍然是清查人口。
  • 也是在这时，政府发明了白籍，将侨居的人口注册进去，而将原住民注册为黄籍。
  • 白籍出现后，引起了南方原住民的极大不满，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人口不仅抢占他们的生存空间，还享有免役的特权。
  • 黄白籍制度成了东晋户籍争论的焦点。为对付白籍人口不纳税的问题，东晋政府让各地因地制宜地制订了许多收税方法，对工商业、土特产都进行征税，避免由户籍和土地问题造成税收流失，同时也可以安抚拥有土地的黄籍人士。

南朝的财政问题

• 南朝的所有皇帝都不是士族出身，他们大都成长于寒门，从武职晋升到高位，并通过禅让获得政权
  • 从出身来看，他们并不喜欢士族豪门，这些豪门把持着社会资源，却不给政府纳税，处处以特权为荣。
  • 他们又不可能完全离开士族，因为那是文化和教养的象征。
• 南朝就在“改朝换代——皇帝革新——经济发展——皇帝变得奢靡——经济衰退——改朝换代”这个圈子里一次次地循环
  •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被认为是一代明主，他打击地方豪族势力，试图使王朝的财政正规化，还从寒门中选拔官员，整理全国户籍，这一切使社会经济进入一个上升期，也使得刘宋的皇帝都可以在较为宽裕的财政状况下执政。
  • 刘裕死后，王朝的财政在宋文帝刘义隆时期还能支撑起王朝大规模的北伐活动，这是在整个东晋和南朝期间少有的新气象。
  • 但宋文帝的北伐导致连年征战不断，到了下一位皇帝宋孝武帝时期又缺钱了，于是又有了新一轮的整顿吏治和整理财政。
  • 南齐高帝萧道成篡权建立南齐王朝之后，首先做的又是整理财政。他的财政措施从节约开始，提倡将宫廷里的金银铜玉器全部换成铁器，希望用这种方法来节省开支。
  • 之后，又大规模整理户籍。他的措施被其儿子齐武帝所继承，形成了另一个繁荣期。
  • 前两任皇帝的节俭带来的繁荣，到了南齐后几位皇帝那里，又成为他们享乐的基础，很快，皇帝的挥霍让刚刚丰盈的国库再次干瘪下来。
  • 梁武帝萧衍篡位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厉行节约。但梁武帝的厉行节约又经常让位于他对佛教的偏爱，由于在佛教上花了太多的钱，梁朝的财政一直不健康。
  • 加上梁武帝识人不　明，发生了影响巨大的侯景之乱。这次叛乱也标志着南朝的好时光过去了。
  • 南梁后期，南朝丢掉了四川和江陵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实力大打折扣。
  • 到了陈霸先建立陈朝之后，南朝在实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北朝，缩小为一个地方政权。

唐德宗时期的财政危机

• 安史之乱后，中央财政收入降为原来的三成
  • 能否收到足够的税，以及能否把各地的税收送到皇帝的军队手中，成为中央政府存亡的关键。
• 唐德宗决定镇压藩镇势力，恢复大唐盛世，但叛乱引起的财政崩溃再次袭来
  • 唐德宗不仅无法恢复盛世，反而被赶出了首都。

唐德宗的财政改革

• 唐德宗进行税制改革，从复杂的租庸调制改为简单的两税法
  • 两税法，是指每年的税分夏天和秋天两次缴纳。
• 唐德宗借助财政的恢复，决定镇压藩镇势力
  • 唐德宗削藩，必须做好武力准备。而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给人民留下足够休养生息的时间，也必须等大家都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粮食和金钱塞满仓库。

唐德宗的失败与影响

• 唐德宗的削藩过程一波三折，越拖越长，最终导致叛乱
  • 叛乱后，中原遍地士兵，养兵费用失控，大量人口逃籍，户口减少了2/3，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 唐德宗在后半生迫于财政压力变成了守财奴
  • 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唐德宗与唐宪宗的关系

• 唐德宗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唐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
  • 唐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感慨自己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

•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由政府分配一块土地，到他死后，再由政府回收土地
  • 这实际上是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

均田制是一种极易退化的制度

• 农民并不乐于在死后将土地还给政府，他们的子女往往对父母的死亡隐瞒不报，私藏土地
  • 北魏的直接继承者北齐就由于无法查清土地数量，出现了财税不足的问题。
  • 北魏的旁支继承者北周由于建立制度较晚，土地清查更彻底，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一点决定了双方的成败。

隋代速亡之谜的谜底实际上是一场冒进运动

• 隋文帝取代北周后，建立了一套严苛的土地和户籍制度，要求将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查清楚
  • 隋文帝的喜好导致官员们虚报土地数目，虚报数字最高的时候比实际数字高出了十倍以上。
• 由于征税机器太高效，加上官员的浮夸，隋炀帝利用强大的征税能力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工程和战争，最终拖垮了民间经济
  • 隋炀帝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 冯太后是一位权力欲极强的太后，她不仅找到了推行改革的方法，还找到了一个美妙的情人
  • 冯太后在政治上，干净利落地除去了权臣乙浑，临朝听政。
  • 在感情上，她更是频频招纳情人入宫私会，丝毫不顾忌人们的闲言碎语。
• 冯太后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包括整顿吏治的班禄制改革，启动土地改革，建立基层组织等
  • 冯太后决定给官员发薪水，而发薪水的钱则来自向民间征收的一笔特别税。
  • 为从民间征税，冯太后在第二年启动了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百姓耕种，以获得足够的税收。
  • 李冲提出了最后一项改革：三长制改革。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借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

六世纪的冒进

• 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
  • 隋文帝对于财政的用心，在他当皇帝之前就已经显现。
  • 隋文帝决心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而要改善财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国的户籍和土地。
• 隋文帝建立的严格制度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也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 隋文帝最后一项导致灾难的政策是义仓改革。
  • 义仓制度从一种自愿的社保变成了强制的税收，而使用义仓的权力则收归政府。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 隋炀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的统治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 隋炀帝为了征伐吐谷浑，率军从首都向西出发，进入甘南，再向西北进入现青海西宁一带，从西宁北上经过大斗拔谷(现青海甘肃间的扁都口)。
  • 隋炀帝为兴建东都，又在东都附近修建了大量仓库，为装满仓库，官员们已经将民间挤压殆尽了。
• 隋朝的灭亡，源于其高效的征税机构对民间的过度压榨
  • 无论人们生产多少东西，都无法满足政府的浪费行为。
  • 资源的错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却饿着肚子。

唐代财政制度的困境

• 唐代采取均田制，但税收不足
  • 唐代虽然拥有繁荣的民间经济，却一直得不到充足的财政收入。
• 唐代采取自我经营模式，但存在诸多问题
  • 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
  • 由于政府机关不懂经济，公廨钱贷出去往往收不回来，唐太宗只好设立一个叫捉钱令史的新职位，这些人专门负责替政府放贷。

唐代财政制度的改革

• 唐太宗时期，设立捉钱令史负责放贷
  • 捉钱令史出现后，引起了大臣的集体反对，令唐太宗陷入了朝令夕改的困境。
• 武则天时期，皇帝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
  • 由于政府无法把足够的税粮送到长安，又由于陕西的关中平原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长安的人口，皇帝只好不定期迁往洛阳居住，以减轻长安的缺粮压力。
• 唐玄宗时期，财政更加紧张，皇帝最终倒向了聚敛集团
  • 贤相集团强调减少政府开支、不增加农民税负；而聚敛集团则迎合皇帝的财政需要，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 等到北方的边事紧张，唐朝的财政已经养不起足够多的士兵，唐玄宗只好设立节度使的职位，将行政、司法、财税、军事权合一，授予节度使。

唐代财政制度的崩溃

• 中唐以后，中央王朝的财政事实上已经从财政集权制变成了财政分权制
  • 唐代中央政府的税收孱弱不堪，无力镇压藩镇。
• 唐武宗发起灭佛运动，没收寺院财产，强迫僧人还俗，增加财政收入和纳税人口等
  •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宠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
  • 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唐武宗一直打压佛教，但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唐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灭佛运动。

唐代行政效率的低估

• 唐太宗晚年已经变得奢侈、傲慢，军事行动也愈加失控
  •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决定对高句丽开战，但两次出征都无功而返。
  •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决定再派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但由于准备不足，计划搁浅。
• 使唐太宗免于落入隋炀帝结局的，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纳谏，而是比隋代低得多的行政效率
  • 隋炀帝时期，《隋书·地理志》记载，人口数据最高时接近900万户，人口则达到了4 600万。
  • 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5年)，人口统计数据下降到只有200万户。
  • 到了唐太宗的鼎盛时期，《新唐书·食货志一》记载的全国统计数据也只有300万户，距离隋代的高峰仍然相差甚远。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 唐代实行的是授田制，税收制度则取租庸调制
  • 租：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处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
  • 调：即家庭手工业税。各地根据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
  • 庸：即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可以缴纳代役钱，每天丝绢三尺。
• 唐代中央政府设立的公廨钱分散在每一个部门中，由令史掌管放贷和收取利息
  • 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个部门除有一定的官员编制之外，还有若干办事员，称为“令史”。
  • 这些令史大都负责打杂和文书工作，唐高祖让这些人掌管公廨钱，负责放贷和收取利息。
• 公廨钱制度在屡次的兴废中伴随了唐代的始终，直到唐玄宗一朝早期，皇帝和大臣们已经在想方设法开拓其他的渠道来筹措资金
  • 唐高宗随即废除了公廨钱，这已经是唐代第三次废除公廨钱。
  • 唐高宗随后第四次重建了公廨钱制度。不过这一次有一些区别。唐高宗通过多收一定的特别税来获得本金。
  • 到了后期，各种各样的方便之门大开，唐代的财政官僚制度也进入崩坏阶段。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 唐高宗和武后时期，由于关中平原已经无法养活整个庞大的中央官僚体系，政府开始不定期地将政府从长安迁移到洛阳
  • 唐高宗在有生之年里，七次从京师到东都居住，每一次都由皇后陪伴。
  • 到了后来，由于身体不佳，皇后开始帮他处理政事，上朝时坐在帘子后面听政，与皇帝并称“二圣”。
• 武后时期，也是唐代财政问题逐渐积累的时代
  • 她依靠迁都避免了漕运问题，但其他财政问题都在恶化。
  • 在官僚系统上，唐高祖制定的一系列可笑的自我经营式财政政策已经失效，而官僚的膨胀速度超过了预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财政经费来维持运转。
  • 均田制也执行不下去了。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能回收的土地有限，土地兼并问题表现得愈加明显。
  • 而令唐代政府更加头疼的是逃税户问题，一旦税收加重，超过百姓承受的极限点，百姓立即逃走不再缴税，而他们的土地也被更强势的人兼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斥退冗官，减少皇室开支
  • 在找到有效的军事改革办法之前，宰相姚崇制定了保守的军事原则：除非迫不得已，不进行战争。
  • 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皇帝学习武后的做法，不定期地迁往东都洛阳。
• 唐玄宗任命了一系列的贤相治理国家，姚崇、宋璟、苏颋、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人先后拜相
  • 他们或者为官清廉，或者政宽刑息，或者满腹文采，形成了少有的政治新气象。
• 然而，这些宰相有一个共同的弱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愿意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
  • 皇帝需要另外一类人来帮助自己，也就是聚敛之臣。他们更懂得商业，更知道如何帮助皇帝赚钱。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唐朝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等
  • 他掌管着唐朝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等各方面事务。
• 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回转
  • 在唐玄宗时期，突厥已经不再构成威胁；回纥人还在遥远的北方，没有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然而此时，在西方崛起的吐蕃成为唐朝最大的威胁。
  • 统治中心位于现在西藏的吐蕃几乎与唐朝同时崛起，又同时崩溃。唐玄宗时期，吐蕃恰好也处于鼎盛时期，领地从现在的西藏，向西进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地地带；在东面进入四川西部、青海、甘肃一带；在北面，则进攻新疆的部分地区。
  • 吐蕃全面扩张，从巴基斯坦经过新疆延伸到四川、云南的巨大弧形区域都与唐朝存在着军事对抗。
  • 在与吐蕃对抗时，唐玄宗发现，王朝建立的府兵制已经腐朽得不能打仗了。府兵制要求士兵一直服役，到老才能退休。但由于招不够兵，许多人都已经白发苍苍了，还在驻守边防。
  • 唐代实行边防轮换制度，内地的府兵过一段时间就轮换到边防去，但随着制度惰性的增大，轮换制也成了虚设。
  • 唐玄宗登基后，进行了军事制度的改革。在宰相张说的主持下，政府裁撤一批府兵，招募一批新兵，建立了十二万人的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募兵制建立后，府兵制更成为累赘。
  • 到了天宝年间(公元742—755年)，就连当初精锐的骑卫队也退化了。以守卫京城的部队为例，他们本来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这支号称侍卫皇帝的侍官队伍，却已经变成了京城的耻辱，人们骂人时就骂对方是侍官。队伍里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富裕的变成了商人，忙着做买卖，身强体壮的就靠玩杂耍、拔河来糊口，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军事训练，到安史之乱爆发时，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怎么穿铠甲，更别提打仗了。
  • 面对边境少数民族的挑衅，唐玄宗不得不开始另外组织部队。他倚重一项源自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
  • 唐高宗时期，由于在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唐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但当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正式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 到了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皇帝授予凉州(现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成了正式官职。
  • 所谓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招募，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 到了唐玄宗时代，府兵制已经无法应付西方和北方的军事需要。于是，唐玄宗在边境采取募兵制，也就是招募士兵发给固定的薪水，不再需要他们种地。
  • 但是，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养活这些士兵。根据统计，唐玄宗初年，中央政府每年的养兵费用只需要200万贯钱。随着边境战事的扩大，以及募兵制成本的增加，到了唐玄宗中期，直接养兵成本已经高达1 000万贯，之后又增加到1 260万贯。
  • 随着军事开支出现了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长，中央政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应付庞大的花费。唐玄宗决定进一步削减内地的府兵，由此，边境的士兵占了全国士兵总数的大半。
  • 为解决军费问题，唐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其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盛世王朝的终结

• 唐武宗登基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在他宠信的道士的怂恿下，他不停地吃丹药，而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他最终中毒而死
  •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唐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
  • 唐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 唐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唐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 唐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 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庆历新政的背景与原因

• 庆历新政的目的是解决政府财政不足的问题
  • 庆历新政针对的是三冗问题：冗员、冗兵、冗费。
• 宋代三冗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宋代是一个继承性的朝代，继承了从唐代到五代形成的庞大官僚阶层和士兵队伍
  • 宋代为了赎买权力，允许官员享受过量的福利，以上这些都使得宋代的开支一直非常庞大。

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与结果

• 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 关于冗兵，新政针对性地提出恢复府兵制。
  • 针对冗官问题，范仲淹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其核心是减少不合格官员的数量，削减因为家庭背景而当官的人数，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和考核体系，选出合格的官员。
  • 针对行政效率低下，事情拖而不决，范仲淹提出了“推恩信”“重命令”两项措施，要求朝廷不要总是变动命令，一旦发布命令，就要执行到底。
  • 针对冗费，范仲淹提出“厚农桑”“减徭役”。
•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无力将改革再推行下去
  •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提出政出多门，每个衙门自己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事，要想推进改革，必须把更多权力集中在宰相手中。
  • 范仲淹的建议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宋仁宗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授予他刑法的司法权。
  •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既然他有了刑法的司法权，就决定借此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出巡各地，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
  • 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激起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 官僚阶层发现，如果改革成功，首先是他们的权力被限制。改革恩荫制度之后，官员的后代当官不再那么容易，赚钱的机会也少了，而磨勘制度变得严密之后，当官混日子也不方便了。
  • 当整个官僚阶层开始反抗时，范仲淹知道，改革已经进行不下去。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 赵匡胤通过和平禅让获得权力，必须安抚那些推举他上台，或者默认他当皇帝的人
  • 赵匡胤登基后，后周太尉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叛乱。
• 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外，另外加上了许多的监管措施
  • 在唐代，宰相的权力很大，但在宋代，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还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兵权分出去，归枢密院，财权也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 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各级政府机构盘根错节，任何人即便想要反叛，也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权、行政权力也各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
  • 除了设州县之外，宋代在州之上还有一个叫作路的机构。路不算是一级政府，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但又承担了政府的许多职能。

官买官卖遍天下

• 范祥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试图解决困扰中央政府的军事财政问题
  • 范祥的办法是：用盐来养兵。
• 范祥的改革让皇帝尝到了甜头，也看到官卖制度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
  • 范祥的设计虽然很好，却并没有马上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又拖了四年，宋仁宗才终于下决心实行。
• 宋代对食盐买卖源头的垄断，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收益
  • 这种效果却是有代价的，因为盐钞的整个流程都只建立在百姓对盐的需求上，而这个需求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超额发行盐钞，就会形成巨大的泡沫，直到坍塌。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启动了一系列的变法条文
  • 王安石制定的均输法，是为了节省政府的运输能力，允许主管官员(发运使)更灵活地处置税收。
  • 青苗法也是一项前人的制度，不过王安石将它的规模扩大了。
  • 市易法政府想建立市易务，利用这个官方的交易平台来平抑物价。
  • 为降低军事开支，王安石还订立了保甲、保马和将兵之法。
•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了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 司马光是典型的保守派，反对新法最甚。
  • 苏轼等人的想法更为现实。苏轼一方面看出王安石的大部分主张不可行，另一方面看到了有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是不错的，同时，他不赞成激烈的官斗。
• 王安石下台后，宋神宗的改革却并没有停止
  • 王安石主持的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理财改革，但宋神宗又探索了另一条路：节省资金、提高行政效率的官僚改革。
  •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在王安石党徒蔡确的帮助下，推出了著名的“元丰改制”，对于冗官问题做出调整。

纸币的起源和发展

• 纸币起源于民间，是民间抵御政府不当政策的结果
  • 四川是宋朝政府规定的铁币区，铁币价值太低，有商号发明了不记名的交子。
  • 交子最初的发行是在民间，随后由于有的发行交子的商号出现倒闭的情况，引起了信用纠纷，政府开始限制民间发行，并最终改为政府发行。
• 纸币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渐掌握了利用印钞来筹款的秘密
  • 官方交子发行之初，实行准备金制度。但随后，政府开始加大印钞量，准备金制度被破坏。
  • 一旦政府掌握了利用印钞来筹款的秘密，纸钞就成了最隐秘的敛财术，让政府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财富从民间吸走。

纸币猛于虎

• 纸币发行过量引起的巨大恐慌又让纸币加速贬值
  • 1948年8月19日，国共内战已经进行到后半场。为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国民政府发行了一种新型的货币——金圆券，来取代已经贬值的法币。
  • 政府受迫于严重的财政缺口，三个月后就取消了发行限额，印钞机“嗡嗡”开动，一刻不停。
• 从宋代纸币诞生之初，大大小小的通货膨胀就花样百出，一次比一次热闹
  • 由于北宋使用了交子、盐钞、盐引等多种信用工具，导致物价横飞。
  • 南宋由于更加依赖纸币，并且通过偷偷加印纸币来解决财政问题，结果纸币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贬值。
  • 而更为严重的贬值出现在金朝。这个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在使用纸币这一点上也不甘落后。
  • 元代、明代也都有过恶性的通货膨胀，直到现在，纸币仍然是政府最隐蔽的财政工具。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 交子是一种存款凭证，可以当钱花
  • 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
  • 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即可。
• 交子的发展引发了金融诈骗问题
  • 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 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之后，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 北宋的金融制度是七巧板式的，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特点
  • 在四川地区是铁币使用区，而陕西等地是混合使用区，剩下的地区是铜币使用区。
• 四川为什么是铁币使用区
  • 北宋并吞后蜀之后，中央政府乘机对四川地区进行金融劫掠。地方官为了上贡，将大部分的铜币都运出四川，四川这个原本的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只剩下了铁币。
  • 北宋初年由于全国还没有统一，而铜矿大多位于境外的其他国家，铜币铸造量不足。北宋政府干脆决定，将四川变成一个铁币使用区域，只在这里发行铁币，不准铜币流入，也不准四川铁币流出。
• 陕西为什么是铜铁币混合使用区
  • 随着西夏崛起，宋夏间的战争连绵不绝，而陕西则是战争的主要后方。到了宋仁宗时期，为应付经费的不足，朝廷考虑采用四川的方法，铸造一批铁币投向市场，将陕西从铜币区变成铜铁币混合使用区域。
  • 陕西(和河东)地区变成铜铁币混合区之后，立即引起了民间金融秩序的混乱。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 交子最初是民间发行的，后来被政府收归官营
  • 在发行凭证时，私人钱庄突然发现可以偷偷地多发行几张，供自己使用，这多发的凭证并没有人存钱，是虚发行的，没有准备金。
  • 只要人们不同时来兑换，就不会有露馅的风险。
  • 但是，当所有的钱庄都偷偷增加发行量时，风险就产生了：总会有不谨慎的钱庄发行过度，到最后无法兑现。
  • 只要有一张票据没有兑现，其他持有票据的人听说了，就会赶快前来兑钱，这时就会发生挤兑行为，让市场出现混乱。
  • 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位叫作张咏的官员担任益州知州，钱庄多发凭证引起市场不稳定的现象吸引了他的注意。
  • 在他的主持之下，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改革，将发行凭证的钱庄限定在最有财力的十六家，并形成一定的联保机制，以此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 在这时，这种纸质的凭证已经有了名字：交子。不过由于是私人发行的，后来人们称之为“私交子”。
  •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子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再也不想回到如同扛蒜辫一样携带铁币的时代。
  • 但是，十六家发行商由于财力的不同，也出现了分化。钱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放贷，当人们把钱存进钱庄，钱庄就会把这部分钱贷出去收利息，人们存入的钱并不随时都放在钱庄里。
  • 可是，有的钱庄管理得好，能够随时满足人们的提现要求，有的钱庄管理不善，就发生了现金流断裂。
  • 加上发行交子带来的更加复杂的管理问题，十六家发行商中有的渐渐落伍，有的成为优胜者。
  • 落伍者由于无法拿出足够的现金，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来付现，一个人带一贯的交子来，钱庄只能付给700~800钱的现款。
  • 甚至，有的钱庄在提款人到来时，干脆闭门不出，让他们无法得到现款。
  • 当官司越来越多时，政府开始第二次审视交子这一问题。
  • 此时已经是宋仁宗初年，担任益州知州的就是寇瑊。
  • 寇瑊决定废除交子。他劝说钱商王昌懿等人关闭了交子铺，并逐渐把钱退给了存款人。
  • 然而，当他将这个问题上报给宋仁宗时，朝内却引起了一场关于交子存废的大讨论。
  • 寇瑊代表的是废除交子的一派，但他上呈报告之后，就离开了益州，被调往别处，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薛田的官员，与薛田搭档的是张若谷。
  • 两人调查后，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薛田认为，由于交子便于使用，要想废除交子已经不现实了。
  • 如果政府明文废除，只会将交子逼入地下，更难管理。
  • 与两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后来的交子务负责人孙甫。
  • 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钱亦可以私铸，私铸有犯，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仁废大利。”。
  • 可是，薛田和张若谷虽然不赞成废除交子，但也并不赞成让私人发行交子。
  • 两人提出，与其让私人赚钱，不如将交子收归官营，由政府来赚取利润，补贴财政的同时，让民间也享受交子的便利。
  • 于是，在民间发明了交子之后，官方跳出来赤膊上阵，将交子业务国有化了。
• 官方垄断了发行之后，交子是否更可靠了呢？它是否能够避免贬值问题呢？
  • 有时，政府的确想保证质量，但大部分时候，政府不仅做不到，还在偷偷地利用纸币敛财。

最隐蔽的敛财术

• 纸币为什么会贬值？
  • 如果暂时把中国放一边，来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会发现纸币的发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与某种硬通货挂钩。
  • 只有在少数战争时期，政府管制金银，才临时性地限制纸币兑换，但是战争结束之后，政府总是想方设法恢复与金银的兑换比率，实行自由兑换。
  • 在这个时期，纸币由于与硬通货的挂钩，是不会贬值的。
  • 只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人们才发明了一种不与硬通货挂钩的纸币系统。
  • 到了现在，各国发行的纸币都已经浮动，不再与任何硬通货挂钩。
  • 但这样的体系只不过实行几十年，却已经造成了普遍的通货膨胀，即便被人们奉为楷模的美国，其平均通胀率也是使用纸币之前的数十倍。
•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不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
  • 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
• 这个规律在世界上算是新经验，而在中国，却已经是老智慧
  • 交子出现之后，宋代政府就已经有了利用纸币来筹钱的试验。
  • 这个试验在北宋时期还是小心翼翼的，到了南宋则加速并失控。
  • 而与南宋一河之隔的金国，则由于效仿时用力过猛，脱缰野马般直接进入了超级通胀状态。

北宋末年的金融崩溃

• 蔡京通过金融手段从民间抽取巨额利润，导致民间金融系统崩溃
  • 蔡京将纸币从四川引向全国，发明一种叫作钱引的货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推行。
  • 蔡京加大食盐的票据化，把盐票当作第二货币使用。
• 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北宋灭亡
  • 蔡京的做法造成了民间金融系统的崩溃，当金兵入侵时，政府再也筹集不上新的财富来抵御外辱。

南宋末年的金融崩溃

• 南宋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南宋好不容易维持住的金融系统再次陷入了混乱
  • 由于财政收入的巨大漏洞无法弥补，政府加大了印钞力度。
  • 政府发行纸币非常容易，但回收纸币却困难重重。
• 贾似道在南宋末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但未能挽救南宋政府的财政和金融状况
  • 贾似道决定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
  • 政府购买了公田之后，就要组织人员进行屯田生产，来获得粮食。
  • 当皇帝发现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时，又有人商议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耕种。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 贾似道实行回买公田政策，试图筹措军粮，避免通胀
  • 贾似道从富户手中购买多余的土地，把土地作为公田。
  • 之后，再把公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这些租金就可以养活军队，支持战争。
• 贾似道的改革未能彻底改变宋代的财政状况，南宋最终灭亡
  • 政府并没有足够的钱款来购买土地，所出价格都是压低再压低，上好的土地被以不到二成的价格强行买走。
  • 在贾似道的逼迫下，各地的官员纷纷“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尽一切办法从民间搜刮土地，有的甚至用肉刑对付那些胆敢抵抗的人。
  • 即便这样，政府还是没有钱支付所有的公田。一开始是想以铜币来支付，但由于铜币紧缺，干脆改成了纸币支付。
  • 如果从某家买的田多，那么政府还给5%的银子，剩下的用纸币、度牒等东西凑数；如果买的田少，那么就全都给纸片了。
  • 在民间大乱套和巨大的抱怨声中，官员们纷纷上书，谴责贾似道的做法。
  • 贾似道一看大事不好，连忙请求辞官。
  • 然而，令人们感到错愕的是，宋理宗不仅不反对贾似道的做法，还立刻安慰起他的宰相来。
  • 但是，就算贾似道再努力，仍然无法彻底改变宋代的财政状况。

元朝财政制度的变迁

• 蒙古人早期的财政以掠夺和放贷为主
  • 蒙古将领们靠打仗掠夺了财富，再交给色目人帮助打理，利用放贷获得收入。
• 耶律楚材帮助蒙古人建立了土地税制度
  • 耶律楚材的土地税制度常常遭到破坏。
• 色目人介绍了包税制给蒙古人
  • 包税制即将一个地方的税收包给一个负责人，收取一个定额，由负责人想尽一切办法敲诈该地，除了将定额交给蒙古人外，多出来的部分则归包税人自己。
• 元朝的纸币一直持续不断地处于贬值当中
  • 元朝政府不断发行新币来取代旧币，将旧币贬值。

丞相脱脱的改革尝试

• 脱脱试图通过加强政府权力来实现一次中兴
  • 脱脱担任过两次右丞相，他的主要工作是扭转伯颜前期的政策，重开科举考试，再次向汉人开放官制。
  • 脱脱主持编修了辽、金、宋三代的史书。
  • 脱脱试图解决南方粮食运往首都的问题。
• 脱脱的经济政策导致了恶性通胀和经济结构扭曲
  • 脱脱以货币改革的名义踏上了印钞之旅，发行了一种叫作至正通宝的钱币，进入流通市场。
  • 脱脱还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作至正交钞，将原来的纸币贬值了一半。
  • 大量的政府工程占用了太多的劳动力，去修黄河、运河的人很多，而参加维稳的人也脱离了劳动，不再创造产品，于是种地的人少了，粮食减产，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

元朝的衰落

• 元朝始终缺乏一个与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仁宗盛治类似的盛世时期
  • 任何一个朝代想要发展出盛世，都要有一个较长的休养生息时期，但元朝是个例外。
• 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破坏了元朝经济的可持续性
  • 忽必烈上台之后，就和他的兄弟阿里不哥打了一场内战，为的是争夺大汗的位置。
  • 忽必烈征服朝鲜半岛和中国南部，这些战争，特别是和南宋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元朝的财政一直处于危机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发展经济。
• 元朝的政治结构不完整，导致政府很难从中国南部征收税款
  • 忽必烈长于军事，对于经济和政治并不看重，也无暇关注如何建立这种结构。
  • 终元一朝，政府始终没有掌握南方的经济，正规税收不足，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措施获得收入。
• 元朝的纸币的发行缺乏必要的准备金制度
  • 元朝政府缺钱时总是控制不住印钞票的冲动，造成普遍的通货膨胀，相当于征收了额外的通胀税。
• 元朝的运河系统和邮递系统也耗费了大量的物资
  • 由于首都北京地处一个不能自给自足的区域，皇帝和宫廷的消耗不得不从南方运输过来。
  • 元朝最初是利用海运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后来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开通了运河，改走内河运输。
  • 运河的维护成本高昂，维持首都的正常消耗需要竭尽王朝的全力。
  • 令马可·波罗感到吃惊的驿站系统也要靠当地人提供马匹，而元朝的王公贵族总是在滥用这个系统。
  • 驿道上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和政府无关的私人业务，这些业务占据了太多的资源，又转嫁到维护驿站的当地人头上。

明代财政制度的困境与问题

• 明代皇帝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钞票
  • 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
• 明代财政严重依赖土地，使得政府收入不便扩张
  • 明代规定了严格的户籍与土地清查制度，却由于行政效率的低下，变成了形式主义。
• 明代后期，大学士张居正为了整顿财政，试图改革税法，增加财政收入
  • 张居正的整顿将加税的工具赋予政府。
  • 万历后期，随着战争的开启，这些工具逐渐被滥用，使得明代在其末年的一片加税声中灭亡。

明代对外贸易的困境与问题

• 明代皇帝对于经济、金融、商业均一窍不通，对外贸易成了巨大的财政包袱
  • 明太祖强调农业，轻视商业，因此，明代各个边境的官吏不仅不鼓励贸易，反而限制贸易。
• 明代政府把纸币玩崩溃之后，不得不把货币职能交给了天然的贵金属银
  • 银本位的确立，是民间自发对抗中央政府错误金融政策的结果。

明代户籍和土地清查的困境与问题

• 明代是一个制度无法变化的朝代，从开国者朱元璋死后，这个朝代就已经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
  • 朱元璋设计的制度成熟耐久，让所有人都感觉动弹不得，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 明代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两种资料来收税：针对户籍的黄册和针对土地的鱼鳞册
  • 黄册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簿，鱼鳞册相当于土地簿。
  • 然而，仅仅有黄册还不够，因为黄册上虽然记载了每户有多少土地，但是许多人在登记时不会说实话，而是隐瞒了大量的土地。
  • 为了清查全国的土地状况，政府必须派官员到每一块土地去，丈量土地的大小，并落实土地归谁所有，再把这些信息统计起来，计算每家每户有多少土地。
  • 在编订黄册六年后，明太祖下令，丈量全国的土地，编订鱼鳞册。
  • 建立黄册和鱼鳞册是两项雄心勃勃的工程。在当时，要依靠人力去一一统计全国的土地和户籍，需要耗费皇朝几年的时光。
  •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由于明初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明太祖顺利地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
  • 全国户籍共计1 065万2 870户，6 054万5 812人；土地面积则达到了850万7 623顷。
  • 这次清查的成就是巨大的，特别是土地，通过清查，全国在册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一倍，皇帝的税收大大增加。
  • 明太祖更是规定，黄册和鱼鳞册每隔十年就要彻底清查一次，以便政府掌握真实的数据。
  •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一次的普查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施。
  • 以第一次清查为例，从洪武十四年开始搞人口普查，到洪武二十六年人口土地数据统计完毕，其间花了十二年的时光。
  • 明初，由于明太祖的苛刻和严谨，官员们战战兢兢、尽职尽责，还用了十二年时间才完成统计。
  • 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后来的皇帝又怎么可能完成十年一次呢？
  • 明宣帝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在明太祖人口普查三十年后，明政府再次普查人口和土地数据。
  • 这次得出的数据却让人大吃一惊。
  • 人口在经过明成祖时期的高峰之后，已经回落到只有991万8 649户，5 196万0 119人。
  • 如果说人口下降的幅度还不大的话，那么土地数据更是出现了剧烈的下滑。
  • 《明宣宗实录》卷二三记载，此时，明政府普查的土地只剩下了412万4 626顷，不足明太祖时期普查的一半。
  • 从这时到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土地数据一直在400多万顷，直到张居正清查土地，状况才有所改观。
  • 土地数据下滑严重，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困难。

明代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 明代是一个制度无法变化的朝代，从开国者朱元璋死后，这个朝代就已经僵化到容纳不了一次改革的程度
  • 即便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张居正，也没有能力进行一次完整的改革，他只是在随波逐流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小小的挣扎，将社会从失控中向回拽了一小把，却又引起了另外的失控。
• 在财政收入被固化的同时，明代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变得庞大
  • 明太祖开国之时，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政府不大，皇帝本人也是节俭的人，很会抠着钱过日子。
  •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政府规模立即膨胀。
  • 他的孙子建文帝希望削藩，延续了控制政府规模的思路。
  • 可是，建文帝随即被叔叔燕王朱棣打败，朱棣(明成祖)立即迁都北京，同时在南京也留下了一套领导班子，一下子将中央官僚的数量扩大了一倍。
  • 明成祖还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北征蒙古、南攻安南(今越南)，还派出大型的船队到印度洋耀武扬威，花费巨大。
  • 财政状况也开始吃紧。
  • 明成祖之后，明朝不再对外扩张，但这时官僚系统却更加膨胀起来。
  • 洪武时期，全国的官员加起来只有2.4万人，到了一百年后的明宪宗时期(公元1465—1487年)，武职已经超过了8万人，文武官员总计有10多万人。
  • 除了官员之外，朱姓的各种宗王也占据了大量的资源，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宗王的禄米达853万石，超过全国供应北京粮食(400万石)的两倍。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 张居正首先是一个在现实中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的人
  • 在担任首辅前，他和权臣的关系都很不错，谁也不得罪。
  • 担任重臣后，他也并不掩饰以权谋私的行为，他的长子、三子在科举中分别高中榜眼、状元，这引起了普遍的怀疑，而他却毫不在意。
  • 明朝是一个太监治国的朝代，在对待太监统治上，张居正也丝毫不考虑其危害，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行。
• 张居正的改革思路不是为了重建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 对于期盼深层制度改革的人，这样做的确令人失望，但理顺式的改革又的确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使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让政府收入大幅度增加
  • 他死时，北京的粮仓装满了够吃九年的粮食，府库里也堆满了银子。

加税直到灭亡

•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叛乱，政府财政再次紧张
  • 这次军事行动共花费了180万两白银。
  • 就在宁夏之役爆发的同一年，日本人丰臣秀吉率军进入朝鲜，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明政府发兵相助，展开了两次战役。出兵朝鲜的花费大约在780万两。
  • 朝鲜战争刚刚平息，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苗疆土司杨应龙叛乱，政府再次出兵镇压。此次花费白银200万两。
• 为了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反叛，政府必须动用更多的军队，而动用军队需要更多的财政
  • 随着造反者对地方经济的破坏，中央政府的税基也逐渐收窄，形成了恶性循环。
• 明政府在越来越小的空间内腾挪着，直到灭亡
  • 就在两方军队肆虐时，兵部尚书梁廷栋仍然在请求加税，再次给每亩增加了三厘的额外税收。
  • 五年后，总督卢象升又请求向官宦人家征收1/10的田赋，普通民众的粮食产量如果在10两银子以上，也一并征收。
  • 最后确定，所有收入都征收1/10的税，号称助饷。

清代财政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清代前期继承了明代的一条鞭法，做到了税制简单，征收方便。
• 清代进行了三大改革：新增人口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使得政府的财政长期保持盈余
  •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皇帝对剩余的人头税进行改革，宣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 雍正初年前后，皇帝根据各地的先期试验，宣布全国将丁赋摊入田亩之中进行征收。
  •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皇帝趁热打铁，推出了清代财政上第三个重大改变：火耗归公。

清代财政的运行与影响

• 清代前期的土地税之所以比明代更健康，一方面是因为继承了明代的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得益于皇帝进行的三大改革
  • 明代的一条鞭法将针对农民的大部分税赋都摊入了田地(只有一部分人头税还没有来得及并入)，一家人有多少土地，就可以计算出要缴多少银子。
  • 清代完全继承了这一套制度。有一个例外是在运河区仍然征收漕粮，大约四百万石，以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除了漕粮之外，其余大都已经逐渐货币化了。
• 清代前期需要面对的战事并不算少，大量的军费用于战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财政盈余
  • 乾隆时期的战争花费，总计达到105 052万两以上，大约相当于不到五年的日常财政开支，再加上五年的天下钱粮普免，耗去了政府一共十年的财政开支。即便这样，仍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即便到乾隆帝死时，财政仍然足够强壮。

清代财政的危机与应对

•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之乱如同太平天国的先声，拖了九年，政府耗费两亿两白银对其进行镇压
  • 在乾隆末年，国库还有存银七千多万两，这次战争将国库耗空，政府不得不征收特别税，通过捐纳制度等获得了三千万两的收入。
• 清政府再一次经受住了动荡的考验，一系列与西方接轨的财政制度在摸索中被采纳，危机反而成了中国财政近代化的起点
  •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终于迈出了借债这一步，使得其财政能力比前朝大有提高。
  • 为了应付财政开支，清政府的财政税收开始与西方同步，向工商业倾斜。

清代财政的近代化转型

•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
  • 这一年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8 968万4 800两，财政开支7 935万5 241两，实现了财政平衡。
  • 传统的土地收入不再一支独大，已经降到2 366万6 911两，而洋关税收入则达到1 820万6 777两。
  • 国内征收的商业税厘金也有1 631万6 821两，这两驾马车的崛起，让清代的财政已经具有了现代的影子。
• 清政府在外债上保持了足够的谨慎，外债成为财政的一种有效工具
  • 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到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左宗棠为了对付陕甘地区的起义，以及此后的新疆阿古柏的叛乱，曾经尝试大规模举债。
  • 在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花费军费3 000万两，由于出现支付困难，政府从同治九年(公元1883年)到同治十一年(公元1885年)，先后向英国的银行借债七笔，总数达1 260万两，利用英国的资金来与法国作战。

清代财政的终结

•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清廷度支部按照改革之后的规矩，制定第二年的财政预算
  • 在新法则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包含了经常项、临时项和附列三部分。
  • 为确保数字的准确性，中央政府还派出了财政监理去往各省调查数字的准确性，形成了财务监察制度。
• 清朝的灭亡让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 而更重要的是，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再也没有获得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作者的出版经历

• 作者出版了多部作品，但都不为人所知
  • 作者出版了小说《告别香巴拉》的上部和历史游记“亚洲三部曲”。
  • 这四本书都无声无息地出版，又无声无息地在书库的角落里睡觉。
• 《穿越百年中东》是作者的转折点，得到了新东方的俞敏洪的推荐
  • 俞敏洪不认识作者，却热情地推荐作者的书，甚至买齐了作者之前的作品。

《财政密码》的出版过程

• 《财政密码》初版被评为“《新京报》年中好书”
  • 《新京报》书评版编辑告诉作者，由于作者是相对新的作者，评选时收到的专家质疑并不少。
  • 最后促使《新京报》力排众议选了本书的原因，可能也恰是写法的独特性。
• 《财政密码》的出版让作者和几位编辑成了好友
  • 其中的一位负责人董曦阳成了作者之后所有书的出版人，责任编辑李博、编辑张根长也一直合作。
  • 营销编辑赵娜、当时的发行总监李杰，以及副总编辑雷戎，作者们至今也都有联系。

《财政密码》的推广过程

• 罗振宇的推荐彻底改变了《财政密码》的命运
  • 罗振宇在“罗辑思维”推荐了作者的书三次。
  • 本来《财政密码》还只是业内人偶尔会翻的小众书，但之后整个财经圈都在谈论它了。
• 作者有机会与这些伯乐一一相识，甚至当面表达感激
  • 得到陌生人的帮助，在事后又有机会再感谢他们给作者帮助，这才是世事应有的一个闭环。

《财政密码》对作者生活的影响

• 《财政密码》让作者和梦舞君尝试了新的生活方式
  • 梦舞君曾经下决心要养活一位只会码字的无用男人，但2017年，一次荒诞的整治让她的店开不下去了，我乘机劝她去尝试曾经的梦想：写作和绘画。
  •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虽然《穿越百年中东》也能带来一定的版税，但无法与她之前开店的收入相提并论。
• 《财政密码》让作者摆脱了金钱的困扰
  • 我们经受了一次意外小财的考验。同样是因为这本书，一位报社的前同事兼朋友为帮助我而找来。她当时已经供职于一家理财公司，提出让我在公司当年的年会上发言，大约两小时。
  • 等我参加年会回来，她去车站迎接我。我将税后四万元的短信给她看时，她却突然哭了起来，对我说：“在我开店的时候，饭店里的小妹拼死拼活一年都无法赚到四万元，你却可以用两个小时赚到。这个世界太不可理解，我担心我们掉进去，就再也找不到那颗平常心了。”。
  • 从那天起，我很少再接类似的任务，即便有一些半公益性的，或者好朋友邀约的，我也总是事先说好：可以管路费和住宿，但不要再给钱(虽然有时还会收到一点劳务费，但额度和次数已经很少了)。

《财政密码》出版后的生活变化

• 《财政密码》出版三年后，作者的生活有了改观
  • 之后，此书的出版社发生了变故：可能为了遏制一位下属的权力，新上任的社长决定收缩北京分公司的业务。不幸的是，我的书就是北京分公司出版的，它只印行了三年多就不再加印了，另两本“密码”一本只出版了两年多，一本只有一年多。
  • 在停止加印时，我的大部分版税还没有到账，甚至我当时都不知道一共印了多少册。这时候，分公司的最后一任经理李杰出现了，他一面协助总社做收缩分公司的工作，一边将绝大部分版税从总社结出，分批打给了我。
  • 当所有当时已回款的版税都支付完毕，李杰又主动协调总社和我签订了解约合同，让我得以自由地联系别的出版社。
• 作者与梦舞君的关系逐渐磨合，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
  • 我们二人相识时都已三十多岁，有过热恋，但生活习惯和世界观却早已成形。生活在一起之后，也经历过激烈的冲突。
  • 现在，我们已经磨合得差不多了，终于来到“相看两不厌”的阶段。
  • 与梦舞君一起生活的最大好处，是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认识她之前，我四处漂泊，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住处。
  • 这个住处远离大城市的喧嚣，或许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那么我将迎来数不尽的应酬，而且会发现大部分是推不掉的；但现在，当朋友们想到我的时候，发现我在遥远的大理，他们也就放弃了找我的念头。
  • 这让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写作。我只是把出版关系留在了北京，每年有新书出版时，去一两周做一下活动，剩下的时间就享受在大理的宁静生活了。

对我帮助最大的三位朋友

• 文学锋：我的同学，帮我找到报社工作进入文字行业
  • 文学锋在中山大学读了博士，他的论文获得了“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提名。
  • 他两次去往北美访学，已经是一位广受学生欢迎的学者。
• 谷重庆：我的同事，教会我写作技巧并与我合作出版第一本书的
  • 谷重庆供职于长江商学院，继续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
  • 他的最核心观点依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进行下去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 秦旭东：我的同道，帮助我联系出版社，帮助我营销，向我开放所有资源的
  • 秦旭东离开媒体后，成了一名律师。
  • 对于一个热爱社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除了记者(真正的记者，而不是那些没有思想的传声筒)，就是律师，因为这会让他接触到社会的最深层脉动。

我的理想主义倾向对身边亲朋的影响

• 父亲郭连生：发现我的理想主义倾向后，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忐忑不安地鼓励着我，为我提供经济帮助
  • 他出生于1945年，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届真正的大学生。
  •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因为所处的时代，四处碰壁，才终于实现愿望。
• 本科同学周杭君：我们几乎是同学中唯二不肯放弃理想、坚持做事的人
  • 我们仍骄傲地看向那些早已经屈服于生活的人。

本书的再版，依然只献给那些不肯屈服于时代，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折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