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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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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序 中华文明的视角
中华文明融合过程的主要推动力
- 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的互动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融合过程中最主要的推动力
- “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以及史书通常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为主线，来展现中华文明的面貌。
- 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仅仅观察华夏的文明进程，仅仅以华夏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是片面的。
史书对草原文明和华夏文明的描述及其局限性
- 史书大多是华夏文人书写的，他们往往站在华夏的视角看待华夏、看待草原
- 草原世界早期没有发明文字，即便后来有了文字，其文献的生产量也远远不能与华夏相比。
- 草原和草原族群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 史书中的华夏更多地被描述为文明的高地，而草原往往被描述为蛮荒之地
- 游牧民族经常被赋予“野蛮人”和“掠夺者”的形象。
- 游牧民族对于自身的认识、他们在面对华夏时的策略、他们对华夏的看法，由于视角的问题，被史书长期忽视、误读甚至歪曲了。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目的
- 本书试图更为全面地反映中华文明漫长的融合历史，尽量客观地描述中华文明如何从4000多年前星星点点的史前文化据点开端，经过漫长的融合过程，逐渐扩大到元明清时代的规模
- 本书所说的“草的世界”(草原文明)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包含了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
- 本书所说的“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同样不止包含了狭义的平原农耕区，而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 本书探讨的核心主题是，相隔万里的古人们何以超越了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差异，弥合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文化传统方面的巨大隔阂，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
- 要明晰这个主题，就不能只从华夏视角观察，或只从草原视角观察，而应该是多视角的。
- 本书尝试以更为广阔的视野，从多个视角来观察华夏与草原的历史演进，探查不同区域文明的历史细节，展现各区域文明之间生动的融合过程，特别是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巨大的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之间长达数千年的碰撞、互动、融合过程。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 本书大体上以4000多年来的中华文明的演变为主线，从“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
- 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偏向草原文明的视角，主要强调了不同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
- 本书文字上力求通俗有趣，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华历史与中华文明，既有丰富的故事性，也有一定的思想性
- 希望本书对于读者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能够有所帮助。
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
上古时代的人类文明
- 上古时代的人类文明，就像是宇宙中的繁星一般，散落在凡间广袤的大陆上，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
- 当时的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个族群的人不多
- 即使到了距今1万年前左右，也就是农业出现之后，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仍然耕种、狩猎和采集并重。
早期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现象
- 在距今4000—3500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文化突然间消失了
- 良渚文化于距今5300年前兴起，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
- 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600—4000年，长江中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500—4000年，都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了。
- 黄河上游曾经有个齐家文化，畜牧业非常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狗、牛、马等，尤其是养猪业最为兴旺。齐家文化在制陶、纺织及冶铜业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可惜，发达的齐家文化在距今约3700年前走向消亡。
- 此外，更北方的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在距今3500多年前也走向了衰亡。
- 在各古文化走向衰亡的时候，有一处的文化不仅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繁荣，这就是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其代表就是二里头文化
- 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前1530年，从时间范围看属于传说中的夏朝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月明星稀”现象的原因
- 考古学家发现，那些走向衰落的南北古文化，衰落前都从相对定居和农耕的生活状态，变成了自由迁徙的生活状态
- 原本良渚文化获取肉食主要靠饲养家畜，渔猎活动只是辅助，可是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当地的一些后起文化反而主要以渔猎的方式获得肉食，家畜饲养变少了。
- 位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也有这样的趋势。齐家文化时，养猪业比较发达，养猪代表余粮充足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可是后来出现的文化反而不怎么养猪，他们的陶器也比之前的齐家文化小。
- 与此同时，辽河流域的古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农业聚落，很可能转为游牧生活了。
- 大量古文化都从定居转向自由迁移，说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动荡
- 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往往意味着一种外来文明或外来民族突然闯入，引发了许多部落的迁移，涉及广阔的地域。
- 气候变迁可能是导致“月明星稀”现象的主要原因
- 科学家发现，一些古老湖泊底部沉积了上万年的泥炭层，每个时期的大气降水都会对当时形成的泥炭层中的碳同位素产生影响。
- 通过研究湖泊泥炭层中碳同位素的变化，就可以推测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降水量。降水量和气温是气候的两大重要指标，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和气温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 科学家还知道，影响中国东部降水量的主要气象因素，是我们经常在天气预报中听到的一个词语——副热带高压。
- 在距今约4800—4200年，也就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时期，“东亚雨神”长期位于偏北方的位置，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夏季可能持续多雨，并可能出现洪涝灾害。长江流域的夏季降雨则可能持续偏少，出现相对干旱。
- 距今约4200年前，东亚大气环流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东亚雨神”结束了自己长达约600年的“北居生活”，开始向南移动，转为“南居生活”。
- 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东部大陆上的气候，特别是降雨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由长期降雨偏多转向降雨偏少，而长江流域则降雨偏多起来。
二里头文化的繁荣
-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已经不再主要依靠狩猎，家养的牲畜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肉食
- 家猪，早在二里头文化之前3000年，野猪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驯化变成了家猪，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先民们有了更多的剩余粮食和残羹冷炙给猪食用，因此家猪的养殖变得很兴旺。
- 二里头先民不仅忙碌地在田地劳作，在丛林狩猎，他们也在“城市”里辛苦工作着
- 从宫殿区向南200余米的位置，就是他们的一处重要的工作场所——铸铜作坊，面积竟然达上万平方米左右。
- 而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一处作坊，这是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这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 对神灵的崇拜，是科学不昌明的远古时代的普遍现象，二里头先民也不例外
- 在“城市”的中东部，也就是宫殿区的北方和西北方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
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 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
- 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盉、爵等，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经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发现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发现于今四川到今浙江的长江流域一带，向西扩散到黄河上游的今甘肃、今青海一带。
- 二里头政权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统治区域，而是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拥有影响力
- 二里头文化应该不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去远距离征服从燕山南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二里头政权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统治区域，而是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拥有影响力。
- 二里头政权利用自己的文化输出，用原始的礼器和礼制，在文化层面上，在广大地区实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
商朝人对夏朝的态度
- 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当时任何一个方国，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
- 在他们的观念里，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只是有的强大一点，有的弱一点。
- 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个夏朝存在，但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
商周天下：中国与四方
商朝的地盘究竟有多大？
- 商朝的王畿区和整个疆域并不是一个概念
- 商朝把国土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就是王畿区，即商王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区，而外服则是周边臣服于商朝的一些方国。
- 商朝周边那些方国，基本上都没拿商朝当“天朝上国”，它们屡屡与商朝兵戎相见
- 商朝最大的一次征兵数额记载，是商王带兵万人，加上妇好的3000名将士一起出战。这样的军队规模，已经占了当时商朝总人口的1/10，几乎可以算是举国作战了。
商朝是如何管理其疆域的？
- 商朝历代君王一定也明白文化输出的重要性
- 商朝铸造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包括重达800多千克的后母戊鼎。
- 商朝不论是疆域还是文化影响力，都要比二里头文化大，甚至在长江流域都建有飞地。
- 商朝在广袤的大地上也建设了一些据点，它们大多是为了获取资源而兴建
- 商朝所谓的“疆域”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国家疆域，商朝的疆域不是一个整块，而是以都城为中心，控制了一小块王畿区，然后四周远近分布着几个或几十个归属于商朝的诸侯据点。
商朝是如何通过文化输出来扩大自身影响力的？
- 青铜器对于商朝人的国内稳定和国际关系都有至关重要的价值
- 从国内来说，商朝人祭祀祖先时用来存放和奉献肉类、谷物和酒等祭品的礼器都是青铜制的。
- 面对周围的方国，青铜器是商朝“国际外交”的重要文化输出物品。
- 商朝通过拉拢地方的部落，来达到控制遥远的东方大片区域的目的
- 考古学家在今山东济南的老城区附近发现了商朝的墓葬群，出土了一些青铜圆鼎、方鼎，有些青铜器上还带有族徽和铭文。
周朝是如何扩大并巩固其天下的？
- 周朝吞并了商朝的疆土后，把陕西、河南、山西这些远古文明区域整合起来，再通过向四周扩张、建立军事据点的方式，实现了疆土的扩大
- 周朝不仅用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疆土的扩大，也继承了二里头文化乃至商朝的礼制衣钵，用文化力量实现了广阔区域的思想意识上的统一。
- 周朝为了对诸侯国进行控制，创立了一套宗法制度
- 其中，嫡长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大宗”，庶子及其一系的后裔称为“小宗”，因此，所有诸侯均属于周王室的“小宗”。
- 周朝形成了所谓的分封制的国家结构，天子在金字塔的最顶端，下面分封了一些服从天子的诸侯，在诸侯的下面是由诸侯分封的卿大夫，在卿大夫的下面是士。
商周时期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天下”这个概念的呢？
- 在商周人心目中，“天下”是用来区分自己和外界的概念，是区分内与外、“中国”与“四方”的概念
- 这里所谓的“中国”，在商朝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今河南、今山东一带，在周朝前期也没有扩张太多，在“中国”的外部，还有不属于自己的“四方”或“四裔”。
- 周朝“天下”的扩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周王室既要有软实力的青铜器，也要有硬实力的军事强权，才能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远方
- 在周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有一个势力始终不服，并且让周朝吃尽了苦头，这就是活跃在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国。
商周天下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 商周的天下从整体上实实在在地向南扩大到了长江流域
- 从二里头文化开始，到秦朝一统江山，禾的世界持续扩张，终于囊括了包括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区。
- 由于相近的语言、文化也广布于这片地区，因此禾的世界不仅实现了疆域的整合，也在进行着文化上的融合过程
- 那么，这段禾的世界的扩张历史，能代表早期中华文明的全貌吗？答案是不能。因为从宏观的中华文明的视角看，不仅有禾的世界，还有与禾的世界正在并驾齐驱地发展着的另一个世界——草的世界。
迷雾中的北境
石峁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 石峁遗址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反映了4000多年前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繁荣的古文化
- 石峁城址由核心的“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规模甚至超过了陶寺城址、良渚城址。
- 从石峁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既有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有造型独特的石雕和石刻人像。
- 石峁遗址显示出，当年这座城市具有很强大的防御能力，很可能是来自草原的强大势力
- 虽然中原的商周文明曾经用狄、戎等有贬义的词汇来称呼北方大地上的族群，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原文明的北方不仅不是黑暗之地，反而是哺育中原文明的重要区域。
长城地带的文明及其对中原文明的影响
- 长城地带的文明在最初的岁月中，甚至可能曾领先于中原文明
- 如果我们把青铜器看作衡量早期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志之一，那么北方文明在最初的岁月中，甚至可能曾领先于中原文明。
- 长城地带的部落一度让中原文明寝食难安，比如商代的鬼方、西周的犬戎都是驾马御车的部落，战斗力非常强大
- 犬戎的攻击甚至直接让西周遭受了灭顶之灾。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 中原与西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一些商品、技术和习俗在遥远的地区间流动
- 比如红玛瑙，最早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被人们普遍佩戴，一小部分红玛瑙还通过草原地带被传输到了中国北方。
- 赵国与草原政权直面相对，给赵国与战国诸强的争锋带来了有趣的变化
- 赵武灵王积极吸收草原政权的先进军事技术，提倡“胡服骑射”，让赵国一跃成为七雄之中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
- 面对越来越强的北境边患，地处北方的战国三雄——秦国、赵国、燕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修筑了各自的长城，来抵御草原骑兵的侵扰。
白登山前后：两个世界的战与和
秦朝与匈奴的战争及防御工事
- 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开始解决北方的匈奴威胁
- 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攻向河套地区，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只能带着部众向北退却。
- 秦朝将长城连成一线，构筑起一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
- 蒙恬将昔日秦国、赵国、燕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线。
- 秦始皇下令修建秦直道，方便调动军队，威慑和打击匈奴
- 秦直道从秦都咸阳城附近的甘泉宫出发，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包头市西南的九原县。
冒顿的统一草原与汉朝的对匈奴策略
- 冒顿统一草原，建立匈奴帝国
- 冒顿东征西讨，向东消灭了东胡，向西赶跑了月氏，向北降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一大帮草原政权。
- 冒顿统治下的匈奴基本上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 汉朝采取和亲献贡的方式，与匈奴维持和平状态
- 汉高祖刘邦派遣刘敬到匈奴商定和亲之约，主要条款是汉朝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两军罢战，两国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
- 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显然是慑于匈奴骑兵强大军威的理性选择。
白登山之战及其历史意义
- 白登山之战，刘邦被围白登山整整七天七夜，依靠重礼贿赂阏氏(冒顿的妻子)，通过阏氏游说冒顿，让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口子，被围汉军才从白登山脱险而出
- 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于史书所载的白登之围的许多细节颇有怀疑。
- 白登山之战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如何与北方草原上的强悍对手打交道，成为接下来1000多年里华夏王朝的大事
- 双方白登山的这次激烈碰撞，正式掀开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从接触到融合的漫长历史篇章。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献贡策略及其问题
- 和亲献贡策略并不能完全奏效，匈奴方面总是会有一些小股人马时不时地南下劫掠
- 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 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本来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关市来交易，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
- 匈奴无意吞掉汉朝，只要汉朝能够提供贡品，匈奴甚至会希望汉朝的统治最好保持稳定，不要出乱子，影响贡品的输送
- 匈奴和汉朝都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国家的课题。从管理民众的角度看，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匈奴的人口密度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而汉朝经过初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密度远大于匈奴，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从事农业，农民们长时间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和村庄，并不流动。
- 两边民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匈奴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汉朝则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国度。
从马邑之谋到燕然勒石
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转变
- 汉朝从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初期，对匈奴主要采取和亲政策
- 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国力强盛的汉朝终于不再甘居下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开了针对匈奴的会议，并在群臣讨论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今欲举兵攻之。”。
马邑之谋
- 马邑之谋是汉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转折点
- 马邑之谋中，虽然汉朝与匈奴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却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两大强国间几十年来相对和平的态势。
- 马邑之谋后，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彻底翻脸，匈奴断绝了和亲，并开始频频入塞劫掠
- 匈奴这样的草原帝国需要关市来获得自己缺乏的华夏物产，而汉朝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战争，通过继续开放关市来稳住匈奴，争取备战时间，让后者误以为马邑之谋只是和平时代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已经翻篇了。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
- 汉朝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但结果并不理想
- 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各率万骑四路出击，攻击关市，深入匈奴境内，正式打响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 四路大军除卫青夺回河套一带，建立朔方郡，其余三路几乎毫无建树，李广还被匈奴生擒，后来逃回。
- 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人类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在一方崩溃倒下之前，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
- 深入草原作战，让汉朝军队的损失远比匈奴军队大得多。
- 为了筹钱打赢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对天下施行重税，还进行了各种改革，比如货币改铸、盐铁酒专卖、均输及平准等物价调节政策，想尽各种办法“捞钱”。
匈奴的衰落
- 匈奴在公元前119年的大战后，由冒顿开启的匈奴帝国的强盛期结束了
- 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一次祭天封礼。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瀚海方才收兵。
- 匈奴北退，汉朝一时之间也无力北伐了，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军事上不得不喘口气
- 更大的危机出现在经济上，正是在公元前119年，由于没钱，汉朝对黄河所开展的各种灌溉和筑堤工程被迫半途而废。
汉朝与匈奴的和亲
- 呼韩邪单于被自己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向南退却，邻近汉朝，向汉朝求援
- 呼韩邪单于面临着困境，很多匈奴人会把他向汉朝的求助等同于向汉朝投降，这样许多匈奴人会毫不犹豫地叛逃到郅支单于方面去，毕竟郅支单于是一位匈奴领袖。
- 呼韩邪单于最终选择赌一把，降低身份请求汉朝的帮助。他先是送出了质子，而后在公元前51年，作为一位单于，他史无前例地动身前往汉朝，觐见汉朝皇帝。
- 汉宣帝采纳了宽厚的方案，隆重接待了呼韩邪单于，让他位列汉朝诸王之上
- 比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是，呼韩邪单于借助这次自降身份的朝贡之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
- 那些来自汉朝的物资，对于呼韩邪单于在草原上重竖大旗具有重要价值。
匈奴的分裂与东汉的应对
- 匈奴再次出现了内乱，内乱的起因还是继承制度的隐患爆发了
- 呼韩邪单于临终前留下遗言，让自己的儿子们轮流做单于，也就是兄死弟继。结果传到了某个儿子那里后，这位单于不想把宝座传给自己的弟弟，而是想留给自己的儿子，改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并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埋下了内乱的祸根。
- 南匈奴单于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了。这一跪，就代表了他是汉朝的臣子，他所代表的匈奴势力成为汉朝的附属
- 这位南匈奴单于甚至也借用了呼韩邪单于的名号，我们可以称呼他为第二呼韩邪单于。
- 他得到了汉朝赐予的黄金王印，以及大量的粮食、牲畜和丝绸等物品，并获准在云中郡建立自己的单于王庭。
匈奴帝国的消逝与草原的新局面
- 北匈奴陷入了混乱，整个草原的政坛由昔日完整的匈奴帝国变成了几方势力逐鹿的新局面
- 乌桓、鲜卑以及西域的乌孙都开始兴兵蚕食北匈奴的地盘。
- 87年猛攻北匈奴，竟然一举杀死了优留单于，让独霸草原数百年的匈奴彻底威风扫地，北匈奴陷入一片混乱。
- 遭受灭顶之灾的北匈奴很快背井离乡，史载“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 300多年后，一股强大的草原势力匈人入侵欧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走向，匈人首领阿提拉的兵锋甚至抵达辉煌的罗马城下。
- 人们猜测，他们可能是匈奴的后裔。
匈奴帝国灭亡对华夏与草原文明融合的影响
- 以南匈奴为代表的草原部落内附东汉王朝，埋下了草原与华夏融合的种子
- 虽然很多内附的匈奴人仍然以畜牧为生，但他们会逐渐熟悉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甚至有人会放下马鞭，拿起锄头。
- 游牧人开始熟悉华夏的运行规则，反之亦然，汉族人也肯定开始了解游牧世界的运行规则。
第二章 胡汉难分——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轲比能的兴亡及其对三国时期的影响
- 轲比能是鲜卑一个小部落的人，因勇猛、公平、不贪财物，天生具有领导才能而成为首领
- 轲比能趁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吸纳许多从华夏逃来的民众，借此也学习了一些华夏的文化和技术，势力渐大。
- 轲比能的鲜卑部落与檀石槐的势力是无法相比的，毕竟轲比能连鲜卑族群都没有统一
- 四分五裂的草原在面对一个统一的华夏王朝时，是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 轲比能的兴亡，其实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面对的少数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
- 那个纷乱的时代，并不只有三国之间合纵连横、尔虞我诈的剧情，还有他们与不同的少数民族势力之间的复杂纠葛。
曹魏政权与草原势力的关系
- 轲比能和他的鲜卑只是曹魏政权要面对的北方草原势力中的一支，与曹魏瓜葛更深的是蹋顿和他的乌桓
- 蹋顿的乌桓的兴盛还在轲比能的鲜卑之前。蹋顿一度统辖乌桓和华夏逃难来的汉族人口多达30多万，于是史书称蹋顿“以雄百蛮”。
- 曹魏所面临的少数民族势力，是三国之中威胁最大的
- 但曹魏本身也是三国之中最为强大的一方，并凭借艰苦卓绝的征战，瓦解了数个潜在的草原敌手，甚至化敌为友，提升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也增加了税收收入，可谓相当成功。
孙吴政权与山越的关系
- 对虎踞江东的吴国来说，威胁不只来自气焰嚣张的魏国和反复无常的蜀国，在自己的疆土之内就有心腹大患，那就是山越
- 山越占据险峻的山岭，基本上不受外界官府的管辖，也不向官府缴纳赋税，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与官府发生冲突，互有劫掠。
- 孙权连年用兵山越，并不只是想维护东吴疆土的安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以战养战”，通过征服山越各部落，把山越人吸收到东吴政权内部，把山越人变成自己的军队，变成自己的民众，增强自己与魏蜀两国争霸的力量
- 这和曹操对待乌桓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蜀汉政权与南中叛乱的关系
- 南中地区主要是指东汉的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和永昌郡，合称为南中四郡，大致在今四川南部、贵州、云南一带
- 南中地区多山川，比山越活动的东南山区更加险峻，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但经过秦汉时期的融合，迁移过来从事屯垦活动的汉族人也为数不少。
- 诸葛亮为了便于管理南中，对四郡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同时把南中地区的大批汉族大户人家和少数民族首领迁往成都
- 经过大约20年的治理，南中地区终于安稳下来。
三国时期对少数民族的吸收及其影响
- 三国时期看似是战火连天的大分裂时代，却也实现了华夏文明圈的扩大和深化
- 魏、蜀、吴三国都不约而同地先靠武力征伐，后靠管理和经营，把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融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中，政治、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文明、文化也开始相互吸收。
- 文明的融合并不会是单向的，华夏文明在吸纳周边区域少数民族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周边的影响甚至冲击，并孕育了下一次分裂的种子
- 这颗引发不安的种子，其实正来自华夏王朝的“老朋友”——匈奴。
走向洛阳城
前赵、后赵、冉魏等政权的兴衰及其原因
- 前赵、后赵、冉魏等政权过于依赖单一族群，导致灭亡
- 前赵过于依赖匈奴人“本家”，没有把广大的汉族人纳入自己的政权体系中。
- 后赵过于依赖羯人“本家”，没有包容汉族人。
- 冉魏提出了“杀胡令”，政权建立在汉族人的基础上，却把其他部落排斥在外。
- 前秦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广大汉族人的政权，但最终失败
- 前秦建立者苻坚雄才大略，他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以及广大汉族人的政权。
- 苻坚的政权模式的蓝图显然还是草原政权模式，但华夏不是草原，华夏的人口数量和构成也与草原大不一样，不仅人口密度更大，而且主要以农业为生，汉族人是所有族群中人口最多的群体，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的社会是不能直接移植草原政权管理模式的。
北魏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对草原与华夏文明的融合
- 北魏是鲜卑人的一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它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色彩
- 在民政管理方面，它借鉴了华夏王朝的管理模式，大量使用汉族官僚，从而有效管理了境内的汉族人和农田。
- 在国家军政方面，前燕仍然保留了鲜卑人的部落管理特点，保持了鲜卑人强大的军事力量。
- 北魏从长城地带一路走来，走入洛阳城，并继续维持其政权达40年之久
- 北魏的皇帝从拓跋珪开始，从草原政权的联盟首领转变成了有些华夏味道的君主。
- 魏孝文帝拓跋宏5岁即位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摄政，北魏启动了非常激进的改革。孝文帝时期最震撼的改革事件可能要算迁都洛阳了。
北魏的转型及其影响
- 北魏选择了向南融入，选择了农耕为本，选择了单一华夏政权模式的发展路径
- 迁都洛阳、遵循汉制以及说汉话、穿汉服，这些举措都是北魏主动求变的方式。
- 从舆论角度，北魏则不断地向华夏天下宣称“鲜卑不是胡”，对抗南朝的“正统”意识。
- 北魏的转型给北魏带来了强盛，也给北魏埋下了祸根
- 北魏虽已逝去，但拓跋鲜卑人不愧为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文明融合之先驱，在他们身后，一个兼具草原与华夏的辉煌时代正走向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
飞旋在亚洲舞台
突厥的崛起及其对华夏的影响
- 突厥人是在阿尔泰山附近崛起的族群之一，最初他们正是一个铁工部落
- 阿尔泰山对于游牧族群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它所储藏的“金”。
- 在匈奴帝国的时代，阿尔泰山附近的普通人墓葬中都有金饰随葬品，可见阿尔泰黄金储量和开采之盛。
- 550年左右，突厥人一举击败临近的游牧族群铁勒，兼并铁勒后的突厥势力骤然膨胀
- 连当时西魏都把公主嫁过来，笼络突厥与自己的敌人柔然作战，正所谓远交近攻。
- 突厥汗国的领土西到里海以东的乌浒河，东至东北地区，北接贝加尔湖，南与华夏政权毗邻
- 此时正值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强相争之际，根本无暇插手草原上的风云，只能坐视柔然倒掉，另一个草原强权突厥兴起。
隋朝对突厥的策略及其结果
- 隋朝统治者对于草原的特点并不十分陌生，决定采取离间政策对付突厥
- 长孙晟的建议下，隋朝首先拉拢达头可汗，让其与沙钵略不和。
- 然后长孙晟又设计离间阿波和沙钵略，结果在583年，阿波向西投靠达头可汗，突厥东西两边开始相互攻伐，自此正式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政权。
- 隋朝的力量在草原上占据了优势，又经过多年的混战，终于把东突厥的势力赶出了漠南草原
- 603年，由隋朝扶植的启民可汗接收草原上的突厥各个残部，成为突厥的新任大可汗，听命于隋朝。
唐朝对突厥的策略及其结果
- 唐朝建立者李渊完全明白，自己的唐朝还处于军事弱势，所以经常要用财物贿赂东突厥不要侵犯本国领土
- 他写信给始毕可汗，讲述自己起兵是为了恢复隋朝的秩序，重建双方的友好关系。
- 李渊开出的条件打动了始毕可汗，当617年李渊和两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从太原出征时，他们得到了突厥人赠送的战马千匹，此后又获得了一些突厥方面的资助。
- 贞观四年(630年)，颉利可汗被唐军俘获，东突厥汗国从强盛的顶峰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跌落了
- 迅速打败东突厥的不是唐朝军队，而是老天，即不期而至的糟糕气候。
- 在唐朝出兵之前，东突厥内部已经分崩离析了，颉利可汗躲在漠南草原一隅，苟延残喘。
隋唐时期草原与华夏的融合及其影响
- 隋唐的前期作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从领土上看，不仅包含了华夏，而且包含了一部分的草原乃至西域地区
- 从族群上看，隋唐不仅包含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人，而且包含了极为复杂的其他族群，尤其是有着草原部落血统的大量族群。
- 虽然以华夏文明为国之根本，但草原文化同样得到隋唐王朝很多人士的推崇
-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立的太子李承乾，就酷爱突厥音乐和习俗，身边都是突厥仆人。
- 他在郊外建了一座毡房，四周插满了狼头大纛。他经常表达想搬到草原上居住的想法，在那里他可以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
- 隋唐的政权组织模式也影响了更广阔的区域
- 在这一过程中，大量边远部落受到了唐朝的“培训”，他们对于华夏王朝的体制有了更深的了解。
- 部落首领会与唐朝皇室通婚，首领的儿子会作为质子到唐朝腹地接受教育，并担当皇帝卫队的侍卫官。
大唐变成小唐
唐朝与突厥的斗争
- 突厥人满足于把华夏看作财富的源泉，希望从华夏长期拿到金蛋
- 突厥在默啜可汗的领导下，十分强大，武则天不得不以献贡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人。
- 默啜可汗打出“奉唐伐周”的旗号，于698年进攻华夏，当然仍以劫掠为主，并没有长期占据长城地带以南领土的意图。
- 突厥在草原上极力扩张势力，逐渐控制了从东北地区到西域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
- 司马光在评价这段历史的时候，哀婉地说：“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唐朝的藩镇问题
- 藩镇就像北魏的六镇，内附部落这把双刃剑突然发难，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 从710年左右开始，唐朝开始任命长期的节度使来管理、指挥边境军事防卫区。
- 到742年，唐朝供养的边防军队多达49万人，另外还有8万骑兵。整个国家的军队大约80%以上都由节度使控制，分布于边疆各个防区。
安史之乱的影响
- 安史之乱从起因到后果，都不只是唐朝的内部事务，它从一开始就和整个亚洲东部的局势搅和在了一起
- 叛军之首安禄山出生在草原上，他的姓氏“安”就大有来历，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亚地区粟特人的姓氏。
- 安史之乱中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接替突厥控制草原的回鹘，而昔日的盛世大唐却一蹶不振，龟缩为“小唐”，从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转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
唐朝后期的变化
- 唐朝后期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华夏政权，草原与华夏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军事敲诈—破财免灾”的套路上
-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一度无力招架，不得已求助于草原上的新兴强权回鹘，甚至签订了每年进贡两万匹丝绸换取回鹘军事支持的协议。
- 绢马互市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让唐朝苦不堪言。
- 唐朝能够续命100多年，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那就是“外来人”的帮忙
- 虽然大唐变成了“小唐”，龟缩为单一华夏政权，但唐朝并未闭关锁国，它的身体里还残留着草原的基因，唐朝依然在吸收周边的游牧族群，把它们纳入自己帐下，利用游牧族群的战斗力来增强中央政府的力量。
第三章 北驰南渡——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契丹崛起与唐朝灭亡
- 907年，契丹痕德堇可汗去世，耶律阿保机成为新的契丹可汗，宣布国号为“大契丹国”
- 契丹的痕德堇可汗去世，早已手握军事大权的实力派人物耶律阿保机毫无悬念地成为新的契丹可汗。
- 耶律阿保机宣布国号为“大契丹国”。
- 907年，唐朝末代皇帝李柷在梁王朱温的逼迫下禅让，唐朝灭亡
- 洛阳城内一片肃萧，唐朝末代皇帝李柷在梁王朱温的逼迫下禅让。
- 曾经意气风发的唐朝就这么悲凉地走入了历史的坟墓。
草原与禾世界的变革
- 华夏的唐朝夕阳落山之日，恰是草原上的契丹朝阳升起之时
- 强烈的对比似乎暗示着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
契丹人的“新农村建设”
契丹的起源和早期历史
- 契丹是生活在辽河上游的多个部落的联合体
- 契丹的族群早在北魏时期就见于史书记载之中。
- 契丹的部落往往“随风倒”，某一个部落强大起来，兼并了周围部落，这些部落就使用统一的称谓，另一个部落称雄后，大家又开始用另一个称谓。
- 契丹在唐朝前期就已经和华夏王朝有了很深的联系
- 契丹大贺氏部落首领李尽忠曾依附唐朝，任松漠都督府都督。
- 唐朝一代名将李光弼也是契丹出身。
契丹的崛起和耶律阿保机的统治
- 耶律阿保机通过战争扩大了契丹的统治地区
- 他北伐室韦，南击奚，东攻女真，让契丹的统治地区迅速扩大。
- 他甚至还攻入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的唐末的疆土中，掠夺大量的人口、牲畜和财物而归。
- 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的可汗，并开始建立头下军州
- 907年，耶律阿保机终于如愿以偿了，成为契丹可汗。
- 耶律阿保机收拢这些从农耕区逃来的人口，加上契丹掠夺而来的民众，在长城地带的农牧交错地区建造了许多城郭，让他们在城郭内从事手工业，在城郭外开垦农田，生产粮食。
契丹的“新农村建设”和政权转型
- 耶律阿保机通过“新农村建设”建立了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
- 兴建永久性都城，这是一种华夏王朝的治理方式，标志着契丹政权的权力趋向于集中而不是分散。
- 契丹帝国的根基是草原，所以草原传统不能放弃。
- 契丹的政权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 自匈奴帝国以来，历代游牧政权都是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以松散联合体的形式管理庞大的疆土。耶律阿保机的契丹一方面要保持游牧民族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保持草原地区固有的游牧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在契丹境内建立了包括首都辽上京等五京在内的许多城郭，并移居了大量的人口到城郭里外定居，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把华夏王朝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嫁接到契丹帝国的体系之中，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草原政权的松散特性。
- 在契丹–北宋时代，契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了，而是融合了大量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而北宋到澶渊之盟的时候，已然蜕变成了单一华夏政权。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对垒单一华夏政权，这是契丹–北宋那个时代的新格局。
契丹与周边政权的互动及其影响
- 契丹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华夏政权互动频繁
- 五代十国时期高举唐朝大旗的可不只有沙陀人。在南方，李昪自称唐朝皇族后裔，也建立了自己的“唐朝”，史称“南唐”，疆域覆盖了今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一带，是十国中最为强大的一个政权。
- 后唐的内乱终于给了契丹新可汗耶律德光南下的机会，他是耶律阿保机的二儿子，在母亲述律氏的支持下继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继位，压制契丹内部的反对势力，述律氏甚至不惜自断右手，震慑群雄，当真是刚烈无比，草原风格的契丹可汗选举制度总算是勉强地过渡到了世袭制度。
- 契丹与北宋签订澶渊之盟，维持了长期的和平
- 澶渊之盟让草原与华夏回到了经典的纳贡–和亲模式。但是与匈奴–两汉和突厥–隋唐时代不同的是，在契丹–北宋时代，契丹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草原政权了，而是融合了大量华夏文明的混合政权。而北宋到澶渊之盟的时候，已然蜕变成了单一华夏政权。
- 澶渊之盟给契丹带来了长期稳定的军事敲诈收入，对于这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政权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帮助。
契丹的衰落及其原因
- 契丹在草原上的控制力不如昔日的草原帝国
- 契丹无法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原因是复杂的，疆域南方的高丽、北宋、西夏乃至西域的回鹘都不是软柿子，必然会牵扯契丹绝大部分的军事力量，让契丹无法集中精力征服草原。
- 契丹的君主未尝不想建立不世奇功，名垂草原青史，但是如果征服草原意味着自己的宝座不稳，那还是算了。
- 契丹的混合政权体制存在内部矛盾
- 契丹脱胎于传统的草原政权，有着深厚的草原文明传统，说得直白一些，那就是草原贵族共同议事的政治体制对于契丹的政治有着很深的影响。
- 契丹君主叫可汗也好，叫皇帝也罢，都不能不考虑契丹贵族的意见。因为混合政权的主体是草原，契丹的根基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所以契丹贵族虽然被皇权压制，但依然是不容忽视的力量。
女真人南柯一梦
金朝的建立和发展
- 女真人是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族群，建立了金朝
- 女真人活动在按出虎水附近，形成了较强的势力。
- 完颜阿骨打被各部首领推举为女真的领袖，建国并称帝，打出“金朝”的旗号。
- 金朝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从东北地区兴起，并扫荡了契丹和北宋
- 金朝在契丹帝国的万里江山走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时，趁机崛起。
- 金朝在1125年，正式对宋朝发动了攻势，1127年东京陷落，宋钦宗、宋徽宗及大量皇室成员、官员被俘虏。
金朝的政权治理
- 金朝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混合政权，统治者将要面对昔日契丹的政权治理问题
- 金朝是从契丹的巨大身躯中诞生的，因此金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继承了契丹的很多文明融合方面的遗产。
- 金朝早期在对国家政权的理解和建设方面，基本上是借鉴契丹的经验，并不会超出契丹的混合政权的治理水平。
- 金朝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正是当年耶律阿保机所面对的那个问题，即贵族集团对于君主权力的限制
- 完颜阿骨打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华夏王朝的皇帝，君王的权力并不大，受到贵族臣子的限制。
- 金朝虽然把宋朝从中原赶到了南方，但还没准备好接管大宋的北方江山，金朝对中原地区首先采用了扶植傀儡政权的策略。
金朝的人口比例问题
- 金朝的女真人占有草原和中原后，不仅在人口数量上少于契丹人，而且陷入了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
- 金朝全国的总人口在四五千万，女真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主要是军队和政府官员及其家属、随从，总人口估计也就几十万，女真人与非女真人的比例估计在1∶100的数量级上。
- 一个勃兴的人口较少的女真族群要管理人口较多的契丹族群已属不易，现在又要面对庞大的汉族人群体，在管理上真是巨大的挑战。
- 为了治理广大的中原地区，或者更直白一点说，为了让极端失衡的人口比例有所改善，女真人只能选择离开东北故乡，倾巢而出
- 从入主中原那一刻开始，东北的女真族群就不断迁入中原地区，分散镇守各地。
- 身处华夏的女真贵族掌握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物产，皇帝却还在遥远的东北地区，金朝初期所谓的都城在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与中原地区隔着千山万水。
金朝的防御体系
- 金朝面对广阔的草原采取了以防御为主的战略
- 契丹为了控制草原，曾经设立了西北路招讨司，金朝也沿用了这一机构。
- 金朝虽然设置了西北、西南和东北三路招讨司，但它们的据点沿着广阔草原的东方、南方边缘分布，比如西北路招讨司的据点并没有深入草原，而是退缩到了大兴安岭以东，基本上放弃了对草原的直接控制，而是采取羁縻方式来间接控制草原游牧族群，尤其是利用分化的手段，让草原族群相互之间争斗，金朝坐收渔利，保障境内安全。
- 契丹人叛乱之后，金朝越来越像一个华夏王朝那样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了
- 女真人也不想这样，只是现实让他们无可奈何。
- 据学者们估算，驻守在漫长的界壕和堡垒中的士兵数量在10万左右。防守的主力部队不可能再由契丹人担任，而代之以女真人和其他族群。这就又出现了问题。女真人和其他族群并不熟悉草原环境，再加上金朝骑兵力量被削弱，界壕只能抵御小股草原势力的侵袭。假如草原上出现强大的势力，万骑席卷草原呼啸而来，低矮的界壕是无能为力的，在草原上最终决定胜负的力量，仍然是骑兵。
转进江南：水运即国运
宋朝面临的军事压力和应对策略
- 宋朝缺少长城地带的山区作为屏障，面对北族骑兵时难以抵挡
- 长城的缺失，让宋朝缺少了军事上至关重要的资源——马匹。
- 宋朝通过促生产、搞运输和广开源，增强自身国力
- 促生产，尽可能多地生产粮食和其他物产。
- 搞运输，将粮食等物产大量运输到前线，支援大规模军队的消耗。
- 广开源，尽可能多地获得财政收入，支撑王朝运转。
华夏政权与水资源的关系
- 长江与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的两条重要的母亲河
- 黄河流域细腻而疏松的黄土层，适宜粟、稷等旱地作物的生长。
- 长江流域在农耕条件上要逊色很多，山地面积约占44.5%，高原约占20%，盆地约占13.5%。
- 华夏文明的早期，黄河流域独领风骚
- 黄河流域养育了更多的人口，它独领农耕文明早期历史的风骚。
人口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开发
- 三国时期开始，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
- 西晋灭亡的那段时期，南侵的少数民族可不管什么汉室体系和世家大族，他们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依靠自己从北方带来的草原贵族阶层的力量来治理天下，至少在早期，中原的世家大族是被边缘化的。
- 南朝各个政权对于江南的大开发，增强了自身的国力
- 北方移民给江南地区带去了较大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突出，人们开始向靠近海岸线的河流三角洲地带挺进。
- 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兴建水利与农耕劳作，大量高湿度、高盐度的江南土地被征服了，变成了鱼米之乡。
大运河的开凿及其影响
- 隋朝开凿了大运河，连接了华北地区北部的军事重镇、中原的政治中心和江南的经济中心
- 这条隋唐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流域。
- 大运河对于华夏政权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但大运河之所以得以诞生，首先是因为它能够提供军事价值
- 面对东北方向高句丽对于隋朝称雄东亚的严重挑战，隋炀帝以大运河作为回应，通过大运河调集军队和物资，主动出击。
- 面对契丹、西夏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北宋同样以大运河作为无形的武器，把大量军队和物资调至北方，防御外敌。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及其发展
- 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时期真正形成气候，并开始对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 “黑石号”沉船包含了许多值得揣摩的古代信息。一艘运载大量唐朝瓷器的阿拉伯帆船，说明了跨洋长距离贸易线路已经形成。
-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终于又迎来了繁华时光
- 在大陆南方的海洋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多艘宋朝从事海上贸易的沉船。
- 从唐朝开始，朝廷就介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握海外贸易、关税等事务。到了北宋，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朝廷也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很多港口城市都设立了市舶司。
华夏文明的发展与北方强敌威胁的关系
- 华夏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北方强敌威胁这一大背景，华夏内部的调适与增进，与北方草原/丛林政权的政局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两宋——北宋与南宋，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孱弱名声的单一华夏政权，用自己的经营智慧，谱写了一曲与强敌周旋长达300年的奋斗之歌。
- 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在给华夏政权带来挑战的同时，也面临改造自身体制以适应复杂新局面的挑战
- 这300多年间，草原、丛林在改变，出现了诸多都市；华夏也在改变，努力提高自身的生产力。
第四章 万里一统——元朝统一政权模式
铁木真统一草原的过程
- 铁木真在困境中与19名部下宣誓忠诚，组成团队
- 铁木真在班朱泥河畔下马暂歇，清点人数，共计20人。
- 铁木真饮下泥水，带领19名部下宣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
- 铁木真聚集了大量没有血缘关系的部下，组成那可儿团队
- 铁木真的周围聚拢了大量的那可儿，这当然首先是因为铁木真胸怀宽广、待人真诚，所以很多人愿意跟随他。
- 主人(铁木真)和那可儿之间以口头誓约的形式，表示彼此间必须忠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那可儿无条件地为主人效力，而主人也充分信任那可儿的忠诚，彼此同甘共苦。
- 铁木真通过征战，先后兼并了弱小部落，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 当仇敌篾儿乞惕部袭击铁木真的营地，抢走了他的妻子时，铁木真向自己的安答札木合和父亲的安答王汗求援。
- 在蒙古部内部力量和克烈部力量的帮助下，铁木真不仅抢回了自己的妻子，还兼并了弱小部落，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铁木真建立新秩序的草原帝国
- 铁木真打破草原上延续了千年的传统，对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进行了重新组合与划分，淡化了部落的形式，代之以统一的千户制
- 在千户制中，有的是由原来某个部落的人员构成一个千户，有的是由不同部落的人员混合构成一个千户，还有许多是征战的过程中散落的民众重新集合构成一个千户。
- 担任千户长的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期跟随成吉思汗的那可儿，这些人中有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第二类是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或由其家族收养的人，这些人中也有很多成长为将领；第三类在数量上占了大部分，但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他们的姓名，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大，可能是那些传统的部落首领，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领导。
- 铁木真建立分封制度，以黄金家族的力量为核心，辅之以家臣/那可儿，建立起新的国家管理制度和军事制度
- 在领地的划分上，蒙古高原的西边即右翼依次分布着成吉思汗的三个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领地，而东边则是哈撒尔等成吉思汗的几个兄弟的领地，中部大片领地由成吉思汗带领幼子托雷以及诸将管理。
- 在传统的三翼划分的表面之下，其内核是分封制度，不论左中右哪一翼，都由成吉思汗家族(即“黄金家族”)控制，每一翼之下也并非过去的松散部落，而是严密管理的千户。
铁木真对金朝的战争
- 铁木真发动的对中国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是针对金朝的
- 1211年，成吉思汗在克鲁伦河流域誓师，正式向南方的宿敌——金朝发动战争，蒙金战争就此爆发。
- 成吉思汗统领下的蒙古军破坏了很多城市以及周边的农田
- 成吉思汗需要城市里的财富，而不需要巨大的城市本身，在这一点上他和契丹的耶律阿保机、女真的完颜阿骨打不一样。
蒙古帝国的转型
- 窝阔台继承了大汗之位后，蒙古帝国此时也已经不是单一草原政权，而是演化成一个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了
- 窝阔台需要更多的财富来安抚蒙古帝国的王公们，劫掠农耕区这种涸泽而渔的财富获取方式并不明智，长期经营农耕区并从农耕区收税，将会获得更多的财富。
- 此时的蒙古帝国有回鹘人、契丹人帮忙管理政权事务，对于治理一个混合政权有了经验。
- 蒙古帝国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很多元的，与单一华夏政权有着很大的区别
- 蒙古帝国既有来自农耕区的钱粮赋税，也有来自商业贸易的盈利和税收。
- 靠对外战争劫掠的财物当然也算其收入之一，只是它既不稳定，也不持久。
大元王朝的三大支柱
大元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 忽必烈通过内战击败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
- 阿里不哥控制着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近水楼台，大部分蒙古王公们选择站在了阿里不哥一边。
- 忽必烈有华夏粮食作为后盾，阿里不哥却没有，粮食不足的阿里不哥无法持久作战，只能撤出位处草原深处的哈拉和林，转向南面的伊犁河谷找吃的，从而导致军心涣散，不得不向忽必烈投降。
- 忽必烈仿照华夏传统称帝，建国号为“大元”
- 1271年，忽必烈仿照华夏传统称帝，选取《易经》中的“大哉乾元”，正式建国号为“大元”，然后定都于大都，亦称“汗八里”(意为大汗之城)。
元朝的三体政权结构
- 元朝是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的混合政权
- 草原军事力量给华夏提供安全和秩序，保障西域商人的运输和买卖活动。
- 华夏生产力量给草原和西域商人提供大量的物产，最重要的是给草原军民提供粮食。
- 西域商业力量将华夏物产转化为财富，支持草原的消费，也给华夏生产提供需求动力。
- 元朝的三体政权追求的是天下大同，各地的生产方式可以不同，但管理方式尽量相同，并推行贸易自由、宗教自由的政策
- 元朝建立了行中书省制度，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行省或者省，行省的最高长官是丞相，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总管行省的军事、行政、财政大权，他们的重要职责就是监督地方政府运转，确保能够收取税收。
元朝的财政政策和商业发展
- 元朝把盐引这种制度推广到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而且其功能也得到了尽可能的扩展
- 元朝的盐商想要贩卖食盐，需要经过如下几道程序。首先，他们要去国家的盐运司购买盐引，同时得到去盐场或者盐仓的通行文书；其次，他们要到盐场或者盐仓去支取货物，也就是食盐。根据食盐销售目的地的不同，盐商还要缴纳一笔费用，盐引上加盖印信，才可以带着食盐去指定的地区卖盐。最后，食盐卖掉后，盐商要立刻向地方官府缴纳旧盐引，这次卖盐的商业活动才算结束了。
- 元朝政府把一种华夏存在很久的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一箭数雕地解决钱粮问题
- 通过发放盐引所获得的收入，甚至可以达到元朝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再加上其他一些商品的专卖收入，以及元朝印制纸币的收入，构成了元朝的财政收入结构。
元朝的漕运问题和政治动荡
- 元朝修建的京杭大运河运输能力有限，时不时就会被泥沙淤塞
- 元朝为了保障大运河不中断运输，花费了很大力气修建各种水利工程，比如大运河与黄河交叉点的清口枢纽工程、运河海拔最高点附近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
- 元朝的政权其实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有外部的原因，比如西面的其他蒙古势力的挑战，也有内部的原因，比如很多蒙古宗王在制衡甚至挑战元朝大汗/皇帝的权力
- 草原帝国需要外部的财富来维系，帝国统治者通过分配武力要挟或者军事劫掠而来的财富，换取各个部落的支持。
- 元朝虽然嫁接了一些华夏的政治体制，但其草原传统烙印依然很深，元朝皇帝/大汗并没有华夏政权那种至高无上的皇权。
元朝的结束和遗产
- 元朝崩塌的直接诱因非常容易预测，那就是漕运中断引发的政治体系的崩溃
- 1351年，为了挖通被淤泥堵塞的大运河，元朝征调了十几万民工进行施工。结果信仰白莲教的民众在刘福通等人的率领下突然发难，举起造反的大旗。这次史称红巾军起义的叛乱发生于淮河中游，正好切断了大运河的航运，使得元朝北方无法得到南方的各种物资——粮食、盐、各种手工制品，当然也包括军用物资，元大都中的大汗不得不依靠海运来勉强解决困难。
- 元朝对于中华文明圈的深层次融合有着重要的贡献
- 元朝用军事力量完成了疆域上的大整合，把草原、中原乃至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都囊括在版图之中，一统天下。
- 元朝用行省等形式，尽力推动行政上的统一，从整体上进行有效管理。
- 元朝在经济上也是从“全国一盘棋”考虑的，而不是像过去的混合政权那样，简单地采用“一国两制”或“一国多制”，元朝尤其利用了斡脱等商团的力量，创造性地利用了盐引制度，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帝国”。
- 元朝乃至更为广阔的蒙古各大汗国境内，力推宗教信仰自由、文化自由发展，形成了跨越宗教、文化、族群的“天下一家”的观念(除了少量的特权阶层——黄金家族)。
朱棣：披着大明外衣的“蒙古人”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并奇袭大宁
- 朱棣命令儿子朱高炽坚守北平城，自己率军北进，偷袭宁王朱权的藩地、关外要塞——大宁
- 朱棣兵行险着，并没有从通常人们所走的松亭关进兵，而是向东兜了一个圈，从刘家口关隘冒险突进，然后向北疾驰，突然出现在大宁城下。
- 朱棣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军力大盛，并获得了战斗力强悍的兀良哈骑兵
- 这次奇袭战果重大，朱棣不仅消除了背后的威胁，可以一心一意地对付南方的官军了，更重要的是他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军力大盛。
- 而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曾经隶属于宁王的战斗力强悍的兀良哈骑兵，这些草原铁骑让争夺天下的朱棣如虎添翼。
朱棣放弃大宁的战略意义
- 朱棣放弃大宁，一开始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兵力去守卫这个要塞，他要竭尽全力回师保住北平老巢
- 如果说奇袭大宁是朱棣人生的一次高光时刻，那么放弃大宁则成为他被后人诟病的一次“决策失误”。
- 后人认为，他放弃长城以北的据点，特别是军事要塞大宁，让明朝此后对北方的军事防御变得被动且艰难。
- 朱棣选择放弃大宁，换取了兀良哈部的军事支持
- 在靖难之役后的征程中，身后的兀良哈部不仅不偷袭朱棣的后方，反而频繁出击，帮助朱棣牵制辽东方向的官军。
朱棣的草原基因与永乐皇帝的野心
- 朱棣骨子里是一个有着强烈草原基因的“蒙古人”，一个披着华夏王朝龙袍的“大汗”
- 朱棣戎马倥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成为华夏王朝的一代明君，而是要成为元朝概念的天下共主。
- 朱棣五次北伐，目标主要是鞑靼，其次是瓦剌
- 从永乐八年(1410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先后五次大规模北伐，目标主要是鞑靼，其次是瓦剌。
- 其中只有前三次有过较大规模的会战，而且第三次并未追击上鞑靼的军队，而是在回师途中教训了一度投靠鞑靼的兀良哈部。
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及其变迁
- 明朝与鞑靼、瓦剌建立起了朝贡制度，实现了以天朝上国的姿态面对草原各部的优势
- 经过几次北伐之后，朱棣已经不把自己看作单一华夏政权的君主了，他也是蒙古各部名义上的共主，明朝与瓦剌、鞑靼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
- 鞑靼和瓦剌都想利用明朝的力量削弱对方，以便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统一草原
- 所以，两大草原政权明智地选择向明朝服软，接受了明朝的朝贡制度，是希望在政治上孤立草原上的对手，在经济上也谋取一些利益。
元朝的经验教训与中华文明圈的再次大一统
- 元朝用尽心力，借助各种科学技术与金融创新，实现了一次较为粗略的“全球化”
- 这次全球化是海陆并进的，它比西方借助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更早。
- 中华文明圈接下来要实现再次大一统且长久运转，需要一些新的元素。
第五章 天下一家——清朝统一政权模式
明朝朝贡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明朝积极推动朝贡制度，与各国建立朝贡关系
- 明朝把与自己建立朝贡关系的地区分为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个部分，共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 这些地区或向明朝表示政治上的表面臣服，或表示认同中华礼仪制度，先后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
- 明朝朝贡制度与汉朝、唐朝的不同在于，明朝的朝贡制度要体面很多，没有和亲这种在华夏看来丢面子的选项
- 明朝以统一的华夏政权的面貌来面对分立的草原各政权，当时的草原虽然不是散沙一片，至少也是两雄争霸甚至多雄并起，草原政权之间的内耗让明朝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可以体面地把各个草原政权纳入朝贡制度中。
朝贡制度下的草原与华夏的矛盾
- 明朝并不愿意增加朝贡制度的赏赐或扩大互市贸易的规模，前者会给明朝的财政带来更多的支出，后者会增加边境的不稳定因素
- 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不再具有朱棣一般的天下视野，更多从单一华夏政权的角度来思考对外关系问题，认为国家稳定和安全是第一位的，通过贸易赚钱是次要的，是细枝末节。
- 朝贡不能获得的财富就要靠武力来解决，这就是也先的思路，也是从汉朝–匈奴时代就延续下来的草原强权的逻辑——获取外界财富才能维持草原帝国的整体性
- 1449年，也先统帅自己的瓦剌部，并联手鞑靼、兀良哈等部，举兵南下，大举进攻明朝。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撺掇下御驾亲征，结果准备仓促，混乱不堪的数十万大军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遭到蒙古军队的围攻，明军大败，明英宗竟然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嘉靖皇帝时期的对外政策
- 嘉靖皇帝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注重礼法和面子，在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在前往北京城的路上，他就和大臣们为自己到底该以皇太子的身份还是以皇帝的身份入城产生了分歧
- 坐上龙椅后，他又因为给自己亲爹亲妈封号的问题与大臣们纠缠不清。
- 嘉靖皇帝时期的对外政策是关闭大门的决然策略，在北方直接绝贡，禁止蒙古各部再派使团来朝贡；在东南沿海则实施海禁，禁止海内外民众进行海洋贸易
- 这种关闭大门的决然策略一出台，就酿成了大祸，“北虏南倭”搅得明朝嘉靖年间鸡犬不宁。
隆庆皇帝时期的对外政策
- 隆庆皇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却做成了两件大事，分别是面对“北虏”的隆庆和议和面对“南倭”的隆庆开海
- 借助于俺答汗的一个孙子因为家庭纠纷逃到明朝的契机，双方通过交换人员建立了沟通，并达成了封贡互市，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在隆庆五年(1571年)开放边境市场，双方的贸易开启了一段繁荣的时期。
- 隆庆开海则是打破明朝长期执行的海禁令，允许民众进行海洋贸易，此举很快就让头疼的倭寇问题得到了解决，有正经生意可以做，谁还会去当海盗呢？
明朝与日本的壬辰战争
- 丰臣秀吉为何执意要进攻朝鲜，甚至计划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东亚大国明朝？
- 在壬辰倭乱开始前，整个世界包括东亚在内，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全球化。
- 恰好在壬辰倭乱100年之前的1492年，哥伦布横跨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美洲的金银以及玉米、番薯、花生、辣椒等农作物席卷全球。
- 这是一个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军事走向全球化的时代。
- 从欧洲漂洋过海而来的金银和火器迫使当时的亚洲各个国家要做出决定：是顺应全球化打开国门，还是拒绝全球化关上国门。
- 战国时代的日本是顺应全球化的例子，各地大名(即领主)积极地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联络，通过海外贸易获得争雄日本的资金、技术和武器。
- 到丰臣秀吉统一整个日本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日本军队配备了大量全世界最先进的火器。
- 无独有偶，当时亚洲大陆南部的缅甸、越南的军事实力也因为引进火器而迅速提升，这对大明王朝一家独大的亚洲东部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 相对而言，一直擅长弓箭和骑术的蒙古各部因为距离海岸线很远，本身的传统军事力量又比较强大，因此在军事全球化方面落后了。
-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及的，身处内陆的蒙古各部仍然感受到了强烈的经济全球化的气息，也被卷入了长距离的贸易网络中，所以土默特部为代表的蒙古各部才会对华夏物产有着更大的需求量，这表现为当明朝的边境开放时，大家就和气生财，当明朝的边境关闭时，各部就频频叩关。
- 这种现象虽然和自古以来游牧族群对华夏产品的需求有关系，但也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变得更为突出。
- 军事全球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子集而已，在美洲金银的刺激下，拥有海岸线的亚洲国家都品尝到了远洋贸易的甜头，渴望扩大海洋贸易规模。
- 但是，明朝这个亚洲东部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个亚洲东部最大的“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却一直坚持朝贡体系，固执地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限定在朝贡体系之下。
- 在朝贡体系中，周边其他国家必须以臣子的身份与明朝政府交往，这种面子问题其实倒不是很大的障碍，就连蒙古各部都愿意放弃面子换银子。
- 最大的麻烦是朝贡体系带来的商品交易量太少了，根本不能满足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需求。
- 对于日本来说更加麻烦的是，因为两批朝贡使团在宁波闹事，明朝于1547年革除了日本的朝贡资格。
- 于是，明朝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基本上由走私和劫掠的海盗控制。
- 日本官方断绝了与明朝的贸易往来，结果捞不到任何海外贸易的好处不说，反而要面对海盗引发的麻烦。
- 所以，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他的对外思路很可能是，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打破明朝的朝贡体系壁垒，获得亚洲级别的广阔生产基地和消费市场，让日本走上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 这是丰臣秀吉时期的日本的选择。
- 面对历史大趋势的潮头，每个政权都要做出选择，明朝要做出选择，日本要做出选择，蒙古各部要做出选择，甚至还处于东北地区的弱小的女真各部也要做出选择。
- 明朝对于全球化的态度是被动的、消极的，走一步算一步，而非主动利用历史趋势。
明朝白银资本冲击下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 明朝建立了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体系，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效率，减少了实物征税带来的巨大浪费
- 民众上缴的税赋以白银的形式结算。
- 明朝庞大的官僚集团成为分割利益的群体，他们所分割的利益的一部分，原本应该成为国家财政的税收收入
- 明朝政府从来就不曾尊重商人的产权，反而警惕和打压富商巨贾。
- 发迹的商人一门心思对科举进行“投资”，让自己人担任官员，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产权和商业利益。
- 明朝的海商通过与沿海地方官员勾结，实现权力和财富的结盟，瓜分了海外贸易获得的利益
- 明朝政府在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税收不要说无法与商业至上的元朝相比，甚至在海外贸易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上还不如更早的宋朝。
- 而且那些海商集团都亦商亦盗，集海商和海盗的角色于一身，给明朝的海疆带来巨大的动荡，明朝为了保障沿海的安全反而要耗费巨资。
- 明朝庞大的政府财政支出仍然依靠相对容易征收的土地税，税收的大头落在了普通农民身上
- 从对外的角度来说，明朝与蒙古各部对我乃至抗日援朝的钱，都是从亿万个穷苦的农民的口袋里搜刮出来的。
- 明朝能够与外界抗衡，借助的是自己的人口优势，以人口带来的人力优势和财政总量与蒙古各部等敌手对峙。
- 明朝本身的财政能力最多只能算是“大而不强”，靠数量而不是靠质量取胜。
皇太极：“我是谁？”
皇太极的身份转变
- 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得到传国玉玺，下令改国号为“大清”
- 1634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
- 察哈尔部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其子额哲投降后金，将元朝历代据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
- 得到传国玉玺的皇太极下令，本国禁止再使用“女真”“诸申”这种族称，改称“满族”。
- 1636年，后金在盛京(今沈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漠南蒙古16部49个部落推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天聪汗)的尊号。
- 同时，皇太极命人修筑天坛，举行祭天大典，满族人、漠南蒙古人和辽东汉族人的代表根据古代中国天命原理，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大家的皇帝，定新国号为“大清”。
- 皇太极既是满族人的大汗，又继承了元朝衣钵，成为蒙古人的大汗，而且还拥有汉族人的皇帝名号。
后金–清的勃兴
- 努尔哈赤的奋斗史，正好可以与比他早500年的蒙古帝国的创立者铁木真做对比
- 比如我们前文提到，铁木真从没落贵族的低微起点出发，并没有一股强大的草原部落做依托，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兄弟、朋友到亲密的安答、那可儿。
- 所以当铁木真冲破一切人生的局限，终于一统草原时，他可以对草原部落松散联盟的古老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军事上以千户制打破了各部落拥兵自重的传统，对草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身边的可用之兵估计仅有几十人，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都很勉强
- 幸好他曾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做过事，既得到了军事能力的历练，也得到了明朝辽东机构的一些人脉资源，还得到了贸易资格——敕书。
- 但这些零碎的事业基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很多女真人头领和其他族群比如蒙古人头领都具备，甚至很多人的基础比努尔哈赤更好。
-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是一种打破了部落联盟结构的军事建制
- 1601年，努尔哈赤把他的部众每300人编成一个单位，称作牛录，最初只有四个牛录，分别以红、黄、蓝、白颜色的旗作为标识。
- 到了1615年，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设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红旗镶以白边，黄、白、蓝三旗均镶以红边，共为八旗。
- 每旗下统五个扎拦(后改称参领)，每个扎拦下统五个牛录。此后牛录、扎拦数目继续增加，但八旗的数目保持不变。
清朝的建立和统一
- 皇太极改女真的称呼为满族，改金朝的国号为大清
- 皇太极称帝之时，长城以南的华夏还在明朝的手中，漠北蒙古、西域各部以及青藏高原都还不受大清管辖，但皇太极显然志存高远。
- 南面的明朝崇祯皇帝仅仅只是华夏的统治者，而皇太极则要做天下的统治者。
- 清朝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入主华夏的机会，经过接近20年的浴火征战，清朝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的明朝势力
- 1644年，清朝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入主华夏的机会，从越过山海关开始。
- 到1662年杀死南明政权的永历帝，经过接近20年的浴火征战，清朝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的明朝势力，将广袤草原和宽阔华夏都收入自己的版图之中，重现了数百年前元朝的盛况。
草原的最后挽歌
清朝与元朝的外部环境差异
- 元朝主要处理与其他蒙古汗国的关系，而清朝需要面对更为复杂的外部关系
- 元朝的外部关系主要是和其他蒙古汗国的关系，蒙古系统之外的国家要么太遥远，要么太弱小，都对元朝构不成威胁。
- 清朝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参与者，它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外部关系，比如，从遥远的西北步步紧逼而来的沙俄、从东南海洋上扬帆挺进的西欧列强。
清朝与沙俄的《尼布楚条约》
- 《尼布楚条约》是清朝与沙俄根据近代国际法的思想和原则签订的，是平等的两国关系
- 条约规定，从黑龙江的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一线以南的土地都属于中国，包括库页岛在内，这条界线以北属于沙俄。
- 沙俄拆毁雅克萨要塞，全部撤回本国境内；两国开展边境贸易。
-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在真正意义上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
- 清朝认定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同时也给予对方(俄国)主权国家的礼遇，这种国与国之间签订条约的方式，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算是一个新鲜事物了。
清朝对准噶尔部的战争及其影响
- 康熙皇帝与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大汗在乌兰布统草原上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草原大战
- 双方都有着极深的草原族群的背景，康熙的奶奶孝庄文皇后就是蒙古科尔沁部人氏，而噶尔丹则是蒙古系准噶尔部的首领。
- 乌兰布统之战是一次掺杂了大量热兵器的战役，最终噶尔丹败逃，准噶尔部的势力逐渐衰落。
- 噶尔丹败亡之后，清朝对准噶尔部的最后一战爆发于1757年，两年后，清军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
- 草的世界只剩下英雄末路的凄凉挽歌，自匈奴以来2000年的草原帝国时代落下了帷幕。
清朝对草原的治理及其影响
- 清朝在蒙古、西藏、回部各藩部设置将军、大臣管理制度，实现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全国一盘棋”
- 清朝在漠北蒙古设立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军事事务，设立了库伦办事大臣管理行政事务。
- 在漠西蒙古也就是准噶尔故地，设立了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
- 美洲农作物的种植，除了使中国人口爆炸式增加外，对于文明的融合有什么影响？
- 美洲农作物在北方地区的广泛种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朝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导致的北方粮食短缺局面。
- 抗旱农作物的推广促使农耕区向北推进，挤压了过去的草原带。
清朝粮食问题的解决及其影响
- 清朝与元朝在粮食方面最大的不同在于农作物品种，清朝运气很好，由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促使美洲作物向全世界传播，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抗旱的品种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
- 对于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玉米等新作物的口感虽然不如自己吃惯了的大米和面，但毕竟可以在每年粮食短缺的时候提供口粮。
- 于是清朝时期，人口数量出现了明显的增加，从过去各王朝极限的1亿多人口，增加到康乾盛世的3亿人口，进而增加到清朝末年的4亿人口。
- 清朝在粮食来源方面的多样化，特别是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增长，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 当元朝末年红巾军在大运河沿线举兵发难时，元朝的大汗只能龟缩于元大都内，一筹莫展，而当清朝后期太平军攻占江南，切断了大运河的漕运时，清朝却仍然可以有效地维持全国的局面，组织军队反击太平军，这得益于北方地区粮食产量的大增。
天下的清朝
清朝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小差异”
- 清朝巩固了对藩部的直接统治权
- 蒙古、回疆、西藏以及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都与华夏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 清朝在军事上实现了对藩部的有效指挥和管理
- 草的世界不再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
- 清朝通过粮食与其他物资生产和调运能力的提升，实现了全国粮食、物资的均衡配置
- 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难题。
清朝遭遇了世界范围的天下大势
- 清朝是白银世界的一部分，必须和别人一起玩
- 清朝承接了此前的历史，也承接了白银资本的冲击。
- 清朝与元朝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清朝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里
- 元朝则是依靠斡脱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经济体系，与自己人(蒙古各汗国之间)玩。
清朝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关系
- 清朝并不排斥海外贸易，虽然国家层面并不主动行动，但公平地说，也称不上严格的闭关锁国
- 当时英国派出马嘎尔尼使团出访清朝，希望进一步扩大贸易范围，但被清朝拒绝了。
- 清朝并没有真的关上海洋贸易的大门，中国的茶叶、瓷器仍然可以源源不断地涌入世界市场，美洲白银经由各国商人带到中国境内就是确切的证据。
- 清朝只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管控贸易
- 清朝政府一度实行坚壁清野的海禁政策。在拿下台湾，稳定海洋政局后，清朝其实并不排斥海外贸易。
白银对清朝的影响
- 白银成为缴纳税赋的货币，而铜钱则是老百姓日常使用的小额货币，大宗买卖也要用白银
- 从明朝中期，朝廷的著名首辅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了一条鞭法，把过去的税收进行简化，合并征收白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 古代中国并未开采出多少银矿，明清时期国家经济运转所需的白银基本上要靠进口
- 白银的主要来源地，一个是日本，另一个是美洲大陆。
清朝面临的白银财政危机
- 在1775年左右的时候，流入中国的白银出现了逆转
- 那时，也许由于银矿枯竭，也许由于时局动荡，来自日本、越南、缅甸、朝鲜等地的白银供应全部都停止了。
- 当时美洲大陆兴起了摆脱欧洲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墨西哥、海地等国相继独立，导致当时美洲白银产量大幅减少，引发了全球性的通货紧缩，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当然也减少了。
- 世界经济的巨变给了清朝财政沉重一击
- 当时世界列强已经先后进入金本位的时代，也就是以黄金作为货币基础，特别是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引领着世界金本位的潮流。
- 这些国家拿到白银后，一个主要用途就是输送到还坚持银本位的清朝去，换购自己需要的茶叶、生丝、瓷器等产品。由于白银产量减少，这些国家手里没有了白银，因此向中国的采购就减少了，流入中国的白银自然也减少了。
清朝走向衰落的经济原因
- 清朝民众缺少白银来缴纳赋税，清朝国库中的白银收入大幅减少，但是支出并没有减少
- 于是清朝陷入了白银财政的危机，这个场景似曾相识，明朝末期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白银危机。
清朝对外作战的噩梦
- 清朝迎面撞上了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英国、法国等列强，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朝对外作战的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发生
- 但是从列强的角度讲，这些“挥舞着刀剑做生意”的洋人其实并不想换掉清朝政府，他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做生意赚钱，而一个能够管理东方这片土地的清朝政府还是很有价值的。
民族国家的理念对清朝的影响
- 清朝在越来越接受近代国家概念的同时，也受到了当时民族国家概念的影响
- 当时的世界，列强高举各自的民族与国家的大旗，以团结本国民众，形成更强的竞争力，比如德意志民族和德国、法兰西民族和法国，诸如此类的观念风靡近代世界。
- 这样的观念传入中国，清朝的麻烦就大了。因为清朝的最高阶层统治者是满族人，而满族人在全国人口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 原本清朝统治者通过“满蒙一家”“满汉一家”的宣传，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与对立。
- 可是在民族与国家的意识增强后，满族人之外的各个族群，尤其是汉族人觉得，本民族为什么要接受满族人的统治呢？这个国家应该是汉族人的国家，是时候该换掉满族统治者了。
- 边疆族群也抱有类似的想法。随着列强的势力从四周向清朝渗透，清朝后期，边疆地区相继出现了阿古柏事件、外蒙古独立运动等。
- 这些事件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从大趋势来说，正是近代全球民族国家思潮影响的结果。
清朝灭亡后的文明融合
- 清朝虽然灭亡了，但数千年的文明积淀仍然在发挥自己的价值
- 文明的融合实属不易，一旦融合后，就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 推翻清朝的革命者发现，要想维持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就不能完全照搬民族国家的概念，单纯地打造一个汉族人的国家，那只会让国家走向四分五裂。
- 晚清民国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就大声疾呼：“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 他所说的大民族主义，既包括了西方传来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又继承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形成的超越族群、文化隔阂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更符合中华文明已经形成的融合局面的现实状况。
- 英雄所见略同，清末的革命者曾经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口号，但是很快，当民国新生的时候，口号就转变为“五族共和”，强调中国境内的五大族群——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国家。
- 再到后来，日本全面侵华，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状况，仁人志士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
- 这一系列的转变过程，正好印证了梁启超呼吁的“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的主张。
- 从清末到民国短短的几十年间，虽然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人们就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概念迅速地达成了共识。
- 这不是因为人们迅速地学习了世界上新的思潮，而恰恰是因为人们固守了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丰富的文明融合的成果。
- 很多概念的名称看似新鲜，其实其内容实质早已经融入了草原与华夏、丛林与雪域的广大群众的头脑之中，早已经在历史上实践了数百年至甚上千年。
- 清朝被推翻了，但中华文明并没有崩解，剪不断、理还乱达数千年之久的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终于化作人们心中共同的国家与民族认知。
- 当古老的中国站在现代世界的大门口时，草与禾已天下一家，携手迈向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