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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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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西方的危机？
西方知识界“唱衰”西方的传统
- 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刻的事。
《大断裂》对西方社会资本流失的警示
- 《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
- 《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
福山对西方社会资本流失的回答
- 福山认为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
- 福山大量借助于生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旧的社会资本之衰落很可能是一个危机，但同时也是一个契机。
- 在不具备自发合作的社会条件时，政府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
-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对“个人主义”的误解和真相
- 个人主义并非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将每一个“他人”也理解为一个“自己”
- 前者似乎只能被称为“自我主义”，后者则是某种意义上的“人本主义”。
- 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 人们之所以对“个人主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往往是因为他们将个人主义理解为“我的权利，你的责任”，但真正的个人主义，本身也内嵌着“我的责任，你的权利”这一原则。
- 正是“我的责任，你的权利”的价值认可，催生人们的参与精神与分享意识，而这正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转的文化基础。
西方社会危机的出路
- 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
- 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
文前
天性的不可驱散性
- 天性总会跑回来，并以其胜利挥开你对它愚蠢的轻蔑。
第一部分 大断裂
后工业时代的转变及其影响
- 后工业时代，经济方面，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财富的来源
- 信息社会中典型的工人不是工作于炼钢厂或汽车生产厂，而是就职于银行、软件公司、餐饮业、大学或社会服务机构。
- 信息社会中，脑力劳动即将取代体力劳动
- 廉价的信息技术使信息能轻易跨越国界，从而带来生产的全球化。
- 围绕信息建立起来的社会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平等
- 选择的自由如今大大增加了，你可以自由选择观看某个有线电视频道、去某一家平价购物店或者同互联网上遇见的某些人交朋友。
- 工业时代的渐行渐远却始自美国传统工业区的去工业化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相似的制造业转型
- 这一时期，大约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到20世纪90年代初，也是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社会状况严重恶化的时期。
社区与社会，再次分化
- 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并非新现象
- 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经历着某一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的无情的现代化过程。
-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对社会规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催生出一门崭新的学科领域，即社会学
- 实际上，19世纪末所有伟大的社会思想家，包括滕尼斯、梅因、韦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还有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都以阐明这一社会转型的实质为己任。
社会秩序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何以重要
-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
-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
- 自由民主始终都需要某些共享的文化价值观念保驾护航才不至于出偏
- 当我们比较美国和拉美国家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规则的价值
- 给商业广告提供赞助的电信公司和负责制作的广告公司，当然希望创造一个强大、积极又能面向未来的广告形象：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旧的规则被打破
- 这里隐含的信息是，旧规则——大概是用于治理前互联网时代的通信业和那些运营电话服务的大公司的那些规则——已成为没必要而且有害的约束，不仅对于电话服务本身，对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精神而言亦是如此。
-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
-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
社会资本
- 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
- 如果群体中的成员希望其他成员的所作所为诚实可靠，那么他们就会开始建立彼此间的信任。
- 一切社会都或多或少拥有社会资本；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我姑且称之为的“信任半径”
- 它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
我们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 测量基于诚实和互惠准则形成的合作性社会关系的总存量并非没有意义
- 如果我们说大断裂对社会资本构成影响，就需要找到实证基础来检验这一说法的真实性。
- 在社会功能的紊乱的一系列指标中，引入家庭方面的数据会引发众多争议
- 有些人认为，没有什么“常规”类型的家庭。20世纪50年代以来家庭结构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仅仅反映了家庭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变。
一项关于比较方法论的说明
- 在研究社会规范的突然转变这类现象时，比较不同国家的数据特别重要
- 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科学家无法开展实验室研究，那里的实验过程是在可控的情况下进行的，何种因产生何种果是可以准确追寻的。
- 我们能做到的与此最相近的是，对在诸多方面都相似而在某一特定方面不同的两个社会进行比较。
第2章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犯罪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 犯罪是社会资本缺失的表现，破坏社区规范
- 正式的刑法只规定了很小一部分被社会全体人民同意遵守的社会规则。
- 触犯这样的法律不仅意味着对个体的罪行受害者造成侵害，同时也对整个大的社区及其规范体系造成了侵害。
- 社区中的非正式规范对控制犯罪有重要作用
- 理想的情况是，控制犯罪的最佳形式不是一支庞大的、具有强制力的警察队伍，而应该是这样一种社会，它首先让青年人适应社会从而遵守法律，继而通过非正式的社区影响力引导违法者回归社会主流。
- 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城区，人们频繁地出门上街，去上班、吃饭和办事。店主对店外街边发生了什么尤其关注，因为犯罪会影响生意。邻里街区的复合用途特征——它既被用于居住，也被用于商业，还点缀着一些轻工业——对于每时每刻都能保证“街头之眼”(eyes on the street)数量的增加十分重要。
犯罪：整体情况
- 从20世纪6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开始，犯罪率就开始持续攀升
- 战后犯罪率剧增的情况大概始于1963年，此后犯罪率呈加速度上升趋势。
-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幅下降后，美国的犯罪率在80年代末又大幅上扬，并在1991—1992年前后到达高峰。
- 财产犯罪率相比暴力犯罪率而言，是一个不那么负面的指标
- 暴力犯罪，尤其是凶杀，是比较少见且个体化的行为，其所涉及的也只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人群。
- 财产犯罪则普遍得多，也影响了更广泛人群的行为。
家庭
-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 家庭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单元，在此单元中，父母需要共同努力来孕育子女，并教育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
- 家庭内部的合作得到一个被生物学所证实的事实的支持，即所有动物都会关照亲属，愿意大量地、不求回报地把资源转让给他们，这样做将大大增进家族群体内形成长期互惠的合作关系的机会。
- 20世纪中期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不将家庭生活当做特别的问题来对待：大家庭(extended families)只会向着小家庭(nuclear families)方向发展，以适应工业社会的生活。但到了1950年，家庭的演化并没有停止。大断裂甚至导致小家庭也进入长期的衰落，最终危及家庭核心的生育功能
- 与经济生产、教育、休闲活动以及其他被放到家庭以外的功能不同，我们尚不能确定在小家庭之外是否有某种替代品可以实现繁衍后代的功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庭结构的变化会对社会资本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人口生育
- 西方社会正陷入人口出生数量不足而难以维持自身发展的境地
- 到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都实际上经过了人口过渡期，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平均起来一个妇女一生潜在的生育率)低于维持人口处于稳定水平所必需的生育率(略大于2)。
- 由于缺少从次发达国家迁来的移民，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每年人口数量将减少1个百分点，如此年复一年，到21世纪末它们的人口规模将仅相当于现在的一小半。
结婚与离婚
- 西方家庭也开始经历分裂，同时，不少孩子是非婚生育，或者他们在孩童时代就遭遇了父母离异
- 人们更晚结婚，婚姻维持时间变短，结婚率也偏低。
- 美国差不多有一半在20世纪80年代缔结的婚姻可能最终以离婚收场。
非婚生育
- 婚姻以外生育的孩子所占比例在逐步增长
- 美国全部活产胎儿中由非婚妇女所生的比例从1940年的5%上涨到1993年的31%。
- 从1994年到1997年，美国单身母亲生子所占的比率不再继续上升并趋于稳定。
信任、道德价值和公民社会
- 在自由选择余地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加憎恶那些残存的束缚他们的联结纽带
- 人们不仅会质疑来自专制君主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也会质疑民选官员、科学家和教师的权威。
- 个人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基底，开始将自由民曾引以为豪的自给自足引向某种狭隘排外的自私自利，而最大限度的发展个体自由却无视对他人的责任将导致个体自由的最终丧失。
- 在公民社会看来运转良好的同时，怎么会出现人们道德冷漠的表现大为增多呢？又怎么解释社会转向更深重的个人主义呢？答案与“道德的微型化”(moral miniaturization)有关
- 虽然人们继续参与团体生活，但团体本身的权威性在下降，其所营造的信任半径也在缩小。
- 总体上看，能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越来越少，而团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
信任在美国
- 很多美国人都意识到，人们对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各类机构的信任在逐步减少
- 1958年，73%的受调查的美国人声称自己相信美国政府“大多数时候”或“几乎总是”能做正确的事。到了1994年，这一比率跌落到15%。
- 其他大多数美国公共机构的情况也只是略微好点而已。
- 公共领域的信任变弱的同时，私人领域的信任——它是公民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副产品——也在减少
- 在20世纪60年代，倾向信任他人的美国人比倾向不信任的多10%，此后情况发生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倾向不信任者超过倾向信任者20%。
公民社会在美国
- 罗伯特·帕特南为证明美国社团成员数量下降而搜集的数据令人叹为观止
- 许多传统社团，比如友爱互助会(Moose)、慈善互助会(Elks)、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圣地兄弟会(Shriners)等其他“千奇百怪”的组织，其成员数量都在减少。
- 根据普通社会调查的数据，从1974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调查者中属于社团组织成员的人数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 人们花了很多力气对美国的团体和协会进行统计调查
- 美国商务部1949年开展的一项调查估算出，美国社会中有201000个不同层次的非盈利的志愿性的商贸组织、妇女团体、工会、公民服务团体、午餐俱乐部和专业协会。
- 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计划的负责人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估计，截至1989年，美国有114万个非盈利组织，整体而言其增长率远远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其他发达国家的信任情况
- 与信任相关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与对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有关，另一类则与伦理价值观念(ethical values)有关
- 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十四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1981—1990年间，许多国家民众对该国大多数机构的信任度都下降了。
- 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还有一些针对伦理价值的数据可以同信任关联起来，比如人们是否曾动念获取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乘坐公交系统时逃票或在报税时弄虚作假。
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
- 最积极力主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内飞跃发展的是莱斯特·萨拉蒙
- 他主持的非营利部门比较研究项目试图证实公民社会的这一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 他认为，一场真实的“‘结社革命’如今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它构成20世纪晚期一次社会和政治的重大发展，正如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那样”。
- 尽管如此，仍然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在发达国家中，至少还没有出现志愿组织数量净减少的情况，反而是在很多国家呈现总体增长趋势
- 世界价值观调查向受访者询问他们是否加入了各类组织(比如教会、政党、联盟或社会福利组织)，以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是否为任一上述组织提供过无偿劳动。
- 结果显示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类别的组织如贸易联盟和社区行动团体在许多国家都出现数量的减少，而另一些类别的组织，比如教育、艺术、人权和环境相关的团体，在多数发达国家中都明显增多。
第3章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美国例外论
- 美国的社会问题比欧洲更严重，但并非独特现象
- 美国的离婚率、犯罪率、社会不平等及其他社会病更高，但在经济增长、创新、科技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方面胜出一筹。
- 欧洲许多国家的家庭破裂和犯罪的统计指标其增长率超过美国。
- 美国的少数族群也造成上述方面指标的恶化
- 美国非拉美裔白人的非婚生育率，就处于欧洲国家未婚生育率高低排名的中游水平。
一般原因
- 贫困和不平等导致了大断裂
- 家庭破裂、贫困、犯罪、不信任、社会原子化、吸毒、教育水平低下和社会资本匮乏，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 贫困的绝对水平不是问题的根源，现代社会，尽管总体上更加富裕，但也更加不公平或遭遇了能导致社会功能紊乱的经济动荡和失业问题。
- 大断裂源于更多的财富和安全
- 不是由于贫困和不平等，反而是不断增长的繁荣所致。
- 在大断裂时期实际行为方式(在有关家庭破裂、犯罪和不信任方面)改变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富最少的人群。
- 错误的政府政策导致了大断裂
- 正是福利国家那种倒错的激励导致了家庭破裂和犯罪的增加。
- 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的下降也许同改进警务方法、提高惩处力度有很大关系。
- 大断裂由更大的文化转变所引起
- 不断增长的个人主义和不断放松的公共管控显然会对家庭生活、两性行为以及人们遵纪守法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
- 在文化规范快速变化的地方，比如快速走向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转变显然受到经济转变的驱动，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因素。
第4章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 人口原因：生育率上升导致犯罪率上升
- 大多数犯罪实施者是十四到二十五岁之间的年轻男性。
- 大量增加的年轻人不仅扩大了潜在罪犯的基数，他们对青年文化的痴迷还可能导致社会上蔑视权威的行为不可收拾地滋长起来。
- 现代化及城市化：大城市中的犯罪现象比乡村农场一带多
- 人们按常理会认为，大城市中的偷车和入室盗窃现象比乡村农场一带多，因为在大城市犯罪分子才能轻易找到汽车和无人的房舍。
- 城市化和外在环境的改变难以用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犯罪率的上升。
- 社会异质性：少数族群犯罪率通常较高
- 对于多数社群成员而言的那种社会流动的合法性途径，在少数族群成员那里却被阻塞了。
- 在文化、语言、宗教和民族等方面高度多样化的邻里街区，它们就根本不会凝聚成为以非正式规范对其成员进行约束的共同体。
- 毒品问题：毒品的泛滥导致犯罪率上升
- 对暴力犯罪率维持在高水平并在90年代末期陡然下降的一种解释认为，这种现象与80年代中期霹雳可卡因(crack cocaine)进入美国城市并随之形成稳定的市场有关。
- 早期儿童社会化：儿童在成长初期的社会化状况是决定他们后来犯罪行为水平的最重要因素
- 大多数犯罪行为出于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他们没能养成基本程度的自我控制力。
- 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并非出于理性，而是出于冲动。
- 家庭破裂：家庭破裂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在1965年后犯罪率普遍上升的现象
- 家庭破裂常常可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变量来解释贫困同犯罪存在联系。
- 统计结果上的家庭破裂和犯罪之间的联系不像它们一开始看上去那样明显，前者常常同许多其他因素例如家庭贫困、所入学校差、住在危险社区等有关。
不信任为何增加？
- 电视的兴起、社会经济状况、少数种族身份、痛苦的人生经历、原教旨主义信仰、未能加入主流教会以及所处代际等因素导致信任度下降
- 电视的兴起滋生冷漠多疑的态度。
- 较差的社会经济状况、少数种族身份、痛苦的人生经历、原教旨主义信仰、未能加入主流教会以及所处代际等因素导致不信任。
- 收入不平等、犯罪数量急剧上升、离婚和家庭破碎率的上升等因素导致不信任度增加
- 收入不平等增加导致不信任。
- 犯罪数量急剧上升导致不信任。
- 离婚和家庭破碎率的上升导致不信任。
社团的小型化
- 个人主义的抬头导致团体和团体成员数量的增长
- 当代社会最重大的变化是个人主义的抬头。
- 美国公民社会的性质事实上发生过一场重大的转变。
- 信任半径的缩减导致团体成员数量的增长
- 由于破门盗窃现象的忽然猖獗，某一家庭加入邻里守望组织参与街头巡检。
- 如果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基于这类信任半径小、以防卫为宗旨的团体的繁荣，则可以预言，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度水平会发生跌落。
- 道德相对主义导致社团的小型化
- 人们不再为自己是某个强大的劳工联盟的成员、某大公司的职员或者在军队为国效力而感到自豪，而代之以在本地健身操班、新生代同龄帮、互助小组或是网络聊天室中发展社交能力。
- 人们也不再从曾形塑了社会文化的国家教会中寻觅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观，而是置身于由志趣相投的人所组成的小型社团，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他们信奉何种价值观。
第5章 女性的特殊作用
家庭结构变化与犯罪和不信任的关系
- 家庭结构的变化与犯罪有关系，也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与不信任有关
- 过去三十年里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这两次剧变相关。
生育状况的变化及其原因
- 自20世纪60年代起，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许多发达国家广被接受，这一背景解释了自那时起不同寻常的低生育水平
- 很多国家，像法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之前生育率就处于下滑状态。
- 决定生育状况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难以量化的文化因素
- 在美国，诸如哈西德派犹太教(Hasidic Jews)或摩门教(Mormons)之类的社群，其生育率要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要求他们拥有大家庭。
- 战后的生育高峰，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早存的期待至此终有机会来实现，他们本该在大萧条和战争发生的那段时期组成家庭，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历经多年乱离之后需要回归家庭安全感和家庭生活之中。
- 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在欧洲的生育率下降，很难说同人们在家庭生活重要性(比之于其他美好事物)方面的文化偏好的改变没有关系，也很难说不就是对每个孩子生养成本和收入损失进行考量的结果。
家庭的生物学起源
- 人类母子之间的关系如同其他动物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学基础
- 刚做母亲的人会在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喂奶；她会本能地用左手拥住婴儿摇晃，婴儿这样躺在臂弯里就能听到母亲的心跳。
- 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作用问题重重，而且在其他物种中，雄性起到的作用也差异很大
- 尽管人们喜欢把鸟类中一对一配对的现象看做是人类家庭的某种自然模式，但在大多数有性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在生养后代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精子细胞而已。
- 类人猿——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类亲属物种——也是如此。比如，黑猩猩是乱交的，不会形成任何较长时间的配对关系；尽管在其群落中，雄性会致力于保护和喂养家属，但是年轻的黑猩猩实际上在单亲家庭中被抚养长大。
节育与职业女性
- 避孕药的发明，它使女性能够更好地控制她们的生育周期
- 节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降低了生育率，早在19世纪，避孕和堕胎技术被广泛运用之前，某些社会中生育率就已经开始下滑。
- 女性成为有偿劳动力，而且她们的收入(包括小时工资、中位收入和终身收入)相对于男性都发生了稳定的增长
- 随着女性收入的增加，女性越来越有能力独自养活自己和孩子。
- 女性收入的增长也同时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这就会造成低生育率。
- 少生孩子意味着贝克所说的婚姻中联合资本的减少，因此离婚的可能性变大了。
第6章 大断裂的后果
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 生育率下降引发社会保障风险问题
- 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
- 生育率下降导致家庭和社会资本的变化
- 如果社会失序往往是由年轻气盛的男性造成的，那么持续下降的出生率应该能带来社会秩序整体水平的提高，因为年轻男性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
- 人均寿命的不断增长这一人口发展形势，是发达国家认识到自身需要以其他方式增加其社会资本的原因之一。
- 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带来作为社会资本的亲属关系的进一步衰弱，也因此给社会凝聚力带来一些难题。
家庭破裂的后果
- 家庭破裂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
- 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
- 家庭破裂导致人力资本的减少
- 家庭和同龄人的影响，远远超过那些由公共政策所支配的教育投入(诸如教师薪资、班级规模、教具投入等)的影响。
- 家庭破裂影响孩子的幸福成长
- 在传统双亲家庭中成长一定是比在单亲或失亲家庭中成长要好得多。
谁受益？
- 女性进入职场，她们与男性收入之间差距的稳定缩小以及控制生育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都是好事
- 尽管触发这一转变的是节育和女性收入的提高，但男人要对随二者之后发生的种种社会结果负责。
- 性别角色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都是明确无疑的好事
- 从来都是有所得就有所失，而那些损失很大部分都由孩子们来承担。
- 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输家。
- 相比而言，男人总的来说最后得失大抵相当。
犯罪给社会资本造成的后果
- 高犯罪率能让社区中遵纪守法、奉持规范的成员变得不信任他人，也就不太愿意同他人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
- 掠夺性犯罪不仅危及个体，它也妨碍，极端情况下甚至阻止社区的形成和稳定。
- 人们对犯罪的看法也已影响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能力
- 在虐待儿童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 对社会资本和犯罪之间关系的认识，促成了美国警方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执法措施进行了颇富成效的创新改进
- 社区警务以及其他虑及社会资本问题的警务创新，在振兴纽约等美国城市方面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比单纯的犯罪情况统计所能显示的要多。
第7章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社会控制与大断裂
- 公共政策对社区的集体价值观是把双刃剑，既能损害它也能加强它
- 美国的司法体系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不大理会低级别的社会失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资本的损耗，而社区警务的发明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的恢复。
- 大断裂在何等程度上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又在何等程度上是大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连带后果呢？
- 当我们谈及某一事物处于社会控制之下时，可能包含两重含义。首先，社会试图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塑造发展道路，即，政府当局针对特定预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规划并实施正式干预。其次，社会能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习俗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正式控制下，从文化上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
亚洲价值观与亚洲例外论
- 亚洲价值观的特殊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的
- 他认为，亚洲文化强调的是服从集体权威、辛勤工作、家庭、储蓄和教育，这些因素都对战后亚洲经济高速且前所未有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
- 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大断裂的诸多表现，或者说即使有程度也不深，这一事实表明大断裂并非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文化和公共政策在塑造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亚洲的高收入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与其他发达世界构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它们看上去避免了许多大断裂的影响。
文化高于一切？
- 日本和韩国在抵挡大断裂方面至今的表现，证明了文化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力
- 两国都表现出对传统的女性角色强烈的文化偏好，它们都保留了对男女实行区别对待的正式法规，这些法规使女性进入职场的可能性更小。
- 要厘清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诚非易事，二者之间的相互牵连也异常复杂
- 文化至少在决定规范以怎样的速率发生转变上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则能对技术领域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变易社会关系加以控制。
重塑社会秩序
- 我们将来如何重建社会资本的问题依旧横亘在前
- 文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能多少对大断裂的发生速度和程度有所控制，但要解决在21世纪初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并非长久之计。
- 人类天生就会为自身计而创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 规范丧失的状态——涂尔干称之为失范——引发我们强烈的不适感，于是我们试图建立新的规则取代业已朽烂的旧规则。
- 秩序和社会资本存在两大基础以为支撑：生物学基础，它出自人之天性；人之理性，以及理性的那种天然自发能解决社会合作中诸问题的能力
- 不管是天然的还是自发的秩序，都不足以形成构筑社会秩序所需的全部规则。它们需要等级化权威(hierarchical authority)来补充，以起到关键的接榫作用。
第二部分 论道德的谱系
蹭车族的起源和规则
- 蹭车族现象始于1973年，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宣布95号州际公路从南郊到哥伦比亚特区路段的内向车道为HOV-3专用道
- HOV代表“高乘载车辆”，这意味着在高峰时期，每辆在此专用道上行驶的汽车都必须至少乘坐三名乘客。
- 蹭车族摸索出一套周密的规则，人和车都不能插队，乘客有权拒乘某辆车，车上不许吸烟和换钱，按照蹭车的规矩，车上聊天不能涉及容易挑起事端的话题，比如性、宗教和政治
- 在过去三十年中，只出现过两起犯罪事件，都发生在黑蒙蒙的冬日清晨，只有少数人排队等候的情况下。
蹭车族的社会资本
- 蹭车族实际上创造了社会资本，他们在合作规则上达成一致，这能让他们节省一些上班时间
- 蹭车族的文化有意思的地方恰在于并非有人刻意营造它。既不是政府部门、历史传统也不是卡理斯玛型领袖最初制定下在哪里碰头以及如何行事的规则：它仅仅出于通勤人员希望上班能更快捷的欲求。
规范的自发产生
- 社会资本，不像某些时候被描述的那样，是代代相传的珍稀的文化财富——一种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的东西。相反，它随时被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创造
- 它不仅在传统社会中生发，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体和组织日复一日地积累。
- 秩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资本如何自发地、非集权式地产生，对这个问题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智识成果之一
-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开展了一项针对他称之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研究，所谓扩展秩序，指的是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能够合作共事的全部规则、规范、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的总和。
- 达尔文以来的科学家业已断定，生物界所呈现的高度秩序不是上帝或其他某位造物主之赐，而是来自较低等生命的互动。
- 计算机能模拟复杂的行为，这一过程的实现不是通过执行一种详尽周密的程序，对行为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定义，而是模拟出能够执行简单规则的简单智能体(agent)，然后观察其运行结果。
规范的体系
- 社会秩序常具有等级性质，但秩序的产生可以有一系列的来源，可以是各类存在等级、权力集中的政权，也可以来自彻底非集中和完全自发的个体之间的互动
- 图8.1展现了这些来源的连续谱系。
- 除了将社会规范按照从由等级制产生到自发产生的谱系排列，我们还可以叠之以另一条谱系，两端则是作为理性选择产物的规范和由社会传承而来的、起初是非理性的规范
- 以这两条谱系为轴构成一个四分象限，来考察规范的可能类型，即如图8.2所示。
规范的产生
- 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一样重视规范。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给规范和规则的起源提供说法时表现出不同的自我认知能力
- 社会学家更善于描述社会规范而不是解释它们如何成为这样的规范。
- 经济学家挺身而出，他们不惮将其方法论运用于分析尽可能广的社会行为诸方面。
- 我们可以尝试把不同类型的规范分置于前述的四象限中，就会得出如图8.3所示的结果
- 与蹭车有关的规则，属于理性的、自发产生的这一象限。
- 正式法律，不管是出自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均属于理性的、等级制的那一象限。
- 习惯法的形成，就像蹭车规则的形成，是自发的且非理性的。
- 组织化的天启宗教通常始于某一有等级的来源——事实上，最高等级的权威就是上帝——并且人们信受奉行教规也不是理性商讨的结果。
- 那些出于生物学基础的规范必然属于非理性的和自发产生的规范。
第9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人类本性与社会科学模型
- 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规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 所谓的标准社会科学模型主张，生物学只管辖肉体方面，而作为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之源的人类心智，属于截然不同的领域。
- 人类明显生来具有先在的认知结构和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
- 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人性的存在意味着要对文化相对主义进行反思，意味着有可能辨出文化和道德方面普适性的内容。
相对主义的历史起源
-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信念，认为文化规则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或社会中的团体)中社会建构的产物
- 价值观的相对性如今已被灌输给每一个学童，美国社会中对此观念的信奉也根深蒂固。
- 相对主义在美国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不仅仅是被布鲁姆引述的那些精英思想家致力的结果，也缘于某些特定人类学概念的普及
- 其中，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生物学
- 新生物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么大
- 正如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但反映出共同的深层语言结构，且都源于大脑皮层的语言功能区，同样，不可胜数的人类文化体现出共同的社会需求，且决定这些需求的不是文化而是生物学原因。
- 受基因决定的人类行为对社会现象(例如亲属关系或公民社会中人们乐于组团结社的倾向)的影响，需要通过文化的中介
- 在人类那里，许多看似受生物学支配的行为并非命定的驱力或本能，而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定阶段表现出来的主动学习的倾向。
乱伦禁忌
- 乱伦禁忌就是图8.2所示的规范的体系中非理性的、自发产生的那一类规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 这一规范似乎自发形成于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其形成基础则是人们对乱伦行为的天然反感以及人类群体对规约两性接触和社会交换的需求。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命运
- 进化生物学支持后一种主张，并为理解这种社会性何以产生以及如何显露出来提供了更多精确的解释
- 它展示出规则的形成、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对那些破坏群体规则的人的惩处都有其自然基础，也揭示出人们何以具有独特的认知能力，能令他们区分出合作者和欺诈者。
从类人猿到人类
- 黑猩猩会表现出往往是人类才有的社会行为
- 黑猩猩并非靠强悍的身体压服其他猩猩而取得雄性头领的地位。
- 黑猩猩有能力组织群体性竞争和群体暴力，以及在雄性间出现抱团的现象，这跟人类十分相似。
- 人类天生是群居的动物；对大多数人来说，会带来有病理症状的痛苦的是离群索居而非社会交往
- 尽管以某种特定形式组织起来的家庭并非自然现象，但血亲关系却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在人类还是非人类物种中都有某些共同的结构。
- 不仅人类，其他灵长类动物也会拿自己同其他同类进行比较。
第10章 合作的起源
合作的起源：基于亲属和互惠利他
- 亲属选择：父母与子女、亲兄弟姐妹之间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因此人们料想前者发生利他行为的几率要比后者多出一倍
- 父母与子女、亲兄弟姐妹之间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同卵双胞胎除外，他们享有完全相同的基因)，而堂表亲的兄弟姐妹或姑侄、姨甥之间只共享四分之一的基因。
- 互惠利他：生物学理论中有关互惠利他的表述大举借鉴了经济学和博弈论，以说明被自私的基因所支配的个体之间何以达成互惠
- 囚徒困境游戏对参与者来说很麻烦，因为参与双方都选择背信弃义这一解决方案，构成了博弈理论家所说的纳什均衡。
- 一报还一报能够破解囚徒困境其实可以不必按博弈论来理解。当面对一个素未谋面且后会无期的人，人们在选择是否信任他时自然会小心翼翼，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去信任。
- 在艾克塞洛德赛局的成果发表后，博弈论又获得了长足进展，涌现出许多其他优于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们历经时间考验，被证明也是可靠的。
为竞争而合作
- 集体中与人共事的能力(也就是社会资本)成为早期人类及其类人猿祖先的一种比较优势，也因此这些维持集体合作的品质得以发扬光大
- 随着群体的形成，群体间的竞争也开始出现，也给群体内部更高层次合作的形成带来契机。
- 人脑(在进化期)的长足和快速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一系列相似的军备竞赛不无联系，这一发展使语言、社会、国家、宗教以及人类所发明的种种合作性社会建制成为可能。
善与恶之间
- 任何社会都是由天使和恶魔共同组成，更确切地说，是由善恶共存一身的人所组成
- 善与恶的比例取决于善恶行为各自的后果——即对与人合作的天使和从机会主义中尝到甜头的恶魔分别给予怎样的回报。
- 根据回报的情况，博弈论能帮助我们预估天使与恶魔的存在比例，以及天使与恶魔共存的社会中会形成怎样的进化稳定策略。
大脑模块化
- 大脑由一系列专门的模块组成，这些模块是按照早期人类所处环境的特殊需求而被塑造出来
- 最为人熟知的大脑模块是脑皮层的左右两个半球区，它们在功能上似乎有各自的专门性，同时又有些彼此交叠。
- 有的大脑模块可能专门控制完成社会合作任务，对这部分模块所做的最有趣的研究可见于所谓“沃森测试”(Wason test)报告。
非理性选择
- 尽管进化博弈论解释了为什么一群恶魔也不至于兴起太大风浪，但这也不是说我们会变成真的天使，毋宁说，我们将成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理性的恶魔”(rational devils)
- 按康德所说，真的天使会为了遵守规则而遵守规则，特别是当道德行为会伤及自身利益时仍坚持之。
-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谈到过戴上就能隐身的裘格斯戒指。他质疑说，假如我们能戴上裘格斯戒指，就算犯罪也不会被抓，那又有什么理由要正身谨行呢？博弈论则告诉我们理由是存在的：我们获得的回报不是诚实本身，而是诚实的美誉。
- 再怎么精妙的博弈论最后也无法为人类的道德行为提供完备的解释。当然，我们本质是好的，大多数时候会不太计较得失地做出利他行为。肯定不会有人认为，药品公司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撤出货架仅仅是出于伦理原则。但人们总是认为道德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于是会把最高的赞誉给予真正的天使而非理性的恶魔。
- 神经生理学的近期发展提供了一些意见，并帮助我们理解为何人类的道德行为(制定并遵守规则)远比经济学家所青睐的博弈论理性选择说所指出的要复杂。
- 人类心智会把躯体标记施加于最初只是理性计算的中间产物的规范与准则之上。从这一点上讲，我们遵循规范并不是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用，而是因为遵循规范本身就构成目的——一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目的。
第11章 自我组织
规范生成的四种方式
- 规范可能出于理性和等级制，如《美国宪法》。
- 规范可能出自非理性而又是等级制的来源，如摩西从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十诫》。
- 规范可能是理性且自发的协商的结果，就像在蹭车族那里形成的规范或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的习惯法。
- 规范可能由非理性来源自发产生，如乱伦禁忌或民间宗教。
规范生成的社会现代化趋势
- 随着社会逐渐现代化，规范往往越来越多地出自上半象限，特别是左上象限(来自政府权威)。
- 正式的、理性的法定权威(常常归于政府名下)，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首要来源
- 存在于现代美国的工作场所和学校中有关性别关系的那些纷繁复杂的不成文规则，让每一个勉力应对它们的人都认识到，非正式规范并没有从现代生活中退出，将来也不会。
对规范来源的不同观点
- 法理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将那些认为正式法律是对非正式法规的反映的人称为“法律边缘主义者”，将那些认为法律对道德具有重要形塑作用的人称为“法律中心主义者”。
- 人们对规范从何而来的分析，当论及它们应该从何而来时，就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偏好色彩
- 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右翼中的反政府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以及左翼中的技术自由主义者(technolibertarians)，他们共同怀有的无上美梦是，政府应该消亡，取而代之的不是霍布斯式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而是基于人们自发地奉守非正式社会规范而形成的和平共处。
- 左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视非正式规范为过去那种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或男性至上主义的文化的残留物，希望通过运用正式的、等级制的政府权力、按照他们心目中的图景来实现对个体的改造。
- 右翼中也有此类人希望通过等级制的宗教来实现相似的目的。
自组织的范围和限度
- 自组织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但它只在某些不同的特定条件下才会产生，也不是人类群体达成合作的一条普遍适用的公式
- 自然选择过程是盲目的，其结果也各自不同；尽管最终都是适者生存，但这一过程本身常常导致无用功。人类缔造规范的过程也可能同样盲目。
- 尽管规范也可能形成于某一准随机的基础之上，但它们更多的是充分协商和谈判的结果。
公共资源的共享问题
- 公地悲剧实际上就是一场扩大了的、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博弈
- 每一参与者都可以选择是为维护公共资源做贡献(合作)还是搭便车(free-riding)坐享其成(欺骗)。
- 在大的群体中，搭便车现象变得更加难以被觉察。
规范生成的等级制途径与自发的途径
- 哈丁认为，公地悲剧带来了诸如对海洋过度捕捞、对草地过度放牧等社会灾难。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等级制的权威，也许是一个有强制力的政府甚或是一个超国家的监管机构，才能解决公共资源的共享问题
-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关于此问题的经典论述中指出，想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要么采用哈丁的等级制权威的办法(比如通过国家强制力对人们征收所得税)，要么让一个对公共物品消耗超过其他所有人消耗总和的使用者独自解决，他要情愿单方面地保证公共物品供应并能容忍搭便车现象，因为公共物品是必需品。
- 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更为自发的途径。其中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将公共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
- 经济学家霍华德·德姆塞茨(Howard Demsetz)认为，通过“将外部性内部化”，即把公共财产转为私有财产，在私人所有者那里就会形成保护它的动机。
-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有一篇常为人引用的文章，名为“社会成本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变动关于责任的正式规则不会对资源分配构成影响。
自组织在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中的应用
-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是个例外，她搜集了超过五千个有关公共资源的研究案例，数量之多足以让她对这一现象做出基于实证基础的概括总结
- 她的大致结论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类群体，都曾找到过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成功几率比人们一般料想的要高。
- 其中的许多解决方案既没有将公共资源私有化(经济学家青睐这种方法)，也没有由政府出面管制(这种方法常为经济学家以外的人所支持)。
- 相反，群体能够理性地制订出非正式的、有时是正式的规则，来保证既公允又不导致涸泽而渔地共享公共资源。
- 在现代高科技工作场所中也发现自组织行为的突然出现
- 20世纪早期的企业及由它所创造的工厂和办公室，是由等级制权威构成的堡垒，它以一种高度威权的方式，通过一套严厉的规则控制着数以千计的工人。
- 然而，在当代的众多工作场所中，我们发现了相反的一些现象：正式的、受制于规则的、等级分明的关系被更为扁平的、给下级更大范围自主权的关系所取代，或是被非正式的网络所取代。
第12章 技术、网络与社会资本
等级制的终结？
- 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
- 政治上的等级制形态是威权或更极端形式的极权国家，由一个至高的独裁者或一小撮居于顶层的精英对整个社会施以控制。
- 民主国家自身也是依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但民主体制下的权威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并且权力对个体的控制也受到限制。
-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
- 权力集中的、专制的公司走向衰落的原因同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一样：它们无力应对所置身的日益复杂的世界对信息的需求
- 为了掌控治下的一切，独裁统治者需要有足够的信息和知识来决策。
- 将权力下放到技术专家或这些创造并运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人手里，就会削弱独裁者的权力。
- 在那些老总也热衷对手下行使专制权力的公司里，也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 对高度分散的组织进行协调的另一种渠道是网络，它不是由中央集权的权威缔造，而是由权力分散的各行动者通过互动形成某种自发秩序
- 如果网络真能产生秩序，则它们必须依靠在正式组织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也就是社会资本。
网络的兴起
- 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
- 廉价的、泛在的信息技术能降低因发生市场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人们创建等级管理体制的积极性。
- 许多热心鼓吹信息革命的人不仅把新兴的互联网视为一种有用的新型通讯技术，还认为它的出现预示着一种全新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
- 网络是一种关于信任的道德关系
- 网络是由一群个体行为者组成的，他们分享着超越普通的市场交易所需的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
- 网络与市场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由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来定义的。
- 网络不同于等级制的地方在于前者基于共享的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正式的职权关系。
协调方式的变化
-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
- 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
- 尽管在组织整体利益层面需要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允许如此则会与等级制内部不同人的个体利益相冲突。
- 等级制的繁文缛节也会给复杂信息的处理制造麻烦。
- 等级制的适应性较差。正规化的控制体系远不如非正式的控制体系灵活。
- 网络(定义为共享非正式规范和价值观的群体)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为信息在组织内外的流通提供了其他的渠道
- 朋友之间的信息共享一般不会特别在意知识产权的问题，也就不会带来交易成本。
- 市场部门的人认识生产部门的人，可以在午餐时间告诉后者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抱怨，这样就越过正式的等级体系而更快地把信息传达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 社会资本对于管理那些运用复杂而难以理解、隐性和难以传播的知识的高技能人才也十分重要。
从低信任度生产到高信任度生产
- 从等级制的、泰勒式的组织演变为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需要卸除正式的、官僚化的规则的协调功能，将之转授给非正式的社会规范
- 在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内，权威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某种允许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方式内化于组织之中。
- 一个精益化的或及时生产制(just-in-time)的汽车制造厂就是扁平的、后福特式组织。
- 后福特式工厂需要比全面制定工作守则的泰勒制工厂有更高的信任度和更多的社会资本
- 劳动力要充分接受训练，从而能承担此前由白领中层管理人员肩负的职责，并且他们要怀有一颗责任心，懂得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更大的群体目标而非个人目标服务。
- 精益化生产以创造大量利润为标志，提高了汽车业的生产力，同时也提升了产品质量。
地域和社会网络
- 硅谷成功的一条重要原因在于当地独特的文化，即大量的社会网络，它们将不同公司(从半导体业到个人计算机业)的个体联结起来
- 这些社会网络有各自不同的根源，包括共同的教育背景(例如都在伯克利或斯坦福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和共同的就业经历(许多半导体产业的关键性人物都曾共事过，如罗伯特·伊斯和安迪·葛洛夫在该产业发展初期都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或是在其成长过程中受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旧金山)湾区反主流文化潮流所倡导的那些规范的洗礼。
- 非正式网络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有多方面原因。大量知识处于隐形状态，不容易转化为可在知识产权市场买卖的商品。底层技术(underlying technologies)和系统整合过程的极度复杂性意味着，即使是最大型的公司也无法在自己公司内部创造出足够支撑其发展的技术知识。
- 尽管有了全球化，地理集中的优势依然重要——甚至可能比此前更重要
- 假如信息能通过电子网络被轻易分享，为何没有出现产业地理分布的进一步离散化呢？电子网络内非个人性的数据分享看来不足以形成硅谷中的那种相互信任和尊重；作为重复的社会互动结果的当面交流和互惠参与从而就必不可少。
第13章 自发性的局限和等级制的必然
自发秩序的不足
- 自发秩序只有在某些明确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在许多情况下，它要么无法实现，要么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会导致不良后果
- 人们为共享公共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而建立规范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
- 规模：搭便车现象会随着群体规模的增长而变得愈发严重
- 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变得更加困难。
- 边界：要实现自发秩序，厘清群体成员的资格范围很重要
- 如果人们能随意地加入或退出某个群体，或者弄不清谁算是群体一员，则个体成员就不太有兴趣为自己的信誉担心。
- 重复互动：重复(互动)既是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关键，也是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
- 人们只有在知道自己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同另一人打交道时，才会在意他们自己的声誉。
- 预先规范缔造共同文化：合作规范的确立常以一套为所有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预先规范(prior norms)为先决条件
- 在第八章所举的蹭车事例中，之所以有那样的蹭车文化，原因在于，两点一线的通勤者都清楚他们全部是不具危害的政府雇员，可以彼此信任。
- 权力与正义：还有一个因素制约着自发秩序在解决合作困境时的效用，那就是关于权力与正义的问题
- 非正式社会规范时常反映出某一群体支配另一群体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或是依凭群体更多的财富、权力、文化修养或智识能力，或是依凭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
- 缺乏透明性：通过社区内部个体之间重复互动而形成的非正式规范必然缺乏透明性
- 在社区内部，由于不了解规范、遭受诬告或过分的惩处，个体可能因此经受不公正的对待。
- 坏选择的顽固性：尽管会出现不公正的、无效果或起到相反效果的规范，但有人会说，这些规范会自发地消逝，因为它们不能给践行它们的社区带来益处
- 由于传统、社会化过程和习惯的影响，不良、无效或反效的规范能够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维持数代人之久。
网络的缺陷
- 网络只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人们在其中通过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及人们之间的经济纽带与他人建立联系
- 公司可以在对雇员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使之形成对某些价值观的共享，从而创造出社会资本。
- 一旦社会资本缺乏，等级制组织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可能是将低信任度社会组织起来的唯一办法
- 经典的泰勒制不需要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建立任何信任关系，只需要处于底层的工人遵照正式规则行事即可。
- 组织分层制度不会消失的这第二个原因，不仅适用于那些夕阳产业中的低技能劳动力，甚至也适用于最先进的高科技公司
- 许多情况下，等级控制比非集中化管理更加行之有效。
“等级人”
- 等级制(hierarchy)不会很快从现代组织中消失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人类本性上喜欢按照等级制将自身组织起来
- 位于等级制最底端的人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这一制度，但他们通常别无选择。
- 对地位的追求也同样被内置于人类的情感系统中
- 被承认的渴望——包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承认和对其信仰、国别、人种、民族、理念等状况的承认——是人们政治生活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 一旦人类追求地位甚于一般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展开的就是一场零和(zero-sum)博弈，而不是一场正和(positive-sum)博弈
- 获得更高的地位势必损害他人的地位。
第14章 超越“76号洞穴”
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
- 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与生俱来就具备解决社会合作问题和创立道德规则以约束个体选择的能力
- 孩子从哈梅林带往异土的花衣魔笛手，恐怕不会看到这些孩子以一种蝇王式的暴力自相残杀。
- 尽管这些孩子对父母的文化传统记忆不多，但他们仍可以建立起相差不大的新传统。
- 寻常的道德在某种意义上是天然形成的，是人类自发性交往的结果
- 诚实、可靠、守诺和各种形式的互惠，至少在原则上几乎为所有人尊重，并在多数时间里为大多数人所奉行。
- 这个社会里也会有欺诈、犯罪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异常现象，以及控制这些异常的社区机制。
等级制形式的权威的必要性
- 规模问题：哈梅林的孩子们，无需先知带给他们神谕，也无需立法者为之建立政府，就能自发地创造出全部规则，但他们所在的自组织的、相互平等的部落会维持小规模状态
- 这里不会有劳动分工、非人格化的市场和规模经济，也不会有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因此也就没有长期投资行为，几乎不存在文化多样性。
- 这里不会有高雅艺术，出不了米开朗基罗或巴赫，因为他们的创作必得依靠井然有序的农业社会所产生的大量剩余财富为支撑。
- 道德问题：与寻常的道德共存的是社会组织高层人群的道德败坏
- 一群没有组织、我行我素的乌合之众，没法像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运动中屠杀富农那样，完成一场系统性的清洗。
- 这种使个体不愿违反交通规则的寻常道德，到了高层群体那里，就可能促成最恐怖的暴行。
- 政府能组织起大规模社区，并将社会秩序转化为政治秩序，而立法者对于政府的建立则是必需的
- 人类能通过创造两至三级的等级制，将家庭凝聚成部落和家族，将部落凝聚成联盟，并最终将所有次级的社会团体凝聚成一个政治共同体或者国家。
- 国家也许真的有其生物学根源。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并不是社会性动物，而是政治性动物。
去等级化的宗教
- 在全部发达国家里，等级制宗教已经与国家权力相脱离，并进入了长期的衰落过程
- 在许多原始社区里，民间宗教以某种非等级化的方式产生，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团体时常出于可归为工具理性的目的而诉诸宗教实践。
- 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混乱无序，他们的孩子需要确立价值观和规则，或者发现他们孤立无援且迷失了方向；他们投身某一个教派不是因为他们成了笃实的信徒，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形成规则、秩序和社区的最方便法门。
信任的文化基础
- 尽管等级制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但它在许久以前就建立的文化模式，在构筑今天的信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 任何想用人类本性来解释诸如信任和社会资本一类现象的企图都有一个弱点，即无法对人类群体彼此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做出解释。
- 这里也依然如此。前面所提到的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种种普遍的心理特征，虽足以解释为何在相对小规模的群体内会存在社会合作，但不足以说明为何在当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信任半径。
重返洞穴
- 美国面临的是另一类困难。由于技术变化和当代社会特有的规模和多样性，美国丢失了很多哈梅林的孩子住在洞穴时曾享有过的寻常道德
- 对于美国和其他处于相似状况的国家来说，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一个重建等级制权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变化了的技术环境下，重新恢复诚实、互惠的习性和重新扩大信任半径的问题。
- 知道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天然和自发性来源，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见解。它一方面说明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会以使人们能够适应技术和经济条件变化的方式持续演进，另一方面说明自发性演进会与等级制权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第三部分 大重建
资本主义是否会耗尽社会资本
- 当代科技社会不断需要社会资本，就像以前那样，将之用尽随后重新补充它
- 需求和供应源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非正式伦理规范的需求会消失，或者人类会停止为自身设立道德标准并不再致力于践行道德标准。
- 社会重新创造社会资本的过程不仅复杂而且往往艰难
- 很多情况下，这一过程要历经数代人，而在社会资本虚弱期，旧的合作规范被摧毁，又缺乏任何能够代替它们的东西，于是令很多人都成为这段时期的牺牲品。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 现代经济秩序如何同道德秩序发生联系，这是一个曾被无数作者论述过的老问题
- 一种观点来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把社会资本的减耗追溯到启蒙时期。
- 按照这样一条思路，现代诸社会之所以还未确实崩溃，仅是因为它们靠着某种历史积累的、但有消耗而无补充的社会资本而得以继续维系。
- 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出与市场运作所需不一致的规范，从而会自毁根基
- 约瑟夫·熊彼特大概是持此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逐渐创造出一个精英阶级，他们对那种使自身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力量深感不满，并且试图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
- 丹尼尔·贝尔则认为，物质的富足会让职业伦理变得无足轻重，并创造出一个始终致力于变革现状的文化精英阶层。
政府之于社会资本：亦敌亦友
- 政府有能力创造社会资本，它们也擅长摧毁社会资本
- 无力保障公共安全或财产权的国家往往会培育出既不相信政府也不彼此信任难于同人交往的公民。
- 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其功能的集中化以及国家权力对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入侵，往往破坏了社会的自发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
- 自由民主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自由民主国家运用权力来推动人们对个人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直至以牺牲社区为代价)的承认，是否存在不可动摇的必要性
- 尽管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算振奋人心，但我知道，不存在决定性的历史力量使人们无法避开这些后果——当这些后果明显侵犯了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时候。
经济交易与道德交易
- 我们常常出于个人利益的原因而开始遵守一项规范，但持续遵守这项规范就是出于道德考量一类的原因
- 你到一家公司上班起初是因为你需要一份工作并靠它还房贷，但在那里工作几年后，你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归属感，即使不是对这个作为抽象实体的公司，至少也是对你的同事这些人。
- 你开始牺牲自己的利益——加班到很晚，动用个人关系帮公司解决问题——不仅是想挣得奖金，而是因为你觉得有必要为了同事而这么做。
- 市场交换与发生于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中的互惠利他不同，但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
- 市场交换促进了互惠的习惯，使互惠行为从经济生活领域发展到道德生活领域。
- 道德交换则促进了参与者的自身利益。
第16章 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建
大断裂后的社会秩序重建
- 大断裂已发展到头，规范重塑的过程已然开启
- 到了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不信任程度的增长势头，在许多早先曾经历严重社会失序的国家中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回落。
- 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围绕社会建立起来的、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三十年前当莫伊尼汉报告发布之时，因为按正派观点它是在“谴责受害者”并有种族主义色彩，故而几乎遭到举世声讨。但今天学术界的观点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家庭结构和价值观在决定社会结果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得到广泛承认。
- 有许多其他迹象表明，从文化意义上，个人主义不断膨胀的时期行将结束，至少某些大断裂时期被驱走的规范正在得以重建
- 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火爆的日间广播节目之一是由劳拉·史莱辛格(Laura Schlessinger)博士主持的一档电话访谈，她在定期讲座中以直率且常常带有批评的语气劝诫听众不要再放纵自己，要肩负对配偶和子女的责任。
- 20世纪90年代在华盛顿首府爆发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游行，是由“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领导人路易斯·法拉堪(Louis Farrakhan)发起的“百万黑人三月游行”，和由保守主义基督教组织“守约者”(Promise Keepers)组织的另一场游行。
-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仅仅依靠个人和团体之间非中心化的相互作用，也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重建它
- 这意味着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政府在创造社会秩序方面存在一个清晰的界域，即通过警察力量以及通过促进教育来实现其作为。
宗教复兴，过去与现在
- 宗教对维多利亚时代英美社会规范的重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维多利亚王朝与新教和统治两个社会的新教徒精英结成紧密联盟。
- 在反对酗酒、赌博、奴隶制、犯罪和卖淫行为的斗争中，在构筑志愿性机构的密集网络时，卫理公会、公理会、浸理会教徒和其他传教师、俗世信徒(lay believers)构成了主力军。
- 回归虔诚更有可能以一种温和的、去中心化的形式，即这里的宗教信仰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教理，不如说表达的是团体的现有规范和对秩序的渴望
- 人们回归宗教传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真理的启示，而恰恰是因为团体的缺乏和俗世中社会关系的无常让他们渴求仪式和文化传统。
- 他们帮助穷人或邻居，不是因为教义告诉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为团体服务，并觉得基于信仰的组织是最有效的服务方式。
社会资本与历史
- 一个扩大了的信任半径主要有两个来源：宗教和政治
- 在西方，基督教率先创建了人类普遍具有尊严的原则，这一原则来自上天，并被启蒙运动转化为人人平等的世俗观念。
- 现在我们让政治来担负这一人为创制的原则的几乎全部内容，而政治干得着实不错。
- 尽管时常出现倒退和暴露出弱点，但建立在这些普遍自由原则上的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里表现出令人惊讶的适应性
- 建立在塞尔维亚民族身份或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ism)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永远走不出巴尔干半岛或中东地区的某些悲惨角落所展示的怪圈，也永远不会成为多样化、充满复杂和变动的大型现代社会(例如组成七国集团的那些国家)的指导原则。
- 随着社会的经济发展，自由民主的政治秩序其逻辑进程变得更加紧迫，因为要调谐组成社会的种种利益同时需要平等和参与。
- 对历史进步的这一基本乐观的看法，其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和道德秩序不一定紧随政治秩序和经济的发展而来
- 自由社会以达成道德共识为代价来获得政治秩序。
- 自由社会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时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科技变化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