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变动（1978～2018）》AI 大纲

李培林简介

• 李培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编委会主任。
• 李培林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1995)、《村落的终结》(2004)、《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2005)、《和谐社会十讲》(2006)、《李培林自选集》(2008)、《社会转型与中国经验》(2013)、《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2014)。
• 李培林主编年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 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 近40年来，工人队伍空前壮大。
  • 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 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
  • 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
  • 农民日趋分化和高龄化。
• 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
• 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
• 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

阶级阶层结构变动的新特征、新挑战

• 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 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
  • 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产生一些两难选择
  •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
  • 产生一些两难选择。
• 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
  • 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
  • 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
• 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避免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
  • 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
  • 要避免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
• 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要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 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 要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围绕阶级阶层的热点议题回答

• 怎样理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 当前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 社会阶层真的“固化”了吗？
•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有多大规模？
• 中国农民怎样才能普遍富裕起来？
• 现阶段的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
• 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为何没有引起社会震荡？
• 为什么当前很多民生问题表现为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 什么是新集群行为或非直接利益冲突？
• 为什么说要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

正确处理现阶段阶级阶层关系的策略

• 充分认识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 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
• 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任务。
• 解决阶级阶层矛盾需要全面贯彻民主法治，加强和改进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
• 引导社会舆论和把握社会心态。

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

•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趋势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
• 做好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
• 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现代化谋篇布局。

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 改革开放初期，经过阶级阶层关系的演变，形成了“两阶级一阶层”的阶级阶层格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 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问题和对策

• 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整阶级阶层关系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极为深刻而广泛的变化
  • 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
• 工人队伍空前壮大，农民工成为新生力量
  • 农民工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农民工的总量达到2.82亿人。
  • 服务业工人的人数超过了工业工人，成为工人队伍中人数最多的部分。
  • 工人队伍中的国有企业职工比重较大幅度减少，其经济社会地位分化较大。
• 农民数量大规模减少，并且日趋分化和高龄化
  •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9.6亿人口中，有7.9亿农民(农村居民)，占82%，到2016年，在全国13.7亿多人口中，有6亿多农民(农村居民)，占42.6%。
  • 在务农的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从事种植、养殖、渔业、牧业、林业等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以及数量众多的兼业户，纯粹务农的小耕农的数量和比例都大幅度减少。
  • 留在农村从事农耕的农民，呈现高龄化趋势，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
• 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层的主力
  •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是一个以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经济师、科研人员、记者、编辑、演员、作家、艺术家等为主体的职业群体。
  •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他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他们不再是“被改造”对象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成为知识创造和科技创新的主体。
  • 专业技术人员也面临着一些发展的矛盾。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教育、医疗、文化的需求大大提高，教育、医疗和文化等事业日益繁荣，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广阔发展空间，知识价值大为提高。
• 私营企业主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阶层
  •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私营企业主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以后，私营企业主阶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
  • 我国私营企业绝大多数都还属于中小企业，到2015年，户均资本规模为475万元，但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仍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 我国私营企业主群体目前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从产业分布来看，私营企业主绝大多数集中在商业服务业，这一领域私营企业的户数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户数的74.0%。
• 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产生
  • 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通常是指那些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不太容易被归入传统阶级阶层范畴的新阶层、新群体。
  • 在新社会群体中，应当特别关注被称为“我能行”的年青一代，他们具有世界视野、创新精神，思想开放、积极进取、个性鲜明，生活方式完全融入移动互联网，推动大众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

• 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和社会各阶级阶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形成了我国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 加快了我国的社会流动，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 基本形成了适合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现代社会结构，为最终实现社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利益格局多样化发展，社会依然充满活力

• 多种经济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差距扩大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多种经济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 利益差距扩大。
• 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社会流动较快，具有很多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
  • 我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
  • 社会流动较快，具有很多发展机会和较大的发展空间。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重叠，面临一些两难选择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跨越式的发展
  • 用几十年走完了很多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历程。
• 一个阶段还没有结束，另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始，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存
  • 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同在。

工农基础阶级的构成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要有一个过程

• 工人阶级的两个最大变化：一是有2亿多农民工加入工人阶级，二是以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白领”职工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蓝领”职工
  • 他们在生活待遇的改善和思想意识的转变上，都需要一个过程。
  • 这对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 农民阶级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人数大大减少，而且高龄农民可能会成为我国最后一代“小农”
  • 未来的新型“农业经营者”，将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

处理好精英群体与大众群体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防止社会分裂

• 精英群体脱离大众群体，从而造成社会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始终是一个巨大的危险。
• 随着利益格局的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出现了精英群体脱离大众群体的倾向
  • 这是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一种倾向。

人民内部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的情况将会长期存在

• 由于各种原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一些群众因利益受损产生强烈不满，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堵塞交通、焚烧汽车甚至冲击党政机关等对抗方式
  • 在这些事件中，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的行为方式交织在一起。
  • 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
  • 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
• 如果处置略有不当，再加上发生在部分政府官员身上的诸如贪污腐败、决策失误、官僚主义等方面的原因，局部问题就有可能扩散到全局，从而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 必须充分认识到此类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 不断提高依法、依规、靠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理解

•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讲的
  • 工人阶级代表着工业社会大机器生产阶段的先进生产力。
•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
  • 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当前过剩产能消化的过程中，一部分国企工人下岗、一部分去产能企业工人岗位变动，这是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正常变动。
• 改善工人、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这项任务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当前收入差距是在扩大还是在缩小

•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随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开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 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超过0.4，到2008年达到峰值0.469。
• 近若干年来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缩小趋势，最重要的就是来自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和农民工收入持续增长的贡献
  • 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差距也在同步缩小。
•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依然过大，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是非常必要的
  • 无论是从促进共同富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来说，还是从促进大众消费、保障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阶层真的“固化”了吗

• “社会阶层固化”是与“社会流动”相对应的概念
  •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大调整、大变动的时期过去了，一夜暴富式的“社会流动”机会减少了，社会结构进入转型时期相对稳定的常态。
  • 社会结构仍在转型变化的过程中，社会流动的频率仍然很高，社会仍然充满活力。
• 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致因素在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判断，无法在科学意义上得到经验研究的实证基础。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有多大规模

• 按照三种标准对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和估计
  • 一是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最常用的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10～100美元(PPP$)。按此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群体的比例2015年约为44%。
  • 二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的探索性标准，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45万元人民币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按此标准，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家庭占全部家庭的24.3%。
  • 三是相对标准，即按照收入中位数的75%～200%来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按此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2015年为38%，但在相对标准下多年来比例变化不大。
• “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几乎是同义语，但在国际社会学界，这两个概念还是有较大差别的
  • “中产阶层”更多的是依据职业来界定，所要反映的是在后工业社会从业人员中“白领”超过“蓝领”的结构性变化。

我国农民怎样才能普遍富裕起来

• 实行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扩大农户的多样性经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的兼业收入，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 我国农民人数众多，绝大多数是小农，每个农户的平均耕地面积只有约0.5公顷，相当于欧洲农户平均耕地面积的1/80～1/60，单靠农耕收入微薄，增收很难。
  • 从东南亚一些农地缺乏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看，农业普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规模化经营很难做到。
  • 而目前“80后”农村青年已经很少务农，务农农民过早出现老龄化，很难再转移成非农劳动力。
  • 农产品价格也已经多数高于国际市场价格，靠政府补贴财政压力很大，难以为继。

现阶段的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是一种什么样的矛盾

• 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贫富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这三大矛盾
  • 在贫富矛盾方面，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强化了阶级阶层利益格局的分化势头。
  • 在劳资关系方面，多数私营业主是能够遵守法律、接受社会主义制度和道德观念约束的，但也有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业主，非法延长工人的工时，克扣工资，忽视劳动安全，甚至侮辱人格，使局部劳资关系比较紧张。
  • 在干群关系方面，总体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在有些地方和有些部门，干群关系疏远了，甚至比较紧张，有的还引起冲突。
• 这些社会矛盾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即便是一些矛盾演化成对抗性矛盾，也不属于“阶级矛盾”，要依法依规治理，不能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处理
  •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但也绝不能放弃人民民主专政。

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为何没有引起社会震荡

• 农民工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世界工厂”形成都是紧密相连的
  •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为了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引入欠发达国家的移民，曾是普遍的做法，但大量的外来移民，由于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 而中国出现的所谓“民工潮”，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质疑和担忧，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会对社会安全、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力量，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历代王朝都毁于流民之手”。
• 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总体社会公平感、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都高于城市工人
  • 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持积极的社会态度，其背后的一个原因在于农民工在流动中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过去艰难的农民生活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
  • 另一个原因是，农民工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和社会贡献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和赞誉，并通过社会传统的关系网络不断融入城市社会，政府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支持农民工转化为市民。

为什么当前很多民生问题表现为教育、医疗、环境等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 我国的阶级阶层矛盾，绝大多数是涉及物质利益的矛盾，这些物质利益的矛盾，又绝大多数表现为民生问题
  • 在改革开放初期，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商品短缺问题，但随着人民物质文化需求层次的提高，随着商品领域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变化，现在的民生问题更突出地表现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或供给体制不完善的问题。
• 这类民生问题，在任何社会、任何发展阶段，都会存在，都会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 但我国当前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社会不公现象还普遍存在，人们的发展需求快速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还不健全、不均衡，所以这类民生问题的突发事件，在新媒体快速传播、社会舆论快速形成的条件下，有时也会与阶级阶层矛盾以及部分公务人员的官僚主义行为纠合在一起，并引发对政府和社会的强烈不满。

什么是新集群行为或非直接利益冲突

• “新集群行为”，是现代社会兴起的一种基于价值认同的非直接利益的社会冲突
  • 参加这类集群行为的人群，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的集群行为更多地不是为了自身的直接利益，而是基于某种价值取向。
• 在西方社会，这些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
  • 而在我国，这些“非直接利益冲突”，往往容易以“新集群行为”的形式爆发出来。

为什么说要警惕权贵主义和民粹主义

• 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各种社会趋向展露锋芒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防止极端主义走向非常重要
  •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主要应该防止两种可能的极端主义走向。一种是权贵主义，即在权钱交易之下，资本和权力结合，掠夺社会财富。另一种是民粹主义，即以反对权贵、维护大众权益为旗号，制造蔑视权威、拒绝变革、不信任政府和仇富、仇官、仇专家、仇名流的社会氛围。

充分认识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 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 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变化发展的阶段，必须清醒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 新的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这是我们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定要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各种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除
  • 因此大量的新型社会矛盾(包括阶级阶层矛盾)还会不断出现，有时还会在一些局部有所激化。
  • 在经济增长较好的时候，很多矛盾还容易在发展中化解，一旦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很多潜伏的矛盾就更容易爆发。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实践，必然会面对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
  • 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新挑战，而我们处理新型阶级阶层矛盾的能力还有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 对处理新型阶级阶层矛盾的途径和办法，也有一个需要准确把握和深化认识的过程。

把改善民生作为当前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

• 在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有所突破
  •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特别是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和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人民群众有了更高的物质文化需求。
  • 必须加强在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提高这些方面供给的均等化程度。
• 在进一步减少和消除贫困方面有所突破
  • 我国已经确定了精准扶贫战略和到2020年全部消除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的目标。
  • 必须下大力气，以抓铁有痕的精神，保质保量地完成这一重大任务，防止数字脱贫、口号脱贫。
•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有所突破
  • 城乡差距太大、农村发展滞后，是我国发展的软肋。
  •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都要把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作为重要任务。

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解决阶级阶层矛盾的长期任务

•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非常重要
  • 要建立健全以税收、财政支出和社会保障为重点的再分配机制。
  • 要逐步增加直接税并相应减少间接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
  • 要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和财产登记制度，抓紧研究财产税问题，结束财产保有层面的无税状态，从而建立起至少在收入和财产两个层面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直接税税制体系。
  • 就财政支出而言，要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设进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 此外，要考虑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之外，建立鼓励赠予等慈善行为的一系列制度。
• 要下决心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打击各种非法牟利行为
  • 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缩小一般竞争行业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规范公务员的工资制度体系，协调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的关系，建立职工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解决阶级阶层矛盾需要全面贯彻民主法治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
  • 实施民主的过程，特别是实施基层民主自治的过程，既是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表达诉求、体现意志的过程，又是协调、磨合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过程。
  • 要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提高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 要完善城乡社区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 与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是法治建设，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
  • 更加充分地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各种纠纷与矛盾，尤其要把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 要在司法实践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降低司法救济门槛，降低诉讼费用，保证群众打得起官司。
  • 司法行政部门要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建立多种形式的法律志愿者队伍，为贫困和低收入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 要坚决惩治司法腐败，保证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公平正义。

解决阶级阶层矛盾要加强和改进党与政府的群众工作

•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党的群众工作面临新的形势。
• 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的群众工作要着重做好三个“面向”
  • 一是面向基层，重心下移，让群众工作进入城乡社区和千家万户。
  • 二是面向普通群众，解决好普通群众面临的共性问题。
  • 三是面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把帮助解决群众面临的一些共性的具体民生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

解决阶级阶层矛盾需要引导社会舆论和把握社会心态

•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和社会心态的变动规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解决阶级阶层矛盾，要注重把握这些变化，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思想宣传文化工作。
• 一是进一步加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引导工作
  • 促进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促进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舆论环境，促进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 二是做好年青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 弥合代际的观念冲突，塑造面向未来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年青一代。
• 三是积极探索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 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要加强对新时代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研究

• 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动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
  • 一个国家的阶级阶层政策，实际上决定了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取向。
• 我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 这种变化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对我国未来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说我们至今仍缺乏非常深入的研究。

产业工人的定义及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地位

• 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中坚力量，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生力量。
• 产业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厂、矿山和工地等场所从事生产、制造、建筑等的劳动者，特别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制造业工人
  •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三次产业划分标准的规定，第二产业统计范围是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又可细分为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本研究对产业工人的定义，就是指第二产业的生产工人。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工人的变动趋势

•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工人的变动趋势，重点考察了近十几年产业工人在收入、消费、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工人规模变化的三个阶段

• 1978～1991年，产业工人数量超过1.2亿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22%
  •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激发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国家在城镇地区扩大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范围，并允许小规模私营企业发展。
  •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超过1.2亿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超过了22%。但由于缺乏完整的改革框架，政策摇摆不定，8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整体滑入低谷，产业工人数量虽有增长，但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却出现了停滞和下滑，并一直持续到1992年。
• 1992～2003年，产业工人数量持续增加，到1999年达到1.66亿人，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也一度超过23.7%
  •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国营企业改革和私营企业发展的高潮，产业工人数量持续增加。
  • 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工人大规模下岗，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成为“新产业工人”。
• 2003年至今，产业工人的队伍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快速增长
  • 2012年，产业工人规模超过2.3亿人，其中，城镇在岗职工中产业工人大约有8600万人，其他大部分都是农村户籍的产业工人。
  • 2013年之后产业工人数量和占比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产业工人的结构性变化

• 产业工人就业单位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私有制经济成分中就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和比例都远远超过了公有制企业的产业工人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下，私营经济快速发展。
  • 20世纪90年代末国营企业改革之后，大量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下岗，私有制经济成分中就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和比例都远远超过了公有制企业的产业工人。
• 产业工人的城乡户籍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农民工(农村户籍产业工人)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央政府大力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仍然有数量巨大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镇企业就业，其中一部分在第二产业就业。
  • 产业工人在城乡户籍结构上已经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农民工(农村户籍产业工人)成为产业工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 建筑业中的产业工人数量增长极快，反映出当前中国产业工人队伍隐藏着一些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相适应的问题
  • 2003年，建筑业的产业工人数量仅为制造业产业工人数量的26.7%，2015年，建筑业的产业工人数量快速增加到制造业产业工人数量的48.5%。

产业工人的社会性变化

• 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逐步向市场经济主体转变，企业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从单位所属关系向市场性契约关系转变
  • 工人事实上不再是企业的“主人翁”，而是企业的雇员。
• 通过改革结束了国有企业用工的终身制，也结束了国有企业的终身保障制
  • 在原有单位制体制下，工人一旦进入企业，就成为正式职工，企业不仅要负责工人的终身就业，还要承担工人消费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老病死的无限责任。
  • 市场性契约关系中，企业对工人所承担的责任是按照契约约定的市场价格，其分配也是按照企业经营状况与职工之间商定的契约，并依据法律规定来执行。
•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身份来划分社会阶层的方式被劳动力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相应的劳动关系所取代
  • 产业工人这一身份性标识也随着大量农村户籍劳动力人口加入产业工人队伍而发生了深刻变化。

产业工人的基本构成特征

• 产业工人可以按照就业单位属性和户籍属性分为四个不同的群体
  •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接近一半增加到2015年的75.02%。
  • 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19.73%下降到2015年的10.99%。
• 城镇户籍产业工人无论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 目前产业工人的主力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的劳动力，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农民工。

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消费

• 产业工人的绝对收入趋于增加，但收入标准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 月平均收入从1000元左右增长到3500元左右。
  •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收入标准值从0.403下降到0.066。
• 消费支出也是衡量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指标之一，农民工消费相对值在大多数年份是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 2006年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家庭年消费始终高于农民工家庭。
  •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消费相对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非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消费相对值则出现了小幅度的上升。

产业工人的教育、技能、劳动合同

• 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有提高，但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受教育年限基本上没有变化
  •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最高的，200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就已经达到了11.05年，2015年为11.74年。
  • 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在8年左右徘徊。
•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工作需要技能的比例最高，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工作需要技能的比例最低
  • 超过80%的农村户籍产业工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需要技能的。
  • 只有约60%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需要技能的。
• 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一直超过或等于80%，而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一直很低
  • 2015年公有制企业城镇户籍产业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甚至接近90%。
  • 2015年非公有制企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不足25%。

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和主观社会阶层认同

• 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远远高于非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
  • 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契约关系较为完整，较少以减少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形式来降低用工成本。
  • 公有制企业用工关系相对较为稳定，稳定的雇佣关系有利于兑现社会保障。
• 虽然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 与2006年相比，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产业工人队伍的现状与变化

• 产业工人队伍规模仍然处于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大大放缓
  • 在结构上已经转变为以农民工为主力。
  • 在关系方面基本上完成了单位制之后市场性契约关系的建立。
• 产业工人阶层在收入、消费等衡量经济地位的指标上都有比较大的进步，但相对地位却有下降的态势
  • 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与产业工人群体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其本身教育、技能的平均水平有直接的联系。
  • 作为产业工人中最主要部分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变化很小，其人力资本状况未得到根本改变。
  • 从劳动合同层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非公有制企业农村户籍产业工人的权益保护仍不到位。
  • 从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来看，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要优于非公有制企业产业工人，城镇户籍产业工人要优于农村户籍产业工人。
  • 经济地位的下降也直接影响到产业工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2006～2015年，不同类型产业工人的主观阶层自评普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政策建议

• 大力提高产业工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
  • 要制定长远的工人培训规划，建立大国工匠的分级制度，逐步提高技能工人工资水平，以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
• 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完善产业工人主体部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 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逐步实现同工同酬、同工同保、同工同权。
• 加大宣传大国工匠精神和产业工人中的典型，改善产业工人的社会形象
  • 特别是要加大对新时代高新技能产业工人的宣传力度。

当代中国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特点及发展

• 商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物质、精神需要创造了条件，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
  • 商业服务业40年来的发展，不仅吸收了大量城镇就业人口，实现了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极大缓解了改革开放以来庞大的就业总量压力。
  • 也造就了一个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多活跃于非公有制经营单位，并随着市场经济完善和现代商业服务业发展，初步汇集了一批高素质、高学历、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 为我国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和“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有效支撑。
• 我国商业服务业整体发展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行业规范及从业人员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 在高端业态快速发展的同时，低端业态规模依然较大。
  • 现代科技发展对传统业态的替代也在进行之中。
• 描述和分析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变化特点及发展趋势，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的特征和演变
  • 本报告以2006～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为基础，对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进行分析。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界定

• 商业服务业人员是指从事商业、餐饮、旅游娱乐、运输、医疗辅助及社会和居民生活等服务工作的人员。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在有关社会职业分层研究中却少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职业阶层加以分析的研究
  • 对于这一职业阶层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阶级分析的视角、中产阶级分析的视角、产业发展的视角、职业阶层的视角。

阶级分析视角下的商业服务业人员

• 毛泽东将商业服务业人员归入不同阶级
  • 将小商人与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归于小资产阶级。
  • 将店员、小贩与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归于半无产阶级。
  • 将码头搬运夫、人力车夫等服务业人员归入无产阶级。

中产阶级分析视角下的商业服务业人员

• 莱特·米尔斯将商业服务业人员归入老中产阶级
  • 拥有小规模独立资产、自主经营、自食其力的小商人与小企业主、小农场主等一起被视为老中产阶级的代表。

产业发展的视角下的商业服务业人员

• 李路路认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所谓中产阶层将不仅是增长最快的阶层，而且会逐渐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 目前我国阶层分布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农民在未来几年中将明显减少，在社会中不再拥有举足轻重的多数地位。
  • 第二产业的停滞甚至下降，在就业结构上表现出来的就是第二产业工人规模的下降。
  • 在第三产业就业的服务业人员不仅增长速度最快，而且在规模上也将逐渐超过第二产业就业的工人。

职业阶层视角下的商业服务业人员

• 陆学艺将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命名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内部差异性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内既有雇主、老板和自营劳动者，也有雇员和家庭帮工
  • 就所从事行业及职业看，其同属于商业服务业，但从生产资料占有及生产关系来看，其则应分属不同职业阶层。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中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开展职业活动的比例占半数以上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主、老板和自营劳动者分别占14.3%和37.9%，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员和家庭帮工则分别占45.8%和2.0%。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社会地位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
  • 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
• 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
  • 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规模及其主要特点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规模快速扩大，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6.20%
  • 1990年，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为5.41%，2015年增加到21.90%。
  • 2010年全国就业人口为7.15亿人，其中商业服务业人员为1.16亿人。
  • 2015年我国就业人口为7.7451亿人，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规模在1.7亿人左右。
• 高端商业和低端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增长的重点，但低端业态的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仍占65%左右
  • 传统商业受到较大影响，小商店店主、营业员等从业人员比例减少。
  • 高端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相关领域从业人员的增加，如推销、展销人员以及保险、证券、不动产等推销员和拍卖人员的比例上升。
  • 低端服务业快速发展，如小旅馆、小招待所、小餐厅等服务业和娱乐业的小业主(个体老板)为代表的低端服务业快速发展。
• 商业服务业人员中有80.9%的人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有68.3%的人为农业户籍
  • 商业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
  • 随着新一代青年农民工择业观的变化，以轻体力或半体力劳动为主要特点的商业服务业就业岗位将成为其首要选择。
• 商业服务业人员中有45.8%的为雇员或工薪收入者，有37.9%的为自营劳动者
  • 近年来，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就业身份呈现自营劳动者比例下降，雇主老板和雇员比例上升的特征。
  • 非农户籍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就业身份以雇员居多，农业户籍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就业身份则以自营劳动者居多。

商业服务业人员中产阶层化的主要障碍

• 商业服务业人员在自我阶层认同上与工人、农民职业阶层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 CSS 2015年的调查显示，警察及军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等白领群体的自我阶层认同较高，其认同自身为中等及以上阶层的比例分别为73.4%、67.6%、55.8%和51.0%。
  • 而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农民、工人等则在自我阶层认同上相对较低，其认同自身为中等及以上阶层的比例分别为43.9%、38.0%、40.7%和35.6%。
• 商业服务业人员在劳动所需技能方面与工人、农民职业阶层相似
  • 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农民、工人中表示完全不需要专业技能的比例分别为27.8%、32.6%、46.1%和30.8%，远高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警察及军人等白领群体。
• 商业服务业人员在脑体劳动性质方面较之工人、农民职业阶层更偏向于脑力劳动
  • CSS 2013年的调查显示，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农民、工人中表示自身所从事工作完全属于体力劳动的比例分别为29.1%、36.4%、45.8%和31.3%，上述比例虽远高于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警察及军人等白领群体，但商业人员中的完全体力劳动者比例则低于农民和工人职业阶层。
• 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会必然推动商业服务业人员的蓝领群体中产阶层化
  • 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实际提升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阶层水平。
  • 商业服务业人员整体在收入方面的增速或将难以明显提升。
• 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传统经营模式或将延缓其蓝领群体中产阶层化
  • 沿街商铺这一传统的商业经营模式仍是绝大多数商业人员的从业经营方式。
  • 较低的从业门槛使以零售和居民服务为主的商业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成为就业困难群体的重要谋生手段。
• 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传统经营模式决定了其经营单位组织化程度较低，难以形成组织内有效的社会垂直流动渠道
  • 目前大多数商业服务业人员所就业的单位规模小、层级少、组织化程度低。
  • 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传统经营模式尽管在风险及机遇面前表现出船小好调头的特点，但另一方面也易造成从业人员在经营单位内难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从业人员流动性大。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发展现状

• 商业服务业在保障就业、实现农村居民城市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政府高度重视商业服务业在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 我国商业服务业产业层次依然较低
  • 尽管高端商业业态规模有较大幅度提升，但部分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传统经营模式决定了其从业规模仍将在一定时期占有较大比例。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人们对居民服务业需求的提升，低端服务业从业规模将迎来较快速的发展。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未来发展趋势

• 商业人员高端化、服务业人员低端化双向发展趋势
  • 随着科技发展，无人售货等经营方式将逐渐替代现有的低端商业经营模式。
  • 就服务业而言，其非标准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方式将无法通过技术进步加以取代。
•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内部的进一步分化，并强化其内部的异质性。

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的蓝领群体中产阶层化

• 加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进程、提升低端业态、强化品牌意识、扩大经营单位的组织规模、强化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训练等，将有助于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整体的发展
  • 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为最重要。
  • 逐步提升准入门槛、强化企业诚信意识、提升服务质量等，将有助于确保居民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 合理确定从业人员薪酬水平及增长机制、建立经营单位内部员工培养与晋升机制、加强社会及经营单位对员工的精神关怀等，也将有助于服务业人员获得较好的社会流动途径。

当代中国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研究背景与方法

• 本报告回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工的发展变化
  • 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到2015年的五期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 运用年龄-时期-队列分析方法，对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情况进行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发展变化

• 农民工群体规模扩大，但增速下滑
  • 2015年农民工数量高达2.77亿人，与2014年相比，增长了1.28%。
  • 2015年，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增速为0.37%，本地农民工为1.09亿人，增速为2.73%。
• 农民工教育水平提高，高学历农民工数量显著增加
  • 2015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为8.3%，与2011年相比又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 农民工就业出现“去工业化”趋势，转向第三产业
  • 2015年，出现了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同时下降的情况，从事第二产业农民工的比例也从2008年的60.2%下降到2015年的52.2%，7年下降了8.0个百分点。
• 农民工绝对收入持续增加但增速显著下降
  • 从2008年到2015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从1340元增加到3072元，增加了1.29倍。
  • 2015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却显著下降，只有7.26%。

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

• 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年、2008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五期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 结合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方法，分析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地位自评的年龄、时期和队列差异。

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变迁

• 户籍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 20世纪80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进不了城的问题。
  • 90年代户籍改革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
  • 最新一轮户籍改革的重点则是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市民化问题。
• 教育政策的历史变化及影响
  • 1999年高校扩招让更多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家子女进入了高等学府。
  • 2003年的便民措施，农业户籍含金量的提高和文凭贬值等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形成了农民工教育结构变化的分水岭。
• 不同代际农民工的个体生命历程变迁
  • 老一代农民工身上也有明显的年龄效应，收入最高的是26～35岁的农民工。
  • 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特别是当他们在流入地社会陷入失业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像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那样选择回归农村，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外地，继续过着流动的生活。

社会经济地位

• 教育
  • 高等教育扩张也惠及了农民工阶层，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没有改变户籍属性，导致农民工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
• 收入
  • 在中国整体收入水平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绝对收入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指标应该是相对收入。

社会地位自评

• 社会地位自评与教育和收入之间的联系
  • 社会地位自评作为个人对自己总体性的评价，能够比较好地反映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 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时期、队列上的变化
  • 考虑到本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其个体特征差异不大，因而本报告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地位自评与教育和收入之间的联系。

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的含义及其特殊性

• 年龄效应代表个体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特点
  • 最常看到的研究是微观层面个体生理条件随着年龄产生的变化。
• 时期效应代表调查时点或者统计时点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
  • 最常看到的研究是宏观层面社会、经济、制度、政策等的变化，以及重大事件带来的影响。
• 队列指的是同一个出生队列或者经历过同一历史事件的人群
  • 队列分析是强调人生命中各个阶段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研究方法。

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的研究方法

• 梅森等人提出了APC多分类模型方法，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年龄、时期和队列共线性的问题
  • 之后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非常多的探索，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如约减的二因子模型、非线性参数转换、代理变量方法、IE变量等。
• 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Hierarchical APC，HAPC)模型解决了模型识别的问题
  • 多层次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把年龄效应和时期效应、队列效应放置在模型的不同层次。
  • 多层次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在第一层通常放置的是个体层面的年龄变量，在第二层放置的是时期或者队列的变量。

研究变量

• 因变量是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自评
  • 教育：本研究将教育操作化定义为受教育年限。
  • 收入：本研究使用了两种收入计算方式，一种是绝对收入，一种是相对收入。
  • 社会地位自评：本研究对主观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处理方法有两种。
• 自变量主要是年龄、时期和队列三个时间变量
  • 年龄的计算方法就是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 时期则是调查的年份。
  • 队列则是将被调查者的出生年份按照194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和1990～1999年重新分组为六个出生队列。

农民工的教育情况

• 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6年的8.4年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超过9年
  • 60后和70后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在10年以下，而85后、90后和95后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了12年。
  • 除15～19岁年龄组之外，其他年龄组的农民工基本上是年龄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越低。

农民工的收入情况

• 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从2006年的1076元增长至2015年的4212元
  • 农民工收入的增加除了人力资本要素的提升之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性增长。
• 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整体上并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 2008年以后的平均值反而低于2006年的水平。
  • 农民工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也会受到年龄、时期和队列的不同影响。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自评

• 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
  • 与2006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中农民工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处于上层、中上层和中层的比例分别下降了0.37个、2.77个和4.73个百分点。
  • 而认为自己社会地位处于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分别增加了2.94个和4.94个百分点。
• 新进入该年龄组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下降
  • 在同一年份的比较中，出生队列较晚的农民工的评价要高一些。
  • 发现各个年龄组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应用

• 使用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解决共线性问题
  • 杨扬提出的多层次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思路是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的净效应。
• 考虑2011年调查数据的一致性，做了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和不包含2011年调查数据的两个不同模型
  • 两个模型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教育获得的分析

• 时期效应影响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逐年递增
  • 2011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凸起，应该与当年调查对大城市样本的过度抽样有关。
• 队列效应显示，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教育获得低于他们之前的出生队列，也低于他们之后的出生队列
  • 造成凹形的原因与中国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下的城乡社会流动有关。

收入水平的分析

• 收入与年龄之间存在着倒“U”形的关系
  • 农民工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水平之后随着年龄继续增加而下降。
• 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明显要高于其他四个时期，2008年和2013年的时期效应都要低于0，2015年比2013年有所提升
  • 虽然劳动力供给出现了颠覆性的逆转，农民工的绝对收入水平不断增加，但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出现逐年增长的情况。
• 队列效应系数变化的振幅较窄，其中1960～1969年出生队列的较低，而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较高
  • 与1980～1989年出生队列农民工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增加有关。
  • 与调查时点有关，在2006年调查时，一部分1960～1969年出生的农民工就已经进入了个体生命历程的后半期，身体机能的下降导致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也较低。

社会地位自评的分析

• 年龄与社会地位自评之间存在着“U”形关系
  • 年纪大的农民工和年轻的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比较高，而中年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比较低。
• 时期效应来看，2006年到2011年之间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是上升的，在2011年之后，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呈下降趋势
  • 考虑到2011年过度抽样，农民工在2011年社会地位自评较高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抽样所致。
• 队列效应来看，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最高，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社会地位自评最低
  • 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生活际遇的改变，在住房价格快速攀升的背景下，1970～197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进入婚育年龄时，他们还能够在城镇里买得起房，而1980～1989年出生队列的农民工依靠自己收入在城镇里购买住房的可能性大大地下降了。
• 受教育年限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是随着出生年份的后移而下降的
  • 也就是说出生越晚的农民工，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对自评的正向影响越低。

农民工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的现状

• 农民工承担了城镇社会中最苦、最累、最脏、最差的工作，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 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低，既与劳动力市场歧视有关，也与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人力资本少、劳动力供给过剩有很大的关系。

教育结构改善对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 教育结构改善后，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和地位自评均出现了相对下降
  • 在分析农民工教育获得的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时，时期效应呈现增长趋势，而队列效应则出现了高等教育对农村人口的“掐尖效应”。
  • 按照一般的经济供需关系，在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提高，特别是农民工教育结构改善可能对收入有正面影响。分析却发现，他们相对收入水平没有提高，反而在时期效应上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自评在年龄效应上呈现“U”形关系，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农民工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最低。从时期效应来看，农民工阶层社会地位自评也出现下降趋势。

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的恶性循环

• 教育队列影响下降的后果极有可能引发年轻的农民工放弃接受更高程度教育的机会，形成教育-收入-态度之间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农村社会流动的僵化
  • 研究也发现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影响的队列效应是下降的，随着出生队列的延迟，教育对社会地位自评的正面影响在下降，教育作用的弱化不仅体现在客观的收入层面，也体现在主观社会态度层面。

社会政策方面的启示

• 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来纠正农民工受歧视的地位是难以实现的
  • 即便是在研究者认为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对剥夺感带来的社会地位自评下降。
• 仅仅依靠在户籍登记上改变农民工户籍属性，并不会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
• 需要反思高等教育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弥补“掐尖效应”导致的农村人才真空
  • 在长期的“掐尖效应”之后，人才匮乏已经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有效政策措施弥补“掐尖效应”导致的农村人才真空，那么农村的长远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当代中国农民分层结构的变化

• 农民社会分层呈金字塔形，从高到低分别是农村干部、农村企业主、农村个体工商户、打工者、兼业务农、纯务农、无业。
• 产生普遍的兼业态势，纯务农比例逐年减少，兼业务农群体不断扩大。
• 代内流动具有向上的路径，即纯务农转化为兼业务农，进而转化为打工者、农村个体工商户或农村企业主。
• 农村个体工商户和打工者下向流动相当普遍。
• 农民的社会分层并没有完全定型，还存在从纯务农向非农流动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兼业务农或者兼业非农越来越成为普遍现象。
• 在这个结构中，虽然农村个体工商户和打工者是中层，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比以前满意。
• 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民，其内部的分层并不能有效地改变其整体的社会经济地位。
• 振兴乡村和使农民普遍富裕起来，还必须有新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内涵变化

• “中国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概念，还是一种社会身份
  • 户籍制度把全中国人口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者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
• 户口成为社会身份的标签，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在社会身份上存在很大差异
  • 这种差异形成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而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

农民分层的四个阶段

•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本土非农化阶段
  • 农村出现了家庭经营体制以及“离土不离乡”的非农打工者。
•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末是“民工潮”阶段
  • 中西部地区大量青壮年农民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务工经商。
•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是全球化阶段
  • 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农民工超过了城镇工人，成为中国工人的主体。
•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 农民工返乡、兼业成为农民分层的又一趋向。

社会分层研究及其在中国农民分层研究中的应用

•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传统领域
  • 社会分层“描述的是社会关系的等级排序，是一个描述不平等的这些系统性结构的一般术语”。
• 在中国农民分层研究中，职业分层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做法
  • 陆学艺教授等人提出的8个分层框架最具影响力。
  • 魏昂德(Walder，2002)则根据1996年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不包括西藏)，将农民分为农业劳动者、非农雇工、个体经营者、私营农村企业主、集体企业管理者、村队农村干部、县级农村干部7个阶层。
• 收入差距也是用来划分农民阶层的重要变量
  • 李德芳(1990)利用贵州省城乡抽样调查队的收入数据将贵州农民分为年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贫困户、200～500元的温饱户、500～1000元的宽裕户、1000元以上的小康户。
  • 唐忠新(1998)将中国农民分为新富阶层、中等收入阶层、贫困者三个阶层。
  • 刘成斌、卢福营(2005)，董金松、李小平(2006)也通过个案或者局部地区的调查发现，村民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农民群体的社会分层趋于明显。
• 消费分层也是研究农民分层的一个重要视角
  • 翟启江(2001)通过对山东某村庄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划分了五个消费阶层：贫困阶层、温饱阶层、小康阶层、富裕阶层和最富裕阶层。
  • 刘成斌、卢福营(2005)从人均日常消费额与住房面积两个方面对浙江省10个村庄的消费分层进行了考察。

对中国农民分层的不同观点

• 有学者认为，职业并不适合作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标准
  •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领域工作的农民，尚不具备明显的职业身份，也不具有显著的职业声望差距。
• 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源在中国农村地区分层的研究中有比职业分层标准更广的适用性和包容性
  • 刘成斌、卢福营(2005)针对单一分层标准的争议性，从农村社会成员多元身份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分层方法。

农民分层研究的维度

• 以职业为基础，基于所拥有的资源对农民进行划分
  • 资源分为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三类。
• 区分不同农民阶层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结构及其对农村社会运行和变化的影响
  • 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民在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上存在差异。
  • 当前农民的分层结构与过去十年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
  • 不同农民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虽然有着全国总体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些特点，但是其机会明显在减少，中上层出现固化态势。

农民阶层的划分

• 将农民划分为7个阶层，并将兼业者分为以农为主兼业者和以非农为主兼业者，增加了一个阶层，所以这里采用的是8个阶层的分类法
  • 无业者是没有职业的人。
  • 纯务农者就是指全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
  • 兼业者专指农业与非农兼顾的那些人，如果一年中务农时间多于从事非农工作时间的人属于以农为主兼业者，而一年中务农时间少于从事非农工作时间的人属于以非农为主兼业者。
  • 打工者就是指被他人雇佣而从事有偿劳动的那些人。
  • 农村个体工商户指自己当老板，有的可能雇佣少数几个人的人。
  • 农村企业主指雇工8人以上的投资经营者。
  • 农村干部主要指乡镇和村农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农村干部。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 采用2008年、2011年、2013年、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调查数据
  • 这些数据源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
  • 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了151个区、市、县，604个村、居委会，每次调查访问7000～10000余个家庭。
• 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农民分层结构和变迁、不同农民阶层的自评经济社会地位、不同阶层的代内流动态势、农民分层与收入等级差别的关系等
  • 具体的梳理遵循以下步骤：先把问卷中农业户口的筛选出来；剔除掉学生(因为本研究以职业为基础进行分层)；筛选出没有工作的群体，并分析他们没有工作的原因、年龄结构等；筛选出农村企业主阶层和农村干部阶层(无论他们是否兼业务农，都把他们放到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干部里面)；筛选出纯务农阶层，分析他们的土地状况；筛选出打工阶层，不包括农村干部；筛选出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不包括农村企业主；最终形成无业、务农、以农为主兼业者、以非农为主兼业者、打工者、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企业主、农村干部的阶层。

农民社会分层结构和变迁

• 农民分层的人口结构呈现金字塔形
  • 无业者阶层、两个兼业者阶层、农村企业主阶层和农村干部阶层人口比例明显增加。
  • 纯务农者阶层和打工者阶层人口比例明显减少。
  • 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人口比例变化不大。
• 兼业者增加快，是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
  • 一种力量是“逆城市化”，也就是，开始有农村流动人口从城市返回农村。
  • 另一种力量则是农业生产并不能有效地维持农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以及相应的成本。

农民社会阶层的收入结构

• 农民收入等级秩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不同阶层之间在收入的差距基本上呈现扩大的态势
  • 农村企业主阶层的收入一直位居8个阶层的最高收入等级位序。
  • 纯务农的收入是很低的，这确实是当前中国农村和农业的真实现状。
• 兼业者阶层与纯务农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比较明显
  • 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以非农为主兼业者阶层在收入上分别比以农为主兼业者阶层高出4342.56元、5577.15元、12202.66元。
  • 以农为主兼业者阶层在收入上都高于纯务农者。

不同农民阶层地位的自我评价

• 所有农民阶层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并不高
  • 自我评价最高的也就2.83分，当然所有阶层的自我评价最低分也没有低于2分，为2.05分。
• 不同农民阶层意识到自己的职业技能还是不高的
  • 对职业技能的自我评价差异基本上与收入差异一致，说明职业技能对他们的收入有明显的影响。

不同农民阶层的代内流动

• 总的趋势是，从纯务农到兼业，到打工，到农村个体工商户或农村企业主，再到农村干部
  • 这里存在着一些人向下流动的现象，其中无业者或失业者中最多的还是来自务农者，占2/3左右。
• 上向流动的比下向流动的多，这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处于发展状态
  • 但与此同时，农民分层中一些阶层的地位并不稳定，存在着一些人被甩出原来阶层、向下流动的问题。

农民分层与收入等级的关系

• 社会分层对收入有更大的解释力
  • 2013年模型(2)中，R-squared=0.10，表明这个模型解释力比上个模型增强了，意味着社会分层对收入有更大的解释力。
• 农民分层越来越明显了
  • 我们又根据2015年的数据，对相同变量与收入进行了回归，发现女性、年龄、受教育程度、自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分层对收入的解释力，与2013年模型相比，总体上是增强的(14.39%)，其解释方向也没有变化，女性和年龄还是负向的，而其他变量则是正向的。

农民分层的历时变化

• 兼业者人数和比例出现明显增长
  • 农民工随着年龄增大，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返回农村，边务农边打工。
  • 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全国经济发展趋缓，使得去沿海发达地区找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容易。
  • 中国已经进入基本城市化阶段，不会有更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出现逆向流动的可能。
  • 基本城市化实现后，出现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现象，比如带动农村旅游发展等，为返乡就业提供了机会。
  • 纯粹务农，不足以赚到如打工那么多的收入，因此兼业是比较合理和理性的选择，而乡村旅游发展以及制造业向中西部以及小城镇转移，为就近打工提供了机会。
• 农民分层结构呈现金字塔形
  • 作为收入和其他资源最少的纯务农者和失业或无业者，人数规模最大。
  • 作为收入最高者的农村企业主和政治资源最多者的农村干部，人数很少，比例很小。
  • 中间便是农村个体工商户、打工者和兼业者。

农民阶层的流动趋势

• 上向流动的路径一般是从纯务农者向打工者或农村个体工商户转变
  • 从打工者或农村个体工商户中出现一些农村企业主。
  • 农村干部大多是从打工者或农村个体工商户中产生，从农村企业主中产生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开始有这样的态势。
• 下向流动中，很少是农村干部或农村企业主
  • 随着年龄增大，特别是过了45岁，就有打工者或农村个体工商户重返农业，或者兼业。
  • 女性，她们或生孩子，或者有了孙子辈，会停止打工或不再是农村个体工商户，返回家庭，从事家务劳动。

农民分层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 农民分层对解释收入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其解释力越来越大
  • 除农民分层属于全国社会分层的内在组成部分外，农村内部的社会分层还自成一体，与城市社会分层有明显的不同。
  • 上向流动比城市更为容易一些，城市社会阶层之间的固化比农村社会阶层明显。
  • 农村社会阶层的下向流动也是经常发生的，也就是说，农民最有可能从打工者或农村个体工商户重回纯务农者。
• 农民在分层上与城市社会分层有着明显的不同
  • 城市社会阶层的边界更为明显、清楚和固定，而农民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不是那么不可逾越。
  • 农民中很少有人能进入城市社会阶层，而往往在自己的社会阶层范围内流动，与城市社会有着明显的固定边界。
  • 城乡二元在中国社会阶层上还是明显存在的，这与城市社会的排斥和国家政策的不合理密切相关。

当代中国专业技术人员的规模和心态

• 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不同类型机构中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培训工作的人员
  • 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以高学历和脑力劳动为主要特点。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我国也被称为“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
  •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该群体一般被视为“中产阶层”和“白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发展
  • 在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更是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 本部分将从专业技术人员的总量和结构、社会地位、阶层形成、社会心态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来报告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状况。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定义

• 专业技术人员是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培训工作的人员。
• 专业技术人员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迅速扩大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由1980年的772万人迅速增长到1990年的2436万人。
• 进入21世纪后，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迅速增长阶段，由2000年的3060万人猛增到2015年的9061万人。
•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有较快速的增长，但总体而言，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规模还不够大，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仍然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结构不断优化

•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年龄结构稳定，性别比例均衡
  •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一直在38～39岁，年龄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青年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下降，而中年专业技术人员占比上升。
  •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性别比基本均衡，女性占比略高于男性。
• 从事职业主要集中在教学、医疗卫生和工程技术领域，技能要求高
  •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的主体是教学人员，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工程、农林技术人员，经济业务人员，文艺、体育及新闻从业人员等。
  • 专业技术人员所从事的职业一般都对专业技能有较高要求，职业“门槛”较高。
• 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素质不断提高
  •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受正式教育的平均年限不断增长。
  • 专业技术人员中本科学历人员的比例从2006年的18.9%上升到2015年的27.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的比例从2006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3.9%。
• 体制内人员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主体
  • 当前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主体还是体制内工作者，2006～2015年历次CSS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在公有制部门就职者的占比分别为：68.9%、69.8%、71.1%、66.8%、71.0%，都在七成左右。
  • 从单位类型看，国有/集体事业单位仍是专业技术人员最主要的工作单位类型，而且其占比逐步上升，从2008年的50.4%增长到2015年的60.3%。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经济上处于社会“中流”水平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个人月均工作收入从2006年的1730元稳步上升到2015年的5017元
  • 2013年前，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月人均工作收入一直高于当年城镇就业人员的月人均收入水平，2013年专业技术人员月人均收入低于城镇就业人员月人均收入，2015年则基本相当。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年均总收入一直跟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阶层和私营业主阶层这三个阶层之后，在十大阶层中稳定地排在第四的位置。
• 专业技术人员收入的内部分化程度更高
  • 飞机和船舶技术人员月均收入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最高的，近二万元，比本阶层内部收入最低者——社会工作者月均收入高出近十倍。
  • 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内部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其分化程度高于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等其他城镇居民群体。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享有较高社会声望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体而言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而且近年来基本保持稳定
  • 他们的职业声望得分大都在60分以上，处于社会中上层。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职业声望上也存在较明显的内部分化
  • 以大学教授(师)和科学家为代表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声望在历次调查中基本都在八九十分，保持了稳定的高社会地位。
  • 医生和律师等需要特定技能的“白领”职业群体的得分略低于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师)，为70～80分，近十年来也基本保持稳定。
  • 工程师、中小学教师、记者的职业声望持续下降。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 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所占比例逐步上升，从2006年的25.5%上升到2015年的30.7%
  • 我们还特别比较了公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和非公有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党员比例变化情况，发现二者都呈明显上升趋势。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政治地位在社会中处于中间偏上位置
  • 到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党员比例超过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十大阶层中仅次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及办事人员阶层。

阶层认同与阶级认同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同呈现下滑趋势
  • 历年CSS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都会将自己归入社会中层或中下层。
  • 自认为是“中层以上”者的比例合计为66.8%，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57.2%。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中产阶层认同上也位于社会的中游
  • 2015年CSS年调查直接询问被访者的“中产阶层认同”，结果发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有23.5%的人认为自己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有22.5%的人认为自己本人属于中产阶层行列。

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形成了强调文化和品位的独特生活方式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因占有较多文化资本，在生活方式上更讲究品位和审美。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适应“互联网生存”时代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强的适应性。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消费模式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
  • 近年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家庭中，生存性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而发展性消费支出占比增长明显。
  • 虽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家庭用于饮食、医疗和水电费等生存性消费方面的支出仍是大头，但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支出算是相对更少的。
  • 在发展性消费支出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用于文娱、旅游方面的支出占比在各阶层中排名比较靠前。

进入渠道与代际流动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进入渠道相对狭窄，流动性并不太强
  • 有高达六成(60.3%)的专业技术人员自工作后没有出现较大的工作变动，也就是说，他们大多是完成教育后直接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
  • 即使是有过工作变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大多是在阶层内部流动，有24.6%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从其他专业技术职业流入的，只有15.0%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从非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流入的。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代际流动性还是很强的，并未形成太明显的代际阶层封闭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成员的父辈来自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居多，占总数的38.7%，其次就是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总数的17.0%。
  • 如果我们将专业技术人员再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则会发现体制外专业技术人员的父辈来自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为21.7%；而父辈来自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亦为21.7%。

专业技术人员有较强的获得感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生活改善的感受更加稳定
  • 2013年CSS调查中，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五年前“上升很多”的人占19.0%，认为“略有上升”的占56.9%，合计有75.9%的人自认为生活比过去有所改善。
  • 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比例则变化不大，一直保持在73%～76%。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未来生活总体持乐观态度
  • 预期自己生活会变得更好的比例历年都基本在2/3左右。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较高
  • 2013年CSS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打出的平均分为7.34分，在各阶层中满意度仅低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幸福感也比大多数阶层更高
  • 2013年CSS调查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同意“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一说法的占83.2%，在各阶层中排在第二位。

专业技术人员表现出特有的焦虑心态

• 专业技术人员的愤怒、忧惧情绪在社会中上阶层中相对更高
  • 在工作中“经常”和“总是”体会到这两种负面情绪者的比例在各阶层分布差异很大。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有较强生气、愤怒情绪者的比例为7.0%，有较强担忧害怕情绪者的比例为6.5%，在中高社会阶层中均位居前列。
• 社会安全感低
  • 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整体安全感不高，与其他阶层相比，相对安全感更差。
• 对社会问题更加敏感
  • 在CSS历年调查中，他们认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所变化。
  • 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似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敏感。

专业技术人员复杂社会心态的成因

• 生活压力
  • 他们房贷和购房首付的支出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
  • 他们正处于既没有穷到根本买不起房，又没有富到可以轻松供房甚至以购房作为投资保值手段的中间地带。
• 对生活品质有更高要求
  • 他们已经形成了强调文化和品位的独特生活方式。
  • 由于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信息获取能力强，他们对各种显在或潜在的风险感知能力更强。
• 人力资本“保值增值”和资本代际传递的压力
  • 专业技术人员对知识更新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还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
• 继承了知识分子阶层超越个人利益、关怀公共事务的传统
  • 他们的焦虑更多地源于对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和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担忧。

经济功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 专业技术人员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与意识，创新成果显著
  • 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掌握了更多知识技能，具备更强创新能力。
  • 专业技术人员不仅有更强的创新能力，而且具备了超出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创新意识。
  • 近年来，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我国的创新环境不断改善，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有了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 创业热情高，层次高
  • 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群体成为最重要的创新创业主体之一。
  • 与其他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掌握了专业技术知识，因此他们的创业活动偏向于“创新型”和“科技型”创业，创业“层次”更高。
  • 推动专业技术人员成功创业，对于我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功能：参与公共事务、传播社会主流价值

• 专业技术人员倡导和引领主流社会价值
  • 专业技术人员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和社会主流价值的倡导者和传播者。
  • 他们引领着社会上多元、开放、包容的心态。
  • 他们有更强的社会公益意识。
  • 他们有更高的社会信任度。
• 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 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对参与各种志愿活动有极高的热情。
  • 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这两种活动的意愿，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一位。
• 专业技术人员是传播科学文化、提升全民素质的重要力量
  • 在当代中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许多专业技术人员秉承“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理念，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积极扮演传授知识、普及价值观念的“教化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政治功能：“稳定器”还是“颠覆器”

• 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意识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 专业技术人员对社会变迁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
  • 专业技术人员明显地偏向于效率一方，在平等与效率的权衡中。
  • 专业技术人员在对待国家和权威的态度上，更多地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
• 专业技术人员对公平正义有更高的追求，对当前社会公平度评价相对较低
  • 虽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公平与效率冲突时更偏向效率，但在脱离这一语境时，他们又会对公平正义表现出更强烈的需求。
  • 专业技术人员对中国社会总体公平程度的评价相对较低。
  • 专业技术人员还在一些具体的社会公平问题上表现出超前意识。
• 专业技术人员有更强的批判意识，对政府满意度不高
  • 专业技术人员确实是更加挑剔、更具批判性的一群公民。
  • 在许多问题的满意度上都较低，尤其是在“环境污染”、“惩治腐败”和“执法公平”这些问题上比其他阶层的不满程度更高。
• 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参与行动
  • 专业技术人员对政治问题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与他人开展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参加基层选举、向领导和媒体反映意见等受现行政治体制鼓励的政治参与活动的意愿尚可，但实际行动远远落后。
  • 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有着更强的抗争意识，而且对于一些带有较强社会冲突倾向的政治参与活动有着更强的参与意愿和实际参与行动。

新时期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特点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不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
• 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内部分化较为明显，但总体上看，无论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还是政治地位都在整体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位置
  •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形成了较明确的“中间阶层”认同，且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强调品位的生活和消费方式。
• 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心态比较复杂，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们有较强的获得感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但也表现出特有的“中产焦虑”和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 专业技术人员在新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 他们积极加入创新创业的大潮，引领和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促进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 进一步扩大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规模，提高企业和体制外部门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吸纳能力
  • 继续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利用积极的产业政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进一步扩大企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和吸纳能力。
  • 进一步加大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力度，鼓励民间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教育事业，打破体制内机构的垄断局面，吸纳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业。
• 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不断增加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内的全体国民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消除专业技术人员的“中产焦虑”，培育“中产心态”
  • 加大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保证群众能吃上放心食品。
  • 严格执行环保督查制度，加强对水、大气、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
  • 通过深化医疗、教育体制改革，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
  • 强化社会保障的“保险”功能，让专业技术人员对未来生活的预期更“安稳”。
  • 继续完善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加快落实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科技成果产权分配、科研人员兼职兼薪等政策措施，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获得感”。
• 坚定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政府形象，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优势，引导其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稳定器”
  • 政府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大反腐力度，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有效约束官员的行为，将权力放入民主法治的“笼子”，提升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 同时要进一步拓宽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在内的人民参政议政的渠道，准确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把握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动态。
  • 发挥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优势及其有较高社会声望、较强社会公信力的特点，因势利导，将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热情引导到正确方向上，使之成为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
• 继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在创新创业大潮中发挥更大作用
  • 进一步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扩大事业单位自主权，为专业技术人员潜心研究和创新打造理想环境。
  • 建立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破除专业技术人员从体制内单位向企业流动的制度“壁垒”，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向企业集聚。
  • 落实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业”的政策，打消专业技术人员的顾虑，推动有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 为有创业意愿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创业教育和培训，帮助其提升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
  • 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利用科研成果创业，提升创业的质量。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特征

• 中产阶层主要指从事白领职业、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比较优越的人群。
• 中产阶层象征优越的物质生活和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代表依靠个人努力实现梦想的社会流动路径。
• 中产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既区别于上流社会的精英，也不同于文化水平较低、处于生存边缘的底层人群
  • 该阶层的壮大通常被视为社会结构的合理健康发展。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

• 中产阶层在消费领域越来越成为引领力量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职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产阶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

• 中产阶层在社会参与和社会态度方面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 尽管“中产阶层”这个概念的定义和使用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这个阶层或群体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

中产阶层的研究和定义

• 中产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上的重要功能
  • 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于研究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
  • 研究目的多样化，有的关注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有的关注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有的关注世界消费趋势，也有的关注社会运动和中产阶层思想动态。
• 不同机构和学者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和预测
  •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定义每人每天支出10美元至1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之间的家庭为中产阶层。
  • 瑞信研究院定义拥有价值5万至50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财富的人群为中产阶层。
  • 英国的社会结构近些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足以解释英国的社会变化，该研究主要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大维度定义社会阶层，提出英国社会目前拥有七个阶层。
• 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 中国的中产及以上阶层的成年人口增长了4330万人。
  • 中国的中产阶层同样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很多实证研究认为其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
  • 在目前的阶段，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遭遇了向上流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阶层认同等多方面的困境。

中产阶层的消费和生活满意度

• 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
  • 张翼(2016)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新中产阶层的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 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2016)分析表明，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欲望，以及更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
• 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
  • 与中产阶层的主客观福利密切相关的社会参与和社会态度。

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和政策建议

• 中产阶层面临的困境
  • 向上流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阶层认同等多方面的困境。
• 政策建议
  • 张翼(2016)特别提出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民生保障——消费刺激政策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

中产阶层的定义与规模

• 本报告主要使用职业和收入来定义中产阶层
  • “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层。
  • 在精英阶层以外的普通白领中，本报告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普通白领归入“中产阶层”。
  • 将其余的人群，包括收入等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普通白领以及蓝领(体力劳动者)定义为“中低阶层”。
• 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16%，中低阶层占全国人口的84%
  • 城镇地区的中产阶层比例显著较高，占城镇人口的25%。
  • 农村地区的中产阶层比例仅为5%。

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区别

• 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更多是反映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
• 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反映收入分配格局变化，通常使用收入单一指标来测量
  •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生活比较宽裕，相对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来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

城镇中产阶层的人口特征

• 城镇中产阶层的年龄平均为39岁，显著低于城镇中低阶层的平均年龄47岁
  • 城镇地区，中产阶层的男女比例较均衡，而中低阶层的女性比例显著较高。
  • 中产阶层中男性占51%，女性占49%；中低阶层中女性占57%，男性占43%。
• 中产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中低阶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
  • 城镇中产阶层集中在高中、中专和职高(24%)，大专(26%)和本科(22%)，而中低阶层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其中高中、中专和职高文化程度占22%，初中文化程度占37%，未上学和小学文化程度占29%。

城镇中产阶层的收入特征

• 中产阶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平均为44155元，中位数为30000元，中低阶层的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只有17292元，中位数仅为12800元
  • 中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标准差为89815元，中低阶层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标准差为20921元。

城镇中产阶层的职业特征

• 中产阶层的职业集中在白领职业，而中低阶层的职业集中在蓝领和部分收入较低的普通白领职业
  • 在经济活跃的中产阶层中，11%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30%为专业技术人员，其余59%为普通白领。
  • 在经济活跃的中低阶层中，36%为普通白领，另有65%为体力劳动者。

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白领与蓝领

• 白领和蓝领是区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
  • 白领主要指脑力和半体力劳动者，蓝领主要指体力劳动者。
• 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50%，白领从业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
  • 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首次超过50%，2016年延续这种态势，达到51.6%。

白领和蓝领的规模变化

• 农业从业人员从所占人口的64%显著下降到48%，白领和蓝领从业人员均有所上升
  • 白领从20%上升至29%，非农蓝领从16%上升至23%。
• 城镇地区的白领在2005年占就业人口的48%，2010年刚超过蓝领人口，占就业人口的53%
  • 农业从业人员进一步减少，从2005年的21%减少至2010年的16%。

白领群体的构成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拥有较高的管理权限和权力资源，属于“高级管理者”
  • 2015年占城乡人口的3%、城镇人口的5%。
• 专业技术人员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和较多的专业技术资源，属于“高级知识分子”
  • 这部分群体明显更多分布在城镇地区，2015年占城乡人口的8%，而在城镇人口中达到14%。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属于“普通行政人员”，也更多分布在城镇地区，占城镇人口的15%。
• 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属于较低层次的白领，从事脑力和半体力劳动，在城镇人口中分别占17%和14%。

白领和蓝领的分布和性别比例

• 白领大都分布在城镇地区，2015年83%的白领分布在城镇地区，只有17%的白领分布在农村
  • 蓝领(包括非农蓝领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分布状况正好相反，69%的蓝领居住在农村，31%的蓝领居住在城镇地区。
• 白领和蓝领中的男性比例都较高，2006年至2013年，男性比例在52%左右，女性比例在48%左右，到了2015年，白领的性别比例达到均衡，分别占50%
  • 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性别比例呈类似趋势，到了2015年，城镇白领中男性比例开始低于女性比例，分别占49%和51%。
  • 城镇蓝领中的男性比例显著较高，这可能与青壮年男性农民工流动到城镇地区打工有关。

白领和蓝领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差异

• 白领的受教育年限显著较长，2006年城镇地区白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之后维持在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远高于蓝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9年
  • 如果以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中专、职高3年，大学4年定义受教育年限，白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概在高中、中专、职高，而蓝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概在初中。
• 蓝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低和生活机会较少，收入水平增长较慢
  • 2006年蓝领和白领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为11385元和18453元，虽然二者的收入水平逐年增加，但是白领的收入水平增长更快，2015年，蓝领的个人年收入平均为29079元，而白领的个人年收入达到了54584元。

城镇中产阶层的消费现状

• 城镇中产阶层的家庭支出显著高于中低阶层的家庭支出
  • 中产阶层的人均家庭支出为中低阶层的两倍。
• 富裕家庭的消费支出虽然较高，但只占家庭收入的一部分
  • 一部分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消费支出与收入基本相抵甚至入不敷出。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消费结构差异

• 中产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仍然较高
  • 中产家庭的生存性消费支出为73521元，发展性消费支出为35247元。
• 中产阶层在各个类别的家庭支出均高于中低阶层
  • 差异最大的为首付及房贷、耐用品、饮食和衣着支出。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耐用品拥有情况

• 中产阶层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都更强烈，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拥有率显著更高
  • 普通家电中，中产阶层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接近甚至比中低阶层更低。
  • 高档家电中，以液晶电视为例，中产阶层的拥有率为77%，高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53%)。
  • 数码产品中，以平板电脑为例，中产阶层的拥有率为57%，高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25%)。
  • 中产阶层拥有国产汽车的比例达到47%，而中低阶层的拥有率为20%。
• 城镇居民的住房拥有率达到92%以上，中产阶层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93%
  • 中产家庭拥有一套以上住房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其中22%拥有两套住房、4%拥有三套住房、1%拥有四套住房。
  • 就目前居住状况看，仅78%的中产阶层居住在自有住房中，另有14%租住私人房、3%租住亲友房、3%租住廉租房，还有1%住集体宿舍。

城镇中产阶层的生活压力

• 中产阶层家庭最大的生活压力来自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
  • 49%的中产家庭表示有此压力。
• 经济压力也是中产家庭的主要压力来源
  • 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25%)、人情支出大(23%)和家庭收入低(20%)。
• 生活保障相关的压力也很显著
  • 21%的中产家庭有医疗支出大的压力，15%的中产家庭有子女教育费用高的压力，14%的中产家庭有家人无业、失业的压力。
• 中低阶层家庭承受各种生活压力的比例基本高于中产家庭
  • 无论中产家庭还是中低阶层家庭，均有7%的被访者表示遭遇过被骗/失窃/抢劫等犯罪事件。

城镇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

• 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高于中低阶层
  • 总体来讲，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平均为6.51分，稍低于2013年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6.84分)。
  • 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为6.94分，中低阶层的生活满意度为6.36分。
• 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于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重要
  •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对于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最重要，可见在这个测量框架中，较优越的物质条件是提升城镇居民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
  • 对居住地环境状况和家庭关系的满意度是第二重要因素。
  • 相对来讲，社交生活、受教育程度和休闲娱乐文化活动满意度的影响较弱。

城镇中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 中产阶层对本人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总体高于中低阶层
  • 就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而言，中产阶层中有48%的人自评属于中层，中低阶层中有33%的人自评属于中层。
  • 中产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偏低，自评属于中上层的仅占7%，自评属于上层的则为0。
• 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普遍对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持乐观态度
  • 中产阶层自评属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有大幅度提升，分别达到26%和4%。
  • 中低阶层自评属于中层的比例则增加到38%，自评属于下层的比例减少到19%。

城镇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

• 中产阶层虽然认同自身阶层地位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但是与客观指标划定的中产阶层差异较大
  • 有31%和22%的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认为个人属于中产阶级，另有8%和10%的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表达了感知模糊的判断。
  • 有34%的中产阶层认同家庭属于中产阶层家庭，但是不认同的比例仍高达58%。

城镇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情况

• 中产阶层参与各项公共活动的比例都高于中低阶层
  • 有38%的中产阶层与他人讨论过政治问题，仅有21%的中低阶层参与过此项活动。
  • 中产阶层尤其热衷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有25%的中产阶层参加过志愿活动，有27%的中产阶层参加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而中低阶层在这些方面的社会参与比例较低。
• 中产阶层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低于中低阶层
  • 村(居)委会选举作为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的主要实践形式，应当成为居民实现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的主要渠道，然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资源较丰富的中产阶层对此的积极性却不高。

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意愿

• 中产阶层对志愿活动和自发组织的公益活动的参与意愿最高
  • 分别达到63%和73%。
• 中产阶层愿意参与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高于实际参与的比例
  • 占中产阶层的47%，虽然略低于中低阶层49%的意愿比例。

中产阶层对村(居)委会选举的看法

• 中产阶层关注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
  • 对“我关注村(居)委会的选举”这一看法的同意程度得分为2.47分，处于不大同意的程度。
• 中产阶层对村(居)委会选举制度并非没有信心
  • 对于“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影响”和“村(居)委会根本不在乎和我一样的普通村(居)民的想法”这两种看法的同意程度得分为2.50分和2.49分，处于不大同意的范畴。

中产阶层的“维权意识”

• 有78%的中产阶层选择“如果个人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当据理力争”
  • 更高比例(33%)的中低阶层倾向“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时，最好还是接受现实、能忍则忍”。

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和能力

• 中产阶层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对政治参与也有一定的兴趣
  • 对“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意程度为2.52分，高于中低阶层的同意程度。
  • 对“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的同意程度低于中低阶层。
• 中产阶层对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认可程度并不高
  • 2.52分的同意程度均值仅处于接近比较同意的状态。

中产阶层使用社交网络的情况

• 中产阶层整体使用社交网络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
  • 有93%的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而中低阶层的该比例为87%。
  • 有69%的中产阶层几乎每天都使用社交网络。
• 中产阶层借助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活动的比例也高于中低阶层
  • 有61%的城镇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在论坛、微博(微信)、博客等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论。
  • 从线上延伸到线下，中产阶层组织或参加网络平台线下活动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分别为36%和28%。

城镇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

• 中产阶层对各方面公平程度评价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对财富及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方面的不公平体会最深
  • 中产阶层对于财富及收入分配和城乡差距方面的不公平体会最深，这里的“不公”并非单纯是收入和待遇上的绝对差距，而更多是各种制度、垄断甚至利益集团控制下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 中产阶层更相信个人努力并认可由努力和能力的差异造成的一定社会差距。
• 中产阶层对财富和收入分配有显著的不公平感和无力感
  • 有40%的中产阶层认为“在中国，只有那些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这反映了很大一部分中产阶层在已经形成的社会流动框架面前感到无力。
• 中产阶层的国家意识较强，是保持稳定、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体性的重要群众基础
  • 有51%的中产阶层认为“中国需要强大的政府权力来维持国家秩序”，有59%的中产阶层认为“稳定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
  • 在认同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体性的前提下，结合自身成长历程和价值判断，中产阶层比中低阶层更为强调政治自由和民主以及改革的推进。

城镇地区白领社会与中产阶层的形成

• 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
  • 2015年白领占城镇人口的66%，其中，由党政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构成的“高级管理者”占5%，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高级知识分子”占1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14%，商业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合计占到31%。
• 中产阶层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2%，与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
  • 96%的中产阶层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中产家庭的消费特征

• 中产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都高于中低阶层
  • 人均支出分别为24605元和13908元。
• 中产阶层在衣着，首付及房贷，文化娱乐、旅游，耐用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
  • 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拥有率显著更高。

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态度

• 中产阶层的生活满意度为6.94分，较高的满意度来自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
  • 家庭关系和社交生活的均值分别为8.36分和6.45分。
  • 受教育程度和休闲娱乐的均值分别为6.07分和5.81分。
• 中产阶层自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偏低，但对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持乐观态度
  • 自评属于中上层的仅占7%，自评属于上层的为0。
  • 自评属于中上层和上层的比例有大幅度提升，分别达到26%和4%。

中产阶层的社会参与

• 中产阶层热衷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但是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甚至低于中低阶层
  • 这可能与中产阶层关注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有关。
• 中产阶层进行社会参与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借助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活动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
  • 也有更高比例的中产阶层参与网络平台组织的线下活动。

中产阶层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与期望

• 中产阶层对于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工作评价高于中低阶层，而对于保护环境、工作作风、医疗卫生、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全等政府工作的评价低于中低阶层
  • 大多数中产阶层认同“应当根据个人能力的高低来决定收入和社会地位”，但是有40%的中产阶层认为“在中国，只有那些有权、有钱、有关系的人才能过上好日子”。
• 中产阶层的国家意识较强，是保持稳定、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主体性的重要群众基础，同时，更多中产阶层强调政治自由和民主以及改革的推进
  • 城镇中产阶层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也对政治参与拥有一定的兴趣。

政策建议

• 收入方面，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理顺收入分配秩序，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 解决和改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促进中低阶层的上向流动和中产阶层的规模壮大。
• 就业方面，加快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促进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探索更加完善、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 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的做法。
  • 完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实施大规模的职业培训计划，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蓝领工人通过提高生产技能增加收入。
  • 引导大学毕业生合理选择职业、行业、单位和就业地区，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保证今后每年800万～900万名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最终能够跻身中产阶层行列。
• 供给方面，促进产业升级和产品创新，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强市场监管、改善消费环境
  • 企业应注重开发“中端”消费市场，创新设计、把关质量，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对高精尖产品的需求。
  • 加快发展服务消费，提高餐饮、旅游、休闲、金融等服务业的供给水平，并促进文化创意、医养结合、信息消费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
• 消费方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物价、房价，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 进一步积极完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大城市尤其应当完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
  • 稳定物价和房价，坚决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并拓宽金融、证券等多种投资渠道，引导中产阶层合理消费和投资。
• 提高社会质量，建设更宽容的文化环境，增强中产阶层的主观认同和提高生活满意度
  • 构建制度化的渠道回应中产阶层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提高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 以包容的姿态鼓励和接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尊重中产阶层，增强中产阶层对本地文化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 个体私营经济从1956年的“公私合营”到今天的重新兴起
  • 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出现伴随着大量争议。
  •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且逐年增长。
• 个体私营经济的统计起始年为何不同，分别为1980年和1988年
  • 1978～1986年，严格来说这一时期，在法律意义上只存在“个体工商户”。
  • 1987～1992年，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被写入宪法修正案，同月25日，国务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才把私营企业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个体私营经济的规模与增长

• 截至2016年底，全国私营企业数量实有2309.19万户，比2014年底增长了49.3%，比1995年底增长了34倍
  • 全国个体工商户数量为5930万户，是1980年47.3万户的125倍。
• 个体私营经济的统计口径一直在与时俱进，未来很有可能发生改变
  • 一些新型的私营经济部门(如网络电商)雇用的就业人员以及一些无证经营的从业者尚未纳入统计口径。
  • 2016年1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初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为个人开网店需不需要工商登记这个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原则性的答案。

个体私营经济在解决就业中的作用

• 个体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就业的主要经济部门
  • 从1990年到2015年，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总量也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2263.0万人，增长到了2015年的近3.2亿人，增长了13倍。
• 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逐年上升
  • 从1990年的3.50%增长到了2015年的40.85%，已经超过全部就业人口的1/3，占城镇就业人口的78.29%。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构成及其变化

• 私营企业主队伍不断壮大，但对其构成的认识仍停留在过去。
• 企业家的代际更替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赋予了中国企业家的构成这一议题以新的意义
  • 随着企业家的代际更替，“接班”的问题日益突出。
  •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企业家，这正是营商环境最为直接的表现。

私营企业主职业流动经历的分类

• 将私营企业主在创立企业前的职业流动经历分为“理想型”：下海型、改制型、跳板型、跨界型、草根型
  • “下海”型是指在创立企业前仅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过的企业主。
  • “改制”型主要是指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也包括一部分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流动至国有/集体企业并最后创业的企业主。
  • “跳板”型是指在“三资”/外资企业或其他私营企业工作过的企业主。
  • “跨界”型是既经历过体制内部门，也经历过体制外部门的企业主。
  • “草根”型包括只经历过当村干部、干个体、下岗失业、外出打工、海外留学等形式的职业流动。

私营企业主的阶层位置及其教育程度

• 根据企业规模划分出三种阶层位置的私营企业主：大企业主、中企业主和小企业主
  • 大企业主与中小企业主的划分依据是《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分析报告》(2000～2014年)对规模以上企业的划分标准。
  • 在中小企业主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标准，将工业营业额不超过3000万元和其他行业不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拥有者界定为小企业主，其余为中企业主。
• 私营企业主的教育面貌已焕然一新，但仍有近1/3的人属于高中学历
  • 本科及以上文凭持有者的比例在不断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个位数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20%左右，最近5年都在30%以上。
  • 初中以下学历的比例持续下降，高中学历的比例相对稳定，都在30%至35%之间波动。
  • 大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大、中、小企业主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比例有明显差距。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面貌及其变化

• 创业者中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的比例之和从2005年开始下降
  • 无论是哪一种职业流动轨迹，企业主拥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可能性随着企业规模递增。
  • 1996～2005年的创业者中中共党员比例都大幅高于前一时期(1978～1995年)。
  • 2011～2014年创业的企业家中，中共党员比例跌至16.29%。
• 晚近的创业者中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加入任何党派
  • 这也许与加入私营经济的企业家的队伍逐年增长的速度快于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吸纳新成员的速度有关。

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构成与测量

• 地位认同由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三维度构成
  • 使用10级阶梯式量表来测量。
•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三维度认同标准化后加总、用Ridit转换三种方法进行效度验证
  • 三维度地位认同的信度分析显示alpha系数均超过0.79。
  • 相关分析表明大多数年份(1997～2014年)的相关系数均为0.60～0.85。

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变化趋势

• 1997年以来，私营企业主经营收入总体上经历不断上升，但其地位认同未一直保持同样的上升态势
  • 1997年的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18.92分，2002年达到19.61分的峰值，而后开始下滑，2010年达到16.09分的低谷，之后2010～2014年又有缓慢上升。
• 地位认同增幅2002年达到103.04%，2004年跌至89.70%，而后增幅一直在回升，直到2010年后基本达到了2004年前的水平
  • 相较于同期经营收入涨幅，2010年后两条曲线趋于重合。

私营企业主地位认同的内在差异

• 大企业主的营业收入从1997年的7.72增至2002年的8.39，2004～2006年略有下降，2008～2014年又呈现缓慢上升；小企业主的营业收入1997年为4.66，2002年增至5.64，2004～2014年基本稳定
  • 在地位认同得分上，1997年的大企业主得分为19.91分，2002年略有增加，到2006年下降至18.69分，2014年又降到18.28分。
  • 1997年小企业主的地位认同得分为18.76分，2002年增加至19.28分，之后持续下降，2014年仅为15.30分，向中间值靠近。
• 没有政治纽带的企业主地位认同平均得分最低；在县级及以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1997年的地位认同平均得分为20.42分，到2002年增加了0.6分，而后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地市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总体趋势与县级及以下者相似，但是总体水平略高
  • 企业主的“三项支出”比例不同，地位认同的得分也存在一定差异，“三项支出”占比越大的企业主的地位认同水平越低，中等比例的企业主地位认同水平在4个年份(2000年、2002年、2010年、2012年)比低比例者略高。

私营企业主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 近88%的私营企业主上网，触网率大大高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
  • 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有87.6%的被访者表示自己上网，有11.0%表示不上网，还有1.4%没有应答。
  • 按照本次调查的比例计算，全国私营企业主网民的数量大约为2177万人。
• 年纪越轻的被访私营企业主上网的比例越高
  • 30岁以下私营企业主的上网率为97.0%，而60岁以上的组别上网率为68.0%，两者相差近30个百分点。

私营企业如何使用互联网

• 当前私营企业对互联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建立企业网站”、“聘用人才”、“客户沟通与服务”
  • 有高达34.1%的企业同时利用互联网“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
  • 与“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的比例相近，有30.5%的企业已经建立了“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
• 主营业务的不同，会影响到企业使用互联网的方式
  • 主营业务属于第一产业的企业在“开设网店”和“与互联网企业合作”两个方面表现突出。
  • 第二产业的企业“建立企业网站”的比例最高，而“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略高，整体来看其互联网的使用仍较为传统。
  • 第三产业的企业“建立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的比例略高。
• 各种互联网的使用方式，都是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采用
  • 在使用互联网“建立企业网站”、“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及“聘用人才”等方面，大企业采用的比例更高。
  • 建立“企业微博、微信公众号”这种比较新颖的互联网使用形式，也是大企业的比例高。

私营企业主个人特征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

• 私营企业主的年龄对“企业是否使用互联网”影响显著，但对“企业如何使用互联网”影响不大
  • 只有在“建立企业网站”方面，年龄越大的私营企业主越有可能采用这种方式。
• 私营企业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企业互联网使用的方式影响很大
  • 在每一种使用方式上，高学历私营企业主的使用比例都远远地超过低学历的私营企业主。

私营企业对互联网未来的使用预期

• 排名首位的是“客户沟通与服务”，其次是“建立企业网站”，第三位是“投放广告，进行企业宣传”
  • 互联网时代更加突出消费者的主体地位，强调个人参与和用户体验，拉近企业与个人的距离。
  • 企业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来进行商业信息的推广、品牌的宣传以及产品的销售等。
• 已经使用互联网的私营企业与未使用的相比，未来对互联网的使用也更加积极
  • 已经使用互联网的私营企业中有32.5%未来打算“与互联网企业合作”，而未使用互联网的私营企业的这一比例仅为12.3%。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营商环境评价

•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在工商登记、政府服务、政策信息获取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
  • 个体工商户在对“工商登记时手续的便捷程度”、“政府相关部门办事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水平”、“向政府部门申办手续的周期”及“了解相关政策、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这四类“服务类”问题的满意度上，分别达到了92.8%、87.4%、88.8%和80.7%。
  • 私营企业在“工商登记时手续的便捷程度”、“向政府部门申办手续的周期”、“政府相关部门办事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水平”及“了解相关政策、获取信息的便捷程度”这四类“服务类”问题的满意度上，分别达到了92.2%、86.5%、86.0%和79.3%。
•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对资金类政策的满意度略低于服务类政策
  • 个体工商户在对“实际最终获得各类补贴、优惠的便捷程度”和“补贴资金、税收优惠的整体力度”上的满意度，也分别达到了70.1%和70.0%，略高于私营企业主的评价4.0～5.0个百分点。
  • 私营企业对“实际最终获得各类补贴、优惠的便捷程度”上，有28.5%的人表示“非常满意”，有38.4%的人表示“比较满意”，合计为66.9%；在“补贴资金、税收优惠的整体力度”上，合计有65.3%的被访者表示“非常满意”(27.5%)和“比较满意”(37.8%)。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政策诉求

• 个体工商户的主要政策诉求是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和加大资金扶持
  • 有50.7%的个体工商户首先选择了“在企业开办和扩张等过程中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行政手续”。
  • 有16.8%的被访者首先希望“进一步地加大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资金扶持、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
• 私营企业主的主要政策诉求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和加大资金扶持
  • 有48.5%的被访者选择了“在企业开办和扩张等过程中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简化行政手续”作为他们认为最迫切的诉求。
  • 有20.5%的被访者选择了“进一步地加大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资金扶持、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为第一诉求。

个私企业协会在服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方面的作用

• 个私企业协会在发布用工招聘信息、提供应聘人员信息、创业指导、就业用工相关法律法规培训、组织招聘会和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 有33.0%的被访个体工商户表示当地个私企业协会发布过用工招聘信息。
  • 有23.0%的表示提供过应聘人员信息。
  • 有27.0%的表示提供过创业指导。
  • 有24.1%的表示开展过就业用工相关法律法规培训。
  • 有15.9%的表示组织过招聘会。
  • 有17.1%的表示组织过技能培训。
  • 有12.7%的表示搭建过融资平台。
  • 表示当地个私企业协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的比例最低，只有6.9%。
• 部分个私企业协会未提供上述服务。

私营企业主的社会阶层研究

• 私营企业主在创建企业之前有过丰富的职业流动经历
  • 1997～2004年，从未有过职业流动的私营企业主的比例都高于10%，而2006～2014年都在10%以下波动。
  • 有过1次流动经历的占比以2004年为分水岭，之后的五次中国私营企业主调查的结果都超过了50%，而3次及以上的比例也有类似的特征。
• 私营企业主的来源也较为复杂
  • 早期来自社会底层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可能占有较大的比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私营企业主的来源已经多元化。
  • 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主在发展中更有优势。

企业主创业前的职业流动轨迹

• 企业主创业前的职业流动轨迹反映了中国宏观的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变迁
  • 在什么样的时期里，什么样的人更有可能投身创业，成为私营经济中的一员。
• 企业主创业前的职业流动轨迹在微观上勾勒了个体作为能动主体的行动策略
  • 有政府背景的人是否会“下海创业”。
  • 拥有高等学历的人会越来越多地加入私营企业家的队伍。

私营企业主的构成来源变化

• 近40年来，有过体制内经历的创业者比例在经历一段增长期后开始下降，只有体制外经历的创业者比例大幅上升
  • 虽然高中学历的比例始终保持在三成左右，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逐年提升。
  •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比例则经历了一个从高峰到平缓的下降过程。
• 市场背景人士、高学历人士、非党派人士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私营企业主的队伍中
  •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体制内色彩”在经历了增长之后开始缓慢下降。

影响未来企业家构成的主要因素

• “存量”的延续，主要表现为既有的企业家队伍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代际传承再生产
  • 当前虽然出现了一些家族企业的年青一代不愿意“接班”及其“海外移民”的现象，但总体而言，本土企业家队伍子承父业是主流。
• “增量”的开放持续，也就是市场的开放与准入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不同背景的个体投身私营经济
  • 近几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对于私营经济投资者队伍的扩大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私营企业主的主观获得感

• 部分企业家群体的获得感上升或高于其他群体，可能是他们自身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优势的反映
  • 主观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评价持续明显下行反映私营企业主内心的焦虑和危机意识。
• 提升中小企业主的获得感是重点
  • 中小企业主的获得感下降，直接拉低了整个群体的获得感。
  • 中小企业主的获得感下降速度要快于大企业主。

营造提倡艰苦创业的舆论环境，提升企业主的相对获得感

• 各级政府在评选、宣传和嘉奖私营企业主的时候，除了依据经济贡献和实力大小外，更要突出对艰苦创业、守业、诚信、创新等企业家精神的肯定
  • 影响企业主的获得感的因素有很多。地位获得感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横向与其他群体对比后的结果。
  • 社会上现在风行的投机心理，以及实体经济不振，也会给主要由实体经济从业者组成的私营企业主带来负面影响。

网络媒介的影响力超越传统纸媒是大势所趋

• 网络媒体常常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这表现为“触网”更多的人往往可能掌握更多的资讯
  • 包括央视在内的传统媒体依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但网络新媒体终将成为私营企业主阶层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手段。
  • 让年青一代接受国家意志的关键，并不仅仅是要推动更多的渠道上线，更重要的是要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将国家意志与企业转型和个人发展的诉求结合起来，做到润物无声。

“准境外媒体”和新闻客户端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需提前培育更多自己的品牌

• 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企业家，主动“翻墙”去获取信息的不多
  • 境外媒体的微弱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其不易接触有关。
  • 但并不代表境外媒体的内容和角度没有影响力。
  • 事实上，包括凤凰网、《联合早报》、《金融时报》(中文版)等国内可以自由阅读的“境外”或外语类媒体一直具有相当固定的受众。
  • 调查也发现，通过新闻客户端获取重大事件咨询的比例也较高。
  • 从年龄和教育结构判断，这一渠道的影响力还会继续强化。

要注意将统一战线的平台建到重点对象经常使用的互联网客户端上，进入企业家的网上“朋友圈”

• 一些政府和行业协会的线上平台当前是建起来了，但是否真正有企业家去关心，仍然值得怀疑
  • 市场、媒体和民间商会等力量已经在包括微信、微博等在内的平台上建立了各种公共账户、订阅号，企业家自发的网络交流群更是不计其数，但相关部门在这方面的步伐仍然相对滞后。

新社会阶层的界定与特点

• 新社会阶层的构成和规模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群体特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 新社会阶层的讨论基本上存在两种视角：一是社会学的分层研究视角，二是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出发。

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群体的社会心态对比

• 本研究选取一般社会调查数据中社会心态的一些指标，如生活满意度、社会状况评价和社会凝聚力指数来分析新社会阶层与体制内群体的差异
  • 通过对比，了解两个群体是否在社会心态上表现出差异。

社会阶层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社会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四阶级格局。
•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演变为两阶级一阶层格局，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层越来越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和演变
  • 陆学艺等(2002)划分了十大社会阶层。
  • 宋林飞(2004)认为存在五大社会阶层。
  • 郑杭生、刘精明(2004)将城市职业阶层划分为七个。

新社会阶层的形成与界定

• 新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物
  • 王训礼(1988)认为私人经济存在雇佣劳动关系，随着私人经济的发展，雇主的数量在增加，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这一特殊阶层就是新社会阶层的前身。
  • 李培林(1995)将新社会阶层称为“新富阶层”，泛指打破平均主义的分配状况以后，收入或消费水平明显超出“大众平均线”的那一部分人。
  • 颜晓峰(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产物，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 新社会阶层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适应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实际而产生的，以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主要从事民营、私营和个体经营的社会成员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2003年对新社会阶层进行了界定。
  • 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新社会阶层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写入了宪法，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

新社会阶层与统一战线对象

• 新社会阶层是统一战线工作关注的对象
  • 1991年7月，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中指出，“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类比和等同，更不要像50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 2001年，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
  •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 新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
  • 2006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把新社会阶层界定为六个方面的人员。
  • 2016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12个对象之一。
  •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重申了新社会阶层的地位，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社会群体；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做好他们的工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体制外新中产”与“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分野

• 新社会阶层的构成和特点依然远未清晰
  • 中共中央统战部披露，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约为7200万人。
  •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
• 新社会阶层的讨论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视角和“阶级阶层视角”
  • “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视角的着眼点是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不平等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阶层)”规模，使得社会结构更加合理。
  • “阶级阶层视角”涉及“阶级”“阶层”的基本属性及其变化，强调社会不平等不仅仅是收入的概念，更是社会关系的概念。
• 新社会阶层概念超出了传统概念框架，既不属于传统的敌对或对立的阶级，也不是原来的阶级、阶层，而是“新”出现的社会阶层
  • 新社会阶层不仅是新的、重要的统战工作对象，而且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新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力量。

体制内外群体社会凝聚力比较

• 新社会阶层群体与体制内群体在社会态度和社会凝聚力上存在差异
  • 体制内管理者生活在满意度上的得分高于体制外管理者，体制内技术人员得分高于体制外技术人员，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群体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最低。
  • 体制内管理者在社会状况评价上的得分略低于体制外管理者，体制内技术人员社会状况评价得分高于体制外技术人员，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社会状况评价的得分高于体制外管理者和体制外技术人员。
  • 在社会关系维度上，得分最高的是体制内技术人员，其次是体制外技术人员，得分最低的是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
  • 在联结维度上，得分平均值最高的群体是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其次是体制外技术人员，得分平均值最低的群体是体制内管理者和体制外管理者。
  • 在社会公益取向维度上，得分最高的是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其次是体制外雇员。
• 体制内技术人员是社会凝聚力得分最高的群体
  • 体制内技术人员在社会关系、联结和社会公益取向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较高。
  • 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在社会凝聚力上的得分与体制外管理者和体制外技术人员之间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新社会阶层的界定和研究方法

• 新社会阶层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廓清边缘的难题
  • 新社会阶层研究的侧重点或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新中产阶层，或是政治意义上的统战对象“新的社会阶层”或“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
  • 无论是使用哪种话语，新社会阶层都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廓清边缘的难题。
• 本研究的核心工作是关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新社会阶层群体在社会心态上的差异
  • 通过可对比群体，本报告选取了社会心态中对个人生活的满意度评价以及对于社会状况评价这两个指标，以及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常用的综合性指标社会凝聚力作为核心变量来分析这些可对比群体。

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状况评价

• 新社会阶层群体生活满意度得分更低
  • 在生活满意度上体制外群体得分均低于体制内群体，其中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得分最低。
  • 体制外技术人员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体制内技术人员，且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低于另外两个体制外群体。
• 体制内外群体对于社会状况的评价没有明显差异
  • 体制内技术人员社会评价最高，体制内管理者社会评价最低，体制外群体得分居于中间，但体制内技术人员社会评价显著高于体制外技术人员。

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凝聚力

• 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在体现人际信任、人际接纳和社会宽容度的社会关系方面得分最低，但却在体现机构信任、社会公平感和国家认同的联结维度上和体现社会道德规范的社会公益取向维度上得分均最高。
• 在社会凝聚力指标上，体制内群体和体制外群体并无显著差异
  • 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技术人员均高于管理者，自营劳动者(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居中，且差异均不显著。

新社会阶层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 本研究没有能够区分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群体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群体
  • 前者基本涵盖在已经讨论的三个体制外群体中，新媒体从业者则更难以把握。
• 新媒体从业者很难简单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
  • 就媒体形式本身来看，体制内的传统媒体一定程度上都在经历着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型和融合，体制内的传统媒体也有大量的新媒体从业者。
  • 即使除掉体制内的新媒体，只讨论体制外的新媒体，或者是自媒体，也由于这是一个崭新的行业，时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从业者也在不断增加，我们对从业者的规模和特点还是了解不多。
• 新媒体从业者的规模和性质还有待深入研究
  • 从收入来看，新媒体从业者有少数中产以上的投资者、网红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属于中产阶层，但更多新媒体从业者属于中产以下阶层。

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 教育分层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方面
  •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
• 教育选拔机制是导致社会经济分化的一个关键性机制
  •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40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教育体制日益趋向市场化，教育选拔规则越来越精英化，教育机会分配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现象有所发展。

教育改革与教育机会分配

•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
  • 教育体制日益趋向市场化，教育选拔规则越来越精英化。
• 教育机会分配的阶层分化和不平等现象有所发展
  •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上升，文化水平成为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
  • 优质教育机会仍然是稀缺资源，机会竞争十分激烈，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教育机会供给量增长与教育分层

• 中国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 教育机会的供给量迅速增长，人口和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 九年义务教育虽然普及，但重点中、小学入学机会竞争不仅没有淡化反而进一步强化
  • 教育的社会分层作用更加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分层的特点

• 教育机会迅速增长与教育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并存
  • 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趋向普及，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
  • 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异巨大，贫富之间和阶层之间教育不平等问题突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教育难题持续存在。

精英化和市场化取向的教育改革

• 教育选拔规则的精英化和学校教育系统的市场化共同推进教育的分层化
  • 1977年高等教育考试制度恢复是中国教育改革开始的标志之一，而由此开始，中国的教育系统逐步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
  • 在经济体制不断趋向市场化的压力下，教育系统也出现市场化取向，这包括“教育产业化”、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和教育成本(学费)不断攀升。
• 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一套制度体系——日益严格化的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重点和非重点)等级分类系统
  • 这一制度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精英人才，但同时带来了一些不平等后果。
  • 严格的考试制度虽然提供了一种机会公平竞争的途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竞争的过程并非绝对公平。
• 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教育的产业化”)
  • 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投资的多元化(“多渠道”)。
  • 这一政策使教育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扩大，富裕地区和城市比贫困地区和乡村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

教育投入增长和教育机会增加

• 教育经费增长和教育机会增加十分显著
  • 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保持持续增长，特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在教育经费总投入中占据极高比例。
  • 教育投入快速增长使教育机会的供应量也迅速增长，青少年接受各阶段教育的机会普遍增多。
• 不同出生年龄组的人接受初中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变化
  • 1924～1950年出生人群只有不到1/3接受了初中教育。随后的年龄组人群接受初中教育的比例不断增长。
  • 1986～1996年高中阶段教育的入学率快速上升。
•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更为惊人
  • 自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猛增长。
  • 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教育机会增加背景下优质教育机会竞争

• 教育机会增加并未显著缩小教育不平等，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反而更加突出
  • 教育机会增加也没有减少教育机会竞争，相反，教育仍然是稀缺资源，教育机会竞争更加激烈。
  • 现今的教育机会竞争从一般性教育资源竞争转向优质教育资源竞争。
• 优质教育机会竞争的激化使家庭背景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
  • 家庭文化资本(父母文化水平)和家庭社会资本(父母阶层地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十分明显。
  • 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更加凸显，某些学者称之为“教育资本化”现象。
• 优质教育资源的区域差异近一步推动了“教育资本化”趋势
  • 重点学校多分布于城市，特别集中于大城市，流动人口和经济资本追随优质教育资源流向这些区域，导致陪读经济越演越烈。
  • “陪读经济”实际上强化和延续了现有的经济不平等和地区差异。

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文素质以及历史沿袭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省份间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 政府的发展战略、教育投入、转移支付、资本投入、劳动力转移，以及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对地区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造成显著的影响。
• 教育分权制度加剧了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 各级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教育投入的地区不均衡。
• 由于户口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优先发展城市的工业化战略，也使城市与农村之间产生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
  • 尽管近几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有所降低，但城乡家庭之间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事实仍未得到根本改变。

入学机会的地区差异

• 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地区差异不大，但小学和初中辍学现象在一些西部农村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持续存在
  •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项目组在2009～2010年，对西部贫困地区46所学校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初中阶段学生的辍学率高达25%以上。
•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程度地区差距明显缩小，但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还存在差距
  • 截至2015年，已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山西、吉林、湖北、陕西，其中绝大多数是东部省份。
  • 18个省份达到基本普及，多数处于中西部地区；尚未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只有两个省份：贵州和西藏，都是西部省份。
• 优质高校入学机会上，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非但没有表现出像在总体入学机会上逐渐缩小的趋势，反而正在固化甚至有所扩大和加剧
  • 中国的高考录取制度实行统一考试下的分省份按计划集中录取，各省份的录取份额并非依照考生数目平均分布的。

升学率的城乡差异

• 在各个升学阶段，都存在城乡差异，城镇儿童的升学优势尤其体现在初中升高中及高中升大学阶段
  • 在义务教育阶段，城乡儿童在入学机会方面的差异不太大，但是在非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初中升高中和高中升大学上，则存在着较大差异，城镇儿童更可能升入高一级的教育阶段。
• 升学率的城乡差异使得农村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可能在各阶段的教育竞争中被淘汰出局
  • 80后升学率的城乡差异说明，尽管80后的受教育机会增长很快，但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相当突出，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较深。

人口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 东部地区教育获得水平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 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初中学历水平的人群最多，西部地区则是文盲/半文盲的人群最多。
  • 东部地区的高学历人群比例最高，大专学历人群的比例为5.6%，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比例为3.2%，均是西部地区的2倍左右。
•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不同年龄人群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
  • 只有1966～1970年出生年龄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上一年龄组，这主要是受到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城乡差异

• 城镇居民教育获得水平高于农村居民
  • 在拥有城市户籍的人群中，初中学历水平的人群最多，占30.8%，农村地区则是文盲/半文盲人群最多，占33.4%。
  • 城市高学历人群比例较高，大专学历比例为10.7%，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7.1%，农村高学历人群占比较小，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分别只有2.4%和1.0%。
• 城乡居民受教育年限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缩小
  • 从图7显示的趋势可以看到，城乡居民中出生年份越晚的居民，受教育年限逐渐提高，城乡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从1946～1950年出生人群的5.8年和2.6年增长到1986～1990年出生人群的12.1年和9.4年。

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

•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文化资源越多，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
  • 父亲职业不同，其子女受教育年限也不同。
  • 父亲文化程度不同，子女受教育年限也不同。
• 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表现得更加突出
  • 管理人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多，农民子女的机会最少。
  • 阶层地位越高，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增加越快，而阶层地位越低，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增加相对较慢。
• 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 父亲为大学文化水平，其子女超过半数都能上大学。
  • 父亲文化水平不同，子女上大学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

贫富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 富裕家庭可以给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资，使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上更好的学校
  • 贫困家庭常常无力于子女教育投资，导致其子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 虽然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部分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和青少年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 贫困家庭青少年的小学完成率只有80%，即1/5的贫困青少年没有完成小学教育。
  • 贫困家庭子女上了小学但上学少于2年的比例高达17%，较贫困家庭子女的相应比例也较高。
• 高中阶段教育的贫富差距也十分明显
  • 约4/5的最富裕家庭子女能够从初中升入高中，3/4的较富裕家庭子女能从初中升高中，而中间收入、较贫困和最贫困家庭子女的初中升高中率则明显低于前两类家庭子女。
  • 高中阶段教育期间，接近半数的最贫困家庭子女辍学，接近1/3的较贫困家庭子女辍学，这两类家庭子女辍学率大大高于经济条件较好家庭。
• 高等教育的贫富差距明显大于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教育阶段
  • 最富裕家庭子女大约一半完成了大学教育，较富裕家庭有约1/4的子女完成了大学教育，这两类家庭的子女大学完成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三类家庭子女的大学完成率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

中国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 中国教育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引发了社会公众最广泛批评的领域之一
  • 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群众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 中国教育不断增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享有教育机会，而是进一步要求拥有公平的、优质的、终身的教育
  • 人们要求的教育公平也不仅仅是享有教育机会的公平，更是拥有优质教育机会的公平。

教育发展战略的转型与升级

• 教育发展的目标重点要从单纯规模扩张转向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机会，并且使这些优质教育机会得到公平分配
  • 在这一阶段，教育权利的机会公平将成为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主旋律。

教育改革的反思与讨论

• 教育政策决策者需要在教育的效率与教育的公平的平衡点上寻求平衡
  • 在经济改革之前，党和国家的决策者过于强调社会均等化而忽略经济效率。
  • 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政府重点发展经济，追求增长效率，但忽略了社会公平问题。
  • 21世纪开始以来，政府政策导向由单纯强调经济效率而忽略社会公平转向经济建设(追求经济效率)与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公平)双重并举。
  • 教育改革的走向与此类似，当前，我们需要对教育政策的方向和重点进行反思和讨论，从过于强调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共举。

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与成效

• 政府采用多种措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增加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缩小教育的地区和城乡差距
  • 提升教育公平程度，取得了一定效果。
• 政府实施了多种扶助政策，保障弱势群体(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边远农村地区儿童等)的受教育机会，对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增加边远落后地区青少年大学招生名额
  • 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是一个艰巨而长远的任务，要提升教育公平程度，还需更为有效的教育政策和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实施。

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

• 李培林：《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

•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社会分层十讲

•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

• 李路路：《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中国新社会阶层——基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中国和俄罗斯的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和趋势

• 李培林主编《中国和俄罗斯的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和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