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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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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序曲
回忆与历史的关系
- 回忆是永恒的演进，受限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
- 回忆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
- 历史是过去的再现，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
- 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
对当前世界的理解需要新的构架和回溯方式
-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好的了解
- 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
作者父母的背景及相遇
- 作者的母亲是一位奥匈帝国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被父母送去埃及旅行
- 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以庆贺她毕业。
- 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奥尔贝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
- 作者的父亲是一个英国移民的儿子，在埃及的邮政和电信工作
- 他的父亲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
- 他在英国东区和曼彻斯特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原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8个儿女。
- 他的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
- 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体育运动样样精通，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
- 作者的父母在亚历山大港郊外的体育运动俱乐部相遇并结婚
- 他正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
- 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体育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
个人与社会的历史认知
- 对于个人来说，历史最难把握的部分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的过渡区
- 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
- 对于社会来说，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
- 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但在20世纪的前2/3，情形确实是这样。
帝国时代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 帝国时代对20世纪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 帝国时代与现在是否连续的问题无疑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的感情仍然直接牵扯在这段历史之中
-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在孤立的情形下，连续和不连续是无足轻重的事。
19世纪的历史透视法
- 1914年8月是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之一
- 当时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现代人也一样。
- 19世纪的世界历史全盘考察系列主要涵盖了“漫长的19世纪”
- “漫长的19世纪”是指大约从1776年至1914年。
帝国年代的特点
- 帝国年代是一个全然内化的历史转型过程
- 它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向其“离奇死亡”迈进。
- 帝国年代的基本模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向其“离奇死亡”迈进
- 它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刻死去，成为所有矛盾的最大牺牲者，而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进而产生的。
帝国年代与现在的关系
- 帝国年代显然并不代表现代工业世界的永恒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
- 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还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
-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配世界革命的记忆，已不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 渗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化。
第一章 百年革命
19世纪晚期的全球性世界
- 世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
- 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
- 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
- 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信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
- 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
- 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推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2/3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
- 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 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
全球体系的形成
- 世界分为“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第一世界和“落后的、依附的、贫穷的”第二世界
- 第一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
- 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乃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
- 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
- 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
两个世界之间的政治差异
- “先进”国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足以为其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各种法制
- 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体居民的集合体。
- 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
- “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越来越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 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
- 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
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化差异
- 在“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的男人与越来越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
-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越来越必要的那种科学。
- 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初等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
- 就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而言，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
- 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中国的清朝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
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
- 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
- 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
-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
- 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广泛的交流方面
- 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除南端以外的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
- 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
人们对进步的态度
- 在先进国家以外的地区，“进步”既不是明显的事实，也不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假设，而主要是外来的危险和挑战
- 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欢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统治者以及认同外国和反对宗教的人。
- 那些被北非的法国人称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断绝与其过去及同胞的联系的人。
- 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推举的生活方式的拒绝，却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图更值得注意
- 于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当时尚能将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会推导出下列结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类都无法达到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取得的成就。
- 人类可区分成不同“种族”的观念，几乎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深入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
第二章 经济换挡
19世纪末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及其影响
- 19世纪末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具有普遍性，影响到所有国家和行业
- 它既影响到牵涉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
- 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
- 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
- 农业是这次利润下降最显著的受害者，导致社会和政治后果
- 在前几十年间产量激增的农业产品，如今已充斥整个世界市场。
- 农产品的价格在欧洲农业以及海外出口的经济当中，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暴跌。
- 农民的反应随其国家财富和政治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从选民的骚动一直到反叛都有。
- 商业也有自己的难处，商人更担心物价下跌
- 在整个19世纪中，再没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严重——在这段时期，英国物价下跌了40%。
- 通货紧缩却有损利润率。如果市场能因此大幅度地扩展或许可抵消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当时市场的成长并不够快。
资本主义经济对不景气的回应
- 经济集中和经营合理化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回应
- 托拉斯和科学管理的目的都在于增加利润，在竞争和物价下跌的冲击下，当时的利润已饱受压缩。
- 经济集中不应与严格定义的垄断(由一个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也不应与较广义的垄断(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
- 像经济集中一样，“科学管理”(这个词到1910年左右才使用)也是因“大萧条”而产生。
- 帝国主义成为摆脱企业困境的可能办法
- “不景气”和殖民地瓜分热潮在时间上的巧合，时常受到人们的注意。
- 为资本寻找更有利润的投资环境的压力，正如为生产寻找市场的压力一样，也促进了向外扩张。
19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繁荣及其特点
-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经济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是繁荣的大调
- 这种从愁云惨雾突然转成幸福安乐的变化，实在太过戏剧性，以致平庸的经济学家得要寻找某种特别的外在力量去解释它。
- 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尤其是德国的相对，甚至绝对进展
- 德国工业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惊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由不及英国工业出口总数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国的出口数量更大。
- 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厂”地位。
- 长期和短期的波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
- 熊彼特将每一次的“下降趋势”和一组经济“创新”的利润潜力耗竭紧紧联系在一起，再将新的上扬与新的一组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
- 由于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它顶多是让我们可以宣称：本书所论时期涵盖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帝国时代世界经济的特征
- 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经济
- 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部分都有所扩展，在欧洲是因为俄国以及此前与工业革命少有接触的瑞典和荷兰的工业革命。
- 在欧洲以外，则是由于北美和日本的发展所致。
- 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显然较以前更为多元化
- 英国不再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经济。
- “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比1860年更多样、更复杂。
- 是乍看之下最为明显的科技革命
- 在这个时代，电话和无线电报、留声机和电影、汽车和飞机，均成为现代生活景观的一部分。
- 我们也不应忘记自行车，像其他这个时期所发明的对世人有所裨益的各种机器一样，它对人类行动解放的贡献立刻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
- 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
- 一方面，这个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资本的集中可使人区别出“企业”和“大企业”的那种增长幅度，自由竞争市场的萎缩，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种发展。
- 另一方面，人们借着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有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 是日用必需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
- 随着人口、都市化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此前多少限于粮食和服装(也就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的大众市场，现在开始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
- 这项转型最明确的后果之一，便是开创了大众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
- 大众市场的转型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
- 例如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
- 我们只需举英国的例子便可见其成长之一斑，英国在其极盛时期，曾以小得离谱的办公室作业支配整个世界经济。
- 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众角色的日益增强
- 一方面，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愿和备受困扰的政府走上采取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
- 另一方面，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日渐和各国企业群体之间的经济竞争结合在一起，因而，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它遂促成了帝国主义的现象，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
- 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其向偏远地区的扩张具有某种经济上的关联
- 1875—1914年间，地球上大约有1/4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
- 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左右，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左右，德国取得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美国取得约10万平方英里，主要是夺自西班牙之手；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的面积也有约10万平方英里。葡萄牙在非洲的旧式殖民地扩张了大约30万平方英里。西班牙虽然在净值上是一个输家(输给美国)，却也设法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捡拾了一些石头较多的领土。俄罗斯帝国的发展比较难以度量，因为它完全是进入邻接地区，并且是继续沙皇专制政权好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扩张。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新阶段乃是源自他们在这一发展中所目睹的各种不同趋势
- 列宁于1916年出版的小书，是对这个不久便被称为“帝国主义”现象的最有力分析。
- 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以当代作家的各式看法为依据，这些作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它的要点是：新兴帝国主义的经济乃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伟大的资本主义强权将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而列强在瓜分过程中的竞争，便是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
- 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它们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
- 古巴的兴亡要视糖价和美国是否愿意进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开发”国家——比如说瑞典——也不会因为古巴所生产的糖突然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而感到严重不便，因为它们不会只依赖这个地区作为其食糖供应地。
- 对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而言，其所有的进口货几乎都来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国，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几乎都是运往这些国家，但是，宗主国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1870—1914年间稍有增加，都仍不过是聊备一格。
- 在几个宗主国之中，帝国主义显然对英国最重要
- 因为英国的经济霸权，向来是以它和海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来源的特殊关系为关键。
- 19世纪晚期，它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成功，眨眼之间便将正式或实际上属于英国君主的面积扩大到地表的1/4(英国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1/4染成红色)。
帝国主义对文化的影响
- 帝国主义带给依附性世界的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
- 甘地出身于地位相当于一般商人和放贷者的阶级，这个阶级以往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关系不大，可是他却得以在英国接受专业和政治教育。
- 甘地学会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所创造的环境中，运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动员传统民众去达成非传统目的的特殊技巧。
- 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
- 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
- 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益。
帝国主义对宗主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
- 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
- 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
- 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
- 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
- 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告诫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
- 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的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销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削弱，会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
第四章 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发展及其对统治阶级的挑战
- 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
- 不论财富的数字有多大，它的权力将永远无法与之相称。
- 新被赋予投票权的阶级，其组织的不健全已令它无法对先前存在的均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会忽略向大众提供能造成集会机会的法定假期
- 《美国社会学学报》，1896—1897年。
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操纵
- 最原始的操纵办法还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对普选产生的议会权力加以严格限制
- 这是俾斯麦的模式，亦即将德国国会(Reichstag)的宪法权力降到最低程度。
- 在其他地方，则借着经由特殊(和权重的)选举团体和其他类似机构所选出的第二议会——有时(如在英国)是由世袭的议员组成——来节制民主的代议会。
- 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
- 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扩大的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下的群众动员
- 进行政治动员的群众当然还包括小农，在许多国家，小农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至少仍是最大的经济群体
- 自19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在不景气时代，小农和农夫越来越经常被动员为经济上的压力团体。
- 如果说社会群体已做了这样的动员，那么公民团体也基于宗教和民族性之类的局部效忠而进行了联合
- 之所以说它们是局部性的，是因为即使是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大动员，也永远是与其他宗教或世俗集团对立的团体。
- 而民族主义的选举动员(在某些地方，例如波兰和爱尔兰，这项动员也等同于宗教的选举动员)，几乎永远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自发运动。
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策略
- 于是，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
- 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
- 矛盾的是，在那些具有强烈革命传统的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勉强也算上英国，它们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新旧精英分子驯服至少部分的新动员起来的群众
- 英国的自由主义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人，它也从未忘记其前辈曾为了清教徒的利益而参与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的行动。
- 法国的共和激进主义尝试以挥舞共和与革命的旗帜来对付其敌人，并吸收动员群众，它们也的确得到一些成功。
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挑战
- 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才刚开始要改变政治，但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时已十分明确，对那些国家统治者及其所要维护的阶级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严重的问题
- 其中之一是维持国家的团结，乃至存在的问题，在面临民族运动的多国政治中，这个问题显然已万分急迫。
-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内精英分子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政策的持续推行，尤其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政策。
- 在面临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群众运动威胁时，该如何保卫既有社会的合法性，甚至其实际生存
- 这些威胁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经由鼓动选出但又时常因无法协调的党派冲突而告分裂的议会，其效能显然不高。
- 而不再以拥有独立财富之人为基础，反以依靠政治兴家致富之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又无疑是腐败的。
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策略及其效果
- 统治阶级选择了新的战略，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众现象出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
- 其结果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容易对付。
- 民主政治在其不满意情绪较不剧烈时，是比较容易驯服的，因此，新的战略便意味着大胆推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方案
- 英国法学权威戴雪(Dicey，1835—1922)已看出：社会主义自1870年起即利用滚动的蒸汽压路机，将个人自由的地表压成集中管理和平均化的营养午餐、健康保险和年薪制度等暴政。
- 永远按理行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已决定用颇具雄心的社会保险方案，来消灭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口实。
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挑战及其应对
- 各国政权和统治阶级在以民主方式动员的群众心中具有正统性吗？
- 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
- 由于国家和政府正在与非官方群众运动竞逐团结和效忠的象征符号，于是，群众运动遂开始设计其自己的反象征符号
- 当先前的革命国歌《马赛曲》(Marseillaise)被政府接受后，非官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设计了《国际歌》(Internationale)。
西欧政治团体和统治阶级处理潜在颠覆性大规模动员的成功
- 除了奥地利外，西欧的政治团体和统治阶级都成功处理了潜在颠覆性大规模动员
- 奥地利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每个民族都把它们的期望寄托在别的地方。
- 排斥现有政治体系的运动，如社会主义，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们的力量不够大——也是被当作主流舆论的催化剂
- 或许这便是在法兰西共和国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国强化反社会主义的原因，没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敌人更能促进团结。
- 甚至民族主义有时也不难处理。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加强了自由主义，并且把它的斗士劳合·乔治推举成政府首脑、民意煽动者以及与民主激进派和劳工取得和解的调停者。
- 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在1879—1891年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之后，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依靠而平息。
- 泛日耳曼极端主义，因威廉一世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
- 甚至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党内，天主教政党从不诘难这个双民族的一元政府。
- 极右和极左派的不妥协者可以予以孤立。
- 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它们还忙于别的事情。当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它们大多数在爱国情感的驱使下，与它们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团结一致。
- 由于政治整合成功了，各政权因此只需面对当下的直接的行动挑战
- 这种不安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国家尚未陷入革命或准革命的局势下，它们只能构成对公共秩序而非社会制度的挑战。
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权的结合及其稳定性
- 1880—1914年间的民主政治进展，既未预示它的永久性，也未预示它的全球胜利
- 它一直局限在西方少数几个成功发达的经济体之中，通常也跨不出具有漫长立宪历史的几个国家。
- 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也就是对历史无可救药的信念，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它在全世界的进展都是不可遏抑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未来全世界的模范。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崛起
- 无产阶级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新社会群体
- 无产阶级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
- 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 无产阶级的崛起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构成威胁
-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
- 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
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和影响
- 工人阶级政党以政治诉求的单纯性为基础，代表无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
-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
-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
- 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工业结构、社会差异、国家干预等
- 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
- 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
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和表现
- 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组织、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差异等
- 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借助于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
- 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鸿沟正在加宽。
- 工人阶级意识的表现形式多样，包括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劳工运动、社会主义政党等
- 越来越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感觉到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
- 劳工运动本身已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
工人阶级政党的挑战和未来
- 工人阶级政党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如何动员更广泛的选民、如何处理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等
- 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它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
- 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
- 工人阶级政党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适应社会变化、满足选民需求、推动社会进步
-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
- 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
- 民族主义在政治活动中的兴起是1880—1914年间的一个重要现象
- 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19世纪末首次出现之际，是用来形容若干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思想家群体。
- 虽然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只是形容这个现象的右翼说法，它却比1830年以来欧洲政治家所采用的笨拙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一词更为方便，因此，它逐渐被应用于所有以“民族奋斗目标”为政治活动极致的那些运动，亦即所有要求自决权的运动，也就是促成某一民族群体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运动。
- 民族主义的基础是人民愿意在情感上与“他们的民族”认同
- 这种自发情绪是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而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选举，则提供充分动员它们的机会。
- 民族主义在实行群众政治的国家当中，由于诸多政党必须争取同一群支持者，它们当然必须做出彼此互斥的选择
- 以阶级认同的理由诉诸其可能支持者的新劳工阶级运动，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发现——一如在多民族区域常见的情形——自己正在与下述政党竞争，那种政党要求劳工阶级和可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捷克人、波兰人或斯洛文尼亚人而支持它们。
民族主义与语言的关系
- 民族主义与语言的关系密切，语言民族主义对于分离是具有内在偏见的
- 对那些无法精确解释其不满的人而言，这样的民族主义特别能够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错。
- 民族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和中间阶层紧密联系，这种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人一事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民，很容易产生吸引力，尤其(再重复讲一次)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
- 民族主义运动也觉察到：就算不提出特定的社会纲领，至少也要表现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因为这可带给它们不少好处
- 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现于工业化的波希米亚——被同受劳工运动吸引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分占——的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
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中的表现
- 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全国性工人阶级运动败给了分解为“以每一个民族的工人为基础”的个别运动
- 奥匈帝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尚未崩溃之前便已崩溃了。
- 在各种民族压力下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却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极限
- 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毫无疑问已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
- 甚至在大战爆发之后，民族独立仍然不是重要的争论点。在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中，只有四个民族(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对政府抱有坚决的敌意，其中三个可以与帝国境外的民族国家认同。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形成与转型
- 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
- 这种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
- 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贵族和士绅的别墅相比，除了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装模作样
- 这些聚落大致是单一阶层的社区，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事实，使它们更容易集中力量来追求舒适生活。
资产阶级身份认同的困惑
- 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
- 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地不容易，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
- 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
- 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ü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
确立资产阶级身份的主要办法
- 教育是确立资产阶级身份的主要办法
-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不是功利主义的。
-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入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
- 运动也是确立资产阶级身份的主要办法
- 大约这个时期在英国定型的运动(英国也赋予它模式和词汇)，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国家。
- 新的运动也渗入工人阶级，甚至在1914年以前，工人已经热衷于某些运动(当时在英国或许有50万人玩足球)，许多群众更是热切地观看和仿效。
资产阶级的财富与地位
- 1914年前的日子，无疑是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安逸。
- 吸引最多公众注意力的那种有闲阶级，又是如凡勃伦所说的那些大肆挥霍，以此来建立个人身份和财富的人
- 摩根对于“维持一艘游艇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得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便维持不起”)，以及洛克菲勒在听说摩根死后留下8 000万美元遗产时同样不一定可信的评语(“我们还以为他是有钱人呢”)，便可说明这个现象。
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危机
- 当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成员在这个富裕的年代开始游手好闲，并迅速远离此前赋予他们身份、责任和奋发精力的清教徒伦理——强调工作、努力、节约致富、责任和道德热诚的价值观——这个富有征服性的资产阶级时代还繁荣得起来吗？
- 这个问题在美国几乎尚未出现。在美国，虽然有些企业家为他们的公共关系发愁，但是这些生气勃勃的企业家，并未感觉到什么不确定的痛苦。
- 在进入经济转型时代的西方小国中，我们也觉察不出什么大资产阶级的信心危机。
- 无疑，在欧洲已开发的部分，许多商人和成功的专业人员，仍然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可以扬帆乘风破浪。
- 旧有的集体认同逐渐削弱的情形，又因两个越来越迫切的问题而显得更为明显。这两个问题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参见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战争
- 在此之前，自由资产阶级并不热衷于帝国征服，虽然(矛盾的是)其知识分子应该对治理印度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财产的方法负责(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4节)。
- 资产阶级虽然可以让帝国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取得协调，但是往往无法使它们融洽一致。
- 关于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为右倾。
- 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既不反对民族主义也不反对战争。
- 然而，他们向来只不过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视为演化的一个临时阶段，这个演化将朝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社会和文明。
- 他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显然无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独立要求，抱有怀疑态度。
- 至于战争，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予以避免，战争只能在信奉军国主义的贵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热切的情绪。
第八章 新女性
妇女解放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 妇女解放运动起源于西方中产阶级，并在19世纪80年代加速发展
- 妇女解放运动是西方中产阶级历史的一部分，其开拓与推进几乎仍限于社会的中产阶级。
- 19世纪80年代，男性观察家开始对“新女性”进行思考与争论。
- 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女性的自尊，教导妇女不要贬低自己的性别
- 凯瑟琳·安东尼(Katherine Anthony)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旨，在于恢复女性的自尊。
- 它们教导妇女不要贬低自己的性别。
妇女地位的改变
- 妇女的晚婚、不婚或节育办法，都可确保较低的生育率
- 在西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配合较好，较少的子女生育数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对妇女的人生改变更为显著。
- 妇女的晚婚、不婚(假定非婚生子女的人数不增加)，或某种形式的节育办法(所谓节育，在19世纪几乎等同于禁欲或中止性交)，都可确保较低的生育率。
- 工业化对于妇女地位的第二项重大影响，是更为剧烈的：它将家庭和工作场所分开
- 如此一来，妇女便大致被排除于公认的经济(领工资的经济)以外，使妇女传统上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低下地位，因经济上的依赖性而更变本加厉。
- 在社会上，让人家看到她不需要工作，即是她的家庭并不穷困的明证。所有这一切都旨在使一个已婚妇女沦为依附者。
妇女教育和行动自由的增加
- 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
- 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
- 在英国，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
- 妇女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
- 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
- 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
妇女解放运动的挑战和局限性
-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
- 她们想要借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
- 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进步人士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
- 绝大多数的妇女都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
- 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其关心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热忱。
-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从事通常认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例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
性解放的挑战
- 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
- 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是什么。
妇女解放的未来展望
-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
- 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家庭形式。
- 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但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虽有转型核心但基本不变的家庭。
- 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
- 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变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变化的问题。
- 这些变化，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的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
第九章 文艺转型
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之间的文艺史
- 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身份危机
- 创作性文艺和其欣赏大众都失去了方向。
- 前者对这个形势的反应，是朝着创新和实验发展，逐渐和乌托邦主义或似是而非的理论衔接。
- 后者，除非是为了流行和附庸风雅，否则便会喃喃地维护自己说：“他们不懂艺术，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 传统高尚文化的领域受到投普通人所好，并在工艺和大众市场联手影响下发生了巨变的艺术的侵袭
- 最不寻常的革新是电影。
- 电影和爵士乐及其各种不同的衍生音乐，当时虽然尚未奏捷，但是1914年时，电影已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行将征服全球。
19世纪后期文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文艺和“现代”文艺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 最初，这种分歧并不明显
- 1880年以后，当“现代主义”成为口号，而现代意义的“前卫”一词开始偷偷溜进法国画家和作家的会话中时，公众性与富有冒险性的文艺之间的间隙，实际上似乎是在缩小。
-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当人们已清楚看出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其结果不是革命而只是有希望但依照惯例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时，艺术家和唯美主义者便认为它们已不具有启示性
- 在维也纳，最初为社会民主所吸引的克劳斯，已在新的世纪与它脱离。
- 它已无法使他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运动的文化政策必须考虑其无产阶级好斗者的传统品位，但又得在现实中与低俗的恐怖小说、浪漫小说和其他种种垃圾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艰苦战斗。
在前卫艺术当中尚有更多矛盾之处
- “自然”仍旧是创造性艺术的题材，但艺术家以一种新起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感，去回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
- 即使日后被视为纯粹抽象派先驱的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1911年时也拒绝与它完全断绝关系，因为如此一来便只能画出“像领带或地毯上”的那种图案。
- 在“自然”和“想象”之间，或在作为描绘的沟通艺术与作为概念、情感和价值观的沟通艺术之间，存在着二元性
- 困难不在于该由它们之中选择哪一个，因为即使是极端实证主义的“写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动感情的人类照相机。
- 困难在于被尼采的尖锐眼光诊断出来的19世纪价值危机，也就是将概念和价值观转化为创造性艺术的(描述性或象征性)传统语言危机。
- 当时还有真实性和主观性如何结合的问题
- 由于“实证主义”的部分危机(下章中将详细讨论)是坚持“真实”不仅是存在的、有待发现的，也是一件可借由观察家的心灵，去感觉、塑造甚至创造的事物。
- 这种看法的“弱势”说法是，真实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但是只能通过那个了解和重建它的个人的想法去了解，例如，普鲁斯特对法国社会的观察，是一个人对其记忆进行漫长探索的副产品。
- 这种看法的“强势”说法则是，除了创作者本身以及其以文字、声音和颜料所传达的信号外，真实性一无所有。
平民艺术的较早阶段并不一定都很容易回溯
- 群众大量拥向迅速增长中的大城市，一方面为通俗戏剧娱乐打开了有利市场，一方面也在城市中占领了属于他们的特殊区域
- 狂放不羁的流浪者和艺术家也觉得这些区域极富吸引力，如蒙马特区和施瓦宾区。
- 高雅文化圈，或者更准确地说，高雅文化圈的狂放边缘，也察觉到这些大城市娱乐区的通俗戏剧圈
- 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先锋派或艺术浪子、性叛逆者，一直赞助拳师、赛马骑师和舞蹈家的上等阶级纨绔子弟，在这些不体面的环境中感到万分自如。
真正的科技艺术革命是建立在大众市场的基础上
- 电影(后来还通过电视和录像带)日后将主宰并改变20世纪的所有艺术
- 不过在这个时期，电影却是全新的，不论在技术上、制作方式上或在呈现真实的模式上。
- 电影这项艺术的革命性创新(几乎全是1914年前在美国发展出来的)，在于它需要完全借由受技术操纵的眼睛向可能是全球性的公众讲话
- 同样毫无问题的是，这些把高雅文化的先锋派艺术勇敢地抛在后头的创新，大受群众欢迎，因为这种艺术除了内容以外，把一切都改变了。
1914年时，维也纳的两位作曲家比绝大多数的其他艺术家更明显地代表了旧日传统
- 科恩戈尔德是中产文化音乐界的神童，当时已热衷于交响乐、歌剧等等
- 日后，他成为好莱坞有声影片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导演。
- 勋伯格在促成19世纪古典音乐的革命之后，在维也纳度过一生
- 他毕生都没有赢得听众的喝彩，但是得到许多音乐家的赞美和经济资助。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科学领域的转型
- 科学领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发生了转型
- 这种转变在当时还只有很少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可以理解，乃至可以观察到。
- 有时，甚至在正值转型的知识和创造性活动领域之内，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和观察到。
- 转型可分为知识上的转型和社会心理上的转型
- 在知识上，它意味着不再以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方式去理解宇宙。
- 在社会心理上，这种崩溃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
数学领域的危机
- 数学思想的进步开始造成与感官了解的真实世界相冲突的结果
- 例如非欧几何学，以及康托对于无穷数的探究。
- 数学家试图将数学从它与真实世界的对应中解放出来
- 自此以后，数学便断绝了对任何事物的信任，除了游戏规则外。
物理学的革命
-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取代了伽利略和牛顿的宇宙
- 这场危机在物理学界遭遇的抵抗比数学革命来得少。
- 它却从外行人那里遭遇到巨大阻力。
- 物理学的旧秩序已注定要消亡
- 将相对论应用在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或者任何其他事物之上，其困难并不比应用在古典力学上更大。
- 自伽利略起，古典力学的地位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科学和社会的关系
- 科学与其实际用途之间的关系绝非密切
- 在19世纪80—90年代，德国的工学院经常抱怨说其数学家不肯只教授工程师所需要的数学。
- 大多数的德国工程师虽然受到美国进步的启示而在19世纪90年代设置了工艺实验室，但实际上却与当时的科学没有密切接触。
- 政府所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确正在出现，但是它们还谈不上先进
- 虽然基础研究以前也曾得到过私人资助，可是主要的协调机构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今天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一直要到1911年才告成立。
- 虽然各政府无疑已开始委托进行甚至督促它们认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政府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委托者，除了贝尔(Bell)实验室外，工业亦然。
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成见
- 在生物学直接和社会人接触的那些领域，以及在所有那些可以和“进化”的概念及达尔文这个越来越政治化的姓名扯得上关系的领域，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很重要
- 两者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力量。
- 19世纪时，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说多大便有多大。
- 使优生学“科学化”的，正是1900年后遗传学的兴起
- 遗传学似乎表示：环境可以根除遗传的影响，而大多数或所有的特征，都由一个单一的基因所决定，即可以用孟德尔学说的方法选育人类。
- 虽然有些科学家投身于遗传研究，是由于“种族文化至上的影响所致”［比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皮尔森］，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遗传学是出自优生学的偏见。
科学世界观的革命性转变
- 科学世界观在这段时期的革命性转变，已成为更一般性和戏剧性趋势的一部分
- 普朗克的量子论、孟德尔的重新被发现、胡塞尔(Husserl)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塞尚的《静物和洋葱》(Still Life with Onions)，这些都发生在1900年。
- 我们也可随机选择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柯莱特第一本描写克劳丁(Claudine)的小说，或罗斯丹(Rostand)的《雏鹰》(L. Aiglon)作为新世纪的开始。
- 打破已确立的解释规范的科学发展，其本身便是这种期望转型和倒逆过程的一部分
- 在这个阶段，这种过程可出现在任何男女身上，出现在他们面对当下并拿它和自己或父母的期望相比较时。
- 我们能否假定，在这种气氛中，思想家会比其他时候更易于质疑既有的知识方法，更容易去思索，至少是去考虑当时仍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对理性的信仰及其挑战
- 理性被广泛信仰，如天主教徒相信圣母马利亚
- 罗曼·罗兰，1915年。
- 精神病患者身上，侵略的本能受到抑制，阶级意识却予以解放
- 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909年。
- 文化的整体现象可以被推论成“物质”利害的产物或函数
- 马克斯·韦伯，1904年。
知识危机的另一种面对方式
- 同时拒绝理性和科学
- 知识逆流的强度，甚至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容易了解其强度。
- 非正统科目已不像从前那样，是那些以往的学术怀疑者所喜欢的伪科学
- 早期这些事物原本主要是盛行在自学成才的左派之间，如今却往往飞速转向政治上的右派。
科学和理性的进展及其影响
- 民众教育和民众自修的大跃进以及公众阅读行为的普及
- 自修和自我成长是新兴劳动阶级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也是对其斗士的主要吸引力。
- 传统宗教的戏剧性退却
- 这并不代表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即将成为“自由思想家”。
- 在资产阶级的心脏地带(虽然也许不包括美国)，不论是作为一种知识上的力量或是民众之间的影响力，传统宗教都正以空前的速度消退。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信念的最后胜利。
-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冲击，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困难
- 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而人类在观察他们自己的事情时，绝不会是中立和不带偏见的。
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及其问题
- 社会和人文科学比较富戏剧性和争议性的发展，均与资产阶级世界知识上的世纪末危机密切相关
- 这场理性危机在心理学上尤其明显，从它不妥协于实验案例，而尝试面对人类整体心灵一事便可看出。
- 社会学或许是我们这个时期社会科学最富创意的产物
- 新社会学不是一门已确立甚或有严格定义的学科，日后也不曾对它的确切内容达成国际性的一致意见。
- 某些新社会学的从业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社会的实际运作，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理论对它们的假定。
- 但是，不论各社会结构和凝聚力的性质为何，新社会主义都无法避免人类历史演化的问题。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春期及其不稳定因素
- 19世纪资本主义回春期是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时期
- 许多政权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十分昌盛兴隆。
- 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却显然不是这样，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
- 在某些国家，例如奥斯曼帝国，世界大战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的一段插曲。
- 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包括俄国但一定少不了奥匈帝国，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其国内政治问题无法解决的后果。
- 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帝国主义扩张对古老帝国的影响
- 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使古老帝国发生革命
- 摩洛哥在1907—1908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称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在古老的但19世纪已呈朽腐之态的波斯帝国，同样不可能发生革命。
- 帝国主义扩张使古老帝国的政治结构崩溃，为革命提供了环境
- 波斯在类似的一段时期也曾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不过它的命运起落更戏剧化。它比它伟大的敌手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穆斯林、蒙古人与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又数次复活。
- 奥斯曼帝国虽然年轻得多，却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 the Hun)的时代起，便由中亚乘骑出征，推翻并占领了东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突厥人相继臣服。
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墨西哥的革命
- 中国的革命是古老而深刻的，内部危机严重
-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清朝政府便承受了许多重大危机的震撼。
- 在中国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中国朝廷中的儒家资深官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受西方启发的日本式)现代化，可以拯救中国。
- 当时只有在中国南部，也就是商业和贸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来帝国主义又为本地某些资产阶级奠定发展基础的地方，才具有这种转型的基础。
- 奥斯曼帝国的革命是军事力量强大，但内部矛盾严重
- 奥斯曼帝国久已摇摇欲坠，不过，与任何其他古老帝国不同，它的军事力量一直强大到足以使列强军队焦头烂额。
- “青年土耳其”政权继承了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将土耳其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那方。
- 墨西哥的革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世界的内部矛盾，殖民地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革命
- 墨西哥当时的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靠其强邻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它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决策。
- 墨西哥的统治者并不特别喜欢白人大量移入，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北美洲人。他们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借着诉诸一段大致虚构的独立历史，借着与前西班牙时代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认同而得到合法化。
俄国革命的影响和意义
- 俄国革命是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俄国，要不是因为那场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终将继续演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社会
- 俄国当时是一个庞大、行动迟缓而且无效率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皆处于落后状态，1897年时全俄1.26亿人口中，有80%是农民，1%是世袭贵族。
- 对19世纪晚期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俄国的组织都太过老式陈腐，完全是一种官僚化的独裁政治。
- 俄国革命具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暂时震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直接后果
- 它几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许也加速了中国的革命。
- 在其刺激之下，奥地利皇帝采纳了普遍选举权，而这项制度却使奥匈帝国的政治难题为之转型，并且统治更趋不稳。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1914年前欧洲的生活与战争
- 1914年前的欧洲，和平是正常和预期状态
- 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
- 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
- 19世纪末，战争的可能性逐渐增大
- 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
- 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越来越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国际形势
- 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
- 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必然导致战争，甚或更容易发生。
- 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偏远城市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
- 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
- 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
- 他们为那一刻的来临感到意外，但不再为战争的事实感到意外。
- 欧洲已习惯于战争，就像人们看待暴雨将至的心情。
-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再也不曾如此
- 人们真的认为它是跨越历史界限、标出文明断代、不只是为教学方便而设定的少数日期吗？
- 或许是的，虽然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
尾声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1914年前后的世界变化
- 1914年以后，“大灾难”这个词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
- 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
- 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
- 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 大规模的灾祸和越来越多的野蛮手段，已成为文明世界一个必要的和可以预见的部分
- 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遭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穆斯林、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遇难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
资产阶级的困境与应对
-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面对杰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伊利·阿列维(Elie Halévy)所谓的“世界危机”时，显得完全不知所措
- 它要不就让位，要不就等着被推翻。
- 否则，它便得同化成某种非布尔什维克、非革命性的“改革式”社会民主政党。
- 1917年后，这样的政党果真在西欧出现，并成为延续社会和政府的主要护卫者
- 从反对党变成可能或实际的执政党。
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
- 最可能发生世界革命的那个时刻，也不过只在一个异常衰弱和落后的国家里，留下唯一的共产党政权
- 这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在于广大的幅员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将在日后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超强力量。
- 世界并未社会主义化，虽然在1917—1920年间，不仅列宁认为它很可能发生，甚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统治者，也认为这是必然的趋势
- 有好几个月，甚至欧洲的资本家，至少是他们思想上的代言人和行政官员，似乎都已放弃希望，静待死亡。
20世纪晚期的世界转型
- 后续那个崩溃转型时代并且持续至今天的这段时期，就影响世上一般男女(其数目在工业化世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的社会转型而言，或许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时期
- 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世界人口第一次不再由靠农业和家畜维生的人所构成。
- 全球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的1/4地区之外，农民在这个阶段都是少数，而在“已开发”国家，更是极少数。
- 于是，世界——不只是旧日的“已开发”国家——已经都市化。
- 包括大规模工业化在内的经济发展，以1914年以前不可思议的方式迈向国际化或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
- 当代科技，依靠内燃机、晶体管、袖珍计算机、到处可见的飞机、小小的自行车，已经渗透到地球这颗行星的最偏远角落。
- 甚至在1939年，也很少有人想象到商业会如此没有止境。
- 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已开发”国家中，社会结构，包括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在内，已经产生戏剧化动摇。
- 20世纪晚期的世界仍然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纪所塑造，尤其是由本书所探讨的“帝国的年代”所塑造
- 日后为20世纪第三个25年的全球繁荣提供国际架构的世界金融安排，是那些在1914年便已成年的人在20世纪40年代协商出来的。
- 而主宰这些人的历史经验，正是帝国的年代走向崩溃的那25年。
- 在1914年已经是成人的最后几个重要政治家或国家元首，要到20世纪70年代方才逝世。
- 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国的年代及其崩溃留下的历史景观所塑造的。
19世纪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 19世纪是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它所造成的改变虽比不上20世纪，但是由于这种革命性和持续性的改变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因此显得更为惊人
- 在回顾之际，这个资产阶级和革命的世纪，似乎是突然上升到我们的视线之内。
-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容易使人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
- 对英国人来说，它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层面。
- 对于北美洲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纪，美国不再只是欧洲外围的一部分。
- 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
- 19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
- 天下太平；由单一语言构筑的世界文化；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借由解放工人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
- 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这个世纪的基本精神。
对未来的展望与希望
-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为那些从恐惧和匮乏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男女，创造一个可以在善良的社会中一道过好日子的世界
- 我们还可能这样希望吗？为什么不？19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不可能由某种预先划定的设计图(摩门教式、欧文式等)予以满足。
- 即使这样的新设计会是未来的社会蓝本，我们也不可能在今天就知道或决定它将是什么样子。
- 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
- 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的意料
- 如果世人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这个成就获得实现的百分比将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