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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修订本）：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AI 大纲

作者：金以林　·　共 58 章 / 1311 条　·　AI 读书 · 全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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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内容简介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原因

  • 蒋介石特有的统治手法是造成这一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 蒋介石用派系政治的手法对付派系政治。

蒋介石如何用派系政治的手法对付派系政治

  • 通过此书，读者当不难了解蒋的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起来，又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
    • 这本书很好地勾勒出了蒋在南京政府建政之初的几年里，用派系政治的手法对付派系政治的种种做法的情况。
绪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特点及其派系政治的起源

  • 国民党始终强调的是“以党治国”，但党的成员又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
    • 从1928年底东北易帜起，国民党宣称实现全国统一，但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在它内部始终是派系林立，纷争不断。
  •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是更深层次的矛盾，因为这个政权的统治始终是在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旗号下进行的
    • 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由于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独立、民主和民生幸福，他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成为一面旗帜。
    •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上至中央政府最高机构，下至全国的中小学校，每星期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诵读“总理遗嘱”。

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的发展及其对民国政治的影响

  • 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自民国以来就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突出现象
    •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研究民国初年中央政府活动时，就明确指出政治冲突的重要结构是派系活动。
    • 陈志让(Ch'en Jerome)的研究同样表明北洋时期存在着广泛的令人难以分清的派系联盟。
    • 易劳逸(Lloyd E. Eastman)则在他的著作中详细论述了国民党内各派系间的政治冲突。
  • 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实由派系而生；而表面的团结，从来不曾抚平派系造成的裂痕
    • “派系”成为民国政治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符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的特点就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特别是国民党的派系活动，影响着民国政治全局的发展。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领袖”地位的过程

  •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一步步取得“最高领袖”地位，以及他同国民党各派系纠葛的关系
    • 重点围绕1931年中国政局的演变，考察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高层蒋、汪、胡三派势力在争斗中的权力消长，特别是通过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探寻三人间分合的内在规律。
    • 通过考察国民党其他各派势力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因果关系，努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会在这次反蒋事件中，在国民党内逐步形成了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2)为什么自1925年即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核心的西山会议派，其成员却大都自这次事件后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而作为独立存在的政治势力——西山会议派——从此踪迹全无？(3)比较地方实力派参加此次反蒋同以往历次反蒋运动的不同，以说明为什么在以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几乎没有再次出现大规模的联合反蒋武装运动。
    • 自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起，在他身边逐步形成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长期追随孙氏并为孙氏所信赖。他们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同以黄兴、宋教仁为首的两湖籍革命党人因地域观念不同等原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冲突。尽管自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步分裂成左、中、右各派，但唯有1931年的这次反蒋运动，几乎所有粤籍党国领袖都能不顾原有的政治立场，纷纷参与，从而带动地方实力派陆续投入。此时留在南京中央支持蒋氏的，也主要是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邵元冲等江浙籍党国要人。蒋氏下野后组成的孙科内阁，其成员又大都是粤籍，因此当时党内就有人将这次内阁更迭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帮的斗争”。隐藏在这种地域观念背后的政治因素又是什么？也是笔者希望得到的一个答案。
第一章 蒋、汪、胡分合回顾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开始

  • 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 汪精卫、胡汉民二人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
    • 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
  • 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时，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都不见蒋介石的名字。

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 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接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
    • 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
    • 蒋介石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

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成为国民政府主席

  • 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
    •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
  • 汪精卫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得到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顺利当选
    • 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胡汉民在孙中山逝世后，政治地位逐渐下降

  • 胡汉民在孙中山逝世后，解除代理大元帅之权，政治地位逐渐下降
    • 汪精卫就任国府主席后，胡即解除代理大元帅之权。这是汪同胡发生裂痕之始，而蒋介石在此期间实则偏袒汪精卫。
  • 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
    • 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
    • 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精卫之渐对展堂不满，终至决裂，其另一原因恐为展堂对精卫、仲恺均压制过严，而展堂之兄弟亦令汪、廖失望所致。有一时期精卫尚能忍受，而陈璧君已极不耐。汪、廖之终于反胡，受妻子之影响甚大。鲍罗廷之操纵自亦为重要原因。
二 廖案结果：胡汉民被逐出广州

廖仲恺被刺案的发生及其影响

  • 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
    • 廖仲恺曾发表过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针对党内一批元老的反共行为指责道：“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
  • “廖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
    • 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
  • 廖案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
    • 汪精卫更将此比喻为：“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

胡汉民被逐出广州的过程

  • 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
    • 蒋介石又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
  • 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 尽管汪精卫称“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 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 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
    • 汪所说的“外国”指的是苏联。
    • 汪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苏共中央，介绍胡汉民，说明胡氏的任务是“养病”和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
    • 就这样，胡汉民被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逐出广州。

廖案处理过程中的党内分裂

  • 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
    • 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逼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
  •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一跃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
    • 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蒋又以仅次于汪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
三 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合作与矛盾

  •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初期合作融洽
    • 汪精卫在军校讲授国民党历史和三民主义课程，蒋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 廖案发生后，汪、蒋同被推为特别委员会委员，汪负责政治，蒋负责警察和卫戍。
  •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北伐问题上产生矛盾
    • 蒋介石提出北伐的主张，季山嘉反对北伐，汪精卫支持季山嘉。
    • 广州市面接连的散播传单，反对北伐，并攻击蒋介石为新军阀。
  •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王懋功问题上产生矛盾
    • 蒋介石认为王懋功在政治上接近汪精卫，是汪可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 蒋介石在26日以突然手段将王懋功扣押，第二天派副官解往上海。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与蒋介石的冒险行动

  • 蒋介石误以为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有不利于他的行动，发动政变
    • 伍朝枢同西山会议派合谋，向蒋散布假情报，称汪精卫拟利用一艘苏联来的轮船将蒋押往莫斯科。
    • 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擅自以蒋的名义命令将中山舰调往黄埔，并向蒋报告说海军局局长李之龙异动，已派出中山舰要逮捕校长。
  • 蒋介石的政变行动遭到各方反对，但苏联顾问团决定撤换季山嘉，汪精卫被迫隐匿
    • 汪精卫得知蒋的擅自行动后，一度准备组织反蒋同盟。
    • 苏联顾问团否决了汪精卫的“反蒋同盟”，认为其措施“不适当”。
    • 布勃诺夫离开广州前，蒋介石亲往送别，两人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布氏嘱蒋：“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政府与党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

蒋介石通过党内斗争，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

  • 蒋介石利用右派势力，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权力
    • 鲍罗廷为了能使蒋左倾，而竭力压制共产党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 会议根据孙科的提议，规定以后国民党完全信任蒋介石为“革命重心”。
  •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新左派领袖的姿态，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
    • 蒋介石拒绝了胡汉民同他会谈的要求，并于此前首先解除了右派实力人物吴铁城的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一职。
    • 通过张静江转告孙科、伍朝枢，“希望哲生充政府及党之代表赴俄与第三国际接洽，且与冯焕章商此后西北军之协动动作”，并借口“因闻外人言梯云(伍朝枢)亦与香港有所往还”，要求伍朝枢“亦暂行离粤”。
  • 蒋介石在北伐期间，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 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5日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各军，克期北伐。
    • 7月6日，中执会临时会议接受中常会主席张静江辞职，推举蒋介石继任中常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请张代理。
四 宁汉对峙：元老们迎汪抗蒋

蒋介石北伐与唐生智的矛盾

  • 唐生智在北伐中表现出色，政治野心日渐明显
    • 唐生智指挥下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而蒋介石指挥下的北伐军进展缓慢。
    • 唐生智在占领汉阳后，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于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第八军扩充为四个军。
  • 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权威受到挑战
    • 当蒋介石率部久攻南昌和九江不下之时，唐比以前更有信心取代蒋为北伐军总司令。
    • 他多次向苏联顾问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

蒋介石迁都武汉的争议

  • 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以加重自己的权力
    •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武昌，喜惧交集。惧责任愈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
  • 武汉方面动员各方力量，一致要求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 鲍罗廷等人到达武昌后，根据鲍的建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至武昌开会之前，由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
    •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力主必须首先驱除鲍罗廷，然后中央才可迁都武汉。但原本支持他的党内元老大都持反对态度。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对蒋介石的限制

  •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展开恢复党权运动，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 一是于3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颁布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
    • 一是极力鼓吹“迎汪复职”，希望以汪精卫来抗衡蒋介石。
  • 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议案中，有两项完全是为了限制蒋介石的党权和军权
    • 一是《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其主旨为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全体会议互选常务委员九人，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
    • 一是《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其要旨是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代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行使最高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

宁汉分裂的形成

  • 宁汉双方分头北伐，宁方李宗仁积极调解宁汉之争
    • 5月下旬，汉方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河南会师。
    • 6月1日，汪精卫率众赴郑州同冯会晤。
    • 19日，冯玉祥又亲赴徐州同蒋介石会晤。
  • 武汉政权于7月15日正式决定分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武汉分共后，为了生存，决定继续东征讨蒋。
    • 8月12日，蒋介石参加执监委员会议前，先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预商主张。
    • 蒋介石当晚即宣布辞职下野，离京赴沪。

宁汉对峙的结束

  • 宁汉对峙暂时以汉方的胜利告终，但这一结局并不稳定
    • 原本重返政坛、大权在握的汪精卫竟出人意料地于一个月后也公开宣布引退，引起国民党内新的权力之争。
五 蒋汪联手反对特委会

武汉中央决定迁都南京，汪精卫表面高唱“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

  • 汪精卫在当时的党和政府里，地位最尊，言外之意就是要以他为中心
    • 汪精卫在会上表面高唱“以后大家要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为依归”，并声言今后“不许有新军阀的产生。假使有人想在国民革命军之中作一个军阀，我们要以全力去铲除他”。

宁、汉、沪三方主要负责人在上海伍朝枢寓所举行正式谈话会，决定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行使中央职权

  •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内自孙中山逝世后引发的分裂状态，使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合为一个新的中央机构
    • 会议还决定：今后所有决议“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之嫌疑”。
    • 随后三方推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32人为特别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希望乘蒋介石下野之机，通过宁汉合流，重掌国民党中央大权，但事与愿违，特委会的成立等于宣告他这一企图的失败

  • 汪精卫召集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汉方要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对待特委会
    • 孙、谭二人的转变，使汪精卫的力量大受打击，进退两难。
    • 汪精卫最终选择了后者。19日夜，他由上海潜赴九江，希望利用唐生智来同特委会抗衡。

汪精卫到九江后很快同唐生智达成协议：由唐生智动员全部武装东征南京，由汪精卫说服张发奎与唐生智建立反南京同盟

  • 宁汉分裂时期，武汉政权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两部
    • 因中共发动南昌暴动后撤向广东，张发奎即率部借口追击为由返回广东。唐生智便独自控制了两湖。
    • 宁汉和谈期间，唐生智又利用宁方受孙传芳压迫之机出兵占领安徽。

南京方面组成西征军，讨伐唐生智，唐生智通电下野

  • 由于谭、程二人在湖南的地位和影响，唐的部下纷纷投诚，唐部迅速瓦解
    • 9月下旬龙潭之役后，宁方彻底击败了孙传芳的反扑，北方安定。
    • 于是，李宗仁、谭延闿、程潜在讨伐唐生智的问题上一拍即合。

汪精卫又将目光转向张发奎，希望依靠张发奎驱逐李济深、黄绍竑，重新控制两广

  • 汪精卫之所以敢于挑战两广的李、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此时已同下野的蒋介石暗中达成了合作讨桂的共识
    • 蒋汪在联手驱李的同时，还一致对付特委会中的西山会议派。
    • 特委会此时虽然在军事上击败了唐生智，但在政治上仍难巩固。

蒋介石重返南京，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国民党中枢暂时出现了蒋介石一人在朝，汪精卫、胡汉民两人分别下野出洋的局面

  • 他在不声不响之中利用蒋汪合作，成功打击了特委会，恢复了总司令的职权
    • 而汪精卫因中共广州暴动，而不容于党内各派被迫引退，又为蒋除去了在党内的一大竞争对手。
    • 但蒋介石借联汪之机，打击桂系的努力并没有实现。
第二章 蒋胡由合作到分裂

蒋介石选择胡汉民的原因

  •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尚不具备说一不二的资格，需要借助汪精卫或胡汉民其中一派的支持
    • 蒋介石在“老一辈同志”眼中，“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
    • 他深知只有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身份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才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
  • 胡汉民的“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既适合国民党巩固统治的需要，又附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因此在国民党内受到普遍欢迎。
  • 汪精卫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不仅令胡汉民与之绝交，也令蒋介石感到同汪合作，今后难以把握
    • “蒋以汪之为人，不可捉摸，而胡汉民乃一定型人物，故宁愿联胡。”。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合作

  • 蒋介石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开始逐步把合作的对象确定为胡汉民
    •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地方实力派实际控制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决定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分设政治分会，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各地政治分会主席。
    • 面对坐拥河北、察哈尔两省暨平、津两市的阎锡山，难免感觉不平，因而发生怨言。蒋先生这种措施，事实上也是一种权术，意在挑拨本已互相嫉忌的冯、阎二人，使其发生龃龉，以便控制。
  • 胡汉民也在积极准备回国，并提出《训政大纲》案
    • 6月初，当胡得知二次北伐即将胜利的消息后，就从巴黎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
    • 随后又由柏林寄回《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系统阐述了他的“以党治国”方略。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分裂

  • 蒋介石为了削弱桂系势力，开始拉拢胡汉民，排除汪精卫
    • 桂系的大本营在两广，而两广的主力又在广东。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陈铭枢)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陈济棠)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勤(古应芬)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
    • 因此倒桂必要拉胡，而拉胡又必须要排汪。
  • 汪精卫、胡汉民二人的性格也是蒋介石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 在蒋看来，“展堂之短不过度量狭隘，言语尖刻，辞色之间往往予人以难堪。然其自励清苦，则比其他书生之可贵，尚足称也。”。
    • 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反复无常，不仅令胡汉民与之绝交，也令蒋介石感到同汪合作，今后难以把握。
二 蒋胡合作的基础

蒋胡合作的基础

  • 蒋胡二人都坚决主张统一全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
    • 蒋介石复职北伐军总司令后，电邀胡汉民入南京相助。
    • 胡汉民希望依靠蒋介石指挥下的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和北洋军阀，实现他“以党治国”的理想。
  • 蒋介石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为他实行武力统一“正名”
    • 蒋介石羽翼未丰，还需要胡汉民这块“党”的招牌。
    • 胡汉民选择同蒋介石合作也并非盲目之举，他需要依仗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来真正实现自己倡导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政治目的。

蒋胡合作的实现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
    • 1928年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 为了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全会接受了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提案。
  • 胡汉民回国后，坚持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反对地方分权
    • 胡汉民抵达香港后，广东军政要人陈铭枢、陈济棠等百余人到港迎候，劝胡留驻广东主持广州政治分会，与南京“分治合作”。
    • 胡汉民为了实现自己“以党治国”的理想，坚持予以拒绝。

蒋胡合作的影响

  • 蒋胡合作后，孙科也回国出任国民党中常委，并兼任南京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铁道部长
    • 于是，胡、孙出国考察前命“再造派”等人在上海出版的刊物也就没有再办下去的意义了。
    • 而陈公博等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因蒋胡合作的关系，开始受到蒋政权的打击。
  • 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
    • 10月8日，国民政府改组，正式实行五院制，并通过新的国民政府主席、五院正副院长、国府委员人选。
    • 这同胡汉民所标榜的“以党治国”主张显然是不符的。但这一局面又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真实状况。

蒋胡合作的实质

  • 蒋胡在这个时期的合作，并不真是像蒋介石口头上常说的“精诚团结”，而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其实质仍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合作
    • 每次战事一起，胡汉民都毫无例外地通电斥责声讨。战争过程中，蒋在前线指挥作战，胡则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维持后方。蒋、胡配合得相当默契，使蒋介石没有后顾之忧。
    • 但从深一层来看，蒋胡在这个时期的合作，并不真是像蒋介石口头上常说的“精诚团结”，而是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打算，其实质仍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合作。
三 党权和军权的较量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合作与矛盾

  • 蒋介石和胡汉民自1928年以后的两年间，曾经建立过密切的合作关系
    • 当蒋介石击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统治力量大大加强时，胡汉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公开出来同蒋介石唱对台戏。
  • 他们之间的根本矛盾在于南京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来统治中国
    • 胡汉民一贯以党国元老自居，倡导“以党治国”，强调“党权”高于一切。
    • 蒋介石则依靠所掌握的军权削弱异己的同时，逐步侵蚀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以期建立个人集权。

胡汉民的政治主张及其与蒋介石的分歧

  • 胡汉民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强调党治下的法制观念
    • 胡汉民在参加南京政权后始终抱有这样的信念：“训政时期，由党握得政权，以治权交诸国府，而立法院实握有治权一大部分，因其制定各种法规也，故必遵守党之意旨与总理之遗训。”。
    • 实行五权宪法，是胡汉民党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必先以革命的武力扫除建设之障碍，而彻底表现革命之主义，则尤在于立法。”。
  •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毕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如何行使政权、建设民国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 胡汉民一心期待着帮助蒋介石消灭异己、统一中国，并最终实现他的“以党治国”理想。
    • 他既然为蒋推行武力统一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就不可能遏制蒋介石借“军权”来抗衡他所倡导的“党权”。

蒋介石的权力集中及其对胡汉民的影响

  • 蒋介石不断提高黄埔系军人的地位，以此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 虽然，表面上党有权决定军事计划，但蒋介石常常以保密为借口，很少将军事计划拿到党内讨论。
  • 蒋介石对胡汉民一向标榜的“党权”，也深知不可轻易放弃，不断予以蚕食
    • 早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后，蒋便逐步建立起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系统。
    • 在行政用人方面，蒋与胡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扩大。蒋介石为消除异己，置法制规定于不顾，以自己所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名义，到处封官许愿，也引起胡的极度不满。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权力之争及其结果

  • 胡汉民公开对蒋介石的集权表示不满，并且发牢骚说：“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
  • 当蒋介石用武力削平国民党内各种异己军事势力后，在他看来，胡汉民已不再是需要借重的旗号，相反却成了他实行个人集权的障碍
    • 他们的冲突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其实，蒋介石并不是绝对要反对党治，在蒋看来无论是党治，还是军治，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治”的核心是谁？以谁为主，这才是蒋、胡之争的焦点。
  • 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而迅速公开化了
    •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病逝。不久，蒋介石即兼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
一 约法问题之由来

孙中山的“约法之治”思想

  • 孙中山提出革命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
    • 军法之治的目的是推翻皇权，宪法之治的目的是建立民权。
    • 在军权向民权过渡期间，需要经过一个约法之治。
  • 孙中山希望通过颁布约法，逐步提高国民自治的能力，最终确立民权立宪政体
    • 孙中山原本希望通过颁布约法，逐步提高国民自治的能力，最终确立民权立宪政体。
    • 但孙中山并没有说清楚，在军权向民权过渡期间，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实行约法之治。

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

  •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决定实施训政源于孙中山早年提出的“约法之治”
    • 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寄希望于提高党权来约束军权，最终实现民权。
    • 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仍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
  • 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在党内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解释
    •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接受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的同时又提出：“训政时代，应遵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对胡汉民提出的《训政纲领》予以追认，并正式确定以“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原则。

约法问题成为蒋、胡破裂的导火线的原因

  •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备颁布约法的决议，因《训政纲领》的制定而暂行搁置
    •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训政纲领》和《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它标志着国民党实施训政的开始。
    • 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备颁布约法的决议，因《训政纲领》的制定而暂行搁置。
  • 大会为了强化这一观念，更附加说明：“总理遗教，不特已成为中华民国所由创造之先天的宪法，且应以此为中华民国由训政时期达于宪政时期根本法之原则。其效力实较中国以前所见之约法为更大也。”。
二 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胡适对国民党的期待与失望

  • 胡适原来对国民党的北伐持肯定态度，希望国民党能够创造一个新中国
    • 胡适曾对友人说过：他原本反对暴力革命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
  • 胡适对国民党实施训政和“党治”后渐感失望
    • 特别引起胡适反感的是，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上海代表陈德徵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

胡适挑战“党治”鼓吹约法

  • 胡适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 他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列举种种事实，指责国民政府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
    • 他还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
  • 胡适对孙中山的遗教提出质疑
    • 他认为：民国十三年的孙中山，已不是十三年以前的孙中山了，他在《建国大纲》中完全取消了他以前主张的“约法之治”。
    • 胡适进一步指出，人民固然需要训练，但党国诸公何尝不需要训练呢。

胡适言论的影响与后果

  • 胡适的言论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
    • 张謇之子张孝若致函胡适说：“时局搅到这地步，革命革出这样子，谁都梦想不到的。而事实一方面，确是愈趋愈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政府对老百姓，不仅仅防口，简直是封口……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
    • 连国民党元老、一贯主张思想自由的蔡元培也盛赞胡适的“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聩发聋，不胜佩服。”。
  • 胡适同国民党的关系越来越坏
    • 1931年7月，国民党中政会在讨论太平洋国际学会即将在杭州举行年会问题时，余井塘就在会上指责胡适“平时常作反对本党的宣传”，提醒中央注意该会代表人选。最后还是因为有蔡元培从中为胡氏开脱，才未遭限制。
三 《太原约法》的真实意图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

  •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虽被三全大会所通过，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
    • 胡汉民主张一党专政、中央集权，反对训政时期颁布约法，虽被三全大会所通过，却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对，即使在国民党内也存在着众多的反对声音。
    • 加之蒋介石借统一“党权”，排除异己，更加激化了原有的矛盾。

“扩大会议”颁布《太原约法》

  • “扩大会议”为了打击蒋介石自我标榜的正统地位和胡汉民所捍卫的“党权”，就需要找寻一面新的旗帜以资号召，于是他们便抓住孙中山的遗嘱，号召尽快召开国民会议，颁布约法
    • 1930年7月24日，汪精卫首先同他原来的政敌西山会议派达成和解，公开表示同意西山会议派谢持、邹鲁等提出的取消一党专政、国民党为政党之一、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等主张。
    • 31日，“扩大会议”决定先行起草约法。
    • 9月18日，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政府，实际上是等于宣布“扩大会议”的失败，但在北平的约法起草委员会并未立刻解散，而随阎锡山等一同迁入太原继续工作。
    • 10月27日，起草委员会在太原正式公布《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世称《太原约法》，共8章211条。

《太原约法》对国民党训政时期约法问题的影响

  • 《太原约法》推翻了南京三全大会制定的将全部总理遗教作为训政时期国家根本法的议案，对国民党是否有权实行“以党治国”的根基也加以否定
    • 这在国民党内掀起一场争辩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轩然大波，也是对胡汉民一党专政主张的巨大挑战。
    • 参加“扩大会议”且为《太原约法》主要起草人的邹鲁更从孙中山遗教中引经据典，驳斥胡汉民道：训政时期，须有约法。
    • 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对立派系之间，在训政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的一次公开争论。
    •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定孙中山遗教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而汪、邹等人的言论，都在“遗教”的范围内。因此他们主张颁布约法，不仅使南京中央难以自解，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同。

蒋介石对《太原约法》的态度转变

  • 原本对约法不以为然的蒋介石却于中原大战胜利之初，突然翻过脸来，转手接过反对派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这面旗帜
    • 这样一来就把胡汉民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四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的交锋

蒋介石挑战胡汉民，发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后，开始挑战胡汉民，发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
    • 蒋介石认为此时不再需要借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来制约异己。
    • 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
  • 蒋介石在“江电”中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
    • 蒋介石要求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
    • 蒋介石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胡汉民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提议，主张先开第四次全体会议

  • 胡汉民认为蒋介石提议召集国民会议的意思很好，但此事关系重大，非慎重不可
    • 胡汉民说：“蒋先生提议召集国民会议的意思很好。不过此事关系重大，非慎重不可。我们为慎重起见，似应先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让第四次会议去决定此重大问题。”。
  • 胡汉民公开斥蒋介石要求颁布约法一事为“胡闹”
    • 胡汉民在一次立法院纪念周的演讲中公开斥为“更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们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我们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

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和胡汉民就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

  •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将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为内容的“江电”作为主席团提案，提交大会审议
    • 大会对国民会议问题空气不佳”，“制定约法亦有少数人反对”。
  • 胡汉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提议“所有议案应先付审查再行提会公决”
    • 胡汉民在大会召开前的提案审查会议上，力持异议，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制定约法。
  • 张群向全会提议从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汉民立即表示反对
    • 张群的提案长达万言，详细陈述了制定约法的五大理由。
    • 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他说：“张委员所提之案用意很好，但关于案中解释各点，不免有些不对的地方……照本席意思看来，本案照审查报告通过，该提案可不必发表。”。

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通过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

  • 蒋介石在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进一步提高了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职权
    • 蒋更是当仁不让地以国民政府主席亲兼行政院院长。
  • 胡汉民提出限制蒋在党内的权力的提议，但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 胡汉民在大会闭幕当天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可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
    • 蒋介石最后仍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的名义继续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五 汤山事件

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制定约法

  • 胡汉民认为国民会议无权制定约法，主张遵依孙中山的遗教
    • 胡汉民认为国民大会才是“人民行使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
  • 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借制定约法之名在五院之上增设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
    • 胡汉民始终强调在训政时期要“以党治国”，反对蒋借制定约法削弱党的权威。

蒋介石对胡汉民的愤怒和不满

  • 蒋介石认为胡汉民阻碍政治进行，破坏党国，是小人
    • 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对胡汉民的愤怒和不满。
  • 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以立法院院长身份，包揽立法大权于一身，不许国民会议之置喙
    • 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使法律成为个人之法律，不复为党国之法律。

汤山事件的发生

  • 蒋介石在多次交涉无果后，决定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
    • 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胡汉民的愤怒和不满，决定使用非常手段解决胡汉民。
  • 胡汉民被蒋介石扣押在总司令部，后被转移至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监禁
    • 胡汉民在蒋介石的日记中被形容为“今日之胡汉民即昔日之鲍罗廷”。
    • 胡汉民被扣一事，史称汤山事件。
第四章 国民会议的本质

国民会议的召集

  • 蒋介石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
    •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扣当晚，蒋介石就在全体中央委员晚宴中，力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
  •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两项决议案
    • 一是胡汉民同志因积劳多病，又值国民会议即将开会，不足膺繁剧之任，辞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长本兼各职案。决议：通过并选任林森同志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同志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
    • 二是通过蒋介石等人提议的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案。
  • 推定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丁惟汾、王宠惠、蔡元培、叶楚伧、邵元冲、刘芦隐、孔祥熙、邵力子等11人为约法起草委员
    • 吴稚晖、王宠惠为召集人，负责立即起草约法条文，供国民会议讨论。

国民会议的代表选举

  • 国民会议代表总额为520人，其分配情形：各省450人，各市22人，蒙古代表12人，西藏代表10人，海外华侨代表26人
    • 选举采用职业代表制，各地代表应按照定额，由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中国国民党等团体选出。
  • 国民政府任命戴传贤为主任，孙科为副主任，陈立夫为总干事，具体负责国民会议代表选举和会议筹备事项
    • 1月23日，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成立。

国民会议的组织与职能

  • 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民会议组织法》，共28条
    •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2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各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得出席国民会议。”。
  • 国民会议开幕典礼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新建的国民会议议场举行
    • 出席者除会议正式代表、主席团特许人员外，还有中外来宾千余人。

国民会议的主要决议

  • 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共89条
    • 第一章“总纲”，对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国体、国旗、国都，都有规定。
    •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对人民的权利采取法律保障主义，而不是直接保障。
    • 第三章“训政纲领”，仍强调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中央统治权。
    • 第四章“国民生计”，所昭示的两大原则为奖励生产和劳资协调。
    • 第五章“国民教育”，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学龄儿童应受义务教育，失学成年人应受补习教育。
    • 第六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规定采均权制度。
    • 第七章“政府之组织”，又分中央制度与地方制度二节。
    • 第八章“附则”，规定约法解释的方法和宪法制定的程序。
  • 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 (一)中国国民对于各国以前所加于中国之不平等条约概不予以承认。
    • (二)国民政府应遵照总理遗教于最短期内实现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之完全平等与自由。

国民会议的本质

  • 国民会议无非是“扩大”的国民党代表大会而已
    • 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共520人，由各省市选举的国民党代表有84人，加上当然出席的84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国府委员)；而当然列席的代表亦有50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各部会首长)，另外还有军队党部特许列席代表15人。以上共计233人，已近大会人数一半。
  • 会议能在最后半天不经过讨论即能“迅速”通过全部提案的95%
    • 真正经过大会决议通过的20余件提案中，最关键的正如蒋介石所言：“国民会议中间，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和训政时期约法为唯一的要案。”。
二 历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之比较

《国民政府组织法》的历次修订及其影响

  •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极其简单，采取委员合议制，国民政府主席没有实权
    • 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
    • 国民政府设常务委员五人，于委员中推定之。
    • 国务由委员会议执行之。
  • 1927年3月11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全会修正了《国民政府组织法》，取消国府主席一职，采取委员合议制
    • 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5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等23人为国府委员。
  •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再次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设置国府主席一职，采取委员合议制
    • 国府主席仅在外交礼仪上代表国民政府。
    • 国民政府委员处理政务以会议行之，日常政务由常务委员执行之。
  • 1928年10月8日，蒋介石接替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国府主席的实际职权，大体同五院院长相当，仍采取委员合议制
    • 国府主席“兼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
  •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再次通过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彻底否决了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所采取的委员合议制
    • 删去了原法第11条“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一句，并将国务会议改为“国民政府会议”。
    • 公布法律，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以立法院院长之副署行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署名，主管院院长之副署行之。
  • 1931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37次会议基本按照蒋介石的意图，通过了约法草案，赋予国民政府主席以无限的权力
    • 各院及各部会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任免。
  • 1931年5月5日，根据《约法》重新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经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在组织形式上彻底放弃了委员合议制，国府主席权力大大提高
    • 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陆海空军司令及直隶于国民政府之各院、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
    • 国民政府委员人数增至16—32人，且五院正副院长则为此数以外的当然委员。
    • 国民政府会议实际上已流于形式，无任何实权，而国民政府委员则成为一种徒拥虚名而无实权的职位。
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蒋介石对《约法》的期望和解释

  • 蒋介石希望《约法》能巩固统一与尊重法治
    • 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的闭幕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民会议之目的，在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 如何“巩固统一”呢？蒋称：“今后全国同胞，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则统一之基础自固。”。
    • 如何“尊重法治”呢？蒋言：“在积极方面，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在消极方面，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
  • 蒋介石认为《约法》是中华民国根本法
    • 尽管《约法》规定了今后颁布法律与之相抵触者无效，借以显示其在宪法产生前为中华民国根本法之地位。

社会各界对《约法》的批评

  • 孔祥熙归纳了社会上的五点指责
    • “(一)‘依法律’或‘以法律’等语，在约法上规定至四十一处之多；(二)约法中规定五院院长及部会长，由主席提出，外间颇不谓然；(三)委员之任期，约法未有规定，外间亦以为疑；(四)副署问题，约法未经明定，外间亦以为言，不知各院部长对于政务，既有专责，当有副署法律命令之必要；(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外间亦颇不满。”。
  • 王世杰认为《约法》对于人民的权利未采直接保障主义
    • 在《约法》第三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尽管开列了诸多条人民应拥有的种种自由，但每条后均添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国民党内部对《约法》的反应

  •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
    • 在立法程序上该法须经立法院审查通过才能合法生效。
    • 立法院讨论时，众多立法委员对该法不满。
  • 政学系对《约法》的态度由欢迎变为失望
    • 杨永泰评论：“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约法》对国民党训政的影响

  • 训政方式与《建国大纲》的精神不符
    •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方式，是由下而上，由县而省，最后至中央，是以民治为基础的。
    • 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是由上而下，而且只在中央，不到省、县，是以党治为构想，与《建国大纲》的精神，颇不相同。
  • 胡汉民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但失败了
    • 胡汉民原本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
    • 当蒋介石借“党权”之名消除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大权独握后，胡汉民再想以“党权”压制“军权”，则只能是幻想。
第五章 “非常会议”与广州开府

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引起的风波

  • 胡汉民被扣消息传出后，社会舆论哗然
    • 胡汉民在国民党内地位之高，又担任着立法院院长，只因为政治主张和蒋不同，便可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剥夺自由，一夜之间成为阶下之囚。
    • 胡尚且如此，其他人如果对蒋持不同意见，其命运更可想而知。
  • 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回忆：“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
  • 孙科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
    • 孙科也找到同蒋介石十分亲近的戴季陶设法营救。出席当天晚宴的马超俊(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回忆道：“十二时散会，我步出军事委员会，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孙哲生在我身后，两人相约同车至鸡鸣寺考试院访戴院长季陶，探讨胡先生被扣原因，并请其设法营救，戴氏泪涔涔下，谓：“今日之蒋先生，非民国十三年前之蒋先生，我纵有所陈述，亦恐不易见听。”。
  • 蒋介石计划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胡汉民的方式对外解释此事
    • 2月24日，蒋即与“四老”“洽商展案”，并称赞吴稚晖“之见甚当”，“实有政治见解”。
    • 会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明显是蒋得到了这四位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持。会谈当晚，蒋即扣胡于总司令官邸。
  • 蒋介石发觉以胡汉民自动辞职对外解释更为妥当
    • 3月4日，蒋再次致电古应芬等人，即改口表示：胡展堂先生因对于国民会议坚决主张不得议及约法，中恐引起党国无穷之纠纷，俭晚特与详细讨论。胡先生自以政见不合，愿辞本兼各职。故于东日往汤山暂住。
    • 同日，蒋介石晚宴立法院全体委员，也以同样方式解释，不再提及监察委员弹劾案了。
  • 蒋介石此举并没有得到党内元老的一致赞同
    • 3月7日，原本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戴季陶即借口为超度阵亡将士诵经，离京赴宝华山暂居，以示消极。
    • 8日，国府文官长古应芬致电南京请求辞职，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也借口养病留粤不归。
    • 连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对此也不得不承认：“从胡先生的观点来看，蒋先生只是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党的风纪角度来看，胡先生是没有错的。假如我是一个法官的话，就法律上来看，我要说胡先生是对的。”。

胡汉民被囚后的生活

  • 胡汉民被囚后，当时仅有数人特许前去探视
    • 这时可以看我的，只有邵元冲、孔祥熙两人。立法院秘书李晓生，则为办理家务，由邵元冲特许出入，不过出入必须受驻守兵警的检查。亮畴、哲生诸人都不能来。
    • 四个月后，孙科在广州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曾谈道：“现在胡同志仍是一个囚犯，如同初被捕时一般，除非得蒋氏亲自许可，没有人能去看他，甚至戴季陶和余两人初亦需请求蒋氏。直至被捕后的第四天，蒋才下谕给监视胡同志的狱吏，许我们到汤山去看他。胡同志个人原有的卫士都被解除武装，所有勤务都被驱逐，即公馆的电话线亦全被割断，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 蒋介石最初还想对外封锁消息
    • 胡汉民被扣后，“自一日晨起，电报与京沪长途电话，皆严密检查，消息无法传出。”。
    • 为了掩人耳目，一周后蒋介石又命人将胡汉民迁回南京胡氏原宅关押，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加急通电，称：“急！限即刻到。各省市政府、省市党部钧鉴：此次胡汉民同志之辞职，积劳多病，不胜剧繁，固其一因；同时因关于国民会议之约法起草问题，胡同志之讨论与中央同志相殊，愤而辞职，中央经再三郑重考虑之后，为完成依三民主义确定本党与全民共同遵守之约法计，决准其辞职。因此二日中央常会临时决议，将起草约法与准胡辞职两案同时决定。深恐各地未知其详，请即依斯旨，切实简单说明，同时须以中央制订约法之决心，努力宣传，以遏谣诼，而示大公。中央执行委员会。齐(8日)。”。

胡汉民被囚的影响

  • 胡汉民的被囚，竟会在国内外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
    • 他急忙于3月9日发表谈话，诡称囚胡于南京是“胡同志因为避嫌止谤，打算此后长住南京，不赴别处，中央各同志也希望如此”。
    • 蒋介石还引用胡汉民曾提出过的“党员无自由”一语，作为扣禁胡的根据，他说：党和政府因需要“随时可以限制党员与官吏个人的自由。一个革命党员，不管他在党的地位如何，不管他在党的历史久暂，也不管他负党的责任轻重，都一样要受党的约束，限制个人的自由”。“我们实在不忍见胡同志几十年的历史毁于一旦，所以我们为公为私，都要为他设法，保全他。因此胡同志实在以不离开南京为是。中央各同志都是这样想。胡同志本人也是这样想。所以胡同志虽然辞去政府的职务，然而仍是不会离开南京的。”。
  • 面对社会舆论的指责，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 被迫于3月16日国府纪念周演讲中公开表示：“在国民会议里面，只应制定约法，不必而且不应该提出总统的问题……最近外面传说，本人要在国民会议里面提出自己要做总统，实行独裁制，这种谣言实在太没有意义。”。
    •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府纪念周想声明一生不做总统，以无暇，故未言也。”。
二 胡汉民为什么选择在广东发难

胡汉民选择广东发难的原因

  • 胡汉民与广东有特殊关系，他是广东人，民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广东都督，并多次主持广东省政，同广东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
  • 陈济棠是依靠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携才得以控制广东军事大权的，尤其同古应芬关系密切
    • 1922年，陈济棠是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一个团长，滇桂军东下，陈炯明败退东江后，古曾向孙中山保举陈济棠为旅长。
    • 1929年3月蒋桂战争前，蒋介石囚禁李济深，正是经古应芬的力荐，陈济棠才得以接替李济深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控制广东全省的军权。
  • 陈济棠在不受蒋介石直接控制的武装势力中力量最为雄厚，他自掌握广东军权后，积极扩充实力
    • 他利用蒋急于消灭桂系的心理，并乘中原大战之机，向蒋多要军费，扩编军队，仅两年间便把军队发展到15万人。
    • 他的军队，一共只有五师人，照中央规定的军费算，不到一百五十万，每月便可发清全饷。现在陈济棠每月却要领四百三十万之多。以中央军队比较起来，差不多已在三倍以上。
  • 陈济棠明白此时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单独举起反蒋大旗，他如果能率先反蒋，对蒋不满的各派政客和军事势力定会拥他充当盟主，从而扩大他的政治影响
    • 他决定先同正在对垒的张、桂联军停战，从广西撤军。
    • 他亲自同张发奎会商合作，并派心腹林翼中到南宁会晤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意捐弃前嫌，联合反蒋。
三 党内各派联合反蒋局面的形成

孙科策划救胡反蒋

  • 孙科与胡汉民合作，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
    • 孙科当时担任着国民党中常委、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 孙科一向与胡汉民合作，并同西山会议派关系密切。
  • 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
    • 1928年孙科随胡自欧洲返国后，尽管被增选为中常委，但在南京政权中并没有什么实际发言权，同宋子文、孔祥熙也有着利害冲突。
    • 胡汉民的被囚对孙科震动很大，自然引起孙科对蒋氏的不满，更使他产生兔死狐悲之感。
  • 孙科通过下属联络，策划救胡反蒋
    • 通过自己的下属、铁道部医生邓真德的联络，孙科立即着手策划救胡反蒋。
    • 在孙科的基本干部中，文人有马超俊、傅秉常、梁寒操，武人有陈策、张惠长等，又通过梁寒操吸引了“再造派”的王昆仑、周一志、钟天心等一批居于国民党中层地位又比较年轻的干部。

蒋介石的应对策略

  • 蒋介石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立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
    • 蒋介石觉察到孙科等人有反蒋活动后，曾慨叹道：“王宠惠、孙科皆受展堂主使，改组派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倒中央，故其赴沪不回，余以镇静处之……粤方谣盛，余仍以小事视之。”。
    • 为此，他于4月28日派吴稚晖、张静江、孔祥熙赴沪立图劝说孙科等人返京，29日再请吴稚晖“警告展堂，属其慎思，不可致粤叛离”。
  • 蒋介石深知“此事症结仍在胡也。”。

孙科与汪精卫的合作

  • 孙科感到在这次反蒋救胡的党内斗争中，定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 他对吴稚晖等人“提议以恢复胡先生自由为前提，然后再谈其他”。
    • “果然从那时起，国民党的政治市场中就在‘胡先生’、‘汪先生’之外，又加了一位‘孙先生’了。”。
  • 汪精卫在无出路中，与孙科一拍即合
    • 孙科到上海后，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正在无出路中，当然一拍即合，以孙亲来一同到广州下海为条件。
    • 在这样的形势下，汪到广东有孙科互相依托，也并不孤立。

各派势力的联合反蒋

  • 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很可以同蒋介石相对峙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 公开打出反蒋旗号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四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响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背景及影响

  • 四监委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发出弹劾蒋介石通电
    • 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联名提出弹劾。
  • 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影响：上海公债市场价格暴跌，广东将领十数人联名发表反蒋通电
    • 汪精卫首先通电响应，并表示：“此仍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
    • 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将领十数人在5月3日联名发表的反蒋通电，声称：“今蒋氏罪恶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

蒋介石对四监委弹劾通电的反应及策略

  • 蒋介石决定坚不辞职，呈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
    • 蒋介石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通电对余声罪致讨，余始以其非军阀，为监委，故辞职引咎，以为自白之地。继思剿匪将士与国民会议二事，如余辞职，必受影响，国即绝望矣。”。
  • 蒋介石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决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草案
    • “关于两粤事，因重要问题仍在展堂之自由问题……结果决定请展堂出席国民会议，并电粤解释误会。”。

反蒋各派的反蒋行动及影响

  •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发表讨蒋通电
    •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也发表讨蒋通电，宣称：“蒋中正包藏祸心，自盘踞南京中央以来，窃党祸国，无恶不作。”。
  • 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秘密离沪赴粤
    • 孙科、陈友仁、许崇智三人秘密离沪赴粤。据天津报纸载：孙科之赴港，系在二十一日晚，几无人知晓。
    • 孙科不但自己反蒋，又叫听他话的张惠长(时任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带走宁方一批战机飞往广州。
    • 当蒋介石得知孙科出走的消息后，立即电令在香港的欧阳驹：“此间只知哲生养(22日)晨由沪到港，未知其到港后之言行如何？请详告。”。

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及其面临的困境

  • 蒋介石依靠武力和分化收买手段挫败他的政治对手
    • 他在铲除异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奏效于一时，却使更多人感到寒心，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从而集结起一股更加强大的反蒋暗流。
  • 蒋介石的地位似乎已很牢固，但反蒋各派仍散处各地，窥测风向，伺机再起
    • 各派代表人物仍然散处各地，窥测风向，伺机再起。他们彼此间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冲突，但在反对蒋介石集权，希望保持或夺回权力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五 广州开府

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 1931年5月27日，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 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
  • 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政府相对峙
    • 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粤方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

广州国民政府的人员构成及机构设置

  • “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秘书长一人，下设四个委员会
    • 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
    • 四个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海外党务委员会、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
  • 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秘书长一人，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
    • 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
    • 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邓召荫，次长傅秉常、吴尚鹰。
    • 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

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 陈友仁于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
    • 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
  • 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 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
    • 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3个军150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4个军72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

宁粤双方的电报战及蒋介石的分化瓦解工作

  • 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
    • 蒋介石在日记中反思道：“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否则坐守京都，不回乡扫墓，则逆谋或亦可防止。又孙哲生夫妻辞行时，如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则其祸或亦可止。是皆大意玩忽之咎，不能不自责。然事已至此，既往不追，惟有努力奋斗而已。”。
  • 蒋介石试图通过收买分化手段瓦解粤方，但初期并未取得明显效果
    • 继香翰屏之后，陈济棠的又一重要军事将领余汉谋于7月7日公开“向报界痛斥蒋介石分化伎俩，并将蒋致伊亲笔密函交报披露，借寒奸胆”。
    • 马超俊8月中旬返国后，则直接加入粤方，并被增选为“非常会议”常务委员和国府委员。
六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

陈铭枢的政治倾向及其对宁粤双方的影响

  • 陈铭枢是粤军名将，北伐战争期间同张发奎分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两个师南征北战，同被誉为铁军。
  • 陈铭枢在武汉政权的联共反蒋斗争中，倾向蒋介石，放弃武汉卫戍司令之职，投奔南京
    • 陈铭枢在回忆录中曾记下当时的心态：“在反蒋浪潮中，我对蒋介石虽有不满之处，但一考虑到全局和前途，我就是不愿公开附和反蒋。”。
  • 陈铭枢的部队第十师虽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但不久即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
    • 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军队，仍归李济深统率，并联合桂系黄绍竑部击败了返粤争夺地盘的张发奎的第四军。

蒋介石对陈铭枢的态度及其变化

  • 蒋介石利用二陈的支持很快打败了桂系，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
    • 蒋介石的这一布置，很大程度上对二陈带有相互牵制的作用。
  •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爆发后，立即致电陈铭枢表示忠心，并称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
    • 张桂联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部出韶关抗击。
    • 结果，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灭；黄绍竑、白崇禧的桂军也被迫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一结束，蒋光鼐、蔡廷锴即率部南下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出奇兵克济南，扭转了蒋介石军事上的败局。
    • 随后蒋、蔡两师又调往平汉线，再与西北军冯玉祥作战，大获全胜。为了表彰陈铭枢的战功，蒋介石将陈部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并犒赏全军100万元。

陈铭枢与陈济棠的矛盾及其对宁粤对峙的影响

  • 陈铭枢自北伐以来一直同蒋关系密切，而陈济棠则对亲蒋的胡汉民、古应芬言听计从
    • 蒋介石利用二陈的支持很快打败了桂系。战后，为了奖赏两人的忠诚，蒋介石分别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主持省政，而由陈济棠接任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一职。
  • 陈铭枢对陈济棠“总揽军权，且不断扩充实力，野心勃勃，因此更加不满其所为”
    • 陈济棠借口中央要他对付广西，拼命扩充实力。而陈铭枢则以省政府名义组建“保安队四团，分驻各县负地方绥靖之责”。

陈铭枢态度的转变及其对宁粤对峙的影响

  • 陈铭枢最初得知胡汉民被扣消息后，先是站在蒋的立场上密电蒋介石表示：“京政情变动，诸要员似不可离京。哲生准七日来粤，请止之。”。
  • 陈铭枢的出走，使古应芬、陈济棠等人也同感愕然。第二天陈济棠即派他的哥哥陈维周追到香港劝他回广州。但陈铭枢表示即离开了广州就不能再回，并表示出对古应芬的不满
    • 陈铭枢的出走，客观上又是一种拥蒋的表现。他出走是冲动的，仓卒的，不仅远在江西的十九路军的领导将领事先不知，就是近在广州他的保安部队将领也不得而知。
  • 陈铭枢决定秘密返国。蒋介石获得陈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要求陈的代表孙希文“速乘飞机赴赣，勿迟延。恐粤方来人太多，被其摇动”
    • 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
    • 陈铭枢从广州出走时的心态是复杂的。陈自日本回国后，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积极联络陈铭枢反蒋。他向陈表示：“反蒋的主要关键应从黄埔军内部着手，外面的力量只能作为一种辅助作用”，并声称蒋介石的黄埔系有五个师与他有联络，对山西阎锡山他也有办法。
第六章 北方反蒋的再次兴起

石友三率先反叛

  • 石友三在中原大战后对现状不满，企图扩大势力
    • 石友三是吉林人，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 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
    • 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并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
    • 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
    •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处理华北军事善后，所有阎、冯旧部均归张节制整编。
  • 石友三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准备倒张
    •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宁粤对峙发生，国民党内再次分裂。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借此扩大反蒋同盟。
    • 石友三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 石友三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准备倒张。最先响应石友三的是孙殿英。
  • 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截断北平、郑州间的电报电话线，扣留列车，阻断南北交通
    •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截断北平、郑州间的电报电话线，扣留列车，阻断南北交通。
    • 7月20日石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
    • 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北方反蒋势力的联合与破裂

  • 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阎、冯二人均想以韩为反蒋主力
    • 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
    • 冯玉祥也主动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向孙表示：“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关于全军应商各事，亦希又文同志能就近随时襄助办理”。
  • 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角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通电响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
    • 7月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
    • 8月初，他收到情报显示“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韩在德州成立收容所，石部手枪队、骑兵，业运来军装五六千套、面六千包，指定高唐为扎地。收容所为韩、石两部人员合组。入鲁境奉军不再追击。”。
    • 曾经拥兵6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反抗策略

  •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
    • 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
    • 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
    • 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经济上的有力保障。
  • 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虽然控制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财力最为雄厚，但也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的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
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策略

  • 蒋介石想彻底解决北方阎锡山、冯玉祥的势力
    •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所部相对完整地撤回晋绥。
    • 蒋的策略是先收拾冯玉祥，而暂时逼走阎锡山。
  • 蒋介石委任相对亲蒋的晋系将领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
    • 阎的旧部对其效衷程度，远高于西北军效衷冯玉祥。

阎锡山秘密返回山西

  • 阎锡山基于两方面的考虑返回山西
    • 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
    • 他得到粤方的支持。
  • 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
    • 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

蒋介石、张学良对阎锡山返晋的反应

  • 蒋介石、张学良对阎锡山返晋感到紧张
    • 阎锡山返晋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紧张。
  • 蒋介石、张学良对阎锡山返晋后的处置感到棘手
    • 如何处置此事，蒋、张二人都感异常棘手。

阎锡山返晋后的影响

  • 阎锡山返晋后，山西将领间的关系紧张
    • 先是商震脱离晋系时曾“由省行提取现洋数拾万，致社会秩序金融益形惶恐”。
    • 徐永昌受命代理省主席后，又同杨爱源“暗争甚烈”。
  • 阎锡山返晋后，引发北方各派势力的躁动
    • 粤方也拉阎甚力，“粤伪府派邹鲁来津组北方执行部，胡宗铎代桂，王东臣代汪，邓哲熙代冯，赵丕廉代阎为委员，全权处理”。
    • 阎锡山抱着如此心态，自然难以成事。但南京方面也深知“粤如急速出兵，则阎自不长久沉寂”。
三 甘肃雷马事变

冯玉祥策动甘肃雷中田部反蒋

  • 冯玉祥在石友三反蒋失败后，积极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的反蒋行动
    • 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吉鸿昌手下的团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
    • 雷中田就职当月，即秘密派员向冯玉祥汇报。
  • 冯玉祥电召谙熟甘肃情况的李世军从日本“即刻”回国，联络当地军队，配合雷中田夺取政权
    • 李世军是甘肃人，对甘肃情况谙熟。

甘肃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与联合

  • 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何应钦派谭视察员克敏、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骑墙派马鸿宾
    • 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
    • 马鸿宾虽为省府主席，但实际权力有限。
  • 雷中田与马文车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寻求冯玉祥的支持
    • 雷中田事先得知马鸿宾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的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请求转电中央力阻发表。
    • 雷中田与马文车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州国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

雷中田等人发动军事政变，夺取甘肃政权

  • 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扣押马鸿宾，缴械数百支
    • 雷中田等人推举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
  • 雷中田等人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
    • 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

蒋介石与杨虎城对甘肃政局的争夺

  • 蒋介石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目的
    • 蒋介石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
    • 蒋介石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
  • 杨虎城提出条件，要求孙蔚如率部入甘后，给予甘肃宣抚使名义
    • 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

吴佩孚入甘及其影响

  • 吴佩孚入甘后，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加剧了甘肃政局的混乱
    • 吴佩孚在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
  • 国民党对吴佩孚的态度，其个人自由还是相当宽容的
    • 蒋介石只是复电指示：“对吴可严密监视其行动，力促其来中央，不必用扣解形式为宜。”。
    • 马福祥同样电示马鸿宾：“雷既退陇南，宁夏可免纠纷，但如逃宁，必须堵截缴械。马文车、李克明或将逃宁，务须严拿，万勿漏网。致吴此次负国家、负地方，不应如是，惟以私交论，如到宁仍可保护，惟彼不能再事煽惑也。”。
四 宁粤大战一触即发

广州国民政府北伐讨蒋

  • 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
    • 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
  • 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

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回应

  • 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

宁粤双方军事部署

  • 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入湘
    • 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到达湖南永州，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
    • 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
  • 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

宁粤双方寻求外援

  • 广州国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寻求日本军火
    • 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
    • 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
  • 蒋介石一度“恳求宋庆龄向广东疏通”，希望依靠宋的影响，调停宁粤之争，遭到宋氏的“拒绝”。

宁粤对峙前线动态

  • 何键急电蒋介石报告两广的军事动态
    • (一)据确报粤伪府高级军事会议决以桂张之四、七、八、十五等逆军江(3)日由平桂向永州犯湘。
    • (二)本路军除陶师固守衡州外，仍照原定计划集中长沙，以待决战。
  • 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

宁粤双方军事冲突

  • 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蒋军不利，溃如山崩
    • 据电通社报道：“十三日以来，两广军与蒋军已在衡阳以南约三十华里，发生前卫冲突。其后两军之间，有相当之激战，蒋军不利，溃如山崩，两广之主力，趋胜向衡阳城进攻，十四日攻下衡州城。”。
  • 蒋介石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
    • 蒋介石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

九一八事变对宁粤对峙的影响

  • 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第七章 上海和谈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的对峙与缓和

  •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整个中国为之震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局。
  • 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国民党内相互对峙的宁粤双方，谁也不可能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 面对全国民众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吁，双方不得不由对峙走向缓和。
一 蒋为何始终坚持政治解决

蒋介石对粤变的态度及政治解决的决心

  • 蒋介石深感粤变难以处理，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 此次反蒋事件同以往历次反蒋事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动员面之广，参与的派系之多，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 以往历次反蒋战争多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主，附以国民党内个别派系的支持。而此次反蒋运动，则是党内各派系前所未有的大联合。
  • 蒋介石很难再以军阀反叛为借口，直接采取武力讨伐，他不得不力争政治解决
    • 蒋介石在收到四监委弹劾电后，曾感慨道：“此四人非军阀，乃监委也。”。

宁粤对峙中的政治调解

  • 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希望调解宁粤对峙，并拟定办法10条
    • 一，广东主席任伯公；二，各要职由伯公推定任命；三，粤财政由中央与省府协定，以后变更办法必经协定；四，一切形式仍旧，丝毫不能有与中央隔膜之态度；五，中央绝对不取一时和缓之计，实图尽释前嫌；六，今省政府绝对顾全党国而受任，决不为养精蓄锐之准备；七，桂事粤不过问；八，始终严拒改组派等之反动团体；九，双方绝对如无其事，马上回复旧状；十，协定后展公愿任大政留京或乐暂息他处或返故乡，均听展公自定。
  • 张继追到广州希望说服粤方不要组织政府，粤方仍不为所动
    • 此间负责诸同志一致意见，以为爱护和平，人有同心，如介石兄能俯从众意，即日引退，则和平必不致破裂。

蒋介石的下野问题

  • 蒋介石考虑辞职问题时，分析此时辞职的利弊得失
    • 辞职问题，应慎重考虑。如为革命计，有辞职之必要，则当立辞。否则，如为个人或家庭关系，则不可以私而废公也。
    • 如决心引退，则不顾一切，对党务与政治发表意见，听其取舍。对各军则略与安置，勿使失所。
  • 蒋介石期待说服“济棠部离广州南开，而令真如回省恢复政府为约。至于取消其政府与余下野事，暂不提及”
    • 此前一日，他还由南昌急电南京，指示“对粤态度请暂缓决定”。

九一八事变对宁粤对峙的影响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求和心情更加急迫
    • 此时蒋的军队大都用于“剿共”和震慑北方，实在无力抵抗粤方攻湘。
  • 张学良积极参与宁粤调停，密派罗文幹赴粤疏通
    • 罗文幹赴粤确得张同意，其任务(一)观察粤状况；(二)申明阎果无碍华北安全，绝不与之为难；(三)劝粤提和平条件，彼愿作调人。
二 国难当头 被迫和解

北平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联名致电粤方，请求接受调停

  • 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特急”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
    • 电报称：“此时此际，民族之利害实超出于一切利害之上，今日唯有剿赤、救灾、御外三事为国人所同情，反是则为人民所不恕。”。

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 南京国民党中央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 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也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

粤方提出和平统一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下野；取消广东国民政府；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

  • 孙科出席“非常会议”纪念周，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要求和平解决宁粤纠纷，作题为《和平统一先要蒋中正下野》的演讲
    • 孙科明确指出：“蒋如下野即可和平解决，不一定要出兵。但蒋下野如是骗人的假话，两广军队仍可随时开动应付。这便是国民政府对于和平的表示。”。

蒋介石决定“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 蒋介石同陈铭枢等人当面制定了解决粤局的三项原则
    •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则在中央同人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
    • (二)如粤中不能负责，则应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齐集首都，共赴国难。
    • (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宁粤双方代表在香港展开先期谈判，达成两项协议

  • 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
    • (一)钧座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粤方亦发一通电，亦向国民引咎，并说非统一不能救国，赴京开会，取消广州政府，并不以钧座下野与否为条件。两电须同时发表，电稿均在草拟。
    • (二)须立即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俾粤方诸同志即可安心来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 蒋介石致电蔡元培等，主张粤方“同志即日来沪，详商一切”
    • 蒋的这一指示，实际上否认了双方协议中要求蒋先发表下野通电，再行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
三 宁粤广州会议

宁粤广州会议的背景

  • 宁粤双方代表自香港抵广州，随即同粤方全体举行会谈
    • 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方党政军领袖，因汪精卫、孙科未能坚持粤方原定的须蒋先下野，而后开和平会议的主张，因此强硬表示：蒋氏下野“通电发表之前不能来沪”，“发表之期，希望在本(10)月五日”。
  • 阎锡山也致电粤方表示支持，称“现在北方发动较易”
    • 阎锡山请指示“具体办法”，并电询汪精卫：“闻蒋复电拒下野，不知确否？弟意迁就当有界限。”。

宁粤广州会议的谈判过程

  • 陈铭枢密电蒋介石报告：“广州若干老同志尚持异议”
    • 陈铭枢向蒋解释和议之困难，“甚至张(继)先生与君佩(李文范)同志相对下跪，乃得议定”。
  • 粤方得到蒋氏此电后，双方和谈几乎破裂
    • 10月3日，原拟返京的陈铭枢也深恐粤方“借口破坏”，再次从香港“与哲生重入广州，与汪同志密为挽救”。
  • 为了加强对粤方内部的分化，蒋介石首先将汪精卫列为主攻目标
    • 蒋介石密电陈铭枢转汪精卫，称赞道：“兄排除众议，毅然来沪，共赴国难，患难乃见真友，遥闻之下，无任铭感。”。

宁粤广州会议的谈判结果

  • 胡汉民在陈铭枢、吴铁城陪同下先去见蒋
    • 他们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
  • 粤方代表赴沪前，还分别致电阎锡山、冯玉祥等，通告粤府主张
    • 阎对“政府主张极表赞同”，立即复电表示“自当遵嘱催促北方一致行动”。
  • 汪精卫等人抵沪后立即同胡汉民会合
    • 当时粤方许多人认为这回汪、胡两位领袖能真诚合作，国民党可以改变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面。

宁粤广州会议的影响

  • 蒋介石离沪后，双方代表继续会谈，达成两点决议
    • 外交方面“须求得一致，共赴国难”；党政军方面，“由京派定代表与粤方代表先在沪详商办法，俟将草案拟定，再入京开正式会议”。
  • 蒋介石正式指定李石曾、张静江、张继、蔡元培、陈铭枢五人为宁方代表，在沪同粤方代表继续讨论
    • 蒋氏复函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外侮为由，要求粤方尽快来京，“共赴国难”，至于粤方所提改组现政府组织形式等条件，则表示可“从容商谈”。
四 初步统一的上海和谈

宁粤代表在上海召开“和平统一”会议

  • 会议开始，并没有一定的议事规程，大概是每次会议推一个主席，蔡(元培)先生做主席的次数很多。
  • 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法。南京的代表可说完全采取守势，广东方面则取攻势
    • 李文范常常很激动的跳出来骂，南京政府给他骂得狗血淋头，好像南京政府一无是处。
    • 伍朝枢则专门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伍朝枢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政府组织法，其中的主席一职居然没有任期。

会议因缺乏共识而屡生波折

  •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
  • 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会谈险些破裂
    • 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提出的七点办法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
    • 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

蒋介石对粤方提案的回应

  •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
  •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

宁粤双方的和谈僵局

  •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
    • 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病；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
  • 双方和谈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在10月29日第三次会议前，据程伧波云，汪精卫临时提出报告，“谓得在粤同志来电告之，古应芬同志因牙病逝世，并提议与会诸人静默三分钟志哀，汪兆铭且于会场放声大哭，一时气氛为之悲戚”。

宁粤双方达成初步统一协议

  • 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达成如下协议
    • 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 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 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
    • 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 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 至于前经拟定蒋主席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
第八章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 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得比较顺利，出席代表340余人
    •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
    •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65周年纪念日)，南京四全大会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
  •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
    • 他同时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
  • 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
    • (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
    • (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
    • (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
  •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
    • 共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314人党籍。
  • 选举宁方增补的24名中央委员
    • 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周佛海、顾祝同等5人，候补执委龙云、钱大钧、朱绍良等13人，中央监察委员张学良、蒋作宾等4人，候补监委方声涛等2人。
  • 蒋介石在日记中很无奈地叹道：“自以数年奋斗，虽不能自以为党国有功，但可告无罪，不料时至今日，致为党国之罪人，而反以叛逆反动者为中央委员，书生政客之害国误人，千秋万世后，犹无人揭晓其阴险，不禁为古之贤豪与有同感也。”。
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粤方内部的分裂与矛盾

  • 粤方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难以消释的矛盾，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的矛盾
    • 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
    •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
  •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
    • 6月22日，“非常会议”为团结起见，特制定如下誓词。
    • 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宣示取消派别组织。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的利用

  •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
    • 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
  • 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

汪精卫的复出及其与蒋介石的合作

  • 汪精卫在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
    • 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
  • 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
    •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
  •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
    • 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称：“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
    • 9月底，宁粤双方代表在香港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
    • 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借‘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
    • 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陈铭枢事后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电告蒋介石：“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
    • 此时，身为粤方代表的汪精卫则积极助蒋达成此愿。汪氏多次发表谈话，公开为蒋辩解，称蒋“不是马上”，而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下野，因为“一切问题必须筹策万全”。汪的用心显然是要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尽快实现与蒋之间的妥协。11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学生会代表时曾表示：兄弟是革命党人，老早忘了生命的存在，但是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但是我是只求民主化的政府实现。
    •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生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
    • 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
    •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
    • 另据孔祥熙于和谈最后一日(11月7日)向蒋密报：连日汪、孙表示尚好，展堂本拟昨晚赴粤，欲拉精卫等同行。汪以两会分开非其意，不愿回粤。胡遂临时中止。但汪、孙二人终须有一往粤。孙谓大会代表多为汪系，故主汪去。而汪则主张孙去亦可。
    •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则“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分子仍坚不欲赴粤”。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 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
    •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实居发路指示之责。”。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居高位的，他对古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座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显露出对汪、胡此举的不满：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
    • 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全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
    •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遵照阎锡山的旨意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
    • 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三 广州，胡汉民调停下的四全大会

广州四全大会的召开及其背景

  • 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列席112人
    • “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四人组成主席团。
  • 孙科致开幕词，回顾上海和会经过，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
    • 孙科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

广州四全大会的分裂与胡汉民的调停

  • 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连署者海外代表108人，广东省党部18人，陈济棠所辖第一集团军37人
    • 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
  • 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
    • 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
  • 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
    • 胡汉民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

广州四全大会的决议及其影响

  • 胡汉民提出解决办法三项，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
    • 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主席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
    • 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
    • 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分子外，概予恢复党籍。
  • 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24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
    • 会议期间还上演了一场全武行，因“焦易堂反对主席团介绍候选人及行复选制，各方纷起辩论，言语冲突，焦及李海云被殴伤，陈策由后门逃去，秩序大乱，历时廿余分”。
  • 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两项
    • 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
    • 另一重要提案是由主席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
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汪精卫在上海的地位和策略

  • 汪精卫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 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
  • 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
    • 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
    • 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互动

  • 蒋介石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
    • 派杨永泰赴港进行分化拉拢工作。
    • 杨永泰一次支付的分化“运用费”即高达“四十万”。
  • 汪精卫与宋子文的会谈，表现出不惜与粤方分裂的态度
    • 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
    • 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泉。”。

汪精卫与粤方的分裂

  •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为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 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
  • 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

汪精卫另起炉灶的行动

  • 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
    • 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
  • 汪精卫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
    • 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成员。
    • 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
    • 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
    • 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于是开始选举。
    • 推汪精卫为监选员，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10人为中央委员。
    • 下午2时，选举完毕，当即决定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
第九章 蒋氏下野和国府改组

蒋介石被迫下野的背景和原因

  • 蒋介石不甘心履行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放弃手中权力
    • 蒋介石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曾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
  •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度动摇过是否继续同粤方争权夺利，甚至愿意放弃内争，专心抗日
    • 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软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
  • 蒋介石面临的环境仍很险恶，尽管粤方内部已有分化，但并没有彻底破裂；而外患日急，也逼迫着他要尽快做出最后的决定
    • 11月24日，蒋再次召集熊式辉等商谈“北上抗战”之策时，众人“皆坚持不可”，对蒋之“辞职下野，则赞否参半”。

蒋介石下野的过程

  • 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下，被迫决定以退为进，同意下野
    • 12月13日，蒋向陈铭枢表示：“如粤方十六日尚不来，则以后余再不与调和，使大局日趋艰危也。如其十六日以前能来到，余可早一日辞让了。”。
  • 蒋介石辞职前，曾得蒋伯诚转述韩复榘效忠之意电，韩并向蒋贡献意见三条
    • 韩复榘意见三条：一、粤方全部来京合作为上策；二、粤方一部来京合作，联络党外人才赴国难为中策；三、万不得已离开中央，暂驻洛阳，整顿北部，使捣乱者对内对外无办法时，再出负责为下策。
  • 蒋介石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了四个省政府
    • 任命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分别为江苏、浙江、江西、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兼甘宁青宣慰使。

蒋介石下野后的反思和准备

  • 蒋介石在故乡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反思道
    •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
    • 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 蒋介石同陈布雷讨论今后党务问题时，再次表示：“余应自弹劾，以中央执行委员而为国家之首，乃有两重责任，不可与单为中委者比，故余不能不牺牲一切，尊重约法与党纪，不能再参加党务，不过勿以退出党籍表示也。”。
二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

北方秘密联合倒张的背景

  •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引起原华北地方势力的不满
    • 1931年7月下旬，石友三首先反叛，虽然打出的旗号是反蒋，但针对的目标则是张学良。
  • 宁粤双方被迫停止冲突，在上海举行和谈，但粤方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
    • 阎锡山不仅要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而且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内外交困之机，推倒张在华北的统治，取而代之，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阎锡山倒张的策略

  • 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要方针和对策是“不可轻易以武力倒张，否则难得国人的同情；二是不可过于和日本勾结，以冒天下之大不韪。”。
  • 阎锡山利用张学良损失国土、处境危险之机，继续加紧密谋倒张
    • 阎锡山同四川军阀刘存厚及吴佩孚之间仍保持密切联系。
    • 阎锡山得知韩复榘的基本态度后，立即复电贾景德指示：“青二蒸二均悉。北方事非鲁、晋切实结合，不易解决。伯常对八字条约既极端赞同，即由彼起草，请诸人作证成立，以为解决北方基础。子志(指张学良)兵数虽多，军实已亡。但我方亦不轻用武力解决，冒天下之不韪。外交终有落点，届时子志必难幸存，再用政治手腕妥为解决。”。

北方实力派联合倒张的行动

  • 韩复榘也想乘虚而入，反张而取得对平津和河北的控制权。
  • 晋、鲁双方都深知如要倒张，必须加强合作
    • 10月初，宁粤双方在广州初步达成合作协议后，晋、鲁之间即开始积极酝酿，联合“倒张”。

阎锡山与汪精卫的合作

  • 汪精卫在联蒋的同时，努力拉阎锡山为其后援
    • 在倒张问题上，阎、汪利益又是一致的。
  • 阎锡山借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希图自固，扩大地盘
    • 阎锡山还得到情报显示：韩复榘拟以自己为领袖组织新直系，并有出兵占领鲁、直的计划，仅将晋、察、绥三省划归为阎的地盘。

蒋介石下野后的北方政局

  • 蒋介石在粤方的压力下，公开发表下野通电
    • 时局再次发生变化。此后，阎锡山将北方倒张的希望寄托在宁粤双方共同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和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身上。
三 四届一中全会的纠纷

粤方决定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

  • 推唐绍仪等主持粤府，中央党部及国府均暂保存，俟统一政府成立后始撤销。
  • 陈济棠、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因边防重要，萧佛成、邓泽如因政务，均不北上。
  • 李宗仁、白崇禧须留一人主持桂事。

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 粤方中委李宗仁、马超俊等分两批自广州赴京
    • 宁粤双方终于能够在南京合开四届一中全会。

大会召开前，对汪派在沪所选的10名中央委员资格问题，出现较大分歧

  • 粤方不承认此10人中委资格，汪精卫信誓旦旦地在沪表示：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
    • 汪精卫表示：无论如何，兄弟代表主席团各位同志，可以负责的说，我们对于本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结果，一定是尽力维持的。我们或者用温和的手段去力争，或者用激烈手段去力争，甚至我们连中央委员也不做都可以，总要达到目的才罢。

蒋介石表面上做出一副解甲归田的姿态，实际上却更加紧了联汪制粤的步伐

  • 蒋介石留函孙科、于右任等表示：全会即开，弟责既完，故决还乡归田，还我自由
    • 蒋介石表示：惟望全会得到圆满结果，无论如何，终须相忍为国，以期政府早日完成，中正决无另外主张。
  • 蒋介石离京前召见汪派重要骨干陈公博、顾孟馀、王法勤谈话，“大意谓本党现值存亡危急之际，急须一得各方信仰之领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巨
    • 蒋介石表示：中兴本党非汪莫属。

四届一中全会共通过各类提案39件，其中最重要的提案就是《中央政制改革案》

  • 《中央政制改革案》由粤方代表伍朝枢起草，其核心，就是要推翻蒋介石所依赖的《约法》
    • 伍朝枢在第一天正式会议上首先向全体代表解释道：本案除一小部分外，均系根据上海和会双方所拟定的条文草拟而成。本案的理由很简单，第一项我们想把以后的国家元首在政治上处于超然的地位，不受政潮的牵动。
    • 吴稚晖首先表示反对，他说：本席以为上海和会的决议应该尊重，但不能依所有的条文一律依照办理。
    • 宁方被迫放弃。但宁方又将攻击矛头转向国家元首的年龄限制这一问题上。尽管粤方代表曾将国家元首年龄由60岁降到50岁，但宁方代表仍不依不饶。
    • 最后，全会决议把“以年满五十岁，众望素孚者选任之”改为“以年高德劭者选任之”，并明确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但于宪法颁布时，应依法改选之……
    • 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

改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人事组织，是四届一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

  • 会前，胡汉民曾致电孙科、邹鲁等人，强调：主席一职应力持年高德劭之议，惟如此始免武力独裁，非仅为目前也；行政院长汪、孙二兄任属一人，弟均赞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为两兄之助，庶裨于党国
    • 而此时汪精卫早已同蒋介石暗中联络成功，他相信蒋介石下野只是暂时问题，自然不愿在粤方逼蒋下野的时候出掌行政院，因此称病滞留上海。
    • 胡汉民、蒋介石也都不在南京，行政院长一职就非孙科莫属了。
  • 国民政府主席人选，也可谓一波三折
    • 有消息称粤方最初的人选是唐绍仪，蒋介石则“望林森、孑民等老人出任，而反对唐少川”。
    • 上海和谈时，有记者问汪精卫：“设将来主席有更动，对继任何人有谅解否？”汪即答道：“假若余投票愿投孑民也。”。
    • 但部分当事人对此事的回忆有较大的出入。据陈铭枢说蒋介石原来希望于右任出任国府主席，后因陈铭枢极力推荐林森，蒋乃改变初衷，亲笔致信林森，由陈铭枢前往劝驾，林森最终才接受国府主席一职。
    • 追随孙科的周一志则回忆说：“国府主席由‘年高德劭’者担任，此四个字是梁寒操想出来的。蒋本属意于于右任做主席，大家觉得林森更符合四字的条件，于是于右任的目的没有达到，听说气得哭了一场。汪到沪后，看到蒋及胡都不会赞成蔡元培，也就不敢提蔡了。”。
    • 而杨玉清则对陈、周二人的回忆质疑道：“凭我所知，和他们的看法多少有点出入。我只知道林森之所以能作国府主席，是得力于胡汉民给汪精卫的一封信。”。
    • 从当时的档案记载来看，最初宁粤双方均同意林森暂代国府主席。12月11日邹鲁还电阎锡山表示“正式主席仍拟林”。出人意料的是26日宁粤双方却“商定以于右任任主席，汪、胡、蒋任政治会议常务委员，孙任行政，溥泉司法，子超监察，孑民考试，立法让诸粤方，人选尚未定”。两天后，四届一中全会最后公布的新任国府主席却又是林森，五院正副院长也有很大的变动。
    • 大会选举结果如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副院长：陈铭枢立法院院长：张继副院长：覃振司法院院长：伍朝枢副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副院长：刘芦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副院长：丁惟汾。
    •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系统中，原设有中央政治会议这一机构。它最早成立于1924年7月，当时称政治委员会，作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决策及指导机关，第二届中执会扩大了它的职权，并于1926年7月改称中央政治会议。宁汉分裂时，武汉恢复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南京继续召开中央政治会议。1929年5月，第三届中执会制定《政治会议条例》，从此“政治会议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构，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 成为国家权力中心，并推举蒋介石担任中政会主席。
    • 为了进一步削弱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粤方最初设计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中拟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取代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的职能，对此伍朝枢解释说：一个政府总要有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现在就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委员人数未定，惟规定中央执、监委员及行政院长、行政院各部长为当然委员(如行政院有副院长自亦加入)，使本党最高机关的中央执、监委员和负行政责任的行政长官并合组织之。又以人数稍多，在会中设常务三人轮流主席。
    • 这一提案在蒋、汪两派的联合抵制中终于流产。全会决定仍保留中央政治会议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大会主席团在选举新一届国民政府委员时提出两点声明：“一，五院院长、副院长及所属各部部长、委员会委员长不兼任国府委员；二，现任军人不兼任国府委员。”。
    • 从这两点声明中，不难发现国府委员只不过是一个尊贵象征而已，其权力大打折扣。全会选任蒋介石、汪兆铭、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蔡元培、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王树翰、刘尚清、薛笃弼、柏文蔚、程潜、经亨颐、孔祥熙、恩克巴图、杨庶堪、马福祥33人为国民政府委员。
    • 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的中政会组织原则三项：(一)中央政治会议，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组织之；(二)中央政治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主席；(三)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得列席政治会议。并推举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务委员。
    • 据此，中政会由蒋介石一人独尊的地位，改为三常委轮流主席。
    • 尽管在粤方的逼迫下，蒋介石辞去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但这并没有根本撼动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在新推举的九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蒋介石再次当选，其余八人是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顾孟馀、居正、孙科、陈果夫，并以叶楚伧兼秘书长。国民党第四届中常委同第三届中常委相比较，增加了汪精卫、顾孟馀、居正三名原反蒋派领袖，以代替原亲蒋的谭延闿、戴季陶、丁惟汾。
第十章 蒋汪合作

孙科内阁的组成及其困境

  • 孙科内阁形式上表现了蒋、汪、胡三人的“合作”，但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 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
  • 孙科政府虽组成，但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
    • 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
    • 尽管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对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牢牢在握。

蒋介石对孙科内阁的态度和行动

  • 蒋介石对孙科此次协助胡汉民逼自己下野而获掌行政院，自然深感不满
    •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
  • 蒋介石抱着这种心态，当然谈不上真心同孙科合作
    • 蒋介石在同宋子文、熊式辉一次谈话时曾表示：“此后如果如愿下野，则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一反汪、胡等之恶习，以倡导守法之美风。”。
    • 但蒋的行动却完全违背上述诺言，处处给孙科设置障碍，逼其自行倒台。

孙科内阁的财政困境

  •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但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
    • 蒋介石辞职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
    • 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2000万元。
  • 宋子文辞职后，孙科本意由孔祥熙出任财长，但孔祥熙深知如无蒋氏的支持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 孔祥熙初欲任财长，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与孙科表示，即蒙答应。但就职之日清晨，孔夫人又来英文专函，声言孔不干。
    • 孙氏急切难以物色适当人选，乃临时以铁道部次长黄汉樑署理。黄辞，自知不胜任，甚至痛哭陈辞。迨迫于无奈勉强就职。后只筹得少数现金，杯水车薪，不能维持下去。

孙科内阁的外交和军事困境

  • 孙科内阁在外交和军事上均面临困境
    •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
    • “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
  • 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不久，便不得不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
    • 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
    •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
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特委会的成立背景及目的

  • 孙科等人决定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
    • 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
    • 1月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
  • 特委会组织大纲规定，特务委员会专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
    • 特派员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

孙科政府的财政困境

  •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
    • 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
    • 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
    • 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相继效法。
    • 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
  • 财政部长黄汉樑上任后第一次赴上海筹款时曾向金融界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
  • 黄汉樑的努力成效有限，他原本计划先筹1000万元，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元
    • 照中央军费核减后每月1800万元计算，仅够5天开销。

孙科政府的应对策略及其失败

  • 孙科和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
    • 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
  • 此提议尚未正式通过，第二天上海银行界代表就向孙科质询
    • “孙默然不加否认，大有回京后，即提出中政会通过实行之意。”。
  • 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
    • 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
  • 孙科内阁认输告终，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
    • 1月20日，停业一周的上海交易所恢复营业，“政府筹款一事，自否认停付债券本息后，人心安定，金融转机，再以蒋、汪即将连袂晋京，中枢渐趋巩固，借款进行顺利。”。
三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蒋介石复出前的布置

  • 蒋介石辞职后并未真正下野，而是密切关注局势发展
    • 蒋介石自记道：“余辞职后于国事心更切也。”。
  • 蒋介石要复出，必须得到各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再度支持
    • 蒋介石用他自己的话讲：“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九省“联防”计划的提出与蒋介石的反对

  • 何成濬发起组织的九省“联防”计划，借此同胡汉民控制的西南三机构对抗
    • 被邀参加者为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领袖，定1月上旬在武汉实施。
  • 蒋介石审时度势，深知此举过于招摇，特于7日致电何成濬表示反对
    • 蒋介石电文称：“闻兄有九省联剿办事处之组织，此乃十年前督军团之行动，必为现时代所不容。”。

北方局势的紧张与蒋介石的应对

  • 李宗仁等人表示“无论对内对外，非去汉卿不可”
    • 李宗仁并称：“两广拟合川、滇、黔，借国防为名，成立一国防委员会，北方亦可照办。”。
  • 蒋介石在下野前积极布置保张，一方面通过承认汪派沪选10中委换取汪的支持，同时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
    • 蒋介石下野返乡前一日，还特意召见王树翰面授机宜。
    • 王树翰当天即电张学良报告称；顷谒蒋，再陈锦州吃紧，战则以一隅之力而抗一国，中央又无人负责；退则国人又将加以罪名。二者俱极困难。蒋言战则既无好结果，于退一层，则不言。翰再三催诘，蒋言日方若不对人，专对事，余定有办法可以设法了结……并谓此际副司令切须持以镇定。政分会事，蒋云于石曾来电，并布置积极。又对此举并曾向汪言，定暂经合作，汪不可利用阎、冯对副司令有何作用，此为条件之一。至于当地有何反动，不妨以实力压迫。

汪派中委得到蒋方的承认后，也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

  • 赵丕廉非常无奈地电阎表示：“汪蒋结合，蒋拉张，汪拉孙(科)，看来对北方政局精神上无转变希望。”。
  • 阎锡山只好将注意力转向在西北尚有一定实力的马家军，以图自固
    • 1932年1月7日，马福祥曾有一电致其子马鸿逵，称：昨晤贾煜如，父极表联络好感，赞成百公实业救国主张。西北事如百公意主持，惟有联蒋远冯之一法。贾甚以为然，云：百公对父意亦甚同情。伊将此请转陈百公。

蒋介石的复出

  • 孙科终于低头，恳请蒋介石复出，并明确了汪、胡以及冯玉祥等人的态度
    • 孙科对蒋介石表示：“哲生岂真觉悟乎？然余实不欲遽入京也。”。
  • 蒋介石在接到南京的电报后，决定复出
    • 高凌百来电称：“连日京中要人纷纷来奉，其用意善恶不得而知，大致使国人移其目光于奉化，而贻钧座以不负责任之罪名。”。
    • 陈立夫的电报称：“金大学生五百余今晚赴沪转甬请钧座出山，现正设法打销中。惟闻真如有为之派专车讯。此端一开应付必极困难，务请早为之计，于短期内对时局有明显之表示，否则汪、胡尚可以病为词，而钧座反招不负责任之物议。并请早为设法谢绝学生来奉化之准备为祷。”。
四 蒋汪合流 重掌中枢

蒋介石复出政坛

  • 蒋介石在杭州公开声称：“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
  • 蒋介石表示：“自问数年一切设施，均秉党义国法，不敢稍越常轨，被责为独裁，自恨诚信未浮，故愿引一切罪恶，于新政府成立后山居谢客不问政事。”。

汪精卫的态度转变

  • 汪精卫在信中向部属解释道，此次入南京，尽管没有实力做“股东”，但也绝不是去做“奴隶”
    • 他为重返政坛，即使当不了“股东”，也绝不愿为了“友谊”置身事外。
  • 汪精卫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老希”式的成功
    • 他提醒部属：“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

蒋汪合作的形成

  • 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
    • 于是，蒋可以从容复电叶楚伧等人告以“汪季新已来杭晤面，与弟同电胡、孙。请孙即来杭协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也。希以此意转益(朱培德)、敬(何应钦)二兄，催哲生速来，与季新见面为要”。
  • 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
    • 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

蒋汪合作后的政治格局

  • 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 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重掌军权的愿望很快实现。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
    • 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朱氏还在中政会上表示：“查此国家存亡之际，负参谋部之重任者必其人之精神可以贯彻全国军队，必其人之声望为全国军队所信仰，始克胜任愉快而不致偾事。蒋中正同志为全国军队所信仰，蒋同志之卓绝伟大的精神，已贯彻于全国军队。”。
    • 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第十一章 地域观念与蒋介石的起伏

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点及其派系活动

  • 国民党高层政治的特点是派系活动的普遍化
    • 派系之间的恶性倾轧成为国民党内影响深广，并为众所周知的一项政治文化现象。
  • 派系斗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不解之缘
    • 地域色彩或许就是其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的作用

  • 地域观念挑战蒋介石“党统”地位
    • 反蒋派几乎是一批清一色的广东人，他们都在国民党内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 他们眼中，后起的蒋介石，仅仅依靠军权，企图霸占“党国领袖”地位，自然引起他们的极度“不满”和“不服”。
  •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冲突中的具体表现
    • 这种“不满”和“不服”又表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一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孙中山粤籍观念在国民党中的运用

  •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香山县，他在有意无意间逐步培植一批以广东籍为主的亲信干部
    • 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的三个主要革命团体，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成员绝大多数是广东人。
    • 孙中山在世时，他的基本干部有所谓“上三”“下三”之说，这六人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 广东被视为“革命策源地”，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
    • 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广东籍代表吴永生竟正式向会议提出：大会中许多广东同志都是不懂各省方言的，本席在代表团时屡经提出要翻译粤语，何香凝同志亦曾说过，但未见实行。现请主席团以后对于各项重要报告及决议，都要翻译粤语。
    • 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用国语作会议的正式语言倒也罢了，但竟通过今后重要提案都要译成粤语的决议，实在是罕见的现象，可见粤籍国民党员地方意识之强，这也反映出粤籍党员在国民党内所处的特殊地位。
  • 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汪精卫、胡汉民最有资格继承孙中山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 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冲突立即凸显。一旦其他省籍的党国领袖要求重新分配“党权”，挑战“党统”时，自然引起“得了国民党”的粤籍领袖的集体反抗。
    • 在粤籍领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革命正统情结，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在党内谈“党纪”、争“党统”、护“党权”。
二 江浙派对粤籍“党统”的首次挑战

蒋介石的省籍观念及其对粤籍团体的态度

  • 蒋介石的省籍观念很强，着力捧出浙江籍的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为他做“军师”的戴季陶，替他办党务的陈氏兄弟都是浙江人
    • 北伐开始后，他大力拉拢在上海的浙江籍银行家、大商人虞洽卿等，在财力上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
    • 受他特殊信任、曾参加同盟会而始终未加入国民党的盟兄黄郛也是浙江人。
    • 在军队将领中最受他信任的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主持特务工作的戴笠(军统)、徐恩曾(中统)，为他起草文稿的陈布雷等都是浙江人。
  • 蒋介石对广东团体的观感十分微妙，他在羽翼未丰时，视其为自己成功的重要助力；又始终对之心存猜忌
    • 1925年，当蒋借口廖案驱走粤军司令许崇智后，他将一部分粤军编入第一军，成为第三师，以后被称为“嫡系当中的杂牌”。
    • 同时，蒋介石又将邓铿留下的另一支粤军将领梁鸿楷逮捕，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

中山舰事件背后的地域观念及其影响

  • 中山舰事件之后，党内重要粤籍领袖胡汉民、汪精卫均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
    •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充分利用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国共两党，以及双方同苏俄顾问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地联合一方打击另一方。
  • 地域观念不仅存在于粤籍国民党人心中，甚至连一些参加国民党的粤籍共产党人也同样持有这种心态
    • 二中全会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就曾对蒋的举动表示强烈的愤慨。

蒋介石如何利用江浙系挑战粤籍“党统”地位

  •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
    • 当蒋介石在全会中提议设置中常会主席一职，并提名由绝对支持他的张静江来担任时，一度令“全场相顾惊愕”，最终还是选举了张静江担任这一新职务。
  • 蒋介石所以能够使张静江当选中常会主席，鲍罗廷背后的支持起了巨大作用
    • 鲍罗廷为了拉住蒋保持左倾，竭力压制共产党内许多人主张的反击，全部接受了蒋的要求。
    • 同为江浙籍且因参与西山会议派而于半年前刚受过党内处分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也纷纷回归国民党中央。

北伐期间地域观念的影响

  • 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全力北伐的六个军都不是粤军，粤军的两军中只有李济深的第四军出动了一半部队
    • 尽管李济深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之职，却不随军行动，而是坐镇广东。
    • 第五军更是一兵未出。
  • 第四军出兵北伐，就是在李宗仁的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
    • 李宗仁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
    • 李济深听后，“毅然不加考虑，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方法”。

宁汉对峙中地域观念的影响

  • 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了进一步限制蒋的权力，积极展开恢复党权运动
    • 在此期间最活跃的人物“自然以孙哲生和邓择生是两颗亮晶晶的明星”。
    • 孙科的政治立场原本倾向西山会议派，邓演达则是著名的左派，同时孙、邓二人又都是广东人。
    • 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立场完全一致。
  •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决议，限制蒋的权力，同时还极力鼓吹“迎汪复职”
    •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决心另立门户。
    • 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 蒋介石虽然军权在握，鉴于自己在党内的资望不够，因此又拉出正在上海赋闲的胡汉民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三 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

蒋介石的地位不稳及其对粤籍领袖的态度

  • 蒋介石在北伐初期地位不稳定，试图通过印发个人革命史小册子压低胡、汪二人在党之声誉和资格
    • 蒋介石在印发的小册子中引用总理平日闲谈，对汪、胡二人进行批评。
  •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仍无法代替汪、胡的领袖地位，这也是他第一次被逼下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 在南京政府统一全国后，“蒋一边需要粤籍要人协助其树立中央威望；一边又恐其正统地位为他们所取代。”。

宁粤对峙事件及其影响

  • 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在南京一次“晚宴党国重心”时曾无奈地向众人表示：“不应以一二人之离异而致消极，为其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之奇言所惑。”。
  • 宁粤对峙的最终结局，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成功地逼蒋二次下野，粤方并最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成功地将孙科推上行政院长的高位
    • 在四届一中全会新选举的内阁14(13)名成员中，粤籍人士占了9(8)名。

蒋介石对粤籍领袖的策略及其结果

  • 蒋介石在得知古应芬等人准备在广东有所举动时，遂致电广东军事领袖陈铭枢、陈济棠表示：近日谣诼频兴……最好请两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各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
  • 蒋介石在逼蒋二次下野后，整个局面立刻翻转过来：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很快垮台；毫无政治操守、反复无常的汪精卫重新同蒋介石携手合作；而胡汉民只得留居南天一角
    • 此后，蒋介石又走上前台，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把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里。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国民党总裁。从此，蒋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党统”代表，在党内再也没有人同他相抗衡了。
四 地域观念淡出党内权力斗争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作用

  • 地域观念是构成1931年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 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蒋介石，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稳坐南京中央。
    • 当蒋介石企图将汪、胡二人一起抛开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
  • 粤籍国民党人内在的革命正统意识是地域观念之后另一重要因素
    • 国民党发迹于广东，也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
    •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短短的数年时间里，迅速由广东一省统一了全国。这也在无形中增强了粤籍党国领袖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影响逐步弱化

  • 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影响逐步弱化
    • 随着国民党由广东一省迈向全国、南京政府的不断巩固和开放，加之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 为了笼络粤籍人士的感情，蒋介石在此后的统治期间仍任用一些二流粤籍人物。
  • 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主要表现为在蒋介石独断控制下的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地域观念逐渐淡出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
    • 当孙科内阁垮台，蒋介石重返中枢后，一时仍无法建立一个无广东人参加的中央政权，为了巩固自己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只有再度同长期以来的政治对手汪精卫合作。
    • 这一局面大致维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五 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通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巩固统治地位

  • 蒋介石在北伐中声名鹊起，一度将代表最高权力的“党权”握在自己手中
    • 蒋介石因党内资历较浅，引起元老不满。
  • 蒋介石通过宁汉对峙、中原大战等事件，逐步确立其在党内的权威
    • 蒋介石仍需汪精卫、胡汉民的支持以确立正统地位。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通过宁粤对峙事件，分化汪胡反蒋同盟

  • 宁粤对峙事件后，形成蒋汪合作的新局面
    • 蒋介石在1943年成为国民政府主席，掌握党政军大权。
    • 蒋介石在1948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确立其在国家层面的最高领袖地位。
第十二章 蒋介石与政学系

蒋介石政权中的政学系

  • 周恩来对蒋政权的分析，认为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
    • 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力。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系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
  • 政学系究竟由哪些成员组成，始终众说纷纭
    • 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称为政学系，但除所谓的政学系成员之外，其他各派势力都一口认定有一个政学系。

政学系的源流和主要人物谱系

  • 政学系源流复杂，成员包括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人
    • 杨永泰是政学系的创始人，张群、熊式辉等人是政学系的核心成员。
  • 政学系主要人物谱系包括杨永泰、张群、熊式辉、黄郛、吴鼎昌等人
    • 杨永泰是政学系的创始人，张群、熊式辉等人是政学系的核心成员，黄郛、吴鼎昌等人也是政学系的重要成员。

政学系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

  • 政学系在蒋介石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 政学系成员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如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等。
  •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之间存在矛盾关系
    •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在权力分配、政策制定等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
一 为什么叫政学系

杨永泰与政学系的关系

  • “政学系”这一名称，完全是因杨永泰个人经历而得名
    • 民国初年，李根源在北京创办了一个政治团体，称之为“政学会”。
    • 1918年广东军政府时期，李、杨等政学会要角联络旧桂系，逼孙中山辞去“大元帅”，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
    •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黄郛介绍，杨永泰结识蒋介石。
  • 杨永泰在投靠蒋介石最初的几年，并没有获得具体的实权
    • 他一度想在立法院谋个“委员”的职位，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坚决拒绝。
    • 他主要的工作是给蒋介石当谋士，协助蒋收买各地反蒋实力派。

杨永泰的政治手腕与影响

  • 杨永泰提出一套系统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理论，得到蒋的认可
    • 1932年初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再次复出后，杨永泰随蒋介石赴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
    • 杨永泰被任命为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不久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全权总揽“剿共区域”的政治事务，包括人事任免。
  • 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使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 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
    • 鉴于杨永泰出色的行政能力，蒋介石任命他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政学系的争议与影响

  • 凡是同杨永泰接近、包括与杨并不熟悉但与国民党缺乏历史渊源而获得较高政治权势的人，都被党内各派势力视为竞争对手和共同的敌人
    • 他们原本自视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怎能任由杨永泰随意干涉地方干部的任免。
    • 陈立夫对此也不讳言，并公开表示：“其实在他(指杨永泰——引者注)来之前，蒋先生用的都是年龄较轻的人，他来了之后就开始用老年人，也开始用非国民党籍的人。”。
  • “政学系”这一名称，最早来自国民党内
    • 1931年宁粤对峙前后，汪精卫、胡汉民等党内反蒋势力在广州公开发表通电，历数蒋氏四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起用“政学会”的杨永泰。
    • 当杨还没有位居高位时，他仅仅被视为历史上的政学会的一员。自从他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就被黄埔、CC系等称为“政学系”了。
二 蒋介石为什么要用政学系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其对党权的控制

  • 蒋介石起家靠黄埔军校，成为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
    • 通过黄埔建军，他当上北伐军总司令，完成北伐。
  • 在南京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他对党权的控制非常有限
    • 他主要仍是依靠军权打击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公开挑战他的党内反对派和地方实力派。

蒋介石对政权建设的重视及其策略

  • 蒋介石开始关注政权建设，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
    • 他逐步将目光扩展到国民党以外的社会精英中，特别是教育界学有所长者和有一定政权管理能力的旧官僚。
  •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此名义延揽一批党外人士
    • 他以此储备干部，随时为己所用。

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的合作与矛盾

  • 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重掌政权
    • 蒋介石成功分化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反蒋联合阵营。
  • 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政权建设中的矛盾
    • 蒋介石将行政院院长的位子让给汪精卫，自己只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在新内阁中启用政学系成员

  • 新内阁中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被视为政学系的要角
    • 如翁文灏、蒋廷黻、张群、张嘉璈、吴鼎昌，还有继任不久的王世杰。
  • 蒋介石对来自党内的诸多反对之声并不以为然
    • 他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改组行政院以来，凡亲近之人，于人选，多表示不满，几乎视余为人人可得而欺侮者，真使余脑筋刺痛。”。
三 政学系都有些什么人

黄郛与政学系的关系

  • 黄郛是政学系真正的灵魂人物
    • 无论是时人公认的政学系要角，还是很少被纳入视野的一般成员，都与黄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 张群、熊式辉、杨永泰被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
    • 黄郛、蒋介石、张群三人是结拜兄弟。
    • 1928年蒋介石复出后任命黄郛为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发生后，黄郛负责处理善后，张群则赴日本协助。
    • 1936年黄郛病逝后，所有政学系成员与蒋的关系大都由张群继承。

国民党内派系色彩不浓的党国元老

  • 于右任、邵力子、朱培德(益之，黄郛日记中称“益智”)与黄郛关系密切
    • 虽然他们并没有被视为政学系成员，但此后大都同政学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北洋旧人

  • 颜惠庆、孙宝琦、张耀曾三人都曾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
    • 他们都是因为与黄郛的关系，开始接近南京政权。
    • 特别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蒋介石在解决对日交涉时，不得不依靠这批外交界的专才，陆续聘请颜惠庆、顾维钧等人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
  • 张嘉璈是金融界的核心人物
    • 蒋介石领导下的南京政权之所以能击败胡汉民、汪精卫等国民党内的广东帮，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阀的支持。
    • 这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张嘉璈。

教育界人士

  • 陶孟和、钱昌照、周诒春等人与蒋介石和政学系的关系密切
    • 黄郛在此同样起了非常重要的穿针引线作用。
    • 特别是黄郛日记中提到的陶孟和，对此后政学系的形成贡献最大，他向蒋介石推荐了两个著名人物：翁文灏和吴鼎昌。
    • 经陶孟和、钱昌照的引荐，1932年翁文灏和吴鼎昌同时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翁文灏任秘书长。能将翁延揽纳入政府工作，蒋介石相当得意。
    • 1935年底，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即任命翁文灏为秘书长，吴鼎昌为实业部长。此后陆续加入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和南开大学教授何廉。
四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政权的

政学系的形成期

  • 政学系形成于1932年初“蒋汪合流”到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期间，核心人物是黄郛，而在外间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永泰
    • 黄郛虽然终身没有加入国民党，但他是辛亥元勋，又同陈其美、蒋介石是拜盟兄弟，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特别是CC系的二陈不敢把黄视为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是聚焦到杨永泰身上。
    • 尽管黄郛等人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即参加政府工作，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他们大都远离南京中央，出任封疆大吏。
  • 政学系诸人对政权的控制，主要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杨永泰，为实现“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先在“剿共”区域改革原有行政结构
    • 杨永泰在省与县之间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并在其他各省也相继推行。
    • 为增强南昌行营辖区的行政效率，杨规定“分区设署”(指在县长以下增设区长)、“合署办公”(指省政府)，并裁减各级国民党党部工作人员。
    • 这些行政专员人选的任命和裁减，多是由杨永泰签请，以蒋介石名义交到各省执行。

政学系的第二阶段

  • 自1935年底国民政府改组到1949年国民党退败台湾，政学系成员大都脱离政府，四散海外
    • 国民党五全大会，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没有汪精卫、胡汉民参与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 大会结束后，蒋介石接掌行政院长，全面改组政府，吸收了一大批同黄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财界、学界精英。
  • 政学系是如何控制中央政府的
    • 行政院的核心会议——小型会议除何应钦、孔祥熙外，几乎成了政学系的聚会。
    • 政学系是最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人，甚至可以操纵政权以及人事任免。
    • 为了“争取他人的好感”，政学系成员在涉及政府重大问题前，事先都充分交换意见。
    • 政学系为控制经济命脉，特成立“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
    • 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尚在苏联的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负责接收东北。熊式辉回国后，他第一时间约见的人几乎都是政学系的成员，通过政学系成员间的相互推荐，以求控制人事任免等大政方针。
五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

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的矛盾

  • 政学系被党内各派系视为分割了他们权力的势力
    • CC系和黄埔系认为他们对“党国”并无多大贡献，却来分享政权，且势力不断坐大。
  • 政学系成员对国民党组织的作用也不以为然
    • 熊式辉与蒋介石讨论“党政关系调整”时，曾“陈述近日感想所及者四事：一、党的性质不明，因此党的运用不当；二、党员身分不明，因此党部成衙门，党员成官吏；三、水流湿、火就燥。党的工作，应该帮政府，为湿为燥；四、党的组织不适于其工作。”。

政学系的职能及蒋介石与政学系之间的关系

  • 政学系主要帮助蒋介石有效运行中央政府各部会职能
    • 特别在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领域，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
  • 承担党国体制的政治设计，为重大人事任免向蒋介石提供意见
    • 如在江西“剿共”时期，杨永泰出任南昌行营秘书长，熊式辉为南昌行营参谋长。
    • 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其成员大多来自教育界。
    • 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吴鼎昌在抗战后期先后任国民政府文官长兼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
  • 协助蒋介石同国民党党外政治团体和中共沟通
    •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战后，当蒋介石需要同国民参政会或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

政学系的尴尬及其反映的问题

  • 政学系的尴尬，很大程度上正反映了蒋介石的尴尬、国民党的尴尬
    • 行政权力在国民党统治期间，是一个不断受觊觎、被践踏、遭蚕食的领域。
    • 党、军似乎都很有理由主政，前者有理论基础(以党治国)，后者以枪杆子为依托。但以党统政，党同伐异；以军领政，藩镇隐现。蒋介石不得不为平衡两方，而靠一帮和其面而心不一定和的行政官僚，撑起这一残缺的领域。
  • 政学系的一大特点，就是学者型官僚
    • 从“政学系”三个字来分析，恰好是“由政助学，引学辅政”，能够给予蒋介石本人和其部下力所不及的帮助。
    • 而学者治政的一大特点，就是尚清流不尚党谋。所以政学系吸引蒋的，是其工具层面的行政才干，而非价值层面的高山流水，双方其实缺乏共事的强固基础，相互利用，而非相互认同。
征引文献

档案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 陈友仁个人档案。
    • 冯玉祥个人档案。
    • 孙科个人档案。
    • 《国民党胡蒋内斗材料》。
    •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65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件。
    • 《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油印件。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6—137次)常务会议记录》，油印件。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47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
    • 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印。
    •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记录》。
    •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
  •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档案馆藏档案
    • 《黄郛日记》，原稿影印件。
    • 《谭延闿日记》，原件电子扫描件。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藏档案
    • 《本党应恢复总理制案》，毛笔原件。
    • 《第三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1—140次)，铅笔原件。
    • 《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毛笔原件。
    • 《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见“胡评议委员木兰捐赠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
    • 《胡委员汉民临时提议常务委员任务繁重以后各部部长不必由常务委员兼任案》，油印件。
    •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毛笔原件。
    •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毛笔原件。
    • 《请推举蒋同志为本党领袖案》，毛笔原件。
    •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毛笔原件。
    • 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3日)，钢笔原件。
    • 吴稚晖档案。
    • 张群：《应否采纳蒋同志江电之提议及采纳后应有之进行办法案》，油印件。
    •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第三日速记录》，铅笔原件。
    •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速记录》(第1—15次)，毛笔原件。
    •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速记录》，毛笔原件。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会议速记录》(第271—310次)，毛笔原件。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速记录》(第21、23、25、26次)，毛笔原件。
  • 台北“国史馆”藏档案
    • (1)蒋中正档案。
    • (2)阎锡山档案。
  •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案
    • 《蒋介石日记》，毛笔原件之影印件。

文献资料汇编

  • 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 广州平社编《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沈云龙主编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公司，无出版时间。
  •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印，1931。
  •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 《国民政府公报》，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印行，1928—1931。
  •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13册，台北：“国史馆”, 2003—2004。
  • 京师警察厅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编者印行，1928。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9、16、22、23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1955—1978。
  •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1。
  • 《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
  • 《粤变资料汇编》，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市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编印，1931。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1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94。

回忆录、口述历史

  • 卞稚珊：《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和召开国民会议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 蔡呈祥：《“雷马事迹”亲历记》，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台北：“国史馆”, 2005。
  • 《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 陈公博：《寒风集》甲篇，地方行政社，1945。
  • 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1994。
  •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 陈劭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中华书局，1962。
  •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 《程天固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93。
  • 陈卓凡：《我所知道的邓演达》，《广州文史资料》第22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78。
  • 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 方鼎英：《略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华书局，1961。
  • 冯若飞：《张群其人》，《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龚德柏回忆录》，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 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1。
  •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
  • 桂崇基：《中国现代史料拾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9。
  • 郭廷以、王聿均、刘凤翰：《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
  • 胡木兰：《有关先父生平的几点补充》，《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1976年6月。
  • 黄广源：《反复无常的石友三》，《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1960。
  • 黄维：《邓演达烈士被害的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8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 黄旭初：《记民十八年的武汉事变》，《春秋》第183期，1965年2月16日。
  •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
  • 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台北：跃升文化公司，1988。
  • 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65。
  • 《康泽自述》，团结出版社，2012。
  • 李汉冲：《张发奎策动粤桂联盟反蒋反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第6辑，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63。
  • 《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
  •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无出版时间。
  • 李世军：《冯玉祥与“雷马事迹”》，宁夏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夏三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李毓澍、陈存恭：《戢翼翘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年第2版。
  •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1。
  • 罗冀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陈济棠在粤时期见闻实录》(《广州文史资料》第3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孟曦：《关于“非常会议”和“宁粤合作”》，《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 庞镜塘：《“中央俱乐部”——C. C．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华书局，1961。
  •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齐世英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沈云龙、谢文孙：《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唐邦植：《回忆石友三倒张之战》，《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 王又庸：《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人物》，《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汪瑞炯、李鄂、赵令扬编注，陈公博著《苦笑录》，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
  • 《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
  •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
  •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
  •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 许锡清：《福建人民政府》，《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5。
  • 《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
  • 杨伯涛：《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中华书局，1978。
  • 于学忠：《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
  • 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
  • 张令澳：《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公司，1995。
  • 张朋园、林泉、张俊宏：《于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 张群口述、陈香梅笔记《张岳公闲话往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 《周佛海、陈公博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再版。
  •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中华书局，1960。
  • 周一志：《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 周一志：《关于再造派》，《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中华书局，1960。
  • 邹鲁：《回顾录》，台北：三民书局，1976。

报纸、期刊

  • 《大公报》1930年7月—1932年1月。
  •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1927年1月。
  • 《国闻周报》1928年9月—1932年2月。
  •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4月。
  • 《华字日报》(香港)1931年2—5月。
  • 《民国日报》(上海)1927年5月—1932年1月。
  • 《申报》1927年11月—1932年1月。
  • 《时事新报》1931年11—12月。
  • 《新闻报》1930年7月。
  • 《中央日报》1928年9月、1930年7月—1932年1月。
  • 《春秋》(香港)第183期1965年2月。
  • 《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
  • 《东方杂志》1928年12月—1935年1月。
  • 《历史档案》1982—1984年。
  • 《民国档案》1996—1999年。
  • 《民友》1931年4—7月。
  • 《三民主义月刊》1933年6月—1936年6月。
  • 《生活周刊》第6卷，1931年。
  • 《新月》1929年4—6月。
  • 《中央半月刊》1927年9月。
  • 《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9月—1932年3月。
  • 《中央导报》1931年7月—1931年11月。
  • 《中央周报》1929年9月。
  • 《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1976年6月。

文集、日记

  • 《陈诚先生书信·家书》，台北：“国史馆”, 2006。
  •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
  • 程沧波：《沧波文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
  • 《冯玉祥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
  • “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编《邹鲁全集》，台北：三民书局，1976。
  • 《胡汉民先生手书自传稿》，“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胡汉民先生遗稿》，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 《胡汉民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先导社编印，1934。
  • 胡汉民：《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2—5辑，民智书局，1932。
  •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手稿影印本。
  • 《蒋介石日记类抄》，《民国档案》1998—1999年。
  • 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2年再版。
  • 《蒋中正总统五记》，台北：“国史馆”, 2011。
  • 《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孙中山全集》第1、3、9、11卷，中华书局，1981—1986。
  •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1978。
  • 《汪精卫集》，光明书局，1930。
  •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稿》，民信公司，1930；香港：国粹学社，无出版日期。
  •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王养冲主编《论所谓法西斯蒂——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编印，1935。
  • 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中兴学会，1935。
  • 《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 《翁文灏日记》，中华书局，2010。
  •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
  • 中共安顺地委、中共安顺市委、贵州人民出版社编《王若飞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

论著

  • 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先生》，《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1册，台北：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印，1986。
  •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陈红民：《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
  •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
  •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
  •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 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编辑委员会：《何应钦将军九五记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4。
  •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
  •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 简又文：《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
  • 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
  • 蒋永敬编著《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 教育部主编、胡春惠等著《中华民国建国史》，台北：“国立编译馆”, 1989。
  • 金以林：《胡汉民与“非常会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1944。
  •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7。
  • 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
  •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0年代陆续出版。
  • 李学通：《翁文灏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66。
  •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94。
  •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
  •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 1995。
  • 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及“蒋张会面观”》，《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9期，2002年5月。
  • 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局影印，1965。
  •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
  • 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沈云龙：《广州非常会议的分裂与宁粤四全代会的合作》，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集“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
  • 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
  • 孙彩霞：《新旧政学系》，华夏文化出版社，1997。
  • 孙哲生学术出版基金编《孙哲生先生年谱》，台北：正中书局，1990。
  • 唐德刚：《政学系探源》，《观察》2008年第1期。
  • 田宏懋：《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2003。
  •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7。
  •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
  • 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系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
  • 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杨希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中国反左防左运动的历史根源》，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
  •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
  •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对日问题下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 1999。
  •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
  •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阎伯川先生感想录》，台北：编者印行，1997。
  • 杨天石：《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重要回合》，《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
  •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杨天石：《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读蒋介石〈日记类抄〉》，中国近代史学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6。
  • 杨天石：《论蒋胡约法之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
  • 张静：《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192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张朋园、沈怀玉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
  • 张玉法：《地方史料与民国史研究——山东文史资料的个案分析》，《中国现代史专题报告》第13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 1989。
  •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
  •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 中国青年军人社编《反蒋运动史》，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
  • 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日文资料

  •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读卖新闻社，1951。
  • 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东京：原书房，1985。

西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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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rif Dirlik,“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omintang, ”Modern China, 1.1: 46-74, Jan.1975。
  • 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 Ch'en Jerome,“Defining Chinese Warlords and Faction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1, 1968。
  • Ch'en Jerome,“The Left Wing Kuomingtang——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5。
  • Ch'i His-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1-1945(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 Ch'i His-sheng, 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 1916-192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Chan F. Gilbert ed. ,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1927-1949,(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1980)。
  • Chang Chin-sen,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New York:Bookman Associates, 1952)。
  •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Lond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George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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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本书的再版及修订

  • 本书2009年出版，一晃六年过去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告之，最近常有读者求购，准备再版。
  • 作者认真重读了一遍全书，对初版中的错误予以校订，并增加了第十二章“蒋介石与政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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