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系列套装11册（033-043）》AI 大纲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生平与成就

• 加莱亚诺是乌拉圭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成名作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 《血管》在拉丁美洲遭到厄运，却以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几十次的再版走遍世界
  • 在智利军人政变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智利妇女把随身带着的这本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逃离圣地亚哥。
  • 《血管》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拉丁美洲遭到厄运，却以几十种语言的译本、几十次的再版走遍世界，经久不衰。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主题与内容

• 《血管》是一本关于拉丁美洲的经典作品，但是它的经典意义又绝不限于拉丁美洲
  • 此书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地困”，讲述了旧殖民主义围绕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进行的掠夺史。
  • 第二部分题为“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叙述了新殖民主义如何通过自由贸易、贷款、铁路、阴谋和暴力将拉丁美洲的民族工业发展扼杀在襁褓之中。
• 《血管》以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
  • 作者把鲜为人知的丰富资料、说服力强的数字、敏锐的分析、深刻的见解编织成一个个平易近人的故事。

加莱亚诺的挑战精神与创作立场

• 加莱亚诺的作品显示了不守规矩的表现风格，与他挑战正统史观的立场浑然一体
  • 在重新叙述世界史的《镜子》中，加莱亚诺曾说：“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
  • 在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三部曲《火的记忆》中，他写道：“我不想写一部客观性的作品。我不想也不能。该书中历史的叙述没有丝毫的中立性。我无法保持距离，于是我决定：我坦陈一切，我不后悔。”。
• 加莱亚诺认为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像双胞姐妹一样密不可分
  • 加莱亚诺曾被问及政治和艺术哪个是改变世界的更合适的办法，他这样回答道：“这两者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自己。政治是种语言，艺术也是种语言，但是讨论是否某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有效的问题，这没有意义……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向我们灌输艺术和政治割裂的思想。这种割裂让我们相信理智和心灵各行其是，让我们相信，政治和艺术不是相互依存的，而实际上，人的正义感和美感像双胞姐妹一样密不可分。这个将政治与美割裂开来的世界，也正是那个封锁了边界的世界。”。

加莱亚诺的影响与遗产

• 加莱亚诺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多种译本
  • 如《足球往事：那些阳光与阴影下的美丽和忧伤》《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拥抱之书》《火的记忆1：创世纪》《时日之子》《鹦鹉复活的故事》《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等。
• 加莱亚诺的骨灰被洒在拉普拉塔河东流的河水里，汇入了茫茫无际的海洋
  • 2018年春。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过程及其对当地印第安人社会的影响

• 西班牙通过征服和剥削美洲的自然资源，尤其是黄金和白银，来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标
  •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包括人口减少、文化灭绝和奴隶制度的实施。

蔗糖在欧洲市场的重要性

• 哥伦布将甘蔗从加那利群岛带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在多个地区种植，蔗糖在欧洲市场变得极为重要。

非洲奴隶在蔗糖种植园的工作

• 为了满足对蔗糖的需求，大量非洲奴隶被带到甘蔗种植园工作，成为欧洲市场的廉价劳动力。

蔗糖种植园的运营方式

• 蔗糖种植园是服务于欧洲市场的盈利企业，殖民地种植园往往由外国资助和控制。

大庄园制对拉美经济的影响

• 大庄园制成为拉美经济发展的瓶颈，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停滞。
• 拉丁美洲的农牧业增长受到大庄园制的限制，导致人均产量低于二战前夕。

美国对拉美矿产的依赖及其影响

• 美国七分之一的石油消费靠进口，所需的铜有五分之一靠从国外购买
  • 没有铝就不能制造飞机，没有铝土矿就没有铝，而美国几乎没有铝土矿。
  • 美国本土也没有锰矿，支撑美国经济所需的铁有三分之一靠进口，锰全部靠进口。
  • 美国地下资源里没有生产喷气发动机的镍和铬。生产特种钢需要的钨，四分之一依靠进口。
• 美国资本家在拉美的利益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趋一致
  • 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国内稳定，同它在布拉沃河以南的投资有密切联系。
  • 这些投资近一半都用于开采石油和开发矿藏，因为它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对美国经济都必不可少”。

矿产对拉美国家政治的影响

• 矿产能导致政变、革命、间谍活动，以及在亚马孙大森林中的冒险活动
  • 在巴西，帕拉贝巴谷地丰富的铁矿藏，导致雅尼奥·夸德罗斯和若昂·古拉特两个总统的垮台。
  • 后来，在1964年夺取政权的卡斯特洛·布兰科元帅把铁矿藏拱手让给汉纳矿业公司。
  • 在秘鲁，1968年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总统屈尊同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签署了一项协定，但协定的第十一页神秘丢失；于是，贝拉科斯·阿尔瓦拉多将军推翻特里总统，夺取政权，把美孚公司的油井和炼油厂全部收归国有。
• 矿产同圭亚那社会主义者切迪·贾根政府的垮台也有很多牵连
  • 1964年年末，切迪·贾根在当时英属圭亚那获得多数选票。
  •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贾根的垮台起了决定性作用。
  • 圭亚那新政权保证美国铝矿业公司在圭亚那不会有危险，也就是说，公司不必惊慌失措，可以继续开采铝土矿，并仍按1938年的价格购进，尽管1938年后铝价已经翻了几番。

美国对拉美矿产的控制策略

• 美国通常采用欺诈手段购买拉美土地，进行矿产开采
  • 1960年代，众多美国公司在职业冒险家和走私分子的带领下，疯狂涌向这片巨大的热带雨林。
  • 美国政府提供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人来开垦这个奇妙的原始世界的处女地。
• 美国公司通过租让权在拉美国家开采矿产，获取巨额利润
  • 伯利恒钢铁公司逐步把这座矿山搬到美国，干劲之大足以使人担忧十五年后巴西将没有足量的锰矿供应本国的钢铁工业。
  • 在伯利恒钢铁公司投资开矿的每一百美元中，有八十八美元是巴西政府殷勤提供的，即以“开发该地区”为名的免税。

矿产对拉美国家经济的影响

• 拉美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往往无法掌握支配权
  • 一个国家即使成了其地下资源名义上的主人，仍然可能像从前一样不掌握支配权。
  • 玻利维亚有史以来只出产过锡矿石和精雕细琢的演说。在那里，华丽的辞藻铺天盖地，贫困的景象比比皆是。
• 矿产的开采和利用往往导致环境破坏和社会问题
  • 在亚亚瓜，失业者常常钻进奇恰酒店借酒浇愁，一醉方休。当瓢泼大雨从临近云彩上倾泻下来时，人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弯着腰，沿着土路边拾拣那些被雨水冲过来的锡矿石，边估量它们的品位。
  • 我们下到胡安·德尔巴耶山最深的坑道里。催促第一班矿工上班的刺耳汽笛声几小时前就已在矿工宿地鸣叫。我们走过一条又一条坑道，既经受了热带的高温，也领略到极地的寒冷。我们走了几个小时，一路上都是有毒的空气。

石油在拉美国家的影响

• 石油是当代世界运转所必需的主要燃料，也是化学工业愈来愈重要的原料和军事活动头等重要的战略材料
  • 对于外国资本集团来说，其他任何一种磁铁都不具有“黑金子”那种吸引力，世界上也没有其他营生可以给他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巨额利润。
  • 石油开采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垄断程度是最高的。大石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其他任何企业都无法企及。
• 石油在拉美国家引起政变，还招致了一场战争
  • 这就是南美两个最穷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查科战争(1932—1935)。
  • 雷内·萨瓦莱塔(René Zavaleta)把玻利维亚与巴拉圭之间的这场相互残杀称为“裸体士兵的战争”。

美国在拉美石油产业中的角色

• 美国石油公司通过租让权在拉美国家开采石油，获取巨额利润
  • 美国从巴西或委内瑞拉进口的铁矿砂比在本国开采的还要便宜，但美国拼命占领他国铁矿的主要原因还不在这里。抢占或控制国境线以外的铁矿与其说是为做生意，莫若说是国家安全使然。
  • 美国生产的石油价格很高，石油工人的工资相对来说也很高。然而委内瑞拉和中东石油的价格自1957年起却不断下降，整个1960年代一直如此。
• 美国政府支持拉美国家的军事政变，以保护美国石油公司的利益
  • 美国的经济援助(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或者说美国给予军队和工会的援助，对左右巴西事态的发展和结束起了重要作用，这方面的例证无须赘述。
  • 在离那场战争最后的战场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到以前由梅隆(Mellon)家族的海湾石油公司所霸占、1969年10月被玻利维亚收归国有的那些油井和大面积的天然气油田。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胜利及其影响

• 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胜利，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中
  • 1823年，英帝国智囊人物乔治·坎宁忙于庆祝英国在世界各地的胜利。
  • 在拉丁美洲，独立永久地确定了地主和靠新生国家的提早破产在港口发了横财的商人的势力。
• 英国经济靠的是用棉织品换取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皮革、秘鲁的鸟粪和硝酸盐、智利的铜、古巴的糖和巴西的咖啡
  • 出口工业品、收入运费和保险费、获取贷款利息和投资赢利，是整个19世纪英国经济欣欣向荣的动力。

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问题

• 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后，经济发展迅速，但主要是面向出口的生产
  • 棉毛织品、生铁、皮革、木材和瓷器，源源不断地从约克郡(Yorkshire)和兰开夏郡(Lancashire)，从切维奥特地区(los Cheviots)和盖尔斯(Gales)生产出来。
  • 自由贸易使以出口为生的港口城市发了财，同时将渴望享用世界上所有奢侈品的寡头集团的挥霍程度刺激到了极点，但是，自由贸易摧毁了刚出现的本地工场，使扩大国内市场的希望化为泡影。
• 拉丁美洲各国的工业发展受到外国资本和自由贸易的冲击
  • 如何把工业扼杀在摇篮里？19世纪初，亚历山大·冯·洪堡估计墨西哥制造业的产值约为七八百万比索，其中大部分为纺织业的产值。
  • 工业的发展依靠对印第安人实行强制性劳动，他们被囚在工场里，从天不亮一直干到深夜。独立摧毁了已取得的尚不稳固的发展。

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在拉丁美洲的实践

• 墨西哥的卢卡斯·阿拉曼尝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未能成功
  • 为了推动工业化进程，身为部长的阿拉曼支持创建国家银行，即阿维奥银行(Banco de Avío)。
  • 阿维奥银行创建于1830年，不久之后，欧洲最好的工厂生产的最现代化的棉纺织机运抵墨西哥。
• 阿根廷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政府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遭到外国势力的反对
  •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政府在1835年颁布了一项具有明显保护主义色彩的海关法。
  • 尽管在海关法的照耀下，阿根廷的民族工业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在封锁面前，它无法满足国内需求这一局限性便暴露无遗了。
• 巴拉圭在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独裁政府时期实行闭关自守、立足国内发展的政策，取得了自主、持续的发展
  • 长期以铁腕统治巴拉圭的加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Gaspar Rodríguez de Francia)独裁政府(1814—1840)，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使经济取得了自主、持续的发展。
  • 政府高薪聘请的两百余名外国技术员提供的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

• 英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贷款和铁路建设，推动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畸形
  • 从1822年至1826年间，英国向获得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提供了十笔贷款，贷款总额标明为两千一百万英镑，然而，扣除利息和中间经纪人代理费之后，到达美洲大陆的实际贷款额只有七百万英镑。
  • 为了开发拉丁美洲矿藏、农业等自然资源，及在拉美创建公用事业企业，伦敦成立了四十余家股份有限公司。
• 英国的贷款和铁路建设，加强了英国对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控制
  • 许多贷款用于资助修建铁路，以便外运矿产品和食品。铁路线并未构成一个旨在将内地相互连接起来的交通网，而是将生产中心与港口衔接起来。
  • 在铁路兴旺时代，除了占有铁路线本身和有权修建新支线外，英国铁路公司还常常得到铁路线两侧大片的租让地。

美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 美国在独立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了国内工业的发展
  • 美国宣布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与巴西相仿。与西班牙一样极不发达的宗主国葡萄牙，将它的不发达输往殖民地。
  • 19世纪中叶，宾夕法尼亚州政府除了管理它在公共企业的一亿美元投资外，还参与经营一百五十多家合资企业。
• 美国的经济发展，对拉丁美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也输出自由汇兑、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理论，但这种理论是针对他人而言。
  • 为了否定发展中国家保护自己民族工业的权利，削弱政府在这些国家中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运而生。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外来直接投资增长。

列宁所认识的帝国主义特征在拉丁美洲的表现

• 工业中心寻求国际市场、捕获原料产地、掠夺资源、金融垄断集团发放贷款、发动战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欧洲在拉丁美洲的财产，投资方向发生变化

• 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比例增加。

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利用少量投资越过拉丁美洲各国的海关壁垒，内部控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 拉丁美洲的工业增长与进步和民族解放越来越不一致，工业资产阶级与侏儒同命运，没有发育就已衰老。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回响和影响

• 本书得到的最好的评价并非来自有名望的评论家，而是来自军事独裁政权
  • 例如，《血管》不能在我的国家乌拉圭流传，在智利也不行，阿根廷当局通过电视台和报纸控告此书是腐蚀青年的工具。
• 本书不是一本沉默的书，我的高兴并无虚荣的成分
  • 最令人鼓舞的回音不是来自报纸的文学版，而是来自发生在大街上的一些真人真事。

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态度

• 用写爱情小说或海盗小说的形式来谈政治经济学
  • 阅读某些社会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用密码式的语言写成的一些有价值的著作，对我来说实在是等于爬山，太难了。
• 一个人写东西是想回答在脑海里嗡嗡作响的问题
  • 我写《血管》是为传播他人的思想和我自己的经验，这也许多多少少能帮助解决一直折磨着我们的各种问题。

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状

• 拉丁美洲是一个命中注定要受凌辱和受穷的地区吗？
  • 谁决定的？是上帝的过错还是自然界的过错？是令人喘不过气的气候或是劣等种族？是宗教？是习俗？不幸会不会是历史的产物，由人来创造，因而也可以由人来摧毁？
• 从《血管》第一次出版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历史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残酷的老师
  • 这个制度成倍地增加了饥饿和恐惧，财富继续集中，贫困继续扩散。

拉丁美洲的经济问题

• 国际市场仍然是这一行动的关键之一
  • 在那里，跨国公司实行专政，正如斯威齐所说，我们称之为跨国，是因为它们在许多国家经营，但从它们属于谁和由谁控制这点来看，跨国公司又是地道的本国公司。
• 在拉丁美洲，少数人的幸福与多数人的不幸之间的鸿沟比欧洲或美国大得多
  • 为了维持这种距离而采取的手段就更为凶残。巴西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良好的军队，可是在国家预算中只有5％用于教育。

拉丁美洲的政治问题

• 在这七年里发生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
  • 国有化虽然没有打破委内瑞拉在提炼和销售方面的依赖性，但为自治开辟了新的前景。
• 美国国会的记录常常记载着干涉拉丁美洲的不可辩驳的证据
  • 例如，最近几年，美国官方承认对一些灾祸负有责任的次数成倍增加，这些公开的、详细的忏悔，除了证明其他事之外，还证明美国政府通过贿赂、间谍活动和讹诈直接参与了智利的政治。

拉丁美洲的社会问题

• 在拉丁美洲，企业自由与公众自由水火不相容
  • 市场自由吗？在智利，从1975年初就开放牛奶的价格，其后果很快出现，两家企业控制了牛奶市场，牛奶的销售价格立刻上涨40％，而收购价格则下降22％。
• 在拉丁美洲，任何抗议，哪怕是微小的，都要坐牢或被杀害
  • 尽管有些难以想象，但从1971年到1975年间，海地劳动者的工资比原来已经极低的实际价值下降了四分之一。

拉丁美洲的对外关系问题

• 拉丁美洲出售的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同它从垄断技术、贸易、投资和信贷的国家购买的产品价格相比，在无情地下降
  • 为了弥补差额和履行对外国资本的义务，就必须以数量来弥补因价格而失去的部分。
• 在这块土地上，制造恐怖同其他制造业一样，也用高价购买外国的先进技术
  • 在这个领域里，拉丁美洲的统治阶级表现出某种创造性的才能，不承认这点是不公平的。

作者对拉丁美洲未来的展望

• 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
  • 因在国际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个制度变得无能为力，从一诞生就垂死，它的根基是泥做的，却自以为命运如是，希望永存不朽。
• 任何回忆都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与现实不同，对未来的任何设想也是如此
  • 强迫回魂尸吃无盐的东西，因为对它来讲，盐是危险的，吃了就会醒过来。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翻译的作用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本书的来源和编辑原则

• 本书中的绝大部分文字来自纳尔逊·曼德拉自己的写作
  • 包括他关于总统岁月未完成的回忆录和个人笔记。
  • 以及在议会、政治集会上的发言或作为著名人权拥护者在国际舞台上的演讲。
• 编辑中尽可能不进行改动，仅有的改动限于：使引号的使用符合规范、书名和报纸名改为斜体、偶尔为了语意连贯加入一个逗号或者纠正一些罕见的姓名拼写错误
  • 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英文编辑添加的内容显示在方括号中。
  • 我们保留了曼德拉拼写职业头衔时首字母大写的写作风格，也保留了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 来自曼德拉即席接受采访的引用材料均被修改统一为与正文的编辑风格一致。

本书的辅助阅读材料

• 书后对书中提及的重要人物、地点和事件附有详尽的术语表、各种组织的缩略语对照表、南非地图以及曼德拉从1990年获释到1999年他的继任者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就任期间节略的大事年表。

曼德拉在狱中的斗争与思考

• 曼德拉在狱中听到自由之歌及其多个版本
  • 国家安全机构和监狱当局联手将曼德拉与正在风起云涌的斗争——及其激励人心的歌曲——隔绝的企图完全是徒劳。
• 曼德拉与奥利弗·坦博的对话，提出非国大和政府进行对话的问题
  • 曼德拉刚刚在沃尔克斯医院做完一次身体检查，时任司法部部长的科比·库切前去探望，曼德拉向他提出了非国大和政府进行对话的问题。
• 曼德拉认识到，面对能够动用大量国家权力的敌人，手无寸铁的群众的伤亡会更加惨重
  • 他是一名囚犯，一名政治犯，像战俘一样，他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出逃。
• 曼德拉得出结论，“一场没有必要的冲突，即使不会牺牲双方上百万的生命，也会造成成千上万的死伤，这是没有意义的”
  • 他开始认识到，白人必然会发现，他们受到的种族主义的伤害，并不比黑人少。

曼德拉与政府代表的对话

• 曼德拉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为南非的悲剧找到解决办法
  • 从德克勒克到穿着防弹衣、试图驱散愤怒群众的19岁警察，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男女，就像是拿着手榴弹把玩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滑向毁灭的深渊——还带着数百万无价的生命陪葬。
• 曼德拉希望这样的想法能让世人知道，否则将追悔莫及
  • 将近70岁的年纪，他知道自己终有一死。

曼德拉的释放及其影响

• 曼德拉被释放，标志着南非历史的新篇章
  •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解除对非国大、泛非大、南非共产党和其他约30个非法组织的禁令。
• 曼德拉的释放导致政府和非国大双方都进退两难
  • 曼德拉把作为一个人的德克勒克和代表一个国家的德克勒克区别开来，认识到他也不过是一个压迫的、完全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的代理人或牺牲品。

曼德拉对未来领导任务的准备

• 曼德拉在监狱中完善了他最伟大特质的一种能力，即能够理解，他所面对的人，不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人，其人格具有多重面向
  • 1990年2月11日下午他获释时，在媒体相机的咔嚓声和群众欢庆的喧闹中，让他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没能向监狱的看管人员道别。
• 曼德拉知道，自己必须摆脱复杂的仇恨情绪，集中精力在前方的事业上
  • 尽管曼德拉是作为个人开始服刑的，但他始终是在解放斗争危急关头召集起来的一个忠诚团体中的一员，他们为了更加伟大的事业而甘愿牺牲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

曼德拉出狱及其对南非的影响

• 曼德拉出狱，标志着监禁和种族隔离政权的失败
  • 曼德拉步出维克托韦斯特监狱大门时，全世界许多人都在关注实况直播。
• 曼德拉成为新生南非的一分子，面临国家实现民主道路的曲折
  • 曼德拉从监狱的大门到开普敦的阅兵场——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正在那里等待听他演讲——一路上充满迂回和惊恐。

曼德拉与非国大的谈判策略

• 曼德拉坚持非国大的谈判立场，要求政府满足所有前提条件
  • 曼德拉被媒体问及是否同意德克勒克解除紧急状态的条件，他回答：“非国大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政府满足所有前提条件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 曼德拉通过谈判，成功地将非国大交回到南非人民的手中
  • 非国大在索韦托附近的纳斯雷克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协商会议。
  • 当坦博在报告中说到正在把非国大成功地交回到南非人民的手中时，全场为之动情。

曼德拉与右翼势力的斗争

• 曼德拉面对右翼势力的威胁，坚持和平谈判的立场
  • 在博伊帕通举行的一次悼念遇难者的集会上，愤怒的群众唱道：“曼德拉，你正在领导我们像待宰的羔羊走向屠宰场。”。
• 曼德拉通过外交手段，成功阻止了右翼势力的武装暴动
  • 曼德拉在1993年4月13日发表电视讲话，这一及时的干预抑制了群众的怒火。
  • 曼德拉与F. W. 博塔在后者后院里的会面在具体问题上不可能没有分歧，但是在媒体报道中，两小时友好诚信的会见，其文化意义与现实政治的意义同样重要。
  • 曼德拉通知维尔容和哈岑伯格将军，他将与非国大联系并要求它在三个条件下重新审视他们对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态度。
  • 维尔容将军非常清楚地知道战争会带来什么。在3月4日注册了自己新成立的政党自由阵线(Freedom Front)之后，维尔容将军于4月12日与非国大的谈判代表达成了协议。
  • 对右翼要求的拒绝引发了骚乱。曼德拉写道：“在选举前夜，发生了几起爆炸事件，特别是在约翰内斯堡，造成大约20名无辜公民死亡。警察采取了行动，罪犯被逮捕并判刑。如果维尔容仍然参与这个阴谋，那么这种状况将会对选举构成巨大的困难。”。

曼德拉对阿非利卡人家园的态度转变

• 曼德拉最初坚决反对成立阿非利卡人家园
  • 曼德拉一直认为，只要他是非国大的主席，这个国家中就绝不可能有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
• 曼德拉在压力下决定后退一步，提出三个条件
  • 第一个条件就是，阿非利卡人应该举行一次公投来决定他们是否想要一个阿非利卡人家园。
  • 第二个条件是，尽管这一公投的结果并不一定对非国大有约束力，但在考虑他们的要求时会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 最后，他们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是阿非利卡人？说阿非利卡语的白人？还是任何人——［包括］黑人，即非洲人、有色人或印度人——只要他说阿非利卡语？
• 曼德拉的决定最终促成了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的签订
  • 1994年2月，曼德拉曾打电话给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请他说服维尔容和其他人参加选举。
  • 莱曼大使把这个情况通报给非国大，这样在选举开始前3天的1994年4月23日，自由阵线、非国大和国民党联合签署了《阿非利卡人自决协议》(Accord on Afrikaner Self Determination)。

南非选举的准备与实施

• 为民主秩序做准备并推进向民主秩序的过渡的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Transitional Executive Council，TEC)已经成立
  • 在1994年4月15日到5月15日期间，为了确保自由选举，这个国家目睹了安保力量在和平时期最广泛的动员。
• 独立选举委员会(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IEC)也成立了
  • 曼德拉致电IEC的领导人约翰·克里格勒法官，一位强硬且精力充沛的法学家。

曼德拉的选举策略与活动

• 曼德拉具有与来自完全不同选区的选民交流、建立联结的能力
  • 当曼德拉要问一个问题时，“他会亲自给你打电话，而不像通常高级领导的做法——领导的私人助手会给你打电话说，这位领导要和你说话，然后你再等着这位领导”。
• 曼德拉和非国大很久以来就认识到，与占有执政地位优势的国民党强大的选举机器相比，他们没有能够与之匹敌的选战资源
  • 不过，要归功于格林伯格，非国大通过凯措·戈尔丹那样的活动分子，改良了尼加拉瓜的人民论坛战略，以适应本土的情况。
• 曼德拉想办法寻求解决，否则这可能导致非国大选举的失败
  • “我们也对群众开展了积极的选民教育运动。”。

选举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

• 在夸祖鲁—纳塔尔，我们不得不应对持续的政治暴力
  •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关注夸祖鲁—纳塔尔的政治状况。一方面，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组织竞选获胜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我们也有责任以一种超越党派的方式关注省内全体人民的命运。
• 国民党的选战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种族主义的
  • 他们利用少数族群，特别是有色人和印度人族群的恐惧，辩说非国大的胜利将导致他们被非洲黑人压迫。
  • 他们批评阿兰·布萨克博士，一位来自有色人族群的著名教士，指责他为南非人口中的所有族群助选，而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有色人族群。
  • 这种种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又是针对我个人的。

选举的结果与影响

• 非国大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获得了62.6%的选票
  • 曼德拉将此归功于非国大的艰苦工作和坚持原则。
• 选举结束后，当一切都过去，结果与悲观预言家所说的如此不同
  • 那些储备物资的人不得不为他们的轻率之举苦笑。但是在当时，他们是当作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在做，并且确实影响了所有人的情绪。

曼德拉的就职仪式

• 曼德拉的就职仪式充满了象征意义和激情
  • 全球大约有10亿观众坐在电视前观看，将近180个国家的元首和外国政要，以及4万名来自各个族群的本地宾客聚集在比勒陀利亚总统府的圆形阶梯广场和花园。
• 曼德拉的就职演讲由姆贝基率领的一个团队精心筹备
  • 站上讲台的那一短暂时刻，如果说他以前一直是高大的，那么现在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向所有南非人和全世界不同国家——从最富有到最贫穷——的领导人致辞，则显得更加高大，更加自信。

曼德拉入住总统府并组建内阁

• 曼德拉在就职仪式的当晚入住比勒陀利亚的国宾馆，并在此后的三个月中，这里将成为他的临时住所。
• 曼德拉在一支护卫队的陪护下到达总统府西翼后门的入口，两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芭芭拉·马塞凯拉和杰茜·杜阿尔特，她们位于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总统的行政班子的中心——带着设立办公室所需的装备，尽可能敏捷地跟上总统的步伐。
• 曼德拉迅速打消了人们认为他将赶走原有雇员的臆测。虽然时间紧张，但曼德拉还是一个不漏地与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
  • 他从左侧起开始挨个与每一个办公室成员握手，大约到了队伍四分之一的位置，他走到一位总是板着面孔的女士面前——尽管她是一个友善的人——握着她的手用阿非利卡语说：“Is jy kwaad vir my?”(你在生我的气吗？)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僵局被打破了。他继续将这样的信息传递给每一个人。再也无需做任何事，每一个人的疑虑都打消了。那一刻，他就是纳尔逊·曼德拉，温暖包容。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在那以后，至少在我看来，办公室的成员对他再也没有负面的感觉。
• 曼德拉对各个阶层人士——从园丁、清洁工、职员和打字员到身居最高职位的那些人——显示出的个人热诚无疑是令人感动的
  • 他在工作中与他有过交往的这些人将他描述为一个慷慨、低调、容易相处的人；他知道“如何做一个普通人”，通过“不论是否面对镜头都一样向每个人打招呼”展示他的真诚；“没有那种他在上你在下的感觉”。

曼德拉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

• 曼德拉认为，执政团队的结构必须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多元化，必须要纠正那种认为非国大仅仅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组织的观点
  •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他写道，“被他的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为OR，他是一位谦虚而出色的律师，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卢图利酋长去世之后，他成为非国大的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有能力且受人尊敬的领袖，将非国大的力量和影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OR的去世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倒下了，这棵橡树站立在那里已经许多年，荫庇周遭，美化了整片风景，并吸引了周围的一切，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他是一位具有强大信念和虔诚信仰的出类拔萃的领袖，一位成绩卓著的数学家和音乐家，他在解放人民的事业中的投入无与伦比，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 “然后官员们同意，由博学的卡迪尔·阿斯马勒(Kader Asmal)教授§§接替OR，他是一位坚定而清醒的思想家，后来成为水利和森林部部长，再后来成为教育部部长。他对内阁中讨论的几乎所有问题的深刻理解，使他赢得全能部长(Minister of All Portfolios)的美誉。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他的任命会纠正一般认为非国大是一个种族组织的错误印象。”。
• 曼德拉强调明智地选择内阁的问题，他写道，在他的指示下，姆贝基“确保我们所有民族团体以及大会联盟(Congress Alliance)***的成员都得到了恰当的代表
  • “基于充分的理由，他把副总统的位置空出来了。我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且首先向南非共产党，然后向南非工会大会，最后向非国大做了汇报。我向他们所有人明确表示，尽管我欢迎他们的评议，但最后的决定权在我这里。”。
  • “某些位置我们不会现在就去争取，因为这个国家还没做好准备。”。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谈判与合作

• 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会见过两次，讨论内阁的组成
  • 第一次在比勒陀利亚；第二次在开普敦，在非国大公布了第一份部长名单的那天晚上，当时德克勒克非常生气。
• 曼德拉对于内阁成员名单的安排并非没有争议，德克勒克曾对某些内阁部长职务的安排没有经过充分协商而感到不满
  • 德克勒克在他的自传《最后的跋涉：一个新的开始》(The Last Trek: A New Beginning)中这样描述西里尔：非国大代表团由其首席谈判代表西里尔·拉马福萨领导。拉马福萨原先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在与代表南非大型采矿公司的矿业商会的艰苦谈判中积累了广泛的经验。拉马福萨硕大的圆头被胡须和正在退后的发际线包围着。他冷静和算计的眼神——似乎一直在寻找谈判对手辩护的软肋——与他轻松的举止和生动的语言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甜言蜜语使对手安静下来，而他的雄辩则不停歇地收紧了对他们的包围。
  • “作为谈判的关键角色和新南非的主要设计师之一，西里尔受到我们组织内外的赞扬。在1997年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最高票被选为全国执委会的成员，实至名归。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国大真正的财富。”。
  • “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一直被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所缠扰，即非国大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科萨人的组织，尽管大量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对‘官员们’指出，奥利弗·坦博、塔博·姆贝基和我本人都来自这同一个部落。我问他们，如果塔博成了副总统，难道不会加强这一错误的认知吗？难道我们不应当考虑让来自我国北方、同样有才能且受到同样尊敬的西里尔来担任这个职务吗？”。
  • “尽管我持不同意见，”曼德拉叹道，“但没能说服那些‘官员’。他们坚持认为，广大公众会接受选择姆贝基。非国大的指导方针是选贤任能，而不是出于部落出身的考虑。相反，我的考虑不全是基于才能，而是基于我认为我们有责任纠正的一个误解。”。

曼德拉的就职典礼及其意义

• 曼德拉的就职典礼标志着南非新时代的到来
  • 曼德拉的就职典礼是世界上数百万人见证的历史性时刻。
  • 全世界的领袖们在那里见证了这一承诺，南非拥有一个代表全体公民的代议制政府。
• 曼德拉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讲传递了团结与和解的信息
  • 曼德拉说：“我们必须像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那样，为了民族和解，为了国家建设，为了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而一起行动。”。
  • 曼德拉强调，民族团结政府迄今执行的政策建筑在国家人民的需要和期望的基础之上。

民族团结政府的组建及其挑战

• 民族团结政府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组成
  • 民族团结政府是过渡性质，为期5年。
  • 民族团结政府中，非国大占18位部长，国民党6位，因卡塔自由党3位。
• 民族团结政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
  • 国民党内部对是否继续留在民族团结政府中有分歧。
  • 德克勒克对民族团结政府的决策曾有过不愉快的分歧。

曼德拉对民族团结政府的领导与管理

• 曼德拉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策
  • 内阁运作的方式应考虑民族团结政府概念中包含的寻求共识的精神。
  • 民族团结政府确实是通过协商一致制定决策的。
• 曼德拉对内阁成员有严格的要求，对于不遵守纪律的部长会进行干预
  • 曼德拉坚持所有负责安全事务的职位均由非国大控制。
  • 曼德拉对德克勒克和布特莱齐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干预。

民族团结政府的挑战与危机

• 国民党退出民族团结政府，导致政府内部出现分裂
  • 国民党认为民族团结政府是一个为期5年的过渡安排，现在已经是时候退出。
  • 国民党的退出使得非国大有机会扩展到有色裔和印度裔族群中。
• 温妮·曼德拉被撤职，引发争议
  • 温妮·曼德拉被指控有不当行为，曼德拉决定免除她的职务。
  • 温妮·曼德拉的撤职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和讨论。

曼德拉对民族团结政府的反思与展望

• 曼德拉认为民族团结政府的工作有一个好的开始，但需要更多的关注来推进
  • 曼德拉说：“民族团结政府迄今执行的政策建筑在国家人民的需要和期望的基础之上。”。
  • 曼德拉强调，这些政策不会改变，它们将被给予更多的关注来加以推进。
• 曼德拉对民族团结政府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它能够继续为国家的利益而共同努力
  • 曼德拉说：“我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在根除他们所创造的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过程中仍应继续负起责任。”。
  • 曼德拉希望，国民党决定作为一个反对党发挥更积极作用，并不是指他们将破坏转型进程或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的特权。

曼德拉与司法体制的关系

• 曼德拉与司法体制的关系会受到严重的考验
  • 曼德拉与那些看不惯他“傲慢”态度的地方法官摩擦不断。
  • 尽管他身高1.88米，在出庭期间永远穿着整洁无可挑剔，树立起一个与传统非洲人完全不同的形象，仍无助于改善他和法官之间的关系。
• 曼德拉在监狱中完成了他从1949年开始的兼读制法律学位
  • 在多年学习中，他一直无法完成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学位。
  • 但在罗本岛监禁期间，他以函授的方式攻读南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的法律本科学位，并最终于1989年在缺席的情况下获得毕业证书。

曼德拉对司法体制的尊重和维护

• 曼德拉获释后第一次与司法系统的接触是对他的尊严的一次严重冒犯
  • 1991年5月，他孤独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忍地坐在兰德最高法院(Land Supreme Court)的公众席上，见证了他当时的妻子温妮以袭击和绑架罪被审判的耻辱。
• 曼德拉就法院的判决与他的顾问和议会议长弗里恩·金瓦拉进行了讨论
  • 她记得那一天：“他召集我们到他家开会并告诉我们，他已得知法院判决政府败诉。他问：‘需要多少时间做出修正？’我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召开议会……’但不等我说完，他就说：‘但是有一件事必须记住，我们必须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绝不能否认或以任何方式拒绝法院的判决。’。”。
• 曼德拉对“服从我们法院的决定”的承诺
  • 他说：“所有南非人都应当同样地接受对他们的判决。司法独立是我们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柱。”。

曼德拉在宪法制定过程中的角色

• 曼德拉依据两个原则，随时准备好打破僵局，一个是关于过程的——谈判应该兼容并蓄，要确保公众的参与；另一个关于实质的——谈判应该产出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
  • 尽管多党会议就临时宪法进行了协商，但最终宪法是由各党在制宪议会的公民代表起草的，代表人数由各党在1994年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比例决定。
  • 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有民众的直接参与，公民通过书面以及在农村、城镇和社群召开的“聆听”论坛中口头发言的方式提交意见。
• 曼德拉在起草最终宪法期间只进行了很少——尽管很重要——的干预
  • 制宪议会由非国大的西里尔·拉马福萨主持，他的副手是国民党的列昂·韦塞尔斯，成员包括整个议会——国民议会的400名成员以及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的90名成员。
  • 会议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拉马福萨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困难：“在协商最终宪法时有一些时刻，尤其是德克勒克对于完全同意最终条款明显有些畏缩不前的时候，曼德拉会出面和他磋商，他对这类情况非常擅长。”。

司法体制的转型与重建

• 在南非历史上，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维护白人利益，黑人多数的权益不过是后来添加的
  • 在这样一个国家，从过去的灰烬中诞生出一个新的司法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 司法体制必须使自己摆脱过去背负的包袱，从而确保正义女神真正不偏不倚
  • 尽管面临做出不公正判决的压力，但法院的一些法官们——经过部级机构任命的高级白人庭审执业律师——“具有强烈的正义感”。
• 司法咨询委员会的成立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奠定了基础，它将借由设置法定组织来保护民主，并确保开放的讨论与包容
  • 效果立竿见影。乔治·毕佐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一场在听证期间发生的抗议：“附近金山大学的学生聚集在剧院的入口处，举着标语牌抗议两位法律教授成为法庭候选法官，因为他们卷入了一场校园内的争议。科比特大法官接见了学生并收下了他们的备忘录，然后邀请他们参加听证会。尽管不允许学生带着他们的标语海报，但他用这种非对抗性的方式赢得了信任。学生们答应了，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进入了会场，并安静地遵守程序。”。

曼德拉对司法体制的期待与展望

• 曼德拉总统任上的首席法官在民主降临之前，就已经以正义的捍卫者的身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 米歇尔·科比特是民主南非的第一位首席大法官，1994年5月主持总统就职宣誓并非他与曼德拉的第一次见面。
• 曼德拉对宪法怀有最崇高的敬意，而且他个人身上体现了有道德、有勇气的领导方式所需要的品质
  • 但他也意识到过去时代的遗产，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方面。早年当他与坦博合伙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时，正是在法院里，他目睹了悲惨的人性践踏和侮辱。
• 建立一个合法的民主国家的道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始于已被遗忘的早期斗争岁月，并经历了数百万人牺牲的浩劫
  • 对曼德拉来说，这是完成了他早在1961年5月就为自己确立的一项任务。资深法理学家，也是宪法法院首批12名法官之一的奥比·萨克斯(Albie Sachs)追忆了那段时期：“纳尔逊·曼德拉转入地下斗争并号召举行总罢工。声明南非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没有经过与人民多数的协商，并同时发出离岗(stay-away)号召，要求召开一次全国大会来起草一部新宪法。”。

议会的新形象

• 曼德拉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使议会成为全体南非人民的一次盛典
  • 聚集的人群色彩缤纷，表演者包括附近学校的青年女子鼓乐队和一位身着传统勇士服装的因邦吉。
  • 曼德拉已经颁布命令，随着民主的黎明到来，议会的大门现在对所有人开放。
• 议会中收藏有超过4000件艺术品，但新的民主议会应该反映出一个包容多元的南非形象
  • 议会大楼原建于1884年，其新古典主义的设计体现了开普荷兰建筑的特点。
  • 当议会决定从这座建筑中移走种族隔离时期的肖像和其他艺术作品时，曼德拉支持了这一行动。

曼德拉对议会的尊重

• 曼德拉坚持穿正装出席议会，与他平时所穿的色彩鲜艳的马迪巴衬衫形成鲜明对照
  • 他十分清楚着装的象征意义，因此坚持穿正装出席议会。
  • 他在着装上的一丝不苟，体现了旧世界的礼仪之风，他希望其他人，特别是他的同事们，也能如此。
• 曼德拉对议会的质询时间经常争论热烈且带有政党色彩，因此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出于对他的年龄和地位的尊敬以及考虑到他在转型初期工作的压力，他应当被免于在议会中接受质询
  • 作为替代，曼德拉被邀请参加非国大的议会党团会议。
  • 他开始时相当频繁地参加，与议会的领导人和解放运动的高级成员讨论问题。

曼德拉对议会工作的推动

• 曼德拉关注非国大出席议会的情况和在议会中的行为
  • 他依然关注非国大出席议会的情况和在议会中的行为。
  • 他也对非国大和其他党派的紧张关系表示不满，导致这种紧张的原因是民族团结政府的多党合作精神并非总能在议会中得以体现。
• 曼德拉对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决心
  • “让领导们决定谁参加辩论”表明了曼德拉关注议会中专业委员会工作的决心。
  • 与旧的体制相比，正如一位观察者所说的那样，种族隔离政权的委员会，“一个职员加入5个委员会，他们工作的任务就是秘密开会，为行政机构的法律和政策加盖橡皮图章”。而民主体制下的委员会“拥有权力对这些行政机构追责。他们有权接收证据传唤证人，并在议会进程中促进公众参与”。

曼德拉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推动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根据议会颁布的一项法案于1995年建立，其针对南非不光彩的过去召开的第一场听证会从1996年4月开始
  • 尽管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授权调查范围争论了数月，例如追溯的时限——白人中的一部分人担心老疮疤又被揭开，但该委员会确实导致了对种族隔离政权安全机构的揭露并曝光了其地下网络。
  • 虽然洋洋5册的最终报告无法使每个人都满意——因为南非白人认为这些报告就像是官方认可的恶毒攻击，而南非黑人则认为揭露得还不够——但它们还是成为社会历史的一份极为宝贵的记录。
• 曼德拉在临时辩论中所说的，本质上是对早先在议会中讲话的重复，但增加了对于过渡期基本目标的一个提醒，并强调，应该有一种国家层面的努力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是必要的
  • 贝壳屋事件“不是一个意外，”他说，那些游行的人“目的就是要攻击贝壳屋，销毁信息并谋杀领导成员。”。
  • “无需赘言，”曼德拉继续说，“冲向贝壳屋的队伍，偏离了通向他们目的地的路线，他们开的枪，以及部署在那里的少数几个警察决定逃跑的事实，都验证了我们得到的信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主席女士，这一事件发生了。”。

传统领袖在非国大创立过程中的作用

• 曼德拉始终看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一些是南非的王室成员
  • 曼德拉会重申塞米的号召：具有王室血统的酋长们和我们种族的绅士们，我们汇聚在这里是为了考虑和讨论我和我的同事决定向你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 随着时间的流逝，主要由于殖民政府以及后来种族隔离政权的阴谋，国王和酋长这样的传统组织结构最终无法发挥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作用
  • 种族隔离政权的宏大设计就是：利用隔离分治的不变战略建立起班图斯坦体制，即以“自治”名义分割成的小块政体，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党和行政机构。

曼德拉和非国大将传统领袖融入民主南非的政治任务

• 在刚成立的时候，非国大拥有一个由传统领袖组成的委员会，承认王国和传统部落在早期反抗殖民主义入侵中所起的作用
  • 后来，委员会因为被认为有巩固隔离制度的含义而被取消，并于1987年由南非传统领袖大会(Congress of Traditional Leaders,CONTRALESA)*取代，后者成为非国大建立的广泛民主统一阵线中的一员。
• 曼德拉推动非国大将传统领袖和班图斯坦政党纳入解放运动的阵营，而反对他们投靠国民党
  • 一次会议上，他在写给沃尔特·西苏鲁的一张便条中强调了他的关切：“扎米拉(Xhamela)‡同志，我希望你务必立刻访问黑人家园的领袖们。耽搁可能会让我们输给政府。”。

曼德拉对传统领袖与民主体制合作的看法

• 曼德拉认为传统领袖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因此与他们接触是重要的
  • 在谈判期间，他认为使他们站在非国大一边是重要的，从而他们会支持而不是反对过渡。
  • 他也不想让种族隔离政权动员传统领袖起来反对变革，因此要与他们接触并保持密切关系。
• 曼德拉尊重传统领袖是出于他们拥有所在族群的尊重和追随……虽然他认为许多是不合法的
  • 但他不想象对待其他政治组织那样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选举产生的。

曼德拉解决传统领袖与民主地方政府之间问题的策略

• 曼德拉认为要听取顾问们的咨询意见，并制定策略，包括法律措施，使班图斯坦融入南非政体中，同时又要始终确保民主价值完整无损
  • “创立这些委员会符合非国大的方针，即在执政开始时，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有一个传统领袖委员会。
  • 这一措施不仅是对传统领袖在反殖民主义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承认，也是我们平息选举中针对部落主义的不满的一个重要步骤。
• 曼德拉认为，传统领袖的体制已经被非洲的法律和习俗、被我们的文化和传统神圣化了。绝对不要企图废除它。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基于民主原则的友好解决方式，允许传统领袖在政府的所有层级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 “虽然我个人的资源非常有限，但我已经把一定数量的传统领袖子弟送进了南非的大学，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大学。
  • 一支由受过教育的传统领袖组成的有文化的队伍最有可能接受民主进程，而那种使他们拼命依赖封建管理形式的自卑感也将逐步消失。

曼德拉对夸祖鲁—纳塔尔省传统领袖的态度及其影响

• 曼德拉对夸祖鲁—纳塔尔省传统领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尊敬他们，又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满
  • “首先人们必须承认，这里的人民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自豪而勇敢。他们受到沙卡国王——他被称作凝视天堂的人(uNodumehlezi)，或用一些殖民历史学者的称法，‘黑人拿破仑’——辉煌成就的巨大激励。”。
  • “我对内政部部长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怀有巨大的尊敬，特别是作为一位令人敬畏的幸存斗士。他在两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打败了我们，第一次是在1994年4月，再一次是在1999年6月。”。
  • “但是没人能够否认，那些有影响的传统主义者仍然有一个坚硬、傲慢的内心世界，认为自己优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非洲人群体。”。
• 曼德拉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暴力事件，促进了该省的正常化
  • “作为一项主要成就，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工作取得进展的原因包括坚定的态度、情报指导的行动，以及政治、宗教和其他领导人的作用。”。
  • “取得成功的迹象可以从这个事实得出判断：在过去3个月中，只有27起政治性质的暴力事件记录在案。”。

曼德拉在监禁中的阅读与启示

• 曼德拉在监禁中通过阅读坚持下来，并用书籍鼓舞自己
  • 曼德拉在囚禁中活下来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他必须用那些使内心更坚定的东西来武装自己，而抛弃所有可能使他软弱的事物。
  • 由于监狱中没有德高望重长者的教诲，曼德拉不得不依靠阅读那些使他坚持下来的书籍，并用他所读到的同样境遇下其他人的生活经历来鼓舞自己。
• 曼德拉阅读的书籍包括回忆录、传记以及史诗小说
  • 扬·史末资、德尼斯·赖茨、列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夸梅·恩克鲁玛和卢图利酋长的回忆录或传记与《斯巴达克斯》、《战争与和平》、《魂归伤膝谷》或《西行漫记》放在一起。
  • 其中也有菲律宾虎克军游击队领袖路易斯·塔鲁克的著作，他的回忆录《出身于民》是曼德拉领导民族之矛时的重要文本。

曼德拉对国家转型的深刻理解和坚定决心

• 曼德拉作为一场难产的助产士，不得不坚毅地面对种族隔离政权造成的破坏，并着手鼓舞沮丧的大众
  • 正如1947年尼赫鲁成为首位印度总理的喜悦，很快就被教派之间的杀戮和克什米尔冲突的巨浪所带来的沮丧一扫而空那样，曼德拉作为一场难产的助产士，不得不坚毅地面对种族隔离政权造成的破坏，并着手鼓舞沮丧的大众。
• 曼德拉知道，他继承的是一个被废弃的、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而他必须避免那种当殖民政权让位给解放运动时新独立国家普遍遭受的失败
  • 那些定居此地的人，或原先的种族隔离政权及其支持者，是南非人，而不是外国殖民力量的附属品。
  • 那些定居者，他们过去就已经定居了，南非是他们的家乡。过渡不可避免地要对现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做出安排。

曼德拉政府对国家公务员队伍的重组和改革

• 曼德拉政府必须重新定位这个国家并调整其优先事项
  • 它必须理顺如今各自为政的局面。
  • 正如阿利斯特·斯帕克斯所说：“在城市、乡镇和农村，由于地方政府机构植根于异常复杂的种族隔离体制，不同种族在现实中和政治上都被隔离开来，这样的一个大杂烩迄今已被重新整合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实体。”。
• 曼德拉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对于公务员队伍的多元化进行了重新定位
  • “当我们赢得选举、担任公职时，”他说，“我们并没有获得对政治权力的控制。获得政治权力意味着我们必须控制公务员，控制安保力量，即警察和军队；我们必须在通信等领域有我们的人。”。
  • “这需要花一些时间来组织。在开始的几个月或第一年，我们将严重依赖现有的服务。但是重组的进程必须马上开始，把我们合格的人选部署到做决定的政策机构中去。并且我们必须预见到，随着我们训练更多的人，这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

曼德拉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整合与改革

• 曼德拉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整合与改革是其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 1994年选举之前，范德梅韦将军告诉曼德拉，他打算提前退休。使曼德拉不舒服的是，范德梅韦要求巴锡·斯米特作为他的继任者。然而曼德拉要求他继续留任。
  • 在着手安全机构的改良时，正如一名建筑师看到他蓝图上的各种设计日益成为现实，曼德拉更坚定了他的立场。
• 曼德拉对国家安全机构的整合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 经过整合与合理化的双重过程后，南非国防军中40%的成员来自解放运动和班图斯坦军队。
  • 来自不同部队的战士之间发展起同袍情谊。军队为警察与犯罪斗争提供的支持被看作对社区发展的助益，这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军队在乡镇不受欢迎的情况大相径庭。

曼德拉对公共服务的转型与改革

• 曼德拉对公共服务的转型与改革是其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 困扰特定领域，如公共服务领域转型的困难，其根源在于谈判过渡时期的设计，最著名的就是乔·斯洛沃提出的所谓“落日条款”。
  • 问题之一源于非国大在谈判临时宪法时的疏漏：旧的公共行政委员会仍然保留着对公共服务部门所有任命的控制权。
• 曼德拉对公共服务的转型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 尽管曼德拉对于行政机构转型的介入不像军队转型那样直接，但是他确实亲自说服公众接受这个新的、更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机构。
  • 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内，委托撰写了两份有关公共服务机构的报告。公职与行政事务部部长帕塞卡·恩科洛(Paseka Ncholo)博士领导了一个省级视察小组，就省级行政机构进行了调研。

曼德拉在监狱中的生活

• 曼德拉在监狱中受到非人待遇，但他始终保持尊严和冷静
  • 曼德拉被剥光了衣服，强迫穿上短裤，这是对非裔黑人的侮辱。
  • 曼德拉在监狱中，他需要不同的策略，他一起学习如何使狱规为他们所用。
• 曼德拉在监狱中仍然坚持学习，与同志们讨论组织间的关系，囚犯的不满，针对监狱当局的联合斗争策略以及一般的问题
  • 迈克尔·丁加克回忆，在所有的囚徒中，曼德拉是最不知疲倦的讨论参与者。
  • 曼德拉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权活动家。

曼德拉的和解政策

• 曼德拉认为和解与民族团结是硬币的一面，而重建与发展则是这块硬币的另一面
  • 曼德拉相信，重建与发展可以“通过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应参与到我们国家重建和转型的任务当中去，并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
• 曼德拉不惜一切努力，坚决避免任何可能导致国家不稳定的因素
  • 曼德拉告诉奥普拉·温弗瑞：“我们的情绪说，‘白人少数是敌人，我们绝不与他们对话’。但是我们的理智说，‘如果不和这个人对话，你的国家将被烈火吞没，并且在未来的许多年中，这个国家将血流成河’。因此我们必须与这种冲突和解，我们与敌人的对话是理智战胜情绪的结果。”。

曼德拉与阿非利卡人的和解

• 曼德拉把阿非利卡人作为其倡导和解的首选对象，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族群是国民党获取政权的主要推动力量
  • 曼德拉知道，阿非利卡人也是在别处没有家园的南非本土族群。
  • 曼德拉也知道，如果与非裔黑人同样经历了贫困历史的阿非利卡人接受了新民主所体现的变化，他们就会构成捍卫这一民主的脊梁。
• 曼德拉在促进和解的情况中，情愿承担风险，知道他的行动可能遭到误读
  • 在南非选举之后的兴奋中，忘记曾经冒的风险、下的赌注，而使国家倒退回过去是有可能的。
  • 曼德拉从1952年作为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的志愿者总指挥开始，最终在1961年成为民族之矛的总司令，在此期间——与美国南部诸州民权运动中的自由乘车者(Freedom Riders)同一时期——黑人要冒着死亡的风险主张他或她得到人道对待的权利。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影响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为新南非的一个象征，其重要性仅次于新宪法
  • 对外部世界来说，它生动地证明了南非已勇敢地承担起深化民主的使命。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从调查侵犯人权开始，并逐步形成机制，使有罪者坦白罪行
  • 种族隔离政权的暗杀队和武装暴力赤裸裸的真相，由于勇敢记者的工作而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 这个过程也针对那些在解放斗争过程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案件。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7卷报告于1999年公布，其中几卷长达数百页，这是一份费尽心思——并且经常令人痛苦——的记录
  • 执行这个过程与收集可用的资料一样，是十分困难的。但尽管有这些困难，大量的文件还是被汇集起来。
  • 毫不奇怪，存在着来自各方的保留意见和批评。注意到这些，曼德拉仍然接受了这份报告并说：“10月份收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交的这份报告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包括它所有不完善的地方。”。

曼德拉对南非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

• 曼德拉一直保持着对南非问题的关注——右翼的威胁、高犯罪率和高贫困率
  • 在监狱的高墙后面，还是站在转型谈判的前列，或是最终在选举中作为非国大和民主体制的旗帜，曼德拉一直保持着对南非问题的关注。
• 曼德拉视他的政府职责为踏出处理种族隔离政权经济遗留问题的第一步
  • 执政之后，他立刻意识到，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经济问题。

南非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

• 白人少数在数十年间利用垄断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来促进自身族群的利益，并损害了黑人多数的利益
  • 南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模式是当今社会最不平等的之一”。

曼德拉政府的重建与发展计划

• 重建与发展计划强调土地改革的重要性，途径是呼吁废除土地法，以及保证农村和城镇穷人、劳工租户、农场工人和以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场主的居住和生产用地
  • 接管政府6个月之后，曼德拉在为《重建与发展白皮书》(White Paper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所作的序言中许诺：“转型将渗透到政府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公共机构。”。
• 政府制定了有效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并且经济管理好于以前任何时候
  • 1994年以前，南非的经济增长率处于下降状态。1985—1990年间，南非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而1990—1994年间降低到0.2%。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1994—2000年间，南非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0%。
  • 政府赤字在2000年已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明显低于1992—1993财年的7.2%。这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赤字水平。
  • 在货币政策方面，南非储备银行已经有力地改善了利率环境，从1980年代的25%降低到2001年6月的13.75%，这是另一个有利于增长的因素。较低或正常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更强有力的固定资本投资。
  • 通货膨胀率已经明显下降。从1985—1990年间的15.5%降低到1990—1994年间的12.5%，在1994—2000年间，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平均7.3%的水平。认识到价格稳定的重要性，政府和南非储备银行引入了通胀目标框架机制，初始目标是到2002年达到平均3%~6%的水平，因此总体的通货膨胀率呈下降走势。
  • 许多过渡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税收，这是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南非年轻的民主体制面临甚至更严重的挑战，因为非洲黑人多数有抗税的传统(例如巴姆巴萨反抗人头税暴动‡)，他们不愿意交钱使自己受奴役。因此，这一任务不仅是使千百万新的纳税人进入税收网络，而且也要确保每个人缴纳了公平的份额。税制改革是整个财政战略不可分割的部分。
  • 重组整个税收体制——包括海关和跨境管理——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使政府能够减少借贷需求从而减少预算赤字。也使重要的税制改革能够发生……企业所得税得到大幅降低。
  • 尽管降低了个人和企业的税率，并几乎消除了财政拖累，但南非税务局(South African Revenue Service)还是不断超过对总税收额度的严格目标。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基础架构的改善、更聪明的工作方法、更好的系统和执行力，以及纳税人口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责任缴纳他们公平的税额。
  • 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得到显著提升，这是政府承诺宏观经济纪律的结果。仅2000年一年，债券市场上的交易量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0.5万亿兰特，股票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5370亿兰特。
  • 债务清偿成本从1990年代占总体预算的15%上升到1998—1999财年占预算的20%以上。这持续侵蚀着可用于提供各种服务的资源。例如，偿债的资金量与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教育的资金量基本持平。这种趋势已经得到了扭转，预计2002—2003年债务清偿成本将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样就能多释放出100亿兰特用于提供各种服务。预计到2005年，债务利息将下降到决算支出的16.4%。
  • 1996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战略坚定地聚焦于为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奠定基础。这要求较高的储蓄(目前徘徊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5.5%左右)和投资水平。政府提取的储蓄金已明显减少，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地方政府部门将对国家增加储蓄的努力做出积极贡献。
  • 预算赤字已从1992—1993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2%降低到1996—1997年的4.6%，并在2000—2001年降到2.0%。

曼德拉政府对住房问题的关注与解决

• 民主政府的主要目标就是制定一个统一的、没有歧视的全国住房政策
  • 我们面对着要为大量人口提供住处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他们连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棚户那样最低级的权利都未曾享受过，而且这样的人有200万到300万人之多。新政府的第一优先任务就是要降低这一数字。
• 政府已经取得的进展是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无可媲美的
  • 从1994年到1999年3月，花在提供住房上的资金总计达到107亿兰特，我们还批准了各种补贴，为总计超过80万户的300万居民提供了栖身之所。
  • 通过豪滕省的‘夺回失去的’(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我们恢复了由于动乱离家出走的那些人的财产所有权。
  • 我们发起了一个租屋区改造的试验项目，将32个单身租屋区转变为家庭住房，同时有25个正在改造升级。
  • 我们的计划为妇女参与到一个过去由男性垄断的行业中去提供了支持。
  • 我们也提供住房补贴给残疾人和在农村地区生活的人。
  • 一个为低收入市场提供节能住房的试验项目正在得到推广，并且已经减少了一氧化碳中毒在这些群体中的发生率。
  • 低成本住房的提供除显著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外，也直接和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 据估计，每建筑一间住房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的和三个临时的就业机会。自从这个计划开始以来，我们已经创造了68万1203个长期岗位和200万个临时就业岗位。
  • 此外，住建部门通过进口直接用于房屋建设的材料也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影响。
  • 通过集中关注残疾人、领养老金的人和大量无家可归者，我们将穷人放在了住房政策交付计划的核心地位。
  • 我们正在持续地提高能力提供更多住房，达到平均每年提供20万套住房。我们已经通过了立法，使劳工获得租房保障。农场中的租户是我们人民中最受压迫和剥削的一群人。
  • 总结起来，通过上述概略的各种计划，我们已经设法在过去5年中为300万人提供了住房，批准了超过100万人的补贴，并通过把单身租屋区改造成家庭住房恢复了人民的人格尊严。
  •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无歧视政策，使我们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寡妇、领养老金的人、失业者和残疾人——住进了能够负担得起住房。

曼德拉政府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与解决

• 曼德拉把教育和培训置于他民主政府发展政策的中心
  • 我们认识到，没有一大群受过教育、掌握高级技能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我们不可能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更好生活的胜利国家。
• 曼德拉对穷人中的赤贫者通常最脆弱的领域——教育和健康——给予了他个人的特殊关注
  • 他尤其担心学校营养计划的效能，孕妇和6岁以下儿童基本医疗的获得，以及由政府和他个人与私有部门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对诊所和学校进行的建设和升级。

曼德拉政府对医疗问题的关注与解决

• 曼德拉对艾滋病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 曼德拉在1999年5月10日，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次媒体通报会上，曼德拉解释道：“现在，艾滋病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保守的社会。”。
  • 曼德拉说：“绝对有必要进行一场群众教育运动来说服公众，他们必须抛弃旧的传统和禁忌，因为这种疾病将攻击我们人口中最有经济活力的部分。它可以摧毁这个国家的经济……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中的保守主义问题以及教会。仍然有一些教会认为，我们与父母和孩子们谈话并要求他们进行安全的性行为，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正确的。他们说，在结婚之前，任何人都不应该有性行为。你今天仍然会遇到持这种观点的教会。”。
  • 曼德拉说：“但尽管如此，这是现在正得到应对的事情。不得不做。必须采取大量措施对公众进行教育，当然，也要确保人们能够获得艾滋病防护药(齐多夫定)，但不能按现有的昂贵价格。它必须是负担得起的，我们尚没有资源使其能够免费发放……我们只是没有资源。我们将根据我们的资源水平来获取和分配药品。”。

曼德拉政府对犯罪问题的关注与解决

• 曼德拉对犯罪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 曼德拉绝不允许这些。他写道：“反对党中的一些人曾经创造或继承了独裁和镇压的武力，另一些人一边谴责白人至上主义，一边反对被压迫者为了解放这个国家而采取的每一个合法行动，现在却在指责政府对犯罪手软。他们从不曾表扬过政府和工商界出色的表现以及我们国家现在承继下来的南非警察总署高效且投入的工作。”。
  • 曼德拉说：“所谓的新国民党(New National Party)走上穷途末路，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没有前总统德克勒克那样的才干，他有勇气和远见在抵达十字路口时转到正确的道路上。”。
  • 曼德拉说：“但是南非已经产生了敢于谴责种族隔离制度的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不同意我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式，并坚持我们应该局限在纯宪法形式的斗争中，但他们远没有他们的一些后继者那样傲慢和具有破坏性。”。

曼德拉政府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与解决

• 曼德拉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 曼德拉说：“我们长期生活其中的非人道的制度破坏和损害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尊重，以及对生命本身的尊重。种族隔离制度是一种罪恶，而且鼓励了罪恶的行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 曼德拉说：“我们精神萎靡的症状实在太明显不过了。这包括公共和私营部门中腐败的程度，政府部门与负责的职位被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发生在司法体制内部的腐败；在人际关系和家庭中的暴力，特别是令人羞愧的虐待妇女和儿童的记录；以及大量逃税和拒绝为所用服务付费的情况。”。
  • 曼德拉说：“鉴于我们的过去，可以预期我们会遭遇到这类问题。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没有那么严重，而且也没有像动员我们的社会团结起来根除这些问题那样困难。”。

纳尔逊·曼德拉对媒体的态度

• 曼德拉接受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新闻和其他媒体
  • 曼德拉首先是一名律师，而且颇有兴趣阅读一些涉及媒体的判决。
• 曼德拉对媒体有一种复杂的感情，视其为必要之恶
  • 正如南非黑人记者元老塔米·马兹韦(Thami Mazwai)所回忆的：“他尊重媒体作为一个机构的独立性。”。
  • 作为政客的曼德拉在他认为媒体对非国大、对政府、对他本人做出不公正的解读时，则试图做出非常激烈的反应。

媒体与解放斗争的关系

• 媒体与解放斗争有着长期紧密的联系，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殖民时代
  • 当时重要的非洲思想家在媒体上发出他们的声音。这对于宣传黑人的团结和抵抗、促成非国大在1912年的诞生起了助推作用。

曼德拉如何利用媒体

• 曼德拉亲自参与塑造他的公众形象
  • 最终，由于请他讲话的邀请如同雪崩般滚滚而来，他成了自身魅力的牺牲品。
• 曼德拉通过曼卡赫拉纳与记者和编辑个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 新闻发布会是曼德拉显示他对名字有惊人记忆力的场合，即使是多年以前见过的，他也能叫出记者的名字。
  • 他显示出过去时代的谦恭有礼。他对遇见的所有人都既友好，又坚定。
• 曼德拉通过服装表达自己的立场
  • 当他在埃利斯公园穿上跳羚橄榄球队的队服时，他是在对全体南非人、对整个世界传递非常重要的信息。
  • 他在就职典礼上没有戴高顶礼帽、穿燕尾服，而选择了简单的套装；永远身着正装出席议会，也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
  • 后来在与公众交流时，他开始穿宽松、色彩鲜明的“曼德拉衫”(Mandela Shirts)。

曼德拉与媒体的冲突

• 曼德拉认为，对非国大领导的政府的负面报道无异于有意或无意地捍卫过去特权的负隅顽抗
  • “南非的媒体，”他在1994年2月曾说，“很大程度上几乎仍是排他性地由单一种族群体的人主导。”。
• 曼德拉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一些人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的问题
  • 他说，一些黑人记者指责他把白人的恐惧看得比黑人的需要更重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要瓦解那些企图暴力阻止1994年选举的势力的策略。
• 曼德拉把他的想法诉诸笔端并强调，他是专指“一些资深的黑人记者”
  • “你们今天有这样一类资深记者——有几个这样的人——对我们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中的白人至上主义感到遗憾，并正在向唯一给这个国家带来根本性变化的组织喷吐他们的毒液。”。
  • “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策略，让那些企图暴力阻止选举的因素靠边站、边缘化。一些资深记者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只有几个资深的黑人记者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 另一项指控是，一些黑人记者已经被开倒车的势力拉拢过去。曼德拉写下他在公众平台上反复讲的话：“黑人和白人记者正在发动一场针对非国大的带有偏见的、充满怨恨的运动。”。
  • 他继续对媒体提出霍罗米萨和德拉米尼—祖马的问题表示不满，指责“一些卷入肮脏勾当的资深黑人记者”所起的作用……“传统上说，白人政党及其代表憎恨民主运动，因为民主运动摧毁了白人至上以及过去由少数统治独享的特权。”。

曼德拉对媒体所有权和监管的看法

• 曼德拉提交给非国大1997年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包含了他对媒体所有权和媒体监管的考虑
  • 他说：“即使是对过去三年间国家立法机构中主要是白人的政党——国民党、民主党和自由阵线——所持立场的粗略研究也会显示，每当要引入立法和行政措施来结束我们社会始终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时，他们和代表同样社会基础的媒体一直是最活跃的反对者。”。
• 伴随着对一些种族隔离组织网络继续构成安全威胁的警告，以及对一些非政府组织反对作用的担心，这一评论引发了媒体和反对党的猛烈批评
  • 考虑到在会议结束时将对此如何回应，曼德拉回到了媒体所有权的问题。没有退却，他决定向前走。在做会议闭幕演说之前，他在准备的笔记中写道：“反对党和一些报纸社论对我的政治报告的惊恐反应并不意外。”。
  • 他继续写道，一些知名人物从民主党的离开——这些人“现在正出色地为这个国家提供服务”——如何“使民主党坚定地成为国民党的右翼”。
  • 类似地，那些“无法再在一个决心捍卫种族隔离和白人少数特权的党的成员身份中找到归属感”的杰出人士，也离开了国民党。
  • “曾经试图掩盖这个国家存在第三势力的事实……”的同一个媒体“现在争辩说，这个国家中没有反革命分子。”。
  • 国内白人媒体的敌意引得那些有原则的评论员说，南非记者们写的东西仿佛他们是自己国家中的外国人。
  • 塔米·马兹韦，一位资深黑人记者，曾经由于他有原则的立场被监禁，后来被擢升为南非全国编辑论坛(South African National Editors Forum, SANEF)的主席，曾试图在他的同事中鼓励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徒劳无功，被迫辞职。

曼德拉处理媒体关系的技巧

• 曼德拉在处理公共关系中展现了精湛的技巧
  • 在他走出监狱时，媒体传播已经变成一个永久处于变动状态的系统，一个对于新闻短播(Sound bite)拥有巨大胃口的贪婪野兽。
  •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他那些昼夜加班的新闻官员的些许帮助下，曼德拉似乎已经学习并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
  • 借助自己的声望，曼德拉利用媒体自身的需要来传播与他在艰难过渡中的使命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 他优雅地接受了媒体的烦扰，理解这也是受到他们对曼德拉作为一位伟人的好奇心的驱动。
  • 他的声望随着年龄与日俱增，利用自己的名人地位，他掌握了自我控制的分寸，去传达有关人类的集体利益以及南非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信息。

曼德拉对非洲的复杂情感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曼德拉对非洲有深厚的感情，他的语言和用词都反映出与过去时代的联系
  • 例如，当他讲“获得解放”时，他仍然使用过去常用的emancipation，而非liberation。
• 曼德拉确保民主南非与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牢固的现实基础上
  • 他在地下活动期间到访的非洲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那些非洲地区使他有机会一瞥如何像真正的人一样被对待，而且以自身付出巨大代价的方式培育起解放运动。

曼德拉在非洲统一组织中的角色和贡献

• 曼德拉和非国大参加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和峰会，为民主南非在寻求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过程中做出应有贡献奠定了基础
  • 这也见证了曼德拉为解决冲突所做努力的开端。
• 曼德拉在非洲统一组织中现身具有深远的影响
  • 因为“从民族之矛成立开始，多年以来，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国一直与他一起共事。他在被捕之前到过非洲许多国家。当他在狱中时，非洲统一组织在支持他和其他政治犯的释放以及南非国内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这样一位同时也是世界偶像的人物成为非洲统一组织中的一员，其影响是巨大的”。

曼德拉对非洲经济发展的看法和解决方案

• 曼德拉强调解决非洲资本净流出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的现状的重要性
  • 他指出有一种自怨自艾的陷阱：领导人们在应该自我反省的问题上却在指责外部机构。
• 曼德拉提出非洲必须全力以赴重建经济
  • 他知道完成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解决非洲资本净流出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的现状。我们自力更生、开发内部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仍然极其有限。

曼德拉对非洲冲突的介入和处理

• 南非对冲突的介入始于它同意参加在东扎伊尔地区组建的多国部队
  • 以应对逃离邻国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约100万难民引起的人道主义危机。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军事干预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因为干预应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
  • 尽管在实现其目标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有军事行动上的，以及在莱索托遭遇的负面的公众反应等等——南非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首次军事干预是成功的。

曼德拉对南非外交政策的看法和贡献

• 曼德拉坚定地相信多边机构能够促成变化
  • 对他来说，看到一种趋势的形成令人满足；认识到做出一项决定时得到了越多的共识，这项决定就越有合法性，尽管这出于常识，但也是基于非国大的策略文化。
• 曼德拉将人权理念延伸到司法领域的一些倡导遭到了反对并最终以失败告终
  • 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他与尼日利亚的萨尼·阿巴查将军灾难性的互动就是证明。对尼日利亚处决卡山伟华和其他奥戈尼活动分子的唯一制裁，就是暂停三年半其英联邦国家成员资格。这一事件的影响导致了南非外交政策的转变，即在保留曼德拉总统干预空间的情况下让多边机构有更多机会参与。

曼德拉出狱后的世界

• 曼德拉出狱后，抽象的成了具体、可触摸的
  • 他对自己获释后即将进入的世界有一个抽象的了解，但这是一幅不完整的图像。
  • 一旦出了监狱，抽象的成了具体、可触摸的，尘土、噪音和鲜血都成为真实。
• 曼德拉在谈判期间的每一天，他与男男女女擦肩而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大屠杀的操刀者
  • 出于对年龄的尊重和对一个经历多年监禁而不屈服的人身上某些无法量化的东西的敬意，他们向他露出微笑。
  • 曼德拉在他的人民眼中，看到的是试图理解所有这些的痛苦。

曼德拉的政治理念

• 曼德拉对新社会的愿景不应背负过去的包袱
  • 他告诉自己，这是一项包括所有人的工程，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
  • 没有时间和资源可以浪费在政治斗争上。
• 曼德拉成为民主南非的首任总统时已是75岁的高龄
  • 导师沃尔特·西苏鲁81岁，曼德拉亲切地用宗族名扎梅拉称呼他，以示尊敬。
  • 朋友和知己奥利弗·坦博在流亡30年后回国，已在一年前去世。

曼德拉的领导风格

• 曼德拉在总统任期内保持着那样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时间表
  • 他想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中尽可能多地解决南非的问题。
  • 但他也承认，监狱使他变得不屈不挠，并教会了他，既然无法控制时间，那么就要接受时间并让时间为他工作。
• 曼德拉对于他想要选择的方向始终有正确的想法
  • 他有两位年长他几岁的向导：西苏鲁和坦博，在危险和有风险的征程中，他会转向他们寻求建议。
  • 格拉萨·马谢尔回忆道，在与P. W.博塔的副手科比·库切的初步对话取得了突破——这导致了其后政治犯的释放——的时候，沃尔特·西苏鲁指责了曼德拉。
  • 西苏鲁问：“为什么你没有更早进行这一接触？”曼德拉回答道：“我在等着你的指示！”。

曼德拉的国际影响力

• 曼德拉的名字和不同肖像成了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同义语
  • 在军营中，几乎没有领导人享有解放斗争的歌曲中被称颂的荣誉。
  • 当曼德拉从监狱中获释时，军营中许多种族隔离的受益者都以为会看到一幅血淋淋的报复画面，结果遇到的却是一个和解的典范。
• 曼德拉所到之处，都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和赞扬
  • 他们所敬仰的各个国家的世界领导人正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位前囚犯的大门前。
  • 巨贾名流也都是如此。不论去到哪里，在国内还是国外，曼德拉都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和赞扬。

曼德拉的退休生活

• 曼德拉在总统任期结束后，他带着这个想象去了不同国家和社区
  •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将从这个国家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我现在到处走走，只是为了向你们所有人说再见，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支持甚至热爱。”。
  • “我将回到家乡的村庄。那是我将要归去的地方，因为我本质上是一个农村孩子。我想看到一叶小草，我想看到周围飞翔的小鸟，我想听到潺潺溪水的声音。”。
• 曼德拉在退休生活中，他关注各方面的发展，关心南非和世界面临的问题
  • 从田园生活的有利地位，他将关注各方面的发展，关心南非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但仍然希望领导人们能挺身面对和平、平等和发展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是有希望的。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英国人对祖先的寻找

• 英国人一直向往着巴勒斯坦，寻找自己的根源
  • 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获得了“赖以生存的法律”和“我所拥有的最好的知识”。
• 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就是寻找祖先
  • 人自从有了思想之后，就一直在猜测祖先是谁，给祖先画像，给祖先编故事。
• 民间传说先于考古学找到了答案
  • 有关布鲁特斯和歌篾的神话，可能跟考古学家提出的理论有同样可靠的基础。

不列颠神话的起点

• 布鲁特斯、歌篾以及他俩的祖父埃涅阿斯和挪亚的传奇轶事
  • 埃涅阿斯这个人，真的生活在特洛伊城吗？挪亚真的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某地？谁有答案？但我们能说，从据说是埃涅阿斯和挪亚生活过的那片土地上，走出了大批移民，他们迁徙到了西方。
•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初期，不列颠完成了向基督教的第二次皈依，这时有关不列颠的神话开始成形
  • 在公元后的头三个世纪里，罗马人占领了不列颠，不仅带来古典神话，还带来了一种源自东方的新宗教，这就是犹太—基督教。

英国历史之父尊者比德对不列颠民族起源的推测

• 比德说不列颠的始祖来自西徐亚，古代地理学家用这个地名称呼黑海沿岸地区
  • 这里的人认为亚拉腊山是挪亚方舟登陆的地方，世界上的种族都源自挪亚的后裔。
• 一个来自那个地区、名叫坎布里(Cymbri)的部落，是不列颠的最早定居者
  • 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说法，这是个真实存在过的部落，出现在欧洲的北部，与条顿部落相伴，有些部落成员在高卢定居下来，另外一些则去了不列颠岛。

宗教改革运动对英国始祖的影响

• 宗教改革运动把歌篾确定为英国最古老的居民，而不是布鲁特斯
  • 伴随着宗教改革，作为上帝启示录的《圣经》，变成了终极权威，而《创世记》被视为唯一可以接受的，甚至唯一可以想象的人类起源记述。

人类学家对英国始祖的研究

• 人类学家蔑视把语言作为研究历史的线索的做法，而把文物和骨骼视为路标
  • 他们宣称，语法结构才是种族关联性的指标，而不是留存下来的外来词汇。
  • 他们所做的，仅是把歌篾这个人，用一个来自东方的部落取代，而这个部落就是不列颠凯尔特人的祖先。

腓尼基人在古代阿尔比恩的活动

• 腓尼基人是古代杰出的水手和商人，他们在陌生海域航行，甚至还去过大西洋
  • 在《列王纪》中，他们为所罗门王驾驶三层桨座战船，最远的地方到过他施(Tarshish)。
• 腓尼基人和前凯尔特人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集中在锡这种东方在青铜时代使用过的合金上
  • 大约在这一时期，康沃尔(Cornwall)有锡矿开采。提尔的市场上有锡制品买卖。
  • 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440年的文字记载，这里交易的锡来自锡岛(Isles of the Cassiterides)，这个岛名没有提供一点地理信息，因为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仅表示“产锡的岛”。然而，希罗多德之后的古典地理学家都认为，这个锡岛要么是康沃尔附近的锡利群岛(Scilly Isles)，要么就是康沃尔本身。

英国人与腓尼基人的联系

• 英国人有求古之心，认为这些种族发现了不列颠，在不列颠定居或与不列颠人做贸易
  • 虽然并非证据确凿，但英国人与腓尼基人有联系是有可能的。
• 16世纪，欧洲古典学术复兴了，英国学者追随卡姆登，挖掘出了古代与锡贸易有关的所有佐证
  • 他们高兴地发现，用这种办法可以把英国的历史提前到与古希腊、特洛伊，以及《圣经》的发源地相同的时代。

腓尼基人对巨石阵的影响

• 博莱斯(Borlase)博士认为在英国发现的这些“粗大的石碑”是由造访不列颠的腓尼基人树立起来的
  • 他早在1769年就写道：“众所周知，古代迦南诸民族沉迷于用如此笨重的大石头表达对神灵的敬意。”。
• 现代考古学家也认为巨石阵和埃夫伯里的巨石纪念碑，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年树立起来的
  • 这些学者认为巨石纪念碑不是腓尼基人或德鲁伊宗教祭司(Druids)所为，而是陶盆人(Beaker)的作品。

腓尼基人的消失与罗马人的到来

• 公元前146年，罗马人赢得了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战争。此后，腓尼基人逐渐退出了历史
  • 对东方的控制权转移到前进中的意大利人手中。
  • 不久之后，意大利人成了巴勒斯坦和不列颠的主人，并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

罗马征服朱迪亚和不列颠

• 庞培在公元前63年进入耶路撒冷，将朱迪亚降格为行省
  • 马加比王朝的软弱的继承人向罗马求救，借以对抗他同样衰弱不堪的兄弟。
• 克劳狄在不列颠的内战中看到了征服的机会
  • 国王的儿子们造反了，部落之间相互斗争，贡品的多少引发了争执，这些问题使不列颠陷入了内战。
  • 一名首领来到罗马求救，透露给罗马人他自己同胞之间的互相残杀。首领带回了急于参与内战的罗马军团。
• 布狄卡女王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
  • 布狄卡女王为了争取自由，组织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驾驶着带刺的战车，在罗马人的村落里横冲直撞。
• 犹太狂热者也试图推翻罗马统治，但失败了
  • 起义军阻挡韦斯巴芗和提图斯军队长达三年的时间，但最终耗尽了粮草。耶路撒冷在猛攻中陷落，犹太人的圣殿被大火烧毁。

犹太人和不列颠人的相似命运

• 犹太人和不列颠人都曾试图反抗罗马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 布狄卡女王领导了不列颠诸部落反抗罗马帝国占领军统治的起义，但失败了。
  • 犹太狂热者也试图推翻罗马统治，但耶路撒冷在猛攻中陷落，犹太人的圣殿被大火烧毁。
• 犹太人和不列颠人都被罗马帝国征服，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臣民
  • 在同一个十年里，不列颠的凯尔特部落在布狄卡领导下起义，而犹太人在尼禄帝国的另一端也起义了。
  • 最后，他们都失败了，犹太人和不列颠人都被罗马帝国征服，成为了罗马帝国的臣民。

犹太人和不列颠人的文化交流

• 犹太人和不列颠人可能曾在罗马军团中并肩作战
  • 罗马征调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参加辅助军团，执行遍及帝国各处的军事任务，犹太人和不列颠人自然也包括其中。
• 犹太人和不列颠人可能有过一些接触，但缺乏确凿的证据
  • 在焚烧布狄卡女王的叛军控制下的伦敦时，这支罗马军团中会不会有犹太士兵？在提图斯军团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战斗中，有没有不列颠士兵？
  • 约瑟夫斯写道，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中都有犹太人；看看古代作家提及犹太人团体的作品就能验证这一点，这些作品涉及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行省，从波斯到西班牙都有，但不列颠是个例外。
  • 在相隔二百年的时间里，在伦敦的地下分别挖出了一块砖头和一枚犹太硬币，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猜测，但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什么。

亚利马太的约瑟的传说及其在英国的影响

• 约瑟是耶稣的秘密信徒，犹太公会的成员，但他反对将耶稣交给彼拉多
  • 约瑟公开地要回了耶稣的尸体掩埋了。
• 约瑟被认为是英国教会的创始人，他的传说集中在英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
  • 在丁尼生的《国王的叙事诗》中，一名修道士说：我从古老的经书上看到，约瑟在古时候来到了格拉斯顿伯里。
• 约瑟不仅是使不列颠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带来圣杯的人，还是不列颠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的祖先
  • 在马洛礼的描述中，约瑟“幸运地来到这片在当时被称为伟大的不列颠的土地”，他“说服”了那个统治这片土地的“伟大异教徒”，“此后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
  • 经过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浪漫诗人的加工，约瑟已不仅是使不列颠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带来圣杯的人，还是不列颠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的祖先，而且是亚瑟王和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大卫王之间的神秘联系。

约瑟传说的发展及其与英国教会的关系

• 约瑟传说的发展动力来自英国人一直以来对罗马的忌妒，他们渴望能够宣称自己的教会早于罗马教会
  • 英格兰想绕过罗马，把自己的信仰之源直接追溯至巴勒斯坦的圣地，而约瑟恰好能满足这个愿望。
• 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后不久首次有不列颠自己的使徒的说法出现，这位使徒目睹并参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并复活的全过程，从巴勒斯坦来到不列颠进行布道
  • 撒克逊人的一切文化被诺曼人唾弃，而凯尔特文化得到复兴。有关亚瑟王的故事突然流行起来，这些故事把不列颠的凯尔特战士和圆桌骑士改造成骑士时代的英雄，同时还融入了寻找圣杯的传说，而曾经的犹太公会成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成为故事的主角。
• 在12世纪至15世纪之间，编年史家和诗人们不仅相互借鉴，还竞相添油加醋，使传说故事变得越来越高尚、具体，越来越像真正的证据，形成一种包含了福音书、“伪经”、凯尔特民间传说、法国浪漫故事的奇怪混合物，最后变成了不列颠民族传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到了1464年，约翰·哈丁格(John Hardyng)写的有关不列颠历史的诗篇中，将“亚利马太的约瑟与韦斯巴芗来到不列颠，给这里一部分人民施洗”作为事实叙述。

约瑟传说的真实性及其对英国历史的影响

• 历史证据无法证明约瑟在公元1世纪来到不列颠布道，但他在英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 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结论是，一切关于公元1世纪使徒在不列颠布道的说法，都是基于“猜测、误会或者神话”。
• 约瑟的声望迅速上升，不仅他和他的后代被视为圣杯的保护者，他还被认为是亚瑟王的祖先
  • 这位作者被人称为格拉斯顿伯里的约翰，他生活在公元1400年左右。
• 在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的英国传统中，约瑟一直被视为来不列颠布道的使徒
  • 16世纪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认为约瑟确实是不列颠的使徒。
  • 威廉·达格代尔爵士(Sir William Dugdale)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655年所著的《英国教会的修道院》(Monasticon Anglicanum)中，通过对古代修道院档案的研究进一步探索英格兰的历史，也认可了这一点。
  • 此时正值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的独裁统治期，有关主教制度的争议震撼英格兰，这促使一位神学家为了澄清英国教会的本源，投身于对晦暗过去的研究之中。研究成果之一是理查德·布劳顿(Richard Broughton)的《大不列颠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ie of Great Britaine)，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权威证据确凿证明，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和他的虔诚追随者来到不列颠布道、生活，并在死后埋在现在的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
  • 如果布劳顿的论断不够严谨，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教士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则是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托马斯·富勒在保王派与清教徒的争端中保持了独立立场，并写作了17世纪可读性最强的几部著作之一。但是他在1635年出版的《不列颠教会史》(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中也无法完全否定约瑟故事的真实性，尽管他承认“传说被修士大大夸张了”。

朝圣的浪潮

•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正式的国教，引发了一股朝圣的浪潮
  • 他的母亲海伦娜(Helena)也皈依了基督教，决定去寻找福音故事的遗址。
  • 她于326年来到了巴勒斯坦，在进行一些简单的发掘工作之后，她“发现”了钉耶稣的十字架和耶稣圣墓。
• 不列颠人在公元4世纪开始朝圣
  • 386年，圣哲罗姆*在伯利恒写道：“不列颠人刚学了点宗教，马上就离开西方的太阳，去寻找他们仅是在《圣经》或传说中听到的地名。”。
  • 这也被同时代的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城市)主教帕拉弟乌斯(Palladius Galatea)证实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勒斯坦。在那本以传记的方式描绘修道士、苦行者、隐居者和其他地方名人的书里，帕拉弟乌斯谈到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朝圣者，指出有些朝圣者甚至来自“波斯和不列颠”。
• 朝圣者徒步前往耶路撒冷
  • 从北部的爱丁堡起，罗马道路横跨欧洲、巴尔干、小亚细亚，最后抵达朱迪亚。
  • 还有另外一条路径，从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坐船渡海抵达迦太基，沿着环绕地中海的罗马大道走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穿越埃及和西奈沙漠，最后抵达目的地。

朝圣者的动机和目的

• 朝圣者出于虔诚之心，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参观、触摸圣地，获得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纪念物和遗物
  • 欧洲各地的朝圣者长途跋涉来到圣地，部分出于虔诚之心，还有部分原因是出于好奇，想参观、触摸圣地，获得与历史名人相关的纪念物和遗物。
  • 这些人中自然有圣者和神父。宗教和信教者统治那个时代的生活。对想了解中世纪的现代人最难的一点，是理解当时人的精神世界在多大程度上被宗教信条、教理和辩论所占据。
• 朝圣者去圣地能赢得教会颁发的各种赎罪券
  • 根据一项统计，仅耶路撒冷就有96处圣地，耶稣圣墓堂又有33处，在伯利恒、拿撒勒、加利利等地还有数百处圣地。
  • 把在各圣所可能获得的赎罪券累加起来，一个圣所减5天罪，另一个减40天，朝圣者可以大幅削减自己在炼狱内的时间，甚至可以减至零。

朝圣者的遭遇和挑战

• 朝圣者在朝圣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困难，如被撒拉逊人攻击、船难等
  • 撒拉逊人认为他们因害怕被抓而把黄金吞进肚里，便把他们抓到的人按十字架的形状钉在地上，并把他们从颈部到腹部切开。
  • 在7000名朝圣者中仅有2000人得以逃生。
• 朝圣者还需要面对各种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食物和水的短缺等
  • 他有时单独旅行，有时有七个不知名的同胞陪同。有一次，撒拉逊人怀疑他们八个人，把他们都抓了起来。
  • 他未征得同意便喝了酸臭的羊奶，并评论说当地独特的羊“只有一种颜色”。

朝圣对英国文化的影响

• 朝圣运动一直是中世纪生活中恒久不变的因素，朝圣者和游方僧侣的形象为所有人熟知
  • 在拉德洛(Ludlow)礼拜堂的游方僧侣窗户上，彩色玻璃中留下了两个身穿蓝袍的朝圣者形象。
  • 在文学作品中，朝圣也是常用的譬喻，比如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爵士在登上断头台的前夜写下的动人诗句。
• 朝圣者带回了关于圣地的神奇故事，这些故事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的戏剧《四个人》(The Four Ps)中的云游僧侣就是这样一个人。此人把撒谎当作“家常便饭”，他讲述自己如何赤脚前往圣地，“流了多少汗，才到了那地方”，迷住了其他三人——卖赎罪券者、药师和小贩。
  • 跟行吟诗人一样，云游僧侣靠讲故事换取施舍，因为他是游荡在圣殿之间的职业流浪汉，而当时也有为这些流浪汉提供食宿的习俗。朝圣者则不同，他们自费进行有特定目的的朝圣之旅。

十字军东征的起源和目的

• 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对物质利益和荣耀的渴望，以及以宗教的名义对异教徒的报复。
•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下水道，排走所有的不和谐”。

十字军东征的过程

•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一头向东扎去，没有任何作战计划，只想着从土耳其人手中把耶路撒冷夺回来
  • 他们竟然能够成功，唯一的原因是敌人内部的不和。
• 在随后中世纪中期的二百年里，虽然他们的燕尾旗招展，但不过是为重现第一次东征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系列徒劳的努力
  • 失败似乎没有教会他们什么。一代又一代十字军骑士像旅鼠一样，跟着父辈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奔向死亡。

十字军东征对英国的影响

• 英格兰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传说和荣耀绝大部分都集于英王理查一人身上
  • 他身材高大，满头红发，穷兵黩武，带着安茹人的火爆脾气登上王位，只为搜刮掉国库中的最后一分钱来支付他率十字军东征的开销。
  • 巴勒斯坦使他成为了狮心王理查，使他从一个好斗、鲁莽、不知廉耻的阿基坦和安茹人子弟成为英格兰自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后又一位英雄国王。
• 十字军东征似乎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入英国人的意识当中
  • 英国没有为十字军东征树立过纪念碑，在19世纪众多的学术巨人里，没有像斯塔布斯、弗劳德或弗里曼一样的巨擘为之做研究，所有的基本学术研究都是法国人做的。
  • 十字军的东方历险故事也没有激发出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只留下了一些可笑的传奇韵律诗。

十字军东征中的英国骑士

• 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他的兄弟约翰和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都曾立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
  • 但前两者忙于内斗而没能成行，第三位因不愿打仗也没有兑现誓言。
• 其他王室成员代替他们去了。威廉·朗索德的父亲是狮心王理查父亲的私生子，朗索德在圣路易领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有出色表现
  • 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伯爵理查也表现不凡。
  • 那位曾率领贵族们反对亨利三世的西蒙·德蒙福尔，可能算是英国在13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了，他在自己生涯的早期曾率领一支十字军去巴勒斯坦。
  • 还有无数人带领着骑士、扈从、士兵甚至妻子踏上这徒劳的征程，去征服“我们应得的遗产”、“上帝的土地”，但从未获得过成功。

十字军东征中的英国舰队

• 一支由30只船组成的、全部为英国船员的舰队，从海上为十字军战士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援
  • 这支英国舰队是出于对“圣战”的热忱，还是仅为躲避征服者威廉而出逃的，他们是在英格兰集结，在自己领袖的率领下远航，并攻占了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
  • 他们在此地坚守，直到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十字军主力部队从陆路赶来。攻克安条克后，英国舰队与热那亚人合作，打退了撒拉逊舰队的进攻，保证了连通塞浦路斯的供给线。
  • 当十字军战士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发的时候，英国船队只剩下9到10艘船。他们把剩下的船烧掉，并加入了陆军，此后就消失在历史中了。

十字军东征中的犹太人迫害

• 十字军战士在东征路上的每一个犹太人社区，都被这些嗜血的基督徒武士血洗
  • 犹太人遭到屠杀，部分原因是作为“圣战者”到圣地铲除异教徒前的预演，他们是最方便的牺牲品，更有谣言说犹太人极力鼓动土耳其人在圣地迫害基督徒。
  •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类屠杀是劫掠的好机会，这也一直是十字军战士参加东征的强大动力。
• 公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本来其实并不高涨，但被“圣战”激化了
  • 部分原因是中世纪的人们对教会以外的“异教徒”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
  • 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债主的仇恨。很多中世纪犹太人成为放贷者，即靠出借钱财获利，是因为当时的行会制度排斥犹太人，而犹太律法虽禁止犹太人之间互相放贷，却允许给非犹太人放贷。
  • 另一方面的前提是，基督教法禁止基督徒之间互相放贷，但社会对借贷又有需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货币经济使借贷变得更加必不可少，基督徒的顾虑减轻，并最终允许基督徒之间的放贷行为。然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犹太人从事放贷业务，这也给国王们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来源。
  • 只有泽竭鱼殁的担忧才使国王们对犹太人的压榨有所收敛。虽然理论上犹太人有财产权，但这在实际中毫无意义，因为犹太人不能控告基督徒，所以犹太人的地位只依赖于国王的好恶。
  • 国王越鼓励犹太人的放贷行为，人们就越痛恨犹太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人们认识到在十字军旗帜下动用的暴力，是轻松抹掉债务、夺取犹太人财产而不受惩罚的捷径。
  • 到1146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传教士已经开始抨击整个犹太民族。1144年牛津的犹太人被控进行了人祭，成为第一起有记录的宗教谋杀指控。
  • 到了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与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变得不可分割。理查的加冕礼刚完成，杀戮就开始了，虽然没有他的命令。
  • 一旦开始，杀戮风潮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样从伦敦蔓延到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最后的恐怖高潮出现在约克——在那里，只有那些先杀死妻儿后引颈自杀的犹太人才能逃脱暴民的屠杀。
  • 根据各种记录，即将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和煽动暴民屠杀耶稣敌人的修道士是屠杀活动的领袖。这些人肯定给编年史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描述详细而充满恐惧。理查的大臣惩罚了一些犯罪者，虽然此后没有发生新的袭击，但这些事件加重了民众的反犹情绪。
  • 一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位十字军国王爱德华一世，终于厌倦了继续一点一滴地榨取日渐枯竭的资源，索性一次了结。他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并将他们的全部财产充归王室。

十字军东征的结束和影响

• 1291年，阿卡陷落，在爱德华把犹太人逐出英格兰的同年，最后一个基督徒被逐出了巴勒斯坦
  • 后世的教皇为了充盈梵蒂冈的钱柜，热衷于劝说十字军战士用黄金赎回东征誓言，彻底玷污了“圣战”的圣洁。
  • 当圣殿骑士团的大首领为对抗复兴的马穆鲁克王朝回到欧洲求援时，他只征到几百名意大利雇佣兵。
  • 收复巴勒斯坦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在狮心王理查攻破阿卡之后整100年之际，20万马穆鲁克武士向十字军战士把守的最后一座城市挺进了。

英译《圣经》的背景和意义

• 英王亨利八世发布公告，要求英格兰的每座教堂都要放置“一部最大的全本英译《圣经》”
  • 公告还要求教士把《圣经》放在“最方便的地方……使教区居民能方便地找到和阅读”。
  • “你们不得阻碍任何人聆听和阅读这本《圣经》，而应该明确地鼓励和劝告所有人都来读《圣经》”。
• 《圣经》被翻译成英文，成为独立的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
  • 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圣经》把“我们英国人的精神和历史与希伯来人的精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圣经》对英国文化的影响

• 《圣经》的内容是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的起源、信仰、律法、习俗和历史的记录，成书之时英格兰还没人会读写。
• 《圣经》对英国人影响如此之大，究竟是由于其本身的内容还是钦定版的优美文字，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 研究钦定版《圣经》对英格兰语言和文学产生的影响之书籍能装满一整座图书馆。

《圣经》在英国的传播和接受

• 印刷技术一出现就像洪水涌出了堤坝，再也没人可以阻止英译《圣经》的大范围流传
  • 无论教会怎样想方设法收买、焚毁，总是会有更多的《圣经》被印刷出来。
• 1611年完成的英译《圣经》是由廷代尔在1525年开始翻译的，但他的版本绝非《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
  • 由于没有印刷术，早期版本的复制只能靠人工誊写，因此难以流传。

《圣经》与英国宗教改革的关系

• 新教的思潮来自海外，而且自14世纪约翰·威克利夫和他的罗拉德派(Lollard)教徒与罗马教廷的弊端做斗争时就在英格兰广泛传播
  • 威克利夫和他的信徒在1380年代就把《拉丁通行本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了英文。
• 廷代尔曾经骄傲地对那些信仰教会权威胜于《圣经》的“学者”说：“我将让一个种地的孩子知道的经文比你们还要多。”。

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的诞生

• 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请求国王授权修订新的译本，这项庞大的工程随即开始了，由54名学者共同承担，这就是英王詹姆斯钦定版
  • 从廷代尔开始翻译工作算起，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在这段时间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术研究有了新发展，对古代经文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也有许多新语法、新词典、新论文可供参考。
  • 参与修订《圣经》工作的学者包括：爱德华·莱夫利(Edward Lively)，牛津大学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威斯敏斯特教士长，通晓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古叙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十种语言；威廉·贝德韦尔(William Bedwell)，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资深学者，欧洲最伟大的阿拉伯语学者；此外还有至少9名当时或后来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教授。
  • 这些修订者被分为6组，每组9人，牛津、剑桥、伦敦各两组。为指导修订工作制订的13条规则体现了这些17世纪神学家和学者工匠般的严谨工作方式。
  • 1611年，在成书的前言里，这些修订者称自己为“匠人”(workemen)，并坦率地说，他们“是想把一个好译本修改得更好，或者说在众多好的译本中最好的版本。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目标”。

伊丽莎白时代航海家和商业冒险家的角色和影响

• 航海家和商业冒险家是开路先锋，他们的目标是东方的货物
  • 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家和商业冒险家比地球上任何人都要优秀。
  • 他们的旗帜曾经在里海的海面上飘扬过，跟波斯皇帝打交道并为英国商人争取到大量优惠条件。
  • 有谁在君士坦丁堡苏丹的堂皇门廊前看见过有英国人在卫队前面闲逛？有谁在叙利亚之的黎波里、阿勒颇、巴比伦、巴尔萨拉……建起了领事馆和代表处？
• 英王与商人、航海家建立起了伙伴关系，资助他们的远征活动
  • 最重要的结果是英格兰的海军成长起来了。
  • 由于贸易扩大了，就需要建造更多的船只，训练更多的水手驾船出海。

黎凡特公司的成立和运作

• 黎凡特公司由商人组成，英王授予其在某个地区的垄断贸易特权
  • 第一家特许公司是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1554年成立。
  • 第二家是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1581年成立，这家公司的特许经营区域是土耳其苏丹的领土。
• 公司的船只打女王的旗号，船员和货物要受英国海军的监管
  • 作为对垄断贸易权的回报，公司每年向女王上交500英镑的贡税。

黎凡特公司对英国与土耳其关系的影响

• 黎凡特公司为英格兰打开了与中东通商的大门
  • 英格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开始的“土耳其贸易”，为后来帝国在印度和中东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 公司的商人为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 他们使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对巴勒斯坦的宗教情结，虽然在过去和后来曾发挥过极大作用，但此时却没有出现。

英国与土耳其的贸易竞争和外交斗争

• 英国人开始行动，试图打破意大利人的垄断
  • 早在勒班陀战役胜利之时，商人们就意识到了黎凡特的商机。
• 英国与法国争夺土耳其贸易的主导权
  • 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一大臣科尔贝(Colbert)推行的强势商业政策，使法国成功地从英国人手中抢走了大量土耳其贸易。

旅行者对巴勒斯坦的认知和记录

• 旅行者们嘲笑圣地的宗教传奇，质疑宗教奇迹和遗迹
  • 利思戈在他写的《关于一次神奇而痛苦之旅的实录》中评论说，各各他山(Mt. Calvary)*上那块石头上的裂缝，“看上去像是用楔和槌子砸开的”，而不是奇迹产生的。
  • 廷伯莱克是在1603年去旅行的，加沙附近的荒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埃及国王和犹大国王数次大战的地方不可能在这里，因为“这里无法为军队提供给养，只有沙土和咸水”。
  • 桑德森对黎巴嫩的雪松很失望，觉得“并不算高大”，但同样的树却让利思戈感到很是壮观，他说“这些树的树尖几乎吻到了天上的云朵”。
  • 比达尔夫牧师体现了从虔诚的朝圣者到品头论足的记录者的典型转变，他把在耶路撒冷的见闻分为“明显为真”、“显然不实”和“可疑的”三类。
• 旅行者对当地的地貌和习俗更感兴趣
  • 为了使他的读者能更好地想象出巴勒斯坦的样子，廷伯莱克把圣地诸景点之间的距离与英国国内熟悉地点间的距离相比较。
  • 法因斯·莫里森刚一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就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神圣的动机”。
  • 他的兄弟亨利虽然是个彻底的新教徒，但本能地像传统朝圣者一样跪倒在地，亲吻土地。
  • 在这个时期，很少有旅行者表现出对圣地原住民的好奇。此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凡特犹太人，其生存状况已经与生活在基督徒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一样糟糕。

清教徒的英格兰和以色列的希望

• 清教徒的思想主要受《旧约》主导，认定自己继承了亚伯拉罕与上帝的约定
  • 清教徒把这个故事放在自己身上，认定自己是以色列圣徒的再现。
  • 他们追随着先知，从《诗篇》中获得慰藉。
• 实现《圣经》中的承诺成为清教徒的重点
  • 随着清教的兴起，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开启了。
  • 这场运动并不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是为完成《圣经》中对犹太人的承诺。
• 允许犹太人再次进入英格兰有两个理由
  • 第一，清教徒认为由于他们的教义比较接近犹太教，一旦犹太人与清教徒接触后，便不会抵制皈依基督教了。
  • 第二，严格的《圣经》尊崇者坚持说，只有犹太人流散到各国的过程完成后，他们才能开始返回锡安。
• 清教徒对《旧约》的狂热直接源自英国国教会对他们的迫害
  • 教会追捕他们，折磨他们，甚至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圣经》和他们宗派之外的任何权威。
  • 他们对主教制度的仇恨与新教徒对罗马教皇制的仇视一样，理由也是相同的：他们认为，无论是主教制还是教皇制中的统治集团，都是站在人与上帝之间的自封的入侵者。
• 清教徒为民主社会奠定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议会制政体的安全性；第二，信仰自由
  • 包容的原则是他们建立的，尽管他们没能付诸实践。
  • 这个原则由布朗、福克斯和罗杰·威廉斯制定，引领清教徒前辈来到美洲，并在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以之为道德基础的新社会。
• 清教徒所效仿的古代希伯来人的睚眦必报，在道德层面上要低于山上宝训中所宣扬的理念
  • 以色列人的兴衰史表明他们并没能坚定地遵守西奈山的训诫，就如同基督教世界未能谨守耶稣的训诫一样。
  • 基督徒的道德训诫只有一个问题——总体而言，基督徒并不能实践这些训诫。
• 清教主义是希伯来精神的复兴，是对文艺复兴前夕兴起的希腊精神的回应
  • 阿诺德本人爱好希腊文化，他称希腊文化的精髓是进行“正确的思考”，而希伯来文化的精髓是“在法律框架内做正确的事”。
  • 他说，清教主义试图弥补伴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道德缺失。
• 玛拿西·本·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希望》为犹太人重返英国提供了理论支持
  • 玛拿西认为，为完成世界范围的犹太人离散应让犹太人先来到英国，其后犹太人才能开始重返家园的进程。
  • 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做了解释，根据《申命记》28：64，“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他接着补充说：“我看‘地那边’就是这个叫做英格兰的岛屿。”。
• 克伦威尔对玛拿西的建议产生兴趣，与劳合·乔治在十代人之后对哈伊姆·魏茨曼的建议感兴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 他们都相信犹太人对他们所面对的战局有利。
  • 从克伦威尔的时代开始，其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关切都出于双重动机：一个是商业、军事、帝国方面的利益动机，另一个则是从《圣经》继承来的宗教动机。

清教主义在18世纪的英国

• 清教主义并未从英国消失，而是在不奉国教的人中间流淌
  • 清教徒被驱逐出重组后的英国国教会，被禁止进入政府、大学，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在1689年之前没有公民权，但他们的传统仍然得到了保持，并在19世纪再次浮现。
• 18世纪是理性和自由思想的时代，科学的自然法则开始挑战《圣经》的权威
  • 牛顿发现使苹果掉落的不是上帝而是地球引力。
  • 约翰·洛克(John Locke)可怕的逻辑开辟了不确定性的新视野。

18世纪的宗教状态

•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成为官方宗教，有礼貌，但仅满足于为贵族孩子及其亲属提供肥缺
  • 教会的独立精神消失了。
  • 作为国教它虽然缺少激情，但相比由十几个虔诚教会组成的无政府状况，人们仍青睐于它所提供的秩序和合法性。
• 有一股渴望正直道德的强烈热流，在18世纪的文雅外表下涌动着
  • 卫斯理兄弟的循道主义(Methodism)和赞美诗，与蒲柏(Pope)的《夺发记》(Rape of the Lock)或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的《教子书》(Letters to His Son)一样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来自不同阶层而已。

18世纪对犹太人的态度

• 犹太人在18世纪唯一引起注意的事就是1753年的《移民归化法案》(Naturalization Act)所引发的敌对情绪
  • 这部法案被称为“犹太人法案”，因为它“允许所有犹太人在没有接受过基督教圣礼的情况下归化”。
  • 反对者警告说，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违反了《新约》中的预言。
  • 法案在次年即被废止。
• 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反对那种为让预言成真而支持以色列复国的论点
  • 霍布斯、休谟等理性主义作家在逐条研究过基督教的信条基础之后发现，耶稣实现了希伯来人的弥赛亚预言这种寓言性解释是“不理性的”。
  • 在理性的审视下，把《旧约》中的每一行都解读为对未来事件的预言是站不住脚的。
  • 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在他1713年的著作《论自由思想》(Discourse on Freethinking)中大胆地宣布，《但以理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由一位马加比时代的作者写成的。
  • 还有更危险的思想家怀疑《摩西五经》是否真由摩西写成。
  • 他们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基督教根据希伯来预言而产生的对基督复临的期盼是没有依据的。

18世纪对巴勒斯坦的研究

• 富勒博士的《巴勒斯坦的毗斯迦山风景》是有关巴勒斯坦的最早研究成果
  • 尽管出版于1650年，但它丝毫不受清教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富勒在性情和兴趣方面更加接近保王派。
  • 他仔细地描绘动植物、矿物资源、地形情况，不断纠正大众的错误印象。
  • 他试着澄清什么是“肘尺”(cubit)等希伯来人的丈量单位；他讨论古代的法律和习俗、家庭习惯、耕种方式、食物和衣服。
  • 他画了好多张地图，上面标注着帐篷、圣殿、战场和有尖塔的城市；画了建筑物的布局图，例如所罗门圣殿里的陈设、器具、珍宝；还画了少女、妇人、寡妇、妓女等各种女性的穿着和打扮。
  • 他最后讨论了犹太人复国的问题，他认为能从巴比伦的流亡返回已经实现了所有预言，如果未来还有什么承诺有待兑现，那则是犹太人改宗基督教，“重新获得”原有的国土并不是必需的。
• 克劳奇的《两次耶路撒冷旅行》是另一本畅销书
  • 除了旅行日记，还包括：“一些有关古代和现代犹太国的著名评论”、塞缪尔·布雷特对匈牙利犹太委员会的描述、萨瓦塔伊·塞比写的有关犹太人的“奇妙幻觉”，以及关于国务委员会辩论玛拿西·本·以色列的1655年提案的报道。
  • 两次旅行包括前文(第6章)提及的亨利·廷伯莱克的“既奇怪又真实”的冒险，以及初版于1683年的描述14个英国人在1669年旅行的故事。
  • 克劳奇使用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这个笔名发表了那些“著名评论”，他把大量精力用于回答困扰了几代作家的巴勒斯坦问题：如此荒凉的土地如何能支撑在《圣经》、罗马和拜占庭时代那些繁忙、繁荣的城市。
• 波科克的《东方介绍》是18世纪有关巴勒斯坦的最博大的著作
  • 他在题献中将介绍圣地的那卷献给了物质美德的典范——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 他从埃及出发，徒步走完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途经的荒野，决定精确地描绘这条著名的路线。
  • 他观察了每一处地标，详细地描述植被，在各种海拔下画了无数幅平面图和地图，画出了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
  • 他抄录下石刻文字，寻找摩西40年路途中的每一处落脚地。
  • 他尽量避开贝都因人(Bedouin)，因为“他们是个很坏的民族”。
  • 他遇到了一个似乎信奉犹太教的友好部落，他推测他们可能是摩西的岳父叶忒罗(Jethro)的后裔。
  • 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逐一研究当地的传统，看看是否与已知的事实、历史、可能性相符，绝不轻信。
  • 他遍历了整个国家，从死海一直走到加利利，不错过任何一处可能与著名历史事件相关的地方。

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 英国为了保卫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须支撑着衰败的土耳其不被入侵者瓜分
  • 英国的基本政策即为支撑着衰败的土耳其不被入侵者瓜分。
  • 当1918年土耳其帝国终于崩塌后，英国随即决定自己取代土耳其，要么自己直接统治，要么通过阿拉伯傀儡间接统治。
• 英国不能允许任何想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占据开罗、君士坦丁堡及位处其间的地区
  • 从战略角度看，小小的巴勒斯坦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符合中东的战略大局。
  • 最初是土耳其人，后来是英国人，如今是以色列人。就权力政治而言，谁掌握巴勒斯坦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是统治欧洲的霸主。

拿破仑的东方战略及其对以色列复国的影响

• 拿破仑计划占领埃及和叙利亚，切断英国与其东方财富和贸易的联系
  • 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军队与他为入侵英国而集结的是同一支军队。
  • 拿破仑在最后一刻却步了，就像希特勒1940年面对英吉利海峡时的致命迟疑一样。
• 拿破仑的宣言使以色列人看到了复国的希望
  • 拿破仑是历史上第一位提议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的国家元首。
  • 他在任何宣言中都掩饰不住对荣耀的追求，他将对犹太人的承诺扩大到恢复古代的耶路撒冷王国。

英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与东方问题的产生

• 英国为了保卫通往印度的道路，与沙俄、法国等大国在中东展开长期的争夺
  • 沙俄无时无刻不在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处挪动。
  • 法国在下一个世纪中也在印度获得了殖民地和野心，与英国产生了直接矛盾。
• 东方问题成为19世纪外交领域的主要问题
  • “东方问题”这个词给人一种古朴的味道，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连鬓胡子一样。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词与19世纪所有的外交明星一起被废弃不用了。

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英国在中东的战略

• 穆罕默德·阿里挑战土耳其苏丹，英国为了阻止俄国和法国的扩张，决定支持土耳其
  • 穆罕默德·阿里自命为埃及的统治者，哈里发的觊觎者，几乎凭一己之力提早一百年分解了土耳其帝国。
  • 英国既不想要俄国和法国得偿所愿，更不希望穆罕默德获得对这一关键地区的影响或控制，决计阻止这三方。
• 英国通过五国协定，成功阻止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扩张，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创造了条件
  • 1841年7月，土耳其帝国在经受了群集的秃鹰的利爪撕扯之后，虽已衣衫褴褛，却终究得以残喘保全。
  • 对帕麦斯顿和英国是一场彻底的胜利，通往苏伊士以及最终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帕麦斯顿鼓励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 帕麦斯顿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突然崩溃，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写了一封有关犹太人的信
  • 信中提到，鼓励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因为犹太人带来的财富会增加苏丹的可支配资源。
• 《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报道了“安置犹太人返回家园”的计划
  • 文章称赞这份计划的制订者阿什利勋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讲究实际，有政治家风范”。

沙夫茨伯里伯爵的愿景：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

• 沙夫茨伯里代表了《圣经》，而帕麦斯顿可谓是英国的利剑
  • 按照沙夫茨伯里的设想，新教英国将帮助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人复国，一举挫败天主教，使预言应验并拯救全人类。
• 沙夫茨伯里伯爵对犹太人这个被他称为“上帝之古老子民”的激情，与他对慈善工作的激情一样，都出于他对《圣经》的这种彻底接受
  • 他为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付出了与为通过《十小时工作法案》一样多的努力。

犹太会与以色列复国运动

• 犹太会是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积极的同伴们实现他们钟爱目标的主要工具
  • 犹太会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日晚上开展一系列的“展示布道”，目的是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
  • 犹太会还买下了地产——一个被命名为“巴勒斯坦之地”的方场，在这里建起教堂、学校和培养传教士的希伯来学院。
• 犹太会对最伟大的传教士都没能实现的工作抱以如此乐观的态度，确实令人惊奇
  • 在1839年，即犹太会成立30年之时，伦敦地区皈依了207名，平均每年皈依6—7人。
  • 根据其外国传教团的报告，巴格达：犹太人口1万人，3名传教士，2人皈依；士麦那：犹太人口1500人，无人皈依，传教团撤销。

英国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态度转变

• 帕麦斯顿有关犹太人的指示绝不仅是出于个人兴趣
  • 当蒙蒂菲奥里还在东方的时候，帕麦斯顿给庞森比和其他几位在土耳其的英国外交使节发去一系列外交信函，这些信函标志着英国开始正式干预“犹太民族”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问题。
• 阿伯丁对前任对犹太人的兴趣十分厌恶，就像75年后阿斯奎思(Asquith)厌恶劳合·乔治向内阁提出的“异想天开的”巴勒斯坦计划一样
  • 阿伯丁指示驻耶路撒冷领事扬，今后只对“英国臣民或其代理人”提供领事保护。

亚历山大主教在耶路撒冷的建立

• 11月12日，举行了一次庄重的宗教仪式，来参加仪式的人都感情激动
  • 对阿什利来说，这是他一切工作的顶点。
• 11月18日，亚历山大主教第一次举行“犹太教会”布道——按照阿什利的叫法
  • 29日，他前往耶路撒冷。

阿什利的努力及其影响

• 阿什利的计划搅动了英国公众的情绪，使英国人对巴勒斯坦产生了一种私密的感情
  • 围绕着圣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如拿破仑的远征，纳尔逊在尼罗河的胜利，穆罕默德·阿里的兴衰史，帕麦斯顿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迅捷胜利，福音主义者疯狂地想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和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主教区的愿景。
• 阿什利的后继者中，最有远见和智慧的人是查尔斯·亨利·丘吉尔上校
  • 丘吉尔被阿什利的想法所吸引，他在给蒙蒂菲奥里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当时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应该让犹太人做发起人。”。

丘吉尔上校的观点及其影响

• 丘吉尔上校认为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的政策是重大错误，必须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土耳其人和埃及人“愚蠢、衰老的独裁统治下”解救出来，置于欧洲人的保护之下
  • “我无法在你面前掩饰，”他写道，“我极渴望看到你的同胞再次努力屹立于民族之林。”。
  • “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有两点必须考虑：第一，全体犹太人必须达成一致并主动行动；第二，欧洲列强要支持他们。”。
• 丘吉尔上校预言，这样的努力注定要遭到“痛苦的失败”
  • “必须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土耳其人和埃及人“愚蠢、衰老的独裁统治下”解救出来，置于欧洲人的保护之下。”。

犹太人对返回家园的态度

• 西方的犹太人不愿听取意见，东方的犹太人委身于贫民窟中听不到外面的意见
  •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犹太人获得更多自由后，自然就更想不起去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了。
• 犹太代表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丘吉尔上校建议的事情
  • 如果遇到像大马士革那样的事件，他们能够为受难的犹太人奔走。但他们过于关注在国内的公民权利斗争，而难以顾及远方的犹太民族。

英国政府对犹太复国的态度

• 在阿什利和帕麦斯顿1840年的行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除阿什利自己外，没有政府高层人士再提出过犹太人返回家园
  • 他们都为其他大事所困扰，没有能在犹太人问题上有所作为。
• 迪斯累里最终对英国的巴勒斯坦事业是有贡献的，但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而是以帝国建设者的身份
  • 他知道帝国为解决物资供应问题肯定要向巴勒斯坦进发，于是他买下了苏伊士运河，从此进发巴勒斯坦变得不可避免。

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特性

• 犹太人经历了长时间的流放，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地球上唯一没有国土却保住了民族意识的民族
  • 第二次流放已经有1800年了，流亡的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
  • 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其他民族同化，为了不失去民族特征，他们用尽了所有力气。
•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唯一家园，他们用正统的硬壳包裹自己，集中精力于他们仅有的几样能带出故土的东西：传统和法典，《摩西五经》和《塔木德》。

犹太人的民族觉醒和复国运动

• 19世纪，犹太人开始觉醒，认识到只有建国才能解决犹太人散居的问题
  • “犹太人必须做自己的弥赛亚。”。
  • 在反思失败的过程中，犹太人发现了民族主义。
• 犹太复国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赫斯和赫茨尔，他们提出了在巴勒斯坦殖民的计划
  • 赫斯在1862年出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副标题是“最新的国家问题”。
  • 赫茨尔在经历过启蒙后的法国听到那号叫，痛苦地回到家里，写下了《犹太国》，召集了开动“犹太国的航船”的犹太复国运动大会。

反犹主义的兴起和反犹运动的影响

• 反犹主义是19世纪的政治产物，它在德国、俄国等地引发了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的暴行
  • 1819年，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的大街上飘荡着迫害犹太人的号叫，与之相伴的是骚乱和对犹太人家庭的劫掠。
  • 1881年，俄国人把从俾斯麦那里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开启了借助国家政策煽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代。
• 反犹运动激发了犹太人的爱国情怀，加速了犹太复国运动的进程
  • 在1881、1882这两年里，大部分俄国犹太人学到了西欧犹太人在过去近一百年里学到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尊严做支撑，想要获得解放就是一场梦。
  • 平斯克尔催促现有的犹太人社团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应该组织起一个股份公司去购买土地，然后安置移民。

英国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角色

• 英国慢慢地演化为中间人，犹太人的解放是个双向的运动，一方面犹太人需要熟悉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人熟悉上帝的“古代选民”的现代代表人物
  • 莱辛(Lessing)的《智者纳坦》(Nathan der Weise)以他的朋友门德尔松为原型。
  • 拜伦的《希伯来歌曲》(Hebrew Melodies)比赫斯早半个世纪找到了犹太人没有家国的致命弱点。
• 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对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这部小说没有给批评家留下印象。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认为丹尼尔的民族复国计划是“荒唐的”，还说作者以此为题是“缺乏幽默感”的表现。
  • 虽然丹尼尔和患结核病的莫迪凯是被人嘲笑的人物，但乔治·艾略特是认真的。她构想出的偿还欠犹太人的道德债的概念，后来影响了贝尔福的思想。

英国王储访问圣地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成立

• 爱德华七世访问圣地，为基督徒研究叙利亚全境打开大门
  • 爱德华七世是自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70年率十字军东征之后，英国王储第一次踏足巴勒斯坦。
  • 他此行突破了不许基督徒进入圣所的规定。
•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成立，推动了对巴勒斯坦的考古学研究
  •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是在亲王这次旅行之后三年建立的。
  • 圣地从此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地图勘察和绘制开放了。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工作与影响

• 基金会的工作揭示了巴勒斯坦高度文明的过去
  • 康德上校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不必期待本地犹太人能对巴勒斯坦的复兴提供多大帮助。
  • 推动力和人力主要来自东欧，康德上校说，如果他们能在沙皇统治下生存，他们就能在苏丹统治下生存并繁荣。
• 基金会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巴勒斯坦的看法
  • 基金会用事实说明巴勒斯坦曾经养活过相当庞大的人口，文明程度比公众想象的还要先进，所以那片土地可以再次繁荣起来。
  • 这是基金会的伟大贡献(除了其在历史方面的发现之外)。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 基金会的工作影响了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 沙夫茨伯里伯爵非常清楚，他的听众并不会完全同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对以色列的过去感兴趣，而并不关心其未来。
  • 但沙夫茨伯里作为坚定的福音主义者，坚决不接受科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警告。
•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经历了从《圣经》研究到实际复兴的转变
  • 当时“不敬神的理性主义”已经战胜了福音主义，但随之而来的是《圣经》变成了一份充满火药味的文件，圣地变成古罗马城市广场一样的斗争舞台。
  • 就在这个时候，理性主义者们马不停蹄地飞驰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道路上，去获取犹太教和犹太人作为基督教之源的新证据。

英国的帝国扩张

• 英国在1876年买下苏伊士运河，宣告了英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大规模帝国扩张
  • 苏伊士之后的逻辑演进即是1878年签订的《塞浦路斯协定》。
• 英国在成功处置1858年的印度暴动之后正式成为帝国，此后英国的一切都是围绕印度展开的
  • 于是英国在1879年至1889年一共取得了1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英国与俄国的冲突

• 俄国自古对其南方就表现出贪婪无度的欲望，这与英国迈向帝国的道路发生了冲突
  • 皮特为阻止叶卡捷琳娜大帝占有敖德萨，宁愿与俄国开战。
  • 帕麦斯顿在1830年挫败了尼古拉一世攫取黑海的企图。
  • 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展开的。
• 俄国在历史上一直充当圣地内希腊东正教机构的保护人，而法国则保护拉丁或罗马天主教徒
  • 两边的修道会、教士、朝圣者经常就圣所和圣殿的使用权发生冲突。
  • 1535年，苏莱曼与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协约，给予法国保护下的拉丁教士以主导权。
  • 但这项权力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期间的反基督教政策下衰败了。

英国购买苏伊士运河

• 迪斯累里将这条运河看作帝国通往东方的途径，并下决心将之控制在英国手中
  • 他在几天之内就买下了苏伊士运河。
• 英国议会全票批准拨款400万英镑，没有人提出异议
  • 从那时以后，“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腹地，就变成了对英国高度敏感的地区。

英国与土耳其的《塞浦路斯协定》

• 英国承诺“用武力”抵御俄国“任何时候针对土耳其苏丹在亚洲的领土”的企图
  • 并使苏丹将塞浦路斯“提供给英格兰占领和管治”。
• 《塞浦路斯协定》发挥了预期的效果，俄国不仅停止通过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向地中海扩张，也停止了通过小亚细亚向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扩张
  • 迪斯累里的传记作者巴克尔(Buckle)先生高兴地在1920年写道，俄国人的这些行动“显然停止了，此后再也没有依靠武力重新启动”。

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 迪斯累里去世后，巴勒斯坦已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 “热心于英格兰的强大，为此他倾注了一生的激情。”。
  •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听到迪斯累里的死讯时说。就如同《阿尔罗伊》是他的理想抱负一样，英国是他理想中的以色列。而正是他为英格兰买下苏伊士运河，使英国开始充当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进程中的中间国了。

土耳其苏丹的困境与选择

• 土耳其苏丹面临领土纷纷要脱离的困境
  • 德国加入原有争夺土耳其遗产的竞争者行列中。
  • 英国逐步变成穆斯林世界的大国。
  • 第一批犹太殖民者开始渗透进巴勒斯坦。
• 土耳其苏丹选择德国作为支持者
  • 苏丹决定选择德皇，他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帝国。

德国在土耳其的影响

• 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战败，土耳其帝国也随之覆灭
  • 土耳其的崩溃使受穆斯林忽略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巴勒斯坦获得了解放，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
• 德国的铁路特许权变成各国喜欢的渗透方法
  • 柏林会议之后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决定巩固其亚洲的领土，他视叙利亚为关键，于是推出了一个现代化计划。
  • 他开始增加要塞，成倍增派驻军，修建可用于运送军队的公路和铁路，把叙利亚与君士坦丁堡、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联系在一起。
  • 他改善叙利亚的海港设施，铺设路面，建造现代的房屋，增添电车。
  • 这等于打开了一个礼物袋，引诱着欧洲特许经营商和投机家，特别是德国人。

英国在土耳其的策略

• 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重点是埃及
  • 英国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在塞浦路斯就停止了，至少暂时如此。
  • 巴勒斯坦不再是帝国政策的明确目标。
• 英国在土耳其苏丹眼里变得很可疑
  • 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了寻找新支援，听从了一个名叫劳伦斯·奥利芬特的英国人的意见，考虑过暂时利用犹太人。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

• 奥利芬特提出在土耳其主权下，由英国提供保护，在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进行犹太人定居
  • 他在这本书中建议在土耳其主权下，由英国提供保护，在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进行犹太人定居。
  • 他想象中的竞争者是俄国，当时英国的主要敌人。
•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经历了困难和挑战
  • 早期的犹太人定居点都是由“锡安山爱好者”社团建立的，规模都很小，很分散。
  • 虽然弱小，但他们逐渐在雅法地区有了落脚点。
  • 尽管苏丹颁布法令禁止，但他们到1889年的时候已经购置了7.6万英亩土地，分散在22个独立的定居点里，总人口有5000人。
  • 这些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处境极度原始和危险。

英国对土耳其苏丹的影响

• 英国与土耳其苏丹的关系疏远
  • 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很可能无法恢复英国在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
  • 他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坦言，丧失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是“可怕的打击”。
• 英国对土耳其苏丹的影响力减弱
  • “他恨我们。”。
  • “埃及和塞浦路斯的事足以解释苏丹的感情。”。
  • “苏丹此刻很不安，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帝国两侧都在受到侵蚀：南方的埃及正在被英国吞噬，北方的巴尔干正在滑走。”。

西奥多·赫茨尔的生平和思想

• 赫茨尔是维也纳记者，主张犹太人建立并运作一个国家
  • 赫茨尔认为犹太人是个民族，必须建立并运作一个国家，必须有国家的硬指标：土地和主权。
• 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提出了根治犹太人的措施
  • 赫茨尔在《犹太国》中宣布根治措施：“犹太国是这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国家。所以必须建立犹太国……请在这个地球上分给我们一块足够大的地方，可以满足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要求，剩下的事我们自己去办。”。

赫茨尔为犹太复国运动所做的努力

• 赫茨尔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
  • 第一次大会于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赫茨尔担任大会主席，有来自15个国家的200名代表参加。
• 赫茨尔在巴黎做驻地记者时，法国国民议会为巴拿马丑闻而吵翻了天，而且有犹太人涉嫌其中。接着又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事件的发展就如同撒哈拉沙漠上的沙暴一样猛烈，最后整个法国都被扭曲了。

赫茨尔与英国政府的谈判

• 赫茨尔向英国政府申请殖民特许权，希望在英国领地上建立一块犹太人的殖民地
  • 赫茨尔对着听力不太好的罗斯柴尔德大叫道：“我要向英国政府申请殖民特许权。”。
• 赫茨尔与约瑟夫·张伯伦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在西奈半岛上建立犹太人殖民地的可能性
  • 1902年10月23日，赫茨尔与那位“著名的英格兰之主”进行了第一次会见。
  • 张伯伦回答塞浦路斯不行，希腊和穆斯林居民不会同意，而英格兰必须站在他们一边。但如果赫茨尔“能找到一处没有白人定居的英国领土则可以谈一谈”！关于埃尔阿里什和西奈，他要询问一下克罗默勋爵。但很遗憾，他已经回埃及去了。
  • 1903年4月23日，张伯伦在与格林伯格的一次会面中明确了该方案的条件。赫茨尔授权格林伯格继续就“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定居计划”进行谈判。

东非方案及其影响

• 东非方案是第一个与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犹太人进行正式谈判的国家，还是第一个许诺给犹太人提供领土的国家
  • 1903年8月14日，外交部非洲保护地总监克莱门特·希尔(Clement Hill)爵士给格林伯格送去一封信，承诺“同意建立犹太定居点或安置点，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
• 东非方案使犹太复国运动分裂成多个派别
  • 否定派称自己是“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Zionists)，在哈尔科夫(Kharkov)召开分离会议。
  • 赞同东非方案的人在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领导下形成一个新组织，自称是犹太自治区主义(Territorialists)。

贝尔福先生和魏茨曼博士的会面

• 贝尔福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好奇心理
  • 贝尔福任首相时，犹太复国主义者拒绝张伯伦提出的东非方案，使他产生了好奇心理。
• 魏茨曼对巴勒斯坦是犹太信仰的中心的强调
  • 魏茨曼说偏离巴勒斯坦无异于邪神崇拜。
• 贝尔福理解魏茨曼，两人成为密友
  • 贝尔福在晚年，魏茨曼是唯一被允许探望他的非家族成员。

贝尔福宣言的背景和动机

• 贝尔福的动机出自《圣经》，而不是帝国利益
  • 贝尔福从小就浸淫在《圣经》中，早在听说犹太复国主义之前，他对“书中的民族”就有浓厚的兴趣。
• 贝尔福认为犹太人与众不同，他们就应该返回家园
  • 贝尔福认为，犹太人既不是基督教千禧年的工具，也不是商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就应该返回家园，这是基督教在返还那笔“无法估量的债务”。

贝尔福宣言的影响和争议

• 贝尔福宣言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非文书错误
  • 虽然贝尔福没有留下回忆录，也没为自己邀功，但该宣言以他的名字命名并非文书错误。
• 贝尔福宣言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成为永恒的争论
  • 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由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围，这个问题很复杂，以本书的篇幅去讨论这样的问题，是不明智的。如果说这种态度是错的，它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贝尔福感到迷惑。犹太同化主义者害怕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会损害他们在寄居国的地位，贝尔福认为这种担忧是无稽之谈。与此相反，他说，“自古代以来的厌恶”是可以被缓释的，只需给犹太人“所有国家都拥有的东西：人民有居所，国家有领土”。

《贝尔福宣言》的背景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赢得战争和牢固地守住中东这片地盘，不择手段
  • 英国在中东的主要战场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
  • 在战场之外、战役之间，展开了这场世界大战中最复杂和相互矛盾的外交斡旋。
• 英国政府内部对巴勒斯坦的未来设计存在分歧
  • 设计者自己也不知道英国的控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
  • 不同的谈判者也有自身的偏好。

《贝尔福宣言》的提出

• 魏茨曼向英国政府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请求
  • 魏茨曼与劳合·乔治和塞缪尔讨论各种可能性。
  • 塞缪尔把题为《巴勒斯坦的未来》的备忘录交给了首相。
• 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公开宣布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正式对话
  • 1916年12月，英国政府开始认真考虑公开宣布对巴勒斯坦的政策。
  • 与犹太复国运动的正式谈判自此启动了。

《贝尔福宣言》的内容和影响

• 《贝尔福宣言》承诺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
  • 宣言的文本此前已经传给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并获得了他的批准。
  • 法国和意大利分别在1918年2月和5月表示拥护这份宣言。
• 《贝尔福宣言》对犹太人和英国政府的影响
  • 对犹太人来说，宣言是犹太圣殿倒塌后的第一缕希望之光。
  • 对英国政府来说，宣言提供了有效的道德态度和好的理由，使英国人心安理得地夺取圣地。

巴勒斯坦托管权的夺取

• 英国军队征服了巴勒斯坦，并驻扎下来，托管仅是承认了一个既定事实
  • 托管，而不是《贝尔福宣言》，给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提供了法律基础。

英国在巴勒斯坦托管问题上的复杂立场

• 英国在宣布自己是巴勒斯坦托管者的候选者时态度暧昧
  • 在英国的内阁会议上，英国人对自己的企图很明确，英国是唯一可能的“守护国”。

巴黎和会上的交涉和英国成为托管者

• 巴黎和会谈了一年，当正式协议无法达成的时候，既成事实决定了现实，英国非正式地成为托管者
  • 指定托管者的事被留给圣雷莫会议决定，时间是1920年4月25日。不出人们意料，会议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

英国托管义务的法律性质

• 托管义务是英国给自己加上的，受托者的义务是明确的
  • 前言和条款表达了托管的基本目的，那就是促进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

英国托管政策的内在矛盾

• 英国获取巴勒斯坦却只是为了给其原始拥有者提供空间，英国成了新国家的接生婆
  • 魏玛尔和英国政府虽然在摆满了鸡蛋的舞池小心地绕过“国家”一词，但毫无疑问，所有人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英国托管政策的后果

• 英国陷入了自己历史的陷阱，尽管帝国主义者的企图并不复杂，但英国人的道德感却使问题变得极度复杂
  • 英国获取巴勒斯坦却只是为了给其原始拥有者提供空间，英国成了新国家的接生婆。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的基础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理想国译丛延续了中国近代翻译传统，旨在通过翻译引进外部思想和故事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理想国译丛希望保持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

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坂本龙一与鹤见俊辅

• 坂本龙一与鹤见俊辅对日本思想传统的共鸣
  • 坂本龙一认为，要是碰到吉田松阴，就会猛击他一拳，因为吉田松阴最先提出入侵朝鲜与中国。
  • 坂本龙一与夏目漱石最有共鸣，因为他也身处东西文明之间。
• 鹤见俊辅的生平与思想
  • 鹤见俊辅是个典型的不良少年，十二三岁就逃学、喝得烂醉，混迹于东京的风月场所，多次想自杀。
  • 鹤见俊辅在太平洋战争中，因日本身份以及对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偏爱，被送进拘留所，在马桶上完成学位论文。
  • 鹤见俊辅参与创办了一份只有三十二页、纯粹出于兴趣的杂志——《思想的科学》。
  • 鹤见俊辅最重要的“转向”研究，追溯并讨论为何在战时日本，知识分子们，不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还是宗教人士，皆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半强迫、半自愿地转变了思想。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导读

•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是鹤见俊辅对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精神史的审视
  • 尽管只有十个学生，这持续了七个月的讲座，给五十七岁的鹤见一个重新审视自己多年研究的机会。
• 鹤见俊辅在书中对日本的地理位置、国体理解、教育制度、对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 地理位置给予日本人的双重感受，住在四面环海、被神护佑的土地上，日本人有种特别的安全感；但他们又觉得自己被隔离在世界更普遍的文明之外，而有某种自卑感。
  • 对“国体”的理解，早在幕末时，吉田松荫就与山县大华展开一场争辩。前者相信，日本的国体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展开，具有绝对的独特性；后者则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同样的推进力量，日本并不特殊。
  • 教育也是如此，在小学与士兵的教育中，采用以天皇神话为中心的世界观，而高等教育则以欧洲为模板，相信天皇的权威要被限制在宪法之内。
  • 面对复杂的国内矛盾，日本政府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改革，反而开始军事扩张。鹤见俊辅也描述了日本对于中国、朝鲜、缅甸、印度尼西亚的态度。
• 鹤见俊辅在书中也表达了对战时日本普通人的反抗精神的赞赏
  • 家庭主妇不理会政府的配给管制，想尽办法从黑市获得食物，养活家人。
  • 灯台社的少量信徒，坚持自己的信仰，在法庭上留下这样的证词：“现在，跟随我的只剩下四个人，加上我一共五人。这是一场一亿人对五人的战争。到底是一亿人获胜，还是五人所说的神谕赢得胜利？不久就能获得证明。我确信这一点。而且我们处之泰然，毫无所惧，何必多言。”。
  • 即使神风特攻队中，也有青年在窒息的氛围中展现独立的思想，意识到日本必将失败，自己的死亡是无意义的，并把自己的想法写下，寄给哥哥。

语言问题

• 在使用英语谈论日本时，应对所说的话打折扣，再予思考
  • 说英语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
• 借用欧化语言的表述，未必意味着思考本身的欧化
  • 由于在短期间内，从欧洲语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语汇，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的日本人可说也变得难以了解自己。

“转向”概念

• “转向”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到了30年代之后已被广泛使用
  • 这个字眼并非源于欧美的语汇，它是在日本战争期间的政治氛围中，所衍生出来的语词之一。
• “转向”对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的知识和文化的走向有重大影响
  • 这一语词的形成，除了能以世界精神史的范畴来讨论之外，亦可从其中发现日本独具的特征。

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

• 那些被当成脱离标准范式的现象，反而更能表现出该社会的文化特征
  • 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不能视为明治初年以来，近代日本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而加以抹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

• 1931年中日战争的爆发，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
  • 1931年日本的陆军领导者在中国的满洲开启战端，并进而在这个地区建立日军的傀儡政权。
  • 这种方法对整个世界而言，实乃前所未见。因而后来也导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

西方对日本的看法

• 利奇是少数对日本不失青年时代之热情，对日本文化不表失望的人物之一
  • 他很早就对中国文化和朝鲜文化抱持一份亲密感，亦即他在亲近日本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文化和朝鲜文化抱有一份亲密感。
  • 因此，他很早便拥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将日本文化视同中国文化、朝鲜文化，加以吸收掌握。

资料和诠释的问题

• 研究现代史，要达到搜集所有必备资料加以验证的严密基准，可说是相当困难
  • 若单就留存于世的资料而言，或许我们可以读尽现存的所有文献；而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的记述，其颠扑难破之处，更是现代史研究所难望其项背的。
• 如何诠释现代的事件，常因我们平时抱持的偏见而有所歧异
  • 我们必须尊重和正视这种无可避免的诸多诠释。

“转向”的背景

• 明治时代，日本国民生活在攀登“文明阶梯”的使命感之中
  • 自1867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来，约莫四十年间，日本国民都生活在必须攀登“文明阶梯”的使命感之中。
• 日本对俄的战争，乃在没有败北的状况下结束
  • 日本自废除锁国政策大开门户之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便被推翻，在新的国家政策推行以来，培育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观点，即不以封建制度下的身份来判断人的价值。
  • 参与推翻德川政权运动的青年们，创造出一种默契，亦即在跨出藩国界线、脱离藩属之后，彼此都平等相待，视彼此为志同道合之士。
  • 在反德川政府的运动中，被捕杀的人不计其数。在运动进行时，没人能够预测谁可以活下来成为新政府的领导者。运动的倡导者在权力实际转移之前，几乎都为理想捐躯了。
• 明治维新之初的重要领导者中，只有岩仓具视一人长寿，挺过维新之初兵荒马乱的年代，成为当时活跃于日本政坛的重要政治家。但除了他以外，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者，都在明治维新后十年内相继凋零。

“转向”的过程

•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的政府官僚、产业界及新闻媒体等各个领域的领导阶层，仍然是由大学毕业生所占据
  • 为了理解“东大新人会”的重要性，必须了解上述的现象。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带给日本大学生极大的影响。
  • 俄国革命和“米骚动”，对置身在这段期间的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的构思能力影响极大。
• 东大新人会的成员们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会结合起来，后来，有部分成员成为共产党员
  • 新人会的创始人和创始成员背离了社会主义运动，转而趋向国家社会主义。
  • 新人会的创始人赤松克麿，192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其后又脱离共产党，1930年出任社会民众党的总书记。
  • 另一位新人会的创始人宫崎龙介，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的时期，即以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公爵的密使身份进行活动，劝说中国国民党与日本合作。
  • 新人会创始成员之一的麻生久，曾以30年代社会大众党重要领导人的身份，推动工会的领导人与倾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军官结合。
  • 在其他创始成员之中，以佐野学(1892-1953)最为重要。他二十七岁时，以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东大新人会。1933年，他四十一岁，担任日本共产党的委员长，同时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与同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的共同声明。

“转向”的影响

• “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日本民众对“九一八事变”的热烈颂扬
  • 因为他们全心奉献的对象——人民，却支持与他们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标。此时，他们有一种孤立于人民、周遭亲友和家人的感觉，这种孤立感使他们决定转向。
• “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警察局的“转向诱导术手册”
  • 根据池田克检察官所写的手册，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的“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手册上还说，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
• “转向”的另一个条件，是转向者所自述的转向动机
  • 出于信仰的占2.21%，发现理论矛盾的占11.68%，因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因家庭因素的占26.92%，因国民自觉的占31.90%。

日本地图的特色及其背后的文化含义

• 加拿大地图未展现整个版图，南方部分清楚地标示出边界
  • 对这种可以放在口袋里带着走的地图来说，或许加拿大真的太大了。
  • 这种边界线的概念是日本人所没有的，因为日本人从未有越过边界的体验。
• 日本人始终抱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一直住在并且也能继续住在自己金瓯无缺的土地上
  • 在这块固若金汤的土地上，日本人往往觉得若要走出国境之外就必须抱定决心，只要身处日本便不用害怕会突然遭到外国人的攻击。

日本人的锁国性及其影响

• 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被远远隔离在世界较先进和较普遍的文化之外
  • 从文化上来说，日本人始终认为，日本被远远隔离在世界较先进和较普遍的文化之外。这种意识形成一种自卑感，深植在日本人内心的潜意识中。
• 锁国性使得日本人在战争中不会去批判战争的目的，只知道尽最大努力朝着目标前进
  • 纵使这场战争失败之后，他们仍会重新制定目标，再次朝着政府挂在自己面前的“繁荣经济的目标”继续努力。

锁国性在日本历史中的体现

•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也曾遭受过外国势力的侵略，但一千年来只发生过蒙古攻登九州之役和1945年联军的登陆冲绳之战两次
  • 对波兰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而言，在民众记忆深处或潜意识中，至今仍残存着害怕外国人越境侵略的恐惧；与此相比，日本人除了在十五年战争后期之外，被外国人侵略的恐惧并没有那么强烈。
• 锁国政策虽然实施于1639年，却也为少数荷兰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留下往来的通路
  • 但是，锁国令更强化了此后二百年间，日本人早已存在的自我封闭性。

锁国性对转向过程的影响

• 诱导“转向”可以视为日本统治阶层，运用狡猾智慧的例证之一
  • 严刑拷问的行径确实存在，也有人因此致死。然而，与同时代的邻国中国相比，日本对于公开宣示转向者所施以的刑罚并不算严厉。
• 锁国性这种日本文化的特征，也对转向过程带来影响，甚至可以说转向过程本身大都是来自于锁国性这种文化特征
  • 站在国家立场执行诱导转向任务的名古屋地方法院检察官长部谨吾，在1937年发表一篇长达四百五十页的报告书。他在这部著作中总结地说，自己在执行“转向”任务之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却经由诱导狱中的左翼激进主义者转向，使身为检察官的他得以确立真正日本人的立场。

锁国性在现代社会的挑战

• 现在战争结束，尤其进入6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后，二十多岁的青年从事农业的比例，在1965年降到7%，多数的劳动人口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领域
  • 不过，成为日本文化特性的锁国性，绝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消失。
• 东大新人会的成员已经自觉到这种新处境的艰困，但不能说他们已具有充分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洞察力
  • 他们不仅对日本的未来欠缺洞察力，也欠缺对自身未来的洞察力！

国体概念的起源与演变

• “国体”一词起源于吉田寅次郎与山县大华的往来书简
  • 吉田认为，此语指涉日本民族特有的推进力量。
  • 山县大华则不承认日本民族中有这种特有的东西。
• 明治维新以后，“国体”已被用来指称日本国现在的政体
  • 这个用语已经完成如下任务，即照亮现今日本的政治秩序，把现存秩序视为自古不变的投影。

国体概念在日本教育体系和政治中的应用

• 明治日本的教育体系分为两种：小学教育与士兵的教育里，采用以日本国家神话为主轴的世界观；在作为最高学府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则采取以欧洲为范本的教育方针
  • 这些被期待成为日本领导者的人，都必须被训练成在国际汪洋中，具有充分知识为日本掌舵前进的专家。
• 在战争期间的日本，金子的主张是日本政府所认同的正统立场，其他的观点均无存在余地
  • 金子认为不应该只把国体拉回到国家的基本结构，而主张那是日本特有的东西。

国体概念与日本国家宗教的关系

• 日本国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受到欧洲文明的强烈影响
  • 明治维新后不久，1871年新政府将机构的领导阶层一分为二，也就是把部分富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送去欧洲与美国学习西方的制度。
  • 他们试图修改日本的神道传统，采纳作为支撑高效率技术文明的力量。
• 有关皇室的传说，即依此构想在政府制造的意识形态中被改造了
  • 我们阅读日本最古老的书《古事记》时可以发现，天皇及其祖神们曾犯下许多错误，因为他们世俗的动机而相互牵制、争战与失败的记载，但这些愚行却在书中不以为耻地传颂下来。
  • 然而，现今在新生日本文明的设计图，被改写的国家宗教中，神道已扮演极似西方诸国的基督教角色，而带有浓厚的一神教特性。

国体概念在战争时期的变化

• 1931年至1945年，可说是重臣阶层无法隐身于屏风后发挥作用的时代
  • 青年军官利用统帅权的特权，再通过军部机构向天皇施加压力。
• 随着事件的发展，国家主义运动者相继暗杀掉自由主义政治家和财经界人士，也造成无视法纪的人与青年士官结合，试图展开军事政变失败的结果
  • 不久，派至中国的参谋军官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央政府却对派遣军发动的意外行动表示支持。
  • 此行动也导致“满洲国”的成立，遂发展成与中国长期交战的局面。

国体概念在战败后的影响

• 随着日本的战败，同一个天皇亲自宣称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之后，国体观念也像一小片头皮屑般从头上掉下来
  • 这就是战败后流行至今，经过形态变化而留存下来的所谓“肉体主义”的思想由来。
• 长年根植日本人肉体中的条件反射依然存在
  • 这是把过去的文化储存在心底的潜在记忆。
  • 从这意义来说，国体概念的形态仍存在着。

大亚细亚观念的提出与演变

• “大亚细亚”是日本人用来表达与亚洲大陆居民关系的词语
  • 早在幕末维新之前——中国鸦片战争时期，日本的先驱者抱持的危机感中，已经萌生这种观念了。
•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关注朝鲜与中国，但仍有许多像福泽谕吉那样不为亚洲问题所吸引的人
  • 明治维新之后，尽管也关注朝鲜与中国，但仍有许多像福泽谕吉(1835-1901)那样不为亚洲问题所吸引的人，转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欧洲的制度上。
• 1931年，侵略中国之举由派遣军开启，并以中央政府颇觉意外的发展开始
  •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九年，宣布其政治思想上的根据。

大亚细亚观念的实践与影响

• 松冈洋右发表声明，提出建立结合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
  • 松冈洋右(1880-1946)于1940年8月1日所发表的声明。
• 石原莞尔倡议东亚联盟的构想，主张日本、中国和“满洲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
  • 石原莞尔是应对“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发生军事行动负起责任的关东军参谋官之一。
• 尾崎秀实作为大亚细亚主义评论家的地位，不应该因为他与佐尔格集团有所牵扯而被贬损
  • 尾崎秀实是日本报社记者的儿子，在台湾长大。
  • 尾崎秀实认为，要保卫日本人，日本人就必须与试图从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桎梏中解放自己的中国人通力合作。
• 大亚细亚的观念被政府纳入施政纲领后，政府便筹划出许多鼓吹大亚细亚理想的声明、仪式与会议
  • 向美、英、荷宣战时，政府对如何称呼这场战争，一时颇为踌躇。最后决定命名为“大东亚战争”。

大亚细亚观念的评价与反思

• 日本政府的行动毕竟还是为亚洲各民族带来解放与自由
  • 1943年8月，日本同意缅甸独立。1943年10月14日，菲律宾发表自由宣言。1943年10月，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在新加坡成立。日军决定停战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海军默许印尼的领导者发表独立宣言，以图谋抵抗荷兰的再次占领。
• 有关日本政府的活动，在此暂告一段落。从精神史来看，日本人的著作中有沿袭“大亚细亚”观念的系统
  • 冈仓天心可说是发表这类作品的早期人物，此外还有宫崎滔天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等。
  • 竹内好可说是属于这一系列作家中的最后一位。

日本宗教信仰的特点

• 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不能简单归类为佛教
  • 现在的日本人，除了近亲的丧礼或自己死亡的后事以外，几乎很少去佛教的寺院。
• 日本人很少认真思考佛教与神道教的差异
  • 虽然这两种宗教在西方比较宗教的书籍中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但其实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几乎是相连的。
• 在日本，各种宗教最后都消融在日本式的宗教信仰中了
  • 对居住在都市里的日本人而言，圣诞节是众所周知的庆典活动，这项庆典通过商业活动普及日本全国。

日本隐藏基督徒的历史

• 日本的基督教徒大都屈服于德川幕府政权的压迫下而“转向”了
  • 有些人成为殉教者，为坚守信仰而死；也有人逃到远离中央政府的日本离岛角落，躲避中央政府的严密监视，才得以披着中央政府强加的佛教袈裟，继续维持他们原本的基督教信仰。
• 1854年日本开放门户之后，欧洲的天主教会怀着一种期望——希望已经脱离欧洲基督教中心两百年的日本人，其心中仍保有些许基督教信仰，因而派遣传教士来到日本
  • 这类隐藏的信徒在1865年出现了。

日本隐藏基督徒的信仰传递方式

• 在黑崎地区和五岛流传着一本《天地始之事》的抄本，用这个方式来传述耶稣基督的传说
  • 所谓“连当地居民之子亦混杂其间”，是传述福音者自身的生活感受。
  • 希律王下令诛杀的孩童达44444人，这数目似乎是来自京都三十三间堂的佛像总数，再将数字加进去的。
  • 在福音书的口头传承中，有时也会掺进事实以外的各种传说，如同五岛的福音书传述的那样。

日本隐藏基督徒的信仰性质

• 隐藏信徒的耶稣传可说包含更深切的焦虑
  • 他们比起进入明治时代，解除基督教令之后，通过欧洲传来的新学问将欧洲福音书翻译成日语的人，那些隐藏信徒的耶稣传可说包含更深切的焦虑。
• 隐藏信徒的信仰并不美化战争，反而认为战争比饥馑还要残酷
  • 在这种情形下，传述的故事就会变成活在自己心中的耶稣，和自己所相信的耶稣。

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

• 在基督教信徒中，成立官方认可大型团体的人士，在一开始便主动支持中日战争
  • 在较小的基督教教派中，像是圣教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灯台社等，至少在某一时期曾对十五年战争采取批判的态度。
• 佛教团体除了极少数例外，都视侵略中国为圣战运动的前锋
  • 例外的只有妹尾义郎所领导的新兴佛教青年同盟。
• 战争初期，存在于都市下层阶级的反战情绪，通过日莲宗佛教运动的形式之一，亦即牧口常三郎及户田城圣所领导的“创价学会”表现出来
  • 不仅在都市，农村下层阶级的反战情绪，也从出口王仁三郎所领导的“大本教”、御木德近所领导的“人之道”、大西爱治郎所领导的“天理本道”等神道系宗教运动中宣泄出来。

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态度及其历史变迁

• 日本政府试图把文明强加于朝鲜，文明是指“西化”
  • 早在1875年，明治维新政府成立八年后，当时日本的右翼和左翼两派就有把文明强加于朝鲜的想法。
• 日本人轻蔑朝鲜人的倾向愈加强烈
  • 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取得台湾；日俄战争后，取得库页岛，又获得满洲和中国东北部的铁路使用权，接着吞并了朝鲜。
• 日本投降后，在战后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以朝鲜人为出场人物的重要小说
  • 撰写这类作品的不乏日本著名的小说家，比如松本清张、司马辽太郎、开高健、井上靖、大江健三郎、小田实、小松左京和井上光晴等。

朝鲜劳工在日本的生活及其影响

• 朝鲜劳工总是被迫从事最艰难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至二十四小时，工资却只有从事同种工作的日本劳工的一半
  • 为了把他们留置在分配的工作场所，警方会协助企业进行监督。
  • 根据朴庆植的推断，1940年至1945年之间，在日朝鲜劳工遭遇的事故就有30万件，其中死亡者高达6万人。
• 在言论界方面，也如同产业领域般并行推展着，政府从1942年起召开三次“大东亚文学者会议”
  • 第一次会议中，正式使用的语言是日语，而且仅限于使用日语，亦不翻译成日语以外的语言。
  • 对朝鲜人来说，这并不意外，因为日本吞并朝鲜以来，朝鲜人已经被剥夺使用母语。

朝鲜人在日本文学中的贡献

• 在日朝鲜诗人完成的日语诗作中，早已受到朝鲜故事诗的影响
  • 他们若不去思考被带到日本以后的历史，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待在这里；他们若不追溯从前的历史，也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受到日本人的歧视。
• 在日朝鲜人金达寿写这部小说的用意，在于批判日本知识分子在“转向”看法上的硬直姿态和僵化形式
  • 在金达寿看来，日本知识分子僵化的转向观，是明治以前武士阶级文化的不幸遗产。
• 高史明的《生存的意义》是“非转向”的一个实例，这种“非转向”根植于在日朝鲜劳工在日本社会中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所属的阶级和民族意识
  • 他对于日本政府制定的法律——朝鲜人必须放弃朝鲜人的姓名而改成日本姓名——几乎一无所知。
  • 他只懂得在职场跟在日朝鲜人的劳工同伴一起生活，在家里与年幼的儿子一起生活，一成不变地守着朝鲜人的生活方式。

日本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及其影响

• 日本共产党受苏联影响，主张折中式的社会主义和源自个人体验的思考方式
  •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在创党党员当中，包括了前一时代各种倾向的社会主义者。
  • 他们力主折中式的社会主义，以及源自个人体验的思考方式，遭到了年轻大学生们的轻视。
• 日本共产党初期的领导者山川均提出忠告：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必须对劳工阶级每天为挣取生存粮食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更大的同情，而且必须和他们结合起来。
• 福本和夫提出“先离后合”的组织论，成为日本共产党创立初期深具指导性的理论家
  • 福本和夫在解释列宁主义时指出，精英知识阶层首先要从群众中抽离出来，再以激进知识分子的身份彻底武装理论，才是左翼群众运动与知识分子进行大团结之前的必要条件。

日本共产党在战争中的策略与转向

• 日本共产党主张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布尔乔亚民主主义的革命，推动天皇制的废除和封建地主制的解体
  • “1927年纲领”指出，当前的日本仍处于绝对主义的半封建天皇制之下，农村地区还残存着半封建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
  •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尚未成熟。而首先必须推动的是，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布尔乔亚民主主义的革命，借由这个革命，来实现天皇制的废除和封建地主制的解体。
• 日本共产党支持者在战争中坚守信仰，但也有部分成员转向
  • 有党员要求，要守护日本共产党这面旗帜，需要无比的勇气和长期的坚持抗争。
  • 脱离日本共产党的成员在“转向”的时候，至少已经认识到，共产国际所做的方针，对在日活动的了解不够充分。

战后日本共产党的变化与影响

• 佐野学批判日本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呼吁建立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一国新政党。
• 埴谷雄高的《死灵》通过对共产党及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的批判，反映了战后日本左翼的盲目崇拜和非转向的少数日共领导者的作为
  • 这部小说，既不是描写历史上的特定人物，也不是刻绘地球上的特定场所。
  • 小说是埴谷在狱中构想的创意，但这纯粹是幻想之作，而不是以一种合理的社会哲学与社会思想体系，或者对现代史中某一事实的记述，努力地提出作者的看法。
• 山川均和大河内一男等人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和生存方式，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批判精神
  • 山川均终其一生都以经商为生，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平凡人，并以此自觉建立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 大河内一男在战争时期批判日本政府，他的学风不同于与战时政府的军国主义正面冲突的恩师河合荣治郎。

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德田球一是否曾向苏联总理斯大林提出“要求”的争议

• 菅季治作为口译员，传达了一名苏联军官的话，被误解为德田球一的要求
  • 菅季治在1950年3月18日，面对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质询时，这样回答：“各位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全凭你们自己。当各位在这里真诚地劳动，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去。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德田〔球一〕期望你们不是以反动分子的身份，而是以做过充分准备的民主主义者回国。”。
• 菅季治的证词没有得到国会特别委员会议员们的接纳，他因此自杀身亡
  • 菅季治被逼上死路的事实，充分反映出1950年苏联政府留置60万日俘的做法，让日本全国面临的紧张状态。

留在苏联的日本人及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

• 高杉一郎、长谷川四郎、石原吉郎等作家记录了他们在苏联的生活和感受
  • 高杉一郎的《在极光的阴影下》传达了战前日本左翼作家不能描写的苏联生活实态。
  • 长谷川四郎的《西伯利亚故事》一书，也出现过极为蛮横的苏联政府官员。
  • 石原吉郎的《对日常的强制》一书，书中对俘虏间彼此漠不关心但为求生存团结一致的共生经验，有鲜明的描写。
• 伊藤登志夫的《白色安加拉河——伊尔库兹克第一俘虏营纪实》记录了他在苏联的俘虏生活
  • 伊藤借由每年与来自全国各地同伴见面的机会，唤醒彼此的记忆，他的书就是对这些集体记忆的汇编。
  • 他和他的同伴——前日本俘虏们——做出结论：共产国家虽然没有如战前日本政府教育所说的那么恶劣，但的确不是舒适的居住之地。

《莎哟娜拉·再见》小说简介

• 小说通过一名台湾年轻公司职员的视角，揭示了日本中年男子对台湾女性的不当行为
  • 公司老板指派这名职员带日本顾客去泡温泉，景点就在台北的邻近县市。
  • 七名日本人想在温泉胜地找台湾女性狂欢一夜，而他所肩负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日本中年男子带去温泉胜地住上一晚，隔天再把他们带回台北。
  • 无独有偶，那温泉乡竟是主角的故乡！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与镇民们非常熟稔，而这些日本人偏偏要从他青梅竹马的女伴中选出陪宿的对象，让他颇为难堪。

日本人对战争记忆的处理

• 许多四十岁以上的日本人希望把战争记忆埋在心灵深处
  • 尽管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战争期间的记忆，但至少对现在四十岁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它的确是段苦涩的回忆。
• 不同世代的日本人对战争记忆有不同的看法
  • 有些成长于战后的年轻日本人，就会清楚地诘问他们的父执辈，他们在战争中到底做了什么？

“十五年战争”的起始

•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也是开启日本十五年战争的肇端
  • 1931年9月18日，几名被派至中国东北满洲的日本参谋军官，拟订了一个计划：要在距奉天(沈阳)北方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炸毁当时隶属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的某一段路轨。
  • 他们并没有事先向派遣军司令官和参谋长报告这个计划。事实上，炸毁铁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几名士兵。不过，这个事件却被日军报道成中国人所为，把事件的责任扔给了中国人，日本国内的报纸也不断借用军方的报道。
  • 日本旋即对这次炸毁事件展开复仇作战。战争开始之后，日本未经宣战就把这次事件命名为“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日本与英、美、荷等国的战争

• 日本与英、美、荷等国的战争是“十五年战争”的一部分
  • 在最初阶段，这个集团还包括石原莞尔。他虽然行事专断，但颇有先见之明。1936年，石原加入遭到压制的年轻军官阵营，接着，又在1937年之后，明显转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国的阵营，因而被逐出陆军权力核心。
  • 在日本与英、美打得方兴未艾之际，石原被编入预备部队。战争就在摒除这位最初全盘策划者的情况下，由一群精于操控陆军职业军人集体欲望的成员，在东拼西凑的计划下持续进行。

日本的“玉碎思想”

• “玉碎思想”是日本在战争中的一种极端信念，即为了维护国体，不惜牺牲一切
  • 维护国体此思想本身，即有这层哲学含义。根据支配日本长达十五年的陆军解释，敕语的哲学必然带来这种逻辑归结，但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极少数人敢质疑这种推理逻辑。
• “玉碎思想”在战争中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和破坏
  • 1942年6月5日，日本海军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尽管数量上优于美国海军，但仍吃下第一场败仗。
  • 1943年2月7日撤出瓜达尔卡纳尔岛，却使用“转进”这个字眼，模糊国民对日军撤守的认知。
  • 1945年6月23日，冲绳沦陷了。有10万名的冲绳平民罹难，9万名日本军人战死。

对“玉碎思想”的反思

• “玉碎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部分，应该被深刻反思
  • 林尹夫(1925-1945)是神风特攻队队员之一。据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偷偷地阅读托哥哥取得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 他从中得到一个结论：自己将为毫无意义的目的而死。他体悟到，日本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日本终将被美、英、苏、中四国联合的强大军力打败。
• “玉碎思想”对日本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 吉田满后来高升至银行的监事，于1979年9月病逝。他在去世的前两年，曾在某次公开场合说：所有为战争展开某种行动的人，都应该忠实记录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把它当成遗产留给后代子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日本的日常生活对比

• 英国的配给制度合理，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小，民众健康相对较好
  • 英国的粮食部在抑制粮食价格方面的成效非常显著。
  • 历时六年的战争结束时，英国人——至少幸存的英国人——都比开战之初要健康得多。
• 日本的配给制度不合理，粮食价格上涨幅度大，国民健康受损
  • 日本配给主食白米的制度始于1941年4月，后来还扩及调味品在内的其他辅佐食品。
  • 这种情形自然导致一种结果：国民的健康已遭到破坏。

战争时期日本的家庭主妇

• 家庭主妇在战争时期承担了大部分家务，甚至下乡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 为了维系家族成员的生命，主妇们不得不掏出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时下乡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 为了造访这些新的人脉，又必须想办法搭乘当时极其难寻的交通工具，而为了获得政府配给的衣服和食物，必须长时间站立。
• 家庭主妇在战争时期必须掌握各种资讯，根据这些资讯做出正确的判断
  • 女性从黑市市场得到某些讯息，通过共同的私下交易相互帮助，避免与现存的国家秩序正面冲突，但仍遵从超越公认秩序的道德与习惯。
  • 她们不讲夸大的政治口号，却充分运用战时不为国家机器纳入，或可说是因此涌出的实际思想。

战争时期的“邻组”组织

• “邻组”组织是传达政府既定政策至民众生活的工具
  • “邻组”向来都是作为传达政府既定政策至民众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扮演像毛细管般，把民众意见和生活情感传至中央政府高官的角色。
  • 倘若它能执行这种任务，“邻组”势必成为一种文化革命。
• “邻组”组织对不同倾向的住民都予以保护，但对具有外国特质的人士施加压力
  • 这个习俗并不适用于村外者。这个事例可从尾崎秀实一案得知。
  • 只要从自己的周遭嗅出异国的气息，便对这种具有外国特质的人士施加压力，直到对方变成认同国家体制的真正爱国者。

战争时期的“横滨事件”

• “横滨事件”是战争时期最大的捏造事件，导致62位编辑和作家被捕，其中4个人死在狱中
  • 特务警察用这张照片制造幻想，并为了让这个幻想有其根据，他们把这次聚会命名为“泊温泉会议”，来呼应当初日本共产党创立时召开的著名的“五色温泉会议”。
  • 事实上，细川嘉六招待朋友投宿之处是泊镇上的“纹佐旅馆”，馆内无温泉。就因为这场凭空虚构的“泊温泉会议”，使得62位编辑和作家被捕，其中4个人死在狱中。
• 川田夫妇和横滨事件其他的受害者们，一起控告了特务警察的恶行
  • 在这起控诉中，详细记载了他们被刑讯的情形。比如，用来刑讯的工具种类繁多，有竹刀、竹板、5尺长的棍棒、鞭打用的绳索、用来刺人的伞尖、火筷子、专用踢踹人体的鞋子和鞋底等。
  • 警察还让川田定子的下半身裸露，拿起警棒戳刺私处。记述这些刑讯之后，川田夫妇还说，不仅他们遭到刑讯，因同一嫌疑被捕的大河内夫妇也受到惨无人道的凌虐。

原子弹的牺牲者

• 美国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 美国B29轰炸机在日本本州的广岛市投下了铀—235型原子弹。
  • 另一架同型轰炸机在九州的长崎市投下了钸—239型原子弹。
• 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派出专家前往广岛和长崎确认原子弹的效力
  • 直到美军结束占领的1952年之后，日本国民才得知原子弹破坏力的真相。

原子弹爆炸后的影响

• 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国民对原子弹的威力一无所知
  • 有关新型炸弹的强大威力，大本营和报纸都没有说出其严重性。
• 原子弹爆炸后，日本国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 根据日本红十字会推断，有25万人死亡，15万人受伤。

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原因

•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预测，就算不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也肯定会在1945年12月31日前投降
  •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对于这项早在1945年达成的结论，始终无法提出立论充分的反对意见。
• 美国可能也抱持一种价值意识，要满足美国内部的舆论，最好尽早结束战争
  • 假设当时美国的目的是与苏联竞争，美国政府当然不能等待。
  • 美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使用原子弹的决断，不仅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反原子弹运动的发展

• 杉并区的家庭主妇发起的反原子弹运动，成为若干年后市民运动的先驱
  • 安井郁担任杉并区公民馆馆长，得到妻子的帮助，把住在附近的主妇们组织起来，举行读书会。
  • 杉并区的主妇们与日本的全体住民和世界各国的民众有志一同，得以收集到反对原子弹与氢弹的联署签名的原因在于，她们代表的并非其所属的国家政府，而是住在当地的多数住民。
• 始于1954年，由杉并区家庭主妇发起的反原子弹运动，成为若干年后市民运动的先驱，也成为1960年以后，在显著的经济繁荣之下成长的中产阶级，对自我满足的想法展开自我批判的动力
  • 根据调查，现在(指1979年)已有90%的日本人自觉属于中产阶级，他们身上也的确有着中产阶级的气氛。而这种自我批判本身，即带有都市中产阶级气氛的印记。

原子弹受难者的生活

• 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难者，不喜欢谈论他们的遭遇
  • 所有的原子弹受难者对未来的命运都感到失望无助，每天苟延残喘。
• 原子弹受难者中，有诗人峠三吉和小说家大田洋子
  • 峠三吉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战争期间信奉基督教，但战后加入日本共产党，在占领期间写反战诗作。
  • 大田洋子在广岛遭遇原子弹轰炸后，即开始书写有关原爆〔原子弹〕的作品。

日本投降的过程和反应

• 天皇在“御前会议”中决定向盟军投降
  • 陆军和海军双方的参谋总长主张继续作战，最后他们把决定权交与天皇。
  • 天皇表示，他将接受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
• 日本民众对投降的反应复杂
  • 村民们低垂着头恭听天皇从收音机播出的声音，此前他们从未听过天皇的声音。
  • 广播结束之后，经过普通日语解释天皇的演说，村民们才了解演说内容意味着日本投降。
  • 留在日本本土的7500万日本人在此之前宁死也不愿投降，现在却跟着天皇的演说“向后转”了。

日本投降后的影响

•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有527名军职人员自杀身亡
  • 其中陆军394人，海军126人，有3名护士，其余4名的所属单位待查。
  • 此外，也有39名非陆军、海军的人员在东京自杀，他们都是信奉超国家主义的成员。
• 美军是在平静中占领日本的，其间并未遭到来自日本方面的武力抵抗
  • 至此，夺走300万日本人生命的战争终告结束。

冲绳在日本投降后的特殊情况

• 冲绳群岛位于日本群岛的南端，在文化传承上，也与本州的各岛屿有些不同
  • 根据传说，冲绳群岛是由阿摩美久这个地域之神创造出来的。
  • 天神派遣自己的一子一女降临到冲绳群岛上，建立最早的王朝。
  • 在此之后，发生了反王室的叛乱。平乱之后，又建立起新的王室。
  • 1609年，日本南端的萨摩藩出兵入侵冲绳，冲绳自此成为萨摩藩的殖民地。
• 冲绳虽然被纳入日本的版图，仍能维系其独特的文化
  • 冲绳的文化特色并没有遭到翻天覆地的改变。
  • 受到中国强烈影响的冲绳，其据说为日本文化原型的传统，依旧保持至今。

日本投降后的社会变化

• 日本本土进入急速恢复经济的阶段
  • 有叫刘连仁的劳工，曾对当时的情况留下见证。
  • 类似刘连仁这样的劳工，还有38939人，他们都在1942年11月27日的内阁指示下，从中国被带到日本从事繁重的劳役。
• 日本国民曾强烈主张用科学的法则，代替现有的神话和故事传说
  • 这种科学主义一方面得到占领军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得到以苏联政府权威为背景的日本共产党支持。
  • 尽管这两支科学主义流派在日本投降后的短期内看似新颖，似乎也不容置疑，但随着时间推移，双方都露出了破绽。

冲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 冲绳的传承和仪式，以明治以后日本史上未曾经历的方式，攫住日本人的想象力
  • 在冲绳文化形态中，女性在宗教仪式中担负重要的角色，在社会生活中也参与基本价值的开拓。
  • 这种力量对于改变日本本土男性至上的社会生活，也带来了启示作用。
• 冲绳人对明治以来中央政府的百年统治发出不平之鸣
  • 他们站在十五年战争牺牲者的立场，也站在战后被割离本土，继续被美国占领的立场，对战争时期和战后的日本中央政府发出批判之声。
  • 换句话说，这就是现代日本内部的第三世界发出的呐喊！

日本投降后的战争反思

• 纪念8月15日的集会，通过与越战的交会，便成了反战活动的开端
  • 包括许多支持旧军国主义的日本人在内，他们都已经察觉，美国的越战政策和日本往昔对亚洲的战争政策颇为相似。
  • 因此，纪念8月15日的集会，通过与越战的交会，便成了反战活动的开端。
• 当这种结合国外的战争，并从国际视野中审视8月15日的习惯形成时，这一天对日本而言不仅是战争的结束，也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 进而，我们也可以视这个日子为世界史中某些战争的一部分，或者也包括往后可能发生的战争！
  • 由此看来，日本的十五年战争不仅不是日本的特殊现象，同时也与其他各国推动的各种战争有所关联。

“转向论”的研究方法及其价值

• “转向论”是了解自我所处的位置之后，在尝试探察周遭知识环境时，对我帮助甚大的方法
  • 这不仅有助于我论述和评价战后的日本，也同样帮助我论述和评定明治以后的日本。
  • 在理解日本以外的各国文化思潮发展过程中的事件时，这种方法对我而言更是一种指引。
• “转向研究”限定在用记录的方式，以此来对照国家权力的动向和个人选择的轨迹
  • 这种实例研究，有助于预测和厘清我们即将面对的各种困难。

莉莲·赫尔曼和E.H.诺曼的转向经历

• 赫尔曼在麦卡锡猎共风潮中，是第一个有所坚持的证人
  • 赫尔曼在应讯做证之后，无论在个人生活或财务上，都蒙受巨大的损失。
• 诺曼在占领时期展现巨大影响力，但在麦卡锡影响下的美国，又有了另一个理由搬出旧日流言
  • 1957年4月4日清晨，诺曼从位于开罗的九层公寓楼顶跃身而下。

转向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转向的问题不只发生在战时的日本境内，也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国家
  • 苏联的布哈林、索忍尼辛和中国的老舍的遭遇就是最好的明证。
• 在战后的日本，激进派学生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极端的倾向
  • 这种分类是根据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阿尔蒙德在《共产主义的魅惑》中所整理的分类法。

对转向的定义与理解

• “转向”看成国家行使强制力的结果——在个人或某团体中造成的思想变化
  • 为了找出“转向”的特征，我们可以记述国家权力的特质及其如何行使强制力，和个人回应国家暴力时的思想变化。
• “转向”本身在本质上是好是坏，不以这种定义来判断
  • 在记述战时的“转向”时，我一直希望能够从转向后出现的各种思想中，看到意义丰硕的事物。

日本战争时期的精神历程

•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支配着日本，日本政府选择用军事向外扩张的道路
  • 这是政府采行的国策，而配合这些国策使其理论和正当化的任务，便落在日本知识分子的肩上。
• 为了达此目的，日本政府甚至动用包括下狱在内的各种强制力
  • 方法上，下狱之所以奏效，在于政府领导者巧妙地利用长期成为日本传统的锁国性格。

无效的抗议和抵抗

• 北一辉和权藤成卿都是日本超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不仅和被视为保守学者的柳田国男的理论有密切关联，也跟明治后期最早的社会主义幸存者——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石川三四郎渊源颇深
  • 北一辉提倡利用天皇的军队促使国民的收入平等化，并在天皇的名义下，使日本走向社会主义化。
  • 权藤成卿主张的传统式国家主义在于恢复旧有的习俗，以便使衣、食、住得到确保。他把基于彻底农业化的自治，当成超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
• 柏木义圆也是明治时代社会主义的幸存者之一，他当牧师维持生计，通过他主编的小型刊物《上毛教界月报》持续批判中日战争
  • 这份杂志时常遭到查禁。不过，由于他敦亲睦邻和亲切待人，直到死前仍受到镇民们的爱戴，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非战思想，而是来自他温和的品格。
• 正木旲持续出版个人杂志《接近》，他在杂志中彻底追查战时一名嫌犯被警察拷问致死的经过，最后证实警方确有刑求之实
  • 他的批评时常集中在特定的焦点，用实证的方法加以检证。因此，他才能持续出版《接近》直到战后的岁月。
• 桐生悠悠也是在死前通过一份小刊物持续批判战争的独立新闻记者之一
  • 另外，辻润这位大正时代仅存的达达主义者也值得注意。他公开表示，从不相信大正时代以来的政治口号，更不相信任何政治上的意识形态。

对日本传统和西方思想的思考

• 日本传统有一种特征：无论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代，都避免用同一种方法去结合或束缚他人
  • 这种消极的特性也是日本思想的长处。不勉强的、以普遍的原理看待事物，在日本的村落培育出一种传统：只要对方是村中的住民，就不会因其思想有异而排斥他。
• 经由集中解决目前的具体问题，面对地球上不同民族间的思想互动时，我们用日本人的作风——沿袭日本传统的方法，或许可以发挥作用
  • 这是在西方各国知识传统的基准下，不大受到尊敬的另一种知性状态。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印尼女佣的特性和宗教信仰

• 印尼女佣的服从性较高，学习广东话的速度比菲佣快
  • 印尼人经历了荷兰人近三百年殖民地式的压抑统治，以及苏加诺亲王及苏哈托将军实施的绝对服从的严厉管治。
• 印尼人大多为穆斯林，有朝拜和守斋的习惯
  • 部分印佣是拒绝接触或进食猪肉的，有些外佣来港的日子久了，慢慢亦不会抗拒。
  • 一些改变不了以往习惯的印佣，雇主则要迁就一下了。
  • 印佣并不需要在星期天上教堂，也没有那么多‘亲友’需要聚会，在假期安排方面较有弹性。

中国人对印尼的认知局限

• 中国人对印尼的认知脱不开我们和它的实际关系
  • 把印尼当成女佣生产大国，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情感上爱憎交缠的定居地，都是无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 中国近世以来一套独特的世界观，使得我们虽然明知自己身在亚洲，但却从未拥有过一个比较整全的亚洲视野
  • 回顾20世纪中叶以前诸多学者和思想家的论述，但凡要谈世界大势，多半得从“中西”这个奇怪的范畴说起。

印尼的多元文化和复杂国情

• 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又拥有两千多万名基督徒
  • 印尼有官方语言Bahasa Indonesia，但绝大部分人都以几千种方言的其中一种为母语。
• 印尼横跨三个时区，由一万七千多座岛屿构成
  • 它简直不是一个国家，更像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印尼的伊斯兰政团和“自由民”问题

• “捍卫伊斯兰阵线”(FPI)是去年信众集会抗议钟万学省长的旗手
  • 他们平常会以真主的名义突袭领了牌照的酒吧，肆意破坏里头的陈设装修，但却很少受到警察干预。
• “自由民”开始“伊斯兰化”，则是1998年“捍卫伊斯兰阵线”成立之后的事
  • 彼时警方付钱给这个新兴政团，要他们使用暴力对付反政府的学生运动。
  • 军方也请过他们攻击调查军人施虐案件的人权委员会办公室。
  • 这种体制交办的维穏业务经营得多了，就算它创办的原意特别纯正，也难免会招来更多“自由民”的皈依报效，逐步将它化为一个披着白色宗教外袍的帮派。

印尼的贪污问题和基础设施欠缺

• 印尼公务员所有的额外收入，都是长官赐予的礼物
  • 换句话说，政府部门犹若一个庞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谋其利的利益输送金字塔。
• 虽然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不过它在港口运输设施上甚至还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达海港的内陆国瑞士。

印尼的国民性和族群冲突

• 大部分印尼人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好，但他们并不着急，工作挣够了餬口的数便好，悠闲度日，倘有余钱也都拿去消费，而非储蓄
  • 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全然不事生产，五名成年人当中有四个人没有银行账户，银行却不断借钱给民众买东西，而非让他们拿去创业”。
• 华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别乃至于冲突
  • 我从小就听说我们中国人遍布天下，无论走到哪里都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然后“为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故事。
  • 后来我亲身旅游各地华埠，又在不少人处听到华人对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诉：“他们本地人真是太懒，好吃懒做。”。
  • 真的，从东南亚一直到南欧，从印尼一直到西班牙，仿佛在华人移民眼中，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是不懒的。
  • 但是那些当地人又怎么看这些华人呢？皮萨尼认识的一位印尼商人说：“我替华人工作很多年以后，看到也学到了他们的优点，尤其是努力打拼。”。
  • 但是这位商人也说：“他们做每件事只为了钱、钱、钱，从早到晚只想到钱、钱、钱，过着吃饭、赚钱、睡觉、赚钱、翘辫子的生活，我不明白这种日子究竟有什么意思？”。

印尼的地图问题和民族国家想象

• 印尼涉及环境管理的国家法律、条约和政令多达五十二种，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
  • 更糟的是，负责掌管森林的两个政府部门──环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图。
• 印尼的疆域恰恰就是前殖民地管辖区划的一个范围
  • 我们不妨大胆地讲，要是没有当年荷兰人，这个国家很有可能不会存在。
• 印尼就和一些同样在战后独立出来的新兴国家似的，在刚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不稳定的集体认同过程
  • 比如说现代印尼的“国父”苏加诺(Sukarno)，终其一生，他其实都是个“大印尼”(Indonesia Raya)主义的信徒，认为现存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尼和东帝汶这几个地方应该共建一个“大印尼”。
  • 直到今天，我还认识一些当地左倾华人知识分子信仰这种理念。
  • 更加奇诡的，是一部分战时真心信仰“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士兵，他们在日本战败之后不肯撤离，或者留在马来半岛加入马共，或者参与印尼独立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协助“亚洲人脱离殖民统治”，建设一个伟大光荣的“大印尼”。
• 通过一连串将会产生实质效用的政治过程，这一万三千多座岛屿上的居民却可以把大家都想象成彼此利益攸关的印尼人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读者要是看到伊丽莎白·皮萨尼这个判断，想必会记起《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关于殖民地官僚迁升的那段有名段落。
  • 他们各自带着不同的背景和文化，共事于一座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当中，不断升降，不断迁移，最终可能会走到雅加达。
  • 在这个体系里边，他们既认识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僚，又对整个体系所覆盖的国土产生了具体的感知，同时还结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 对这些贯通各地，掌控全国命脉的官僚而言，那种关系就是印尼。所以印尼，当然是存在的。

印尼分区地图

• 印尼由多个岛屿组成，包括苏拉威西岛、爪哇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等
  • 松巴岛(东努沙登加拉省)。
  • 东弗洛勒斯岛(东努沙登加拉省)。
  • 东努沙登加拉省、马鲁古省东南诸岛。
  • 邦盖群岛(中苏拉威西省)。
  • 卡伊群岛(马鲁古省)。
  • 苏拉维西岛南部、布敦岛。
  • 哈马黑拉岛(北马鲁古省)。
  • 桑义赫群岛与塔劳群岛(北苏拉威西省)。
  • 亚齐省。
  • 苏门答腊岛。
  • 加里曼丹岛(婆罗洲)。
  • 爪哇、巴厘与龙目岛。
  • 爪哇岛。

印尼的独立宣言和历史背景

• 苏加诺宣布印尼独立，但并未解放一个具有完整实体的国家
  • 苏加诺的独立宣言只提到“将尽快处理其他事宜”。
  • 日本曾在1942年侵略荷属东印度，陆续将荷兰殖民者赶出印尼群岛。
• 印尼民族党本以为日本鬼子会帮助他们摆脱荷兰人的统治，却发现日本鬼子跟荷兰人一样可恶
  • 东印尼一位渔夫母亲说：“他们实在太——残忍了，只想强奸没出嫁的姑娘。”。

印尼的贸易历史和商业影响

• 欧洲人比日本人捷足先登的主因是，他们在印尼各地市场发现了香料和其他财富
  • 欧洲人尚未登陆之前的几个世纪，阿拉伯和亚洲贸易商已和印尼群岛各封建领地做过生意。
  • 在风向不定的过渡期，印尼群岛的贸易活动往往陷入停顿，外来贸易商就利用这几个月，停留在某些热闹的港口装卸货物、整修船只、补给食物，甚至跟当地女子通婚，顺便为下一批生意取得货源。
• 商业影响了印尼群岛的宗教和语言
  • 自7世纪以降，与印度商人同行的学者，将印度教和佛教传入苏门答腊南边的室利佛逝王国。
  • 下一波商人是穆斯林，分别来自南亚、华南和中东。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如商业润滑剂，印尼诸岛的贸易商遂成为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一群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和对印尼的影响

•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期投资者达一千八百人
  • 公司成立后大肆宣传，带动了世界最早的股市交易。
  • 第一艘商船尚未起航，初期投资者便哄抬价格，出售手中股票。
• 东印度公司打算买下每一朵丁香花苞，没想到事与愿违
  • 马鲁古群岛北部几乎家家种丁香树，他们宁可把花苞卖给穆斯林商人，也不愿交到这些浑身是毛的白种异教徒手上。
  • 后来东印度公司十七位董事想了个馊主意：砍倒马鲁古群岛所有的丁香树，只保留安汶岛上的植株。

印尼的独立斗争和荷兰的承认

• 印尼人民早已牢记被列为国定假日的独立日：1945年8月17日
  • 住在雅加达贫民窟的穷人，也会捡拾废弃的塑料杯，并漆上红白两色，将它们做成立体彩旗串，悬挂在散发阵阵恶臭的运河边。
• 荷兰人花了这四年多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失去印尼殖民地
  • 整个20世纪30年代，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在荷兰左派政党推波助澜之下蓬勃发展，但也产生分歧。
  • 真正促成印尼独立的因子，是日本出兵占领行动。日军火速攻打荷兰人，粉碎了欧洲人比亚洲人占优势的神话。

印尼的建国原则和内部矛盾

• 苏加诺创造了一套政治哲学，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建国五原则”
  • (一)信奉上帝——苏加诺强调“信仰唯一上帝”，但并未指明是哪个上帝，目的在于遵守宗教自由原则。
  • (二)人道主义——苏加诺期许印尼发扬公正且文明的人道精神，这概念可能是受到某些开明爪哇统治者的影响，也得到多位专权统治者的支持。
  • (三)国家统一——根据苏加诺的解释，这点可防止封建制度再兴；苏哈托则认为，统一全国，可让军队堂而皇之涉入国民生活每个层面。
  • (四)民主政治——此原则主张政治代表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以共同智慧来领导民主。苏加诺意在防范西方的对立式民主，苏哈托则打算把所有民主体制摒除在外。
  • (五)社会正义——苏加诺和苏哈托对于“为全民建立社会正义”的原则有不同解读，苏加诺拥护社会主义，容许国家干预经济；苏哈托支持资本主义，认为可通过自由市场政策逐步造福全民。
• 苏加诺的种种大动作，的确可促使民族主义深植人心，却无法分散民众对全国经济崩坏、政治结构脆弱的注意力
  • 从宣布独立到1955年举行首届合法选举这段时间，印尼总共换过十四次内阁，获选进入国会的政党多达二十八个，苏加诺领导的民族党所占席位最多，但只险胜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两大伊斯兰政党。
  • 共产党因接二连三制造叛乱而成为新成立政府军的眼中钉，却获得民意调查的肯定，六次选举均大获全胜，位居第四大党。

印尼的政变和苏哈托的崛起

• 1965年9月30日晚上，民众长期接受的官方说辞是，当天晚上有一批军官与共产党密谋推翻苏加诺政权
  • 官方还说，那群“叛军”杀害了六位将军，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
  • 后来时任战略储备队指挥官的苏哈托出手救援，镇压叛军，安定局面，并保护苏加诺总统人身安全。
• 这场大屠杀消灭了一整个世代为社会奉献的行动派，并斩草除根不让他们有复生可能
  • 它阻碍了政治辩论的发展，也导致印尼公民对政治忠诚有所忌讳。
  • 最终结果是：苏哈托顺利掌权。

雅加达的多面性

• 雅加达是土地宽广、市容紊乱、自私自利、野心勃勃、崇尚消费、看似无远弗届的大都市
  • 雅加达拥挤、污秽、喧嚣，建在一片沼泽地上。
  • 虽然洪水年年来报到，但市民都很天才，能把这里的变幻无常化作种种优点。
• 雅加达市民人数可观，荷兰人离开时，全市只有六十万居民
  • 日后市界逐年向外拓展，总面积超过六百六十一平方公里，40%的土地低于海平面。
  • 到了2011年，该市人口已达印尼独立当年的十七倍，并且将周边城镇一并划入都市区。

苏哈托的统治及其影响

• 苏哈托是印尼的一位独裁者，作风和前任总统苏加诺大异其趣
  • 苏加诺总是摆出高瞻远瞩的民族救星姿态，多次出席大规模集会。
  • 苏哈托则像个忧心忡忡的大叔，努力为某些推动家庭计划的诊所站台。
• 苏哈托运用官僚制度将国家牢系在一起，他宁愿舍弃多元而支持统一
  • 于是，一群奉承者硬是把“多元”包装成苏哈托能接受的形式，例如将地方服饰改成朴实无华的样式、让传统舞蹈扬弃搔首弄姿的动作。
  • 苏哈托主政时代每个星期六，从亚齐省到巴布亚省的全国公务员也会举行升旗典礼，他们一律穿着款式雷同的爪哇蜡染服，衣服上都饰有象征建国五原则的老鹰图。

苏哈托时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 苏哈托指派军事将领监控印尼人民的生活，但明智地把经济管理重任交给一小批精明干练、行事谨慎的经济学家
  • 他们的第一项举措是振兴农业，使得印尼从世界最大稻米进口国变成稻米净出口国。
  • “伯克利帮”观察到韩国等国因扶植民营外销产品制造业而致富，因此举臂欢迎外国投资者，并鼓励国内企业生产外销货。
• 苏哈托在总统任内的头二十年，是通过提供对国民足够的照顾，让大家脚踏同一条船，并听从船长命令的手段来维持国家安定的
  • 他努力平衡各方势力，如果军中天主教徒声势太强，难以安抚，他就分一点好处给穆斯林知识分子。
  • 他准许军人监管荷兰时代留下的大型国有企业，目的在于让劳工安分守己，不敢闹事。
  • 他招揽外商公司前来印尼投资，并要求外商与提供政治献金给他的本国商人合作。

苏哈托时期的政治改革及其影响

• 苏哈托政府为了帮助农民增产，曾在爪哇乡间广设田野学校
  • 1986年，爪哇的水稻作物曾经毁于一种名叫“稻褐飞虱”的小虫。
  • 不过，这些害虫倒是给苏哈托的另一个儿子帮了大忙，让他经营的杀虫剂事业生意兴隆。
• 苏哈托下台三年后，印尼政治改革接受大考验时期
  • 副总统哈比比继承了苏哈托的元首之位，他在德国受过工程训练，可作风一点也不像日耳曼民族，动辄未经大脑思考便脱口许下夸张承诺。
  • 继任者是体弱多病、眼睛半盲的伊斯兰教学者瓦希德，别名古斯都尔(Gus Dur)。此人敢作敢为但性情古怪，且毫无从政经验。
  • 瓦希德总统遭弹劾之后，苏加诺的女儿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继任总统。
  • 2004年，印尼首度举行总统直接普选——以往总统是由议会推选。
  • 有史以来，印尼人民头一回当家做主选出新元首：苏哈托时代的将军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民众习称S B Y)，而他所代表的印尼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仅成立了四年。

松巴岛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色

• 松巴岛位于印尼东部，是一个被忽视的边远地区
  • 松巴岛在印尼领土上像一个破碎的椭圆形钟面，四点钟的位置，距澳洲北方不远。
• 松巴岛的文化特色是黏稠的传统文化，与马拉普教密不可分
  • 松巴岛居民名义上虽是基督徒，但很多人依然坚信古老的马拉普教。

松巴岛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

• 松巴岛居民的生活方式原始而传统，大刀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 使用暴力是本地生活的一部分，荷兰人曾与当地著名猎人头杀手沃诺卡卡发生两年流血冲突。
• 松巴岛的传统习俗保存完好，如杀牲祭祀、婚礼谈判等
  • 为了庆祝受苦月结束，村子里杀鸡宰猪，办了三天流水席。
  • 聘礼谈判正式登场后，参与其事的男士们发现我看得津津有味，个个都像演戏似的立即展开一场意志力攻防战。

松巴岛的现代变迁和冲突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松巴岛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
  • 瓦伊卡布巴克的现代化进程始终进行得缓慢而吃力，直到现在才开始产生新旧冲突。
•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婚姻、葬礼等习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在关于婚礼谈判的闲聊中，我向佩里普斯和其他人提起，自己在二十年前曾为了观看巴梭拉战争节(用骑马互掷长矛代替活人献祭的宗教传统)来过这里。
  • 波波妈妈“馈赠”这么慷慨的丧葬礼物，其实是想给已故兄长的第四任老婆制造麻烦。

松巴岛的未来发展

• 松巴岛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融合
  • 教育是迈向广阔世界的重要途径，塔荣村大祭司的看法或许是对的，他曾指出现代教育和传统文化难以兼容并蓄。
• 松巴岛人选择奉行传统文化，而把满足个人需求和欲望以及追求财富摆在其次。

印尼东方列岛的居民和船舶的关系

• 印尼东方列岛的居民对每艘渡轮的名称耳熟能详
  • 岛与岛之间有二十四小时营运，营业时间较短、可输送车辆的平底渡轮或国有企业培尼公司(Pelni)经营的载客大渡轮，遵循昔日荷兰蒸气邮轮开辟的航线往返于各岛。
• 渡轮为岛民提供接触广大外面世界的通路
  • 煤油、蛋、米、糖等民生物资悉数由大货船运来，船班多寡可左右物价高低，渡轮则为岛民提供接触广大外面世界的通路。

作者搭乘培尼渡轮的经历

• 作者计划搭乘每个月从松巴岛东部的瓦英阿普港(Waingapu)开往萨武岛的培尼渡轮
  • 日军占领松巴岛时期，曾在岛上铺设一条横贯公路，从瓦伊卡布巴克沿此路前去瓦英阿普需四小时车程。
• 作者在港口等待渡轮时，遇到了一群小马被赶上一艘兼载车辆、即将前往松巴岛东北方弗洛勒斯岛(Flores)的渡轮
  • 除了那群小马之外，同行乘客包括一帮赌徒，还有一头眼神哀戚、倒卧在一堆干草边的白牛。

弗洛勒斯岛的风景和文化

• 弗洛勒斯岛沿海地区虽比潮湿的苏门答腊和翠绿的爪哇干旱，但岛上有十几座排列得像脊椎骨的活火山，土壤相当肥沃
  • 火山群和东北岸曲折绵长的白沙滩，构成令人惊心动魄的绝世美景。
• 17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在弗洛勒斯岛定居后，原本崇拜多神教的岛民从此改信天主教
  • 每到黄昏时分，山上氤氲缭绕，笼罩着神秘气氛。

安东的故事

• 安东是作者在弗洛勒斯岛遇到的年轻人，他选择留在当地，而不是去爪哇追求更好的生活
  • 安东说：“我考虑过你的话以后，觉得你说得有道理，除非我去尝试，否则不可能成功。”。
• 安东的故事反映了印尼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的期待
  • 安东发现爪哇一点也不像他曾经担心的那么陌生可怕，尽管他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像土包子，不过其他来自同乡的同学都很乐意为他传授生存要领。

印尼的食物和文化

• 印尼的食物拥有某些共通和相异的特色，各地都有风味独具的家乡菜
  • 我在某些小岛旅游时，却难得品尝当地风味餐，只有被请进居民家中做客时，才能吃到摆在香蕉叶上的野菜泥、玉米泥或南瓜泥。
• 印尼的巴东饭、爪哇佳木、西努沙登加拉冰椰子水，还有马杜拉理发师等，都是印尼各地的特色
  • 巴东饭馆自有一套相同的运作模式：店家大约从黎明开始筹备，到了上午10点左右，一桶桶食物已沿着饭馆窗户下方的架子摆好，而且各家都供应忍当肉(rendang)。
  • 贩卖这种饮料的路边摊，会用醒目的橘色塑料贴纸剪出这些字母。摊车的规格和一间流动厕所相仿，有个大约两米长一米宽、漆着俗气鲜绿色或粉红色的木箱，箱上立着充当店面的玻璃层架，上面会贴着或漆着所卖吃食的广告，食物种类包含：冰椰子水、炸豆腐、烤沙嗲，甚至还有巴东饭。
  • 马都拉族(Madura)在全国各地开理发店；爪哇族女子完全掌控佳木(jamu，一种用印尼草本植物熬煮的传统药材)的销路；南苏拉威西省的布吉族精通造船，在欧洲人登陆印尼以前的贸易与海盗时代，他们打造的二桅帆船早已称霸海上，后来仍是印尼人长期使用的水路交通工具；布吉族的近邻望加锡族(Macassaress)是贸易专家，权倾一时的布敦苏丹国(苏拉威西岛东南部岛国)的子民长期从事鱼干贸易。

印尼的社会和文化

• 印尼的社会和文化是多元而统一的
  •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巴东饭、爪哇佳木、西努沙登加拉冰椰子水，还有马杜拉理发师。
• 印尼的渡轮是观察印尼社会的窗口
  • 在印尼，即便是再小的渡轮也设有许多舱房以及专供特等舱乘客使用的餐厅。
  • 许多乘客虽然互不相识，却能轻松交谈，话题不外乎他们去过哪里、下一个目的地、在某些陌生岛屿见过的奇风异俗、家乡的食物和温馨，当然还有不可思议的物价。
  • 每次交谈的开场白几乎总是：“你是哪里人？”一旦确认彼此所属的种族，便开始揶揄对方。
  • 印尼话是个有趣的语言，因为不讲究文法，所以名词没有单、复数之分，如需表示复数，只要把某个名词说两遍就行，例如：anak是一个小孩、anak anak是两个小孩(通常写作anak 2)。印尼话也不讲求时态，只要在句子中插入时间副词，即可表示过去、现在、未来。例如“我昨天付钱给你”、“我明天给你钱”。印尼话也是个语意模糊的语言，例如besok(明天)可能指今天过后第二天，也可能指不久后的某个不确定时间。
  • 在印尼独立早期，民族党官员曾选择以马来语作为全国通用语言，因马来语易学且已广泛使用，至少在商业界是这样。另一个理由是，马来语有别于爪哇语。当时大多数教育水平较高的民族党官员都说爪哇语，他们之所以未轻易采用其母语作为新“国语”，甚至为此感到庆幸，是因为爪哇语极其复杂，若成为国语，外岛居民恐将长期居于劣势。爪哇语也是阶级分明的语言，对长幼尊卑所使用的词汇截然不同。苏加诺及其同党至少在表面上主张人人平等，不希望把某个重视阶级之分的语言散播到全国，以免让早已深入爪哇文化的封建思想在各地生根，因此民族党党魁苏加诺爱听别人称他为“兄弟”，但崇拜父权的苏哈托总统则希望人家喊他“父亲”。
  • 打从印尼独立以来，学校一律用印尼话教学。经过一个世代后，全国人民几乎都说国语。虽然他们仍会在家乡和市场里讲土话，但我在公共场合很少听到南腔北调。如今这情况已有转变，可能原因是印尼推行地方自治后，各地外来公务员人口减少，本地人自尊提高，说方言的人也就增加了。因此，2011年我在拥有七十六种方言的东努沙登加拉省旅行时，发现人们在当地的住家走廊、咖啡摊、市场、村长办公室甚至某些校园有时会以某种方言沟通。

作者在丽娜妈妈家的生活体验

• 丽娜妈妈邀请作者去她家，体验当地的生活
  • 丽娜妈妈在船上问作者：“你跟我一起回家怎么样？”。
• 丽娜妈妈的家位于阿多纳拉岛最偏僻的一个村落，生活条件艰苦
  • 我们来到水泥路口时，只看见一辆“偶接客”停在附近，丽娜妈妈要我先坐这台摩托车上山，说她随后就到。
  • 雨停的时候，天色渐渐转黑。我握着手电筒和丽娜妈妈一起穿过湿滑泥泞的道路走回她家时，她不断反复跟我说：“对不起，没有灯。”。
• 丽娜妈妈和家人的生活简朴，但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 我坐在丽娜妈妈家的地板上连吃了六顿白饭配鱼干后，不禁好奇她和她的女性朋友们看了那些电视广告作何感想。
  • 播完玉米种子以后，我该干的农活尚未结束。“你跟我去kebun采喂猪菜。”。

印尼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冲突

• 印尼的社会现象复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明显
  • 印尼电视台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连续剧了，当时是从墨西哥进口，苏哈托曾批准女儿经营的电视台引进这类可以消磨时间的外国节目。
  • 许多电视剧总少不了忠厚老实的乡下表弟遭到油嘴滑舌的城市亲戚欺骗的戏码，或是演员用力把车门一甩，然后冲进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雅加达暗巷的场景。
• 印尼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城市与乡村、富有与贫穷之间
  • 从某个角度来看，电视剧里呈现的“印尼”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印尼，恐怕会挑起城与乡、贫与富之间的不和。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成千上万的印尼老百姓正是因为看了这些电视剧，每天才能听到几小时的国语。

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 印尼与马来西亚之间存在长期的敌对关系
  • 马来西亚在1957年脱离英国统治时，经济水平已和独立了十多年的印尼等量齐观，2011年人均国民收入更是达到印尼的三倍有余，因此产生了某种优越感，连住在印尼最偏远地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得到。
  • 接着，多金的马来西亚人开始从印尼偏乡输入像丽娜妈妈这样的外劳，替他们扫地板、取橡胶。2006年至2012年，每年平均有十五万印尼人前往马来西亚担任合法正式雇员，还有成千上万的印尼人在马来西亚非法打工。
• 印尼人对马来西亚的态度复杂，既羡慕又排斥
  • 印尼拥有数千万名脸书用户，最能立刻引起网友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莫过于有人试图(无论真假)宣称蜡染布、忍当肉甚至某种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舞蹈的发源地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右岸的马来半岛(旧名马六甲)，而不是在海峡左岸的印尼领土苏门答腊。
  • 星期一大清早(我不是早起的鸟儿，但印尼人都习惯天未亮就起床，对我来说很不方便)，丽娜妈妈穿好浅褐色的教师制服后，便骑着摩托车载我往山下冲去。她一路猛踩刹车，把我安全送到一个小渔村码头时，还不到早上六点。我们互相拥别后，她就匆匆离开了。

龙布陵岛的拉客司机

• 龙布陵岛的拉客司机看起来像见习生，只会一味模仿在省会古邦讨生活的鳄仔
  • 他们为自己的小巴士频频放送饶舌歌，而且每个人的装扮都很前卫。
• 龙布陵岛的鳄仔普遍留着一种前卫发型——前短后长，中间一排尖尖翘翘的头发，两鬓剃得精光
  • 他们常把中间头发染成金黄色，以便遮住看起来营养不良的橙褐发色。

拉马雷拉村的捕鲸活动

• 拉马雷拉村素以捕捉鲸鱼和海豚见长
  • 两天前，村民一口气捕获了六头抹香鲸，鲸鱼肉总重约达三十六吨，是今年渔获量最多的一次。
• 村民们利用波浪状锌管将鲸鱼油引入已去掉上半部的水瓶中
  • 村子里每一根没人用的晒衣绳、竹架子、金属管，全都挂满一条条的鲸鱼肉。

印尼的地方自治

• 哈比比总统认为，上上之策是削减诸省权力，将部分政权移交给各县
  • 他在短短十八个月内便达成地方自治的目标。
• 中央政府依然掌管国防、财政、外交关系、宗教事务、司法和国家计划，而医疗、教育、投资政策、渔业以及其他诸多事务，则转交到近三百个县政府手里
  • 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只能服从雅加达的命令，欠缺自我管理经验。

萨武岛的地方自治实践

• 萨武岛是印尼最穷的县，岛上三分之二的家庭生活水平甚至未达“一级小康”标准
  • 所谓“一级小康”，其实是政府美化的说法，意指“即将步入小康阶段”。
• 萨武县政府获得中央补助的平衡基金后，挪出四百一十万美元建造坐落在山上的豪华县长办公室
  • 工程进行期间，县长征用萨武岛仅有的一所医院半数的房间，其中一个房间被划为县议会二十位议员的讨论室，并指派一群助理看守医院大门。

地方自治的问题与挑战

• 地方自治可能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
  • 假设中央政府打算把经费拨给比较穷的县，势必得从比较富的县挪出一些经费。
  • 除非新成立的县能增加印尼生产总值，否则增设新县就必须减少各县经费。
• 地方自治可能导致地方官员贪污腐败，损害民众利益
  • 许多乘客之所以往返基萨尔岛，是为了递交工程提案，以便从经费充裕的地方政府身上挤出一点(有时金额还不小)油水来。
  • 假设这位年逾古稀、抱病在身的老妇照章行事，又得再搭三天的船前往马鲁古省的省会安汶。“不过，要是你认识一些老熟人的话，事情大概都能搞定。”。

作者在印尼马鲁古省东南海域的小岛上的经历

• 作者在1857年圣诞节曾在附近的一艘船上度过，但并不开心
  • 华莱士在书中抱怨：“船长枉为新教徒，殊不知当为圣诞节设宴欢庆。晚餐悉如平日以米饭佐咖哩，我只能再进美酒一杯以聊表庆贺。”。
• 作者在2004年的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曾造访卡伊群岛首府图阿尔市，并在美景如画的海滩连待了几天
  • 在图阿尔加洗了几张上次在欧妈家拍的人物照——穿着白色(kebaya)的欧妈；布兰姆和他的妻子玛丽亚；还有他们的孩子，为了用自己大城市的酷劲镇住乡下的侄子们，带着青少年喜欢的宽包边墨镜；“宿娘”(我住在她家里)和“厨娘”(整群人在她家里就餐)——便朝着欧霍伊威特出发。

作者在欧霍伊威特村的体验

• 作者在欧霍伊威特村与布兰姆的家人共度了愉快的圣诞佳节
  • 布兰姆有十三个兄弟姐妹，在家排行老幺。他一返抵家门便直接带我去拜见母亲，家中每个人无论长幼都喊她“欧妈”，这是荷兰人对祖母的称呼，她没问我来历就把我当一家人看。
  • 那年圣诞节过后，我每隔一两年总会再和布兰姆联络，后来他换了电话号码，双方就失去了联系。2011年圣诞节来临前，我再度想起七年前在欧霍伊威特过节的情景，虽然一直联络不上布兰姆，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非去欧霍伊威特走一遭不可。
• 作者在欧霍伊威特村参加了当地的礼拜仪式和教会活动
  • 教会执事宣读政令通告，并公布新的“禁忌”：从今天起，村民不能抓海参，但欧克托爸爸家的芒果树禁采令取消。
  • 接下来，我们三人去屋后摘了些蔬菜，然后一起蹲在厨房剥菜叶，大家有说有笑，仿佛这七年来我从未离开过，她们也知道我一定会回来。

印尼的宗族和派系

• 宗族是将具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人牢系在一起的群体
  • 宗族图里除了欧妈和夫婿，还包括十三名子女、四十三个孙辈、二十八位曾孙，加上一个刚刚出世的第五代婴儿，整个算下来，欧妈共有八十五个直系后代。
• 派系领导者通常是某位大人物，某个派系会通过层层关系帮这位大人物注入选票和基层干部
  • 一名县长可能代表某个家族领导另一个家族、替家乡争取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利益、满足全县甚至全省选民的要求，也会为真正的血缘宗族奉献全力。

印尼的民主制度和利益输送

• 印尼的选举活动多得惊人，老百姓可直接选举总统、国会议员、省长、省议员、县市长、县市议员和村长
  • 每五年都得参加七项不同的选举，所以选民非常了解印尼的民主运作模式。
• 利益输送／贪污营私变成更必要、更普遍的行为
  • 如果你想当选县长，就得砸下大把钞票，不但要收买某个政党支持你，还得承担造势活动所有成本。
  • 除非你有万贯家产，否则必得靠借贷来支应所有选举活动费，日后还得偿还债务，败选者势必陷入财务困境。
  • 胜选县长月薪只有六百美元，根本无法拿来还债，于是就以安插职位、提供采矿许可，或是签订新医院、新车站工程合约来抵债。

印尼的教育问题和官僚体系

• 印尼学校的班级规模虽比美国或英国来得小，但学生阅读和数理能力在国际测验中的成绩，始终接近倒数第一
  • 在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成就趋势调查(TIMSS)的标准数学测验中，十五岁的印尼学生只有0.4%拿到“高标”分数，表示他们懂得整理、分析信息并做成结论。半数以上同龄学生连“低标”都达不到，意味着他们“只有一些整数与分数、运算和基本几何图形知识”。
  • 在2012年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PISA)中，共有六十五国的十五岁学生参加国际测验，印尼学生阅读能力排名六十，数学和科学能力排名六十四，成绩比三年前还差，而参加PISA数学测验的印尼学生当中，通过高标者仅占0.3%。
• 印尼公务员所有的额外收入，都是长官赐予的礼物
  • 政府部门犹若一个庞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谋其利的利益输送金字塔。
  • 那些长官往往以家长自居，把部属当子女看待。

特尔纳特岛的火山灾害与灾后重建

• 特尔纳特岛的山坡地属高风险禁建区，奇货可居的平地则拼命盖房子
  • 2011年12月，山顶喷发大量火山灰，数星期后的几场暴雨，把山坡上厚厚一层火山灰变成一条黑泥河，冷却的岩浆不断聚集能量形成泥石流，夹带的岩石有些宽达四米，推倒了所经过的一切，摧毁了八十栋民宅和三条人命。
• 泥石流灾情爆发之初，这里曾涌入四千名难民；危机逐渐解除后，军队陆续铲除了残余房屋的泥巴
  • 如今训练中心还滞留了三百人左右，他们一起住在会议厅，用叠高的硬纸箱、小孩的脚踏车、晾着校服的麻绳以及泥石流侵袭后仅存的生活物品分隔地盘，大家似乎只能逆来顺受。

印尼群岛的火山资源与农业

• 印尼群岛总计有一百二十七座活火山，为当地孕育了产量甚丰的稻田
  • 许多农民每年可种三期稻米(土壤较不肥沃的地区只有一期)，还能生产大量蔬菜水果。
• 火山群绕过婆罗洲，从南边画出一个大弧形之后，便通过马鲁古省数百座小岛，然后分布至苏拉威西岛北端
  • 印尼东方海域诸多小岛(尤其是班达岛和特尔纳特岛)的火山灰在海风经年累月吹拂之下，不断飘落在山坡上累积成适合种植香料的沃土。

印尼的地震灾害与灾后重建

• 地震的来临可能会在瞬间夺走你现有的一切、改变你未来的命运
  • 有能力的人可以往城市搬迁，住在不会漏水又有空调的房子里，避开地质灾害威胁，但是印尼还有数百万人口只能住在地震活动频繁的地区，过一天算一天。

印尼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 印尼的地壳底下还蕴藏着其他财富，除了坐拥大量天然气，巴布亚省的格拉斯堡矿场还有全球最大金矿
  • 印尼也是世界第二大(排在中国之后)的锡、煤生产国以及这两种矿产最大出口国。
  • 此外印尼还盛产铝矾土(可提炼铝)和镍，产量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出口量依然为世界之最。
  • 这个国家甚至能直接从地上挖出沥青来。
• 印尼有数百万人都在实践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
  • 从印尼地下资源和肥沃土壤冒出来的财富，已逐渐让雷里雷夫村等地的村民跻身中产阶级。
  • 近年来，商品价格逐日上扬，印尼某些极偏远地带的村民可以靠出售棕榈油、橡胶、干椰肉、可可、肉豆蔻、丁香及其他农作物，每天赚到两美元以上的生活费，但他们尚未形成储蓄、投资的观念。

塔胡纳小镇的生活

• 塔胡纳是印尼小镇，靠近菲律宾，充满了各种俗气的东西
  • 塔胡纳坐落在苏拉威西岛东北方的桑义赫岛，自北方邻国流入了各种俗气的东西，例如大玻璃瓶装可乐、颜色鲜艳的果酱馅饼、摆着大型手提音响以及贴有巨乳金发女郎闪亮贴纸的三轮摩托车。
• 塔胡纳的生活节奏比较快，但人们对此习以为常
  • 这里比较不如某些小岛那么懒散悠闲。

忠奇的钓鱼生活

• 忠奇是塔胡纳的渔夫，他的生活充满了挑战和期待
  • 忠奇和他朋友却是乘着二人小舟去钓鱼，船上除了一小块防水布之外，没有任何能够遮挡酷日和暴雨的东西。
  • 忠奇钓到金枪鱼之后，不会捧去孝敬母亲或是款待自己的妹妹和同住的亲戚，也不会仿效拉马雷拉村捕鲸人的做法，把金枪鱼挂在晾衣绳上晒干后存放起来，等到捕鱼淡季再拿出来与家人分食。他打算把金枪鱼卖到日本，成为东京寿司店的生鱼片。
• 忠奇的钓鱼技巧和设备，恐怕跟古代渔夫差不了太多
  • 澳大利亚科学家表示，世上第一批捕捉金枪鱼的渔夫大约生存于四万两千年前，捕鱼地点在帝汶岛附近海域。塔胡纳的渔船除了安装小型马达之外，也和几万年前的渔船相去不远。

塔胡纳的基础设施问题

• 塔胡纳的电力供应一直很不稳定，风雨来临期间会断电
  • 伊丽莎白说，塔胡纳的电力供应一直很不稳定(捕鱼旺季亦然)，因此风雨来临期间会断电，风停雨歇之后照样是一片漆黑。
• 塔胡纳没有制冰厂，当地体积较大、最多可装三十条金枪鱼的八人渔船，是用居民自制自售、装在塑料袋里的冰砖来保鲜，渔夫们称这种冰砖为“一千砖”，因为每一小块冰砖售价一千卢比。

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 印尼的港口基础建设在一百三十九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零四
  • 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印尼的港口基础建设在一百三十九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零四，连瑞士、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内陆国家都有直达某些海港的交通设施。
• 印尼的道路、空运和电力设施也很差
  • 2011 年一份针对印尼十九省共一万两千四百家企业所做的研究显示，东印尼企业每周平均遇到四次停电、两次停水，西印尼企业遇到停电、停水的次数虽然少一半，但依旧经常发生。

印尼的民营企业在基础建设中的困境

• 印尼民营企业保持谨慎，因为政治当权者长期干预印尼诸岛各项生产及贸易活动
  • 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商进入印尼以来，政治当权者便长期干预印尼诸岛各项生产及贸易活动。
  • 殖民政府固然容许民营企业经营大农场，但是农场可生产何种作物、以多少价格收购，完全操之于殖民政府手中。
  • 苏哈托时代情况好一些，虽然他是典型的父权式领导者，却选择把经济大权交给一群打算破除官僚作风的专才。不过从官场文化看来，印尼官僚始终认为他们有权任意干预市场。
• 印尼政府通过能源补贴政策，将五分之一的国家总经费送进了拥有汽车、空调、微波炉的中产阶级口袋
  • 政府补贴油钱，印尼人加一公升汽油只要四千五百卢比，因此巴士司机不太需要担心他们消耗的油费可能超过他们多赚的车资。
  • 印尼家庭缴纳的电费也低于发电成本，住在二十四小时供电区的民众似乎没有关电视的习惯，卧室、客厅、走廊的电灯也经常整夜开着。

印尼渔民的生存策略

• 忠奇和其他渔夫有时会违法把金枪鱼卖到菲律宾，因为那里的鱼价是桑义赫岛的三倍
  • 那名渔夫前往菲律宾卖鱼，在当地属违法行为，为了掩饰自己的国籍，便随身携带一面菲律宾国旗。
  • 他拿出那面旗子给我看了一眼，就把鱼价算给我听：他抓了七条鱼，每条约四十五公斤重，他去一趟菲律宾要多花一百万卢比的油钱，而且光是单程就得在海上多航行十六七个小时，但是把金枪鱼卖到菲律宾，一趟下来可多赚一千六百美元。
• 有些商人看不惯同行老是埋怨政府管太多，于是干脆自谋生路
  • 艾德是出生于龙目岛的印尼华侨，职业为锁匠。
  • “想在印尼做生意很容易，只要你有生意点子，就可以直接创业。”。

作者在雅加达的经历

• 雅加达的繁华与冷漠
  • 雅加达有新潮的购物中心，名流云集，但作者感到格格不入。
• 艺术家朋友阿里芬的雕塑展
  • 雕塑展上有七岁小朋友在把玩新问世的iPad，还有一群我行我素的雅加达名流。
• 蛋糕摊老板南琪和多蒂的穿着
  • 南琪是建筑师，以经营蛋糕摊为副业，她换了个怪异的新发型，还染成黑白两色。
  • 多蒂纪录片制作人多蒂站在她旁边，下身穿一条蓝色紧身裤，上身套一件宽松蜡染衣。

亚齐省的选举活动

• 亚齐省正在举办省、县、市长的竞选及民调活动
  • 亚齐省居民笃信伊斯兰教，严守教规的妇女必戴头巾。
• 作者熟识的留美人权律师伊布拉罕打算参选司马威市长
  • 伊布拉罕希望将司马威打造成重要工业港，从亚齐省各地引进产品在此加工，然后出口到东南亚和其他地区。
• 亚齐省的独立问题
  • 亚齐省的独立问题由来已久，亚独是一个分离主义运动，由常驻美国多年的亚齐商人迪洛以各种不同名义发起。
  • 2004年南亚大海啸夺走了亚齐省十七万条人命，当地经济受到重创。亚独领导人终于承认，该是停止杀戮的时候了。
  • 2012年我和亚齐省居民交谈时，许多人都指着几座未遭大浪摧毁的清真寺说，海啸来袭是真主对毫无意义的战争表达愤怒的象征。

作者对亚齐史的看法

• 作者在亚齐省的咖啡馆里听到的故事遗漏了很多事实
  • 例如1978年至1989年的间歇游击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分离主义者、军人和毒品贩子为取得种种利益而互相勾结，以及叛党焚烧学校、杀害老师、恐吓移民、处决通敌者、向各方榨取金钱以支持叛乱目标的恶劣行径。
• 作者找到哈纳费亚和阿喜雅，了解他们对亚齐史的看法
  • 哈纳费亚提到他没有回大学读书，军人施暴事件结束两三年后，始终无法好好工作。
  • 阿喜雅从不抱怨生活太苦，而是努力谋生，替人洗衣打扫，帮其他农民种稻、收割、晒谷，偶尔为某个发展计划做评估，靠勤奋工作把独子送进了大学。

苏门答腊的多元文化和复杂地形

• 苏门答腊是印尼西边的一座巨岛，地形复杂，文化多元
  • 亚齐省居民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巴塔克族重视宗族传统，米南加保族中有高傲的穆斯林、活跃的知识分子以及会做巴东饭的厨师。
  • 苏门答腊东岸的巨港住着直来直往的穆斯林贸易商。
• 苏门答腊地形复杂，文化也多元
  • 一座森林繁茂的山脉自亚齐省北端隆起之后，沿着苏门答腊西岸绵延了一千六百公里。
  • 山脉东边的雨林缓缓下切至东岸的平地便渐次消失，留下一大片河流交织的沼泽平原，为印尼创造了阡陌良田。

作者在苏门答腊的旅行体验

• 作者在苏门答腊的旅行中，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有趣的事情
  • 印尼是个充满各种移动迁徙的国家，可我却老是遇到一群弱不禁风的印尼旅客。
  • 例如搭船的时候，船还没离开码头，他们就开始头晕。巴士乘客老爱抓着一小罐辣椒膏凑在鼻子底下闻，据说这种万能药膏可以止吐，味道像浸泡过维克斯伤风膏(Vicks VapoRub)的清凉薄荷威士忌，你只要看到乘客把它拿出来，就表示他们快吐了。
• 作者在苏门答腊的旅行中，体验了当地的交通工具和文化
  • 如果不想搭乘这类长途巴士，可改搭各种短程小巴士(苏门答腊北部居民习惯称之为“L300”，因当地大多数司机都开这种三菱车型)，不过小巴士临时停车的次数更多，还会绕一大段路把乘客送到家门口或者让他们去亲戚家取包裹。
  • 坐前座的好处是能欣赏风景，不用老盯着某个乘客的后脑勺或缀满亮片的头巾。司机为了保有自己的空间，很少让两名以上的乘客坐到前座。他们对巴士行驶区了如指掌，而且十分健谈、消息灵通，能提供各种建议，有时还会帮熟识的民宿提供送货上门的服务。

苏门答腊的林巴族及其生活

• 林巴族是游牧部落，基本社会单位是一小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
  • 族长则是大家公推的领袖。
• 林巴族的生活方式和外界接触后发生了变化
  • 林巴族为游牧部落，基本社会单位是一小群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族长则是大家公推的领袖。
  • 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林巴族几乎从未和他们称为“光”的外在世界有过任何接触。90年代之后，扛着链锯的伐木工、开辟农场的大企业以及非法侵占土地的人，开始把“光”带进了林巴族世世代代居住的浓密原始雨林。
  • 自从林巴族接触货币经济、推行学校教育之后，就有了这种分账制度，因此族人具备基本数学常识很重要。
  • 他们学会以采集野橡胶的收入购买链锯，认为继续遵守森林禁伐规定毫无意义，于是每个家庭在一天之内就能砍掉比过去多上十倍的林木，在新增的空地上种橡胶，以创造更多现金收入。
  • 真塔曾答应父母绝不离开森林或抛弃林巴族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未食言。他娶了住在隔壁树下的女孩为妻，晚上去捕青蛙，擅长把欢乐带给大家，抱着尊重自然、乐天知命、别无所求的态度面对生活。

加里曼丹岛的多元种族与文化

• 加里曼丹是婆罗洲岛的一部分，属印尼领土，共划分为四个省份，总面积占该岛四分之三。
• 加里曼丹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十五人，但种族极为复杂
  • 坤甸市长身上那种丝质礼服，是马来族穆斯林常穿的传统服装。
  • 加里曼丹内陆森林住着许多部落，现在统称为“达雅克族”。
  • 18世纪时，华人曾在加里曼丹西部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 近代又有来自爪哇、马都拉岛和印尼其他地区的移民陆续迁入当地。

加里曼丹的族群冲突与暴力事件

• 达雅克族和马来族长期处于失和状态，双方都声称婆罗洲为其先祖故乡
  • 英国探险作家康拉德于1895年出版的首部小说《奥迈耶的痴梦》即是以婆罗洲为背景，他在书中写道：“马来族与河川部落达雅克族或猎人头族之间纷争不断。”。
• 1997年的暴力事件震撼全国，于是达雅克族转移目标为自身争取利益，要求提高参政权
  • 当时已江河日下的总统苏哈托，迅速将一度由马来族出任的要职指派给达雅克族，结果激怒了马来族。
  • 某个马都拉族人偷走了马来族人的一只鸡，两族旋即互殴，导致三人丧生。接着马来族也开始割马都拉族人头，把断掌扔给别人。1999年，马都拉族至少又死五百人，五万名族人仓皇逃离桑巴斯，包括第二三代移民，这些人流离失所，最后在省会坤甸的难民营落脚。
• 后苏哈托时代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于印尼东方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
  • 冲突的根源可上溯至几世纪前，其错综复杂足可写一本书，简述如下：荷兰时代殖民者厚此薄彼，对群岛南方基督徒恩宠有加，较排斥北边苏丹国的穆斯林。
  • 1999年1月，一名基督徒巴士司机和一位穆斯林乘客发生口角，结果形同一支点燃干草堆的火柴棒，引发了一场不可收拾的族群冲突。

印尼的司法制度与族群对立

• 荷兰人给印尼留下弊病丛生的司法制度，不过现代印尼人却很少针对这套制度进行改革
  • 荷属东印度政府在殖民时代早期，并没有为印尼司法制度投入太多心力，只求商业交易遵守荷兰法规，认为没必要干预大多数印尼人奉行的各种传统律令。
  • 到了19世纪末，荷属东印度政府已拥有若干并行的司法依据。首先是保护个人权益、要求设置合格法官、专为欧洲人而立的西方法，接着有原住民法。
  • “我们直到今天还是有三套法律，跟殖民时期简直没两样。”。
• 民众早已不信任执法者，也不敢将案件送交法庭或警方
  • 十名印尼人当中有超过六人认为警察贪污，因此印尼人宁愿自行执法。
  • 有些人之所以被愤怒群众殴打致死，只因为他们偷了一只鸡、他们的车子失控撞倒行人、忌妒他们的邻居指控他们会巫术等等。
  • 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原住民”和“移民者”身上，一桩原本可在警察局或地方治安法庭化解的小事情，可能演变成牺牲数百条人命的小型内战。

印尼的宗教现状

•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大多数民众只把宗教看得跟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
  • 印尼人常问我信什么教，多数西方人似乎认为这种问题侵犯个人隐私，不过自苏哈托时代以来，印尼每位国民都必须在身份证上注明宗教信仰。
  • 虽然亚齐省和南苏拉威西省曾经为了成立伊斯兰国家而极力抗争，马鲁古群岛的暴力冲突也曾被贴上宗教事件的标签，但我在印尼旅游近一年以来，发现大多数民众只把宗教看得跟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而且认为印尼人只会为了钱财、工作、政权起冲突，不会因为信仰起争端。
• 印尼的宗教礼俗比欧洲人来得多，许多民众习惯在身上别着代表个人信仰的徽章、在头上包着头巾或戴着小帽、在颈上挂着十字架或佛陀护身符
  • 清真寺、教堂、佛殿也会举办大量集体祷告祈愿活动，因此我在印尼上教堂的次数比过去多，也不时心怀诚敬地坐在安静的清真寺角落里聆听布道，这样既符合印尼人的期待，也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方式。

印尼的宗教极端主义

• 印尼的宗教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捍卫伊斯兰阵线等组织的活动
  • 捍卫伊斯兰阵线自命为道德守护者，动辄以真主阿拉之名突袭风化区、捣毁领有执照的酒吧。
  • 捍卫伊斯兰阵线也迅速发现了民主社会提供的市场商机：由于好发议论、热爱自由的选民愈来愈多，有些人主张打倒建国青年团之类的政治恶势力，却又不敢公然与那些强悍的伊斯兰青年作对；捍卫伊斯兰阵线自认可以适时介入，扮演保护选民的角色。
• 印尼的宗教极端主义并未引起大多数印尼人的关注
  • 大部分印尼人懒得理会这类团体，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苦短，不想浪费时间为一批宗教狂热分子烦心。
  •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并未采取重要的立法和保护宗教少数族群的行动。

印尼的宗教多元化

• 印尼的宗教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各种宗教的和平共处
  • 在生活方式依然比较贴近传统的地区，宗教信仰其实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居民们认为，既然每样事情都掌握在上帝手里，未雨绸缪、拟订计划、追求不同的未来，又有什么意义？一位在乡下经营潜水生意的朋友说：“在我们这里，替将来打算，大概是无神论者才会干的事。”。
  • 在印尼周游了近一年之后，我从加里曼丹的赤道城市坤甸，再度搭船前往印尼人口最多的爪哇岛。虽然我对最后一个月的旅程充满期待，但也开始担心我在网吧读到的新闻和大多数印尼人告诉我的讯息已产生落差，我是否错过了某个惊天动地的宗教极端事件？于是我决定找几个宗教气息浓厚的地方走走，顺便询问当地人对“宗教偏执愈演愈烈”一事有何看法。接着就来到地处爪哇中心位置、据称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大本营的梭罗市(Solo)。2002年，巴厘岛爆炸案的主犯就曾在梭罗学习。我发现这座城市具有双重性格。
• 印尼的宗教多元化并未导致社会变革，反而强化了宗教信仰的身份标记
  • 虽然都市化和人口迁移的过程，冲淡了昔日支撑大众生活的部落制度和集体文化，但是宗教信仰重新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熟悉安适的世界，并且成为某种鲜明的身份标记，还可以将宗族观念强烈的印尼人凝聚在一起，因此加入正统宗教的印尼人更胜于以往。
  • 在印尼争取独立时期，“头”与“心”分家造成严重的政治撕裂。伊斯兰改革派成立政党的目的，是想根据伊斯兰教律法统一国家，其世界观来自一千三百多年前在遥远沙漠中生活和著述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然而草根性较强的爪哇村民——会用咒语祭拜地方神灵与真主阿拉——不希望被这些改革派同化，也拒绝接受阿拉伯式的伊斯兰教和政党，因而倒向民族党和共产党这一边，两党皆拥护平民出身(且带有强烈爪哇作风)的领导者苏加诺。于是，政治党派产生宗教歧见，各界也因为宗教问题而剑拔弩张。最令人瞩目的斗争发生于1965年，军方在这年对共产党大开杀戒，爪哇的穆斯林领导者也一马当先采取暴力行动。他们认为正统穆斯林的地位高于宗教观念守旧的爪哇村民，并将异端宗教与共产主义画上等号，准许年轻追随者杀害信仰不够纯正的爪哇穆斯林。

爪哇岛的印象

• 爪哇岛大部分地区拥有路面平整、照明良好的道路，商人总是穿着正式套装、开着光鲜休旅车前去参加重要商业谈判会议，居民受过良好教育，能去设备一流的医院就诊。
• 岛上仍住着大批辛苦种出三期稻作的农民。
• 爪哇人总是对你客客气气，不断说好好好，这时你就得当心了，因为他们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拿出藏在背后的匕首捅你一刀。

三宝垄市的介绍

• 三宝垄曾是印尼最大港口，今日的三宝垄是印尼最大工业中心之一
  • 当时土地肥沃的爪哇中部生产的糖、茶、咖啡，悉由此地北运至欧洲家庭的食品柜。
  •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此装瓶，其他产业包括洋娃娃、药品、家具和服装制造业。
• 三宝垄正在下陷，旧殖民区陷得最快，每年下陷十二公分
  • 为了满足人口暴增以及郊区所有工厂的用水需求，三宝垄不断抽取地下水，导致地层持续下陷，海水逐渐上升，淹没了居民的脚踝。

爪哇的文化和历史

• 爪哇文化因地而异，班尤马斯县的文化不像日惹或梭罗城的文化那般势利眼和重阶级
  • 托哈里认为过去数百年来，这两个苏丹城让印尼沾染了卑躬屈膝的习气，而且只看形式不重实质。
• 爪哇人常说：“只要老爸高兴就好。”意思是你只能执行长官交代的指令，休想动其他脑筋
  • 这种文化也融入到当地的语言中，爪哇人常说：“只要老爸高兴就好。”。
  • 我担任路透社记者时(苏哈托掌权时代)，每次打算向政府索取某项发展计划或财政管制解除方案相关信息时，总会听到政府官僚说：“我还没接到命令。”。

爪哇的现代化进程

• 泗水看上去像是一个兼顾爪哇集体合作优点和现代化的都市
  • 市政府并没有恐吓“小老百姓”，也没有严惩或重罚乱丢垃圾的居民，而是颠覆了印尼作风，为市民提供激励机制，以奖赏代替责罚。
  • 事实证明，这些激励机制对社区起了作用。

作者在印尼的生活体验

• 作者在印尼的生活中，体验到了当地的生活节奏和习惯
  • 每天只能说重复的话题、不动大脑地干活、老是得听别人祷告。
  • 印尼妇女扛着汽油罐，习惯了没有推车的生活。
• 作者在印尼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印尼人民的热情和慷慨
  • 印尼人欢迎陌生人走进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

印尼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

• 印尼的社会结构以集体合作为基础，宗族和官僚体系覆盖全国
  • 印尼几乎所有人民至少都归属于某个(通常是好几个)必须履行共同义务的族群。
• 宗教信仰在印尼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人们相信未来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里，没有理由担惊受怕。

印尼的多元文化和包容性

• 印尼是个多元化国家，融合了大量的不同组成元素
  • 印尼在七十年内融合了大量不同的组成元素，使全国大抵维持和平状态。
• 印尼人慷慨大方、容纳异己的精神，是他们融为一体的原因
  • 他们欢迎陌生人走进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乐于帮助有困难的人。

印尼的问题和挑战

• 印尼存在贪污、利益输送等问题
  • 许多国际观察家谴责印尼因为贪污而付出高昂代价。
• 印尼政府有时会在未做周全准备的情况下宣布重大政治改革
  • 但如果新方案不可行，政府官员很快会想出另一个方案。

印尼的未来展望

• 印尼自1945年宣布独立以来，已经平平安安地度过了风风雨雨
  • 这个国家自1945年宣布独立以来，已经将全国牢系在一起的几条线不会轻易被拆散。
• 印尼人民开放、务实、慷慨、以轻松的态度面对生活
  • 我在出境机场发现了一个舒适、干净、新颖的卡布奇诺咖啡吧台，这是新加坡甜甜圈连锁专卖店JCO的分店之一。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让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
  • 安东尼·伯吉斯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译介被开放的趋势和封闭的趋势支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译丛的目标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图片列表

• 本文列举了31张与德国历史相关的图片，包括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历史事件。
• 图片均注明了版权所有者，部分未能查到版权持有者信息。
• 图片展示了德国在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政治动荡、社会变革和文化冲突。
• 本文通过图片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历史视角，帮助理解德国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
• 出版方表示将及时更正版权信息，感谢读者的关注和支持。

德国统一

• 德国的统一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
  • 1864年至1871年间，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先后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

• 德国在一战期间迅速扩张，成为欧洲霸主
  • 德国在一战期间占领了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凡尔赛和约

•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惩罚
  • 德国被迫割让领土，赔偿巨额赔款，限制军备，承认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

魏玛共和国

•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魏玛共和国成立于1919年，结束于1933年。

新教与天主教徒的分布

• 新教徒主要集中在德国北部和中部，天主教徒主要集中在德国南部和西部
  • 新教徒占德国总人口的45%，天主教徒占35%。

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内的民族分布

• 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内民族众多，包括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等
  • 德意志人主要分布在德国的北部和中部，匈牙利人主要分布在匈牙利的西部和南部，捷克人主要分布在捷克的西部和北部，斯洛伐克人主要分布在斯洛伐克的西部和北部，波兰人主要分布在波兰的东部和北部，乌克兰人主要分布在乌克兰的西部和北部，罗马尼亚人主要分布在罗马尼亚的东部和南部。

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 纳粹党在1924年至1933年间的国会选举中得票率逐年上升
  • 1924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为3%，1928年为18%，1930年为37%，1932年为33%，1933年为44%。

失业率

• 德国的失业率在1929年至1933年间急剧上升
  • 1929年，德国的失业率为1.3%，1930年为3.2%，1931年为5.3%，1932年为11.7%，1933年为19.1%。

共产党和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 共产党和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呈此消彼长的趋势
  • 1924年，共产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为10%，1928年为15%，1930年为13%，1932年为10%，1933年为7%。

总统选举

• 德国在1925年和1932年举行了两次总统选举
  • 1925年，兴登堡当选为德国总统，1932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统。

地区选举得票率

• 纳粹党在地区选举中的得票率普遍较高
  • 在1932年的地区选举中，纳粹党在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图林根、黑森、梅克伦堡-什未林、汉堡、不来梅、下萨克森、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萨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勃兰登堡、奥斯特马克、东普鲁士等地区的得票率均超过了50%。

俾斯麦对德国的影响

• 俾斯麦是导致第三帝国登场的关键人物
  • 俾斯麦在19世纪中后期的行动和政策，为德国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不祥的遗产。
• 俾斯麦的复杂性格传承了下来
  • 俾斯麦既属于欧洲又属于德国，既现代又传统。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及其特征

• 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建立，与1930—1932年纳粹在选举中获胜，仅仅相隔了50年
  • 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可能真正与1933年第三帝国的登场直接相关的时刻，正是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 俾斯麦建立的帝国所具有的几个特征为未来留下了隐患
  • 将新帝国称为“德意志帝国”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令人想起其前身——主宰了欧洲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 俾斯麦1871年为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制定的宪法，在许多方面都远未达到自由派在1848年所追求的理想。

军队的实力及其对德国社会的影响

• 军队的实力，尤其是普鲁士军官团(Prussian officer corps)的实力，并非仅仅是历次战争的产物，而是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
  • 在17和18世纪，扩张中的普鲁士王国已经在沿着主要军事防线进行组织，由著名的容克地主阶级与农奴构成的新型封建制度，严丝合缝地同军队的募兵制度相协调，为军队输送军官与士兵。
• 军队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施加影响，其中对普鲁士的影响最为深刻
  • 统一战争中的辉煌战绩为军队赢得了崇高威望。士官——那些服满义务兵役之后留在军中，继续服务数年的士兵——最终离开军队时，自动获得在政府机构就业的权利，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警察、邮递员、铁路员工以及其他基层公务员都是退伍兵，这些人已在军队中被社会化，举手投足都显示出习以为常的军人姿态。
  • 警察机关之类的政府机构的规章手册注重体现军队的行为规范，坚决要与公众保持一定距离，并保证在街头游行和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尽可能把人群当作敌军而不是集会的公民对待。
  • 军队的荣誉观已深入人心，足以保证平民，乃至中产阶级始终斗志不衰，尽管俄国和法国的情形也普遍如此。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分裂

• 德意志帝国的行政机构大权在握，并且不直接对立法机构负责，在这种国情下，政党的分裂状态削弱了政党政治在国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能性
  • 在1914年之前，德国的主流政党不是两个，而是六个，即社会民主党、两个自由派政党、保守党的两个派别，以及中央党，这与其他现象共同反映了德国社会由地域、宗教和社会等级所造成的多重分裂。

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 进入20世纪之后，政治讨论与政治辩论的题目逐渐转入德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
  • 德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俾斯麦所创建的帝国在很多方面还未完成。
•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时间，不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而是在工业革命的巅峰期；德意志帝国不是建基于单一国家之上，而是由许多不同邦国组成的邦联，各邦国中的德意志公民主要因为共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而维系在一起
  • 关于德意志邦国和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在更广阔的欧洲和世界中的位置，存在着各种互相冲突的观点，这些观点与高速工业化所引起的压力和紧张感交织在一起，因此德国社会并不是在一种完全稳定的条件下于1871年进入民族国家的。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矛盾

•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快节奏，令许多人感到恐惧和困惑
  • 旧有的价值观似乎正在消逝，让位于实利主义与狂妄野心的大杂烩。
• 德国社会遽然进入现代时期，普鲁士土地贵族世代承袭的统治地位被削弱，而那曾是俾斯麦极力维护的传统
  • 到1914年之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习惯和行为模式已赢得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认同，但却遭到越来越自负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抵制，这些产业工人已在社会民主党发动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中被组织起来。

赫尔曼·阿尔瓦特的生平及其反犹主义观点

• 阿尔瓦特因财务困境而犯罪，后将自己不幸归咎于犹太人
  • 阿尔瓦特从学校为孩子们募集的圣诞晚会经费中偷了钱。
  • 阿尔瓦特写了一本书洗刷自己的耻辱，将财运不济归咎于犹太放贷者的诡计。
• 阿尔瓦特的反犹主义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在19世纪晚期，针对非基督徒实行的“褫夺公权”法规在德意志各邦国里逐渐被废除，其他国家也取消了正式的宗教歧视，例如英国是通过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实现的。
  • 犹太人被排除在拥有土地等传统的财富来源之外已达数世纪之久，始终不属于帝国体制内的任何阶层。

反犹主义从宗教反犹到种族反犹的转变

• 传统的反犹主义针对的是犹太人的非基督宗教，这种观点的政治权力来源于圣经的支持
  • 《新约》将基督之死归咎于犹太人，宣判他们永世遭受谴责，因为他们心甘情愿让基督的血归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身上。
• 到19世纪晚期，基督宗教相关的反犹主义变得越来越过时，种族反犹主义开始兴起
  • 马尔没有把犹太人与基督徒做对比，而是与日耳曼人做对比，坚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种族。
  • 马尔进而创造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这个词，并在1879年组建反犹主义者同盟(League of Antisemites)，它是世界上首个在名称中使用“反犹”一词的组织。

反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及其影响

• 反犹主义作家，比如通俗小说家尤利乌斯·朗本，他的作品《作为教育家的伦勃朗》宣称，荷兰画家伦勃朗是北日耳曼人的典范，并呼吁德国艺术回归其种族之根
  • 朗本在书中恶语谩骂“犹太人与白痴、犹太人与恶棍、犹太人与娼妓、犹太人与教授、犹太人与柏林人”，同时呼吁恢复等级社会，由一位“秘密皇帝”领导，这位皇帝终有一天会从阴影中现身，恢复德意志昔日的荣耀。
• 反犹主义政党开创了一种挑动暴民、蛊惑人心的政治新风格，将自己从政治礼仪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
  • 反犹主义政党一直作为一种边缘的抗议现象存在，并大多在20世纪初销声匿迹。
  • 其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已与主流政党合流，即它们的反犹主义观点被保守党和中央党采纳，这些主流政党的选民包括陷入经济困境的中低阶层群体，他们正是反犹主义者最初吸引到的群体。

纳粹主义的起源及其与反犹主义、种族卫生学的关系

• 纳粹主义是将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对传统的反叛整合成一个新的综合体
  • 早在一战之前，各种激进思想激荡而成的政治漩涡就已经强力旋转起来，纳粹主义终将从中浮现。
• 纳粹主义与反犹主义、种族卫生学的关系
  • 反犹主义和种族卫生学后来都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关键元素。
  • 二者同为19世纪晚期普遍的思想世俗化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反叛的两个方面，反叛的是19世纪中期支配着德国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态度。

奥地利反犹主义的兴起及其与德国反犹主义的联系

• 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勒尔提供了激进反犹主义的另一个版本
  • 舍纳勒尔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程师，曾被哈布斯堡皇帝授予贵族头衔。
  • 舍纳勒尔在1878年的奥地利议会上喊道：“要是我们属于德意志帝国该多好！”。
  • 舍纳勒尔所信仰的德意志种族优越论，开始与越来越强烈的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
• 奥地利与德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思想影响与政治影响可以不费力地跨越国境
  • 例如，舍纳勒尔自称是德国反犹主义者欧根·杜林的信徒。
  • 那些从维也纳寻求灵感的德意志帝国公民，尤其是居住在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地区者，肯定能注意到卢埃格尔将社会改革、天主教忠诚和反犹主义论调融为一体的理论。
  • 舍纳勒尔从种族主义角度为犹太人下的定义、对“雅利安人”神话的崇拜、公开承认不信仰并且厌恶基督教、笃信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以及对其他种族——尤其是斯拉夫人——的蔑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德意志帝国境内更加极端的反犹主义者的共识。

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协会及其影响

• 卡尔·彼得斯是19世纪末典型的殖民冒险家，其拓殖事迹很快成为传奇
  • 彼得斯立即出发，把纸上的征服变为真正的征服。
  • 彼得斯创建了各种组织，包括1884年组建的德意志拓殖学会，它于1887年与一个有同样目标的团体合并为德意志殖民学会。
• 民族主义者主张，国内绥靖政策将包括压制少数民族的文化
  • 他们认为，德意志人民受到了敌人的内外夹击——“斯拉夫人”和“拉丁人”从外部包围，犹太人、耶稣会士、社会主义者和形形色色颠覆性的煽动家和阴谋家从内部搞破坏。
  • 在克拉斯的领导下，泛日耳曼联盟及其盟友力主大规模扩充军备，甚至要超过1898年以来遵照《海军法》已经启动的扩军规模。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的影响及纳粹主义的兴起

• 德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心态乐观，满以为胜利在望
  • 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等军界人士则预测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并且担心德国最终有可能战败。
  • 然而他们的专业意见未能使民众信服，确切地说是未能使许多掌握着德国命运的政客信服。
• 1918年德国战败与1933年第三帝国来临之间，仅仅相隔15年
  • 希特勒的上台绝非在1918年就已注定，也绝非由此前的德国历史进程所预设。
  •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及其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强国地位的确立，使许多民众心生希望，然而在一战结束时，人们清楚地看到，帝国及其各级机构无法实现他们的希望。

德国战败后的不满与怨恨

• 德国人普遍觉得停战协议条款不合理，视之为国耻
  • 停战协议条款包括德军必须全部撤到莱茵河东岸，德国舰队应向协约国投降，大量军事装备必须移交，废除《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德意志公海舰队及其潜艇必须向协约国投降。
  • 为确保德国遵守约定，协约国继续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本已极度糟糕的食品供应状况进一步恶化。
• 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宣称，军队是一场“秘密的、有计划的蛊惑运动”的受害者
  • 他们认为军队之所以战败，完全是因为国内的敌人从背后捅了刀子。
• 社会民主党也参与制造了这个自我安慰的说法
  • 1918年12月10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对陆续进入柏林的归国部队说：“你们没有被任何敌人打败过！”。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影响

• 德国失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以及13%的领土
  • 其中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德国统治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被归还法国。
  • 萨尔兰脱离德国，由战胜国托管。
  • 北石勒苏益格割让给丹麦，梅梅尔于1920年割让给立陶宛。
  • 18世纪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的波兰重新建国，这意味着德国失去了波森、西普鲁士的大部分以及上西里西亚。
  • 但泽成为“自由市”，名义上由新建立的国际联盟控制。
  • 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没收，在国际联盟的托管下被重新瓜分。
• 战胜国不允许德国与讲德语的奥地利合并
  • 德奥如能合并，将意味着1848年激进派梦想的实现。
  • 奥地利突然间被从它以前在经济上极为倚赖的内陆，尤其是匈牙利，切割出来。
  • 从前被视为奇谈怪论的政治观点现在似乎有了政治上的合理性。
  • 甚至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如果奥地利加入较为先进的德意志帝国，将会比独自努力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
  • 但答案是否定的。协约国自问：我们为何而战，难道是为了在战争结束时坐视德意志帝国增加600万人口，并且大面积扩张领土，包括将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纳入囊中吗？于是德奥合并被否决。

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 泛日耳曼联盟在1914年对战争的爆发表现出了无限的热情，近乎狂喜
  • 对于海因里希·克拉斯那类人来说，这是实现毕生梦想的契机，事情似乎终于要按他们的想法发展了。
  • 泛日耳曼联盟曾在战前为吞并领土和称霸欧洲拟定了雄心万丈的计划，此时似乎有了实现的机会。
• 祖国党展示出一种超越党派之争，只以德意志民族为重，而不纠结于抽象意识形态的形象
  • 教师、新教牧师、军官等各界人士纷纷加入。
  • 在一年之内，祖国党声称其党员人数不下125万。
• “前线一代”的传奇逐渐使人们普遍感到，在战争期间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老兵们，理应得到比实际得到的好得多的待遇
  • 许多战士极度厌恶1918年爆发的革命，从前线归来的部队有时候会解除途经地区的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武装，或者逮捕他们。
  • 有些参战人员转而信奉激进的民族主义，因为革命者迎接他们的是侮辱而不是赞扬，强迫他们摘掉肩章、放弃对帝国黑白红旗的忠诚。
  • 面对协约国敌人的大军压境，许多德军无心恋战，开了小差。
  • 数百万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回归他们原先的政治阵营，加入社会民主党，或者被吸引到共产党的旗下。
  • 一些由老兵组成的压力团体坚定地表示，他们希望任何人都永远不再经历他们在1914—1918年所遭受一切。
  • 然而，对于战后的暴力与不满氛围的最终形成，老兵和他们的怨气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从战争状态调整到和平环境的过程中，许多人因为受到刺激而趋向极右翼立场。

德国的政治混乱与暴力冲突

•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暴力合法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俾斯麦在1864—1870年统一战争中所达到的程度
  • 一战前，就连彼此政治信仰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德国人，也能够不诉诸暴力地讨论彼此的分歧。
  • 然而到了1918年之后，风气彻底改变。气氛的变化已经可以从国会的议事过程中观察到：在帝国时代，国会议事一向比较稳重得体；但1918年之后却频频沦为不体面的吼叫比赛，一方公开表示对另一方的鄙视，议长无法维持秩序。
  • 不过，街上的情形远比国会糟糕，各派别组织了流氓别动队，打架和骂战已成家常便饭，痛殴与暗杀是常见手段。
• 1918—1919年的德国革命并未解决战争最后阶段不断加剧的国内矛盾，极少有人对革命的结果感到完全满意
  • 在极左阵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领导下的革命者认为，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契机，那些随着帝国旧体制的瓦解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将成为新国家的管理者。
  • 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极左阵营在柏林发动了一次组织松散的暴动，自由军团在社会民主党内主流派的怂恿下，做出空前暴虐与野蛮的回击。
  • 这些事件注定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任何合作，从一开始就必然失败。
  • 两党间相互的恐惧、指责和仇恨，远远多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共同目标。
  • 1918年革命留给右翼阵营的后遗症，并不少于留给左翼的创伤。
  • 社会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即使没有鼓励以极端暴力的手段对付左翼人士，也促成了这种做法的合法化；但这丝毫没能使他们自己免于被反噬，自由军团现在突然开始对自己的主人下手了。
  • 自由军团的情绪，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大量正规军军官和绝大多数右翼政客的认同，许多未能参加一战的青年学生和其他人士如今麋聚到右翼政客旗下。
  • 在这些人看来，任何政治阵营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派都堪比卖国贼——他们不久即被称为“十一月罪人”或“十一月卖国贼”，意思是他们先在背后捅了军队一刀，然后又在1918年11月犯下推翻皇帝和签署停战协定的双重罪行。
  • 对某些民主派政客而言，签署《凡尔赛和约》其实就等于签署了自己的死刑执行令，因为自由军团的成员组建了暗杀队，意在清除和刺杀那些被他们视为卖国贼的人，包括民主派政客瓦尔特·拉特瑙、社会主义者领军人物胡戈·哈塞和著名的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尔格。
  • 政治暴力在1923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当年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包括共产党在汉堡的未遂起义遭到血腥镇压，还有慕尼黑敌对政治团体之间的枪战，以及有法国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参与的莱茵兰武装冲突。
  • 1920年代初，极左人士，比如卡尔·普拉特纳和马克斯·赫尔茨，从事武装抢劫与“征用”活动，直到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长期徒刑才告收场。
  • 正是在这种民族创伤、政治极端主义、暴力冲突和革命暴动的氛围中，纳粹主义诞生了。

魏玛共和国的创建和早期领导

• 艾伯特是社会民主党第二代领导人中典型的实干家，他认同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致力于运用自己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险等领域的专长，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
• 艾伯特领导了魏玛共和国的创建，功不可没。然而他也做了许多轻率的妥协，这些折中之策后来转而以不同形式困扰着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的立法机构

• 魏玛共和国的政府更迭非常频繁，但在联合政府变幻莫测的重组过程中，其他一些部长职位则基本上成了某个政客的禁脔，因此制定和执行强硬的关键政策也就更加容易
  • 在1919年2月13日至1933年1月30日期间，至少有过20个内阁，平均当政239天，即每届内阁不到8个月就倒台。
  • 有些职位，尤其是司法部长，在党际联合的谈判中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频频更换，这无疑让部门内始终留任的高级公务员掌握了比往常更多的权力。
  • 然而在联合政府变幻莫测的重组过程中，其他一些部长职位则基本上成了某个政客的禁脔，因此制定和执行强硬的关键政策也就更加容易。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环境

• 魏玛共和国政府坚决、果断地采取行动的能力，总是受制于宪法的另一个条文，即宪法规定共和国沿用德意志帝国的联邦结构
  • 这是俾斯麦于1871年为德国统一的苦药裹上的一层糖衣，用以安抚德意志王公贵族，比如巴伐利亚国王和巴登公爵。
  • 这些王公贵族已在1918年革命中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然而他们的邦国以州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些州此时已建立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州内政策的关键领域依然保留了许多自治权。
  • 如果普鲁士州与共和国之间出现矛盾，所引发的问题会棘手得多，因为普鲁士州的面积大于其余各州面积的总和；但是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普鲁士都由温和的、亲共和国的政府领导，是抗衡巴伐利亚等州的极端主义和动荡的一支重要力量。

魏玛共和国的政党体系

• 三个政党支持新政体——社会民主党、自由的德意志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以及中央党
  • 在1919年1月赢得76.2%的明显多数选票之后，三党在1920年6月的总得票率仅为48%，1924年5月为43%，1924年12月为49.6%，1928年为49.9%，1930年9月为43%。
  • 因此从1920年起，它们一直属于国会中的少数派，人数少于共和国的左派敌人和右派敌人。

魏玛共和国的军队和公务员

• 魏玛共和国未能赢得军队和公务员全心全意的支持
  • 对于军队领导层来说，1918年的战败构成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威胁。
  • 在泽克特的领导下，军队在“军旗”上保留了旧帝国国旗的颜色——黑白红。
  • 如果德国首个民主政体指望不上军事人员的大力支持，那么它也无望获得文职人员的有力襄助。

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困境与通胀危机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政府借钱打仗，导致经济败局
  • 从1916年起，军费远远超出贷款，乃至远远超出政府能够从任何来源获得的财政收入。
• 政府通过大印钞票来弥补损失，导致通胀严重
  • 战前，按照柏林的汇率，1美元可兑换4马克多一点。到1918年12月，1美元兑换的马克数几乎翻倍。1919年4月，汇率继续降至1美元兑换12马克多一点，到当年年底，兑换47马克。

通胀对德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 通胀刺激了战后的工业复苏，但也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
  • 有的玩家贷款购买商品、设备、工业厂房之类的东西，然后在币值仅为原先价值的一小部分时偿还贷款，这种本事帮助刺激了战后的工业复苏。
  • 经济复苏却建立在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因为尽管在此过程中通胀曾得到短暂缓解，但事实证明它是不可停止的。
• 通胀导致食品价格飞涨，普通家庭90%以上的花销都用于食品
  • 一位女士在咖啡馆落座点餐时，一杯咖啡的价格可能是5,000马克，一小时后起身结账，要付给侍者的价格却变成了8,000马克。
  • 德国人作为日常主食的黑麦面包在1923年1月3日价值每公斤163马克，在7月价格翻了10倍多，在10月1日为900万马克，在11月5日为78万亿马克，两星期后的11月19日为233万亿马克。

通胀的结束及其后果

• 施特雷泽曼政府启动“履约”政策，要求法国撤出鲁尔区，交换条件是，德国保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履行赔款义务
  • 结果国际社会同意重新审议赔款方案，在1924年谈判并接受了由美国金融专家查尔斯·道威斯(Charles Dawes)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所拟定的计划。
• 沙赫特采取了许多措施防范对地产抵押马克的投机，而且随着新货币——不久被改名为帝国马克(Reichsmark)——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它取代了旧货币，被普遍接受
  • 恶性通货膨胀结束。

通胀对德国社会的影响

• 通胀破坏了中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兴旺富足，导致中产阶级政党在1920年代后半叶日益四分五裂
  • 投资于战争债券或其他国债的人全都赔了本，而用一大笔按揭贷款购买房子或公寓的人，最后可能花不了几文钱就得到房产。
  • 对于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后果则是毁灭性的。债权人苦不堪言。
• 通胀导致大规模犯罪浪潮席卷全国，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有时以惊人的方式显现出来
  • 被裁定犯有盗窃罪的人数，在1913年为115,000，1923年达到峰值365,000。
  • 有人看见多达200名全副武装的小混混席卷了乡间谷仓，抢走农产品。

德国商界对通胀的反应

• 德国商界人士并不认为自己像人们言之凿凿的那样获利丰厚，他们中的许多人眷恋着旧日的威廉帝国
  • 虽然这种乐观的追忆也许属于错觉，但大企业在战前确实具有特权地位。
• 企业界对魏玛共和国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在1914年之前所拥有的影响力、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通胀岁月里所发挥的更大影响力，如今似乎急剧减弱
  • 它曾在公众中享有的极高声望，也由于通胀期间浮出水面的财务等方面的丑闻而受到重创。
  • 在不靠谱的投资中失去财富的人要寻找罪魁祸首。在1924—1925年，这个替罪羊锁定为俄国裔犹太企业家朱利叶斯·巴尔马特(Julius Barmat)。

魏玛共和国的文化战争

•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冲突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了对文化价值观的争议
  • 在走向第三帝国的那几年里，德国民众的特点并不是不关心政治，甚至可以说人们表现出了过高的政治参与度和过多的政治责任感。
  • 这在新闻界最为明显，1932年，德国至少有4,700家报纸，其中70%是日报。
  • 在1920年代消解政治报刊影响力的，主要是新兴的所谓“林荫道小报”。
• 媒体和文化界出现了许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的新进展，耸人听闻的通俗小报只是其中之一
  • 实验文学、达达主义的“具象诗”、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现代派小说、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社会批判剧、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和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犀利的时事评论，全都把读者分化成了两派。
  • 与柏林文化界生机勃勃的激进文学并存的，是吸引着中产阶级内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的另一个文学世界，它根植于对逝去的俾斯麦时代的缅怀，并且预言魏玛共和国终将崩溃、俾斯麦时代终将回归。
• 新的通讯手段愈发使人感觉传统的文化价值受到了威胁
  • 在这个时期，广播电台开始取得真正的成功，成为广受欢迎的文化机构。
  • 大城镇在1914年以前已经开设了电影院；到1920年代后期，电影吸引了大量观众；1920年代结束之际出现有声电影，又吸引了更多的观影者。

青年运动及其对文化战争的影响

• 青年运动是由五花八门而又发展迅猛的各种非正式俱乐部和协会组成的集合体，主要活动包括远足、亲近大自然、围坐在篝火旁高唱民歌和爱国歌曲
  • 青年运动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独立于正式的政治机构，其领军人物往往蔑视成年人的政治生活，视之为道德妥协和不诚实。
  • 尽管认为青年运动为纳粹主义铺设了道路、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是历史学家的夸大之辞，但独立青年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确实敌视共和国及其政客，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民族主义者，性格和抱负则是军国主义的。
• 青年运动的影响力并没有受到学校教育的消解，且对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影响最大
  • “全体高中生都信奉民族主义，”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25年记录道，“这是他们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 不过，实际情况也许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一点儿。在威廉帝国治下，皇帝运用个人影响力，主张改革德国教育，用侧重于德国史和德语的爱国主义课程取代基于经典教学模式的自由主义传统。

法律与秩序在魏玛共和国的危机

• 许多人认为法律与秩序正在受到威胁，而那些本职工作就是维护法律与秩序的人，则普遍认为犯罪活动已无法控制
  • 威廉时期的整套司法制度原封不动地传到魏玛时期，《民法》和《刑法》几乎丝毫未做修改，为放宽法律限制所做的努力，比如废除死刑，均徒劳无功。
  • 与从前一样，法官群体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法官人选而受到培训的，而不是(像英国那样)选任资深的执业律师为法官。
• 法官比以往更加独立，因为绝大多数法官认为，由立法机构，而不是由神圣君主颁布的法律，已经不再中立
  • “多党执政的结果是，”他抱怨道，“制定的法律都是经过妥协的。这些拼凑起来的法律大杂烩，表达了各执政党南辕北辙的目标，成了杂种法律。一切庄严的事物都已坍塌。法律也不再庄严。”。
  • 他的抱怨也许有些道理：政党利用司法制度为各自的目标服务，按照各自特有的政治偏见来制定新的法律。

魏玛共和国的司法腐败

• 法官偏袒右翼和反对共和国的人，州检察官也是如此
  • 在考虑以何种罪名起诉右翼被告时，在起草诉状时，在询问证人时，甚至在构思开场陈述和结案陈词时，检察官总是将民族主义的信仰和意图当作减刑理由。
  • 法官和检察官、警察、监狱长和狱警、各种司法行政人员和执法人员，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偏袒共和国的敌人，动摇了共和国的合法性。
• 为了尽力抵消这些影响，在社会民主党的努力推动下，《保卫共和国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于1922年获得通过
  • 据贡贝尔统计，在俾斯麦帝国最后30年的和平时期里，只有32人被裁定犯有叛国罪，而在同样相对和平的1924年初至1927年末这4年里，法庭签发了1万多份叛国罪逮捕令，最终有1,071人被定罪。
  • 《保卫共和国法》于1922年获得通过，据此设立的州法院有义务将右翼政治犯的案子从亲右翼的法官手中撤出，移交给总统任命的法官。司法界很快就设法让这个条款形同虚设，因此它对审判的总体模式几乎没有影响。

魏玛共和国的福利制度

• 魏玛共和国建立了新的福利国家，包括健康保险、养老金等制度
  • 俾斯麦的方案在当时属于创举，不应简单地将其视为政府威权统治的遮羞布而予以否定。
  • 这些制度在他离任后的数年里又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和扩充。
• 魏玛宪法的文本中满是影响深远的宣言，如家庭生活重要性之原则，国家为家庭提供支持之必要性等
  • 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制定的一整套法规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包括关于青年福利(1922年)和未成年人法庭(1923年)的法律，为战争伤残人士提供救济和职业培训(1920年)的条例，以公共福利制度取代济贫措施(1924年)的政令，以及，如我们所知最重要的，1927年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条文。
• 魏玛共和国的福利制度最终却未能兑现1919年魏玛宪法中那些华而不实的承诺
  • 共和国几乎从建立之初就经历的经济困难，给它的福利制度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使之根本难以为继。
  • 政府应对之策是提高富人的纳税额，直至实际税负几乎翻倍，但这也根本不足以支付开销。

魏玛共和国福利制度的实施问题

• 福利机构发的钱不足他们所需，地方管理人员特别吝啬
  • 他们通常要求申请人交出存款或房产作为受助的交换条件。
  • 由于福利机构缺少必要的人手来快速处理大量请求，结果总是迟迟不回复那些要求资助的申请。
• 福利机构成为歧视与控制的工具
  • 官员们清楚地告诉申请人，他们只能得到最低额度的救济，并且用侵犯隐私的方式打探申请人的个人情况。

魏玛共和国福利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 医疗和福利机构决心创造出理性的、有科学依据的方法，来处理社会剥夺、偏常行为和犯罪
  • 由于社会福利机构迅速发展为庞大的官僚机构，所以战前已广泛流传于福利专业人员中间的种族优生和社会生物学理论，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 有一种观点被强化成了信条，认为遗传因素在多种社会偏常行为中起了某种作用，不仅包括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也包括长期酗酒和持续轻微犯罪，甚至包括妓女等群体的“悖德癖”。
• 为了寻找更精确、更全面的方法来定义和运用这些概念，医学专家特奥多尔·菲恩施泰因于1923年在巴伐利亚创建了“罪犯生物学信息中心”
  • 到1920年代末，菲恩施泰因及其合作者已经收集到大量案件索引，正在有条不紊地实现他们的梦想。
  • 不久，图林根、符腾堡和普鲁士也建立了类似的信息中心。
  • 许多专家认为，甄别出这种世代相传的“劣等”人之后，防止他们继续繁衍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强制绝育。

德国中产阶级对1918年革命和魏玛共和国的反应

• 维克托·克伦佩雷尔是教养良好的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他只想好好生活，政治在其生活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 克伦佩雷尔支持1914年德国的宣战，认为德国的事业是正义的，于是回国参战，在西线服役，1916年因伤病退役，在军队的新闻审查处工作到战争结束。
  • 克伦佩雷尔希望有一个稳定的职业，但像其他德国中产阶级人士一样，他发现自己的希望随着德国的战败破灭了。
• 克伦佩雷尔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在极其支持犹太教改革的柏林犹太会堂担任牧师
  • 他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教新教徒，是越来越多以这种方式归化的德国犹太人之一。
  • 尽管他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关于法国文学史的著作，但也只能待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无望在名校谋得教职。
• 克伦佩雷尔对政治的悲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当时正经历着的个人困境
  • 他与妻子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的兴趣，最契合之处也许是两人都爱看电影。
  • 整个1920年代，他的生活虽说不上尽如人意，但还算稳定。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反犹主义

• 1918年后的反犹主义与战前的反犹主义的明显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它前所未有地致力于把强烈的偏见转化为暴力行动
  • 尽管魏玛共和国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反对使用武力对付犹太人，但反犹主义的语言却前所未有地嵌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之中。
  • 损害德国的“背后一刀”、“十一月卖国贼”、“犹太共和国”和“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这些以及类似的许多煽动性口号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
• 反犹主义总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大行其道，而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又是德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 俄国境内那些躲避反犹主义暴力和内战的犹太贫困难民加快步伐移民德国，成了冲突的一个新来源。
  • 1923年11月6日，恶性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有位新闻记者在柏林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占很高比例的区看到几次严重骚乱。

库尔特·艾斯纳的革命活动及其影响

• 艾斯纳是巴伐利亚革命者的领军人物之一
  • 艾斯纳是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生活。
  • 艾斯纳不是土生土长的巴伐利亚人，他来自柏林，1867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
• 艾斯纳领导慕尼黑革命，宣布巴伐利亚为共和国
  • 1918年11月，当帝国开始分崩离析的时候，是艾斯纳凭借他的口才以及对政治会议的不屑，挺身而出领导了慕尼黑。
  • 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为共和国，成立了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他本人出任总理。
• 艾斯纳的暗杀引发暴力风潮，巴伐利亚陷入混乱
  • 1919年2月21日，极右翼一劳永逸地表达了对他的痛恨：在艾斯纳步行前往巴伐利亚州议会的路上，贵族青年学生安东·冯·阿尔科—瓦利伯爵(Count Anton von Arco-Valley)近距离朝他射出两枪，当场杀死了他。
  • 由于担心再次发生暴力事件，巴伐利亚州议会暂时休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不经投票就宣布自己为合法政府。

巴伐利亚革命期间的极左翼政权

• 委员会共和国的成立及其政策
  • 匈牙利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消息，使巴伐利亚的极左翼受到激励，立即宣布成立“委员会共和国”(Council Republic)，准备以苏维埃式政权取代议会。
  • 托勒宣布进行全面的艺术改革，他领导的政府也宣布，慕尼黑大学(Munich University)对所有的申请者开放，但不招收想学历史的人，因为历史学已被作为反文明的学科取消。
• 委员会共和国的失败及其后果
  • 霍夫曼政府试图用一支临时拼凑的志愿者武装去推翻委员会共和国，却被从工人与士兵委员会的武装人员中招募的“红军”轻易地镇压下去。
  • 大屠杀之后，霍夫曼的社会民主党等温和派在慕尼黑并没有得到很多机会，尽管自由军团的行动是受他们委托的。“白色的”反革命政府最终接管了政权，开始迫害剩下的革命者，而从轻处理自由军团，其中有些成员因残暴的杀戮行为被定罪，但仅被处以最轻的刑罚。

希特勒的政治觉醒和早期政治活动

• 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学到的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许是对政府和法律的极度藐视
  • 他写道：“如果人种本身处于被压迫或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之中，法律问题就降至从属地位。”。
  • 他尤其仇视捷克人，觉得他们特别能制造混乱。他认为舍纳勒尔的失误在于试图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目的。希特勒的结论是，只有直接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强人领袖才能够实现任何目标。
• 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他的政治观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 他后来写道，这“把我从青春期的苦闷中解放了出来”。人生中第一次，他有了一个可以去相信、去追随的使命，有了一群休戚与共、志同道合的同志。
  •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把这称为“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他的希望全部落空，他的牺牲全都成了徒劳。听到消息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他踉踉跄跄回到房间，哭了起来。

希特勒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崛起

• 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并成为该党的明星发言人
  • 他毫无困难地吸收了这些人的观点，因此在1919年8月被上司选派到一个类似的培训班当教员。
  • 他头一回发现了自己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天赋。听过他讲课的人在评价时，都会钦佩地提到他的激情和使命感，以及他与心思简单的普通人沟通的能力。
• 希特勒推动德国工人党举办人数越来越多的公共集会，并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 到1920年3月底，希特勒已成为该党不可或缺的一员，他显然认定这里就是他的归宿。
  • 1920年2月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反对该党的评论员不久把它缩写为“纳粹”(Nazi)。

希特勒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 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德国一切问题的根源
  • 在《我的奋斗》中，他描述了自己认为犹太颠覆分子在1918年是如何瓦解德国的战斗力的。
  • 希特勒宣称：假如在战争开始时和战争期间，把12,000或15,000个希伯来腐败分子送去闻毒气，就像成千上万奔赴战场的最优秀的德国工人的遭遇一样，那么数百万战士在前线的牺牲就没有白费。
• 希特勒主张通过暴力手段解决犹太问题
  • 他在1920年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说，犹太人将“被灭绝”；同年8月7日，他告诉听众：“别指望不清除病因、不杀死病菌，就可以战胜疾病；也别以为不必坚持人们远离种族结核病菌，就可以战胜种族结核病。”。
  • 1921年4月，他告诉听众：“犹太问题”只能通过“蛮力”来解决。他在1923年1月说：“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上台掌权，我们就会人头落地；但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么让上帝怜悯你们吧！’。”。

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阴谋与希特勒的崛起

• 鲁登道夫将军认为最糟糕的情形已经过去，返回德国，成为极右翼的首脑
  • 鲁登道夫在柏林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戴上墨镜和假胡子，悄悄渡过波罗的海到达瑞典，冷眼旁观革命。
  • 到1919年2月，他显然认为最糟糕的情形已经过去，于是返回德国。
• 希特勒拥有第一批忠心耿耿的狂热分子，他们将在纳粹党的发展以及第三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这样或那样的作用
  • 其中最忠心的是在校生鲁道夫·赫斯，他是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理论家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的门生。
  • 以另一种方式辅佐希特勒的，是学医出身、失败的种族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迪特里希·埃卡特(Dietrich Eckart)。
  • 但是埃卡特从图勒学会带进纳粹党的两个伙伴，却比他更受希特勒倚重，为希特勒效力的时间也比他长得多。第一个是波罗的海日耳曼建筑师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这位纳粹头目也来自德国境外。另一个由埃卡特带进纳粹党的人是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

纳粹党的发展与希特勒的个人崇拜

• 纳粹党已经有了正式纲领，由希特勒和德莱克斯勒撰写
  • 它的25点内容包括，要求“将全体德意志人统一为一个大德意志国家(Greater Germany)”；废除1919年的和约；要求获得“国土与领地(殖民地)以养活我们的人民”；防止“非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国”；对“普通罪犯、高利贷者、奸商等”处以死刑；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将他们登记为异族，禁止他们办报或者为德国报纸撰稿；要求没收不劳而获的收入和战争财，企业托拉斯收归国有，实行利润分配制度，这似乎带有伪社会主义色彩；政纲的结尾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并且“用根据社会阶层和职业遴选出的法人(corporations)有效地取代联邦各州的议会”。
• 纳粹党内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
  • 在意大利先例的刺激下，纳粹党内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与日俱增，这也促使希特勒相信，注定要领导德国未来走向民族新生的人是他，而不是尚未出现的某个人物。

纳粹党的暴力活动与准军事组织

• 纳粹党徒与社会民主党人大打出手，啤酒杯在屋内横飞
  • 1921年9月14日，一群年轻的纳粹党徒随同希特勒参加分离主义组织巴伐利亚同盟(Bavarian League)的会议，他们齐步走上讲台，打算把发言人奥托·巴勒施泰特(Otto Ballerstedt)的声音压下去。
  • 1921年11月初，获释不久的希特勒又带头在啤酒馆闹事，纳粹党徒与社会民主党人大打出手，啤酒杯在屋内横飞。
• 纳粹党及其准军事组织要想在巴伐利亚政坛掌握主动权，所需的远远不止是埃尔哈特和罗姆的影响力以及希特勒的煽动力
  • 冲锋队在形式上一直是独立于党的组织，而且罗姆与纳粹党领袖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
  • 在罗姆的领导下，冲锋队的人数很快开始增加。但截至1922年8月，他们的队伍依然不到800人；而其他那些被遗忘已久的准军事团体则远比它引人瞩目，比如帝国战旗团(Reich War Flag)或者巴伐利亚与帝国同盟(Bavaria and Reich League)，它们的成员人数都不少于3万，全部配有武器。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对纳粹党的影响

•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为新兴的纳粹党提供了一个范型和同路者
  •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是暴力的，有着不竭的行动力，它是军国主义的，蔑视议会制度，崇尚冲突与战争。
  • 它不仅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还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
  • 它主张把社会看作有机体，阶级利益和人民代表将由不分阶级、民族统一的指定机构所取代。
  • 它是男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的，它谋求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女性则主要被贬抑至繁育子女的功能。
  • 它把领袖抬高到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
  • 它崇拜青年，声称要涤荡旧制度和传统，创造一种新型人类——强硬、反智、时髦、世俗，尤其是狂热地投身于本民族和本种族的事业的新人。
• 希特勒开始认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办到了的事情，自己同样可以在德国办到
  • 当德国政府拖欠战争赔款导致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区时，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义愤填膺、倍感屈辱。
  • 共和国的合法性遭到重创，政府只好做出要反抗占领的样子。
  • 由德国政府鼓动起来的大规模非暴力抵抗，招致法国人更多的报复——逮捕、监禁和驱逐。
  • 民族主义者铭记着关于法国镇压的许多事例，有位身为退伍兵的铁路工人由于在一次战争纪念活动上发表支持德国的演讲而遭到解雇，并与家人一起被驱逐出境；另一位学校教师因为法军列队走过的时候，他让学生们转身背对着他们，而遭受同样的命运。
  • 男生结成团伙，给那些被认为是“无耻地勾搭法国人”的女人剃光头，另一些学生表达爱国的方式则没那么激烈，他们步行几公里去上学，而不乘坐法国人运营的火车。
  • 少数工人积极破坏法军的占领，一位前自由军团成员阿尔贝特·莱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因从事破坏活动而被处决，民族主义者右翼在纳粹党领导下，马上抓住这件事，作为证明法国人之残暴和柏林政府之软弱的例子，在宣传过程中使施拉格特成了广为人知的民族主义烈士。
  • 工业生产陷于停滞，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本已极其严峻的经济困难。

纳粹党的新支持者

• 社会名流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为纳粹党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
  • 汉夫施丹格尔认为，糟糕的艺术品位、对酒毫无鉴赏力、不得体的餐桌礼仪，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质朴表现只是突出了希特勒特有的真诚。
  • 汉夫施丹格尔能够把希特勒介绍给慕尼黑上流社会举足轻重的人物，包括出版人、商界人士和军官。
•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为纳粹党提供了极端的反犹主义观点
  • 施特莱歇尔也是退伍军人，像希特勒一样惹人注目地佩戴着铁十字勋章，他在战后参与创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党。
  • 施特莱歇尔创办的《冲锋报》用危言耸听的头条报道挑起对犹太人最恶毒的攻击，充满了性暗示、种族主义漫画、杜撰的杀人祭祀指控，以及挑逗性的半色情报道。

纳粹党的暴动计划与失败

• 纳粹党计划在11月9日举行暴动，逮捕巴伐利亚政府成员，并迫使卡尔及其盟友与准军事团体一道进军柏林
  • 暴动的日期定在11月9日，选择这个日子主要是形势所迫，而不是考虑到它的象征意义——那天是推翻皇权的1918年革命的纪念日。
  • 11月8日傍晚，希特勒和一群全副武装的冲锋队员闯入卡尔发表演说的会场——紧邻慕尼黑市中心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Bürgerbräukeller)。
  • 希特勒命令一名冲锋队员朝天花板鸣枪，让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酒馆已被包围，巴伐利亚政府已被罢免。
• 暴动最终失败，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被逮捕
  • 在返回啤酒馆后，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决定向市中心进军。
  • 他们集合了大约2,000名武装支持者，付给每人2万亿马克(按当天汇率仅值3美元多一点)，这笔钱来自褐衫军按照希特勒的命令，突袭两家据说是犹太人管理的印钞厂后“没收”的1.4万万亿多马克。
  • 纵队于11月9日中午出发，在支持者的欢呼、鼓励下，穿过市中心，朝着陆军部方向行进。在大街的尽头，他们被警察组成的武装警戒线拦住。
  • 根据官方报告，游行者用打开保险栓的手枪抵在警察的胸口，朝他们吐唾沫，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他们。然后有人开了一枪——至于开枪的是哪一方，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都开火了。
  • 戈林腿部中弹，倒在地上；希特勒摔倒或者被推倒在地，肩膀脱臼。希特勒的外交家朋友、把他引荐给上流社会赞助人的朔伊勃纳—里希特当场毙命。总共有14名游行者和4名警察中枪死亡。当警察冲入队伍，逮捕鲁登道夫、施特莱歇尔、罗姆和其他许多人时，戈林设法逃脱了，先是亡命奥地利，然后跑到意大利，最后在瑞典安顿下来，在此过程中因使用吗啡缓解疼痛而成了瘾君子。希特勒胳膊挂在吊带里，被护送到汉夫施丹格尔的乡间别墅，11月11日在那里被捕。

希特勒的审判和监禁

• 希特勒在1924年的审判中被判处5年徒刑
  • 法庭对希特勒的严重叛国罪仅判处5年徒刑，对同犯判处同等甚至更轻的刑期。
• 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的城堡中被监禁期间，开始撰写《我的奋斗》
  • 希特勒埋头苦读各种书籍，比如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著作。
  • 在纳粹出版人马克斯·阿曼的建议下，希特勒还坐下来把自己此前的生活与观点口述给两个狱友——他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和他的秘书鲁道夫·赫斯。这份口述在次年出版，书名大概是阿曼提议的：《我的奋斗》。

纳粹党的重建和发展

• 希特勒出狱后重建纳粹党，号召从前的追随者入党
  • 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戈特弗里德·弗德尔、党报记者和宣传家赫尔曼·埃塞尔等人公开消除隔阂以示团结。
• 纳粹党在北部和西部的各分支机构显示出复兴的迹象
  • 这主要归功于另一位巴伐利亚人——来自兰茨胡特的药剂师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

纳粹党的组织和结构调整

• 纳粹党逐渐建立起新的、覆盖全国的基本组织结构
  • 1928年，按照德国国会选举中的选区界限，纳粹党完成了区党部的调整，仅保留其中的35个。
  • 在随后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在区党部与各地党支部之间，又设立了新的层级——县党部(Kreise)。
• 纳粹党在地方选举和州选举中的得票率也开始大幅增加
  • 在萨克森达到5%，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4%，在巴登7%。
  • 在信奉新教的萨克森的一些乡村地区，纳粹党的得票率几乎翻倍，比如在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区，从1928年的5.9%增至1929年的11.4%。

纳粹党的宣传和拉拢策略

• 纳粹党转向了德国北部信奉新教的乡村地区，当地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逐渐发展成示威和抗议活动
  • 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政策在农业地区所发挥的相互矛盾的作用，到1920年代末合力造成了一场全面的农业危机。
  • 大地主和大农场主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农用机械，因此能够以微乎其微的实际成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则往往因为把钱存起来而在通胀中损失殆尽，或者因为把钱花在购买日用品上而没有从商业中获利。
• 纳粹党许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独裁的”德国，基本上禁止进口外国食品，似乎越来越有吸引力
  • 纳粹党在中小地主中间的支持率迅速上升。
  • 不久，农场主的子弟纷纷加入冲锋队，被派往大城市去打击共产党。

纳粹党的妇女和青年组织

• 纳粹党很快把宣传、拉拢的目标转向农业群体，许诺说将在第三帝国为他们设立一个特殊机构
  • 各类农场主都将获准加入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工团”(corporation)，他们可以在那里和谐地合作，并得到国家的全面支持。
  • 那些难以驾驭的农场工人——其中许多是社会民主党内的活跃分子——将被驯服，劳动成本最终将受到严格控制。
• 纳粹党此时对中下阶层依然特别有号召力，包括手工业者、店主和个体经营者
  • 纳粹经常从其他类似的团体中拉拢这类人。
  • 比如，德意志民族主义商业雇员工会(German Nationalist Commercial Employees' Union)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向青年灌输政治思想，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纳粹道路。

纳粹党使命感的来源

• 纳粹运动的活力具有更为深刻的根源，许多纳粹重要人物的自传和日记提供了一些线索
  • 1934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特奥多雷·阿贝尔得到机会，与纳粹党合作举办一场征文比赛，要求1933年3月1日之前加入纳粹党或褐衫军的人写一份简短的自述。
  • 基层的纳粹积极分子对罗森贝格、张伯伦、斯宾格勒等知识分子的复杂理论一窍不通，远比他们有影响力的，是那些长盛不衰的反犹宣传家，例如特奥多尔·弗里奇。
• 纳粹宣传的基本元素——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演讲、进军、标语、游行，普通纳粹党徒接收观点，更有可能是通过纳粹报刊、竞选宣传册和壁报等宣传工具
  •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纳粹党普通积极分子看来，纳粹思想的核心是强调社会团结，即所有德意志人结成种族统一体，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对希特勒的崇拜则属于次要方面。
  • 比较而言，仅有少数人重视反犹，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也认为反犹只是附带之事。越是年轻的纳粹，就越不看重思想体系，他们更重视的是诸如对德意志文化和希特勒的领袖作用的强调。

纳粹党徒的使命感

• 许多人是被希特勒的煽动演说争取过来的
  • 1920年代末，演说被安排在露天集会上，人山人海、场地开阔，这使希特勒的煽动具有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冲击力。
  • 有位生于1908年的年轻民族主义者，以前曾参加集会，现场听过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等极右翼豪杰的演说，后来茅塞顿开，是因为他亲耳聆听了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说。
• 纳粹党的感召力，很大程度是因为它许诺要结束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困扰着德国的政治分歧
  • 有位18岁的职员参加了1929年地区选举的集会，折服于纳粹演说者对全体德国人民做出的真挚承诺。
  • 德国人的大不幸，在于分裂成了如此之多的政党和阶级。现在终于有了民族振兴的务实方案！取缔政党！消灭阶级！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这些是我可以全身心地为之奉献的目标，毫无保留。

纳粹党的组织结构

• 希特勒任命忠心耿耿的希姆莱执掌他的私人警卫队——党卫队
  • 党卫队的前身是组建于1923年初的一支小分队，充当希特勒的保镖，并保护纳粹党总部。
  • 它于1925年重新组建，因为希特勒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无条件忠诚，永远不可能从罗姆领导的褐衫军那里得到。
• 有了党卫队，纳粹运动的组织结构基本成型
  • 到1920年代末，希特勒已经成为纳粹运动中无可争议的独裁者，成为日益高涨的个人崇拜的对象。
  • 纳粹运动内部依然存在矛盾，并且将在1934年之前的几年里引人注目地浮出水面。

大萧条下的德国社会

• 失业问题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
  • 1932年，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记为失业。
  • 失业时间越长，人就越沮丧。
• 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
  • 在1929—1932年的柏林，因盗窃而被逮捕的人数增加了24%。
  • 不分男女的卖淫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
• 民众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
  • 民众收入的骤降，导致政府税收锐减，使得经济形势愈加恶化。
  • 承受痛苦的是那些失业者，他们的救济金被一再削减，或者完全被终止。

共产党在德国的崛起

• 共产党利用失业问题，煽动社会不满情绪
  • 共产党鼓动家们招募“野人帮”中的不良青年。
  • 共产党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组织住户拒缴房租。
• 共产党党员人数迅速上升，影响力增强
  • 全国的党员从1929年的11.7万猛增至1932年的36万。
  • 1932年10月入党的人里，大约四分之三没有工作。
• 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矛盾日益加深
  • 两党业已结下的深仇宿怨源于1918—1919年的一系列事件。
  • 失业的共产党员痛骂保住了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

纳粹党的崛起及其影响

• 纳粹党利用大萧条，积极争取民众支持
  • 纳粹党此时已建立起精密的专业分支结构，见此情形，便开始拉拢专业人士和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
  • 希特勒在向大企业的代表发表演说时明显地忘记提及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对小企业等群体的吸引力可能要大得多。
• 纳粹党在党内左翼大批退出后，逐渐在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精英中间交到了一些朋友
  • 摆脱了“社会主义”最后的残余之后，希特勒着手搭建更多桥梁用以争取右翼保守派。
  • 随着德国在大萧条中越陷越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寄希望于生机勃勃的纳粹党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

大联合政府的解散及其影响

• 大联合政府是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旨在确保杨格计划获得通过
  • 杨格计划于1929年底被批准后，这些政党之间的纽带基本上也就不复存在。
• 大联合政府解散后，各届政府执政时再也没得到过国会多数的支持
  • 那些在兴登堡跟前说得上话的人把大联合政府的倒台看作通过行使总统专制权来建立独裁政权的一个契机。

军方对政治进程的影响

• 军方在1930年代初的危机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试图将国家从议会制联合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格勒纳的政治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将国家从议会制联合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整军备，重建德国的大国地位。
• 军方倾力影响政治进程，最初是为了防止军费被削减，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
  • 就在政府各机构的预算均遭大幅削减时，军费丝毫未受影响。

纳粹党的崛起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

• 纳粹党利用庭审的机会在证人席做了一场被广泛传播的演讲，驱散了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对于纳粹党意图的恐惧
  • 希特勒宣称：纳粹党无意犯严重叛国罪，也无意从内部策反军队；纳粹党旨在通过合法手段上台执政，而且他已将那些主张发动革命的人开除出党，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纳粹党将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并组建一个合法的政府。
• 纳粹党在1930年9月国会选举中突然令人意外地站稳了脚跟，它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因此对德国的几乎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号召力
  • 纳粹党在许多地方胜绩远远超出了其宣传的影响力，该党在北部新教地区的偏远乡村获得25%至28%的选票，而纳粹党的组织基本上尚未渗透到这些地区。
  • 纳粹党在妇女中间特别有号召力。由于大量男性在一战中阵亡，加之女性寿命比男性长，因此在1930年，女性选民远远多于男性选民，进而导致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妇女原先无意参加投票的倾向骤然减弱。
  • 纳粹党在位于易北河(Elbe)东部的德国北部新教教区特别有号召力，在南部和西部的天主教教区则影响力甚微。它对乡村的选民具有吸引力，但程度不同于对城市工业地区的选民。
  • 尽管纳粹党特别注重对工人进行宣传，但出人意料地忽视了白领雇员，纳粹党袭击过白领雇员工作的许多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百货商店，这很可能招致了白领雇员的厌恶。
  • 纳粹党在1930年9月突然令人意外地站稳了脚跟，它表达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因此对德国的几乎每个社会群体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号召力。它甚至超过中央党，成功地超越社会界限，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把极其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起来，其影响范围主要在新教教徒占大多数的社区，但并不局限于此，这是其他德国政党未曾做到的。

霍斯特·韦塞尔之死及其影响

• 韦塞尔是纳粹党的准军事分支“冲锋队”的领导者，因袭击共产党总部而被共产党成员阿里·赫勒尔射杀
  • 韦塞尔是个理想主义者，聪明、受过良好教育，得到了约瑟夫·戈培尔的赏识。
  • 韦塞尔发动了一场特别激烈的挑衅性街头运动，其中包括褐衫军对当地共产党总部的一次袭击，导致4名共产党工人重伤。
  • 1930年1月14日，女房东请人帮忙摆平她的房客，据她说，韦塞尔不但不肯支付同居女友的房租，还以暴力相威胁。
  • 共产党匆忙发起一场宣传战，将韦塞尔描绘成皮条客，将赫勒尔的行为说成是黑社会纠纷引起的，与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无关。
• 戈培尔利用韦塞尔之死进行宣传，将其塑造成一位政治烈士，全国纳粹刊物上有无数的文章称颂他是“为‘第三帝国’牺牲的烈士”
  • 戈培尔采访了韦塞尔的母亲，从她对儿子的描述中提炼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
  • 戈培尔宣扬说，共产党则相反，招募赫勒尔这样的惯犯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恰恰显示了该党的本来面目。
  • 韦塞尔刚死不久，戈培尔就开始加紧对他进行全方位的神化，全国的纳粹刊物上有无数的文章称颂他是“为‘第三帝国’牺牲的烈士”。
  • 肃穆的送葬队伍走在街上，如果不是警方限制了人数，队伍还会壮大得多。
  • 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喊口号、袭扰、企图打断葬礼，导致葬礼现场的外围出现野蛮的暴力场面。
  • 在戈林、普鲁士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等各路贵宾的注视下，戈培尔在墓前盛赞韦塞尔，其措辞有意让人们想起基督为世人做出的牺牲——“通过牺牲实现救赎”。
  • 他宣告：“你与德国同在，霍斯特·韦塞尔！”。
  • 然后一支由冲锋队员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韦塞尔数月前所作的几首诗。
  • 这首歌在党内本来已经逐渐流行，此时戈培尔更是将其四处传扬，预言它将很快在学生、工人、士兵的口中，在每个人的口中传唱。
  • 他说对了。那年尚未结束，此歌即被发表，灌录成唱片，正式成为纳粹党党歌。
  • 1933年之后，它实际上成为第三帝国的战歌，与历史悠久的国歌《德意志之歌》(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并用。
  • 由于纳粹党的宣传，韦塞尔成了受到近乎宗教式崇拜的世俗偶像，在电影中受到赞美，在无数仪式、纪念馆和朝圣地受到纪念。

警方与共和国的关系及其对政治暴力的影响

• 警方在1918年之后不断被分权，新组建的警察力量由退伍的军官、前专业军士和自由军团成员管理
  • 警察不可避免地从退伍兵中招募而来，因为适龄人群的绝大部分都曾入伍参战。
  • 新组建的警察力量由退伍的军官、前专业军士和自由军团成员管理，他们从建制之初就定下了带有军事色彩的基调，对于维护新的政治秩序没什么热情。
• 警方对魏玛民主制度显然不够忠诚，他们的后盾是政治警察
  • 政治警察在普鲁士有着悠久的传统，就像在德国的其他州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它的主业是监控和侦查，有时也镇压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
  • 与其他警察部门的警官一样，政治警察部门的警官也认为自己超越政党政治。
• 警方和法官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案子表现出了特别明显的偏见
  • 例如，西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奥托·布赫维茨后来曾悲愤地回忆冲锋队员自1931年12月以后是如何在他演讲时捣乱的。
  • 褐衫军在他的集会上占座位、高声辱骂他，有一次还朝他开了一枪，惊吓了听众，导致冲锋队员与帝国国旗团成员之间发生斗殴，双方又互开了几枪。
  • 在这之后，布赫维茨早上出门上班时，8至10名纳粹冲锋队员组成的团伙在其住宅外骚扰他；午餐后他返回办公室时，20或更多的人围堵他；下班回家时，又有一两百人在路上滋扰，高唱一首专门为他写的歌，歌词是“左轮手枪一响，布赫维茨听天由命！”。
  • 纳粹的示威者总是徘徊在他家门外，反复呼喊：“布赫维茨去死吧！”。
  • 他报警寻求保护，但警方置之不理。
  • 不仅如此，当1932年他因国会解散而失去议员豁免权时，即被拘送法庭，罪名是在1931年12月的斗殴中非法持有武器，被判监禁三个月。
  • 参与斗殴的纳粹党徒无一受到起诉。
  • 获释后，布赫维茨的持枪申请遭到拒绝，但他还是一直随身带枪，如果褐衫军靠得太近，他就张扬地拉开保险栓。
  • 他向普鲁士内政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卡尔·泽韦林诉苦，对方的答复是，他当初就不该卷入枪战。
  • 有一件事让布赫维茨更强烈地感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背叛：他打算在一位被纳粹党枪杀的帝国国旗团成员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演说前，一大群共产党基层积极分子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褐衫军已制定了暗杀计划，他们是来保护他的；警察和帝国国旗团却都没有出面。
• 共产党不断就警权问题发起论战，社会民主党也试图抑制警权，导致警方与共和国渐行渐远
  • 许多年轻警察感觉职业前途受阻。
  • 与在其他国家一样，指纹鉴定、照相术和法医学作为效果惊人的辅助侦查新手段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刑侦人员的职业化在德国取得长足发展。
  • 有些警察凭借个人才华成为著名侦探，比如柏林凶杀案侦缉队队长恩斯特·格纳特(Ernst Gennat)，而且警方在1920年代中期侦办重案的破案率令人赞叹。
  • 但报刊等新闻媒体却对警方恶评如潮，因为他们未能在接连有人遇害之前及时抓住连环杀手，比如汉诺威的弗里茨·哈尔曼和杜塞尔多夫的彼得·屈滕。
  • 而警方则认为，泛滥成灾的政治暴力和混乱的时局正在迫使他们把侦办上述罪案的宝贵资源抽调出来。
  • 因此，警方开始认同纳粹党对魏玛共和国的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

纳粹党的崛起及其对政治暴力的影响

• 纳粹党在大选中取得突破性胜利之后，新形势不仅使街头暴力急剧升级，而且彻底改变了国会程序的性质
  • 国会的议事秩序在1930年9月之前就已经相当吵闹混乱，此时基本上失去了控制，107位身穿褐衫制服的纳粹党议员与77位纪律严明、组织完善的共产党议员一起，不停地引发议事程序问题。
  • 他们大喊大叫，打断对方的发言，时时刻刻展示他们对立法机构的全然蔑视。
  • 国会的权力以惊人的速度流失，几乎每次会议都在骚乱中结束，召集议员开会变得似乎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 从1930年9月开始，议案的讨论均以多数票否决而告终。
  • 国会议事规则得到修改之后，阻挠议事比原先困难了，于是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在一次辩论中公然离席退出，国会意识到自身已无法正常运行，遂于1931年2月宣布休会6个月。
  • 议员们直到10月才重返国会。
  • 1920—1930年，国会平均每年开会100天。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国会开会50天。此后直到1932年7月选举，仅开会24天。从1932年7月至1933年2月的6个月内仅开了3天会。
• 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这种新取得的地位又由于纳粹党翌年春天在州选举中的获胜而得到加强
  • 在普鲁士州的得票率为36.3%，巴伐利亚州32.5%，汉堡州31.2%，符腾堡州26.4%，最重要的是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Saxony-Anhalt)赢得40.9%的选票，获得了组建州政府的权力。
  • 希特勒再次搭乘飞机，短时间内接连发表25场演讲。
  • 纳粹的宣传机器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效率与活力。

巴本政府的成立及其对政治暴力的影响

• 巴本任命的新总理是他的老友弗朗茨·冯·巴本，巴本出身土地贵族，曾是普鲁士州议会中一位默默无名、不太活跃的中央党议员
  • 巴本在立场上甚至比布吕宁更加偏向右翼。
  • 一战期间，担任德国驻美大使馆武官的巴本被驱逐出境，原因是从事间谍活动回国后进入德国总参谋部。
  • 他娶了一位富有的企业家的女儿，在1920年代用妻子的嫁妆买下中央党党报《日耳曼尼亚报》的大部分股份。
  • 巴本因此与魏玛共和国的一些主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包括土地贵族、外交部、军方、企业家、天主教会和新闻界。
• 巴本政府开始把前任政府用以限制激进报刊的禁令扩展到民主派报纸
  • 在几个星期内两次查禁社会民主党党报《前进报》等受欢迎的左翼自由派出版物，两度取缔《柏林人民报》等受欢迎的左翼自由派报纸，这些做法使自由派评论者相信，新闻自由已被终结。
• 巴本的政变给了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它破坏了联邦原则，为国家全面实行中央集权开辟了道路
  • 此时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太可能完全恢复议会民主制度。
  • 1932年7月20日之后，现实的选项仅剩下纳粹独裁体制或者由军方支持的保守派专制政权。
  • 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对巴本政变进行丝毫认真的抵制，作为民主制度尚存的主要捍卫者，他们的消极表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保守派和纳粹党据此断定，民主制度的毁灭不会遇到任何认真的反抗。

巴本政变及其影响

• 巴本政变发生在德国有史以来最疯狂、最暴力的选举期间
  • 希特勒再次飞赴全国各地的一个又一个会场，在50多场大型集会上对着人山人海发表演说。
  • 共产党鼓吹革命，宣称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社会民主党号召选民奋起反抗法西斯的威胁。
• 各政党的宣传风格越来越煽情，社会民主党甚至也不例外
  • 社会民主党聘请立场激进的俄国心理学家谢尔盖·恰霍廷来助选。
  •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性却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 1932年7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要求各地党组织确保党员全部佩戴党徽，相遇时举起紧握的拳头互致问候，在恰当的时机高呼口号“自由！”
  • 共产党长久以来一直使用锤子和镰刀的标志以及各种各样的口号和问候语。
  • 各政党采用这种风格是为了使自己能够与纳粹党在同等条件下竞技。

纳粹党的宣传策略及其效果

• 纳粹党在宣传中使用攻击性语言描述对手，而且没完没了地老调重弹，直至把他们的形象定格为“十一月罪人”、“赤色老板”、“犹太幕后操纵者”、“赤色杀人团伙”
  • 纳粹党考虑到需要打消中产阶级的疑虑，于是在有些场合，海报中的高大工人被画成了姿态温和的样子。
  • 纳粹党在宣传中使用攻击性语言描述对手，而且没完没了地老调重弹，直至把他们的形象定格为“十一月罪人”、“赤色老板”、“犹太幕后操纵者”、“赤色杀人团伙”。
• 1932年7月的选举使纳粹党在国会里席位大增，但该党的领导层依然感到有些失望
  • 在他们看来，这个结果的关键之处不是纳粹党得票比在前一次国会选举中更多，而是该党在7月的选举中并不比在同年3月的第二轮总统选举以及4月的普鲁士州议会选举中表现得更好。
  • 特别是，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该党在追求其首要目标，即拉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选票方面，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纳粹党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变化

• 希特勒拒绝进入由其他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他确实有资格那样做，因为他的党此时掌握着有史以来德国国会中一党所占的最多席位
  • 唯有坐上这个位置，他才可以在追随者中间保持其领袖魅力的神秘感。
  • 与内阁中的从属职位不同，总理职位还能给予希特勒有利的机会，利用归他调遣的全部官方力量，把国家的政体由内阁制转变为独裁制。
• 1932年8月初发生的一件事，生动地展示了可以怎样使用那些官方力量
  • 巴本试图控制局面，于7月29日下令禁止举行公共政治集会。
  • 禁令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剥夺了积极分子们释放灼热的政治激情的合法渠道，结果进一步刺激了街头暴力。

纳粹党的选举失败及其原因

• 11月选举的投票率远低于7月那次，纳粹党的选票大幅下降，从1,380万张降至1,170万张，议席从230席降至196席
  • 纳粹党仍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但它此时的席位少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席位数的总和。
  • 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称，“希特勒在走下坡路”。
• 纳粹党在选举中成绩糟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宣传方式的陈旧、党内分歧、经济复苏等因素
  • 纳粹党与共产党并肩参加了愤怒的柏林运输工人举行的一次罢工，这不但无助于改善纳粹党在柏林工人阶级眼中的形象，而且引起了乡村选民的反感，也遭到一些中产阶级选民的排斥。
  • 纳粹党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宣传方式，此时已经人人熟知。戈培尔的锦囊已经掏空，再也没有能打动选民的妙计了。
  • 世界经济形势终于开始好转，大萧条似乎将要触底回升，施莱谢尔看到了18个月前德国脱离金本位制所带来的契机，正在筹划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通过设立国家公共建设项目缓解失业。这对纳粹党来说不是个好兆头，因为它的崛起和选举优势，主要是大萧条的产物。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的火炬游行

• 游行是戈培尔组织褐衫军、“钢盔”和党卫队在柏林市内举行的
  • 游行人数达70万，但较为可信的是另一家报纸的报道，它以赞赏的口吻将游行描述为“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参加者包括1.8万名褐衫军和党卫队、3,000名“钢盔”成员和4万名穿便装的平民，共计6.1万人。
  • 第三个数据来自一个持敌对立场的信息源，据它估算，穿制服的游行者不超过2万人。
• 兴登堡被民族党报刊描述为这场欢庆活动的核心人物
  • 兴登堡笔直地站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走神，心思游荡回了一战初期的辉煌岁月。
  • 警方也参与其中，护卫并且实际上加入了这场大欢庆，他们用探照灯朝总统所站的窗前打了一束光，以便人人都看得见他向欢呼的游行者致意。

纳粹党发动的政治暴力和政治恐怖运动

• 纳粹党仅据有三个内阁职位，但希特勒作为帝国总理所拥有的职权却相当大
  • 纳粹党执掌着帝国内政部和普鲁士州内政部，这两个职位具有掌控法律与秩序的广泛权力。
  • 戈林在普鲁士州的职位，使他有权掌控德国大部分领土上的警力。
• 纳粹党在1933年2月的后半个月里加大了镇压力度，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遭到几乎与共产党一样的重创
  • 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开始袭击工会和共产党的办公场所以及著名左翼人士的住宅。
  • 2月4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使他们如虎添翼，该法令规定，对于那些武装破坏和平或者从事叛国活动的人，可以拘留三个月。
  • 戈林于2月15日至17日以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身份命令普鲁士州警方，停止监视纳粹党以及隶属于它的准军事组织，并尽其所能为它们正在从事的活动提供支持，之后暴力强度大幅提高。
  • 2月22日，戈林又迈出一步，建立了一支由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成员组成的“辅警”部队，其中的“钢盔”成员显然指的是年轻团员而不是退伍兵。

希特勒的选战策略及其对德国社会的影响

• 希特勒在选战中宣称，纳粹运动的主要敌人是“马克思主义”
  • “我绝不，绝不放弃消灭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只能有一个胜利者：要么是马克思主义，要么是德国人民！德意志将取得胜利！”。
  • “我再说一遍，”希特勒于2月15日宣布，“我们将无情地与马克思主义做斗争，每一场与它结盟的运动都将随它一起彻底失败。”。
• 希特勒的选战得到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的支持，这实际上是工业界对纳粹党的首次赞助
  • 2月11日，希特勒在柏林为国际汽车展揭幕，并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修路和减税计划，以此为汽车制造商提供帮助。
  • 2月20日在戈林的官邸开会，希特勒参加了会议，他重申，民主制度与商业利益格格不入，必须消灭马克思主义，即将到来的选举是这场较量的关键。
  • 于是，那位在政界人脉广阔、在1923—1924年主导了通胀后期的货币稳定政策的金融家亚尔马·沙赫特宣布，商界将向政府的竞选基金捐献300万帝国马克。
• 希特勒对德国承诺的，首先是镇压共产党，然后是镇压魏玛的其他政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
  • 除此之外并未做出什么具体承诺。但这被许多人视为美德。
  • “我很高兴希特勒缺乏计划，”路易丝·索尔米茨在日记中写道，“因为计划要么是谎言、弱点，要么是给笨蛋设的陷阱。强者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不会让自己束手束脚的。”。

马里纳斯·范德吕伯纵火国会大厦

• 范德吕伯是荷兰青年建筑工人，因对共产党失望而加入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
  • 范德吕伯生于莱顿，12岁时失去母亲，成为石匠学徒。
  • 1931年退党，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
• 范德吕伯决定抗议资产阶级政府及其对劳工运动不断升级的镇压，选择纵火作为抗议方式
  • 他觉得当地的政治形势越来越让人绝望，主流劳工政党的消极被动令人费解。
  • 他要在德国做同样的事情，首先要破坏的是那些象征着政府对失业者的压迫，以及在他看来象征着旧秩序的支配地位的建筑物。
• 范德吕伯在2月27日进入国会大厦，纵火成功后被捕
  • 他用他剩下的最后一点儿钱买了火柴和引火物，经过一番勘察，他确定了进入大楼的最佳办法。
  • 他在晚上9点左右趁机进入空荡、黑暗的国会大厦，木质嵌板很快燃烧起来，火势相当猛烈。

纳粹党利用国会纵火案进行政治迫害

• 纳粹党领导人希特勒、戈培尔和戈林在现场碰头，决定镇压共产党
  • 希特勒双手撑在阳台的石质护墙上，一言不发地盯着红色的火海。
  • 戈林没能说下去。希特勒转向聚在一起的人们。此时我看见他满脸通红，既是因为激动，也是因为受到积聚在穹顶的热气熏烤。
• 纳粹党颁布紧急法令，暂停实施魏玛宪法的若干部分
  • 法案在2月28日上午11点提交给内阁讨论，希特勒提醒他的保守派同僚，联合政府自组建以来一直致力于消灭共产党。
  • 法案允许政府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接管联邦各州。

国会纵火案后纳粹党对反对派的镇压

• 褐衫军和警察在全国范围对敌人施以“血腥恐怖”
  • 他们用暴力宣泄着长期积蓄的仇恨，他们的行动往往针对那些他们所熟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个人。
  • 冲锋队员总是抢走他们所能搜到的一切资金。他们闯入共产党员的家，洗劫现金和贵重物品，而警察却袖手旁观。
•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国会纵火案后遭到残酷镇压
  • 共产党领导层被2月27日至28日发生的事情打了个措手不及，还以为进入了又一轮相对温和的镇压阶段。
  • 社会民主党人也遭到重创。3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科隆市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绍尔曼(Wilhelm Sollmann)在家中遭到褐衫军和党卫队的袭击和殴打。

纳粹党通过国会选举巩固权力

• 纳粹党与民族党联手，共获得51.9%的选票
  • 在弗兰肯中部地区的某些选区，纳粹党的得票率超过80%。
  • 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几个区，纳粹党赢得了几乎全部的选票。
• 尽管到处施以暴力和恐吓，但纳粹党本身仅争取到43.9%的选票
  • 共产党无法开展竞选活动，它的候选人不是藏起来就是已经被捕。
  • 尽管如此，它还是赢得了12.3%的选票，略少于上一次选举的得票率，但降幅小于预期。

纳粹党在巴伐利亚的残酷统治

• 弗里克任命阿道夫·瓦格纳为巴伐利亚州内政部的行政长官，希姆莱被任命为代理警察总监
  • 他们下令大规模搜捕反对者，不久又开始围捕与政府为敌的非共产党人。
  • 希姆莱于3月20日对媒体宣布，将在慕尼黑郊外的达豪开设“一座政治犯集中营”。
• 达豪集中营的建立，为未来设立了一个不祥的先例
  • 集中营最初由一支警察分队管理，在4月初移交给党卫队，其指挥官是出名粗暴的党卫队头目希尔马·瓦克勒。
  • 到5月底，有12名囚犯被谋杀或折磨致死。

纳粹党对反对派的血腥镇压

• 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集中营和拘留所在3、4月份时的生存条件，被恰当地描述为“无法无天的临时施虐所”
  • 施虐的方式并不复杂，就是拳打脚踢以及用橡皮棍抽打。
  • 此时警察已摆脱了在魏玛共和国治下所感受到的约束，他们在一些情况下也加入、旁观或者利用褐衫军辅警对囚犯进行刑讯逼供。
• 截至1933年底，有13万党员遭到逮捕和监禁，2,500人被杀
  • 这些数据或许有些夸大，但用来估算此次镇压对党组织造成的破坏，还是可信的。
  • 例如在鲁尔区，全部党员将近一半被关押。普鲁士警方的报告显示，早在3月底就有大约2万名共产党员被捕、投入监狱。

纳粹党通过《授权法》建立独裁政权

• 希特勒通过《授权法》获得独裁权力
  • 《授权法》允许总理起草法律时可以背离宪法、不经国会同意并且不征询总统。
  • 《授权法》在1937年和1939年两次展期，于1943年成为永久性法令。
• 纳粹党通过暴力镇压反对者
  • 纳粹党通过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暴力行为，镇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反对者。
  • 纳粹党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殴打、折磨，甚至杀害。

纳粹党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镇压

• 纳粹党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镇压和边缘化
  • 纳粹党通过法庭命令的方式没收社会民主党的资产和财物。
  • 纳粹党宣布社会民主党已经被“解散了。太棒了！专政的实现已经不必再等多久”。
• 纳粹党取缔工会，打击工人阶级的团结
  • 纳粹党在1933年5月2日，褐衫军和党卫队气势汹汹地闯入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会在全国各地的每个办事处，接管所有工会报纸和期刊，占领工会银行的所有支行。
  • 纳粹党通过暴力手段，迫使工会领袖正式同意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从而接管了整个工会运动。

纳粹党与中央党的和解

• 中央党为换取政府保证而牺牲自己
  • 中央党党魁卡斯教长愿意牺牲中央党以换取政府在政教协定上签字。
  • 中央党于7月5日正式自行解散，同时指示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里的中央党议员去与他们的纳粹党同事接洽，以便转投、效忠纳粹党。
• 天主教牧师加伦成为天主教明斯特主教，象征纳粹党与天主教会的和解
  • 加伦在对会众致辞时表示，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说出真相，宣讲“正义与非正义、善行与恶行之间的区别”。
  • 在明斯特的祝圣典礼上，当地纳粹党和褐衫军支部书记以下的干部鱼贯从他面前走过，伸出手臂向他致以“德意志式敬礼”。

纳粹党对其他政党的取缔

• 纳粹党解散国家党，人民党，民族党
  • 国家党在议会中的领袖奥托·努施克开始用“祝福德意志自由”签署公函，并敦促承认政府的合法性。
  • 人民党急遽右转，于1931年开始摆脱它的自由派，并号召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民族主义力量建立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
  • 民族党在1月30日进入联合政府，自视为纳粹党的老搭档，以为纳粹是个不成熟、没经验的政党，可以轻易控制。
• 纳粹党迫使“钢盔”并入冲锋队
  • “钢盔”的领导人弗朗茨·泽尔特于1933年4月26日加入纳粹党，“钢盔”奉希特勒为政治领袖。
  • 到5月份，“钢盔”已彻底中立化，不再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发挥作用。

纳粹党对性解放的攻击

• 纳粹党在全国范围对犹太人所实施的攻击行动，捣毁了性法律改革团体的所有分支机构
  • 1933年5月6日，纳粹学生闯入马格努斯·希施费尔德博士的性科学研究所，把红墨水泼到书籍和手稿上，把镶着镜框的照片当球踢，留下一地碎玻璃。
  • 4天后，冲锋队员把书籍和手稿摞满一只只筐子，运到歌剧院广场，堆成巨大的一堆，点火焚烧。
  • 1933年5月26日，内阁修改了1927年通过的、开明的《性传播疾病防治法》。修正案不仅将1927年正式合法化的卖淫行为重新入罪，而且重新在法律上禁止从事与堕胎和堕胎药有关的宣传和教育。
• 纳粹党认为，由魏玛政府创立的整个社会医疗体系旨在一面阻挠强者繁殖，一面扶助弱者的家庭
  • 他们主张放弃社会卫生观，代之以种族卫生观。
  • 在魏玛共和国远未结束的时候，专家们就已抓住金融危机提供的机会，提出减轻福利制度加诸经济的难以承受的负担，最好的办法是强制贫困阶层接受绝育手术，以此防止他们繁殖。

纳粹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 纳粹党对联邦各州的接管，是这个进程的关键环节
  • 从1933年2月开始执行公务员的“一体化”，以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央党臣服。
  • 在普鲁士州，赫尔曼·戈林于2月中旬更换了12位警察局局长，强化了巴本在1932年7月之后实施清洗的效果。
  • 从3月开始，冲锋队的暴力手段很快迫使政治上不合时宜的市政府官员和市长离职。
• 纳粹党对经济界的各种压力团体和协会很快归附纳粹党
  • 尽管农业在名义上归希特勒的盟友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掌管，但发号施令的却是纳粹党的农民组织负责人瓦尔特·达雷。
  • 在企业界，雇主协会和压力团体——比如德意志企业协会——吸收纳粹党人进入董事会、宣布效忠政府，而且与企业界的其他压力团体合并组建统一的德意志企业界工团。
  • 企业界为保住地位，又在1933年6月1日采取了另一个步骤，业界精英和重要企业共同设立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经济界捐赠基金。
• 纳粹党对社会机构的全面清洗
  • 1933年春季和夏初在德国各地对社会机构实行的大规模清洗的组成部分。
  • 经济界的各种压力团体和协会很快归附纳粹党。
  • 那些以比较安全、不受打扰的状态存在了几十年的机构，在变局面前往往彷徨困惑、产生分歧、跟不上形势。

纳粹党的一体化进程对德国社会的影响

• “一体化”进程开始于1933年3月，在4、5月间迅速加快步伐
  • 与几乎所有的小城镇一样，诺特海姆也拥有丰富的社团生活，其中许多社团与政治无甚关联，有些则与政治有关。
  • 当地纳粹党使用各种手段将一切社团置于它的控制之下。
• 纳粹党的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
  • 公开异议和抵制都成了不可能之事，甚至讨论和计划发表异议也不再可行，除非暗中进行。
  • 尽管如此，德国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依然是惊人的。而且其目标并不是仅仅消除反对党的发展空间；新政权让整个德国归附纳粹党，是为了便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思想灌输和再教育。

纳粹党上台后对音乐界的打压

• 纳粹党通过骚扰音乐会和排练，禁演音乐会和歌剧，解聘不喜欢的音乐家
  • 1933年3月7日，一伙60人的褐衫军闯入德累斯顿州森珀歌剧院，著名指挥家弗里茨·布施正在那里排练威尔第的歌剧《弄臣》。他们大喊大叫、对指挥家起哄、骚扰排练，逼得布施停止了排练。冲锋队头目走上舞台，宣布解雇布施。
  • 布施出走阿根廷，一去不返，1936年成为阿根廷公民。
• 纳粹党指责犹太裔音乐家、现代派音乐以及20世纪初音乐中被纳粹党所厌恶的其他事物
  • 纳粹党在德累斯顿掌权之后，指责布施聘用了过多犹太歌唱家、花费了过多时间在德累斯顿以外的地方、索取了过多的薪酬。
  • 犹太裔音乐家的合同此时在全国各地都被终止了。例如，汉堡爱乐协会于1933年4月6日宣布：“去年12月底拟定的独奏人选当然要修改，以确保没有犹太艺术家参加演出。扎比内·卡尔特(Sabine Kalter)女士和鲁道夫·塞金(Rudolf Serkin)先生将由日耳曼裔艺术家取代。”。

纳粹党的文化政策和一体化进程

• 纳粹党的文化政策旨在清除“文化布尔什维主义”，改造德意志文化
  • 纳粹当局执行此政策的方式，为德国一体化进程无所不至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更多的例证。
  • 正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文化界的一体化进程包括：彻底把犹太人清除出文化机构，迅猛地镇压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左翼人士、自由派以及任何有独立思想的人。
• 纳粹党通过“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对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集中控制
  • 1933年3月13日的一项特别法令设立了“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之职连同在内阁中的一个席位被授予约瑟夫·戈培尔。
  • “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首要目标，正如希特勒于1933年3月23日所说，是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所有方面。

音乐家对纳粹党政策的反应和对策

• 许多音乐家对纳粹党政策持反对态度，如威廉·富特文格勒
  • 富特文格勒在一家自由派报纸上发表致戈培尔的公开信，声明他不打算终止柏林爱乐乐团里犹太演奏员的合同。
  • 富特文格勒以天神般的傲然之态继续我行我素，不理睬纳粹报刊的舆论战。
• 有些音乐家选择离开德国，如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和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
  • 与他们有所不同，歌剧天后洛特·莱曼是德国公民，并非犹太人，但她的丈夫是犹太裔，莱曼尖锐地批评戈林对柏林国家歌剧院事务的干涉，并且移居纽约以抗议希特勒政府的政策。
  • 其他那些平凡的交响乐团演奏员、教师和管理人员之类，则没有这种选择的机会。

纳粹党对爵士乐的打压

• 纳粹党认为爵士乐是劣等种族文化的产物，即非裔美国人文化的产物
  • 纳粹乐评人谴责“黑鬼音乐”是性挑逗的、道德败坏的、原始的、野蛮的、非日耳曼的、纯属颠覆性的。
  • 新近流行的萨克斯管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曲调也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 尽管纳粹党激烈地口诛笔伐，但爵士乐其实极难界定，只需稍微灵活地调整一下乐曲节奏，演奏者的举止适当地老派一点儿，那么在整个1930年代，爵士乐和摇摆乐的音乐人其实不难在德国的无数俱乐部、酒吧、舞厅和饭店继续演奏下去
  • 在柏林的时髦夜总会，比如罗克西(Roxy)、雕鸮(Uhu)、白鹦(Kakadu)或者西罗(Ciro)，保镖们把纳粹党派来的那些衣着永远寒酸的密探拒之门外，以便时髦的客人们可以安然地在里面踏着最新的爵士乐和改良过的爵士乐曲继续摇摆。
  • 只有在歌手公然表达政治立场的地方，比如柏林著名的卡巴莱表演场所，才当真会有冲锋队进来强行驱逐大批犹太裔表演者，禁止那些属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派或者左翼游说团体的歌手和喜剧演员表演或者把他们赶走。

纳粹党如何控制电影业

• 电影业由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组成，相对容易控制
  • 影业巨头UFA制作公司开始全面执行解雇犹太裔员工、与犹太裔演员断绝关系的政策。
  • 纳粹党把德国影院业主协会纳入一体化进程。
  • 戈培尔设立帝国电影协会，负责监管整个电影行业。
• 犹太人渐渐被逐出电影业的每个行当
  • 演员和导演如果所持政治立场为政府所不容，就会遭到排挤。

电影界人士流亡国外的情况

• 少数电影界人士更愿意到好莱坞那种自由环境中寻找机会
  • 导演弗里茨·朗拍摄过一系列大获成功的电影，比如《凶手M》、《大都会》(Metropolis)和《尼伯龙根》(The Nibelungen)。
  • 比利·怀尔德出国前所拍的通俗爱情片，极少流露出他在好莱坞拍摄的《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和《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等电影中所展现的大胆。
• 有些德国导演和电影明星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受到好莱坞魅力的吸引
  • 例如，玛琳·黛德丽于1930年离开德国，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与政治无关。

纳粹党如何控制广播业

• 广播网属于公共事业，行使控制权的是两名帝国广播专员
  • 戈培尔深谙广播的力量，在1933年2—3月的选战期间，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除纳粹党和民族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通过电台传播政见。
  • 戈培尔设法撤掉两位现任帝国广播专员，换上了自己任命的人，并于1933年6月30日获得希特勒签发的法令，授权宣传部掌控一切广播事务。
• 戈培尔随即对广播机构强行实施大清洗
  • 1933年上半年在各个层级裁员270人，占全体员工的13%。
  • 那些支持原先的自由广播体制的电台经理和记者，包括德国电台的创始人汉斯·布雷多，都被控徇私舞弊而遭逮捕。

纳粹党如何控制新闻界

• 纳粹党试图建立一个成功的、属于自己的报界帝国，但它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
  • 政治报纸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式微，印刷文字似乎逐渐退居次席，转由口头话语领衔，为纳粹事业争取追随者。
• 戈培尔别无选择，只能循序渐进
  • 取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党报相当容易，两党发行的报纸在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一再遭到查禁，等到两党被逐出政坛，其报纸即被全面取缔。
  • 要想取缔其余的报刊，就必须从多方面着手。直接动用武力和警察措施是迫使报界就范的一种方法。
  • 德意志报业协会是记者的工会，它于1933年4月30日主动实行了一体化，许多类似团体也是这样做的。
  • 1933年6月28日，德意志报业公会步其后尘，任命纳粹党的出版人马克斯·阿曼为公会主席，并投票把纳粹党人选入理事会，取代那些在政治上已不合时宜的理事。
  • 至此，新闻界已在恐吓的压力下选择了屈服。不是纳粹党员的记者只能用含蓄的暗示和影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揣摩他们的意思。
  • 与此同时，纳粹党忙于尽快逮捕新闻界人士中的共产党员以及和平主义者。

纳粹党如何迫害艺术家和作家

• 纳粹党认为现代派艺术是犹太颠覆分子的产品，是“疯子和退化者长出的病态赘疣”
  • 乔治·格罗兹、埃米尔·诺尔德、马克斯·贝克曼、保罗·克利、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奥托·迪克斯等许多画家的作品长期饱受争议，保守派和纳粹党都讨厌他们的画作。
• 纳粹党控制的图林根州政府自1930年起执行的政策显然是对未来之事的一种预警
  • 它把克利、诺尔德、奥斯卡·柯克西卡等画家的作品从位于魏玛的州立博物馆撤下，并且在关闭位于德绍的包豪斯之前不久，下令损毁奥斯卡·施莱默画在学校楼梯井上的湿壁画。
• 1933年之后留在德国的作家没几个能继续创作出有水准的作品
  • 就连保守派作家也以各种方式与政权保持距离。
  • 热情支持新政权的一流作家相当稀少，其中有原先不关心政治的表现主义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
  • 到1933年底，留在德国的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寥寥无几，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或许是个特例。

纳粹党如何迫害艺术家和作家的结果

• 大约有2,000位德国艺术界的活跃人物在1933年之后移居国外
  • 其中包括许多当时在国际上声誉卓著的顶尖艺术家和作家。
• 对许多这样的流亡者来说，无国籍意味着异常的艰辛
  • 因为难以从一个国家过境到另一个国家，找工作时也会遇到各种麻烦。
  • 由于没有身份文件，官方往往不承认他们的存在。
  • 纳粹政权公布了一系列名单，正式剥夺这些人的德国公民权，宣布他们的护照和身份文件作废。
• 德国的文化生活蒙受了巨大损失，享有国际声望的作家、艺术家和画家几乎无人留在国内
  • 顶尖的指挥家和音乐家全部被迫流亡，一些德国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也出走国外。
  • 在流亡中，有些人成就辉煌，有些人则不然；但每个流亡者都知道，文化和艺术在第三帝国治下所面临的困境，将比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国外所遭遇的任何困难都严峻得多。

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和学术影响

• 海德格尔是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
  • 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与人性。
• 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 此书的悲观气质更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尔已逐渐从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更受新教思维方式影响的思考模式。
• 海德格尔在1933年4月21日正式当选为校长
  • 在弗赖堡大学的93位教授中，有12位犹太人，他们是仅有的不支持海德格尔的教授阵容，但他们无法参加投票。

纳粹对大学的影响和改革

• 纳粹领导层在各大学行事较为便利，因为德国的院校全部由国家出资，大学教师都是公务员
  • 到1933—1934学年开始时，编制内的7,758名大学教师中共有1,145人被解聘，占总人数的15%，其中包括313位教授。
• 纳粹对学术界的清洗，包括知名科学家和学者
  • 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如果本人或妻子有犹太血统，或者公开批评纳粹党，都被逐出了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所，包括20位曾经的或者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 纳粹对大学教学和研究的影响，制定政治标准
  • 刚刚纳粹化了的各地教育部不仅针对聘任事务，也针对教学与研究制定了政治标准。

学生在纳粹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 学生们组织舆论战，在本地报纸上抨击不合时宜的教授
  • 在海德堡大学，有位纳粹积极分子指挥冲锋队在物理学家瓦尔特·博特的研究所楼顶、他办公室的正上方长时间地走队列，以此干扰他的工作。
• 学生会要求正式参与教授的选聘事务，要求在纪律委员会中取得代表资格
  • 到1933年夏，纳粹化了的教育部和大学当局开始压制学生的骚乱：禁止学生把令他们反感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 纳粹把犹太群体视为外来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渊薮，把驱逐犹太人视为一场可以使德国恢复“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
  • “反犹主义”与“犹太人在德国社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间，一向仅有非常牵强和间接的关系，多数犹太人过着无可指摘、循规蹈矩的生活，总体而言在政治上颇为保守。
• 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有着相当不同寻常的特点，冲锋队倾泻而出的积恨
  • 褐衫军早在1932年秋就对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犹太会堂等场所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
  • 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数星期里，冲锋队闯入犹太会堂，亵渎宗教用具；砸碎犹太商店的橱窗；随意羞辱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发明的惩罚措施，强迫他们喝下大量蓖麻油。
• 抵制行动是纳粹对犹太人的经济打击，但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 抵制行动远没有戈培尔所宣称的那么令人瞩目。异乎寻常的是，抵制行动基本上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但公众对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热情。
  • 几个月后当戈培尔的这部分日记发表时，读到它的德国人却明白这是从纳粹的视角对4月1日的局面所做的乐观描述。

纳粹对犹太人的法律打击

• 1933年4月7日，《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把犹太人加进了作为解聘对象的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之列
  • “非雅利安裔”公务员在4月11日公布的实施细则中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公务员。
• 1933年4月25日颁布的《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规定，所有中小学和大学的犹太裔学生限额为5%，每年入学的犹太裔新生限额为1.5%
  • 豁免条件意味着许多犹太人能够继续工作——例如，全部717名犹太裔的法官和州检察官中的336人，以及全部4,585名犹太裔律师中的3,167人。
• 根据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一部法律，魏玛共和国时期移民到德国的东欧犹太人失去了公民资格
  • 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措施，意味着犹太人自1871年以来在德国享有的公民平等权的终结。

纳粹党人对犹太人的攻击及其背后的文化革命

• 纳粹对犹太人的攻击是清除他们出德国社会的一个长期进程中的第一步
  • 到1933年夏，此进程已进展顺利。
• 纳粹党认为把犹太人逐出经济界、媒体行业、政府雇员群体和专业领域是拯救和净化日耳曼人种的关键
  • 这个文化转型将从德国精神中剔除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平主义、保守主义、艺术实验、性自由等诸多“外来的”影响。

第三帝国的到来及其两个阶段

• 第三帝国的到来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 在这个阶段，纳粹党依然谨慎地把上台称作“接掌政权”，把联合政府称为“民族振兴的政府”，或者(更普遍地)称之为“民族起义的政府”。
• 第二阶段，即1933年2—7月，纳粹党利用民主的宪法和政治文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 纳粹党人无比蔑视民主制度，但民主制度的本质决定了民主政府至少意愿最低限度地遵守民主的政治规则。

纳粹党人攫取权力的手段及其非法性质

• 纳粹党人在1933年上半年里攫取权力的手段所具有的非法性质，使这个过程实际上成了一场推翻既有政治体制的革命
  • 纳粹党设计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豪言壮语，其实主要是作为非法行动的含蓄理由。
• 纳粹党不仅攫取了政治权力，还在第三帝国最初几个月里取得了思想和文化的话语权
  • 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不仅因为纳粹党人陈述自己的思想时，常常使用含糊而多变的言辞向全体人民做出各种承诺，还因为纳粹党直接用于吸引公众的那些原则和信念，有许多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已在德国的知识精英中间传播。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德国社会的影响

• 纳粹党人想要的，并不是像革命者在1789年的巴黎或者在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所宣讲的那样，彻底推翻社会制度
  • 纳粹党建立的制度在本质上属于另外一种东西。
• 纳粹党即将着手建造一个种族乌托邦，乌托邦中的那个纯种的英雄民族将会尽快、尽可能全面地做好准备，迎接对优越的日耳曼人种的终极考验：一场打垮并消灭敌人、建立欧洲新秩序、最终统治世界的战争
  • 到1933年夏，场地已经为建立那种前所未有的独裁制度而清空。第三帝国诞生了。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 宽恕是和解与和平的基础
  • 图图认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和解就没有自由。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

• 曼德拉是南非反种族隔离斗士，被尊称为“南非国父”
  • 曼德拉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参与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经历以及担任南非总统时的政治生涯。

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

• 萨克斯是南非著名人权律师，本书探讨了法律与道德、正义之间的关系
  • 萨克斯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展示了法律在维护社会公正和人类尊严方面的重要作用。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 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面临着新的挑战
  • 福山在本书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达到了顶峰，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维护现有的自由民主制度。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 福山探讨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政治衰败的原因
  • 福山认为，政治秩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前人类时代，而政治衰败则与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有关。

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

• 加顿艾什是著名政治记者和评论员，本书收录了他十年间的政治评论文章
  • 加顿艾什的文章涉及了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全球化等热点问题，展现了他在政治领域的深刻洞察力和独到见解。

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 奥克莱利是爱尔兰记者，本书详细记录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时刻
  • 本书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和采访，再现了苏联解体前的动荡局势和最终崩溃的历史瞬间。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 费吉斯是英籍俄裔历史学家，本书揭示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黑暗面
  • 费吉斯通过研究档案和访谈，揭示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严密监控和恐怖统治，以及普通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

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

• 布鲁玛是荷兰历史学家，本书从全球视角分析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
  • 布鲁玛认为，1945年是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深受战争和冷战的影响，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

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 福山探讨了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以及如何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 福山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着道德和伦理的困境，需要通过重建社会秩序来应对这些挑战。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 福山分析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的原因，以及全球化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 福山认为，政治衰败与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有关，全球化则加剧了这些问题，使得政治秩序面临更大的挑战。

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 布鲁玛探讨了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记忆和反思
  • 布鲁玛通过分析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揭示了两国对战争罪行的不同态度和记忆方式。

档案：一部个人史

• 加顿艾什通过个人经历展现了冷战时期的历史面貌
  • 本书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和采访，再现了冷战时期的历史面貌，包括政治斗争、文化交流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 马顿通过家族档案揭示了冷战时期东欧社会的秘密
  • 本书通过马顿家族的档案，揭示了冷战时期东欧社会的政治斗争、文化压抑和家庭悲欢离合。

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

• 费吉斯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残酷和荒诞
  • 本书通过费吉斯对一位苏联女性的访谈，展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残酷和荒诞，以及普通人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 福山探讨了信任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 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美德的核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 里斯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
  • 本书通过里斯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 小熊英二通过个人经历展现了日本兵的二战经历和战后生活
  • 本书通过小熊英二的亲身经历和回忆，展现了日本兵的二战经历和战后生活，以及他们对战争和和平的思考。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

• 福山探讨了生物科技革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 福山认为，生物科技革命可能会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人类自身的变化。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

• 罗根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衰亡
  • 本书通过罗根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衰亡，以及帝国解体后的中东格局。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 福山探讨了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的问题
  • 福山认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民族主义等问题。

战争、枪炮与选票

• 科利尔探讨了战争、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科利尔认为，战争、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不同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 斯特恩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过程
  • 本书通过斯特恩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过程，以及俾斯麦、布莱希罗德等人在其中的作用。

创造日本：1853—1964

• 布鲁玛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日本从幕末到战后的现代化历程
  • 本书通过布鲁玛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日本从幕末到战后的现代化历程，以及日本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化。

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 费吉斯通过文化史研究揭示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魅力
  • 本书通过费吉斯对俄罗斯文化的研究，揭示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它在欧洲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日本之镜 : 日本文化中的英雄与恶人

• 布鲁玛通过文化比较研究揭示了日本文化的两面性
  • 本书通过布鲁玛对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日本文化的两面性，以及它在现代世界中的影响。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 科泽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教宗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关系
  • 本书通过科泽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教宗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二战前夕的政治活动。

明治天皇：1852—1912

• 基恩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明治天皇的生平和政治贡献
  • 本书通过基恩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明治天皇的生平和政治贡献，以及他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八月炮火

• 塔奇曼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混乱
  • 本书通过塔奇曼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混乱，以及参战各国在政治、军事上的较量。

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

• 达斯古普塔通过社会研究揭示了印度首都德里的社会现实
  • 本书通过达斯古普塔对德里社会的研究，揭示了印度首都德里的社会现实，包括贫富差距、性别歧视、宗教冲突等问题。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 霍夫曼通过旅行见闻揭示了新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
  • 本书通过霍夫曼的旅行见闻，揭示了新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以及它们在欧洲和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 费吉斯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 本书通过费吉斯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影响，以及参战各国在政治、军事上的较量。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 加莱亚诺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和经济发展困境
  • 本书通过加莱亚诺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揭示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和经济发展困境，以及它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

不敢懈怠：曼德拉的总统岁月

• 曼德拉和兰加通过回忆录揭示了曼德拉担任南非总统期间的政治生涯
  • 本书通过曼德拉和兰加的回忆录，揭示了曼德拉担任南非总统期间的政治生涯，包括与反对派和解、推动种族平等政策等。

圣经与利剑：英国和巴勒斯坦——从青铜时代到贝尔福宣言

• 塔奇曼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影响
  • 本书通过塔奇曼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英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及其对现代中东的影响，包括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殖民统治、贝尔福宣言的发布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根源。

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 俊辅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精神状态
  • 本书通过俊辅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精神状态，包括军国主义思想、对战争的狂热信仰以及战争中的日常生活。

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

• 皮萨尼通过社会研究揭示了印尼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特色
  • 本书通过皮萨尼对印尼社会的研究，揭示了印尼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特色，包括宗教信仰、族群关系、经济发展等问题。

第三帝国的到来

• 埃文斯通过历史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扩张
  • 本书通过埃文斯对历史档案的深入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崛起和扩张，以及它在二战期间的政治、军事活动。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让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
  • 安东尼·伯吉斯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译介被开放的趋势和封闭的趋势支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译丛的目标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纳粹党的崛起及其原因

• 纳粹党在1920年代结束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 纳粹意识形态包含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东西：反犹主义、泛日耳曼主义、优生学、所谓的种族卫生学、地缘政治扩张主义、对民主和文化现代主义的敌视
  • 希特勒身边有一批直系下属，其中包括天才宣传家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以及天生的行动派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等。他们塑造了希特勒的领袖形象，并使他加深了自己的使命感。
• 纳粹党的成功与任何具体政策无关，而是基于它为德国未来规划的远景
  • 纳粹集团也根据受众调整自己的政策。比如，当反犹主义没有得到多少回应时纳粹宣传就对之缄口不言，这种情况出现在1928年多数选区。

纳粹党的夺权过程

•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标志着纳粹夺权的开始
  • 希特勒避免了他十年前曾经犯下的错误：这次他的上台符合宪法规定，还获得了军方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 纳粹党通过《授权法》获得了独裁权力
  • 1933年3月23日，纳粹党还是设法达到了目标。一方面它威胁称，如果达不成目标就要打内战；另一方面，它向中央党代表允诺，称政府将和罗马签订协议保障天主教权利。当天，国会通过了《授权法》(Enabling Act)，规定内阁可以不经过国会和总统，直接依靠命令行使权力。
• 纳粹党通过清洗和整合，实现了对德国社会的全面控制
  • 纳粹党对现存的各种机构也展开了攻击，影响到了整个社会。每一个州政府，德国联邦政治体系之下的每一个州议会，每一个镇、地区和地方委员会都遭到了无情清洗。
  • 纳粹党将这整个过程称为“整合”，从1933年3月一直持续到6月。最后留下来的非纳粹组织只有军队和天主教会及其世俗组织。

纳粹党对犹太人的迫害及其影响

• 纳粹政权对犹太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
  • 1933年4月7日纳粹政权通过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Civil Service Law)允许解雇犹太裔公务员。
  • 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褐衫军冲进法院把犹太裔法官和律师拽出来，用橡皮警棍殴打他们，让他们滚出德国。
• 纳粹政权的反智倾向在大学表现尤甚
  • 所有领域的犹太裔教授都被解雇。许多人，包括爱因斯坦、赫兹、薛定谔，马克斯·波恩(Max Born)和其他20名曾经或将要获得诺奖的人，都离开了德国。
  • 到1934年，5,000名大学老师中大约有1,600人被迫离职，其中1/3是由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其他人则是因为在政治上反对纳粹主义。

纳粹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罗姆的野心

• 希特勒认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上
  • 希特勒告诉他们，现在到了稳固政权的时候了。
• 罗姆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未结束”
  • 罗姆强调，其他人或许可以庆祝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作为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政治士兵，褐衫军有责任站出来将革命继续下去。

冲锋队的暴行和纳粹领导层的担忧

• 冲锋队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整个德国蔓延
  • 1933年6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克珀尼克喋血周事件。
• 纳粹领导层开始担心冲锋队的威胁
  • 随着冲锋队疯狂扩张，其领导人恩斯特·罗姆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大。

“长刀之夜”的发生和过程

• 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策划清除冲锋队
  • 1934年6月17日，巴本在马堡大学发表公开演讲，他警告“二次革命”的危险，并攻击围绕在希特勒身边的个人崇拜。
  • 6月24日，“证据”被呈递给党卫队高级成员，这些人也得到了如何处理这场“政变”的指示。
• 希特勒在慕尼黑和柏林展开清洗行动
  • 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首先开车到巴伐利亚内政部，在那里遇到了前一天晚上组织游行的带头人。
  • 回到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直接杀到纳粹党总部。此前他已经让常规部队封锁总部。
  • 戈林要对付的不仅是褐衫军领导人。据一位亲历其事的警察后来讲，他的办公室气氛嗜血而邪恶。

“长刀之夜”的影响和后果

• 纳粹党通过清洗行动巩固了政权
  • 尽管这些暴行很多明显是出于个人动机，但纳粹分子并没有放弃宣传，为这些杀人行动辩护。
  • 7月13日国会开会时，希特勒在演讲中把那些所谓的阴谋又讲了一遍，演讲通过广播转播，整个德国的客栈、酒吧以及广场都能听见。
• 冲锋队受到重创，但暴力倾向保留下来
  • 1934年褐衫军有290万人，到了1935年10月降至160万，1938年4月又降到了120万。
  • 尽管褐衫军再也不能威胁军方和政府，但是成员的暴力倾向却保留了下来。

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 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将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并，成为德国元首
  •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离世，希特勒宣布，“德国总统的头衔将永远和逝者相伴。”。
  • 此后，希特勒将被称作“德国总理和元首”。
• 希特勒的领袖权威进一步巩固，军队宣誓效忠于他
  • 1934年8月2日，德国全境军队集结宣誓，新誓词中加入了“无条件”效忠希特勒。
  • 1934年8月20日，希特勒通过了一项法律保证誓词的法律效力。

党卫队的崛起及其影响

• 希姆莱对党卫队进行改革，使其成为纳粹新种族秩序下的核心精英力量
  • 希姆莱有意使党卫队和不守秩序的流氓褐衫军划清界限，他认为自己的党卫队成员应该像清教徒一样生活，纪律严明、种族纯粹、绝对驯服。
  • 他一点点地将老一代党卫队成员淘汰掉，这些人都有暴行历史，多可追溯至魏玛共和国初期横行街头的自由军团时代，他们被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军官所取代。
• 党卫队内部等级森严，成员级别由佩戴在军装上的徽章显示
  • 党卫队的打字机专门增加了一个用来打出这个标志的按键，方便在官方通信和备忘录中使用。
  • 希姆莱甚至还通过颁发“赞助会员”等类似荣誉头衔为组织募集资金。

纳粹德国的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

• 纳粹德国的警察系统和镇压机器首先的任务是抓捕和清洗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内部敌人
  • 1933年头几个月，左翼政党的各类组织机构遭到无情镇压，镇压的对象还包括它们的一些附属军事组织，比如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和帝国旗帜(Reichbanner)，以及与它们合作的一些组织，比如工会。
  • 1934年和1935年，依法进行的工厂车间代表年度选举中出现了大量弃权票，这可能是因为工人们依然怀念并忠诚于以前那个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
• 盖世太保在1934年末成功摧毁了共产党组织的抵抗运动
  • 盖世太保通过细致的信息搜集和室内搜查，对嫌疑人施以酷刑审讯，利用间谍和告密者，在1934年末成功摧毁了共产党组织的抵抗运动，包括它的福利组织“红色救援”(Rote Hilfe)。
  • 自此以后，只有小部分非正式组织的共产党人在继续活动，许多地方甚至连这种人都没有。

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反抗活动

• 社民党人试图通过地下活动唤醒大众，但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组织
  • 社民党活跃分子迅速展开行动，印制大字报、报纸和宣传单，秘密散发给社民党的支持者，试图加强他们抵制纳粹宣传的决心。
  • 由于不满党的无力和弱小，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组织打着各种旗号开始独立行动，有的叫“国际社会主义者战斗联盟”(International Socialist Fighting League)，有的叫“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evolutionary Socialists of Germany)，还有的叫“红色别动队”(the Red Shock-Troop)，一个局限于柏林地区的组织。
• 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表现得更活跃，也更有持久力，但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 共产党人组织秘密会议，散布境外的非法政治宣传，收党费，生产和散发一些制作粗糙的油印传单和新闻简报。
  • 1934年中，7,000名埃森工人在一位死于监狱的共产党人墓前举行示威活动。当地的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宣布，不欢迎社民党人参加示威，因为他们死去的同志一直在和社民党做斗争。

纳粹政权对政治犯的审判和处决

• 纳粹政权通过国会纵火案审判，将罪名推给德国共产党
  • 1933年2月27—28日柏林国会纵火案之后，年轻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遭到关押，希特勒宣布囚犯会被绞死。
  • 希特勒和戈林不仅坚持要处死范德吕伯，还想把脏水溅到德国共产党身上，指责共产党是纵火案的幕后主使，宣布德共非法。
• 纳粹政权设立人民法庭，快速处理政治犯罪
  • 1934年4月24日设立的特别法庭，即人民法庭，将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快速处理政治犯罪。
  • 人民法庭的主席几经周转，从1936年开始一直为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担任。
• 纳粹政权对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的审判和处决
  • 人民法庭虽然无法对台尔曼进行公开审判，但它首先至少可以选择不那么惹眼的囚犯。
  • 从1934年到1939年，一共大约有3,400人曾在人民法庭受审，这些人大多来自共产党或社民党。

纳粹政权对普通刑事犯罪的处理

• 纳粹政权重启死刑并扩大死刑执行范围
  • 1933年3月21日通过了一项法令，称任何以毁坏财产的手段制造恐慌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
  • 1933年4月4日的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有蓄意破坏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
  • 1933年10月13日通过的法令规定刺杀州或党的官员的人将被处以极刑。
  • 最夸张的恐怕是1934年4月24日的一项法令：图谋修改宪法，或意图以武力威胁或密谋分裂第三帝国将被判处死刑。
• 纳粹政权对普通囚犯的惩罚措施
  • 对触犯刑律的普通囚犯来说，纳粹种族学说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 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犯罪学家、刑罚专家以及警察基本一致同意应该无限期监禁“惯犯”以保障社会安全。
  • 1933年11月24日，《惯犯法》(Law against Dangerous Habitual Criminals)获得通过，这一愿望变成了现实。
  • 到了1942年10月，已经有超过1.4万人被安全监禁。

纳粹政权对司法系统的控制和影响

• 纳粹政权对司法系统的控制和影响
  • 居特纳不让警察和党卫队在囚犯还未服完刑的情况下就将其带到集中营，但他并不反对服完之后带去。
  • 他只是要求司法部门不要参与其中。
  • 虽然党卫队经常批评司法部心慈手软，但并没有法官因此被解雇或退休。
  • 司法部反对警方刑讯逼供，但警方根本不予理会，这说明居特纳的态度已不能左右司法现状，司法系统无力抵制党卫队的干涉。
• 纳粹政权对监狱系统的控制和影响
  • 1934年5月14日，新的规定出台，系统化了常规州监狱和教养所的地方和区域性差异，废除了某些特权，为屡教不改者规定新的惩罚措施。
  • 监禁的目的从此变成了赎罪、威慑、惩罚。再教育计划被大幅缩减和彻底纳粹化。体育和游戏活动换成了军事训练。口出怨言的囚犯会遭受更严酷的惩罚。
  • 遭到安全监禁的囚犯更惨。他们被判每天从事9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并接受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且因为这些人将被终身监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境况会越来越难以忍受。

纳粹当局的镇压和监控机制

• 纳粹党迅速建立了不下于70座集中营
  • 当时，这些机构关押了约4.5万人，被看守殴打、拷问和习惯性侮辱，数百人被虐待致死。
• 1933年7月31日一天释放了集中营1/3的人
  • 到了1934年5月，和一年前相比集中营囚犯数量只剩下了大约1/4。

集中营的管理规范和系统化管理

• 艾克发布了一整套集中营管理规范
  • 这套规范和之前的不同，也对警卫行为做出了规定。
  • 规范以表面上的秩序化和统一化取代了过去的恣意暴行，严苛至极。
• 艾克的新规范意在防止警卫随意使用私刑
  • 通过设立一种官僚机制，为实施惩罚措施提供依据，以此保护集中营的军官和警卫不被当地法律官员起诉。

集中营的本质和功能的变化

• 集中营的本质和功能发生了剧变
  • 原本集中营是和人民法庭以及各种特别法庭共同致力于(主要是对共产党的)政治镇压的机构，而现在它成了种族和社会改造的工具。
• 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在30年代中期的相对的平静期之后开始急剧增加
  • 1937年达豪死了69人，比前一年的7倍还多，而集中营的人数仍保持在2,200左右没变。
  • 1938年死亡人数再次激增，达到了379人，这一年集中营人数也增长到了8,000多。

战争前夕集中营囚犯数量的增加和种类的多样化

• 战争前夕，集中营囚犯的数量又有所增加，从7,500人增加到了21,000人
  • 这些囚犯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型集中营：布痕瓦尔德、达豪、弗洛森比格、1939年5月取代利赫滕堡成为新的女性集中营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毛特豪森和萨克森豪森。
• 集中营的管理手段多种多样，比如给政治犯一些特权，故意激起其他囚犯的憎恨，或者让刑事罪犯管理其他囚犯，以加深不同类别的囚犯间的分歧
  • 从那时候起，所有囚犯都必须身穿条纹制服，并在左胸佩戴一个颜色各异的倒三角标记：黑色表示“不合群”，绿色代表“职业罪犯”，蓝色是“返迁犹太移民”(人数较少)，红色代表“政治犯”，紫色是“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粉红代表“同性恋”。
  • 犹太人囚犯被划入其中一类(通常是政治犯)，但他们还必须在表示分类的倒三角标记下方佩戴一个黄色的正三角标记。

盖世太保的崛起和恐怖统治

• 盖世太保的组织规模其实很小，它能够花钱养的特工和告密者数量非常有限
  • 1934年，以造船闻名的城市斯德丁只有41名盖世太保军官，法兰克福也一样；1935年，不来梅的盖世太保军官只有44人，汉诺威只有42人。
  • 1937年3月，人口高达400万的莱茵河下游地区——即使把杜塞尔多夫总部和其他地区分支都算进来——一共加起来也就只有281名盖世太保特工。
• 盖世太保的上层领导人多数都是坐办公室的，并不在一线工作
  • 他们的许多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更新信息以便提供翔实的卡片索引，处理潮水般涌来的各种指令和规范，填写各类需要的文书和文件，以及和其他部门机构争权夺利。

群众举报在纳粹统治中的作用

• 群众举报在盖世太保处理的案子中占有很大比例
  • 在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经盖世太保地区办公室处理过的“恶意中伤”政府的案子中至少有87.5%源于各种群众举报。
• 举报的不可预见性而非举报发生的频率让人觉得盖世太保的特工——不管是拿钱的还是不拿钱的——无处不在
  • 人们永远不可能确定说出口的话会被谁听了去。

纳粹统治下的社会恐怖和威胁

• 纳粹政权用恐怖手段迫使德国人保持沉默，为胆敢反抗的人准备了一整套惩罚措施
  • 从一开始，畏惧和恐怖就是纳粹统治武器的一部分。
• 纳粹政权并不只是要把德国人逼到被动失语、死气沉沉的状态，他们还想鼓励人民在支持纳粹主义的理念和政策上的积极热情
  • 为实现这个目标，纳粹政府花费了史无前例的心血。

约瑟夫·戈培尔的宣传策略

• 戈培尔认为这是一场由人民推动的、自下而上的革命，德国人民在革命的洗礼下成为一个整体
  • 戈培尔在3月份曾说，“在1月30日那一天，个人主义的时代结束了……个人将被人民共同体取代。”。
• 戈培尔规定了宣传部的使命：对德意志民族进行“精神动员”
  • 纳粹宣布，精神动员将使人民永葆激情，始终像1914年战争爆发时一样热情澎湃。
• 戈培尔颇为大方地承认纳粹政权确实在操纵第三帝国从大众那里获得的合法性
  • 为当权者及其政策涂脂抹粉、维护公开形象是宣传部的职责所在。

纳粹对电影业的控制

• 德国电影极为流行，阿尔贝斯和雅宁斯等演员功不可没
  • 从1932—1933年到1937—1938年，每年的人均观影次数从4次增长到8次，同一时期的售票数从2.4亿增长到4亿。
• 3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电影业的管控更严格了
  • 1933年6月建立了电影信用银行，为大萧条下艰难度日的电影业筹集资金。
  • 1934年4月1日，所有地方广播站都被纳入帝国广播公司旗下，并直接附属于宣传部。
  • 1938年德意志电影学院成立，培育新一代导演、演员、设计师、作家、摄像师和技术人员，确保他们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要求工作。

纳粹对收音机的普及和管控

• 收音机的普及使得纳粹政府可以将它的信息传往一直以来远离政治喧嚣的地区
  • 1933年德国已经生产了约150万台这样的设备，1934年超过600万台收音机在德国投入使用，1939年德国已经有70%的家庭拥有无线信号接收设备。
• 戈培尔认为，宣传工作必须充满想象力，紧跟现代潮流，与时俱进
  • 他在1933年3月25日告诉电台经理，“宣传工作的第一铁律便是‘不要变得无聊’！”。

纳粹对文化领域的控制

• 戈培尔和罗森博格在文化工作领域的权力争夺
  • 罗森博格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在整个德国文化领域宣传纳粹意识形态。
  • 戈培尔成功通过了一项法令，建立了帝国文化协会并亲自担任会长。
• 纳粹不同部门之间对文化领导权的争抢完全没有阻止文化体制化的到来
  • 在排除了异见分子、不合作分子以及当局不认可的种族之后，德国文化和大众媒体日益体制化，被当权者牢牢控制。

《法兰克福报》的独立性和转变

• 《法兰克福报》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坚持自由立场，独立性受到影响
  • 报纸在政治上坚持自由立场，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独立于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家族或者莫斯报团(Mosse)和乌尔施泰因家族一手扶植的报业帝国。
  • 报纸陷入了财政困难，不得不将部分控制权转让给化工巨头法本化学工业公司。
• 纳粹政权初期，《法兰克福报》仍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 报社员工顺应时势，在国会纵火案之后放弃了批评纳粹主义的立场，对镇压共产党表示支持。
  • 编辑经常拒绝刊发来自宣传部的文章，其中以文艺栏目的编辑为最，即使戈培尔亲自下令也无济于事。
• 纳粹政权加强对《法兰克福报》的控制，报纸最终成为宣传工具
  • 1938年，法本公司意识到它已经不需要影响公众意见——因为德国已经不存在公众意见——于是在没有征询编辑部和报社员工意见的情况下秘密地将该报卖给了纳粹埃海尔出版集团(Eher Publishing House)的一个子公司。
  • 1939年4月20日，纳粹出版界的头面人物马克斯·阿曼(Max Amann)将报纸呈给希特勒作为生日礼物。它再也不是一份自由评论了，尽管原来也是遮遮掩掩。

纳粹政权对出版业的控制

• 纳粹政权通过《编辑法》和出版协会控制报纸内容
  • 1933年10月4日通过了一项新《编辑法》(Editors' Law)，规定编辑本人须对报纸的内容负责，取消了经营者开除员工的权利，并订立了多项规章限制报纸的内容。
  • 马克斯·阿曼的帝国出版协会成立，对报社的人事控制也正式开始。
• 纳粹政权通过宣传部接管通讯社，控制新闻来源
  • 宣传部接管了两家大通讯社：胡根贝格的电报联盟与其竞争对手沃尔夫电报社。
  • 政府在1933年将二者合并为德国新闻处，该机构不仅为各类报纸提供国内和国际新闻来源，还撰写大量评论性文章来指示应该如何解读近期新闻事件。
• 纳粹政权通过“阿曼条例”和限制措施控制报纸发行
  • 1935年又实行了所谓的“阿曼条例”(Amann regulations)。条例强调，任何报纸如果进行不正当竞争或者向读者传递有伤道德风化的信息，将被吊销许可证。
  • 帝国出版协会控制着帝国火车站书店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保证“火车站书店的第一要务是传播德国思想。书店的租赁人必须要抵制外国报纸的传播”。

作家在纳粹政权下的处境

• 留在国内的作家机会不大，多数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作家都处于流亡状态
  • 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贝托尔特·布莱希特、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和埃里克·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
• 作家们通过创作不同类型的作品来逃避现实或暗中批评纳粹政权
  • 维尔纳·贝根格林(Werner Bergengruen)的小说《大独裁者和法庭》(Der Großtyrann und das Gericht)发表于1935年，被纳粹评论家称为“复兴时代的头号小说作品”。
  • 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成功出版了一部研究16世纪明斯特市(Münster)恐怖统治的专著《博克尔松：大众疯癫史》(Bockelson: Geschichte eines Massenwahns，柏林，1937年)。
  • 容格尔的作品可能是免于审查的，因为他在希特勒和戈培尔眼里是英雄。

纳粹政权对文学作品的审查与控制

• 纳粹政权通过法令和审查机构对文学作品进行审查
  • 希特勒在1933年2月4日就职后立即签发的一个法令，授予警察没收任何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书籍的权力。
  • 1933年5月10日大学城焚书运动之后，一本图书贸易杂志放出了一份文学领域的黑名单，其中包括139位作者和300本书。
• 纳粹政权对剧院的控制
  • 1934年5月15日通过的《剧场法》(Theatre Law)赋予戈培尔审批剧院执照和演出许可的权力。
  • 戈培尔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小心翼翼地开展文化革命，以免政治正确扼杀了大众的娱乐需求。
• 纳粹政权对书籍和剧院的控制效果有限
  • 尽管建了超过40个所谓纳粹剧场，搞了数百场演出，但无论是在引领潮流还是带来丰厚收益上，这种新形式戏剧都很难说取得了成功。
  • 从1936年开始，图书畅销榜便长期被政治意味并不浓厚的流行小说占据。

恩斯特·巴拉赫的艺术成就及其与纳粹当局的矛盾

• 巴拉赫是魏玛时期表现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受到俄国原始农民艺术的影响
  • 巴拉赫擅长雕刻矮胖坚实、充满浓郁民间风情的人物雕像。
  • 他的雕像相当流行，1918年德国要在国内很多地方竖立战争纪念碑，他因此得到了大量订单。
• 巴拉赫因敌视抽象艺术，批判表现主义运动内部的其他流派，并坚拒参与党派斗争而闻名
  • 巴拉赫拒绝了戈培尔的邀请，他已经感受到了地方纳粹党的敌意。
  • 在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后不久，他的战争纪念碑委托、各种展览和出版计划便开始被取消。
• 巴拉赫的作品违背了纳粹主义颂扬战争的要求，而且他本人拒绝在艺术创作上做出妥协
  • 他最具争议的战争纪念作品是一个位于马格德堡大教堂的大型木雕，木雕首先表现了三个形象，一个戴着头盔并且骨瘦如柴的男人，一个痛苦并且紧握双拳的蒙面女人以及一个怀揣防毒面具的光头男人。
  • 1936年巴伐利亚警察局从慕尼黑的出版商仓库中没收了巴拉赫画稿集的全部库存。

阿尔诺·布雷克尔的艺术成就及其与纳粹当局的关系

• 布雷克尔是纳粹当局青睐的雕塑家，其作品风格主要受非德国元素影响
  • 布雷克尔的学生生涯的一系列雕塑作品明确显示他受到了巴拉赫的影响。
  • 1933年初布雷克尔在罗马逗留，修复米开朗基罗被损坏的一件雕塑作品。
• 布雷克尔的风格转变迅速给他带来了大量好处，成为艺术名流
  • 1936年他获得了以体育成就为主题的艺术竞赛大奖，为他带来了更多官方的设计委托。
  • 1937年布雷克尔加入纳粹党，进一步扫除了获得官方赞助的障碍。

纳粹当局对现代艺术的打压和迫害

• 希特勒在1933年宣布要创造一种新的德国艺术，谴责现代艺术及其各类变种
  • 希特勒曾想当个画家，从一开始他就拒绝所有现代艺术及其各类变种。
  • 1933年，犹太艺术家、抽象派艺术家、半抽象派艺术家、左翼艺术家，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具有国际声誉的德国知名艺术家都遭到了大规模迫害。
• 纳粹当局通过展览的机会通过了新的政策和法律，没收了大量现代艺术作品
  • 1938年5月31日通过了《没收堕落艺术作品法》，使没收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堕落艺术作品合法化。
  • 委员会没收的艺术作品包括大约5,000件绘画和1.2万件图形作品、素描、木版画和水彩画，它们来自德国境内的101家美术馆和博物馆。

纳粹当局对建筑艺术的控制和影响

• 希特勒对建筑艺术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艺术，他花了大量时间和建筑师一起琢磨实践，讨论风格和装饰问题
  • 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已经在进行谋划，他曾经想当画家，但他更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建筑师。
  • 1938年希特勒宣布，“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从自己的建筑中反映自身价值。人们不仅会在内心中体验伟大的时代，还会外在地表现它们。这些表现比语言更为有力：它们是凝聚为巨石的词语！”。
• 纳粹当局的新公共建筑群无不是这种伪古典主义、纪念碑式的宏大风格
  • 和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环形大道观察和描摹过的公共建筑一样，德国的新建筑意图表现千秋万代、经久不衰。
  • 柏林滕珀尔霍夫修建了一座巨大的新机场，有2,000个机位。新的航空部拔地而起，建筑内部的大厅装饰奢华，大厅地面由大理石铺设。

阿尔贝特·施佩尔在纳粹建筑艺术中的地位

• 施佩尔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的助手，后被希特勒任命为首都市的建筑总监
  • 施佩尔1905年出生于曼海姆，经历了一战、十一月革命和通货膨胀，动荡年代塑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雄心壮志。
  • 1938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命施佩尔为首都的建筑总监，以实现元首将柏林在1950年建成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宏伟计划。
• 施佩尔负责了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积累了管理经验，这使他在后来的战争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 许多让人称奇的设计往往由一个团队打造，绝非施佩尔自己一个人的功劳。
  • 到了30年代中期，施佩尔负责了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积累了管理经验，这使他在后来的战争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理查德·施特劳斯与纳粹政权的关系

• 施特劳斯在纳粹政权初期，因其国际知名度和对纳粹当局的忠诚，被任命为帝国音乐协会主席
  • 施特劳斯不喜欢瓦尔特，同时有人劝他，如果他不去，柏林爱乐乐团会因为观众流失而失去大量收入。纳粹当局自然想让音乐会为己所用。
  • 施特劳斯又同意取代被禁止演出的指挥家弗里茨·布施和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参与指挥。
• 施特劳斯在任期间，努力保护德国音乐传统，与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关系复杂
  • 施特劳斯为魏玛共和国无力守卫德国音乐传统而苦恼。一方面，现代流行音乐、小歌剧、音乐片以及爵士乐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开始兴起。施特劳斯认为第三帝国能够扫除立法过程中的种种迟疑和犹豫，直接满足他和传统音乐人的愿望。
  • 戈培尔建立了一个中央机构保护音乐的知识产权；他还批准了《伯尔尼版权公约》，将产权保护年限延续到作曲家去世后三十到五十年。不过戈培尔不支持施特劳斯利用帝国音乐协会打压他仇视的廉价音乐剧、爵士乐和娱乐轻音乐。
• 施特劳斯因与犹太人的合作和政治立场，被迫辞职，并在之后试图东山再起
  • 施特劳斯主要和1929年去世的作词人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和畅销书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有联系。他和茨威格有过愉快的合作经历，1933—1934年间一起创作了歌剧《沉默的妇人》。不过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借批评《沉默的妇人》之机，指责戈培尔控制音乐界。
  • 为了挽救《沉默的女人》，施特劳斯于1935年7月13日以个人名义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请他观看这部歌剧。希特勒没有回复。和戈培尔会面的要求也被直接回绝。

纳粹政权对音乐家的审查和迫害

• 纳粹政权对音乐家的种族归属进行严格审查，对犹太作曲家进行封杀
  • 纳粹固执地认为，犹太人是肤浅的，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只能靠模仿别人混日子。
  • 门德尔松的作品非常流行。个别指挥家偶尔仍然会上演门德尔松的作品。但是，新闻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以音乐会的影响力仅仅限于听众内部。
• 纳粹政权对音乐作品的内容进行审查，对现代主义和无调音乐持反对态度
  • 帝国音乐协会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审查办公室，负责整理被禁作品和作曲家的黑名单，包括带有犹太血统的欧文·柏林的作品。
  • 斯特拉文斯基在堕落音乐展上是被抨击的主要对象，但由于他不是德国人，30年代演奏他的作品并没有遇到多大阻碍。

纳粹政权对音乐风格的影响和限制

• 纳粹政权推崇反犹主义并从文化生活中排除犹太人，突出军国主义，打压和平主义和社会批评
  • 纳粹文化政策的几大要义在于，推崇反犹主义并从文化生活中排除犹太人，突出军国主义，打压和平主义和社会批评，以及促使雅利安种族进步，压迫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和弱者，重建“血与土”式农民生活的理想世界，摧毁个人独立创新，提倡非个人化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国家和种族的集体所需。
  • 最主要的是，纳粹文化崇尚权力，这在建筑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种族和政治歧视迫使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德国优秀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移民国外。留下来的或者被噤声，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迫妥协，或者是服务于纳粹的最高目标：让民族和国家为战争做好准备。
• 纳粹政权对音乐风格进行限制，推崇简单的调性和直接的表达方式
  • 音乐是最抽象的艺术，因此也是独裁制度之下最难监管和控制的艺术。第三帝国的文化决策者们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歌剧和歌曲符合意识形态要求，音乐的调子简单，曲调中没有不协和音，歌词不能暴露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
  • 按照纳粹文化意识形态，音调简单是雅利安种族的特征。无调音乐和复杂音乐是犹太种族的特征。可是，解雇犹太人音乐家并禁止他们创作，只是让音乐生活失去了其中最优秀的一批人物。

纳粹政权对爵士乐的态度和打压

• 纳粹政权认为爵士乐、摇摆舞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流行音乐极端堕落，不合德国音乐传统
  • 在纳粹分子看来，这些东西极端堕落，不合德国音乐传统，和各种颓废生活关系密切，而且是出自非裔美国人和犹太人等劣等种族之手。
  • 外籍爵士乐音乐家或是主动离开德国，或是被强制驱逐。从1935年开始，德国的流行音乐家被禁止使用外国绰号。
• 纳粹政权对爵士乐的打压，使得爵士乐俱乐部开始频繁被查，很多盖世太保和音乐协会特务以查验音乐家会员证为名对其进行恐吓
  • 如果有人演奏上了黑名单的犹太作曲家(比如欧文·伯林)作品，他的乐谱会被收缴。
  • 纳粹当局坚持对电台广播实施严密控制，以确保轻音乐旋律不会有过强的摇摆风格。

纳粹政权对文化生活的全面控制

• 纳粹政权试图将政治美学化，将艺术政治化，使文化渗透到德国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 纳粹当局将政治美学化，但也将艺术政治化。“有人经常指责我们，”戈培尔说，“说我们使德国艺术沦为一种宣传行为，这话从何说起？难道宣传是一种别的东西可以‘沦为’的东西吗？难道根据我们的理解宣传不是一种艺术吗？”。
  • 他还说，艺术和宣传是一回事，都是对民族的精神动员：国家社会主义不只是一个政治学说，它还为所有公共事务提供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活必须建立在这个世界观之上。我们希望，终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它已经成了我们呼吸的空气！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可不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它必须用手实践，用心体会。
• 纳粹政权的文化政策造成了德国文化生活的单调性和缺乏多样性
  • 尽管许多人心怀恐惧，但第三帝国的正常文化生活并未完全消失。人们依然能够聆听贝多芬的音乐，在接受国家拨款的艺术馆内欣赏大师的画作，阅读古典文学，在某些地方还能够参加爵士乐俱乐部和舞会，看最新的摇摆舞表演。
  • 不过，纳粹当局只能逐步实现这个目标，一部分原因在于最开始它的文化政策导向并不明确，一部分原因在于党内斗争；但是随着1937—1938年间的明显激进化，纳粹文化政策的方向终于清晰起来。这时候德国社会的所有意见形成机制都被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所掌控，经过一番整合，剔除了已经形成的和潜在的异议，被雅利安化，最终被置于意识形态、财政和行政控制之下。

纳粹党人对德国宗教分裂问题的看法及其统一国家教会的构想

• 纳粹党人认为魏玛共和国时期加剧了德国的宗教分裂问题
  • 各个教派在教育、福利、种间婚姻以及忏悔仪式等问题上的意见严重分歧。
• 纳粹分子认为德国福音教会是在宗教上统一德国人民的最理想工具
  • 福音教会在19世纪早期统一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
  • 在政治上福音教会极度保守，俾斯麦主政德国期间，它是政府的左膀右臂。

马丁·尼莫拉的政治立场及其对纳粹党的态度转变

• 尼莫拉反对魏玛共和国和1919年的和平协议，但给民族复兴开的药方既是政治性的，也是精神性的
  • 尼莫拉战后在一个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让他确信整个国家到处都是精神危机。
  • 他开始在威斯特法伦接受牧师训练，积极参与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学生同盟。
• 尼莫拉在1933年投了希特勒的票，并在布道中响应了纳粹党的号召
  • 1933年他认为这个领袖已经出现了，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 他在这段时间的布道响应了纳粹党的号召，呼吁建立一个团结积极的基督教来克服困扰德国多年的宗教分裂问题。

纳粹党对新教教会的整合及其引发的反抗

• 纳粹党通过德意志基督徒试图整合新教教会，但遭到牧师阶层的反对
  • 德意志基督徒是纳粹党人的压力集团，他们在福音教会中有约60万名支持者。
  • 他们想像纳粹通过整合各联邦州来使联邦制的德国实现集权一样，废除福音教会下的联邦结构。
• 牧师中的反对派迅速抱团，召开地方会议，创建了牧师紧急救助联盟，由潘霍华和自己担任负责人
  • 紧急救助联盟在1933年末获得了近6,000名牧师的支持。
  • 拥有自主权的一些教区组织在这场抗议中得以重建，坚拒被整合在集权的国教名下。

认信教会的成立及其与纳粹政权的对抗

• 牧师中的反抗群体抗拒帝国主教米勒的指令，在讲道坛上公开反对“基督教纳粹化”，成立了一个与之对抗的组织：认信教会
  • 认信教会在1934年5月的巴冕会议上，公开了自己的教会准则。
  • 准则基于神学家卡尔·巴尔特(Karl Barth)的学说，反对“雅利安人条款”，表达了对《圣经》的信仰。
• 认信教会的活动引起了广泛的谴责，希特勒等纳粹领导人仍然认为宗教事务太过敏感，没有强力支持米勒的政策
  • 雅格曾经试图将路德宗牧师武尔姆和迈泽尔解职，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少党内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还惹恼了符腾堡和弗兰肯支持纳粹政权的农民群体。
  • 两名牧师最后官复原职，这样一来，纳粹领导人不得不放弃从内部整合福音教会，德意志基督徒运动因而失败。

尼莫拉在集中营的经历及其对反犹主义的反思

• 尼莫拉在集中营中见证了集中营内犹太人囚犯的苦难，开始推翻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
  • 他告诉一个狱友，犹太人和所有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平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 尼莫拉在暮年回忆起被捕和牢狱生涯时，为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
  • 他说出了那段全世界熟知的话：“一开始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他们杀社会民主党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员。接着他们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要杀我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希特勒对天主教的态度及其影响

• 希特勒对天主教既敬且惧，认为天主教徒不会完全效忠祖国
  • 希特勒敬仰天主教神父禁欲的献身精神与天主教会和普通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 希特勒认为天主教会是一个国际组织，必然会影响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和精神团结。
• 天主教神父在布道中强烈反对纳粹党，多次禁止天主教徒入党
  • 天主教神父全力号召信众始终为中央党或巴伐利亚地区的“中央党”即巴伐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投票。

天主教与纳粹政府的冲突与合作

• 天主教会与纳粹政府在1933年签订协定，天主教会承诺不涉足政治
  • 协定称，德国政府将保护天主教世俗组织，而天主教会则承诺绝不涉足政治。
• 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枢机米夏埃尔·福尔哈贝尔公开表示反对迫害非雅利安人天主教徒，但没有批评针对非天主教徒的犹太人的暴行
  • 在梵蒂冈，曾经作为驻德国教廷大使，现在是庇护十一世手下国务枢机卿的枢机帕切利向德国的外交部控诉，并威胁要发一封公开信进行抗议。

纳粹政府对天主教的迫害政策

• 纳粹领导人推进得很慢，就连希姆莱也在1933年11月2日下令，任何反天主教措施未经他的首肯不得实施
  • 盖世太保开始监视包括礼拜在内的天主教活动，尤其关注曾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任职的知名人物，并制作了一份很长的黑名单，将他们认为的天主教反政府分子列入其中。
• 纳粹当局的这些新招数并未让天主教群体放弃自己的信仰
  • 天主教神父群体在信徒去教堂告解和家访的时候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辩解，老百姓(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都认为报纸上说的是假的，或者至少是极度夸张的”。

天主教的反抗与坚持

• 天主教神父在布道时对此表示抗议，地方上的纳粹头目想要将停尸间等公共建筑中的宗教雕像移除，天主教徒在集会上毫不掩饰地表达对此举的愤怒
  • 天主教的要人来访时，他们会挂出教会旗帜，而不是纳粹党要求的卐字标志旗帜。
  • 褐衫军在城里的公开游行，比如在罗森海姆(Rosenheim)，游行队伍高喊着“送他去达豪”的口号，要求解雇一名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处罚了不去教堂的孩子。
• 天主教在奥尔登堡南部，冲突演变成了公开抗议
  • 当地某乡村地区天主教化程度极深，村民们本来就已经对学校宗教教育的减少和地方教育局长为罗森博格反天主教言论辩护非常不满。
  • 11月4日，情况变得更糟：教育局长宣布禁止为学校新建筑举行宗教祝圣仪式，并下令清除州、市政、教区建筑(其中包括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和路德肖像等各类宗教标志。
  • 11月10日，3,000名老兵聚在一起悼念一战的阵亡将士，集会上的一名神父发誓绝不容忍将十字架从学校里面移除的行为。
  • 每天清晨和傍晚，各教区的钟声都会响起，以表抗议。
  • 请愿书被隆重地送到地方教育局。居民住宅和学校建筑上的十字架被加以装饰，教堂塔顶装上了大十字架，夜间被电灯泡点亮。
  • 教区的人开始退出纳粹党，一个褐衫军支部自行解散以示抗议。
  • 在一次7,000名普通市民参加的大会上，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被迫宣布撤销命令。
  • 整个地区的教堂钟声大作，整个教区的感恩节服务和出版业恢复工作。
  • 这次事件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该地区本身。
  • 主教冯·加伦在一封信中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庆祝了抗争的胜利，并声明绝不和基督的敌人打交道。
  • 这次事件持续性地打击了奥尔登堡南部的纳粹党组织。
  • 在1938年的国会选举中，尽管使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它也只获得了92%的选票，远不能和1936年3月的99%相比。

天主教与纳粹政府的最终决裂

• 教宗的通谕用德语写成，题名为“极度关切”(Mit brennender Sorge)
  • 它怀着火烧火燎的心情，指责纳粹分子对天主教的“憎恨”和“中伤”。
• 希特勒勃然大怒，也使他觉察到天主教会能够在不引起盖世太保怀疑的前提下轻松组织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 他下令没收所有的通谕，逮捕所有保存通谕文本的人，禁止再次印刷通谕，关闭所有曾印刷通谕的公司。
• 天主教和政府的冲突十分激烈，但它并没有在第三帝国内部受到孤立
  • 许多天主教徒对纳粹党，尤其是对像罗森博格这样的狂热分子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却没有怎么影响希特勒的地位。
  • 从俾斯麦的时代开始，天主教徒便极度渴望被完整地接纳为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这种渴望冲淡了纳粹的反基督教政策引起的敌意，许多人想象这些政策都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推行的。

天主教与纳粹主义的差异

• 天主教是一种宗教信仰，而纳粹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 天主教有超自然成分，追求来世、永生和灵魂不死。
  • 纳粹主义没有超自然成分，它追求的是日耳曼种族及其未来的利益。
• 天主教尊重自然规律，虽然自然规律最终来源于上帝；人类在上帝造物中处于中心位置，可以主宰地球
  • 纳粹主义的核心其实已经被希特勒在1938年9月的演讲讲明了：以科学——纳粹眼中的科学——作为行动指南。
  • 科学增进的不是上帝的利益，而是人类的利益。纳粹科学追求的是日耳曼种族及其未来的利益，它相信日耳曼种族生存在一个由达尔文式竞争法则主宰的世界，种族与种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无可避免。

纳粹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 纳粹党通过制定一系列新规章制度，推动了教育政策的转变
  • 1933年7月30日，中央法令制定了《历史教科书指南》，规定从此以后历史课必须围绕“日耳曼式的英雄主义展开，要联系领导观念”。
  • 1934年，有一名学生写了一篇《男孩希特勒》，想象力直如野马脱缰。
• 纳粹教育政策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
  • 这类主题也出现在其他学科中。1933年后期，生物学加入了“遗传学定律、种族教育、种族卫生、家庭教育和人口政策”等。
  • 基础阅读材料的封面或卷首页(或者两者都是)配有希特勒的图片，在图片里希特勒通常会被小孩们簇拥着。
• 纳粹教师联盟布雷斯劳地方分会在1936年初发出了超过100份小册子，其主题包括“五千年的卐字标记”和“犹太人和德意志人”，以每份11芬尼的价格卖给学生
  • 在某些学校老师还给学生增负，从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中找出一些文章念给学生听。
  • 同时，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比如强制学生去学校礼堂听希特勒的广播演讲，还有从1934年起要求学生观看由戈培尔宣传部学校电影宣传办公室提供的影片。

教师在纳粹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和挑战

• 老师在阐释政府提供的教学材料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 很多村里的学校很小，多数小学在1939年仍然只有一两个班。
  • 一些教科书作者似乎还暗中和教育部官员配合，在教科书中加入了很多意识形态中立的内容。
• 老师需要遵守1933年4月7日通过的《恢复专业公务员法》
  • 曾先后当过老师和纳粹地方领导人的普鲁士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成立了很多调查委员会。
  • 在这些调查委员会的努力下，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迅速现形。
• 教师还要承受成年纳粹活跃分子的批评火力
  • 批评来自各个层级，从希特勒开始，发展为青年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一场演讲中表现出的“对教师职业的蔑视”。
  • 他们认为，公开蔑视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再愿意当老师了，这份职业被某些高级官员如此对待，再也不会受人尊敬了”。

希特勒青年团在培养年轻人中的作用和影响

• 希特勒青年团在1933年之前并不怎么成功，但到了1933年夏天，纳粹党使出它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施展过的看家本领，解散了几乎所有青年组织，迫使德国的男孩女孩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
  • 1933年末有230万年龄在10—18岁之间的男孩女孩加入了青年团。到了1935年末，这个数字已经接近400万，1939年已经到了870万。
  • 当时德国10—18岁年龄段的人总共就只有887万，考虑到犹太孩子不能加入这个组织，这意味着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附属组织覆盖了德国的整个年轻一代。
•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思想灌输无休无止，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
  • 尽管青年团借鉴了当时青年组织的模式，组织了登山、露营、唱歌、礼拜、庆典、体育和游戏等活动，但并不像过去的青年运动那样是由青年自己管理组织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崇领袖原则，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号施令。
  • 青年团对开展的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申请加入者必须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希特勒。他们的训练受法律约束，属于义务行为。
  • 尽管年轻一代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作为一个基于自发为某个理念而战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机构，它越是强迫青年人为国家利益服务，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就越小。

纳粹精英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 纳粹党建立了政治教育学院、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等精英学校，旨在培养新型统治精英
  • 政治教育学院是寄宿学校，以被《凡尔赛条约》宣布为非法的普鲁士军事干部学校为模板，目标是为未来的第三帝国培养新型统治精英。
  •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2/3的学生都是寄宿学生。希特勒青年团为其制定的课程甚至比政治教育学院的还要更注重体育和军事教育。
  • 骑士团城堡专为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的毕业生设计，不过学生在入学之前必须接受职业培训或大学教育，同时智力正常，在意识形态上可靠。
• 这些精英学校的教育水准并不高，但它们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将为纳粹党提供未来的德国领导阶层
  • 从通常的学术标准看，骑士团城堡的教育水准并不高。学校过分强调身体训练，授课内容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样的骑士团城堡很难替代传统高等教育，选拔学生时也不怎么在乎智力水准。
  • 不过，还是有批评说那里的学生——多是党内高层的后代——只学会了怎么当纨绔子弟。
  • 总的来说，这些精英学校没有一所达到了德国传统文法学校的水准。它们的教育计划杂乱无章，经常自相矛盾，缺少一个清晰的教育理念作为基础用以培养一批有能力的新精英团体来统治德国这样一个现代技术国家。

纳粹党对学生同盟的控制及其影响

• 纳粹学生同盟在30年代中期脱颖而出，横扫其他学生组织
  • 尽管1933年之前同盟就已经在整个德国的学生组织选举中所向披靡，但在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前夕，它仍然只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组织。
• 纳粹学生同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其成员数量在纳粹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之后，受1933年社会整合和机构调整中出现的恐怖行动和与之相伴的投机心理推动，学生同盟成员数量快速增长
  • 1939年，51%的大学男生和71%的大学女生都已经加入同盟。

德国大学生数量的急剧减少及其原因

• 大学生对于魏玛共和国心怀不满的一个因素在于，1914年之前的一波婴儿潮挤爆了30年代的大学
  • 第三帝国成立之后，学生人数开始减少，1931年大学生共有约10.4万人，1939年下降到接近4.1万人。
• 政府一直在批评人文学科和法学，它们对学生的吸引力因此降低
  • 法学研究生传统的就业方向是去政府，而政府公务员岗位从1933年开始大量裁员，政府公务员的影响力和名望也大不如前，更吃香的是纳粹党员。
  • 人文学科毕业生传统的去处是教书，但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在3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
• 女生被禁止学习拉丁语，而掌握拉丁语是进入大学的必备条件
  • 1934年1月12日，威廉·弗里克治下的内政部依《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Law against the Overcrowding of German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1933年4月25日颁布)下令，从文法学校毕业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女生人数不能超过男生的10%。
  • 在这个法令的限制下，到了1936年大学女生总人数已经减半。

纳粹党对大学的控制和改造

• 纳粹党改造大学与其改造学校的目标一致，那就是要把纳粹意识形态放在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位置
  • 不少大学都建立了一些新教席和新机构，主攻种族研究、种族卫生、军事史和史前史。
  • 同时，1933—1945年间德国半数大学都增加了德国民俗学的教席。
• 尽管纳粹分子想要改造大学，使其服务于自身的意识形态，但是他们最终取得的成果却惊人地有限
  • 在多数领域，教学只发生了相对表面的改变。
  • 一项对纳粹统治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表明，其中只有不到15%用的是纳粹的语言和研究路径。

纳粹党试图将物理学纳粹化的努力

• 物理学家菲利普·莱纳德和约翰内斯·施塔克试图将物理学彻底纳粹化
  • 莱纳德希望这份教材能为基于种族理论的全新“雅利安物理学”奠定基础，将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相对论彻底赶出德国科学。
  • 施塔克掀起了一场运动，把雅利安物理学的支持者安插在学术岗位上，还调整了科研的资助和管理办法，从而切断对现代物理学理论如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支持。
• 尽管雅利安物理学进展缓慢，但最终在海森堡的反对下，慕尼黑大学的理论物理教学完全停止
  • 海森堡认为，除非让像他这样的人留在德国，否则这种损失不可弥补。
  • 1939年12月1日，获得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系教授一职的是威廉·米勒，不是海森堡。

纳粹党对其他学科的改造和影响

• 其他学科的知名科学家并没有想要把该领域纳粹化，只有生物学可能是个例外
  • 数学界曾经有过徒劳的尝试想搞一个“德意志数学”。
  • 同样在化学领域也有所谓德意志化学运动。
• 尽管如此，纳粹德国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完全萎缩，更谈不上完全崩溃
  • 也许大学质量确实是下降了，但德国从来不是只有大学在搞科研。
  • 政府大幅提升了德国科研协会和威廉皇帝学会的研究经费，但申请者必须显示自己的研究能够支持德国备战，然后政府才能据此下拨经费。

传统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的保存

• 传统学术研究在德国大学得以保存，主要原因是其太过精密复杂，纳粹意识形态无法将其吸收
  • 比如，纳粹政权建立的头几年，部分人想在历史学界引入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强调种族和“血与土”理念。但是这种思路立即遭到历史学界地位很高的教授的强力抵制。
  • 在大学和中学里，阿尔弗雷德·罗森博格一类的意识形态鼓手要求历史研究成为政治宣传和政治灌输的工具，放弃传统意义上注重客观性的学术研究。
• 历史学领域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纳粹政权多少荼毒，在新政权的反智主义高压下，历史学家仍然保有和继承了德国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 尽管一些更年轻的老师愿意从平民主义的角度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在纳粹及类纳粹的意识形态下，外交史和战争史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 当时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的典型人物是学院派历史学家、弗赖堡大学教授格哈德·里特尔。

医学系在纳粹统治下的强势地位

• 医学系迅速蹿升为纳粹统治下所有大学中最重要的学科
  • 到了1935年，医学教员已经占了所有大学教员的1/3。
  • 纳粹政权对医学教学兴趣浓厚，其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33年，希特勒在柏林任命弗里茨·伦茨为首位全德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种族卫生学终身教授。
• 第三帝国为教育系统各个领域带来的影响最终都是灾难性的
  • “学术不再是必需。”。
  • 一个天生蔑视知识的政府治下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纳粹党徒把教育当作工具，首先是向青少年灌输世界观的工具，然后是组织军事训练和战争准备的工具。阻碍他们实现目标的任何东西，像一些传统教育价值比如自由探索、批判性思考和纯粹研究的理念，都被一脚踢开。

希特勒对高速公路建设的重视

• 希特勒认为高速公路状况是衡量国家繁荣程度的主要准绳
  •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相信驾驶汽车或者至少是乘坐汽车是一种比驾驶或乘坐飞机和火车更好的美学体验。
• 希特勒坚持亲自审批桥梁和服务站点的设计
  • 许多都是现代主义风格，希特勒更多地将设计任务交给建筑师而非工程师，包豪斯的前校长密斯·凡·德·罗甚至提交了两个服务站点的建设计划。

高速公路建设的实际效果和影响

• 高速公路建设并未达到希特勒预期的就业人数
  • 从1938年到1945年，德国高速公路的里程只在3,500千米的基础上增加了500千米。
• 高速公路建设对德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有所推动
  • 仅从1933年5月到6月，汽车行业的就业人数便上升了40%。
  • 从1932到1933年，机动车的产量翻了一番，到了1935年又翻了一番，德国汽车的年产量达到25万辆。

纳粹党的就业政策及其影响

• 纳粹党提出通过公共劳动形式获得政府信用，以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努力从萧条的状况下走出来
  • 劳动包括排空沼泽、开凿水渠、开垦荒地等。
• 纳粹党通过《降低失业法》发行债券，为私营公司筹款，主要用于启动新的建设工程和雇佣新的劳力
  • 1933年6月1日，政府出台了第一部《降低失业法》(Law on the Reduction of Unemployment)，这让政府给“赖因哈特第一计划”(First Reinhardt Programme)公共工程筹集的资金又多了10亿马克。
  • 1933年9月21日又通过了第二部《降低失业法》，也叫“赖因哈特第二计划”(Second Reinhardt Programme)。这个计划通过信贷为私营公司筹了5亿马克，主要用于启动新的建设工程和雇佣新的劳力。
• 婚姻贷款计划和贬低女性在外工作是纳粹意识形态的重点，有利于降低失业数据
  • 按照规定，只要女方在法律出台前的两年内工作了超过六个月时间，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就可以提前申请最多1,000马克的无息贷款。
  • 这项措施的关键在于，在结婚时女方必须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能进入劳务市场——除非丈夫失业——一直到完全偿还贷款为止。

纳粹政权的经济复苏计划与重整军备的关系

• 纳粹政权的增加就业计划主要考虑的是战略需求
  • 希特勒要求人们注意引擎工业对德国未来军事地位的重要意义。
  • 一家有汽车生产设备的工厂可以迅速转向军事生产，且生产汽车引擎获得的利润能够用来支持发展飞机引擎。
• 德国的机动车化不过是纳粹党的又一个幻想
  • 从30年代中期开始，各类资源都转向了军事生产，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汽车生产速度放缓，到1938年已经跟不上需求。
• 希特勒想要重启被1919年和平协议限制德国军事力量发展的条款禁止的德国武器生产
  • 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向军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领导人物讲话时说，必须在八年时间里为德国东部的“居民创造生存空间”，因为那时候经济复苏的势头将会消失。
  • 不过由于“西方列强不会让我们这么干……因此如有必要我们必须先后闪击西方和东方”。所以，重整军备必须在1942年完成。

纳粹政权的财政政策与赤字生产

• 纳粹政权的财政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 希特勒1933年1月就任德国总理之时，德国政府正处于一场财政危机之中。
  • 1933年3月中旬，希特勒用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换掉了路德，而沙赫特就是那个曾在1923年末遏制通胀的金融魔术师。
• 沙赫特的赤字计划及其影响
  • 1933年5月末，他提出了一个天才的赤字计划。当时，四家大公司以100万马克的资本一起创建了冶金研究中心(Metallurgical Research Institute)。这个研究中心获得授权发行“冶金券”(Mefo bill)，该券由德国政府担保，由帝国银行负责折价购买。而银行购买的方法就是印钞。
  • 由于国有银行通过印钞来消化这些冶金券，到1938年3月末，钞票流通量已经增长了60亿，政府共花去了120亿马克的冶金券。

纳粹政权的自给自足政策及其问题

• 纳粹政权实施自给自足政策的背景及目标
  • 希特勒希望德国能够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德国必须停止依赖国外进口物品。
  • 在德国国内，第三帝国通过1933年9月13日成立的帝国粮食总会(Reich Food Estate)保证食物供应，以求实现自给自足的目标。
• 自给自足政策的问题及其影响
  • 价格控制挤压了农民的利润，使他们很难和故意压低工人工资的大公司竞争。
  • 农业劳动力的缺口日益扩大，这一缺口原本要由农业机械补上(前提是农民买得起)，但钢铁短缺和军事工业优先的政策却阻碍了农机的制造。
  • 到了1939年，德国的确在某些食物的供应上实现了自给自足，比如面包、土豆、糖以及肉类。但是仍有很多产品，特别是食用油、豆制品(除了小扁豆)和蛋类，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才能满足需求。

纳粹政权对经济的控制

• 纳粹政权通过严控市场来控制经济大局，而非通过国有化或政府直接接管
  • 例如，纳粹政权曾经要求化工合成业巨头法本公司借助煤加氢技术为汽车和飞机生产合成燃料，以减轻德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 如果公司有公司拒绝满足此类要求，那么纳粹当局就会强迫它屈服。
• 经济部非常喜欢在一些关键经济领域制造卡特尔垄断，以便更轻松地引导和监控与战争相关的生产活动
  • 尽管政府对经济的类似干涉日益增多，但纳粹经济发言人不断强调，德国会继续维持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只是起领导作用，为经济设定基本目标。

库尔特·施米特的经济部长生涯

• 施米特是安联保险公司负责人，1933年6月30日宣誓就职，成为帝国经济部长
  • 施米特在保险业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工作模式，派人调解索赔者和投保人纠纷，这样可以大量减少公司必须处理的诉讼案件，因此在公司经理层爬得很快。
  • 施米特和当时的精英阶层一样，认为犹太人在公共事务、知识生活、银行、金融和法律领域太过扎眼。
• 施米特试图通过加入党卫队等方式增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但在纳粹权力斗争中，他显然不是戈培尔、莱伊甚至达雷等大佬的对手
  • 施米特曾多次向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宣布和指示，不要支持攻击犹太人商业的行动，以免影响经济复苏。
  • 他也不同意纳粹党在经济复苏、消灭失业等领域的夸张宣传。

亚尔马·沙赫特的经济部长生涯

• 沙赫特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重整军备都是第一要务
  • 他一上任他就罢免了弗德尔和其他一些党内人士(军队抱怨这些人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经济管理中)。
  •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沙赫特成立了一个隶属经济部的新权力机构，所有企业必须在该机构登记，并被归为7类(工业、贸易、银行等)，这7个类别又按地区和专长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
• 沙赫特实行的进口限制将危及德国原材料、矿石、金属的国内储备，而寻找替代品(如土生土长的纺织作物、合成橡胶和燃料、土产油等)的方案还没什么成果
  • 为实行新计划，沙赫特一共设置了25个监察官。
  • 但不久后军方反映，沙赫特虽然省下了初期支付重整军备的钱，但却没有使德国经济为战争做好准备。

赫尔曼·戈林的经济部长生涯

• 戈林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负责经济备战，该组织由6个部门组成，分别负责生产和分配原材料，协调劳动力资源，控制物价、外汇和农业
  • 戈林任命劳工部和农业部的高级官员负责执行四年计划的组织中对应的劳工和农业部门，以便绕过瓦尔特·达雷和弗朗茨·泽尔特两个部长，直接将四年计划贯彻至劳工和农业两个部门中。
  • 戈林的举动削弱了沙赫特的影响力。向内阁宣读新计划的当天，沙赫特被强制休假。
• 戈林的任务是，不管经济出了什么问题，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重整军备
  • 重整军备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正如沙赫特所预料的那样，到了1938年备战开支已经涨到失控。
  • 1939年1月7日，仍在担任帝国银行行长的沙赫特以个人名义向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帝国银行整个管理层的签名。沙赫特警告称，“公共支出扩大”，很快会导致“通胀危机来临”。

四年计划的实施及其问题

• 四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使德国在食物和原材料供给方面自给自足，为一场相当费时的战争做好准备
  • 1936年，德国由新计划转向四年计划，这表明希特勒急切地想要尽快完成重整军备。
  • 但是这两个所谓计划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计划。至少沙赫特在第三帝国初期还能保持清醒，对经济和国家财政还可以从观念上进行整体把握。
• 四年计划没有解决德国的收支平衡问题，进口都超过了出口，进一步减少了德国本就严重匮乏的外汇储备
  • 尽管1937年出口有所增加，但是1938年这个数字又下降了，德国制造商相信安全又合算的国内订单，不愿去国际市场冒险。
  • 在这两年进口都超过了出口，进一步减少了德国本就严重匮乏的外汇储备。也正是这个问题而不是什么别的问题让沙赫特与纳粹政权渐行渐远。

纳粹政权对人力资源的利用

• 政府鼓励女性参加工作，但只限于某些领域
  • 女性可能不适合在重工业工作，但可以去当公务员，也可以在一些现代经济分支——如化工业、电子业以及更普遍的消费品生产业——的生产线上就业。
  • 1938年2月，四年计划的执行机构宣布了新的政策：所有25岁以下的女性如果想在工业和服务业工作，必须在农场义务劳动一年，如果已婚就必须在家里工作。
• 政府征召外籍劳工，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 外籍劳工的雇佣和控制已经由劳工部在1933年集中展开，同时之前的一些法规已经给了德国劳工特权，把外籍劳工贬为二等公民。
  • 1938—1939年，解决办法出现了，和对其他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发动战争征服外国。

纳粹政权对商业界的控制

• 纳粹政权对经济的干预大幅加强，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由政府而不是工业界决定
  • 执行四年计划的高级官员都是毫不妥协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戈林是最高领导，地方上由瓦尔特·克勒(Walter Köhle)、阿道夫·瓦格纳以及“老兵”威廉·开普勒(Wilhelm Keppler)等领衔。
  • 同时，由于四年计划重点关注的项目包括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生产、农业化肥以及制作布料和各类制服所用的合成纤维，执行生产任务的巨头法本公司的高级经理，便毫不意外地被委托生产这些产品，在四年计划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 商业界的大公司受益于重整军备，但政府的四年计划只对重整军备和自给自足感兴趣
  • 就法本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而言，由于它的产品是政府自给自足政策的核心所在，它似乎可以借此从第三帝国获利不少。
  • 但是，企业的角色不应该被夸大，因为四年计划的支出最多只有1/4流向了法本公司，该公司在化工行业的份额也并没有在第三帝国期间显著增长。

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对大公司的敌意

• 纳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包含了一股对大公司的敌意，这股敌意往往混杂着强烈的反犹情绪
  • 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希特勒极力淡化这种敌意，但仍然憎恨犹太人在德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百货公司在德国经济中的地位

• 百货公司已成为人们能够买到各类大规模生产的便宜物品的地方，而这些公司的老板多是犹太人
  • 韦特海姆家族成员于1875年后创建的一家公司，发展迅速，于1893—1894年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橙色大街(Oranienstrasse)新修了一幢大楼，后来又在首都开了三家新店。
  • 1882年，赫尔曼·蒂茨(Oscar Tietz)和他的侄儿奥斯卡在格拉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店。蒂茨的生意很快红火起来，到1930年蒂茨家族已经拥有58家百货商店，其中包括柏林的卡迪威百货公司(KaDeWe)，也就是著名的西部百货。

纳粹对百货公司的攻击和雅利安化

• 纳粹宣传把主要的攻击目标设定为百货公司，从1933年中期开始，百货公司和各个类型的犹太人商店被禁止在媒体上做广告
  • 1933年3月，冲锋队员闯进伍尔沃斯品牌在哥达(Gotha)地区的一家分店，毁掉了整个店铺。
  • 1933年夏，财政部开始发放婚姻贷款，但贷款兑换的购物券不能在百货公司(包括非犹太人的)和犹太人商店中使用。
• 百货公司很快就遇到了更隐蔽的歧视，比如1933年夏，财政部开始发放婚姻贷款，但贷款兑换的购物券不能在百货公司(包括非犹太人的)和犹太人商店中使用
  • 据1934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估算，该政策致使受影响的商店在销售额上损失了至少1.35亿马克。
  • 从1933年中期开始，百货公司和各个类型的犹太人商店被禁止在媒体上做广告。

纳粹经济政策中优先项的变化

• 一开始纳粹党曾经公开声称反对资本主义，但后来因为经济需要，党先软化了社会主义主张，然后代之以坚决将犹太人赶出德国经济领域
  • 百货公司本身没有消失，而且反对犹太人商家的运动还给了非犹太人公司扩张的机会。
  • 如果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经济问题真像纳粹宣称的那样是由犹太人引起，那么为解决问题，在许多选项中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消除犹太人在商业领域的影响，而非攻击资本主义商业本身吗？

犹太人企业在纳粹政权下的困境

• 犹太人企业受到的其他压力并不是特别暴力，而这些压力往往更加有效
  • 纳粹组织如冲锋队、劳工阵线甚至党本身规模都十分庞大，在建筑、陈设、旗帜、制服以及各类供应品方面订货量很大，因此在经济领域影响力巨大。
  • 在不同的经济考量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地方和地区党组织也能够施加限制。

四年计划对雅利安化的加速作用

• 四年计划加速了雅利安化进程，希特勒在一些关于四年计划的会议记录中按他一贯的风格把“国际犹太人势力”称为布什尔维克威胁的支持者
  • 比如，如果有人敢继续囤积外币，希特勒就会把他处以极刑。
  • 外币调查机构在汉堡地区臭名昭著，它本身是四年计划的先驱，由戈林手下主管原材料和货币的官员在1936年春创建。
  • 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上的反犹措施，部长级的讨论会贯穿了整个1936年，年底德国立法宣布，向国外转移犹太人所有的资金属非法行为。
  • 随后大量相关起诉出现。虽然最后没人被判死刑，但很多人因此入狱。按规定，即使是怀疑一个人要转移资产都可以将其财产没收。这为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即将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没收财产案件提供了法律上的借口。
  • 四年计划中分配关键原材料的权力被有意用于打压犹太人企业。政府还修正了一项布吕宁政府制定的紧急法案防止大宗资本外逃，将执行金额从20万马克降到了5万马克，且该数字是对财产税的估计，而不是其在市场上的实际价格。选择移民的犹太人因此比布吕宁执政时期要多交超过25%的税。
  • 1932—1933年这份税收带来的政府收入还不到100万马克；而到了1935—1936年，这项收入已经涨到逼近4,500万，1937—1938年超过8,000万，1938—1939年是3.42亿。
  • 此外，向国外转移资产还要向该业务的办理机构即德国黄金折扣银行交20%的手续费。1935年手续费涨到了68%，1936年10月是81%，到了1938年6月成了90%。所以，犹太公司和犹太人个体其实是遇到了有组织的明抢。不只是其他商业团体和纳粹党，国家机关及其附属机构也广泛参与其中。

雅利安化进程中的分赃行为

• 非犹太商家和商人通过雅利安化进程一夜暴富
  • 由于犹太人企业遇到了大清洗，至少同一领域的非犹太人企业少了一些竞争对手。
  • 一些小店主对此怨气冲天，因为“百货公司，不管是犹太人的还是雅利安人的，都在和我们进行不公平竞争。”。
• 大公司在做出侵略性极强的举动之前曾经有过犹豫
  • 至少在第三帝国初期，相比较小的独立商店，大型犹太人公司和企业受到的攻击和抵制更少。
  • 纳粹当局小心翼翼，避免对大企业施压过度，因为它们在经济复苏和重整军备方面还有利用价值，且多数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
• 1933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曼内斯曼(Mannesmann)和法本等企业的董事会之中仍然有犹太人存在
  • 但这些都是例外情况。在要求解雇犹太人主管、董事会成员以及员工的压力下，多数企业很早就屈服了。
  • 1931年，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接收倒闭的达纳银行(Danat Bank)后开始裁员，此后内部的雅利安化延续了裁员行为，只不过针对的是犹太员工。
• 到了1937年，事实上德国所有的大型公司都在参与分赃行动
  • 像安联这样的大公司放弃了之前的犹豫，变得越来越势利，开始借犹太人保险公司被迫放弃业务的困境谋利。
  • 只要有机会，安联还给收购犹太人财产和资产的人提供抵押贷款。
• 直接参与犹太人企业的雅利安化会带来更大回报
  • 比如，赫尔穆特·霍尔滕(Helmut Horten)的连锁商业帝国基本是在雅利安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
  • 当然，有一些收购——大约是所有交易数量的1/5——是犹太人业主劝说自己的朋友或同情者进行的。
• 外国公司也积极把自己的劳动力雅利安化
  • 它们对自己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猖獗的国家中的地位忧心忡忡，1933年纳粹党上台之初，一些公司很快就解雇了自己的犹太人员工。
  • 一些主要的外国公司，如汽车制造商欧宝，即通用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还有福特汽车公司的德国分公司，都执行了雅利安化政策，驱逐了公司里的犹太人。

第三帝国治下的掠夺、没收、侵占系统

• 希特勒首先把手伸向了总统基金
  • 总理的个人预算也经过了类似处理。
  • 尽管一些高级公务员对此表达了担忧和疑虑，希特勒还是开始愈发随意地到处花钱。
• 希特勒也没有忘记陆军
  • 陆军总部经常收到元首赠送的礼物，即军事主题的油画。
  • 从1937年7月开始，希特勒的官方基金开始每年拿出10万马克，供“军队官员疗养”。
• 为了让希特勒的慷慨持续下去，供希特勒个人支配的政府开支稳定增长
  • 到了1942年其数额已经达到惊人的2,400万马克。
  • 除了这笔钱，希特勒还有《我的奋斗》赚得的版税。

纳粹官员的腐败行为

• 各个层级的纳粹官员当时都享受着1933年之前想都没想过的生活
  • 比如，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于1932年向税务机关上报的年收入只有619马克，仅仅几年之内，他的年收入就因为每周给纳粹杂志《帝国》(Das Reich)写社论飙升到30万马克。
  • 纳粹党在腐败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数赫尔曼·戈林，他为了扩建和装修狩猎山庄卡琳宫(Carinhall)花了纳税人1,500多万马克。
• 腐败和独裁制度息息相关
  • 但如此铺张浪费不只是体现了个人腐败，还反映出高级别纳粹官员希望借此显示自己是德国的新主人。
  • 自然而然地，纳粹领导人及其下属接触底层的无权无势者时，除了腐败，还有偷盗和敲诈。

纳粹当局的经济政策

• 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受希特勒和纳粹领导层的战争意志驱动，并为军方支持的
  • 在1936年下半年之前，以战争为目的的经济复苏计划并没有遭遇太多来自商业界的抵制。
  • 但当四年计划开始实施之后，重整军备的力度开始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商业界也对快速收紧的限制和管控相当不满。
• 政府创办和资助的国有企业开始压倒私营企业
  • 第三帝国从未学习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走上全盘国有化和中央计划经济的道路。
  • 在达尔文主义的驱动之下，纳粹政权依旧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竞争。
• 纳粹政权尽全力促进生产，对消费实行严格限制
  • 1939年，食用油、黄油等消费品的匮乏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更不用说进口水果一类的奢侈品。
  • 政府经常敦促人民为各种节省开支计划做贡献，省下来的钱成了政府债券、贷款证明和抵税额度，全都贡献给了武器开发。

弗里德里希·雷克—马列策文对纳粹政权的厌恶

• 雷克认为纳粹领导人只是一群“肮脏的小资产阶级”
  • 雷克表示，希特勒是个“人渣”，自己当初就应该一枪崩了他。
• 雷克对年轻一代贵族的堕落感到担忧
  • 雷克在1939年初去过柏林的一家十分火爆的夜店，他看见酒吧里到处都是“带有乡村贵族血统的年轻人，都穿着党卫队制服”。
  • 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把冰镇香槟用的冰块丢进女伴的低胸装里，然后在欢呼声中把手深深伸进衣服里取出冰块。
  • 他们……相互之间高声交谈，那声音肯定在火星上都听得到。他们说起话来和一战以及自由军团(Free Corps)时期的皮条客差不多——过去二十年间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 看着这些人就像看着一道深渊，一道把我们和往日生活隔开的深渊……首先是他们空洞得可怕的脸，然后你会观察到他们的眼睛闪烁不定，会突然放出亮光。
  • 这和年轻没什么关系。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典型表情，一种从外到内的、歇斯底里的野蛮。
• 雷克对纳粹政权的恨是毫无疑问的
  • 不管他日记里有多少细节是编的，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恨是毫无疑问的。

德国贵族与纳粹政权的关系

• 德国贵族一直以来都是靠土地谋生
  • 尽管多年以来一些贵族在军官群体、公务员系统以及工业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的领域更是举足轻重，在20—30年代土地仍然是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
• 纳粹党不能给德国贵族带来任何好处，但1933年1月30上台的联合政府可以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
  • 民族人民党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既是经济部长又是农业部长。
  • 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能力快速采取措施，援助自己的支持者，更宽泛地说则是全部德国农民，帮助他们脱离已经历时很久的经济困难。
• 希特勒对贵族日益冷淡，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却和他们打得火热起来
  • 曾经属于自由军团、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恶行累累的党卫队老一辈人慢慢开始拿养老金退休，他们逐渐被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取代。
  • 尽管纳粹民粹主义分子曾经指责德国贵族已经衰微堕落，但希姆莱坚信他对这些贵族更为了解。
  • 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有序繁衍一定可以使贵族的种族质量稳定提升。
  • 不久，他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德国贵族中的有心人。爵位世袭的梅克伦堡大公和黑森的威廉亲王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很多年轻贵族也开始步其后尘，竞相加入党卫队，其中很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子弟，包括范德戈尔茨(von der Goltz)男爵、冯·波德别尔斯基(von Podbielski)男爵等人。

纳粹的农业政策与农民的反应

• 纳粹党提出“血与土”的意识形态，试图打造农民形象，使之成为德国种族生命力之源
  • 达雷在1928年出版了专著《农民作为北欧种族的生命之源》(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1929年又出版了《来自鲜血与土地的新贵族》(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
  • 在达雷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不是从经济上提振农业，而是打造农民形象，使之成为德国种族生命力之源。
• 纳粹政府实施新举措，以实现达雷的野心，但遭到农民的反对
  • 1933年9月28日，为完成这一宏伟目标，达雷的《帝国农场继承法》(Reich Entailed Farm Law)得以通过。
  • 新法声称要恢复限定继承的德国传统，强调继承权不可分割。
  • 新法的要求并不现实。这些要求多数出自达雷的幻想：顽强的农民在土地上自给自足。
  • 废除自然继承的风俗，让农民家庭的内部关系变得异常紧张。
  • 农民认为新法是“兄弟姐妹仇恨和争斗的源头”，导致了农村开始出现“一孩家庭”。
• 尽管农民对纳粹农业政策有诸多不满，但他们并没有和政府完全撕破脸皮
  • 他们还可以诉诸法律，事实上很多人也这样做了。
  • 例如，新《继承法》的效果被一些附加条款削弱：限制继承的农民如果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妥善经营农场，将被剥夺限制继承的权利。
  • 一些代表当地乡村团体利益的地方特别法庭并不忌惮将这样的无赖逐出法庭，因为这么做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秩序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产阶级在纳粹德国的命运

• 纳粹意识形态吸引的是中产阶级
  • 小店主、自己开店的手工业者、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主是纳粹党的主要支持者。
• 纳粹政权初期，中产阶级获得了一些成功
  • 地方上对百货公司的攻击、许多由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自己发起的抵制和排挤，都是依靠纳粹党和褐衫军来实行。
• 纳粹德国的经济日益开始围绕着重整军备运转，再也无暇顾及那些小生意
  • 快速重整军备必须要以大公司为核心。
  • 从1933年到1939年，皮匠作坊数量下降了12%，木匠作坊下降了14%。
  • 许多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比如米滕瓦尔德(Mittenwald)的小提琴制造以及黑森林地区的钟表制作，在工厂生产的竞争下不断败退，开始急速衰落。
• 小生意还承受了另一方面的压力：劳动力流失
  • 流失的原因是征兵和战争相关的产业领域提供了更高的薪水。
  •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33—1939年贸易、通信和交通行业的业主与经理数量下降了7%，充分显示出商业的集中化趋势。
• 第三帝国治下的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开始绝望
  • 药剂师行业内部难以就怎样才能最好地确立他们的垄断地位达成一致，他们的组织更在1934年被劳工阵线吸收。
  • 兽医行业完成了类似整合，现存机构自行解散。
• 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对他们在第三帝国处境的不满
  • 早在1934年5月，一些小生意人和小零售商曾反映，经济状况还没有好转到能够允许人们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消费品和服务(这些主要由他们提供)，而党不断地要他们响应各种各样的募捐(他们一般毫无选择，不得不交钱)。
  • 1935年，就连以前热情支持纳粹党的一批小店主和手工业者也开始吐露他们的失望情绪，说他们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