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系列套装32册》AI 大纲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译介被两种趋势支配：开放性和封闭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南非的转型与图图大主教的贡献

• 图图大主教是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反对种族隔离
  • 图图大主教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历史使命
  • 本书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影响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还原历史真相
  • 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
  • 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

宽恕与和解的重要性

• 宽恕与和解是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使未来成为可能
  • 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
• 宽恕加害者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
  •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 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对转型期国家的启示

• 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
  • 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作者对中国的印象和感受

• 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和慷慨大方深深打动
  • 工人们为了工作，到晚上还在探照灯下忙碌于建设工地上。
  • 作者和妻子得到惠赠的礼物，感受到中国人民的慷慨大方。
• 了解到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残暴罪行，但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却并未心怀怨毒和仇恨
  • 作者耳闻了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骇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却再次让作者惊讶万分，他们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怨恨或报复的情绪。

作者对过去的看法

• 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们有种怪异的力量，能够重现并长久萦绕在我们心头
  • 英国人和布尔人曾试图欺骗自己，在上上个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当时英国人把很多布尔人妇女和儿童都送进了他们发明的集中营。
  • 双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处，然而不断发生的事端却表明，这种友好只是一种假象。

作者对宽恕的看法

• 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
  • 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
  • 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
• 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
  • 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足轻重的人吗？

作者对中国未来的期望

• 如果中国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
  • 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南非历史上的转折点——1994年民主选举

• 1994年4月27日，南非进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
  • 为了这一天，我们进行了不懈的反种族隔离斗争。
  • 等到有权投票的日子，我已经62岁，纳尔逊·曼德拉则已近76岁高龄。
• 选举前夕，南非局势紧张，但最后布特莱齐同意放弃抵制
  • 东西南北到处都有炸弹爆炸事件，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竟发生了数起爆炸。
  • 在某个神秘的肯尼亚人的斡旋之下，布特莱齐终于同意放弃抵制，避免了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腥杀戮。

作者的投票经历

• 作者决定到贫民城镇去投票，以此表明他和长期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站在一起
  • 我去投票的地方叫古古乐图，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小镇。
  • 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
• 作者的投票经历让他深感自由的可贵
  • 投票后我走了出来，人们欢呼雀跃，载歌载舞，像是欢度节日。
  •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

选举后的变化

• 选举后，南非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
  • 各种族的人们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
  • 人们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排成长长的队，这些长队如今已是举世闻名，但在当时却又是那么脆弱。
• 南非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高，重新回到了英联邦
  • 曾把我们当成贱民一样对待的国际社会，此刻向我们敞开了胸怀。
  • 我们重新回到了英联邦，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仪式和祈祷感人至深，新南非的旗帜被举上圣坛，加入了英联邦国家的行列。

对未来的期待与展望

• 尽管有担忧，但作者相信南非的未来充满希望
  • 我们害怕国内某个地方的某个狂人可能会肆意妄为，颠覆整个谈判进程。但是没有发生。
  • 是的，全世界都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眼前。他们见证了这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件。
• 作者对国际社会表示感谢，认为他们的支持和祈祷是南非胜利的关键
  • 在对非正义、压迫和邪恶的抗争中大获全胜，我要在此对国际社会说，没有你们的帮助、祈祷和对我们事业的支持，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 我以极大的荣幸代表千百万同胞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胜利真正就是你们的胜利。谢谢！”。

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与荒谬

• 种族隔离制度下，少数白人独霸政治权利，并因此而得到了其他各种权力和特权
  • 他们用邪恶与卑劣的手段维持着高压统治。
• 种族隔离的鼓吹者声称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更有甚者，他们还是基督教徒
  • 他们居然去教堂！我记得有一次和我的岳母驱车经过一个荷兰新教教堂。她是家庭佣工，文化程度不过小学。教堂外的停车场上泊着几十辆车，我指着这些车说，布尔人显然是群敬畏上帝、虔诚礼拜的人。我的岳母笑了笑，轻声说：“我的孩子，如果上帝像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我也会经常来做礼拜的。”。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种族歧视与压迫

• 在罪恶的通行证制度下，黑人的行动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 16岁以上的所有黑人都必须携带通行证。如果警察要求出示通行证而你恰好没有带在身上，就被视为违法。
• 种族隔离系统地剥夺了有色人、印度后裔以及特别是黑人的权利，扼杀了他们的人性
  • 它给这些人提供的是形同儿戏的教育，住房不足，医疗缺乏，使孩子们罹患原本极易预防的疾病。
  • 通过合同工制和单性别宿舍，破坏了黑人的家庭生活。

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思与审判的不可行

• 种族隔离制度的余毒，还会在今后的很长岁月中影响着我们
  • 许多南非人都对种族隔离有着可怕的记忆。
• 审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些重要原因在于举证困难
  • 刑事法庭需要案件中涉及的证据经过极严格的审查，且必须就案件提出确凿无疑的理由。
  •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的许多案件中，事件的唯一幸存证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们又利用国家的大量资源销毁证据，掩盖其罪恶行径。
  • 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一有机会便谎话连篇。

第三条道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

• 第三条道路也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例如，这种方法会不会让人觉得可以得到大赦，因而鼓励了犯罪呢？
• 有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符合非洲式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中心特点
  • Ubuntu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表述的是人之为人的精髓。
  •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
  • 宽容不只是利他，也是最好的利己形式。使你失去人性的东西必然使我也失去人性。宽容使人们坚韧，使他们在经历种种剥夺其人性的行径后能够生存下来并保持自己的人性。

南非转折的时机

• 20世纪90年代，自由在最为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
  • 1989年柏林墙倒塌，共产主义大厦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而倾覆。
• 种族隔离政权成功地哄骗了轻信和听话的西方
  • 到1990年，种族隔离政府再没有理由声称必须使用压迫手段根除共产主义的泛滥，因为共产主义已经根除。

德克勒克的改革

• 德克勒克替代顽固不化的博塔担任了南非总统
  • 1985年，博塔错失良机，在本该破釜沉舟宣布改革的时候，却把本来是响炮的重要讲话变成了一记蔫炮。
• 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在议会宣布让整个世界既震惊又不敢相信的大胆举措
  • 南非的政治进程将实现正常化，解除对政治团体的禁令。
  • 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将被允许作为合法团体开展活动，南非将努力走出种族隔离不公正和压迫的牢笼。

曼德拉的影响力

• 曼德拉在狱中赢得了无比的声望
  • 有传言说其运动内部已有人策划谋杀他，因为他们害怕整个世界会因为他不能与形象相符而深深失望。
• 曼德拉出狱时不是满口声言仇恨和复仇的人
  • 他成了和解与宽容的英雄化身，让我们所有人惊异不已。

非国大的性质和曼德拉的领导

• 非国大和其他类似的政治集团一样，其实是不同政治、哲学、主张、观点的大联盟
  • 它1912年成立，团结了一大批非洲人领袖，联合抵制新成立的南非联邦对他们在政治上的排斥以及白人联邦政府对黑人控制的扩张。
• 曼德拉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技巧和权威，才能领导其组织与他同行
  • 幸运的是，他和其他领导人都认为应该走这条路。
  • 曼德拉先生也得到了党内对年轻党员具有号召力的一些激进分子的帮助和支持。

民族团结与和解

• 本宪法将在一个以斗争、冲突、无以言状的痛苦和不公正为特征的深刻分裂的社会的过去，和一个建立在承认人权、民主、和平相处以及不论肤色、种族、阶级、信仰和性别而使每个南非人都有发展机会的未来之间，建立一座历史的桥梁
  • 对民族团结的追求，全体南非人民的幸福与和平，要求南非人民实现和解，重建社会。
• 为了促进和解与重建，对与政治目的相关以及在过去冲突过程中发生的作为与不作为及犯罪，将予以大赦
  • 为此，议会将根据本宪法通过法律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日……并提供该法律通过后实施大赦的机制、标准和程序。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和运作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建立依据《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
  • 委员会建立所依据的《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没有要求申请人表示任何悔悟或自责。
• 获得大赦的条件包括政治动机、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和遵守适配原则
  • 请求予以大赦的行为，必须发生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
  • 行为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但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如前种族隔离政府及其附属班图斯坦黑人家园，或一个公认的解放运动如非国大或泛非大，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
  • 申请人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
  • 必须遵守适配原则，即手段应与目的相适应。

大赦的争议和意义

• 大赦是否损害了正义的伸张，关系到整个真相与和解进程的正当性
  • 根据法案要求，如果犯罪行为是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即定义为绑架、杀害、酷刑或严重虐待的行为，申请就必须通过公开听证予以处理，除非这种方式可能妨碍司法。
• 大赦只给那些承认有罪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人
  • 大赦涉及的不是无辜的人，也不是自称无辜的人。

恢复性司法与惩罚性司法的区别

• 恢复性司法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
  • 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 惩罚性司法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
  • 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司法，即作为非洲传统法学特点的恢复性司法。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受害者的赔偿

• 取消受害者要求民事补偿的权利，就产生了赔偿的问题
  • 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常常为人忽视，但对建立和解的进程确是相当关键的。
• 赔偿是大赦的重要平衡，国家应承担赔偿的责任
  • 我们建议，国家应该支付“个人赔偿金”。我们希望，所有受害者最终都可以得到每年23000兰特(3830美元)、持续6年的赔偿金。
  • 我们也根据同样的道理向政府建议，应实行我们所说的受害者“封闭式名单”，只有向委员会提出申请的受害者，才有资格得到赔偿金。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曼德拉任命，旨在处理1960—1994年间的种族隔离问题
  • 总统在1995年12月15日的《政府简报》中宣布了委员会的成立。
  • 第二天，即12月16日，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 委员会由17人组成，主席是曼德拉，副主席是埃里克斯·伯莱恩博士
  • 总统经与民族团结政府内阁商榷后，选择其中17人组成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 我被任命担任主席，埃里克斯·伯莱恩(Alex Boraine)博士担任副主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

• 委员会设立了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
  • 17名成员中的15名分别进入了我担任主席的人权违反案件专门委员会和赔偿与复原专门委员会。
  • 委员会有权任命并非委员会正式成员的人进入下设委员会。
• 委员会决定按地区分片运作，在德班、东伦敦、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都开设了办事处
  • 我们很快就招募了350名工作人员，并投入了工作。
  •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伯莱恩博士，他在安排办公设施和任用工作人员上大显神通。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临的挑战

• 委员会面临来自阿非利卡新闻媒体和政治领袖的指责，被认为存在缺陷
  • 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支持种族隔离的人数与其对立面相等的委员会。
  • 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其要求是何等傲慢，典型地体现了当这块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对治理方式毫无发言权时他们的行为方式。
• 委员会成员之间存在分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 黑人委员总是琢磨白人同事会不会对其他白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反之亦然。
  • 有些委员因为是白人的自由派——“自由派”在南非是骂人的话——而被指责为企图左右事态以出人头地。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就

• 委员会成功促使南非社会实现和解，为南非的和平过渡做出了贡献
  • 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
  • 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人们面对猖獗的邪恶势力常常士气低落。这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种族隔离的捍卫者已经失败了。”。
• 委员会的报告为南非的司法改革和人权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
  • 我们确定了罪责轻重，也是为了培养有责必负和尊重人权的文化。
  • 我们下定决心毫不畏惧、毫不偏袒地完成这一重要使命，而全世界和大部分讲道理的南非人似乎都认为我们干得不错。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设立和目标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设立依据武断的法律参数
  • 我们完全有理由回溯到范·里贝克的年代，或者宣布凡不是白人的人都自动具有受害者的资格。
• 委员会的任务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一段历史中尚可应付的问题
  • 他们规定的时间限度并非完全武断，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的确是一个分水岭，因为此后重要的黑人政治团体被禁，并转化成解放运动，不得不放弃非暴力，进行武装斗争。
  • 1994年5月10日这个截止日也非常重要，因为那是曼德拉就任总统的日子。如果说有什么事件可以标志新制度的开始的话，那么正是这一天表明了我们与冲突、分裂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过去的彻底决裂。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成果

• 委员会的工作坐标被定义为“对人权的严重违反”
  • 这被限定为杀害(无论是否有预谋)、绑架、酷刑和严重虐待。
• 委员会共收到两万份陈述，超出了所有类似的委员会
  • 有些陈述记录了不止一起违法事件，涉及不止一个受害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公开性和影响

• 委员会的公开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地方类似委员会的特征
  • 最初有人建议大赦委员会的工作秘密进行，但遭到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最终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使委员会的工作具备了令其他国家钦佩的公开性。
• 媒体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 广播、电视和报纸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害者及大赦听证，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南非广播公司电台用11种南非语言对听证会进行的实况报道因经费不足停播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少参加听证但显然非常关注的白人，也叫苦连天(后来恢复了报道)。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挑战和困难

• 委员会并未得到普天下的一致欢迎，有些人表示强烈反对
  • 特别是那些害怕委员会揭露其罪恶过去或是坚信委员会其实是追杀阿非利卡人的一个聪明伎俩的人。
• 安全成了重要问题，第一次听证会就被炸弹恐吓打断
  • 幸而是闹剧一场，但我们不能拿人命当儿戏，更何况我们任务的圆满完成事关重大。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总结和展望

• 委员会希望营造热情、友好和积极的气氛，拒绝了让被指控的罪犯进行交叉讯问的要求
  • 我们说，如果而且只有当委员会通知他们发现对其不利的证据时，他们才有权陈述自己一方的事实。
• 委员会决定，公开听证的第一个程序应该是受害者的听证会
  • 我们希望这能够帮助他们恢复公民和个人的尊严。

上帝的悲哀与人类的行为

• 上帝可能因人类的罪恶而感到悲伤
  • 《创世记》中记载：“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 人类历史上的暴力行为让上帝的灵魂撕裂
  • 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和以上帝名义进行的其他战争，大地浸透了在暴行中死去的无辜者的鲜血。
  •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柬埔寨和卢旺达的大屠杀。
  • 在苏丹、塞拉利昂、两个刚果、北爱尔兰和中东的可怕仇杀以及让拉丁美洲深受其害的暴政。

种族隔离时期的残酷行为

• 警察对政治活跃分子的残酷折磨和杀害
  • 5名警官在大赦申请中，详细讲述了他们在比勒陀利亚地区是如何残酷折磨几十个所谓“恐怖分子”，杀害他们并处理尸体的。
  • 德克·克埃兹曾是比勒陀利亚附近“Vlakplaas”的头目，这实际上是臭名昭著的警察死刑队的总部。克埃兹、阿尔蒙德·诺夫梅拉和大卫·施卡兰加为谋杀德班著名律师格里菲斯·姆先格而申请大赦。
• 曼德拉夫人被指控操纵的足球俱乐部的暴行
  • 据说他们是一群小流氓，恐吓、纵火、绑架和杀害那些被他们视为“出卖者”，即为警察充当奸细、与“制度”合作的人。
  • 在多项主要指控中，有一个轰动事件，涉及的是14岁的活跃分子斯登皮埃·赛伊佩伊。他从家乡奥兰治自由州的警察局逃了出来，躲避在循道宗牧师保罗·维尼(后来成为主教)家中。1991年，曼德拉夫人被判从那里绑架了斯登皮埃。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听证

• 听证会上，受害者讲述了他们的痛苦经历
  • 辛括瓦纳·马尔加斯先生讲述了施加在他身上的一些酷刑手段。
  • 蓓丝·萨维芝女士认为她的父亲是伤心而死。她告诉我们，即使到了1996年听证开始时，她仍然不能通过机场的安全检查。
• 罪犯在申请大赦时披露的事实
  • 在东开普进行的听证会上，也有一个故事表现出人类精神的崇高。解放运动之一的泛非大会通过其武装力量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决定加强武装斗争，宣布1993年为“大风暴之年”，尽管当时种族隔离政府和反对派的谈判已经开始。
  • 1993年8月，泛非学生组织(PASO)联合支持非国大的南非学生大会(COSAS)，在开普敦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砸了很多汽车，全然不顾非国大对其行为的谴责。

宽恕与和解的力量

• 受害者对罪犯的宽恕
  • 玛丽亚塔·杰埃格和丈夫带着5个孩子在蒙大拿州度过了愉快的暑期野营假期。假日的最后一天，她最小的孩子7岁的苏西失踪了。玛丽亚塔抱着一线希望，盼着找到女儿。一天晚上，劫持苏西的人打来电话，她以为有希望了，但那人不过是想嘲弄她。最终，罪犯落入法网，孩子的尸体也找到了。她见到了杀害女儿的凶手，并说她宽恕他。
  • 艾米·比埃勒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西开普大学学者。来到南非之前，她曾长期参加斯坦福大学的反种族隔离学生运动。1993年8月25日，她开车送几个学生朋友到古古乐图去。一群年轻人用石头砸他们的车。艾米和朋友们下车后，人群开始追赶他们，用石头砸她，用刀砍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此献身正义的她，竟死在她支持的人们手中。
• 罪犯的忏悔与改变
  • 策划这场爆炸的人申请大赦时，他参加了听证会。主要申请人是阿布巴克·伊斯迈尔先生。内维尔·克拉伦斯没有对大赦提出异议。相反，他走到已经为造成平民的伤亡而道歉的伊斯迈尔先生面前，与他握手，并说尽管他的行动让自己双目失明，他还是要原谅他，希望携起手来，为所有人的幸福共同努力。
  • 1985年圣诞节前夕，南非军队袭击了内陆高山王国莱索托的首府马塞卢。袭击导致9人死亡。4天之后，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海滨小镇阿曼泽姆多蒂的一个购物中心发生爆炸，5个从北部来此进行圣诞购物的人丧生。年仅19岁的非国大活跃分子苏布西索·安德鲁·荣都坚持说这是对袭击莱索托的报复。他被判有罪，判处死刑，并在1986年9月执行。他的两个同伙也被警察处决。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就与挑战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受命全面展现在我们负责调查的34年中对人权的严重违反行为。
• 委员会应该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其任务是促进而非实现这些目标
  • 委员会对一项本应为全国性的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可能是显著的战略性贡献。
• 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防止南非陷入吞噬了诸如波斯尼亚、中东和北爱尔兰这些地方的那种屠杀和动乱。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和解进程

• 许多来到委员会的人事后都认为，陈述自身经历本身，就让他们得到了解脱，感到了宽慰
  • 接受和承认他们的确曾深受痛苦，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剂畅快的良药。
• 委员会通过公开听证会，让受害者有机会发泄愤怒、解脱负担
  • 在第二章中，我讲述了科拉多克四人帮之一马修·格尼维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嫂子恩亚梅克在委员会作证后，他们全家感到如释重负。
  • 卢卡斯·斯克维培里这个年轻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臭名昭著的开普敦警官H. C. J. “巴里”·巴纳德朝他的脸部开枪，致使他双目失明。然后他说：“我觉得……到这里讲述我的经历，就好像让我恢复了视力，重见了光明。”。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

• 对温妮·曼德拉的“足球俱乐部”的活动进行的为期9天的马拉松式调查
  • 尽管人们众说纷纭，但就是这样熬人的听证会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 温妮·曼德拉在听证会上表示深深的歉意
  • 她承认曼德拉夫人在我们斗争历史中的作用，但也必须说的确出了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
  • 我为过去痛苦岁月中所出现的严重问题，表示深深的歉意。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揭露了种族隔离政府的罪行

• 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种族隔离政府的一次恐怖行动
  • 弗洛克先生披露，科特索大厦爆炸事件是在前总统博塔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根据他的指示进行的。
• 种族隔离政府的化学和生物战计划是对人类的犯罪
  • 听证会上展示的证据表明，科学家、医生、兽医、实验室、大学和具政治倾向的公司，通过广泛的国际网络支持了种族隔离。
  • 计划耗资巨大。其研究却建树平平，而执行者的不称职，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未来的影响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为南非的和解与团结奠定了基础
  • 在委员会的早期工作中，我们在开普敦附近的帕尔举行过一次听证。当时最重要、最感人的，莫过于荷兰新教教会主要神学院所在地斯泰伦勃斯的白人长老会发表的讲话。
  • 在帕尔举办了一个特别展览，展示种族主义历史和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重大时刻。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为南非的民主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和参考
  • 委员会安排麦克格莱格一家和曾与他们的儿子一起行动的人见了面。他描述了华莱士死时的情景，安娜玛丽·麦克格莱格太太一直低声念叨着：“Hy is rerig dood(他真的死了)。”一旦事实确凿无疑了，她似乎就能够接受这一灾难，将一切了结了。
  • 我们的小组打开了多处坟墓。领导夸祖鲁―纳塔尔办事处的委员理查德·莱斯特讲到其中一个墓地时说：“至今萦绕我心头，并且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是在夸祖鲁―纳塔尔挖掘的第一个坟墓。这是一个年轻女子［费拉·恩德旺德维］的墓，她是斯威士兰非国大民族之矛的高级成员。”。

作者担任特殊委员会工作的初衷和挑战

• 作者认为委员会能广泛代表南非社会是好事，但需要时间成为有机整体
  • 我们能在性别、种族、政治派别、年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职业和主张等诸方面，广泛代表南非社会，是一件大好事。
  • 但委员会这一值得称道的特点，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可以相互信任、协商一致的团体。
• 委员会成员在繁忙的日程安排下，争权斗势，令人头疼得要发狂
  • 我们每个人都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是可以小瞧的。我们花费很多时间，开辟自己的小地盘，确保自己不被忽视，让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
  • 由于我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工作，大家都神经紧张，时有摩擦。

委员会成员的共同创伤和人性触动

• 委员会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种族隔离的打击，带着这样那样的创伤
  • 这个邪恶制度所伤害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因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都受到过种族隔离不同形式的伤害。
• 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帮助受到创伤的人民愈合伤痛
  • 委员会的成员并非高人一等，并非向贫穷、不幸的受害者予以施舍。我们带着自身的负担而来。我们同样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它为南非定了性，让她自我杀戮，向自己开战，让她成了世界的弃儿。

委员会工作中的困难和挑战

• 委员会在任命工作人员时出现了失误
  • 我们都急切地想尽早开展工作，于是我建议让我做主教时的私人助理和秘书，担任我在委员会的私人助理，因为他不仅了解我的脾气秉性，更重要的是他能读得懂我的手书。
  • 当我和伯莱恩博士建议由一个在人权案中崭露头角的年轻白人律师担任委员会的执行秘书时，却捅了马蜂窝。
• 委员会在处理案件时遇到了不公正的指责
  • 在一次大赦听证会上，一位委员被指控曾参与了听证所涉及的事件，即1993年12月30日阿扎尼亚人民解放武装对开普敦郊区望区海德伯格酒馆的袭击，至少也是个同谋。
  • 在指认恩彻贝扎引起轩然大波几天后，斯巴亚便惴惴不安地要找我谈话。他坦白说给警察的书面陈述和后来的证词都是假的。
• 委员会在提交《报告》前夕遭遇了非国大的法律挑战
  • 非国大要求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通知里的内容。
  • 在按期提交《报告》的前一天，非国大居然做出这种事——他们居然请求最高法院下令阻止我们发表《报告》中任何涉及非国大违反人权行为的部分，除非我们审议其答复材料。

委员会工作的成果和影响

• 委员会成功揭示了真相，帮助人们愈合了创伤
  • 我们没有让受害者失望。整个仪式尽管比原来增加了悲哀的色彩，但却非常隆重，既庄重，也不无欢庆，悲哀与欢笑、泪水和狂舞交织在一起。
• 委员会的工作对南非的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 正如圣保罗所说，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脆弱而有缺陷的土陶。至高无上的荣耀无疑是属于上帝的。

南非白人为何对种族隔离制度视而不见

• 许多白人生长在这一制度中，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制度
  • 这个制度并不幼稚，而是极为精密复杂的。
  • 黑人城镇往往设在白人的视野之外，眼不见自然容易心安理得。
• 大部分白人被有系统地、蓄意地排斥在政治决策进程之外
  • 这意味着他们被排斥在任何权力和有影响的领域之外，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无所不包。
  • 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非白人担任要职，保证了他们的声音能被听到，他们的观点受到重视。

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和影响

• 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白人混淆了“合法”和“道义上正确”这两个概念
  • 当我和另一些人指出不公正的法律并不一定要遵守时，他们大为恼火。
  • 许多南非白人认为非法等于不道德。
• 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社会的影响深远
  •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南非的贫富差距令人瞠目结舌，为非洲大陆之最。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认为这种情况随时可能导致灾难，必须立即消除这一差距。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和运作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几乎没有重复这一进程的可能
  • 委员会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几乎没有重复这一进程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形成先例。
  • 法官和其他到委员会作证的人一样，不会被送上被告席，而是要和我们一道探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构建怎样的司法系统才能帮助我们创建尊重法治、尊重人权的文化。
• 委员会的最大不足就是未能吸引大部分白人参与真相与和解进程
  • 我们认为，他们花费了过多的时间无病呻吟，尖刻挑剔，在无中生有或真正找到现任领导人的短处时，过早地喜不自禁。
  • 他们对自己失去部分政治权力过于愤恨不满。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和影响

• 委员会揭露了许多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
  • 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真相，都是从罪犯口中得到的。
  • 某些人批评说我们公布的真相，不过是在偏向受害者的听证会上得到的不实指控和责难。而罪犯所提供的恰好是对这种批评的有力回击。
• 委员会的工作促进了南非的和平与和解
  • 我们希望，委员会的工作能够有助于南非人民愈合过去的创伤，并为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未来奠定基础。
  • 经历了委员会的艰苦工作后，我深深地感到——真的是一个异常振奋的认识：尽管邪恶遍地，我们人类还是有向善的非凡能力。我们可以非常善良。

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惨状和影响

• 卢旺达种族屠杀导致近50万人丧生，场面惨烈
  • 教堂就像个墓地，尸体仍保持着一年前屠杀时的样子，恶臭扑鼻。
  • 教堂外堆着被凶残杀害的人的头骨，有的上面还扎着弯刀和匕首。
• 种族屠杀是白人煽动的种族内乱，真正的屠杀却是黑人杀害黑人
  • 殖民主子希望通过偏向图西族，打击胡图族，维持其欧洲人霸权。

宽恕与和解的重要性

• 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实行复元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
  • 我告诉他们，必须打破贯穿其历史的报复与反报复的怪圈。
  •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报复性的正义，实行复元性的正义，升华到宽恕，因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 宽恕并不意味着忘却，而是意味着认真对待既往，拔除威胁我们生存的毒刺
  • 在宽恕时，我们没有要求人们忘却。相反，铭记过去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暴行的重演。
  • 宽恕要求我们理解罪犯，设身处地体谅迫使他们犯罪的种种压力和影响。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实践

•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让罪犯坦白和受害者宽恕，促进了和解
  • 罪犯的悔过和坦白是不是受害者宽恕的先决条件呢？毫无疑问，这样的坦白有助于那些想要宽恕的人，但这并非必不可少的条件。
  • 我们希望，受害者能为罪犯的道歉所感动，对罪犯给予宽恕。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 在南非，和解过程受到巨大贫富差距的严重阻碍，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穷人则大多为黑人。
  • 在诸如卢旺达、爱尔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南非所经历的进程，证明了他们的国土上所缺乏的东西的价值。

宽恕与未来

• 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
  • 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有效了解肮脏的过去。
  • 如果当代人不能合法地代表作古的人们，我们就不能对南非早在1948年实行种族隔离之前就存在的种族主义历史的罪孽予以宽恕。
• 和平是可能的，特别是如果今天的敌人能够想象彼此化敌为友，并开始行动，使这种友谊成为现实
  • 如果他们谈判时能够照顾到对方的需要，就太好了。
  • 愿意作出让步，是力量而不是懦弱的表现。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译介被两种趋势支配：开放性和封闭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曼德拉的人生传记及其意义

• 曼德拉的生平是“断章取义”的，他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为主题来回溯自己的一生
  • 曼德拉在书面上为自己的人格赋予意义，也是在表明他对自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业。
• 曼德拉在破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促进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细节却被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 上述细节即便是事实，历史也会将它们慢慢淡忘。世人乐于铭记的还是那个意义最大化的曼德拉。

曼德拉的天命与使命

• 曼德拉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坚持到了人生最后，此天命就在于让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团结与自由
  •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优点远比缺点更重要，因为他的某些缺点已广泛地存在于同时代人物当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时所具有的良知、勇气在同时代却是屈指可数的。
• 曼德拉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段人生：一是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动南非族群和解
  • 这两段人生在本质上一以贯之，都是避免一个国家处在事实的分裂之中。

曼德拉对自由的理解与追求

• 曼德拉在监禁岁月里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他从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
  • 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因为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们被锁在幽暗人性的铁窗背后。
• 曼德拉认为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
  • 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曼德拉的狱中生活与改变

• 曼德拉在狱中通过“小处安身，大处立命”的方式，坚守心中的维度，不被监狱体制化，与恶周旋同时坚守底线，相信人性中的善
  • 比如，曼德拉和狱友们不仅一度争取到了《经济学人》杂志，还给自己开辟了网球场。
  • 甚至，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块菜地。
• 曼德拉在狱中通过阅读、写作、锻炼等方式，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为走出监狱后的生活做准备
  • 他用木炭和蜡笔在墙上画下各种动物和卡通形象，还画下了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画像。
  • 他坚持读书，特别是历史、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书籍，以了解世界和世界历史。

曼德拉与南非的转型

• 曼德拉和南非是幸运的，南非最终能够平稳转型，仍决定于那是一个敌友双方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 除了大主教图图、流亡律师奥比·萨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时期的当政者德克勒克。
  • 人势已有，时势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无力支持非国大，一直拒绝对话的非国大能否与南非白人政府走向谈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个铁血的独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地走出监狱？
• 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彰显转型时期当政者与反对派联手推进的积极意义
  • 1993年，放下权柄的德克勒克与走出监狱的曼德拉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曼德拉的人生启示

• 曼德拉的遗言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一句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 为自己尽责，在我看来就是“以己任为天下”，就是“以不负自己之天命而不负世界”。
• 曼德拉是一个传说，他将以意义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传
  • 我们总是盼着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迎来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并非只在将来，更在我们承受并拒绝苦难之时。

曼德拉自传的创作背景

• 曼德拉在罗本岛狱中开始撰写回忆录
  • 曼德拉白天去石料厂劳动，晚上在墙上撑起的简易书桌上伏案写作。
  • 为了不让监狱当局发现，曼德拉及其狱友建立起了一条处理手稿的“流水线”。
• 麦克出狱后，成功把手稿带到伦敦，并打印成册
  • 麦克对书稿进行了整理，并设法将书稿打印成册。
  • 直到1994年，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之后，书稿才经过认真整理正式由英国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

曼德拉的生平经历

• 曼德拉出身于南非泰姆布贵族家庭，父亲是泰姆布国王的参事，也是姆卫佐部落的酋长。
•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受尽苦难，先后干过金矿保安、律师事务所学徒、律师
  • 在入不敷出的艰难困苦中，他边谋生边学习，依靠坚忍不拔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南非大学考试，拿到了福特黑尔大学毕业证。
  • 随后，他又考取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 曼德拉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斗争
  • 早在1944年，曼德拉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并参与组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
  • 1961年，曼德拉创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组织——民族长矛军(又译“民族之矛”)，从而结束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无法对南非独裁政府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
  • 曼德拉参与领导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的斗争。最著名的是“沙佩维尔反通行证法大示威”和“全国抗议日大罢工”。

曼德拉的人格魅力

• 曼德拉在监狱里度过了27个春秋，其中在罗本岛监狱里就被关押了18年
  • 即使是在极其艰难的监狱生活中，曼德拉也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 他把监狱里的斗争看作整个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种族迫害斗争的一部分，把监狱变成了与白人独裁政府作战的战场和学习的课堂。
• 曼德拉的伟大人格和坚强意志甚至感动了监管他的狱警，后来他们彼此竟然成了朋友
  • 长期恶劣的斗争和监禁生活并没有摧毁他的身躯和意志，反而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观察问题更加周全，人格魅力得到了升华。

曼德拉的影响力

• 曼德拉荣获了许多世界级荣誉
  • 1991年，他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起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
  • 1993年7月4日，曼德拉获得了美国克林顿总统授予的“费城自由勋章”。
  • 1993年10月，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起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 1998年9月，曼德拉又获得了美国“国会金奖”，成为第一个获此奖项的非洲人。
  • 2000年8月，南部非洲共同体授予他“卡马奖”。
  • 2005年，曼德拉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亲善大使”。
• 曼德拉的博大宽广的胸怀备受世人敬仰
  • 2000年，南非全国警察总署发生了这样一件严重的种族歧视事件：在总部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工作人员开启电脑时，电脑屏幕上的曼德拉头像竟逐渐变成了“大猩猩”，全国警察总监和公安部长闻之勃然大怒，南非人民也因之义愤填膺。消息传到曼德拉的耳朵里，他反而非常平静，对这件事并不“过分在意”。
  • 他善于巧用别人对自己的恶作剧来活跃气氛。在这里，幽默成为曼德拉博大胸怀的自然写照，书写着一种坦荡而豁达的胸襟，也体现着一种“厚德载物”的至高境界。

本书的创作背景及翻译过程

• 作者购得曼德拉自传并产生翻译愿望
  • 作者在南非参加“中国机电产品展览会”时购得曼德拉先生的自传。
  • 作者被曼德拉的人生和精神感动，产生翻译愿望。
• 作者开始翻译并遇到翻译困难
  • 作者用一个月时间读完巨著，开始动笔翻译。
  • 翻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书中出现的南非人名的翻译问题。
• 作者在朋友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完成翻译
  • 作者利用第二次去南非的机会，请教了许多不同种族、不同部落的南非人，核准书中涉及的大量人名。
  • 作者的同事及亲朋好友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使翻译工作进展顺利。

本书的特色及意义

• 本书完整保留了初版的原貌，增加了“译名对照表”部分
  • 与第1版相比，本版中除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必要的译文修订外，没有太大的变动。
  •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再版增加了“译名对照表”部分，一一列出了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重要历史事件的名称。
• 本书有助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曼德拉
  • 本书的翻译出版，让中国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这位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当今世界伟人——纳尔逊·曼德拉。

影像集 自由之路(1918—2013)

• 本书通过影像集的形式，展示了1918年至2013年间自由的发展历程。

纳尔逊·曼德拉的童年生活

• 曼德拉在福特黑尔大学期间因参与政治活动被迫退学。
• 曼德拉前往约翰内斯堡参与反种族隔离斗争。

曼德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

• 曼德拉在逃亡过程中得到了穆旁多比尼酋长的帮助。
• 曼德拉和叙述者决定继续前往约翰内斯堡，希望在那里办理有效的旅行文件。

约翰内斯堡的克朗金矿

• 克朗金矿是约翰内斯堡最大的金矿，位于一个寂静、昏暗的大山丘平原上
  • 金矿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光秃秃、坑坑洼洼，到处是污泥垢土，但就是没有树，四周围着篱笆墙。
• 金矿的工作条件艰苦，但工资相对较高
  • 金矿的办公室原来是建在金矿前面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房子。
  • 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采金的成本很高，这是因为矿石的含金量低、矿井深。
  • 只有成千上万工作时间长、收入低、无人权可言的廉价黑人劳力的存在，才能使白人拥有的、建筑于黑人脊背之上的矿业公司有利可图，掘取比克罗伊斯还要富有的财富。

作者在金矿的工作经历

• 作者被工头皮利索任命为金矿的保安
  • 皮利索是一个粗暴的老工头，依靠他的冷酷无情谋生。
  • 他知道佳士提斯，因为摄政王几个月前曾写过一封信，要求为他安排一个管理工作。
  • 这种工作在金矿上是最令人羡慕、最受人尊重的工作。但他不了解我。佳士提斯解释说，我是他的弟弟。
• 作者因向朋友吹嘘自己的聪明而被工头皮利索赶出金矿
  • 我们很快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去找A. B.埃克苏玛医生。他是摄政王的一个老朋友，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
  • 埃克苏玛医生见到我们很高兴，并非常热情地向我们打听穆克孜韦尼家乡的情况。
  • 我们告诉他许多有关我们来约翰内斯堡的半真半假的情况，并说很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
  • 埃克苏玛医生说他愿意帮助我们，并马上给金矿协会的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打了电话。
  • 维尔比拉伍德先生是一个白人，他的办公室比我见过的任何办公室都气派。
  • 我们又把说给埃克苏玛医生的原话又向他复述了一遍，维尔比拉伍德先生对我说的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继续深造但并非完全是事实的理由印象很深。
  • “好吧，小伙子们，”他说，“我将介绍你们去与克朗金矿的经理皮利索联系，我告诉他给你们安排个管理工作。”。
  • 他对我们大为恼火，骂我们向他撒谎，说我们滥用他的热情和摄政王的好名声。
  • 他告诉我们，他准备在矿工中集资，买火车票把我们送回特兰斯凯。

作者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

• 作者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困苦，但他依然坚持学习
  • 我请求在老家就认识的一位名叫比基沙的人帮我把箱子提到前门，有一位保安把我们挡在门口，说是要搜查一下箱子。
  • 老式左轮连发手枪是我父亲的遗物，是他临死前留给我的，我从来没有用过。但是，为了防身，我把它带在身上来到了这座城市。
  • 我不能让朋友承担罪名，在他们进了警察局不久，我就进去要找负责此事的警察官。
  • 我被带到了一个警察官面前，尽量直截了当地坦承：“先生，在我朋友的箱子里发现的那支枪是我的。它是在特兰斯凯从我父亲那里传给我的。我把它带到这里，是怕遇上强盗。”。
  • 同时，我也作出了安排，准备去乔治高诗镇，住在我的堂哥戈利克·穆贝基尼家。
  • 几天后，戈利克告诉我，他准备带我去见“约翰内斯堡一个最好的人”。
  • 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英语娴熟和生意成功都是获得高学历的直接结果。
  • 与堂兄一起住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后，我准备搬到圣公会教堂的J.马布托牧师家里去住。
  • 搬到马布托牧师家中不久，有一位客人来拜访马布托牧师，我陪着他们喝茶。不凑巧的是，来客正是金矿协会的费斯特尔先生。
  • 库玛先生是亚历山大很少的拥有土地的黑人精英之一。他的家在第七大街46号。房子很小，特别是他有6个孩子，房子就更显得狭小。
  • 同时，在瓦尔特先生的推荐下，拉泽·希代尔斯基同意我取得文科学士学位时聘用我。
  • 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与该事务所的多数职员见了面，其中包括一位名叫高尔·瑞德贝的非洲雇员。
  • 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我并不是唯一的约定职员。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人名叫耐特·布瑞格曼，他在我被录用前不久才开始在该事务所工作。
  • 我喜欢与耐特在一起，我们经常到外面走走，其中包括去听演讲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
  • 耐特邀请我参加了几次聚会，那里各种人混杂在一起，白人、非洲人、印度人，也有有色人。
  • 那天晚上，通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迈克尔·哈迈尔先生。

亚历山大的生活

• 亚历山大是南非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的地区之一
  • 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当地的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
• 亚历山大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活力和冒险精神
  • 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是，这里也是个致富之地。
  • 作为南非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积累私有财产的地区之一，他们可以在此经营自己的产业。
  • 在这里，非洲人不必向白人市政管理当局磕头。
  • 亚历山大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
  • 其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
  • 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和种族之间的隔阂，我们不是科萨人、索托人、祖鲁人或山杠人，我们是亚历山大人。
  • 这种生活创造的团结意识，在白人当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 白人政府在处理非洲人的时候总是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和依靠人民中的种族分裂势力。
  • 但是在亚历山大这样的地方，这些差别是不存在的。

作者与家人的关系

• 作者与摄政王的关系由疏远到恢复
  • 摄政王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变化很大。
  • 他不再提我离家出走、福特黑尔大学和给我安排婚姻的事。
  • 他对我客气又关心，以慈父的方式询问了我的学习和未来的打算。
  • 他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认认真真地开始，并且与他为我设想的完全不同。
  • 他没有试图劝我离开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他对我绝对信任，这使我十分感激。
• 作者与佳士提斯的关系因佳士提斯的决定而改变
  • 佳士提斯已经与一个年轻女士形成了恋爱关系，我知道他没有回家的打算。
  • 摄政王去世后，他担负起了新的重要责任。他继承了摄政王的王位并决定留在穆克孜韦尼，享受他生来就有的权力。
  • 我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甚至不能参加他的就职典礼。

作者的政治觉醒

• 作者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
  • 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我几乎天天遇到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如何消除种族歧视的建议，我不得不通过不断摸索进行学习。
• 作者开始接触并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
  • 我与高尔和其他一万多人参加了游行，支持亚历山大公共汽车职员罢工，抗议公共汽车票价由4便士涨到5便士。
  • 在律师事务所里，高尔的观点并不是我唯一注意的观点。有时，与希代尔斯基一起做生意的白人地产商汉斯·穆勒讨论问题也吸收我参加。
  • 威特大学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理想、政治信仰与辩论的世界，一个人们对政治满腔热情的世界。

作者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学习生活

• 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是南非第一所讲英语的大学
  • 尽管这所大学提倡自由价值，但我在那里从来没有真正感到舒服过。
• 作者在威特大学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 我在威特大学第一学期，我认识了乔·斯洛沃和他未来的夫人鲁思·弗斯特。
  • 我开始与乔治·毕佐斯和布拉姆·费希尔建立了终生友谊。
  • 我与托尼·奥多德和哈罗德·沃尔佩成了朋友，他们都是政治激进分子和共产党党员。
  • 我也与许多印度学生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曼德拉被政治化

• 作为一个非洲人，曼德拉从出生起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 曼德拉在只有非洲人的医院里出生，要在只有非洲人乘坐的公共汽车里被抱回家，要生活在只有非洲人生活的区域，如果要上学则只能上只有非洲人就读的学校。
  • 他只能做只有非洲人才做的工作，只能租住只有非洲人居住的村镇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非洲人乘坐的火车。
• 曼德拉对种族歧视性法律、法规的制约感到愤怒和反抗
  • 他无数次地希望与束缚我们人民的制度开战。

曼德拉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 曼德拉对瓦尔特·西苏陆的崇拜和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
  • 瓦尔特身体强壮、通情达理、老练且富有献身精神。
  • 曼德拉为参加瓦尔特参加的任何组织而自豪。
• 非洲人国民大会制定了自己的宪章，称为“非洲声明”
  • “非洲声明”规定所有的非洲人都有完整的公民权，都有购置土地的权利，要求废除一切歧视性的立法。

曼德拉与青年团

• 曼德拉与安东·莱彼德和A. P.穆达的相识
  • 莱彼德说，非洲大陆是黑人的大陆，只有非洲人才有权利主张对它拥有主权。
  • 莱彼德断言，次等公民的主张是消除种族歧视的最大障碍。
• 青年团的建立和目标
  • 青年团正式建立于1944年复活节，建立地点是位于埃劳佛大街的班图男士社交中心，大约由100人组成，最远的来自比勒陀利亚。
  • 青年团的基本方针与1912年制定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个章程没有差别。不过，我们重申和强调了那些原来就关心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已经被搁置到了一边。

曼德拉的政治发展和斗争方向

• 曼德拉参与矿工大罢工，受到很大影响
  • 罢工期间，我经常同J. B.马科斯一起从一个矿到另一个矿，与矿工交谈，谋划斗争策略。
• 曼德拉对印度人民斗争给予道义上的全力支持
  • 印度社团的斗争在我们青年团所要求的那种反抗斗争方式方面成了一个典范，从而在人民中灌输了一种反抗和激进主义精神。
• 曼德拉被选进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
  • 这是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第一个正式职务，它代表着我献身这个组织的一个里程碑。

曼德拉与共产党的关系

• 曼德拉对共产党的怀疑和警惕
  • 我甚至与青年团中的几个同事一起在主席台上闹事，扯掉标语，抢夺麦克风，破坏共产党的大会。
• 曼德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产生兴趣
  • 马克思主义号召采取革命行动像音乐一样萦绕于自由战士的耳畔。
  •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苏联特别支持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 曼德拉决定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欢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
  • 我发现，非洲民族主义者和非洲共产主义者应当更多地加强团结，而不是加剧分裂。

国民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种族隔离法律
  • 《人口登记法》使政府有权按照种族把南非人划分成若干类别。
  • 《社团区域法》是实现种族隔离居住的基础。
  • 《分离代表投票法》目的是把有色人转移到开普省的分离投票处，从而淡化他们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特权。
  • 《班图管理机构法》解散了土著代表委员会这个间接的非洲人全国代表机构，由政府指派的氏族酋长等级制度取而代之。
  • 《限制牲畜法》将使非洲人的土地进一步减少。
• 国民党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遭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反抗
  • 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在1952年4月6日举行示威活动，作为发动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的序幕。
  • 在反抗运动期间，共有8500人参加了反抗运动。

曼德拉在反抗运动中的角色和影响

• 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运动志愿者统帅和行动委员会与志愿委员会主席
  • 我的职责是组织运动、协调各地区分支机构的关系、动员志愿者和筹集资金。
• 曼德拉在反抗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和策略
  • 我们主张非暴力抵抗，但前提是它是有效的。
  • 我们选择的反抗方式是先由少量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在几个市区违反要求废除的法律，然后采取大规模反抗活动，同时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其他大规模行动。
• 反抗运动对曼德拉个人影响
  • 反抗运动使曼德拉摆脱了不自信或自卑感，使他从被某种力量压倒的感觉中和白人及其制度似乎永远不可战胜的感觉中解放了出来。

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的任命及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

• 鲁图利被任命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新任主席，开创了新的、更积极的时代
  • 鲁图利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当年的南罗得西亚，在纳塔尔接受教育。
  • 他在德班附近的亚当学院接受过师范教育。
  • 他个头相当高，体格粗壮有力，皮肤乌黑，笑声爽朗；他谦虚而非常有信心，也很有耐心，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讲话不慌不忙，口齿清楚，好像每个字都一样重要。
• 鲁图利坚决抵制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被政府撤销了酋长职务
  • 鲁图利是一位教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也是引以为豪的祖鲁部落酋长。
  • 不过，他更是坚定地献身于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志士。
  • 鲁图利拒绝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因此，政府撤销了他的酋长职务。

曼德拉方案的诞生及其实施

• 曼德拉方案是为了应对政府可能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为非法组织的情况而制定的
  • 我建议全国执行委员会必须有一个应付不测情况发生的方案。
  • 我说，我们作为人民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方案，那就是失职。
• 曼德拉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一种能使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下政令畅通的组织体系
  • 通过这个体系，最高层形成的决议不需要召开会议就可迅速传达到整个组织。
  • 换句话说，通过这个组织体系，一个非法的组织仍可继续发挥作用，被禁止的领导人仍可继续起到领导作用。

曼德拉方案的实施效果及其问题

• 曼氏方案构思很好，但是，实施情况却并不理想，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普及到基层
  • 实施情况最好的地区还是东开普和伊丽莎白港。
  • 反抗运动的精神在其他地区早已销声匿迹之后仍然在东开普继续着，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们认为，贯彻曼氏方案是继续反抗政府的有效途径。
• 曼氏方案遇到的问题包括宣传不够，没有专职的组织者负责实施或监督，分支机构内常常意见不一致等
  • 有的省级领导人抵制这一方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方案不利于他们的权力。
  • 对有的人来说，政府的镇压似乎还很遥远，因此，他们没有必要提前采取措施。

曼德拉作为律师的活动及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贡献

• 曼德拉在1951年离开希代尔斯基之后，到“特布兰奇－布雷基施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
  • 我离开希代尔斯基之后，我找了许多家白人律师事务所，因为当时没有黑人律师事务所。
  • 我对这些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很感兴趣。我非常气愤地发现许多获利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对黑人收取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律师费远远高于他们对富裕的白人当事人的收费。
• 曼德拉在海尔曼－迈克尔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个月，然后加入了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
  • 这是一家思想自由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一家为数不多的对黑人收费合理的律师事务所。
  • 另外，这家律师事务所以热心于黑人教育著称，他们在捐助黑人教育方面非常慷慨。
• 曼德拉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几个月后，自己开办了律师事务所
  • 1952年8月，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开门营业。
  • 我早期能够事业有成，还应该感谢我的秘书祖备达·帕特尔。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表现及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

• 曼德拉在法庭上为许多非洲委托人辩护，尽管他的胜诉率很低
  • 我们常常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白人证人常常拒绝回答黑人律师的质询。
  • 地方法官自然是站在警察一边。警察监管下的验尸官所作的死亡结论常常是“多种原因造成死亡”，或者作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使警察轻易就能摆脱责任。
•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表现，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 尽管我是一名律师，但也不能保证受人尊重。
  • 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附近，我看见一位白人老太太的汽车被夹在两辆车中间，我立即走上前去帮助她把车推出来。

索菲亚顿反对搬迁的斗争及其影响

• 索菲亚顿是西部城区的一部分，同属西部城区的还有马丁代尔和纽克莱尔
  • 这个地方原本被划为白人区，一家房地产商在这里为白人买主建造了许多房子。
  • 因为市政部门拒绝为这里提供服务，所以白人另选了其他地方，房地产商只好把这些房子卖给了非洲人。
•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但遭到了索菲亚顿人民的强烈反对
  • 我们打着“从我们的尸体上跨过去”的口号开展反对搬迁运动。
  • 政府计划在1955年2月9日完成搬迁。随着这一日期的逼近，奥利佛·塔博和我白天都在城内，会见当地的领导人，讨论行动计划，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为那些已经被赶走或遭起诉的人出谋划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教育政策及其斗争

• 国民党统治下的议会通过了《班图教育法》，这个法律企图把种族隔离的“图章”加盖在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上
  • 这个法律把非洲人的教育管理权从教育部转到了土著事务管理局。
  • 根据这个法律，由教会和传教机构负责的非洲人的小学和中学可以选择靠拢政府否则只能接收逐渐减少的补贴，或者由政府接管对非洲人的教育，否则干脆取消对非洲人的教育。
• 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讨论当天学校联合抵制方案，全国执行委员会决定，从4月1日开始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校联合抵制活动
  • 这是1954年12月在德班举行的年会上建议的，但是，代表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大家赞成开展持久的抵抗运动。
  • 由于这次抵制活动，学生家长和社团将不得不介入教育，取代学校的位置。

人民大会的准备及其影响

• 人民大会代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存在的两种主要观点之一，即非洲人国民大会似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政府取缔
  • 许多人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做好转入地下争取秘密活动的准备。
  • 同时，我们也不想放弃重要的公开策略和行动，以给非洲人国民大会带来关注和群众支持。
• 人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西南数英里之外的克里普敦举行，大会会期是1955年6月25日至26日，这两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
  • 3000多代表不顾警察的威胁和恐吓参加了大会并表决通过了《宪章》的最后文本。
  • 尽管人民大会遭到了破坏，但是《宪章》本身却成了指引解放斗争的伟大灯塔。

曼德拉的特兰斯凯之行及其影响

• 曼德拉在特兰斯凯与萨巴塔和达利旺伽讨论了班图管理体制问题
  • 我与瓦尔特一起北下特兰斯凯。我们首先到了乌姆塔塔和德班，在那里见到了许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
  • 我们对特别分部的政策再一次感到失望。为提高该地区的积极性，我们在德班拜访了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朋友。
• 曼德拉在特兰斯凯期间，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开普敦遭到警察袭击
  • 那次袭击为我在开普敦的最后一天投下了阴影，因为它预示着政府将开始采取新一轮的严厉镇压。
  • 至少，新一轮的禁止将会发生，而且我一定是被禁止的人之一。

曼德拉对班图管理体制的看法及其建议

• 曼德拉认为班图管理体制是不适合实际的，因为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
  • 政府想把我们圈在民族部落里，因为他们害怕非洲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 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状况之上。
• 曼德拉建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参与新的班图管理体制，并以此作为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种办法
  • 如果及时的话，这种参与将会成为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的平台。
  • 我们发起的运动应该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人。

曼德拉在拳击和举重俱乐部的活动

• 曼德拉于1950年加入拳击和举重俱乐部，几乎天天在该社团中心活动
  • 我们没有钱建拳击台，只好在水泥地上训练，当拳手被击倒的时候，这往往是很危险的。
  • 我们只有一个吊袋和几副拳击手套。我们没有药物和梨球，没有拳击短裤和拳击鞋，也没有护齿。
• 曼德拉喜欢拳击运动的技巧，但却不怎么喜欢拳击运动的暴力
  • 我喜欢拳击运动的技巧，但却不怎么喜欢拳击运动的暴力。
  • 我感兴趣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移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如何运用战术既出击又退却，如何在比赛中保持正确的步法。

曼德拉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贡献

•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卷入一场棘手的政治纠纷的调解中，避免了组织的分裂
  • 这场纠纷涉及相互对立的两派势力，双方都谋求得到我的支持。
  • 双方在这个特定的组织内都有委屈，两派都很不愿接受调解。
• 曼德拉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即使在被禁止期间，也不放弃斗争
  • 我对待禁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 我不想让我的敌人左右我的斗争范围和政治活动范围。

纳尔逊·曼德拉因高级叛国罪被捕并审判

• 曼德拉在狱中斗争27个月，领导反通行证法运动。
• 1961年5月，曼德拉被判无罪。

叛国审判结束，被告无罪

• 审判历时7个月，得到人民支持。
• 审判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转入地下，曼德拉被指定为会议主讲人。

曼德拉决定转入地下，继续为自由而战

• 尽管被判无罪，曼德拉仍面临危险。

曼德拉在地下活动的生活

• 曼德拉在地下活动，生活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
  • 作为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辈子生活在地下没什么不同。
• 曼德拉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
  • 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
• 曼德拉在地下活动的时候，尽可能地不修边幅
  • 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

曼德拉组建民族长矛军

• 曼德拉组建民族长矛军，并担任主席
  • 民族长矛军取名为“Umkhonto we Sizwe”(民族长矛军，又译为“民族之矛”)，或缩写为MK。
• 民族长矛军采用亲本式的组织结构，最高司令部之下在各省设立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之下是地方武装
  • 最高司令部确定战略战术和总体目标，并负责军事培训和财政事务。
  • 在最高司令部确定的架构中，地区司令部有权选择当地的袭击目标。

曼德拉在非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 曼德拉在非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 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邀请，去参加1962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
• 曼德拉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非洲国家支持南非的解放斗争
  • 我在讲话中，回顾了南非自由斗争的历史，列举了我们的人民遭受到的野蛮屠杀，从1921年183名手无寸铁的农民被军队和警察杀害的巴尔胡克大屠杀，一直讲到40年后的沙佩维尔大屠杀。
  • 我感谢各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其中特别提到了加纳、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这几个国家成功地鼓动英联邦把南非驱逐了出去。
  • 我介绍了民族长矛军的诞生，说明一切和平斗争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如果领导集体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那么，他们就是对其人民的犯罪……在去年12月16日的夜间，在民族长矛军的沉重的打击下，整个南非都在颤抖。”。

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训练

• 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接受了为期6个月的军事训练
  • 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动步枪和手枪，并且与皇宫卫士一起在考尔菲练习瞄准射击，或是在大约距离防暴军驻地50英里的射击场练习。
  • 我学习了如何破坏敌人的设施和使用迫击炮，如何制造小型炸弹和地雷，以及如何避开炸弹和地雷。
• 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的训练期间，与塔德赛上校探讨了如何创建一支游击队、如何指挥军队和如何加强纪律性等问题
  • 塔德赛上校说：“曼德拉，你现在创建的是一支解放军，不是一支常规的资产阶级军队。当你在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行使你的绝对权威，这是与资产阶级指挥官完全不同的。但是，当你不在岗位上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与战士们，哪怕是最下级士兵，保持平等关系。你必须与他们吃一样的饭，并且不能把食物带到你的办公室里去吃，而是与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曼德拉回到南非后的行动

• 曼德拉回到南非后，立即着手进行军事训练
  • 我在国内武装斗争正在逐步发展，他们需要一位现场指挥官。
• 曼德拉在洛巴策与塞西尔·威廉姆斯一起开车回南非
  • 那天夜里，我们驱车直奔约翰内斯堡。

纳尔逊·曼德拉在1962年至1964年间的生活和审判经历

• 曼德拉经历了被捕、审判、监禁和利沃尼亚审判
  • 利沃尼亚审判是南非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审判之一。

曼德拉在法庭上的坚持和信仰

• 曼德拉在法庭上坚持自己的信仰，拒绝承认政府指控的罪行
  • 曼德拉在最后陈述中表达了他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传统的坚持和对种族和解的渴望。

曼德拉和其他七名被告被判处终身监禁。

纳尔逊·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岁月

• 曼德拉在狱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共同坚持信仰和理想
  • 曼德拉在狱中与其他政治犯一起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政治讨论自由。
• 曼德拉始终保持坚强，继续为自由和平等而斗争
  • 尽管面临家庭和社会活动的困难，曼德拉始终保持坚强。

曼德拉为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而努力。

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生活

• 曼德拉经历了艰苦的体力劳动到逐步改善的生活条件的转变
  • 曼德拉在监狱中从事挖石灰、拖垃圾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 随着条件的改善，曼德拉获得了学习、写作和体育活动的权利。
• 曼德拉在监狱内建立了一个学习小组
  • 曼德拉与狱友们一起学习，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曼德拉的家庭挑战

• 温妮被国内流放，女儿婚事问题
  •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因为政治原因被流放。
  • 曼德拉的女儿的婚事也受到了影响。

曼德拉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

• 尽管身处困境，曼德拉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希望
  • 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赢得自由和正义。
  • 曼德拉对未来的希望，激励着他在困境中不断奋斗。

波尔斯穆尔监狱的生活

• 波尔斯穆尔监狱表面上很摩登，但内里却很原始
  • 囚犯住的牢房却陈旧而又污浊。
• 我们四人被安排在监狱的一个顶层公寓里居住
  • 那是一个位于三楼的宽敞的房间，整个三层楼上只有我们四个囚犯。
• 我们的新家也有许多令人感到欣慰的东西
  • 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伙食远比罗本岛的伙食好。
  • 允许我们看的报纸和杂志也相当多。
  • 我们还有一台收音机，但是，只能收当地的电台，听不到我们一直想收听的BBC世界广播电台。
  • 我们可以整天随意地到阳台上活动，但是，12点到下午2点狱警们吃午饭期间却是例外。
  • 我们甚至不需要去装装样子参加劳动。
  • 我们的大房间附近还有一个小房间，那里可以当做学习的书房，里面有椅子、书桌和书架，我白天就在那里读书和写东西。

与敌人的对话

• 政府实行标准的“分而治之”的策略，企图把非洲人同有色人和印度人分离开
  • 在1983年11月举行的公民投票中，白人选民赞成P. W.博塔关于创建一个所谓的“三方分立”议会的计划。
• 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基层政治运动组织，这些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着牢固的联系
  • 其中一个主要的基层组织就是联合民主战线，我被提名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
• 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经历一次新的振兴——越来越为公众所接受
  • 民意测验表明，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取缔了25年之久，但是，它在非洲人中仍然是最有群众基础的政治组织。
• 政府正在试探我们
  • 1984年末和1985年初，两位西方著名的政治家访问了我。
  • 尼古拉斯·贝泰尔爵士和塞缪尔·达什。
• 面对国内的麻烦和国外的压力，P. W.博塔采取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折中措施
  • 在1985年1月31日的一场议会辩论中，这位国家总统公开说，如果我“无条件拒绝以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我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且这种宽宏大量可以延伸到所有的政治犯。
• 我决定用这个机会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开始与政府谈判
  • 我认为，通过谈判把斗争向前推进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 如果我们不立即开始对话，双方都将很快陷入镇压、暴力和战争的黑夜。
  • 单独居住无疑为我提供了一次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的机会，如果不认真地审时度势，有可能导致这种努力归于失败。
• 政府似乎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
  • 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 我与科比·库依茨的接触
  • 我在他的住所同他有过几次私下会晤，政府于当年年底提出了第一个具体的建议。
  • 库依茨说，政府愿意委派一个高级官员组成的委员会与我单独进行讨论。
• 秘密工作组的第一次正式会晤
  • 会谈一开始，大家都有些古板，不过，后来再谈，大家讲话就自由、坦率得多了。
  • 我们早期会谈期间，我发现，除了巴纳德之外，其他会谈伙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知道的并不多。
• 会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1988年冬天，有人告诉我，博塔总统打算在8月底之前与我见面。
  • 国家仍然处在动乱之中，政府在1987年和1988年两次宣布实行国家紧急状态。
• 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的生活
  • 这座别墅可以说介于监狱和自由之间。
  • 监狱为我配备了一个厨师，都叫他司沃特准尉。
• 与德克勒克的会谈
  • 他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 我从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
• 德克勒克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
  • 他要做一些别的南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真正开始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从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新南非奠定基础。
  • 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其他31个非法组织的禁令，释放非暴力活动的政治犯，停止实行死刑，取消紧急状态法及其规定的各种限制。
• 我被释放
  • 我直到接近午夜的时候才回到了我的别墅，一到了那里，我立即给我在开普敦的同事们捎信，我将在第二天被释放。
  • 我又一次接到了去图因胡伊斯的通知。下午6点，我到达了总统府。我与微笑着的德克勒克在他的办公室里见了面，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准备第二天就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

曼德拉出狱并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

• 曼德拉结束27年监禁生涯，出狱后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会面
  •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结束27年监禁生涯。
• 曼德拉访问非洲多国，与政府进行多轮谈判，旨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曼德拉赢得大选并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 曼德拉在1994年4月27日领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赢得大选
  • 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

曼德拉推动种族和解和国家建设

• 曼德拉在任内推动种族和解和国家建设，于1999年卸任。

英国和美国外交官的调解被拒

• 1990年，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访问南非，但因调解被拒而离开
  • 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爵士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访问南非。
  • 因调解被拒而离开。

纳尔逊·曼德拉的出生和成长

•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特兰斯凯首府乌姆塔塔附近的姆卫佐村。
• 曼德拉9岁，父亲逝世前把他托付给泰姆布部落摄政王容欣塔巴收养。
• 曼德拉到克拉基伯雷寄宿学校读书，后到希尔德顿省博福特堡的魏斯勒阳学院学习。
• 曼德拉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在此期间与奥利佛·塔博等人结识。

纳尔逊·曼德拉的政治生涯

• 曼德拉参与学生罢课，被校方暂令退学，回到家乡后，又因不满容欣塔巴为他操办的婚事而出走。
• 曼德拉到约翰内斯堡，先是在克朗金矿当保安，后搬到亚历山大镇，并结识了瓦尔特·西苏陆。
• 曼德拉在维特金－希代尔斯基－埃代尔曼律师事务所工作，通过函授获得福特黑尔大学的文科学士学位。
• 曼德拉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并参与组建主张改革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
• 曼德拉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全国书记，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非国大青年团全国主席。

纳尔逊·曼德拉的反抗运动

• 曼德拉参与组织1950年全国大罢工，负责两个组织间的协调工作
  • 1950年5月1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组织罢工集会，遭马伦政府镇压，18名非洲人被杀，30多人受伤。
  • 1950年6月2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联合组织全国性大罢工，曼德拉负责两个组织间的协调工作。
• 曼德拉当选为反抗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领导了1952年的反抗运动
  • 1952年4月6日，非国大决定在全国举行抵制不公正法律的群众大会，曼德拉当选为反抗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 1952年6月26日，反抗运动正式开始。当天深夜，曼德拉散会后因宵禁时间在外行走而遭到逮捕。

纳尔逊·曼德拉的监禁和释放

• 曼德拉因参与反抗运动被判处5年监禁，后转入地下活动
  •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从德班返回约翰内斯堡途中被捕。
  • 1962年10月25日，曼德拉被指控犯有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
  • 1962年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
• 曼德拉在狱中领导非国大，后被无条件释放
  • 1989年2月2日，博塔因病辞去国民党领袖职务，德克勒克当选为新主席。
  • 1989年8月21日，《哈拉雷宣言》获得通过，提出南非谈判七点方针。
  •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议会宣布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南非共产党的取缔令。
  • 1990年2月11日，南非当局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纳尔逊·曼德拉的总统生涯

• 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并在1994年当选为南非总统
  • 1990年7月25日，南非警方制造“红色阴谋”事件，逮捕了40多名非国大成员和南非共产党员。
  • 1990年7月26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举行紧急会晤。
  • 1990年8月6日，非国大与政府的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
  • 1990年底，非国大与政府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先后两次会晤，使气氛得到缓和。
  • 1991年6月30日，种族隔离制正式宣告结束。
  • 1991年7月2——7日，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
  • 1994年4月26——28日，南非举行第一次多种族大选，非国大取得决定性胜利。
  • 1994年5月9日，多种族议会正式开幕，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新政府总统。
• 曼德拉在任期内推动南非的和平过渡和民主化进程
  • 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1993年12月7日，过渡行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从而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家事务上有发言权。
  • 1993年12月22日，南非白人议会通过了南非历史上第一部非种族主义的临时宪法。
  •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职总统。翌日，南非新内阁宣誓就职。

纳尔逊·曼德拉的晚年生活和去世

• 曼德拉卸任总统后，大力兴办学校，并为南非防治艾滋病投入大量心力
  • 1999年6月，曼德拉卸任总统。
  • 后大力兴办学校，并为南非防治艾滋病投入大量心力。
• 曼德拉在2013年去世，享年95岁
  • 2013年6月8日，曼德拉因肺部感染病情恶化，紧急入院救治。后病情缓慢好转。
  • 2013年7月18日，曼德拉在病床上度过95岁生日。
  •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住所逝世。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译介被两种趋势支配：开放性和封闭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古希腊英雄救美故事：芙丽涅的审判

• 芙丽涅因“亵渎神灵”被送上法庭，面临死刑判决
  • 辩护人希佩里德斯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褪去了衣袍。
• 在肉体之美和精神之美的双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终宣判芙丽涅无罪
  • 19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为此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

萨克斯的英雄救美故事

• 萨克斯是南非人权律师，被迫流亡海外，后遭遇汽车炸弹袭击，失去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
  • 萨克斯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律研究时，惨遭汽车炸弹袭击。
• 萨克斯在遭受重创后，依然坚定信念，为精神之我做加法
  • 萨克斯说：“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

萨克斯的“温柔的复仇”

• 萨克斯选择宽恕，不将复仇作为目的，而是以此推动社会的进步
  • 萨克斯说：“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囚禁、施加酷刑在那些曾对我们如此的人，更属有力的复仇。”。
• 萨克斯的努力使南非宪法确立了废除死刑，保障同性恋婚姻权利、艾滋病人权利等若干原则
  • 在萨克斯看来，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法律必须像人一样拥有灵魂。

英雄救美的意义

• 英雄救美不仅是自救救他的故事，还有着关于人生美学的深广内涵
  • 萨克斯用他一生“温柔的复仇”，昭告身怀理想的人如何听从天命的召唤以抵抗不幸的命运。
• 英雄救美是对世界之美和内心之美担起责任。

本书部分内容的参考来源

• 第四章部分参考了小威廉·布伦南大法官在《卡多索法学评论》的文章《理性、热情与“法律的进步”》。
• 第五章有部分内容摘录自拙著《一个自由斗士的温柔复仇》(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

作者被南非政府视为恐怖分子并被监禁的经历

• 作者因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而被南非政府视为恐怖分子
  • 作者受邀参与一场在耶鲁大学当代历史系举办的会议，但无法取得美国签证，因为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
• 作者被单独监禁，遭受身心折磨
  • 作者被独自监禁，无法与家人、律师或任何人联系。
  • 作者在监禁期间，尝试通过背诵全美各州的州名、唱歌等方式来保持精神状态。

恐怖主义标签的影响和实质

• 恐怖主义标签不仅是个污名，还导致人们遭受骇人听闻的对待
  • 由于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可以不经审判就被拘禁，单独囚禁，无法与家人、律师或任何人联系。
• 恐怖主义是政府用来正当化自我防卫的手段
  • 有关当局正在对抗“恐怖主义”，对抗它们对南非进行所谓的全面开战。

作者对刑讯的反感和反思

• 作者对刑讯的反思，认为刑讯是对人性的莫大戕害
  • 刑讯不但剥夺了受刑人的人格，也让刑讯者自己失去人性。
• 作者认为，国家恐怖主义比非正规团体的恐怖主义更严重
  • 比起“非正规团体”，国家恐怖主义所重伤、灭绝、屠戮和谋杀的人远远超过前者许多。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作用和影响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让加害者坦承罪行，帮助国家疗愈历史伤口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鼓励那些曾经被虐待、折磨、重伤、杀害的受害者家属或幸存者将他们的悲与痛向大众讲述。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南非民主宪政的重要一环
  • 临时宪法的结语当中已明言表示应对那些人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

宪法法院对恐怖主义相关案件的判决

• 宪法法院通过判决，明确了国家对公民生命权和尊严的保护义务
  • 宪法法院认为，南非政府与外国政府合作，将一个逃犯移往另一国，但这个逃犯既不是该国国民，而且除了将在该国接受可能被判死刑的审理之外与该国也无任何关系，这么做是与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相悖的。
• 宪法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南非对人权保护的坚持和进步
  • 宪法法院特别强调人权法案所要求于国家的积极义务，即“保护、促进，并实现人权法案所举出的权利”。

判决的真实性与矛盾性

• 每则判决都透露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谎言
  • 判决中的形式逻辑其实都无可避免地掺杂了大量灵光乍现的直觉判断，以及自由奔放、飘移不定的感性元素。
  • 所有的彷徨困惑、有时甚至是在某些关键点上的大翻盘，都是在判决书的最终版本中看不到的。
• 判决书的撰写过程就像它所呈现出来的外观一样，此一预设是错的
  • 判决书的撰拟就像是一趟旅程，始于最具尝试性的大胆想法，经过彻底的怀疑和论辩，最终排除所有的可能错误，获致经得起考验的结论。
  • 那些偏颇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尝试则被隐藏了。

判决的形成过程

• 判决的形成始于直觉反应和暂时的想法
  • 我与个案的第一次接触都是透过阅读当事人提交给宪法法院的诉状。
  • 通常我心中对于案件走向会浮现一些直觉反应和暂时的想法。
• 判决的形成经过彻底的怀疑和论辩
  • 我的助理会准备便条纸，然后我们天马行空的讨论。
  • 在言词辩论的前一晚，我重读诉讼文件，记下我要问律师的问题。
  • 开庭时，每当提到某个问题，各种想法和可能的解决方式开始如潮水般涌出，但我会尽力遏制自己不轻易妄下定论。

判决的说服逻辑

• 说服建立在证立的基础之上
  • 如果在推理的过程中有遗漏或跳跃，判决就会明显地有瑕疵而无法说服任何人。
• 说服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理性说明，修辞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将本杰明·卡多索所说的粗糙原始的个案事实与千百年来熠熠生辉的法律真理给联结起来
  • 有些法官具有见微知著、明察秋毫的能力，他们可以用三言两语强而有力地总结他们的思想，丝毫不用迟疑。
  • 但大多数法官不是这样。我们觉得有必要去拓展更多面向的观点，去更深入地掌握脉络，去审视我们的想法会对当事者造成哪些冲击，并且以能够启迪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想象的方式来处理问题。
  • 我们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而且我们知道真正能打动人的往往是一个画面、一个能与群众有所联结的例子，或是一个衍生出来的弦外之音。

判决的风格与妆点

• 妆点增色是指法官在判决中的论证添加一些带有个人特色的写作风格
  • 如果你喜欢这种做法的话，你会称之为“画龙点睛”，如果你不喜欢，那它就是“膨风”。
• 妆点增色并不与法官的职责相左，只要节制得当
  • 我认为只要节制得当，一点点擦脂抹粉，或是说得好听一点是法官们荣誉感的恰到好处的展现，并不与法官的职责相左。
  • 不过，那种为了制造新闻标题式的耸动语言确是该被谴责的。

判决的公共性与责任

• 判决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法官应对自己的判决负责
  • 很少有其他公共领域的活动比司法判决更能影响人们的生活，其中又更少见有比司法更能控制政府的重要公共活动，而政府还是付薪水给法官的机关。
• 判决应勇于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而不是追求个人名声
  • 我们不应该认为社会大众把我们看成是隐姓埋名的法条适用机器人是一件好事。

乔丹案——禁止性交易背后的性别歧视

• 宪法法院对于性交易入罪化的争议
  • 宪法法院投票结果是六比五，我们甚至无法在“卖春”(prostitution)或“性工作”(sex-work)的名称上取得共识。
  • 我们主要的歧异在于，此问题应该是一个交由立法机构由多数选票决定的政策问题，还是一个应该由法院来决定的基本宪法权利保障的问题。
• 少数意见认为性交易入罪化是对女性的歧视
  • 该法对于付钱的男性嫖客和收费的女性性工作者之间适用双重标准，因此的确构成性别歧视。
  • 法律直接课以刑责的对象是娼妓，这意味着法律惩戒与矫正的直接目标是卖春行为。在整件案子中假涉有嫖客的话，其刑责也只是因为娼妓卖春的行为在先而来。后者才是主犯，前者只是间接的。主要的罪行和耻辱均烙印在性行为的收费者而非付费者身上。
  • 这种差别对待潜在地贬低了女性的尊严与人格。
  • 在本案中明显存在对于男女两性的差别待遇，亦即，在对两性情欲的解读上，它采取并强化了一种双重标准。这种差别待遇造成的结果并非偶然，正如国家不起诉男性顾客并不令人意外。两者均起源于我们司法制度的同一疏失：对同一行为的男女行为者有双重标准。

亨利的故事

• 亨利因汽车爆炸案作证后，在家中哭了两个星期
  • 亨利在汽车爆炸案中的工作只是照相，并将档案交给实际执行行动的同僚。
  • 亨利在爆炸案之前就退出行动小组，所以他无法对发生的事情直接作证。
  • 亨利了解行动小组和其运作方式，他将前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诉说他的故事并寻求赦免。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因为南非社会内部强烈的、特殊的需求而产生的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是一群聪明人围坐讨论说，为了处理过去的不公不义，我们必须设立真和会。
  • 真和会是因为南非社会内部强烈的、特殊的需求而产生的。
• 真和会的成立与南非的新宪法草案有关
  • 当时双方签署了一部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草案。
  • 我们以为大功告成了。我们制宪过程分为两阶段，我们大量参考印度经验，这其中包括选出制宪会议(Constitutional Assembly)，由制宪大会来起草出最终宪法版本。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作用

• 真和会的主要目标是调查种族隔离时期被犯下并被掩饰的罪行
  • 真和会要调查的是即使在《种族隔离法》(Apartheid Law)下也违法的行为。
  • 那些因为过于丑陋、骇人，因此就连公开支持种族政策的人也不得不加以隐匿、否认。虐囚、暗杀、使人凭空失踪、越界突袭行动等造成的绑架和杀害行为都是违反南非法律的，即使依据的是严苛的种族隔离时期保安法也不例外。
• 真和会通过公开听证和调查，让受害者有机会诉说他们的痛苦和损失
  • 听证仪式通常以和谐的非洲音乐展开，希望这样能给在场的所有人鼓励和支持。
  • 有时也以祷告开始。接着，这个国家里不同地区和不同语言的人都来作证。证词在电视上播出，因此全国人民都能亲耳听到当事人的故事，全国人民都成了证人。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 真和会分为三个部门，各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人事
  • 第一个部门负责听取受害者提供的重大违反人权案件的证词。
  • 第二个部门，赔偿委员会(Reparations Committee)是完全独立的。它从第一个委员会(听证委员会)取得报告，并确保每位受害者取得一次给付的金钱赔偿。
  • 第三个部门，也是工作最困难的部门，就是特赦委员会。每个法庭有两位法官，这也是真和会中最像是法院的部门。
• 真和会的运作需要公开性、包容性和对话性
  • 公民团体要求的公开性(publicity)成为真和会得以震撼南非与国际社会良心的关键。
  • 真和会并不是像是检察官的一群人跑来对你说：“我们代表国家，我们将要从你身上搜取真相。”。
  • 真和会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让我们不再拒绝面对真相。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影响

• 真和会让南非人民有了对近代最悲痛的一段过去的共同单一历史
  • 一群没有共同记忆的人不可能组成国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
  • 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同一块土地上有一套白人历史、一套黑人历史，而且两者毫不对话，各自表述。
• 真和会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
  • 我们的确需要一个谨守正当法律程序、伸张美德打击邪恶的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但我们仍需要一套弹性、包容的制度来让其他因素能够与暴力及创伤取得妥协，在这套制度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原告和被告的关系，而是寻求共识的对话者。
  • 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机会，有些人因为被听见而如释重负，有些人因为认知到自己的恶行而羞愧认错，而重要的是他们都想与彼此对话，而非杀死对方。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挑战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运作过程中存在许多限制
  • 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创伤并没有被化解。大多数的加害者西装笔挺、在律师陪伴下前来，肢体僵硬、表情冷淡，像在法院般朗读准备好的演讲稿，而不是发自肺腑、敞开心胸地倾吐与哭泣。
  • 他们同意认罪是很重要的，但往往只限于对非法行为事实部分的认知，配上排练过的道歉，而不是真诚的悔悟认错。
•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判决结果并非总是符合所有人的期望
  • 例如，在S v M案中，尽管母亲请求要在监狱外的矫正机构受刑，但法院最终判决母亲可以不用入狱。
  • 十位法官当中有三位不同意事实部分的陈述，而倾向在可以让她提早假释以接受矫治的前提下送她入狱。

宪法法院的角色与使命

• 宪法法院的角色是积极能动的，愿意介入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的深层问题，寻找原则融贯和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 宪法条文明白表示，希望我们应该力求置身于具有前瞻性的国际法学主流思潮当中，与之互相参照。

判决中的理性与热情

• 判决是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潜意识两股力量融会之后的作用的产物
  • 布伦南大法官指出，判决一方面不只是将纯粹理性运用到法律争议之上，另一方面不可能让法官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与热情来判案。
  • 相反的，判决是理性与感性、意识与潜意识两股力量融会之后的作用的产物，没有一个法官能够免于这种影响。
• 热情包括了对事实与观点的情绪性与直觉性反应
  • 布伦南大法官以“热情”(passion)来含括这些特质，这个词涵义很广，而且包含了许多看来像是与“理性”对立的观点。
  • 根据他的看法，所谓的“热情”，包括了对事实与观点的情绪性与直觉性反应，也就是在我们的理性还没开始推展三段论法(syllogisms)之前，就潜入我们意识之中的反应。

判决的灵感来源

• 判决的灵感常来自于法官的心不在焉的时刻
  • 当我懒洋洋地泡在浴缸里时，突然天外飞来一笔，让我想起了日后被鲁斯佛教授引用的这句话。
  • 在我所有的判决中，这句话是最没有经过理性推敲、最未经深思熟虑的，但却也是流传最广的。
• 灵感往往来自于对生命经验的细心观察和审慎思考
  • 细心留意一个人的直觉与情绪，审慎观察人类的生命经验，是司法程序需要的，而不是该避免的。
  • 这个概念与它的表达与修辞方式也是同时诞生、不可分割的。

判决的影响与启示

• 判决可以超越国界，影响其他国家的法律实践
  • 当我看到其他国家的法官引用我的判决时，我总是觉得新奇有趣。
  • 而且我注意到，他们引用的判决都是我在放下法律工作、心中想着别的事时，意识最深处突然蹦出来的灵感。
• 生命经验对法律思维的影响不是线性、可预测的
  • 因此，成长于一个强力反对宗教的家庭环境中的我，理论上应该对要在公共领域中保护宗教情怀的呼吁比较无法感同身受。
  • 然而，我小时候没有信仰却就读于一所宗教学校，这个经历大大地让我对宗教良心保持着同情的立场。

幽默是民主社会里的伟大润滑剂

• 幽默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呈现这个社会上的暧昧与矛盾
  • 幽默让社会上诸多的不满以自发的、富有创意的方式抒发出来。
• 幽默可说是让宪政健全发展的灵丹妙药。

作者在莫桑比克中央医院的经历

• 作者被汽车炸弹炸伤，失去了右手
  • 作者在黑暗中听到艾佛·贾瑞多的声音，他是位杰出的年轻外科医师，更是作者的好友。
  • 艾佛告诉作者，他手臂的状况令人同情，他们要开刀，答应他，他会坚强地走下去。
• 作者在病床上通过自嘲的方式检查自己的身体
  • 作者用“眼镜、睾丸、钱包、手表”的检查方式，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只手。
  • 作者对这个结果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还能用幽默的方式面对自己的处境。

幽默在法庭上的作用

• 法庭上的笑声可以缓解紧张气氛，但法官对笑声的态度更为重要
  • 有时候，法官最冷的笑话都能让律师与旁听观众行礼如仪地大笑。
  • 如果上帝有幽默感，那法律有幽默感吗？法律和公共生活中的焦虑可以借由笑声化解吗？
• “笑笑就好”案是言论自由与商标权保护的典型案例
  • “笑笑就好”公司故意且明确地使用“南非酿酒公司”的商标，且还别有用心。
  • 法院的判决认为将种族剥削的形象加诸“南非酿酒公司”受保护的商标对该公司有害，更何况这么做的目的是贩卖T恤以获取金钱利益。
  • 最高上诉法院判决维持对该T恤的禁令。这个判决的效果非常矛盾，一方面“笑笑就好”的品牌一下子打开了国内外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破产危机。
  • 随后，这个案子上诉到了宪法法院。

宪法法院对“笑笑就好”案的判决

• 宪法法院认为“笑笑就好”的行为合法、合宪
  • 讽刺作品自然是有矛盾性的。好的讽刺作品既是原创的，也是寄生的，既是新创造物，也是衍生物。
  • 讽刺作品的确是挪用与模仿，但也包含匠心独具的移花接木。
  • 讽刺作品其实默认了模仿对象的权威性与实际效果。
  • 讽刺作品其实是一种幽默，而非剥削或欺诈。
• 宪法法院的判决考虑了寒蝉效应，以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 一个公正、审慎的观察家在看待这个案子的时候，会先仔细纵览全局，并以宪法尊崇的言论自由价值为经，以商标法提供的财产权保障为纬，然后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讽刺作品对商标所有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是否大于我们需要保护的言论自由价值？
  • 从更重要的宪法观点来看，即使是威胁提出诉讼也可能引发是否有正当性的辩论。
  • 宪法不能规定郁郁寡欢者必须快乐起来。然而，宪法可以防止凝重肃穆之氛围扼杀社会上欢快愉悦的情绪。

理性与判断的差异

• 理性具有强制性，必须服从，而判断则涉及衡量。
• 判断是不同元素间权衡交融，依循特定的公认判准去形成决策结果
  • “我喜欢那幅画”并没有涉及任何判断，而是在陈述一件纯粹主观认定、没什么好争执的事实。
  • “那是一幅漂亮的画”则在表达一个判断，是判决，因为它可以用公认的美的标准来衡量。

判决的形成与影响

• 判决的作成是一项公共行为，将对公众造成影响
  • 判决不能像书评那样单靠个人喜好来作成，但也不纯然是像解数学方程式那样的逻辑推理。
  • 判决是衡量评价的产物，是以公认的标准来对各项因素做权衡轻重。
• 判决是法律社群共同参与的产物
  • 身为法官，我必须让阅读判决的人相信我作成的结果是符合正义的。
  • 我们之间的讨论对话必须有客观的基础。这种讨论必须建立在我们之间对于支配司法过程的规则和价值所形成的共同理解。

判决的包容性与谦卑性

• 包容之心是法官必备的素质
  • 一种不断调适修正的态度，以让法官抛下个人成见好去采纳、吸收这个社群里其他成员的观点。
• 谦卑是制度性的，不是个性
  • 身为人法官，我不认为我们的功能就是提供唯一正解。
  • 在特定时刻的特定案件之中，在追求一个最完备、最恰当的法律解释的漫长过程中，发出最诚实的声音。

判决的公共性与对话性

• 判决的意义其实远远超过解决两造当事人的纷争
  • 宪法法院的决定有助于建立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并且树立我们的民主宪政的特色。
• 判决是向未来无穷无尽的其他判决，有些甚至都还未诞生，一较高下，或是共同形成新的见解
  • 我所依据的判断标准都是经过法律社群反复思考与实践而确立的。

判决的挑战与影响

• 最大的挑战不是法律见解的稳定性，未来不会被推翻，而是判决完成当下所展现无比强大的说服力
  •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角度来思考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伟大的不同意见。他们所代表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法哲学意见，而且是融贯的意见。孤独的不同意见最终成为位居主流的意见。
• 每当我依着我的法律良知撰拟判决时，我想到的总是会阅读到这份判决的同事们
  • 我想象当其他法院的法官和裁决人员在奋力拟判时，或许会读到我的观点，并且能从中获得启发。
  • 我也想到律师或检察官，或许他们会攻击我的论点，以找到有利于他们当事人的主张。
  • 我自己也曾经在大学任教多年，我可以想象法律学者著书立说批判我的观点，与学生讨论，然后也许将我的意见变成教科书的一个脚注。
  • 我特别重视的是学生，他们仍然充满求知欲，且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踪影。
  • 最后，我会想到一般社会大众，扪心自问，法律能为一般人做些什么呢？法律应该用怎样的语言让自己更亲民、更具说服力？

判决的解读与适用

• 法律社群的本质就是一方面在思想上保守，一方面却又求新求变
  • 因此法官必须面对的难题便是他或她要选择作为既定法律原则的拥护者或改革者。
• 每个维持现状或支持改变的判决，都必须充分思考(reasoned)和做出完整的论证(justified)
  • 特别是对法律界长久以来接受的原则和标准提出剧烈修正的判决，在重新定义看待问题的方法时，必须和新宪法所带来的冲击进行强而有力的联结。

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

• 礼仪不只是有礼貌或行为端正而已，礼仪是宪政民主的黏着剂之一
  • 礼仪要求我们对意见不合者心怀宽容，对有所争执者保持敬意。
  • 礼仪与和解共生(ubuntu-botho)密不可分，它深植于我们传统文化之中，也是普遍认为现今民主社会良好运作的必要条件。

禁酒的理由

• 只要政府支持某一特定宗教，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支持，便是实质上侵害了宗教自由
  • 对于一个抱持某种意识形态或信仰的人而言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对抱持不同信仰的人来说，却可能意味着压迫和排挤。
  • 大多数人或主流族群不放在心上的事物，在受其影响的其他人眼中可能会被放大，而且无比的真实、刺痛，且令人窒息。
• 既然这样的禁令其实可以找到非宗教性的正当理由，它将有助于降低双休日的酒精滥用问题
  • 该判决主张，虽然贩卖酒精饮料的禁令限制了非基督徒的宗教自由，然而该限制非常的轻微且间接，相对而言，在周末、连续假日禁酒所能创造的公共利益则非常巨大。

被宗教垄断的婚姻

• “配偶”这个词的原始意思包含了举行穆斯林婚礼的各方
  •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纳入而非排除穆斯林婚礼中的各方才是正确的。
  • 过去法院如果按照一般的方式解读“配偶”这个词，就不会将他们排除在外。
• 歧视性的解释深深伤害了被旧观念与旧判决影响的人
  • 在新宪法之下它不能继续存在。
  • 我们需要全新的法律视野。从最初的灵感到孕育出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范(或称软法)，再从软法到具有强制力的规范，这过程往往跨越数十载。

古特邦案

• 古特邦太太和其他近千人因政府强制驱逐，被迫居住在运动场，生活条件恶劣
  • 古特邦太太和两个小孩、她的姐姐、姐姐的三个小孩住在离开普敦市不远的简陋木屋里。
  • 大约五千人和她们一同住在这个没有干净饮水、没有下水道设施、没人清理废弃物、同时也几乎没有电力供应的环境里。
• 高等法院判决政府在申请平价国民住宅的结果出来之前，必须提供原告临时居所
  • 法院认为政府实际上已经积极达到其提供合宜住所的宪法义务。
  • 法院指出，政府没有满足另一个特殊义务，也就是说，开普敦市政府没有达到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幼童权利。

索布拉曼尼案

• 索布拉曼尼先生因慢性肾脏衰竭请求宪法法院判决公立医院用洗肾设备尽可能延长他的生命
  • 索布拉曼尼先生之前曾经因为状况紧急而在公立医院接受过一个洗肾疗程，但在疗程结束后被告知无法继续下一疗程。
  • 他希望回到公立医院，继续免费洗肾。遭到公立医院拒绝之后，他一状告上法院。
• 宪法法院判决他败诉，理由是宪法法院不应该介入由医疗主管机关做决定的事情
  •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度贫富不均的社会。数百万的同胞生活于极度悲惨、极端贫穷的状态。
  • 如果医疗单位把现有的洗肾设备都用在维持慢性肾衰竭患者的生命上，受惠病人不会比依照现有的指导方针更多，而且治疗的结果也不会更好。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案

• “艾滋病治疗推广运动”提出政府在每个省份里只选两处提供奈韦拉平不仅不合理，且有悖于其宪法义务
  • 这种药物能有效地阻止胎儿在孕妇体内感染病毒，而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药物发放必须有所限制，以等待为期两年的相关管理问题评估。
  • 药厂免费提供该药物五年，安全性也没有问题，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在药房买到奈韦拉平。
• 宪法法院最终的决定可能让不少人权团体失望，因为我们认为政府透过不针对特定人的政策，以满足人民最低限度生活需求，即已履行其最低限度的宪法核心义务
  • 要透过法律诉讼来处理个别案件有其困难，当类似的否决案件越来越多，民众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信心就会动摇，而原本就处于弱势中的群众将更加困苦。
  • 从公众的观点来看，这个案件的主要争议点是在宪法法院怎么面对卫生署的诉讼代理人提出来的主张，亦即，不论我们这些法官的个人观点为何，在宪政制度下都不适合由法官来决定公共卫生政策。

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 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居住、健康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权利
  • 几乎所有现代国家都通过了与居住、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相关的法律，并交由法院执行。
• 宪法是否直接保障民众的居住权可以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而且对与居住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具有指导及拘束效力呢？
  • 南非宪法事实上也阐明，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合宜的住宅，且政府必须在可用的资源下，采取合理的立法等措施，以促进这样的愿景逐步实现。

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

• 司法权在保障社会经济权利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 司法机构在制度设计上本来就是以关照人性尊严为重，因此当可在此面向上发挥作用。
  • 反对由法官来执行社会和经济权利的主要意见认为，法官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 司法权与社会经济权利的关系处理
  • 在决定何谓合宜的居住权时，我们要解决的不只是古特邦太太这个案子，我们同时也要解释宪法中关于社会经济权利(socio-economic rights)的意义。
  • 按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国家在面对人民的居住、健康医疗、食物、饮水和社会安全等权利主张时，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人性尊严与比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 人性尊严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法院的职责是确保人性尊严无时无刻不受到尊重
  • 宪法要求我们捍卫颠扑不破的核心价值，它不仅成为举世共尊的法律理念，更与我国日渐成熟的宪政观念有直接关联。
  • 稳若磐石的基本权利保障提供给宪法一个面对每一个公民时的基本架构。
• 比例原则是衡量政府法规和施政之合宪性的重要工具
  • 比例原则有它的必要性、有它的逻辑、它所要求的证据门槛，以及它下辖的次级标准。
  • 比例原则究竟要如何落实运用，还是要以开放民主社会中所通行的概念为准。

宪法法院在处理权利冲突时的角色

• 宪法法院通过宪法解释和司法审查，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
  • 我们真正的难题不是辨别合法与非法，而是努力调和在开放、民主社会之中必然有的利益冲突。
  • 在制宪之前的年代，我国是议会主权国家，国会主宰一切，没有人可以质疑国会所制定的法令。现在，法官的主要工作变成判断法律是否符合宪法。
• 宪法法院在处理权利限制问题时，必须根据比例原则进行权衡
  • 宪法本身就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因素。根本上，我们必须根据比例原则，针对每一个个案做判断：对权利的限制与其限制手段是否与其所欲保护的公众利益成比例？
  • 在确保特别弱势的族群的权利时，法院将奉行宪法表面文字与内在精神所共同传达的价值。

宪法法院对司法功能的演变的理解

• 宪法法院的建立，标志着司法从诉诸权威的文化走向诉诸理性论证的文化
  • 不论斯卡利亚大法官的想法能否被视为诉诸权威的文化，我国的宪法法院无疑是建立在诉诸理性论证的文化之上。
  • 其意涵对司法的影响甚巨，而宪法法院有责任带领着全体司法工作者去接纳并吸收必要的改变。
• 宪法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宪法精神与文本的融合
  • 宪法的文字和精神不可分割：价值不是用来点缀某法条的华而不实的饰品，每项单一条文也不是独立于其他条文之外，只有在被引用时才发挥效用的。
  • 在一个以价值为本，且具有完备、有活力、能进步的规范性结构的宪政民主体制当中，我们需要一个整合了背景事实、多元利益与价值观念的架构来处理人民对宪法所涵盖的正义的吁求。

作者参加同志大游行的经历

• 作者参加1991年开普敦同志大游行，感受到性倾向歧视的存在
  • 作者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自在，完全地融入了他们之中。
• 作者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
  • 作者认为同性恋婚姻的平等对于一个长期无法享受充分民权的社会而言，是很重要的。
  • 作者认为差异性就是南非的基本特色，我们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将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繁荣壮大。

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会议的经历

• 作者被邀请代表宪法法院和首席大法官出席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会议
  • 首席大法官皮斯·蓝加说他收到“非洲基督徒法律人协会”的信，他们将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会议，所以邀请皮斯参加开幕仪式。
  • 皮斯因为计划前往斐济协助该国处理宪政危机，他问有没有人可以代他出席，最后作者同意代表宪法法院和首席大法官出席该会议。
• 作者在会议上分享了自己对同性恋婚姻的看法
  • 作者认为宪法法院应该尽一切可能寻找与整个国家的人民对话的机会。
  • 作者认为法院判决的目的不是要透过一个二分法的选择，把国人区隔为激进派和反动派、自由派和保守派，更不是要让裂痕更深，造成人民与法院誓不两立。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判决过程

• 宪法法院审理了芙莉女士和蒙思女士的同性恋婚姻案件
  • 芙莉女士和蒙思女士告诉宪法法院一个简单的故事，她们相遇、互相吸引、开始约会，现在已经同居十年了，双方的朋友都把她们当情侣，而她们也决定结婚。
  • 婚姻官认为“丈夫”、“妻子”这两个名词让他无法办理这桩婚姻。这对情侣告上高等法院，碰上了一位算是有同理心的法官，法官同意宪法禁止种种歧视，其中当然也包括对性倾向的歧视，这就跟对身体残障、种族、肤色、教义、国籍、出生、婚姻状况的歧视如出一辙。
• 宪法法院的判决结果
  • 宪法法院的判决指出，对于同性恋配偶，法律并没有给予他／她们与异性恋配偶相同的身份、权利和义务，因此造成了不公平。
  • 宪法法院的判决还指出，既然宪法要求对同性恋婚姻和异性恋婚姻必须有相同的关怀、尊重，那么《婚姻法》自然必须符合这个原则。
  • 宪法法院的判决最后指出，若是国会无法在一年内提出适当的补救措施，“或配偶”一词将自动加入《婚姻法》，并使同性恋配偶可以合法结婚。

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反思

•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社会的影响
  •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代表了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认可和接纳。
  •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能会引发保守派的反对，但也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包容。
•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对法律的影响
  •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要求法律对同性恋群体给予平等的保护。
  • 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能会对传统婚姻观念产生冲击，促使法律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法官的角色与责任

• 法官是赋予法律机器生命的灵魂，良知良能是我们的领航员
  • 我们宣判，我们的工作就是处理文字，并成为我们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说书人。
  • 我们的声音不能是不带个性的神谕，凭着纯粹超然的智慧下达解决人世纷扰的指令。
  • 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要细腻地了解案情之后，发出感同身受的响应。
• 法官的工作并非只是纯粹的理性推论，精辟且令人信服的法律推论必然来自经验
  • 完备的逻辑虽然是思考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 从它与真实生命的汇流之中取得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合议庭的力量与判决的重要性

• 合议庭的力量远大于个别法官的加总，它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独立的动能与独立的文化
  • 我们乐在其中。
  • 历来累积的判决是司法功能的核心，它们彼此是相辅相成的。
• 判决工作并非只是纯粹的理性推论，一个好判决必须是在对以上问题有了透彻理解之后，在具体争议当中，对这两种权利做出平衡的取舍
  • 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平衡了我对体罚的反感。
  • 我会希望，尽管有的人在听到判决时会感到失望，但他们也能知道法院确实有认真严肃地对待他们的信仰。

生命经验对法官判决的影响

• 生命经验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融入了我的法律良知之中
  • 有时候是很明显的，有时候则比较匪夷所思。
  • 它们一方面改变了我服务的宪法法院文化，一方面也被宪法法院文化改变了。
• 法官的职责在于找出问题所在、衡量所有相关因素，以期达到符合比例原则的结果
  • 这样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实务上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的宪法价值。
  • 并需与公众分享获得这个结论的思考过程。

作者的宪法法院生涯及其影响

• 作者被误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但实际上他是宪法法院的一部分
  • 根据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资深官员的说法，宪法法院是想要阻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主席雅各布·祖马成为南非总统的反革命团体之一。
  • 几周之后，为了回应反对声浪，该资深官员表示那段话是被断章取义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重申其对宪法和司法独立的支持。
• 作者认为他的法官人生是精彩、快乐、有建设性的
  • 写书时，我曾希望我能分享我和同事们在会议室的精彩辩论内容，更渴望能描述判决出来之前经历过的多次改变。

古特邦太太的去世及其启示

• 古特邦太太一生未能搬到砖造的房子里，反映出实现社会经济权利的不易
  • 政府在她死后赞扬她的所作所为堪称是无家可归者的斗士，更有无数的报纸社论向她致敬。
  • 但在另一方面，她的家人始终未能被安置在合理的居住环境里。

作者的写作过程及其感受

•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感到孤独、艰辛而劳累，但充满感激之心
  • 写作是孤独、艰辛而劳累的。当一个人发自内心地担起责任，感激之心会特别强烈。
• 作者担心自己是否触犯了什么不成文的法律界禁忌，但得到了同事和法官的认可
  • 为了谨慎起见，我先把书稿寄给几位法官同事。出乎我意料(也掺杂着得意的心情)，大家都对拙作表达了欣赏甚至赞叹之意。
  • 曾经和我在宪法法院共事多年的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大法官读完书稿马上告知我，他认为书中没有逾矩之处。

作者的感谢之情

• 作者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包括家人、同事、法官、法学家、出版社编辑等
  •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在纽约的助理玛佳丽·约翰逊(Majorie Johnson)，以及在约翰内斯堡的法官助理吉姆·威廉姆斯(Kim Williams)、克莱尔·巴拉德(Clare Ballard)、伊曼纽尔·格卢夫(Emmanual de Groof)。
  • 还有许多法学家也给了我宝贵的意见。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厄休拉·本特尔(Ursula Bentele)在每一版的每一个章节都给予我巨细靡遗的帮助。
  • 还有两位在纽约的人士以她们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方式鼓励了我。首先是曾经帮我一位朋友编辑书的德迪·费尔曼(Dedi Felman)。
  • 另一双援手则来自一位保姆，瓦内萨·西普坦博(Vanessa September)。
  •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在纽约的助理玛佳丽·约翰逊(Majorie Johnson)，以及在约翰内斯堡的法官助理吉姆·威廉姆斯(Kim Williams)、克莱尔·巴拉德(Clare Ballard)、伊曼纽尔·格卢夫(Emmanual de Groof)。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核心观点及其面临的挑战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
  • 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最后的人”。
•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未“西化”，出现了许多意识形态“突围”的努力
  • 有东欧转型的“阵痛”；有俄罗斯、委内瑞拉此类国家民主的倒退；有宗教极端主义在很多地区的兴起；有美国向阿富汗、伊拉克“移植”民主的失败；有“中国模式”的崛起。

对《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批评及其回应

• 批评者大多没有读过这本书本身，而只是读过它的标题
  • 他们批评的与其说是这本书本身，不如说是这本书的标题。
• 福山在书中很多地方都准确预测了此类现象的长期性
  • 他并没有否认过这些现象将在“历史终结”之后持续存在。

自由民主制的普遍性与稳定性

• 自由民主制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到冷战结束之后，没有显著的替代方案
  • 今天世界上还存在参差不齐的意识形态，但即使是今天“中国模式”的捍卫者，大多也只是试图论证“中国模式”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合法性原则”加以论证。
  • 我们今天的确还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独裁者，但是，从这些独裁者要么以“民主外衣”来装饰其独裁，要么以“紧急状态”或者“特殊情况”来为其独裁辩护来看，即使是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
• 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
  • 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

自由民主制面临的内部矛盾与挑战

• 自由民主制是否真的能带来平等的、相互的和有意义的“承认”？
  • 如果说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兴起以及民主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受挫代表着“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的话，福山更关注的或者说更担忧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后历史世界”内部的矛盾。
• 自由民主制的衰败将源于它自身的成功
  • 开放性是自由民主制的最大优势，但同时也恰恰是开放性，使其腹背受敌。
  • 自由滋生怀疑，民主滋生反抗，当怀疑和反抗积蓄到一定程度，自由民主制就可能被摧垮，而摧垮它的，并不是其他意识形态或制度的竞争，而恰恰是自由民主制的巨大成就。

对《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总结与评价

•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仍然没有过时
  • 这或许是因为，就其问题意识而言——自由民主理念是否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某种极致——要作出回答，二十年是一个过小的时间尺度，甚至，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都不足以产生确切的答案。
• 我们从这本书的命运所能学到的，无非是在智识判断上的谦卑
  • 如果说将一种源起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是一种傲慢，那么，对政治实践中如此伟大的探险冷嘲热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傲慢？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与修正

• 1989年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历史在自由中达到顶峰
  • 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和苏联宣称的那样，通向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
• 2014年重新审视历史终结论，认为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
  • 俄罗斯是一个以石油美元支撑的险恶的选举型威权政体，对邻国咄咄逼人，试图收回1991年苏联解体时失去的领土。
  • 中国仍是个威权政体，如今更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对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高度关注。
  • 当今世界的问题不仅在于威权政府在发展，还在于许多现存的民主国家运转不良。
  •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盟都遭受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增长乏力和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

民主制度的推广与衰退

•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发生了剧烈变化
  • 在经济方面，世界经济在产出上有了大幅度提升。
  • 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74年整个世界只有35个选举式民主国家，不到整个世界国家数量的30%。到2013年，选举式民主国家已增加到近120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60%还要多。
• 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所下降
  • 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在过去的八年里，民主国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选举的完整性、新闻自由等等)都有所下降。

民主制度的挑战与未来

• 民主化社会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
  • 那些渴望民主化的社会，唯一的大问题就是，它们未能提供人民想从政府得到的实质性内容：个人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以及获得个人机遇所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卫生保健和基础设施)。
• 民主制度面临政治衰退问题，一切制度都会衰退
  • 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它们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的规则，在外部境况发生改变之际，不一定还是正确的。
  • 现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设计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常常被强势的政治行动者把持。
  • 至于技术的进步，它在利益的分配上并无定数。

“历史的终结？”文章的起源和反响

• 文章源于《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
  • 在那篇文章中，我论述了作为一种政体的自由民主制，随着它在近几十年内战胜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关于其合法性的突出共识，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
• 文章引发了大量的评论和争议
  • 批评的形式应有尽有，一些是基于对我原初意图的完全误解，另一些则比较具有洞察力，深入到了我论证的核心。

对“历史”概念的理解

• “历史”指的是把全人类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历史
  • 这样理解的历史，与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G. W. F. Hegel)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的演化及其终点

• 人类社会的演化并不是无限开放的，在人类达成一个能满足其最深层、最基本的愿望的社会形式之后，它就会终结
  • 对黑格尔来说，这个终结就是自由国家，而在马克思那里，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重新考察历史的定向性

• 世界各地看似强大的独裁政府，都在其核心部分显露出严重的缺陷
  • 从拉美到东欧，从苏联到中东和亚洲，强权政府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全面崩溃。
• 自由民主仍是横跨全球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唯一一种一致的政治向往
  • 此外，经济学中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也已经传播开来，并且成功地在发达工业国家和二战结束之际陷入贫穷的一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

现代自然科学对历史方向性和连续性的解释

• 现代自然科学是一个有益的起点，因为它是众所认可的唯一既有累积性又有方向性的重要社会活动
  • 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期间，随着科学方法摆脱人的限定，开始按照自然和自然规律所规定的确定法则发展，人对自然的进一步征服也变得可能。
• 现代自然科学的展开，对于经历它的所有社会产生了一致的作用
  • 第一，掌握技术的国家由此具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同时由于在以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中总是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所有珍视自身独立的国家都不得不重视国防的现代化。
  • 第二，现代自然科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范围。技术使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得以满足无限膨胀的人类欲望。

寻求承认的斗争对历史进程的解释

• 寻求承认的欲望，从一开始就会驱使原始时代的两个战士，为了求得对方对自己作为人的“承认”去做生死决斗
  • 一旦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让其中一个战士屈服，主奴关系就诞生了。
• 黑格尔认为，内在于主奴关系中的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是由法国大革命及更加不得不提的美国革命来完成的
  • 这两场民主革命废除了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区别，让从前的奴隶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并且确立了人民主权和法治两大原则。

寻求承认的欲望对自由民主的影响

• 寻求承认的欲望，就可以将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之间的链条补足
  • 欲望和理性一起足以解释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大部分更为普遍的经济生活。
  • 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人类为自由民主而进行的奋斗，根本而言，这种奋斗源于激情，即人类灵魂中寻求他人承认的那一部分。
• 在自由民主制之下，作为平等者得到承认的合理欲望，取代了那种要求以高于别人得到承认的不合理欲望
  • 因此，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里，由于所有国家都互相承认彼此的合法性，战争的冲动自然会小得多。

对“历史的终结”的探讨

• 如果当代的立宪政府确实找到了一种政体，借此使所有人都得到承认却不会带来暴政，那么，人们确实可以说它是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稳定、最长久的政体
  • 但是，公民在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中所获得的承认，是让他们“完全满足”的吗？
  • 自由民主能够长此以远，还是可能会被不知何时出现的其他选择所取代，首先就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

• 二十世纪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彻底的历史悲观论者。
• 并不存在什么大写的历史——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囊括人类事件的有意义的秩序
  • 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自身的经验表明，未来极有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难以想象的恶。

强权国家的缺陷(I)

• 当前威权主义的危机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ika)或柏林墙的倒塌才开始的
  • 它至少始于十五年前南欧的一系列右翼威权政府的垮台。
• 最终使这些强权国家倾塌的关键缺陷是合法性的缺乏
  • 合法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义或正当；它是一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中的相对概念。

强权国家的缺陷(II)或，在月亮上吃菠萝

• 极权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用以描述苏联和纳粹德国
  • 希特勒和斯大林以极其大胆的社会和政治议程，重新界定了强权国家的含义。
• 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宪法通过两百周年，共产主义最终瓦解，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 自1980年代初，共产主义世界发生了迅速而持续的变化。

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

• 无论是基于“坚如磐石”的政党、军人集团，还是基于个人独裁，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威权主义得以维持强权政府的内在政治凝聚力的严肃观念都已破产
  • 合法权威的缺乏意味着，威权政府一旦在某个政策上遭遇失败，就没有可以求助的更高原则。
• 随着人类日益来到千禧年末，威权主义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双重危机，使意识形态竞争圈内只留下了唯一一种潜在地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民主主义
  • 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最初赋予它们生命两百年后，自由和平等原则已经表明自身不仅是持久的，而且已然复兴。

普世史观念的起源和发展

• 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中探讨了人类历史与动物和植物历史的延续性，以及现代人对其历史道路的洞察力。
• 基督教首次提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并构想了人类共同的命运，为普世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人的兴趣恢复为思想提供了新的历史视野，而科学方法的确立则推动了现代进步观念的发展。
• 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的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对普世史的撰写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的作品为后来的普世史撰写奠定了基本框架。

历史具有方向性的证据和机制

• 所有或绝大多数社会都按照某种一致的方向演进，还是说这些社会的历史要么在循环，要么完全行进在任意的道路上？
• 如果历史永不会重复自身，那么就必定有一个稳定一致的机制或一套历史原动力，规定着历史按一定的方向演进
  • 循环史观或任意史观并不排除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以及发展的一定规则性，但是，它们并不寻求历史因果的唯一原动力。
  • 它们还必须包括一个断代(de-generation)的过程，借此彻底清除关于早前成就的意识。
• 现代自然科学是历史方向性的关键
  • 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性展开，使人们理解了历史演进的许多具体细节。

现代自然科学如何导致历史方向性

• 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性展开，使人们理解了历史演进的许多具体细节
  • 为什么在汽车和飞机被发明出来并作为代步工具前，人们的出行工具是马车和火车。
  • 为什么后来的社会比先前的社会更加城市化。
  • 在工业社会中，现代政党、工会或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取代部族或部落成为集团忠诚的主轴。
• 现代自然科学通过确立变动不居的生产力范围，规定经济发展的方向
  • 这一技术范围展开的方向，与一种日益合理的劳动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通讯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改进——道路建设、船舶和港口的发展、铁路的发明等等——使市场的扩张得以可能，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通过劳动组织合理化实现经济的规模化发展。
  • 合理的劳动组织，必然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某种协调一致的大规模变革。

历史方向性的可逆性

• 尽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很好地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也还有许多其他现象——比如特定社会所选择的政体形式——要解释起来就非常困难。
• 人们随即就会追问，现代自然科学何以当此？科学的内在逻辑或许能够解释它为什么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科学自身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要追求科学
  •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不仅是因为人们对宇宙好奇，也是因为科学满足了人们的安全需要，以及无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的欲望。
  • 现代公司之所以供养着研发人员，并不是出于对知识的抽象的爱，而是为了赚钱。
  • 经济增长的欲望似乎是今日所有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但是，如果人不只是一种经济动物，那我们就会认为，上述解释是不完整的。
• 目前，对于现代自然科学所蕴含的历史方向性，我们还没有给予任何道德或伦理评价
  • 应当承认，劳动分工和日益发展的官僚化，对于人类的幸福意味着什么，根本而言仍不清楚。
  • 目前，我们根本没法毫无负担地认定，现代科学提升经济生产力的能力，让人们比过去更道德、更幸福或过得更好。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否有可能通过拒斥科学方法或因科学方法的丧失而逆转历史的方向

• 对技术和合理化社会的有意拒斥，在现时代的诸多群体中可以见到
  • 从十九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到1960年代的嬉皮运动，再到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
  • 目前，技术文明最为清楚有力的反对者来自环保运动。
• 尽管个人和小团体可以“回归自然”，辞去投资银行家或房地产开发商的工作，到阿迪朗达克山(Adirondacks，编按：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北部，多湖泊和森林，风景秀美，是著名的夏季疗养地和旅游地)的湖边生活，但是，如果全社会都拒斥技术，则意味着欧洲、美国和日本整个脱离工业化，而作为结果，它们会转变为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
  • 那样的话，或许会少一些空气污染和有毒废弃物，但同时也少了现代的医疗和通讯，少了计划生育并因此少了性解放。
  • 大多数人与其说从新需要的循环中解脱了出来，不如说重新过上了一种贫农生活，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着令人腰酸背痛的没有尽头的循环劳动。
• 即使这些极端的情形，似乎也不可能打破技术对人类文明的控制，也不可能摧毁科学复制自身的能力
  • 其理由仍在于科学与战争之间的关系。
  • 人类在大灾难之后对现代自然科学的依赖甚至会增强，如果它在本性上也是生态的话，因为技术可能是使地球再次适于人类居住的唯一方式。

现代自然科学的逐步展开产生了一种方向性的历史

• 技术和合理的劳动组织是工业化的前提，而工业化又带来了城市化、官僚化、大家族关系和部族关系的解体、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社会现象。
• 现代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支配在任何可预设的情形下，哪怕是最极端的情形下，都不大可能被倒转。

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

• 资本主义被证明能够比中央计划经济更有效地开发和使用技术，适应变化迅速的全球劳动分工状况
  • 工业化不是国家借以突然推进到现代化的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连续演进过程。
  • 技术革新和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使经济的各个层面对技术知识的要求大大增加。
  • 对于所有追求“后工业化”的工业经济而言，决策权下放和市场化是不可避免的演进方向。
• 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成功地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也无法有效地把新技术融入生产过程
  • 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管理人员就必须掌握关乎其决策效果的足够信息，即由市场决定的价格。
  • 现代经济极其复杂，中央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无论技术如何先进，都没有能力管理。
  • 中央计划经济破坏了人力资本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工作伦理。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不仅对于发达工业国家，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都不再有吸引力

• 那些重复着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德国和日本经验的亚洲新工业化经济体，已经表明经济自由主义可以让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赶上甚至超过先行的现代化国家
  • 亚洲经济的成功，除了给亚洲国家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外，还成就了另外一个有益效果，它埋葬了像依附理论这类自我拆台的观念。
  • 战后亚洲的经验表明，恰如早前的自由贸易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后起的现代化国家相对于早已确立的工业强国而言实际上是有优势的。
• 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依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能快速地进行资本积累，“理性地”把国家资源用于“均衡的”工业发展
  • 苏联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完成这一过程，是通过公开运用恐怖手段剥削农业地区完成的。
  • 在那些连煤炭和钢铁时代都仍是梦想的穷国看来，苏联在信息时代的技术落后这一事实，还远不如它在仅仅一代人时间里就创造了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令它们印象深刻。

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

• 稳定的民主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经验相关性。
• 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的类似联系也可以在亚洲看到
  • 如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

已然回答的老问题

• 现代自然科学提供了一个逐渐展开的机制，它让我们看到，过去几个世纪的人类历史既是有方向的，又是连贯的
  • 除非人类想要利用科学征服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确保自己免于危险，“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本身并没有力量。
  • 就其自身而言，科学(不论是以机器生产的形式还是以合理的劳动组织的形式)所规定的，仅仅是为基本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技术可能性范围。
  • 而推动着人们去开发这些可能性的，是人的欲望：不是满足有限的“自然”需要的欲望，而是其可能性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的、极富弹性的欲望。
• 要是我们关于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解能够成立，历史循环这样的观念就难以站得住脚
  • 这并不是说历史不会重复。
  • 那些注意到古代某些大国的周期兴衰并把它们与当代的大国进行比较的人，也不会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 但是，只要我们明了在历史的重复之间存在着记忆和运动，那么某种长期存在的历史模式的重现，与一种方向性的、辩证的历史就不矛盾。
• 尽管大屠杀的恐怖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但是，仅仅援引大屠杀不足以终结关于历史中的进步或理性问题的讨论
  • 现在有一种倾向，不愿意理性地讨论大屠杀的历史原因，这在很多方面与反核分子不愿理性地讨论核武器的威慑力或战略应用很相似。
  • 这两种情形都隐藏着这样一种忧虑，即“合理化”会使种族屠杀变得习以为常。
  • 那些把大屠杀看作现代性的主要事件的作家都认为，它不仅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同时是潜藏于所有社会表面下的普遍之恶的显现。
  • 但是，其中的两种说法不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邪恶事件，那它必定有同样独一无二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我们不认为会轻易地在不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重现。
  • 因此，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当作现代性的必然。
  • 另一方面，如果它是普遍之恶的显现，那么它就成了虽然可怖却司空见惯的民族主义泛滥现象的一种极端形式，而后者可以减缓历史列车的速度，却无法使之脱轨。
• 大屠杀既是独一无二的邪恶，也是德国在1920至1930年代期间汇集的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条件的产物
  • 这些条件不仅在最发达的社会根本不会出现，而且将来在其他社会中也难以重现(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 其中许多条件，比如长期残酷战争的失败和经济衰退，确实司空见惯，而且可能会在其他国家重现。
  • 但是其他一些条件则与当时德国特有的思想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反物质主义和对斗争与牺牲的崇尚，从而使德国大大不同于有着自由传统的法国和英国。
  • 这些传统绝不是“现代的”，它们曾在普法战争前后得到过验证，那时德意志帝国实行过度保护主义的工业化政策，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调。
  • 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来理解，纳粹主义是“转型病”的另一个极端变种，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但绝不是现代性本身的必然成分。
• 斯大林主义或纳粹主义是社会发展的疾病，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对它们的穷凶极恶视而不见，也不是对它们的受害者缺乏同情
  • 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指出的那样，1980年代自由民主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的事实，对于大多数在过去的一百年里被极权主义夺去生命的人而言，毫无意义。
• 此外，他们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他们的痛苦无法补偿，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对历史是否有一个理性模式这一问题无话可说
  • 人们普遍期望，如果能有一种普世历史的话，那它必定能起到世俗的自然神学的作用，即能够根据历史的最终目的，对一切存在之物作出合理说明。
  • 然而，没有哪种普世历史能够合理地满足这样的期望。
  • 一开始，这样的思想构建就意味着对历史细节和纹理的高度抽象，因而最终几乎必然会忽略构成“史前史”的整个的人和时代。
  • 我们构建的任何普世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无法对那些经历过的人而言极为真实的许多事件给出合理说明。
  • 普世历史仅仅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无法取代上帝的位置，给历史上每一个受害者带来个人救赎。
• 同样，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像大屠杀这样的中断，无论有多恐怖，都无法抹消如下明显的事实：现代性是一个连贯一致的强有力整体
  • 中断的存在，丝毫不会影响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会有极端相似的体验。
  • 没有人能够否认，二十世纪的生活在许多基本方面都不同于此前所有时代的生活，那些惬意地生活在发达国家中却嘲笑抽象的历史进步观念的人，都不愿意回到过去生活，实际上，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人类早前时代的代表。
  • 一个人完全可以承认现代性让新的邪恶有了存身之地，甚至可以质疑人类道德进步的事实，但仍可以继续相信存在着一个方向性的、连贯性的历史进程。

不存在没有民主人的民主

• 历史的经济解释把我们带到了自由民主这块应许之地的门口，却没有把我们完全送到里头
  • 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或许带来了一些大规模的社会变迁，比如部族的农业社会向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城市社会转型，从而在某些方面为民主的到来创造了物质条件。
  • 但是，这一过程无法解释民主本身，因为一旦我们更深入地考察这一过程，就会发现民主制度几乎从不是出于经济理由被选择的。
• 不存在没有民主人的民主，也就是说，若没有一个向往民主、塑造民主且受民主塑造的具体的民主人，就不会有民主
  • 最初的两大民主革命，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发生在工业革命正在英国进行之际，那时，这两个国家都还没有在经济上实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化”。
  • 因此，这两个国家选择人权并没有受到工业化过程的影响。
• 一部基于现代自然科学不断展开的普世历史，只对从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方法发现以来大约四百年的历史有效
  • 然而，无论是科学方法，还是驱使人们竭尽全力去征服自然并使之服务于人类目的的人类欲望的解放，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出自笛卡尔或培根的笔端。
  • 一部更完整的普世历史，哪怕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代自然科学的，也必须理解科学以及位于经济人欲望背后的那种欲望的前现代起源。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对历史终结的理解

• 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不是现代自然科学，亦非赋予其力量的日益膨胀的人类欲望，而是一种完全非经济的驱动力，即寻求承认的斗争
  • 黑格尔的普世历史不仅完善了我们只勾勒出轮廓的机制，而且为我们带来了对人的更宽广的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而使我们得以理解中断、战争和突然打破经济发展的非理性，这些都是实际的人类历史的特征。
•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通过矛盾而向前发展
  • 世界某个地区出现的某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其本身也包含着内在矛盾，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其自身灭亡，从而为不同且更成功的形式所取代。

历史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

• 如果我们当代的自由民主社会秩序存在着矛盾，我们期望历史继续下去，进而产生一种新的更高的秩序
  • 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不同政权或不同社会组织形式之间的一场对话或竞赛。
  • 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的发展之后，都向着自由民主这个唯一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演进或汇聚，如果不再出现可以替代自由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如果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里的人们没有对他们的生活表达激烈的不满，那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对话达成了一个最终的明确结论。
• 如果我们从一个超历史的人的概念出发，来判断现存自由民主制度是否恰当
  • 我们将诉诸对于人性的理解，即那些尽管不会一直可见但始终具有的人之为人的品质，由此来衡量当代民主国家是否满足这个标准。

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

• 人的每一个欲望，最终和“承认”的欲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人的实在性赖以“确认”的生命危险，就是为了这一欲望所冒的危险。
• “寻求承认的斗争”是理解人类动机的重要视角
  • 现代自然科学所产生的机制对于历史进程的解释，依然是片面的，因而最终无法令人满意。
  • “寻求承认的斗争”这个概念跟政治哲学一样古老，指的是一种与政治生活本身相关联的现象。

黑格尔对寻求承认的斗争的理解

• 黑格尔认为人是自由的和未确定的，因此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创造自己的本性
  •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描述了一个生活在历史开端处的原始的“最初的人”，他的哲学功能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自然状态中的人”毫无区别。
  • 这个“最初的人”是一个原型人，拥有公民社会和历史过程开始前就已具有的基本人类属性。
• 黑格尔的“最初的人”与动物共有一些基本的自然欲望，但他不仅欲求真实的、“实在的”对象，而且还欲求完全非物质的对象
  • 他欲求他人对他的欲求，也就是为他人所需要或所承认。
  • 他不仅需要他人的承认，而且要他人把自己当作一个人来承认。

寻求承认的斗争在现代社会中的体现

• 现代社会中，人们寻求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舒适，还寻求尊重和承认
  • 人们寻求的不只是物质上的舒适，还寻求尊重和承认，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某种价值和尊严。
• 寻求承认的欲望是自由经济与自由政治之间缺失的环节
  • 随着发达工业化而来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教育领域中的变革，似乎释放出了寻求承认的要求。
  • 正是这种非经济的、非物质的动力，才能解释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人们，不仅要市场经济，还要民治民享的自由政府。

寻求承认的斗争与历史终结的关系

• 寻求承认的欲望构成了衡量人类制度的适当性的标准
  • 科耶夫认为我们处在历史的终结处，这一主张正确与否，则在于当代自由民主是否充分满足了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
• 寻求承认的斗争可能需要上万年甚至更长的历程，但是在科耶夫那里，就像在柏拉图那里一样，它是灵魂的一个构成部分。

冷酷怪物中的最冷酷者

• 尼采批判国家为最冷酷的怪物，它说谎并偷窃民族的信仰和爱
  • 自由民主在伊斯兰教世界外被视为最合理的政府形式，但许多国家面临向民主转型的困难。
  • 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不完全一致是自由民主未能普遍化或保持稳定的根本原因。
  • 文化作为抵抗形式，构成民主化的障碍，包括民族认同感、宗教、社会平等和公民社会习性等。
  • 尽管存在文化障碍，但自由民主的成功和稳定依赖于非理性的激情和对国家的爱。

工作的激情起源

• 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本质
  • 亚当·斯密认为，国与国之间财富差距的主要根源是政府政策的明智与否。
  • 人们觉得，政策上的差异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文化也会以某些重要的方式影响经济行为。
  • 在当代世界，谈论“民族性格”似乎不能让人接受，但任何一个在国外旅行过或居住过的人都必定注意到，各地的人对于劳动的态度深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
  • 除了人均收入这种衡量经济成就的显著标准之外，不同文化对于劳动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比较起来也有许多微妙的差异。
  • 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本质上是一种不愉快的活动，人们之所以从事劳动完全是为了劳动创造物的效用。
  • 相映成趣的是，“工作伦理”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劳动方式和投入程度上的差异是由文化和习俗决定的，因此在某些方面与激情相关。
  • 事实上，许多关于工作伦理的经验研究都认为它们有效用之外的起源。
  • 韦伯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早期的企业家毕生致力于积累财富，却似乎对消费这笔财富几无兴趣。
  • 在其他文化中，人们也找到了与“新教伦理”类似的宗教思想，可用以解释其经济的成功。
  • 以上说的是宗教信仰促进经济发展或使之得以可能的情形，与此相反，也有许多宗教和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的情形。
  • 因为考虑到类似印度教要对贫穷加以神圣化的例子，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经认定，宗教是在工业化影响下必将衰落的“传统文化”之一。
  • 人们可以反驳说，无论这种工作伦理在欧洲和日本有什么样的宗教起源，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它们如今完全丧失了各自的精神来源。
  • 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出于天职”而工作，而是像资本主义法则规定的那样，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理性追求而劳动。
  • 资本主义工作伦理与其精神根源的分离，以及强调即时消费的合法性和可欲性的文化的发展，已经让很多观察家预言工作伦理会急剧衰退，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主义本身的弱化。
  • 尽管如此，在同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视理性的自利为理所当然的国家之间，对待工作的态度仍有重大差异。
  • 这种极度发达的群体意识在其他亚洲国家也很典型，但在欧洲则很少见，而在美国则几乎完全没有，因为在那里，终生忠诚于一家公司这种观念常常被认为完全无法理解。
  • 不过，在亚洲之外，也有某些有助于维持工作伦理的群体意识。
  •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崩溃告诉我们，在激发一种浓厚的工作伦理上，某些形式的群体意识要比个体的自利差多了。
  • 但是，某些成功的亚洲和欧洲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在那些实行具有个人激励网络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位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的个体自我利益，对某些群体利益而言可能是一种低劣的动机来源。
  • 文化影响一个国家确立和维持政治自由主义的能力，同样，文化也影响一个国家运行经济自由主义的能力。
  • 众多国家对政治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的广泛接受，并不会消除它们基于文化而形成的差异，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斗争趋于缓和，这些差异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不满的帝国与顺从的帝国

•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无论是促进还是制约，都有可能会成为普世史进程的障碍
  • 现代经济——现代自然科学规定的工业化过程——正推动着人类的同质化，并在这一过程中毁灭着广泛多样的传统文化。
  • 如果经济同质化的过程停滞下来，那么，民主化过程也将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 尽管当前显然没有取代自由民主的系统方案，但是，一些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新型威权或许会在未来宣称自己存在的权利
  • 这些制度如果出现，必定是出自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群体：一种是尽管努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却因文化原因而经历长期的经济失败的民族，一种是在资本主义游戏中取得非凡成就的民族。

“现实主义”的不现实性

•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不安全、侵略和战争是国际体系的永恒可能性，源于人性，无法因社会形式改变
  • 一切现实主义理论都始于这样一个假设：由于国际秩序不变的无政府性质，不安全可谓国际秩序的普遍的永恒特征。
  • 由于缺乏国际主权，每个国家都可能受到其他任一国家的威胁，而且，除了拿起武器自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消除不安全因素。
• 纯粹的现实主义试图仅从国家体系结构推导战争可能性，但忽略了人类社会多样性
  • 历史上的国家体系难以获得和平，表明国家寻求的不只是自我保存，还有价值或尊严的承认。
  • 国家不是简单追求权力，而是追求合法性概念下的目的，合法性概念随时间变化，现实主义回避了历史。

民族利益

• 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现象，因为它用相互平等的承认取代了主奴关系
  • 但它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它只把承认扩展到特定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成员身上。
  • 不过，它具有比世袭君主制更民主、更平等的合法性，其中全体人民都可以说是世袭遗产的部分。
• 民族主义者寻求获得承认的尊严并不是普遍的人的尊严，而是他们群体的尊严
  • 其他群体也会寻求对自身尊严的承认，于是这种承认的欲求就可能导致群体之间的冲突。
  • 因此，民族主义完全可以取代王朝野心和宗教野心成为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恰恰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走向太平洋联盟

• 在那些并非自由民主的国家之间，强权政治仍十分盛行
  • 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和民族主义出现得相对滞后，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与工业化的民主国家有着显著差异。
  • 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后历史的部分，一个是仍处于历史中的部分。
• 后历史世界与历史世界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速变化之中，因而很难划定
  • 苏联正在从一个阵营向另一个阵营过渡；它的解体将使一些后继国家成功地向自由民主过渡，而另一些后继国家则不会成功。
  • 中国自经济改革之后，外交政策可以说日益布尔乔亚化。
• 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互不信任、互相惧怕，尽管彼此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日增，但是，实力依然是它们相互关系的ultima ratio(最后手段)
  • 作为世界如何运行的一种诊断性(descriptive)模式，现实主义留下了太多缺陷。
  • 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有不安全感和权力最大化的行为，这种判断经不起仔细推敲。

在自由王国里

• 亚历山大·科耶夫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因为普遍同质国家中的相互承认满足了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
  • 然而，自由民主社会仍存在不平等，如经济不平等和职业尊严差异，这些不平等可能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
  • 左派批评自由社会未能实现普遍相互承认，而右派批评平等承认的目标本身，认为人类天生不平等。
• 未来左派可能以自由主义外衣从内部转变自由民主的意义，而右翼可能利用自由民主的平等承认原则来加剧社会不平等
  • 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挑战了传统的人性理解，可能导致权利扩展到动物和其他自然存在，进一步威胁自由民主。

没有胸膛的人

• 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尊严丧失问题，认为人的自我价值感与道德信仰紧密相关
  • 黑格尔认为普遍同质国家通过使奴隶成为主人，调和了主奴关系中的矛盾，实现了普遍承认。
  • 卡尔·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普遍承认观念，认为经济阶级的存在使这种情形不可能出现。
• 尼采认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目标一致，即实现一个体现普遍承认的社会，但他质疑普遍化的承认是否值得追求
  • 尼采认为最后的人本质上就是得胜的奴隶，自由民主国家代表着奴隶的绝对胜利，民主社会中的人完全由欲望和理性组成。

自由与不平等

• 对于我们中那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来说，很难沿着尼采的思路走下去
  • 尼采是民主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合理性的一位公开反对者。
  • 我们乐意接受尼采的许多敏锐的心理学识见，即使我们拒斥他的道德观。
• 长期来看，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被从内部颠覆，要么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要么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
  • 一个文明，如果沉湎于不可收拾的平等意识，狂热地寻求消除不平等承认的一切形式，就会很快陷入自然本身所设置的限制之中。
  • 另一方面，甚至在我们这个平等的、民主的世界中，也会秘密地保留一定程度的优越意识。

十足的权利与非十足的义务

• 尽管竞选总统或攀登珠穆朗玛峰可能会吸引某些满怀野心的人，但是，当代生活中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生活领域能为人的承认欲望提供更常见的满足
  • 这个领域就是社群(community，译按：或译为共同体)，即次于国家层面的社团生活。
  • 托克维尔和黑格尔都强调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认为它是现代国家中公共精神的核心。
• 私人社团的生活比一个大的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能更直接地令人满足
  • 国家的承认必定是非人格化的；相反，社群生活则包括更加个人化的承认，它来自与自己有着共同利益乃至往往有着共同价值、宗教和族属等的人。
  • 一个人每天都可以为自己是某个社团的成员而感到骄傲，比如激进工会、社区教会、禁酒联盟、女权组织或抗癌协会，每一个社团都以个人的方式对其成员加以“承认”。

无边的精神之战

• 社群生活的衰落可能导致人们成为安逸自足的最后的人，缺乏追求更高目标的激情，或者退化为最初的人，为了名誉进行流血斗争
  • 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优越意识缺乏积极有序的发疏渠道，可能导致它以一种极端病态的形式重现。
  • 人们对和平繁荣的厌倦可能导致他们为了摆脱无聊而斗争，甚至针对和平与繁荣、针对民主展开斗争。
• 现代自由主义的方案是，力图把人类社会的基础从激情转换为更加安全的欲望，但这也可能导致优越意识的重新解放
  • 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而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译介被两种趋势支配：开放性和封闭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概述

• 《政治秩序的起源》是一本“侦探小说”，试图整合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找到政治发展的脉络
  • 福山从生物学的成果到各大洲地理风貌的不同，从部落文明的特点到宗教的政治影响，从历史发展的经济基础到各个社会不同群体的博弈纵横，试图把近年来生物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进展整合到一个问题框架中来。
• 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对政治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
  • 福山认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是三者之间的平衡。

福山对“国家建构”的强调及其意义

• 福山认为“国家建构”是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对比较政治史的讲述，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 福山将“国家建构”理解为政府的统治能力，包括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持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能力。
  • 福山将中国作为坐标的原点，追问为何其他文明没有复制这一模式。
• 福山对现实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变化，认为国家能力的薄弱令民主化过程常常成为失序化过程
  • 在福山眼中，印度公共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赤字问题的困境，都是民主制里国家能力欠缺的表现。

福山对“国家建构”与“民主”关系的看法

• 福山对“国家建构”的强调是情境性的，而不是原则性的
  • 福山认为，目前，在世界上许多转型国家和民主国家，国家能力的欠缺导致诸多政治问题，所以应当强化国家能力。
  • 但就中国的政治传统而言，福山认为“国家能力过强”，而“法治与问责不足”。
• 福山对“社会因素”的警觉并非站在国家的角度敌视社会
  • 福山试图解释英国道路(问责制政府)与法国道路(弱专制主义)更不用说俄罗斯道路(强专制主义)的不同时，他诉诸的解释因素恰恰是社会力量的强大和团结程度。

对“国家建构”的适度把握

• 强调“国家建构”，矫枉可能过正，如何把握国家能力的“度”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难题
  • 一定程度的国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发展的前提，但是一定程度的法治和问责也是国家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 只有当国家能力这种“工具”服务于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时，我们才能把它视为褒义的“政治发展”。
• 在制度选择问题上“重新带回国家”，一定程度上，福山过去二十年的个人思想史反映了西方知识界的思想史走向
  • 冷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势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思想上的回应，而不仅仅是用历史必然性来“一言以蔽之”。

第三波民主化的兴起与衰退

• 第三波民主化从1970年到2010年，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经历一次高涨
  • 1973年，世界151个国家中，被“自由之家”评估为自由国家的仅45个。
  • 到了下一代，人们亲眼目睹巨大的政治变化。民主制和市场导向的经济，在中东阿拉伯之外的世界各地蓬勃兴起。20世纪90年代后期，约有120个国家——占世界独立国家总数的60%——成为民主制。
•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则出现“民主衰退”，参与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约有五分之一，不是回复到威权主义，就是看到其民主制度遭受严重侵蚀
  • 自由之家提及，2009年是世界自由程度连续下跌的第四年，这是其自1973年创办自由度测评以来的首次。

政治焦虑的四种形式

• 第一种焦虑，取得民主进展的某些国家出现彻底逆转
  • 如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
• 第二种焦虑，那些似乎走出威权政府的国家，却又陷入政论家托马斯·凯罗塞斯所谓的“灰色地带”
  • 苏联的许多继承国家，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即如此。
• 第三种焦虑，无关乎政治制度能否走向民主化或保持民主化，而关乎它们能否向民众提供所需的基本服务
  • 拥有民主制度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其治绩的优劣。未克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可能是民主制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 第四种政治焦虑与经济有关，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证明是高效的
  • 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政策，亚洲人口的大部已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全球性资本主义仍未找到避免大幅波动的良方，尤其是金融业。金融危机定期折磨全球的经济增长。

政治衰败的迹象

• 政治制度的发展通常是缓慢和痛苦的，必须经历漫长岁月
  • 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组织起来，以征服自己所处的环境。政治制度一旦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便会发生政治衰败。
• 美国政治制度可能正面临其适应能力的重大挑战
  • 美国制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集中的政治力量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构成了朝不虑夕的危险。因此，美国宪法设有广泛的相互制衡，使政府的某些部门得以防范其他部门的暴政。
  • 美国现在面对一系列巨大挑战，大部分与其长期财政困境有关。过去一代，美国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宽松的信贷，以及家庭和政府的超支，无疑是雪上加霜。长期的财政亏空和对外负债，威胁美国在世人眼中的国力根基。

无政府幻想的破灭

• 我们对未来的甚多焦虑，如俄罗斯退回威权、印度腐败、发展中国家政府衰败、当代美国政治受制于既得利益者，均可用一条共同线索串起，那就是如何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
  • 这么明白的道理，看上去像是任何四年级小学生都认可的。然而，想得更深一步，这又是很多聪明人迄今尚没弄清的。
• 制度是必要的，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 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基本政治秩序。

达到丹麦的比喻及其问题

• 本文探讨了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问题，提出了“达到丹麦”的比喻，即借鉴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 然而，文章指出，这一想法存在问题，因为制度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且受文化价值影响。

中国第一：国家形成的范本

• 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
  • 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

自然状态的理解

• 西方哲学传统中，自然状态是理解正义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议题，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础
  •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天生是政治的，而霍布斯、洛克、卢梭则认为人类天生不是社会性的。
  • 霍布斯认为人类最深刻、最持久的害怕是暴毙，因此人类同意放弃随心所欲的自由，以换取他人尊重自己的生命权。
  • 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起源于冶金、农业、私人财产的发展，而霍布斯、洛克、卢梭则认为人类一开始是隔离中的个体，社会是非自然的。
  •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从没经历过隔离时期，人类的灵长目先驱，早已开发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技巧。

黑猩猩政治与人类政治发展的关系

• 人类和黑猩猩，都进化自同一的类人猿祖先，表现出相似的社交行为
  • 黑猩猩群体中的雄性老大(Alpha Male)，并不生来如此，像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头人一样，必须借建立同盟来赢得。
  • 雄性或雌性黑猩猩在等级组织中，一旦取得各自的统治地位，便行使权威——即解决冲突和设定等级规则的权力。
  • 黑猩猩似乎懂得，它们被企盼遵循社交规则，但不总是照办。如违反群体规则或违抗权威，它们会流露像是犯罪或困窘的感觉。

唯独人类

• 人类的智力和认知力，总被认为是我们人类身份的关键
  • 人脑如此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为了与人合作，是为了与人竞争。
  • 早期人类中出现的语言，为改进合作和发展认知力，提供了大好机会。
  • 语言的发展，不仅允许短期的行动协调，还令抽象和理论成为可能，这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关键认知力。
  • 制造心智模型的能力，将原因归于冥冥中的抽象概念，这就是宗教出现的基础。

红脸野兽

• 人类之遵循规则，主要植根于情感，并不依靠理性过程
  • 人脑培养了情绪反应，犹如自动导航装置，以促进社会行为。
  • 规范受到侵犯时，如陌生人费尽心思羞辱我们或团体分享的宗教礼仪受到嘲笑或忽视，我们会感到愤怒。
  • 人类也将情感投入后设规范(metanorm)，即如何恰当地阐述和执行规范。

寻求承认的斗争

• 规范被赋予内在价值后，便成为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所谓“寻求承认的斗争”的目标
  • 寻求承认的欲望，截然不同于经济行为中获得物质的欲望。
  • 人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力，其寻求的承认不同于灵长目。
  • 我们今天把寻求承认称作“身份政治”。

政治发展的基础

• 人类虽然自私，但却是理性的，如经济学家所称的为自利而学会互相合作
  • 人享有抽象和理论的能力，以心智模型探究因果关系，又偏爱在无形或非凡的力量中寻找因果关系。
  • 人倾向于遵循规范，以情感为基础，而不是理性。
  • 人渴望获得他人的主观承认，或对自己的价值，或对自己的上帝、法律、习俗、生活方式。

进化与迁移

• 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
  • 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
  •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

人类社会进化的事实和性质，以及相关的争议

• 早期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第二动力，来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出版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以及其自然淘汰理论的进一步阐述
  • 将生物进化原理应用到社会进化上，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在20世纪初所作的，在逻辑上讲得通。
  • 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都要参与生存竞争，优秀的得以支配低劣的。
• 进化理论中褒贬和种族的特色，酿成20世纪20年代的逆反回潮，至今仍在影响世界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部门
  • 优秀的人类学家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主张，人类行为受到社会彻头彻尾的改造，并不植根于生物学。
  • 博厄斯还认为，早期社会的研究需摒弃对各式社会组织的高低评估。

史前阶段

• 人类学家如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莫顿·弗莱德(Morton Fried)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各式社会在复杂、规模、能源使用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升级
  • 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人类群体都经历所谓的“特别进化”，以适应他们所占居的生态环境，其结果便是社会形式的多样化。
  • 对社会组织的普遍问题，不同社会往往采取类似的应对方法。由此表明，相交相汇的“普遍进化”在生效。

家庭和族团层次的组织

• 族团层次的社会高度平等，其主要差别仅在年龄和性别上
  • 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打猎，女人采集，繁衍一事自有天然分工。
  • 族团内，家庭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别，没有永久领袖，也没有等级制度。
• 族团层次的社会围绕核心家庭而建，通常奉行人类学家所称的异族通婚和父系中心(patrilocal)
  • 女人嫁出自己的社会群体，搬到丈夫的居所。
  • 这种习惯鼓励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基因的多样化，创造群体之间发生贸易的条件。

从族团到部落

• 农业的发展使人类从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层次成为可能
  • 新兴的产粮技术促使人口繁密，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
  • 部落社会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分支式社会以添加新的支系而获得扩展。

祖先和宗教

• 部落社会中，宗教生活和亲戚关系紧密相连
  • 祖先崇拜是特定的，不存在整个社群都崇拜的神。
  • 你只对自己祖先有责任，对你邻居或酋长的祖先则没有责任。
• 部落社会中，以宗教信仰形式出现的思想，对社会组织有极大影响
  • 对先祖的信仰得以凝聚众人，其规模大大超过家庭或族团层次。
  • 该“共同体”包括的，不仅是宗族、氏族、部落现有成员，而且是祖先和未来后裔的整条绳子。

宗教和权力

• 军事上，部落社会远比族团层次社会强大
  • 一获通知，他们可动员数百乃至数千名的亲戚。
  • 第一个以祖先崇拜来动员大量亲戚的社会，很可能享有对付敌人的巨大优势。
• 宗教在促进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 人们要问：部落组织是既存宗教信仰的结果呢？抑或，宗教信仰是后添的，以加强既存的社会组织？
  • 很多19世纪的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涂尔干，都相信后者。

亲戚关系和私人财产

• 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
  • 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宗教和社会的。
  • 沦为殖民地前的部分非洲，其亲戚团体受土地的束缚，因为他们祖先葬在那里，就像希腊和罗马人。
• 部落社会中，财产有时由部落集体拥有
  • 历史人类学家保罗·维诺格拉多夫(Paul Vinogradoff)如此描绘凯尔特部落(Celtic)，“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依亲戚关系而聚居(父系家族)。他们集体拥有土地，其地界往往与村庄边界不同，像蜘蛛网分布在不同定居点”。
  • 集体拥有并不表示集体耕耘，像20世纪苏联或中国的集体农庄，个别家庭经常分到自己的耕地。

法律和正义

• 部落社会只有软弱的中央权威——头人或酋长，因此，其强制他人的能力远远低于国家
  • 他们没有现代法律制度中的第三方执法。
  • 血亲复仇是部落社会的规则，发生于违反法律之后，以获补偿。
• 如何实施血亲复仇，又有一套规则
  • 遇害努尔人的亲戚，可以追缉作案者和作案者的男性近亲，但不能碰作案者母亲的兄弟、父亲的姐妹、母亲的姐妹，因为他们不是作案者的宗族成员。
  • 豹皮酋长会在中间调解，其住房又供作案者寻求避难和遵循礼仪，以净化自己沾上的遇害者的血。

战争和军事组织

• 人类从族团层次过渡到部落社会与农业生产力提高有关，农业使人口密集，创造了对大型社会和私人财产的需求
  • 战争是人类过渡到部落社会的另一原因，农业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群体变成近邻，需要保护财产或争夺资源。
  •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将分支式宗族描述成“掠夺性的扩张组织”。
  • 史前人类社会的暴力一直持续不断，70%到90%的初期社会参与战争。
• 部落社会中，致富和荣誉是发动战争的动机，武士阶层兴起，领袖和他的武装侍从成为最基本的政治组织。

从部落制到保护人—依附者和政治机器

• 部落社会也在进化，分支世系制的严格系谱，慢慢变成父母双传的部落，甚至是接受无亲戚关系成员的部落
  • 例如在罗马，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描述的父系亲族，叫作家族(gentes)。但到共和国初期，家族开始积累大量无亲戚关系的追随者，叫作依附者(clientes)。
  • 宽泛意义中的部落制，仍是活生生的事实。例如，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一直是成功的民主政体，但印度政治家在议会竞选中，仍需依赖保护人和依附者之间的私人关系。

国家层次社会与部落社会的区别

• 国家享有集中的权力，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领土性的权力，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
  • 该权力委任等级分明的下属，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在整个社会执行统一规则。
  • 该权力的后盾是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体现在军队和警察上。
  • 国家权力是领土性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
  • 与部落社会相比，国家更为等级分明，更为不平等。
  • 更为精心雕琢的宗教信仰，将合法性授予国家。

国家形成的理论

• 国家形成分为“原生”和“竞争”两种，原生形成指国家首次在部落社会中出现，竞争形成指首个国家出现后的仿效追随
  • 国家形成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包括社会契约、水利工程、人口压力、暴力战争以及地理界限等。

国家为何不是普世共有？

• 非洲很多地区缺乏自生国家，原因在于各式因素的聚合
  • 非洲的自然地理，使权力的行使变得艰巨。
  • 非洲只有少数在地理上被环绕的地区。
  • 弄清国家原生形成的条件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国家出现的物质条件。但到最后，有太多互相影响的因素，以致无法发展出一条严密且可预测的理论，以解释国家怎样形成和何时形成。

中国的部落制

• 中国有部落制，分支世系制迄今仍残留于中国南部和台湾
  • 人类长居中国，早在80万年前，像古直立人的古人类已现踪迹。
  • 稷(北方)和稻(南方)很早获得人工培植，冶金和定居社区的首次出现，则在中国朝代之前的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
• 古代中国的分期有点让人困惑，仰韶和龙山不是朝代，而是考古学的范畴
  • 中国王朝始于三代，即夏、商、周，公元前770年，周朝又发生分裂，从陕西的镐京迁都至现代河南的洛阳，前为西周，后为东周。
  • 从远古到统一中国的秦是古代中国所涵盖的历史。

部落的中国

• 从部落到国家层次的过渡在中国慢慢发生，新的国家制度重叠在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之上
  • 夏商时期被称作“国”的，虽然有日益明显的等级和集中领导，实际上只是酋邦或部落。
  • 一直到商末，亲戚团体仍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 中国历史的早期社会由宗族组成，即同一祖先的父系家族
  • 基本军事单位由宗族内大约百家男子组成，以宗族领袖为首，聚集在同一旗号下。
  • 宗族又可灵活组合，凝聚而成氏族(clan)或更高层次的宗族，而国王只是特定地区所有宗族的最高领袖。

中国的家庭和亲戚关系

• 在中国历史上，家庭和亲戚关系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政治工程试图改变这一现象，但家庭主义仍具有韧性
  • 人类学家研究台湾和中国南部的现代社区，发现亲戚团体的详细记录有助于研究早期家庭关系。
  • 中国社会的亲戚关系遵循父系社会规则，继承和遗产只通过男子，女子不是宗族的永久成员。
• 宗族和氏族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准政治功能，取代国家成为权力来源，尤其在南方地区
  • 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形中纯属富人特权，贫困家庭只能负担很少的孩子，有时甚至让入赘女婿改用妻子的姓氏。

中国的“封建”时期

• 商朝被周朝征服，周朝部落定居于渭河流域，公元前11世纪初开始征服商朝
  • 周朝的征服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政治权力分散在氏族和宗族手中。
  • 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相似，但存在重要差别，如封建主义和中央集权。
• 周朝的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主义相似，但权力分散在政治参与者亲戚团体手中
  • 周朝早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尚未形成真正的国家。

战争和中国国家的兴起

• 国家源于军事竞争；商鞅的现代化改革；法家对儒家家庭主义的批判；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伴的政治发展
  •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真正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
  • 秦国全力投入不寻常的现代化工程，目标直指周朝早期亲戚家族的社会秩序。
• 战争与国家建设
  • 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有个著名论点：欧洲君主发动战争的需求，驱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
  • 在中国的东周期间，国家形成的最重要动力就是战争。
• 持续战争带来的制度改革
  • 激烈战争导致旧制度被摧毁和新制度取而代之，涉及军事组织、征税、官僚机关、民间技术革新和思想等方面。
  • 军事组织方面，从春秋早期的战车贵族互相厮杀转变为春秋末期的步兵加骑兵，再到战国初期的全步兵军队。
• 商鞅的反家庭运动
  • 商鞅起初在魏国做官，后来投奔相对落后的秦，一举成为秦孝公的总顾问。
  • 商鞅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是废除井田制，再把土地分给由国家直接监护的农家。
• 儒家与法家
  • 商鞅在秦国实施的政策被后续学者肯定，归纳成法家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后来历史。
  • 儒家主张向后看，以家庭为榜样建立道德原则，而法家向前看，追求赏罚分明，特别是惩罚。
• 中国发展路径为何异于欧洲
  • 许田波(Victoria Hui)等学者提出这样的超历史大题目：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由多极国家体系组成，最后巩固成单一的庞大帝国，而欧洲却没有。
  • 有下列可能的解释，第一条是地理。
  • 第二条与文化有关。
  • 第三条是领导，或领导的缺乏。
  • 最后一条与中国和欧洲政治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直接相关。

伟大的汉朝制度

• 秦始皇和他所创建的朝代为何迅速倒塌
  • 秦始皇把秦的制度推广到全中国，其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将在后继者汉朝手里变成一种统一的中国精英文化。
  • 秦始皇用来统一中国的是赤裸裸的政治权力。他实施了商鞅所阐述的法家原则，其时，秦仍是个边陲国家。他攻击既存传统，推行庞大的社会工程，所作所为几近极权主义，从而激发了社会中几乎每个阶层的强烈反对。
• 汉朝恢复儒家制度，但仍保留法家原则
  • 汉朝中央政府在秦朝独裁集权与周朝亲戚制度之间取得平衡，逐渐合理化和建制化，解决家族统治的地方势力。
  • 汉朝政府愈益建制化，官员任命基于非人格化基础，而非与统治者的亲戚或私人关系，符合现代官僚机构的特征。
• 秦汉时期的中国治理
  • 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现代制度，不但活过了汉初的贵族复辟，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
  • 尽管在后来中国王朝中，法家不再是钦准的意识形态，但在国家制度中仍可看到它留下的遗迹。

政治衰败和家族政府的复辟

• 四百年汉朝为何倒塌
  • 公元2世纪，由于外戚和宦官的干涉，汉朝皇族的团结和它的合法性受到严重破坏。
  • 环境条件令形势雪上加霜。173、179、182年发生瘟疫；176、177、182、183年发生饥荒；175年发大水。
• 大庄园增长的意义和马尔萨斯式社会的不公
  •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历了大庄园(latifundia)愈益扩张。它们受贵族家庭的控制，其家人身居高位，要么在长安的中央政府，要么在地方州郡。
  • 在集约增长不可能的马尔萨斯式世界，健全产权只会巩固资源的既存分配。
• 门阀士族攫取政府和国家变弱
  • 家族精英攫取国家权力以削弱中央政府，是汉朝衰败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 但这不是周朝封建主义的复辟。秦朝以来已有太多变动，包括强大的中央政府、官僚机构、披上礼仪合法性的宫廷。
• 中国意义的国家
  • 6世纪中期，北齐和北周取代东魏和西魏，北周将领杨坚建立隋朝，实现中国自汉朝崩溃以来的首次统一。
  • 隋朝重建中央集权，但未能终止贵族家庭的影响，反对家族制的斗争持续三个世纪，直到宋朝。

印度的弯路

• 印度早期的发展因婆罗门教的兴起而不同于中国
  • 印度出现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模式，对印度政治造成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 大约在国家刚刚形成之际，便涌现出界限分明的四大社会阶层，被称为瓦尔纳(varnas，阶层)：它们是祭司的婆罗门(Brahmins)、武士的刹帝利(Kshatriyas)、商人的吠舍(Vaishyas)、包罗其余的首陀罗(Sudras，主要是农民)。
• 瓦尔纳和迦提
  • 迦提(jatis)的涌现，最终演变成种姓制度(caste)。它把所有的瓦尔纳，再细分为数百种分支式、对内通婚的职业群体，从各式祭司、商人、鞋匠到农民，达成评论家所谓的职业秩序的神圣化。
  • 迦提重叠在现有血统结构之上，为氏族的异族通婚设定界限。
• 印度部落社会
  • 与中国相比，我们对印度部落社会以及其向国家的过渡，所知极其有限。
  • 早期印度—雅利安部落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群，以牛为食，并已驯养马匹。
• 印度家庭和亲戚关系
  • 像希腊、罗马、中国，印度—雅利安部落也组成父系家族的血统。
  • 印度的亲戚组织分属三大区，与次大陆的三大民族语言区相对应：第一，北部，其居民是讲梵语的印度—雅利安后裔；第二，南部，其居民讲达罗毗荼语；第三，东部，与缅甸和东南亚其他地区非常相似。
• 过渡到国家
  • 促使印度从部落社会过渡到国家，其原动力是什么？我们所拥有的相关信息，远远少于中国案例。
  • 跟中国相似，促进政治巩固的还有技术变化。其中之一是铁器，它在公元前800年之后得到与日俱增的使用。
• 弯路
  • 到此为止，印度北部和两三千年前的中国西周，它们所经历的政治发展没有重大差别。
  • 差别的第二领域涉及宗教。中国设立了专业祭司，主持向国王和皇帝赋予合法性的礼仪，但其国家宗教从没超越祖先崇拜的层次。

瓦尔纳和迦提

• 经济利益与思想到底谁占鳌头？这是社会理论家最古老的争辩之一
  • 从卡尔·马克思到持现代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物质利益享有优先权。
  • 站在该论点对面的是一批现代社会学创始人，包括韦伯和涂尔干。他们认为，宗教和宗教观念是主要因素，既是人类行动的动力，又是社会身份的来源。
• 婆罗门教迦提制度在现代经济需求中表现出较低的兼容性
  • 该制度要求个人继承父业、与同一团体成员通婚，且投资教育无意义，因为个人地位无法提高。
  • 社会升迁仅适用于社区总体而非个人。
• 思想及其政治后果
  • 瓦尔纳制度要求武士的刹帝利服从婆罗门，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存在共生的相互依赖。
  • 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没有组成正式的中央权威机构，更像巨大的社会网络，单独的婆罗门互相交流和合作，但并不行使制度化的权威。

印度政体的弱点

• 孔雀王朝何以成为印度第一个且最成功的本土统治者
  • 孔雀王朝历经三代而建起的帝国，占据了喜马拉雅山脉以南的整个印度北方，西至波斯，东至阿萨姆，南至卡纳塔克。
  • 孔雀帝国的行政管理性质与秦国相差甚远，政府用人完全是家族式的，受种姓制度严格限制，没有统一度量衡和语言。
• 社会战胜政治
  • 孔雀帝国崩溃后，印度经历了政治衰败，尤其是在北方，部落政体在西部的拉贾斯坦和旁遮普再次出现。
  • 在遥远的南方，地方上的酋邦发展成王国，例如公元前1世纪统治西部的等乘王朝(Satavahana)。
• 外国人的国家建设
  • 10世纪末之后，一系列突厥—阿富汗的穆斯林侵入印度北方。
  • 英国统治则不同，其影响既持久又深远。
• 中国和印度
  • 21世纪初，中国和印度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前景引起极大的讨论。
  • 中国早熟出世的强大国家，始终能够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务，从建造阻挡游牧入侵者的长城，到兴建21世纪的大型水电工程。

军事奴隶制与穆斯林走出部落制

• 军事奴隶制是奥斯曼帝国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
  • 军事奴隶制起源于9世纪中期的阿拔斯王朝，用以克服穆斯林军队基于部落征召的弊端。
  • 阿拔斯王朝在巩固统治方面非常残忍，尽量灭绝倭马亚王朝的血统，并镇压曾经的盟友什叶派和呼罗珊义军。
• 军事奴隶制在奥斯曼帝国达到巅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被视为阻碍国家现代化的障碍
  • 到马蒙和穆尔台绥姆的治下，阿拔斯王朝征服中亚的河中地区，大批突厥部落投靠帝国，外国人充当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方才成为惯例。
  • 阿拔斯帝国灭亡了，但军事奴隶制得以幸存，并在后续世纪中为伊斯兰教本身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穆鲁克挽救伊斯兰教

• 马穆鲁克在埃及上台，挽救伊斯兰教于十字军和蒙古军之手
  • 马穆鲁克制度在埃及马穆鲁克政权的统治下获得进一步的加强，但这一制度也存在缺陷，如太监在制度运作中的角色，以及贵不过一代的原则。
  • 马穆鲁克直接参政，不满足于担任国家的代理人。没人可以管教他们，每一名马穆鲁克都能追求苏丹一职，因此蓄谋弄权。
• 马穆鲁克制度存在两个问题：缺乏制度化的统治机制和最高政治权威，导致其逐渐软弱
  • 马穆鲁克国家结构中，代理人变成主人，既要做军官工作，又要图谋攫取权力并削弱对手，给纪律和等级制度造成极坏影响。
  • 反世袭原则逐渐衰退，导致埃及马穆鲁克国家的崩溃，马穆鲁克试图建立自己的朝代。

奥斯曼帝国的运作和衰退

• 奥斯曼帝国以欧洲君主做不到的方式集中权力
  • 奥斯曼帝国采用的制度与众不同，以征募制和军事奴隶制为基础，建成了高度强大且稳定的国家，可匹敌欧洲其时的任何政权，治理着比阿拉伯哈里发或苏丹所打造的任何一个都要大的帝国。
  • 奥斯曼社会与同时代的中国明朝有相似处，它们都有强大的中央国家，国家之外的社会参与者都相当薄弱，缺乏组织。
• 奥斯曼制度的衰退归因于内外两种因素
  • 外部因素包括帝国的地理极限、人口和环境的巨大变化。
  • 内部因素包括军事奴隶制的崩溃、禁卫军从国家权力的工具变成既得利益团体。

基督教打破家庭观念

• 欧洲的亲戚关系采纳不同形式，西欧男女倾向于晚婚，从总体上讲，不结婚的比率较高，这两个因素导致相对较低的出生率
  • 更多年轻女子参加工作，家庭中有更多平等，由于晚婚，女子又有较多机会获取财产。
• 欧洲何时退出亲戚关系？如果不是政治，转型动力何在？前者的答案是：蹂躏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在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开始退出。后者的答案是：天主教会
  • 天主教会摧毁延伸的亲戚团体。

欧洲建国的社会背景

• 欧洲(以及其殖民地)是个例外，因为它脱离复杂的亲戚关系，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次，而不在政治层次
  • 在某种意义上，教会采取政治行为，更改了婚姻和遗产的规则，但其动机却是经济的。
  • 教会不是其所在领土的主权统治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一个社会参与者，它的影响只在制定文化规则。

法治的起源

• 欧洲的政治发展是个例外，其早期建国者的杰出能力，与其说是在军事上，倒不如说在分配正义上
  • 欧洲国家权力和合法性的增长，与法治的涌现密不可分。
• 早期欧洲国家分配的只是正义，不一定是法律
  • 法律植根于他处，或在宗教，或在部落和其他社区的习俗。
• 弄清法律和立法之间的差异，对理解法治是至关重要的
  • 有多少法律学者，就会有多少“法治”的定义。
  • 如果有任何高于任何立法的现存法律，方能说有法治的存在。
• 法治是政治秩序中的另一组件，以限制国家权力
  • 对行政权力的最初制衡不是民主集会或选举，而是人们坚信统治者必须依法行事。

法治的现代迷惑

• 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最大政治缺点之一就是法治的相对软弱
  • 军事和征税的机构，天然来自人类基本的掠夺本能。
  • 但法律机构必须遍布整个国家，持续不断，长期运作。
• 有很多文献，将法治的建立与经济发展挂起钩来
  • 这些文献从根本上反映出一条重要观点，即现代资本经济世界的涌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既存的法治，缺乏高效的法治是贫困国家不能取得较高增长的主要原因。
• 经济学家谈论法治时，通常指现代产权和合同执行
  • 现代产权是指个人拥有的财产，可自由买卖，不受亲戚团体、宗教当局、国家的限制。
  • 经济增长受产权和合同的影响，这理论非常直截了当。
• 法治还有一个定义，对经济生活具有极大影响，不管是在前现代还是在当代
  • 这就是人身安全，即从暴力的自然状态中退出，从事日常活动，不用担心被杀或被抢。
• 法治定义的混乱，其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富国设计的改善法治计划，很少在贫穷国家产生效果
  • 住在法治国家的幸运儿，往往不懂它如何首次涌现，误把法治的外表当作法治的实质。

法律早于立法的哈耶克理论

• 哈耶克把批判矛头指向所谓的“唯理主义”或“建构主义”理解
  • 这种理解思路认为，立法者理性地研究社会问题，从而发明法律，以建立自以为更好的社会秩序。
• 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不是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的结果，而是在数百或数千分散个人的互动中自发产生的
  • 那些个人尝试各式规则，保留有效的，拒绝无效的。
  • 社会秩序产生的过程是递增、进化、分散的，只有借用无数个人的本地知识，有效的“大型社会”方能出现。
• 在哈耶克看来，法律本身便构成一种自发秩序
  • “毫无疑问，人们发现可以制作或更改法律之前，它已存在良久”。
  • 事实上，“个人学会观察(和遵守)行为规则之后的很久，才用语言将之表述出来”。
• 哈耶克心目中的自发秩序模型就是英国的普通法
  • 无数法官设法将普遍规则用于所面对的特定案例，其判决的累积促使法律的进化发展。
  • 英国人享有的自由在18世纪令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羡慕不已……它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即支配法院审判的法律乃是普通法。

从惯例法到普通法

• 哈耶克认为法律在社会规则分散演变的基础上发展，但法律发展有重要中断，只能以政治权力的干预来解释
  • 英国从惯例法到普通法的过渡是一个重要中断，普通法不只是惯例法的正规文本，它们之间有根本的差别。
• 罗马帝国终结后的英格兰仍是部落组织，基督教的传入破坏了盎格鲁—萨克逊的部落组织，但部落法律受到的侵蚀只是日渐月染的
  • 普通法代表了英国法律发展的中断，它依据较早的先例，如果没有诺曼征服，绝不可能成为全国法律。
• 建立规范化的法律秩序，不但国王接受，老百姓也愿接受，宗教就很有必要
  •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教条中争辩，高级教士拥有比君主行政权更高的立法权。

天主教会对法治在欧洲的形成至关重要

• 欧洲的法治植根于基督教
  • 欧洲国家出现之前，罗马就有颁布权威法律的基督教主教。
  • 欧洲关于婚姻和遗产的规则，最初不是君主所规定的，而是来自像教皇格里高利那样的个别人士。
• 天主教会在12世纪成为现代官僚机构，并颁布统一连贯的教会法规
  • 教皇格里高利的目标是想在教会内终止腐败和寻租，所以攻击家族制的根源，即主教和神父的生儿育女。
  • 这项改革自然遭到现有主教的反对。教皇格里高利明白，他赢不了这场战役，除非他有权任免主教，而不是皇帝。

教会变为国家

• 叙任权斗争对欧洲后续发展非常重要
  • 首先，它允许天主教会进化成现代的、等级制的、官僚化的、依法而治的机构。
  • 其次，教会也纯洁自己的行止。教士的独身制消除了将圣俸授予亲戚和后裔的诱惑，并给教职出售涂上新的道德色彩。
  • 最后，叙任权斗争对欧洲法律和法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教会阐述系统性的教会法规取得合法化；第二，教会创造了建制化的精神权威的单独领域。
• 罗马法的再现
  • 与皇帝发生冲突时，格里高利和继承者没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调动，只能通过呼吁合法性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 于是，教皇派发动了一次对法律源头的搜索，以支持教会享有普遍司法权的主张。搜索结果之一是11世纪末，在意大利北部的图书馆内重新发现《查士丁尼法典》。
• 法律和现代国家的兴起
  • 9世纪卡洛林王朝崩溃之后，权力四下分散。到格里高利改革时期，欧洲的政治秩序见证了逆转的开头。权力流向一系列的地区领袖，当地方领主在10世纪末纷纷建造城堡时，又受到进一步的分割。
  • 教会在建制上趋向独立，更刺激了封建社会其他领域的集团组织。在11世纪，主教杰拉德·德·坎布雷(Gérard de Cambrai)和主教阿尔德贝隆·德·拉昂(Aldabéron de Laon)创立社会等级一分为三的原则：贵族、神职人士、平民——即打仗者、祈祷者、支持前两者的劳作者。

国家变为教会

• 在印度，宗教并不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共识，毋宁说是社会抗议的手段
  • 这体现在汉朝的道教、唐朝的佛教、19世纪受基督教影响的太平天国等。
  • 中国的国家轻易掌控各式祭司团体，从不承认比国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权威。
• 在中东的法治
  • 除了印度和欧洲，出现法治的另一个世界文明是伊斯兰教的中东。
  • 现代穆斯林独裁专制政府的出现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这个偶然就是该地区与西方的碰撞对峙，以及之后向现代性的过渡。
• 国家与清真寺的分离
  • 这并不意味宗教和世俗权力之间没有功能的分离。
  • 在理论上，奥斯曼帝国日益增长的世俗法律从属于伊斯兰教法，需要接受宗教权威的审阅。
• 印度和伊斯兰教的法治无法幸免于西方的叩门
  • 在变成殖民地或接受西方重大影响之前，印度和中东的法治互相之间有很多类似之处。
  • 不管是印度还是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法治都没能在现代化之后继续幸存，对后者来说尤属悲剧。
• 西欧的法治为何较强
  • 过渡到现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印度。
  • 与中东或印度相比，西欧的法治获得更大程度的建制化。

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专制问题

• 中国皇帝是否比西欧的君主掌握更大权力？
  • 中国没有对皇帝权力的司法制衡，遂给暴政留下充分余地。
• 中国制度中的合法性来自何方？
  • 中国历史充满无数起义、篡位、内战和改朝换代的尝试。然而，中国人始终返回平衡，让他们的君主掌控巨大权力。

中国制度中的合法性来源

• 天命和政治合法性在王朝中国的确立
  • 中国社会将合法性赋予具体的个人和其后裔，让他们享有统治百姓的独裁权力。
  • 觊觎皇位者如何知悉他(在武则天的案例中就是她)已获得天命？一旦得到，其他觊觎皇位者如有机会为何又不来抢走(要知道皇帝享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中国制度中的制衡问题

• 尽管存在着周期性的皇权专制，中国统治者为何没有尽量行使理论上所享有的权力？
  • 虽然没有法律，他们的权力仍有实实在在的制衡。
  • 在传统中国，究竟什么在设置国家权力的真正极限？

中国制度中的仁政问题

• 就仁政的性质而言，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何种教训？
  • 中国人发明了现代国家，但阻止不了国家的重新家族化。
  • 中国王朝历史的后续世纪就是一段持久的斗争史，防止这些制度的衰退，抵制权贵为自己和家庭谋求特权的权力家族化。

唐宋过渡之后的中国现代化

• 唐朝之后，现代国家重获巩固
  • 从3世纪到6世纪，中国经历了三百年的政治衰败。
  • 我们追踪它的发展，直到隋唐的重新统一。
• 中国开始承受一系列来自北方部落的入侵
  • 边患始于契丹，它是蒙古边界的一个突厥—蒙古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庞大的辽国，夺得汉族聚居的燕云十六州。
  • 党项人在辽国西边创建了西夏，包括前几朝已受中国控制的边界地区。
  • 下一个出现的是来自东北的女真部落(满族的老祖宗)，它击溃辽国，并把契丹赶到中亚。
  • 1127年，女真人洗劫宋朝首都开封，囚禁刚退位的皇帝和其儿子，迫使宋朝播迁南方，开创南宋朝代。
  • 女真人的金国在最旺盛时控制大约中国的三分之一，直到1234年败于另一入侵的游牧民族蒙古人。
  • 占领中国北部之后，忽必烈可汗率领的蒙古军向西南发起进攻，一举占领整个中国。

“毒侔蛇虺”的女皇武则天

• 武则天是以自己名义统治中国、并建立自己朝代的唯一女子
  • 她的起伏是一部有关阴谋、残忍、恐怖、性、神秘、女人掌权的编年史。
  • 她是极具天赋的政治家，单凭自己的意志和狡猾而获得权力。
• 武则天提倡爱民政策，减轻赋役，削减靡费的公共开支，扶助老弱病贫
  • 她也推动为女子著书立传，延长对母丧的哀悼，封自己母亲为荣国夫人。
  • 她确实发动了一场社会革命，杀死大量在朝做官的唐代贵族和儒家学者。

天命

• 天命涉及的既不是选举，也不是宗教赋予的合法性
  • 中国没有类似三级会议的机构，可供社会精英开会，以批准新王朝的创始人。
  • 中国也没有宗教等级制度可提供合法性。
• 皇帝收到天命后，其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
  • 然而，中国皇帝很少充分行使他们的权力。

“坐寇”理论及其问题

• 奥尔森提出“坐寇”理论，认为统治者像“坐寇”，会向社会提供稳定、秩序和其他公共服务
  • 奥尔森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避免总是制订最大化税率，而民主政权总是制订比专制政权更低的税率。
• 奥尔森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不适用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者
  • 传统农业社会的统治者，经常无法使用奥尔森的最大化税率向臣民征税。

明朝中国的税收与统治

• 明朝中国的税率远远低于理论上的最大值，甚至低于最基本服务所必需的水平
  • 在明朝中国发生的，同样也会在其他农业社会发生，如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君主政体。
• 明朝皇帝在权力上受到的约束并不来自法律
  • 中国统治者不像欧洲统治者，如要增税，无须征求高等法院或议会的同意。

明朝中国的权威转授与治理挑战

• 明朝中国治理必须转授权力，必须依赖地方政府
  • 但地方政府会滥用职权，腐化堕落，甚至共谋以反中央。
• 明朝不愿和不能征收它所需要的税赋，最终导致它的倒塌
  • 政府对危机的回应完全无力。面临攀升的开支，它耗尽银子储备，但仍然拒绝向士绅阶层增税，最终坐失良机。

明朝中国的官僚制度与“坏皇帝”问题

• 明朝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版，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
  • 它有中央集权的委任和晋升制度，各等官职从顶端的一品到底部的九品。
• 在其他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
  • 国家之外的社会像以前一样，与欧洲或印度相比，组织得更为松散，很难采取政治行动。
  • 没有拥有土地的独立贵族，也没有独立城市。四下分散的士绅和农民，只可被动地抵制政府命令，不时爆发激烈的起义，又遭到残酷的镇压。
  • 他们从来没有像斯堪的纳维亚农民所做的那样，组织成集团向国家争取权利。
  • 随着佛教和道教的流传，独立的宗教团体在隋唐时期蓬勃兴起。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宗教团体发挥反国家的作用，从红巾军到太平天国。但宗教始终只是小宗派现象，在正统儒家当局的眼中是可疑对象，从没能代表强大的社会共识，也不能以法律监护人的资格来限制国家权力。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遗产与现代中国

• 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
  • 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威权现代化者，包括韩国、新加坡，现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是分享中国共同文化遗产的东亚国家，这不是偶然现象。
• 但明朝和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经验，提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
  • 如遇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遇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
  • 中国制度中确有一种负责制。皇帝接受教育，深感对人民的责任。他们中的优秀者，尽量回应人民的需求和抱怨。尽责的统治者还经常以人民名义惩戒手下官员，并依靠宦官网络来刺探谁在做好事，谁在做坏事。但制度中唯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的，即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员必须担忧，宫廷如何看待他们的表现，但绝对不会在意普通老百姓的意见，因为后者无法依赖司法或选举的程序来反对自己。对普通中国人而言，遇上昏官的唯一求援是上诉，希望皇帝有可能获悉。即使是好皇帝，在如此辽阔的帝国中，要想得到他的注意简直是缘木求鱼。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 阻碍明清中国取得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天已不复存在
  • 早期西方评论家认为拖中国后腿的文化缺陷，现也不再是原因。
  • 20世纪初，大家都嘲笑儒家理想中的士绅学者，留长指甲，除了当官，拒绝做任何其他工作，成为现代化的障碍。这一独有的士绅理想已在20世纪消失，但重视教育和私人进取的文化遗产仍然生龙活虎，非常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 导致明成祖的继任者取消远航的自满，已被异乎寻常的强烈意愿所取代，中国领导人渴望学习外国经验，如果合适便加以采用。首创门户开放的政治家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在前一世纪全球经济比赛中表现得如此糟糕，现在又如此杰出。较为信服的解释是它对科学、知识和革新的态度，而不是它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

政治负责制的兴起

• 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相信自己应对治下的民众负责，应将民众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 负责制可以多种方式获得，如道德教育，这是中国和受儒家影响国家所奉行的。
  • 正式的负责制只是程序上的：政府愿意屈服于限制其随心所欲的机制。
• 程序上负责制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其中最好的是成人普选的多党选举
  • 但程序上的负责制并不局限于选举。在英国，对负责制政府的早期要求是以法律名义，公民相信国王也应服从法律。
• 民主渐渐发生，选举权逐一抵达更为广泛的阶层
  • 此外愈来愈明显，法律不再依据宗教，而要求得到民主的批准，即使其执行仍留给专业法官。

姗姗来迟的欧洲建国

• 早期现代时期，欧洲国家建设者方才投入等同于中国和土耳其的工程——建造强大的中央国家，在全国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并宣称主权
  • 这些努力开始得很晚，始于15世纪末，成于17世纪末。
  • 国家主权的理论来自学者的笔尖，如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和霍布斯。
• 欧洲君主在此项工程中遇上更大阻力，与中国或土耳其相比，欧洲社会中其他政治参与者组织得更为严密
  • 地主贵族早已根深蒂固，坚守在固若金汤的城堡，拥有独立的收入和军队。
  • 国家建设广泛开展时，西欧涌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商人和早期制造商创造大量财富，不受国家的控制。自治城市愈益成熟，尤其在西欧，还依据自己的规则来组织自己的民兵。

向平等进军

• 过去八百年中，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
  • 贵族的合法性——有人生来就高贵——不再是理所当然。
  • 没有奴隶的改变意识和寻求承认，主子和奴隶之间的关系就无法颠倒过来。
• 思想变化的累积效果是极其巨大的
  • 法国有中世纪机构三级会议，如有国家大事，可召集全国代表来开会作出决定。
  • 到1789年，由于启蒙和人权思想的影响，它的再次召开遂激发法国大革命。

仅了解一个国家等于不懂国家

• 我谈论欧洲时，好像它是与中国或中东作比的单独社会，但在事实上，它拥有政治发展的多种模式
  • 现代宪政民主的故事经常基于胜利者的观点，即老是依据英国和其殖民衍生品美国的经验。
  • 辉格史观的问题，不是指它的基本结论是错的。实际上，强调征税在驱动负责制政府出现上的首要作用，大体是正确的。
  • 问题在于，像所有仅从单一国家历史出发所作的论证一样，它不能解释议会制度为何出现于英国，而缺席于情形相近的其他欧洲国家。

欧洲的东周时期

• 1100年的封建欧洲很像周朝的中国
  • 有名义上的君主或统治朝代，但实际权力落到高度分散的封建领主手中。
  • 他们保持军队，维持秩序，主持正义，在经济上基本上自给自足。
• 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发生巨大的政治变动，导致强大国家的兴起
  • 变更背景是人口的大幅增长，尤其是在16世纪，再加上人均财富的递升。
  • 这段时期的一开始，多数欧洲政体只是“领地国家”(domain states)。

法律在欧洲发展中的作用

• 早期现代的欧洲君主为何没像中国君主那样，直接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大量农民？
  • 主要原因之一是欧洲的法治。
  • 欧洲封建主义的整个等级结构，受到承继下来的法律的保护，将主权和权力有效地分配给各式从属政治体。
  • 农民受一系列封建法律和义务的束缚，主要是欠自己领主的。
  • 国王没有征募农民的法律权利，事实上，他甚至不能征募自己领土上的农民。
  • 因为后者的义务定得十分详细，可能没有军事服务。
  • 欧洲君主并不觉得自己可攫取精英的财产，因为后者可援引基于封建契约的古代权利。
  • 国家可以征税，但必须通过组织起来的各式会议(像法国的三级会议)，以证明征税的正当性，方可取得许可。
  • 专制君主曾尝试削减这些会议的权力，但其操作仍局限于赋予君主合法性的法律总框架。
  • 国王并不觉得自己有权侵犯对手的私人安全，或任意拘留，或随便处死。(但要注意，这些规则很少用于非精英者，像农民和其他平民，他们还要再等到历史的后期。)。

国家建设的架构

• 为了投入战争，国家必须以愈益增大的规模动员资源
  • 对资源的需求，导致更高水平的征税，想方设法将更多人口和社会资源纳入征税范围。
  • 财政资源的管理，促使国家官僚机构的扩大和机构的愈益合理化，以谋求最高效率。
  • 国家要有辽阔领土，以扩大税收基础；要有相邻领土，以达防御目的。
  • 政治异见会被敌人利用，因此有必要在整片领土上实施统一的行政管理。

法国的财政危机导致家族政府的兴起

• 法国在亨利四世时期离统一国家或现代国家还很遥远
  • 各地区在语言和习俗上存在很大差异。
• 法国的国家建设追随两条平行途径：一是国家集权，二是公职家族化
  • 法国政府出售公职，导致寻租和腐败合法化，公职变成世袭的私人财产。
• 法国的财政制度复杂，税赋制度存在各种免税和特权，导致社会不公
  • 法国的财政制度落后，让穷人纳税支持有钱有势者，引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和反抗。

家族专制主义的起点

• 法国在16世纪晚期，通过设立总督这一新建制，为中央集权铺平道路
  • 总督在残余的古老封建贵族面前仍然黯然失色，贵族在政府内簇拥着国王，统率舰队，指挥陆军。
• 中央政府和地方参与者分享权力的斗争，主要涉及高等法院所发挥的作用
  •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该制度面临严重危机，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最初导致马扎然打退堂鼓，从大多数的外省撤回总督。
  • 高等法院和贵族的失败，为法国政治制度的彻底集权铺平道路，17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和财务总监柯尔贝尔，故意将总督转化成国家工具，让皇家会议赋予他们在全法国的统一权力。

中央集权的局限和改革的不可行

• 18世纪早期，法国国家日益增强的权力践踏了个人权利，首当其冲的是产权
  • 但它的做法，却是典型的欧洲方式，即通过操纵法律制度，而不是罔顾法律、纯用强力。
• 路易十四死于1715年，身后的君主政体债台高筑
  • 为了减少负债，国家诉诸类似保护费诈骗的伎俩。
  • 新财政部长约翰·劳上任后，法国尝试另一套应付债权人的办法。它创建国家银行，订出硬币换成钞票的固定比率，然后强迫百姓统统以硬币兑换钞票，如有不从，则以起诉、抄家、充公来威胁。
  • 像近代的很多专政政体，法国君主政体发现，政治法令既不能建立投资者的信心，也无法取消经济的基本原理。

抵抗法国专制主义的失败

• 如果说专制主义没在法国取得完全胜利，那么抵制它的社会团体，也没能向国家强加某种形式的政治负责制
  • 反抗场所应该是省级的高等法院和国家级的三级会议。
  • 在革命前夕的三级会议之前，高等法院从没迫使君主政体接受自己高于行政机构的宪政原则。

寻租的社会

• 法兰西王国就是今天所谓寻租社会的早期原型
  • 在这样的社会中，精英花费所有时间来攫取公职，以保证自己的租金收入。
• 寻租联合体稳定吗？它持续几乎两个世纪，为法国作为主要大陆政权的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
  •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冠冕堂皇的法国宫廷掩盖着严重的虚弱。
  • 最重要的是联合体之外的人们，都感受到愤怒和不公，这种感觉鲜明而强烈，最终在大革命中爆发出来。

拉丁美洲政府在地理、种族、文化和经济上具有多样性，但显示出与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不同的共同特征

• 尽管人均收入较高，但经济增长不稳定，且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法治问题
  • 不平等主要源于继承制的大地主和财政制度的不公。
• 拉丁美洲政府在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上有所进步，但在历史上因预算赤字、公共部门大量举债等问题而声名狼藉
  • 此外，拉丁美洲的统治模式与早期现代的西班牙类似，家族专制主义和财政制度的不公影响了整个地区。

破产的西班牙国家

• 查理五世控制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但帝国形成是通过王朝同盟，而不是征服，这一事实造就了财政上的捉襟见肘
  • 查理五世和儿子腓力二世只有卡斯提尔一个安全的征税基地(包括珍贵的新大陆殖民地)，不能向帝国其他地区抽取资源来应付开支。
• 尽管有来自新大陆的贵金属，这些昂贵的外务负担几乎压垮了西班牙的财政制度
  • 在16世纪和17世纪，政府费用始终数倍于美洲殖民地的汇款。

无代表仍纳税

• 西班牙国王的专制权力受到敬畏，但其财政基础不稳定，权威受法律和习俗限制
  • 西班牙的议会权力有限，没有立法权，且代表性少，限制多。
• 西班牙国王和议会的权力斗争导致议会失去征税权，国王通过收买对手重建军事控制
  • 西班牙国家的家族化始于16世纪60年代，导致中央政府失去对大部分领土的控制。

制度移植到新大陆

• 与长期定居、拥有古代习俗的社会相比，征服社会为制度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不同的机会
  • 征服社会可实施当代企业所戏称的“未开发地区的发展”——不受既得利益团体和习惯行为的妨碍，彻底重建制度。
• 为了奖励和控制征服者，西班牙当局发明了托管权(encomienda)制度
  • 托管权的赠予是有条件的，不得遗传。

大庄园的铁律

• 16世纪西班牙在新大陆的行政机构看似现代，但家族化政治制度的加强和卖官鬻爵等制度移植不可避免
  • 大地产或大庄园的铁律在拉丁美洲适用，移民阶层抵制托管权仅维持一代的规定，要求将权利传给孩子。
• 16世纪晚期，美洲面临本土居民濒临灭绝的危机，许多人口稀少的土地突然进入市场
  • 新兴的克里奥尔精英大多住在城镇，雇用劳力开发土地，自己只是缺席地主。

匈牙利成为失败负责制的另一选择

• 匈牙利专制努力最初是失败的，因为强大和组织良好的贵族阶层，可以向国王权力施加宪法的限制
  • 跟英国议会一样，匈牙利议会也迫使匈牙利国王向自己负责。
• 但他们对负责制的追求，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只代表狭隘的寡头阶层
  • 他们只想使用这份自由，以进一步榨取自己属下的农民，又避免向中央国家缴纳重税。

西欧与东欧的农奴制差异

• 西欧人口密集，城市独立，农奴制难以维持；而东欧人口稀少，城市规模小，农奴制盈利丰厚
  • 14世纪的灾难性人口下降使西欧趋向自由，东欧趋向非自由。
• 东西欧农民权利的不同模式主要受城市和君主权力强弱的影响
  • 西欧的城市在促进农民自由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宪政主义及其在匈牙利的衰落

• 匈牙利在中世纪曾是幅员辽阔的王国，包括今日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部分
  • 匈牙利人在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侵犯欧洲，由七个部落组成，创建了阿尔帕德王朝。
• 匈牙利打造强大国家的最后机会是在15世纪下半叶，贵族地主约纳斯·匈雅提在1446年被议会推选为摄政王
  • 匈牙利返回到贵族分权的均势，很快承受后果，1526年的莫哈奇战役中被苏莱曼一世打败，匈牙利国王被杀。

自由和寡头政治

• 强大、凝聚且武装齐全的民间社会，能抵制中央政府，但不一定能获得政治自由
  • 即使有宪政安排，对行政权力实施严格的法律限制，也不能保障政治自由。
• 国家独立的丧失不是匈牙利失去的唯一自由
  • 匈牙利面对的是庞大和组织良好的土耳其帝国，后者已在欧洲的东南部兼并了多数王国和公国。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来源

• 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俄罗斯国家起源于乌克兰的基辅地区，但在13世纪30年代末被蒙古军队侵占，基辅遭到彻底摧毁
  • 蒙古占领对俄罗斯后续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重大影响，包括切断与拜占庭和中东的贸易和思想交流，阻碍与欧洲的联系，延误政治发展，破坏继承于拜占庭的法律传统。
• 俄罗斯版本的封建主义历史短暂，未根深蒂固，贵族无法限制中央国家权力，法治相对薄弱
  • 在伊凡四世统治期间，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黑暗的特辖制时期，贵族授予伊凡特权，导致自身遭受恐怖统治。

自由选择

•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兴起并不由俄罗斯文化内在逻辑所命中注定
  • 事实上，俄罗斯历史上有西方的共和或代议制度的先例，为其他可能性提供视野。
  • 抵制权力的最后潜在来源是俄罗斯教会。

农奴所有者结成卡特尔(Cartel)

• 17世纪末的俄罗斯国家已有中央集权，但还比不上欧洲对手
  • 没有整齐的中央官僚机构，只有一系列所谓的衙门(prikazy，俄语Приказы)，其职责既有重叠，又不一致，来自沙皇繁杂的指令(prikaz，俄语Приказ)。
  • 贵族提供服务，以换取免税、土地人口专有权和进一步榨取农奴的机会。

彼得大帝之后

• 彼得大帝是推行现代化的伟大人物，在很多方面促使俄罗斯“欧洲化”，并使之成为欧洲政坛中的主要角色
  • 他迁都圣彼得堡，又从欧洲引进一大批新制度。
  • 彼得是个巨人，不论是体形，还是领导才能，单枪匹马尽力推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

专制主义完成

• 有关俄罗斯的解说，以18世纪晚期稳固专制国家的出现而告结束
  • 显而易见，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展，包括19世纪的自由派实验和20世纪极权国家的兴起。
  • 到法国大革命时，俄罗斯统治的特征已昭然若揭，它既不同于法国和西班牙的弱的专制主义，也不同于中国和奥斯曼的国家。

失败的负责制案例，帮助理解议会制度在英国的发展

• 英国议会是强大而凝聚的，代表广泛的士绅、市民和业主
  • 英国议会强大到成功击败国王的诸多计划，包括增税、组建新军、躲避普通法。
• 英国还在另一方面为当代发展中国家树立先例，政治制度得以废除公职买卖，建立现代官僚机构，提升国家整体的力量和效率
  • 这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英国公共生活中的腐败问题，但阻止国家陷入最终摧毁法兰西王国式的腐朽泥潭。

政治团结的来源，其在诺曼征服之前英国的扎根

• 英国社会团结的政治性大于社会性，普通法和英国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获得广泛认同
  • 业主保卫自己财产的意愿强烈。
• 英国社会早期的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社会团结的消失，只是团结形式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
  • 英国的法治出现远早于政治负责制，后者又始终与保护法律密切相联。
  • 英国对专制权力的抵抗也涂上宗教色彩，大大加强了议会阵营的团结。

自由城市和资产阶级

• 现代传统智慧认为，如果没有强大中产阶级的存在，民主就不会出现
  • 他们是有产阶级，既不是精英，也不是乡村穷人。
• 城市资产阶级的兴起，是更为广泛的西欧变迁的组成部分
  • 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和日耳曼北部的汉萨同盟(Hanseatic)港口城市。

征税斗争

• 自13世纪以来，英国议会开始定期开会，其原始功能是司法，但逐渐扮演更广阔的政治角色
  • 议会批准税赋，包括全国大多数地主的资产和收入，因此作用尤其重要。
• 查理一世在1629年解散议会，开始了十一年的“亲政”，试图以议会为代价来扩展国家权力
  • 这导致查理一世与议会对手在好多问题上发生争执。

光荣革命

• 国王与议会争斗的结果是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詹姆士二世被迫退位
  • 奥兰治公国的威廉从荷兰赶来，登基为国王威廉三世。
• 光荣革命导致了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大改变
  • 作为这些事件的评论家和参与者，哲学家约翰·洛克扩充了霍布斯的观点，即国家源于为保障天赋权利而签署的社会契约。

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 本卷对政治发展的介绍到此结束，时值18世纪末，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 在此停下有逻辑上的原因。黑格尔的伟大注释者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出生于俄罗斯，后来长住法国)认为，众所周知的历史终结于1806年，其时，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斯塔特击败普鲁士君主政体，将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带到黑格尔的欧洲。

负责制或专制主义？

• 前述案例的互相比较；通向代议政府的英国路径不是唯一；达到丹麦；历史讨论与今日的民主斗争息息相关
  • 我们现已介绍了五个欧洲案例，在负责制和代议制度方面，引出四个不同结果。
  • 欧洲有些贵族家族先发制人，取得优势，而变得强盛起来——法国的卡佩家族、匈牙利的阿尔帕德王朝、俄罗斯的留里克王朝、征服后的诺曼王朝——从而出现国家。
  • 高级贵族可说是遗留下来的军阀，拥有自己领土、大批侍从和资源。
  • 士绅是低级精英，虽有社会地位，但不一定拥有重要的土地或资源。
  • 第三等级包含工匠、商人、解放了的农奴，以及不受庄园经济和封建法律管辖的城镇居民。
  • 出现专制主义的案例中，无论是强大的还是软弱的，抵抗国家的群体不可避免地遇上了集体行动的故障。
  • 弱的专制主义，一方面，国家权力不受正式宪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它又将自己前途抵押给了自己很难掌控的大批强势个人。
  • 强大的专制主义，只要将它的发展与法国或西班牙作一对比，个中原因显而易见，其间重大差异至少有五项。
  • 英国的结果为何不像匈牙利？英国主要社会群体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反对国王，所显示出的团结胜过任何其他地方。
  • 达到丹麦，丹麦的民主发展经历了宗教改革、农民脱盲、政治革命等一系列事件，最终形成了现代民主制度。

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败

• 政治发展的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及其在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互动。
• 在今天的互动，当代世界的期望。

托马斯·马尔萨斯

•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谷物生产以算术级数增长，这表示人均谷物生产只会下降
  • 马尔萨斯还认为，农业效率可以提高，但从长远看，仍跟不上人口增长。
  • 实施道德限制，如晚婚和禁欲，可以帮助控制人口的增长。
  • 但人口过剩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饥荒、疾病和战争。
• 马尔萨斯模式加以扩充后，看去就像图8。阻止贫穷的蔓延有四种主要机制：他们忍饥挨饿，体型变小；死于疾病；从事内部掠夺；向其他社群发起进攻(外部掠夺)
  • 技术进步，会暂时提高人均产量。
  • 但假以时日，这个增产会被人口增加或环境破坏所抵消，人均产量再一次降低。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的政治

• 在零和的马尔萨斯世界，人的生存对政治发展有巨大的意义
  • 马尔萨斯式世界的人们虽有资源，但只有很少的投资机会，譬如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工厂、科学研究或教育。
  • 如想增加财富，最好走政治途径来从事掠夺，即强夺他人资源。
• 马尔萨斯式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它是取得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
  • 强制能力——军队和警察——是开展外部掠夺(战争和征服)的资源，又可用于国内居民以保障统治者的掌权。
  • 国家权力受合法性的影响，法治和社会动员如要影响政治，全凭作为传送带的合法性。

当代条件下的发展

• 持续性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出现，从而影响了发展的几乎所有方面
  • 粗放型经济增长继续出现，但在促进政治变化上，其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人均产量。
  • 民主加入国家建设和法治的行列，成为政治发展的组件。
• 发展的不同方面在当代世界的客观关联已有实质性的研究
  • 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之间，强大凝聚的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早已确定，但相互的因果关系却并不很清楚。
  • 法治和增长之间，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法治，涉及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
  • 经济增长和稳定民主之间，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20世纪50年代率先注意发展和民主的关联。
  •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或公民社会发展)之间，很多古典社会理论将现代公民社会的出现与经济发展联在一起。
  • 社会动员和自由民主制之间，自托克维尔开始，大量的民主理论认为，如果没有积极参与的公民社会，现代的自由民主制无法生存。
  • 民主和法治之间，民主的兴起和自由主义法治的兴起在历史上一直有密切关联。
  • 思想、合法性和发展的其他方面，有关合法性的思想，其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但也受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现代发展的范例

• 韩国的发展组件得到特别满意的聚合
  • 朝鲜战争结束时，韩国有相对强大的政府。
  • 朴正熙将军1961年通过政变上台。韩国在他的领导下，推行工业化政策，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
  • 全斗焕将军的军政府因1980年的光州镇压而丧失合法性，这些新兴的社会团体开始要求军政府下台。
  • 在盟友美国的温和推动下，1987年军政府下台，宣布了总统的首次民选。
  • 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国家的民主过渡，帮助加强了政权的合法性。
  • 最后，经济增长和民主莅临都有助于韩国法治的加强。

什么变了

• 马尔萨斯经济条件下的政治发展和工业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两者的前景如果放在一起考察，可立即看到大量差异，关键是经济持续密集型增长的可能性
  • 人均产量的增长，其所实现的不只是在国家手中注入更多资源。
  • 它还刺激社会的广泛转型，动员各式社会新力量，假以时日，将变成政治参与者。
• 那时政治发展与现在相比，另一重要差异是国际因素对国内制度的影响
  • 今天，情况已有很大不同。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只是数世纪来持续开展过程的最新篇章，其间，与运输、通讯和信息有关的技术在不断蔓延推广。
  • 世界各社会的更大交融增加了互相竞争，其本身就足以制造更频繁的政治变化和政治模式的汇聚。

今天的负责制

• 民主在世界各地未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与其说是思想本身的呼吁不够，倒不如说是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缺席，无法促使负责制政府出现
  • 成功的自由民主制，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负责制职责强加于国家的社会。
  • 欧洲早期现代的案例与21世纪初的情形之间有很多平行和对照。

未来会怎样

• 就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我们可提出迄今尚无答案的两个问题
  • 第一个问题与中国有关，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
  • 第二个问题与自由民主制的未来有关，考虑到政治衰败，在某一历史时刻取得成功的社会不会始终成功。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译介被两种趋势支配：开放性和封闭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新闻与历史的关系

• 新闻报道总是已经先有了一套预设，而这个预设又总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时代的视界。
• 重大的史学进展往往和新史料的发掘相关
  • 那并不只是新发现了一批被人遗忘的文档那么简单，而是更根本地把一些前人根本不看重也根本从未想过要入档留存的东西当成史料。

事实在历史学中的地位

• 事实，乃是现代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不只是事实如何发掘，更是事实到底可以证明什么的问题
  • 自从海登·怀特以降，一种忽略事实与证明之关系，转而强调事实被诠释被叙述的倾向(或者可以叫做后现代倾向)，就渐渐又变成史学主流的趋势了。
  • 因为什么算是史料，什么叫做事实，基本上是个看你把它们放在什么框架之下叙说，又如何叙说它们的问题。

蒂莫西·加顿艾什的观点

• 加顿艾什依然相信“事实具有颠覆性”
  • 能够推翻民选领导人和独裁者、传记作家和自传作者、间谍和英雄、拷问官和后现代主义者的断言。
  • 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能够推翻所有‘为了安慰悲惨之人而脱口而出的演讲’。
• 加顿艾什在《事实即颠覆》中写了很多他不熟悉的地方，例如伊朗、缅甸，甚至香港
  • 他凭什么去写那些他没有长住过的土地？又凭什么去和当地人沟通？
  • 他甚至从来不是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怎能写那么多关于欧洲穆斯林的评论呢？

老英国自由派的犹豫

• 老自由派的真正麻烦不是价值虚无，而是对付不了种种身份认同困扰背后的激情
  • 在英国人算不算是欧洲人这个大题目上，懂得欧洲并且亲近欧洲的加顿艾什分析过其中各个应该考虑的条件之后，再度摆出了骑墙的态度。
  • 他欢迎前波兰和前捷克政权的倒台，但他也看到了整个转型的困难。
• 老式英国自由派加顿艾什所疑虑的，则是让自己皈依某个既定立场的舒服
  • 他宁愿让理想和倾向不停在现实上头对焦，找不着安稳的落脚之处。
  • 他宁愿让现实持续地发出噪音，扰动理想世界的安宁。

米洛舍维奇的奇怪倒台

• 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败北，但拒绝承认失败
  • 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获胜了，但他通过电视巴士底狱和有些悄无声息的投票舞弊，还因为他可以利用四分五裂的反对派，依靠真正相当高的支持率。
  • 米洛舍维奇让联邦选举委员会宣布科什图尼察获得票数比他多，但不足以在第一轮中胜出。必须要在10月8号举行第二轮选举。
• 反对派通过和平的大众抗议，迫使米洛舍维奇承认他在选举中败北
  • 反对派知道这样还不够。毕竟，1996—1997年的那个冬天，米洛舍维奇挺过了三个月的大游行。因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罢工。
  • 10月5日，星期四凌晨，许多汽车和卡车车队纷纷从省城、查查克(Čačak)和乌日策(Užice)，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和瓦列沃(Valjevo)出发，还有从位于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的肥沃平原和位于南部的塞尔维亚中心地带舒马迪亚(Šumadija)出发。来自查查克的车队由长期担任市长的反对党人韦利米尔·伊利奇(Velimir Ilić)领导。该车队有一辆铲车、一辆重型推土机和一些重型卡车，上面装着大石块、电锯，没错，还有枪。他们差不多将强行堵在路上的警车推到了一边。
• 军队、警方和特种部队没有插手，革命以和平的方式结束
  • 这些武装力量装备精良、身经百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引发一场大屠杀，不过这可能只会让该政权以血腥得多的方式加速垮台。
  • 在军队方面，毫无秘密可言。米洛舍维奇的两位前高级将军莫姆契洛克·佩里希奇(Momčilo Perišić)(1998年被解除了参谋长的职务)和伍克·奥布拉多维奇(Vuk Obradović)现在成了反对派的领导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都呼吁其前战友不要对民众采取行动。

塞尔维亚革命的特征

• 塞尔维亚革命是民主和独裁的奇怪混合体
  • 在米洛舍维奇的统治下，党派斗争不断，多个党派互相斗争。连执政党也有两个：他自己和他妻子各自所属的政党。
  • 他的政权最重要的单一支柱是国家电视台，被用来维持民族主义的受困心理，在居住于没有什么其他信息来源的乡下和小镇上的人们中间尤其是如此。
• 塞尔维亚革命是民主专制国家
  • 尽管有警察及秘密警察的镇压活动，甚至还包括政治暗杀，但是也有选举，米洛舍维奇在选举中获胜了。
  • 人们可以旅行，几乎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可以上街游行。反对党可以组织活动和竞选，在议会和市议会中也有他们的代表。
• 塞尔维亚革命是自我约束的新天鹅绒革命
  • 反对派最终团结起来的事实。十八个党一起加入了塞尔维亚民主反对党(Democratic Opposition of Serbia)。
  • 金吉奇和其他人彻底平息了他们内部的争执，一致提名让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当候选人。

塞尔维亚革命的影响

• 塞尔维亚革命是共产主义终结的闭幕式
  • 如果波兰团结工会的革命拉开了共产主义终结的序幕，那么这场革命是共产主义终结的闭幕式。
  • 它是二十年间中欧和东欧一系列新式革命中的最后一场，每场革命都借鉴了上一场革命，但也添加了新成分和变化。
• 塞尔维亚革命改变了塞尔维亚在世界的形象
  • 正如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改变了匈牙利在世界的形象一样，这次塞尔维亚的革命也将改变塞尔维亚在世界的形象。
  • 与1945年的德国人不一样，塞尔维亚人是实现自我解放的。
• 塞尔维亚革命给西方带来了巨大挑战
  • 米洛舍维奇倒台后，我们建设一个自由共同体不再面临任何外部障碍，这个自由共同体不再仅仅由15个民主国家组成，而是由30个民主国家组成。
  • 现在我们真的有了机会，但也面临建设“一体化和自由欧洲”的艰巨任务。

橙色革命的发生

• 乌克兰的历史背景和库奇马政权的腐败
  • 乌克兰的历史始于一千年前，当时建都基辅的一个贸易国的统治者皈依了拜占庭基督教。
  • 20世纪90年代期间，乌克兰从一个选举的民主国家摇摇晃晃地过渡到后苏联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
  • 库奇马开创了所谓的“敲诈国家”，利用官员和普通公民不当之举的证据来威胁进而敲诈他们。
• 尤先科的中毒和选举舞弊
  • 尤先科在选举前几星期，他中了二氧芑的毒。
  • 库奇马政权组织竞选活动伪造了投票结果，宣布亚努科维奇以3%的微弱优势获胜。

橙色革命的过程

• 学生运动利用互联网组织抗议
  • 自称为“波拉”(意为“是时候了”)的学生运动利用互联网，在谷歌上查找有关从斯洛伐克到格鲁吉亚等地其他抗议组织方式的信息。
  • 星期一凌晨，乌克兰的学生开始在基辅的主要商业街上搭帐篷的时候，他们的网站在2点33分11秒用英语向世界宣布了这一事实。
• 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橙色革命的成功
  • 一开始，数千名基辅市民走上了街头，接着增加到上万人，随后，乌克兰其他地方的民众纷纷响应来到了基辅。
  • 最高法院命令中央选举委员会不要发布任何胜选声明，对欺骗行为展开了调查。12月3日，最高法院发现，确实存在欺骗行为，宣布12月26日重新举行第二轮选举。

橙色革命的影响

• 乌克兰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 12月26日重新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尤先科获得了胜利并于1月份宣誓就任总统。2月4日，确认季莫申科担任总理。
  • 原本反对新当选领导人的寡头似乎勉强同意了新规则。
•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
  • 普京政府愤怒地指责美国和欧盟在国外策划了橙色革命。
  • 尤先科明确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白俄罗斯的政治现状

•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通过“伪民主”获取权力
  • 卢卡申科是后苏联时代的新式政权通过威尔逊所谓的“伪民主”获取权力的一个例子。
  • 至少与克格勃等逮捕、恐吓或者迫害反对派领导人的国家权力机构同等重要的，是所谓的“政治技师”和私人的俄罗斯管辖机构。
• 反对派领导人努力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讲述一个国家正在崛起摆脱独裁统治
  • 获得欧洲和美国顾问帮助的反对派领导人努力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讲述一个国家正在崛起摆脱独裁统治。
  • 在互联网时代，你可以在网站上，比如九七宪章组织(Charter 97 group)的网站上跟读这类故事。

白俄罗斯的革命尝试

• 反对派领导人试图通过街上的人群创造一种“人民力量”的多数群体
  • 尽管游行示威的人数似乎一天天减少而不是增加，但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却是一天天增加的。
  • 据报道，有两百名抗议人员在十月广场上安营扎寨，尽管有警察威胁，反对派呼吁下星期日再次举行大集会，但国际媒体的报道已经声称“这不是革命”。
• 革命并未取得成功，白俄罗斯社会对变革的态度复杂
  • 游行示威的人数似乎一天天减少而不是增加，而在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却是一天天增加的。
  • 有太多的人，也只有这么多人被关起来了。有太多的人，也只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对白俄罗斯未来的展望

• 西方应提供长远的欧洲前景，施压白俄罗斯领导人
  • 他们说得没错。这是我们能够直接并合理改变的白俄罗斯现实困境。
  • 所以如果你关注白俄罗斯又是欧盟公民的话，就向你的政府发博文吧，直到它注意为止。
• 1968年和1989年的革命对比
  • 从纪念的意义上来说，1968年将很难被打败。
  • 从政治上来说，1989年带来的变革要多得多。
  • 1968年没有实现无与伦比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转型，但确实促进了中西欧文化和社会的深远变革。
  • 尽管两场运动截然不同，但正是乌托邦的68革命和反乌托邦的89革命的共同作用给欧洲大部分国家和世界的许多国家带来了社会和文化自由、政治社会民主、全球化的改革资本主义。

欧洲的记忆与身份

• 记忆是欧洲团结的基础
  • 波兰人在万圣节纪念逝去的人，这是一种称之为记忆的黏合剂将一群想象出来的死者、活着的人以及尚未出生的人连在一起。
• 欧洲的身份认同问题
  • 欧洲如果没有记忆，将不会长存。

英国与欧洲的关系

• 英国历史上有例外主义传统，强调其独特性。
• 英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变得更加欧洲化，但在身份上仍与美国有紧密联系
  • 在当代英国，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不会在意这三种含义，但第三种含义在政治辩论中占主导地位。
  • 从某种有意义的意义上来说，我爱欧洲——换句话说，我是一名欧洲爱国者。

欧洲的实力与道德基础

• 欧洲实力有道德基础，但存在争议
  • 在实力和道德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
  • 人们常说，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方是英国的专利。其实不然。在欧洲，有几个国家的人们也将欧洲说成其他地方，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
• 欧洲实力的四个维度：军事、经济、软实力和诱导力
  • 欧盟缺少可以部署和运作的军事实力，也缺乏动用军事实力的意愿。
  • 在经济实力(在这方面，欧盟基本上与美国旗鼓相当)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谓的“软实力”(经济、社会、文化甚至还可能是大学的吸引力)。
  • 欧盟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力量。但这种磁力取决于另一种意义上的诱导力的大小：该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邻国将被诱导加入欧盟，就像有人被诱导加入俱乐部或协会一样。

波兰的转型与未来

• 波兰从被占领、落后、沮丧和力求摆脱外国控制的国家转变为自由国家
  • 如今，波兰是一个自由国家。与这片亲密无间的大陆上任何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波兰是一个主权国家，自1999年以来在北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2004年5月1日后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 波兰的未来充满希望，但也面临挑战
  • 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会掌管一个虚弱的少数派政府，迅速带来新一轮的丑闻；进行不公平的政治迫害，而不是谨慎地审视共产主义的过去；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过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让外国投资望而却步；毁掉波兰成为塑造欧盟未来“六大”成员国之一的机会。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现状

• 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拥有自己的政府、军队、警察等，但尚未得到国际认可
  • 总统伊戈尔·斯米尔诺夫掌握着充满压迫和腐败的政权，但面临国内外的压力。

英国在欧洲的历史定位

•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属于欧洲
  •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英国在欧洲。
  • 从历史制图学的角度看，英国在欧洲。
• 英国历史上有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的论述
  • 从英国历史的完整论述看，英国在欧洲。
  • 从当代历史看，英国在欧洲。

英国在欧洲的政治选择

• 英国在欧洲的政治选择受到历史、学术传统和相关国家的语言的影响
  • 对于“为什么英国在欧洲”这一问题，我们寻找的答案肯定是英国的答案，根植于我们的国家经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历史。
• 英国在欧洲的政治选择体现了其世界角色的观念
  • 保罗·夏普(Paul Sharp)恰当地坚持认为，可以说，我们必须在不列颠前保留那个“大”字，我们必须保留一个世界角色，让其本身成为英国精英定义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

英国在欧洲的未来展望

• 英国在欧洲的未来取决于其如何处理与欧盟的关系
  • 如果我们问当今的每个学生对1945—1975年期间这段完好记载的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史知道多少，答案是：一无所知。
• 英国在欧洲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其是否进行全民公投
  • 为了回答为何英国在欧洲的问题，我们从四种探讨途径进行了简要探讨：地理、史学、当代历史和政治。

欧洲的新故事

• 欧洲急需一个新故事来定义自身
  • 对于战后西欧一体化的工程，一个共同的政治故事支撑了三代人，但冷战结束后，一体化变得四分五裂。
• 新故事应该从自由、和平、法律、繁荣、多样性和团结六个方面来编
  • 这些并不是欧洲独一无二的目标，但大多数欧洲人都一致认为，追求这些目标是当代欧洲的特色。

自由

• 欧洲历史就是传播自由的故事
  • 1942年，欧洲只有四个充满危险的自由国家：英国、瑞士、瑞典和爱尔兰。到1962年，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西欧的大多数国家都是自由的。1982年，像希腊一样，伊比利亚半岛加入了自由国家的行列，但是大多数我们所谓的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如今，在可能明确算欧洲国家的国家中，只剩下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小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大多数欧洲人都生活在自由的民主国家。这是前所未有的，两千五百年来都没有过。这值得庆祝。
• 欧盟是传播自由的引擎
  • 欧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政权和平更迭的引擎。几十年来，争取自由的努力与动人地称为“回归欧洲”的努力携手并进。

和平

• 欧洲从战争的舞台变为和平的舞台
  • 我们现在它是一个和平的舞台。我们在足球上而不是在战场上展现我们的国家实力。欧洲国家之间的争议通过布鲁塞尔没完没了的谈判而不是武力冲突解决。
• 欧盟是固定、机制化的冲突解决体系
  • 如果你厌烦了布鲁塞尔的胡说八道和敷衍了事，好好想想其他选择。对你来说，法国和德国再次互相交战似乎无法想象，但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就在前天还在互相厮杀。你无法仅仅依靠善意来维护欧洲的和平。

法律

• 大多数欧洲人都生活在法制之下
  • 我们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人权和民权，我们可以上法院保障这些权利。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黑人和白人、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 欧盟是一个法治的共同体
  • 欧洲法院将《罗马条约》和后续的条约转变成了一部累积型的宪法。一位学者将欧洲法院形容成“世界历史上最有效的超国家司法机构”。

繁荣

• 大多数欧洲人都比他们的父母富裕
  • 他们住在更加舒适、温暖和安全的房子里，吃着更加丰富、多样化的食物，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享受更加有趣的假期。
• 欧盟的单一市场和竞争政策提高了繁荣程度
  • 像共同农业政策和由于欧盟法规和社会政策带来的额外成本机会肯定没有。像瑞士和挪威等国在欧盟外表现相当好。

多样性

• 欧洲是一块复杂的彩色拼接板
  • 每种国家(和次国家)文化都有其特色和动人之处。每一种小语种都揭示着生活和思考方式的细微差别，历经几个世纪才成熟。
• 欧盟促进了欧洲的多样性
  • 欧盟法规每消失一种旧式多样性中的成分，就会出现两种新成分，从英国大街上的尼路咖啡(Caffè Nero)到布拉格的廉价周末行。

团结

• 欧洲相信，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有社会公正
  • 我们通过欧洲法律和全民福利国家来做到这一点。
• 欧盟内地区之间的团结和世界富裕的北部和贫穷的南部之间的团结
  • 因此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在过去二十年里从欧盟基金中明显受益。此外，我们还相信世界富裕的北部和贫穷的南部之间的团结，因此我们有慷慨的国家和欧盟援助预算并承诺放缓全球变暖(这将不相称地伤害一些世界最穷的人)。

国歌的历史与意义

• 国歌展现了国家这个身体中所有的弱点和裂痕
  • 当一个国家唱不起国歌时，这个国家肯定遇到麻烦了。
• 国歌不仅仅是国家的象征，它们至多还可算是现存政治共同体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 人们几乎不敢提欧洲的犹太人在纳粹灭绝集中营的笼罩下演唱《希望》(Hatikvah)，情况相当惨烈。

国歌的多样性与统一

• 拥有统一、单一语言国歌的国家罕见又幸福
  • 就其平庸而言，那些生命力短的西班牙歌词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
• 连平庸的国歌也能引发瞬间的共鸣，让你须眉倒竖
  • 当它是为数不多的几首伟大国歌之一时，更是如此。

伟大的国歌《马赛曲》

• 《马赛曲》是希望成为法国人有多个好理由，演唱《马赛曲》是最好的理由
  • 每个人都知道《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中的情景，当时维克托·拉兹洛(Victor Laszlo)让里克酒吧中的管弦乐队演奏《马赛曲》，以淹没德国人演唱的《保卫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
• 《马赛曲》是欧洲自由、和平或者多样性的象征
  • 希望成为法国人有多个好理由，演唱《马赛曲》是最好的理由。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纪念与反思

• 11月9日是德国统一的日子，也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
  • 对于中欧较老一代的人来说，11月9日是指“水晶之夜”，即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
  • 对于那些更老的人来说，它让他们想起1923年11月8日至9日希特勒未遂的暴动。
• 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是欧洲和平的开始
  • 那天早上后，许多大问题弥漫在空中。德国可以(并且应该)和平统一吗？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废除了所有私人财产、削弱了法治并用“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代替了民主，它能重新转变成资本主义吗？
  • 十八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得到了答案。是的，可以。

柏林墙倒塌的影响与意义

• 柏林墙的倒塌是世界上、我们在英语中所说的“平民抵抗”——即公众的非暴力行动——最著名的胜利形象
  • 它紧随莱比锡和东德其他城市的大规模和平游行之后。正如当时的一名东德工人对我所说：“你看，这表明列宁错了。列宁说，只有暴力的革命才能成功，但这是一场和平的革命。”。
• 柏林墙的倒塌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 东德的“蜡烛革命”(当时有人这样称)有先例，从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运动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它还有许多继承者，从几天后在布拉格发生的天鹅绒革命到南非、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以及最近缅甸佛教和尚领导的抗议——被过于草率地称为“番红花革命”，还有今天巴基斯坦的那些律师(估计一些记者还没有赶到现场，预计会有“律师”革命的名称)。

欧洲的价值观与现状

• 欧洲人认为自由市场应该信奉社会公正、团结和包容的价值观，并通过一个强有力的福利国家来实现
  • 我们没有死刑。我们认为军事力量应该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并与国际法的制裁一起使用。我们支持国际组织。我们喜欢多边主义，厌恶单边主义。我们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应该基本上能随心所欲地与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无论性别和性取向。我们为我们的多样性感到自豪。
• 欧洲人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态度要比大多数欧洲人更加积极
  • 但是这些态度上的差异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今欧盟广阔的范围内消化，同时加拿大对待移民和少数民族的态度还有利于欧洲。

加拿大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设想

• 加拿大在大多数方面来说，比乌克兰，更不用说土耳其容易符合条件得多
  • 加拿大一直不遗余力地满足欧盟所谓的成员国的“哥本哈根标准”，包括民主政府、法治、受到良好监管的市场经济和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
  • 加拿大富裕，因此在欧盟招收大量较贫穷的国家之际，它可以成为欧盟预算急需的纯粹贡献者。
• 加拿大与世界上最强大的邻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线，这对于加拿大来说将是很高的要求
  • 欧盟要求其内部边境向新成员国开放的代价是他们必须收紧与非欧盟成员国的邻国的边境。

加拿大与欧洲的关系

• 加拿大人和欧洲人的另一点共同之处是着迷于美国，着迷于通常通过生搬硬套让自身与美国区别开来
  • 一位加拿大作家称，他的同胞“喜欢高喊我们多么谦逊”。就像当今的欧洲人一样。
• 加拿大有维和的传统，目前正富有争议地扩展到阿富汗更加富有战斗性的维和工作
  • 由于其自然资源丰富，拥有世界上超大份额的冰雪，加拿大可以在制定国际环境政策和对抗气候变化的影响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 加拿大拥有微妙平衡的联邦模式，在双语框架下获得了多元文化社会的权利，对于世界许多正在努力避免未成熟的民主制度变为多数人暴政——进而引发新一轮的种族冲突——的多民族国家，加拿大可以提供独特的立宪经验。

有好的恐怖分子吗？

• 恐怖分子不仅是一个标签，而是有其特定的定义和特征
  • 确定某个人是不是恐怖分子，需要关注生平、目标、方法和背景四样东西。
• 恐怖分子的行为可能因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 民族解放军故意选择暴力，他们从科索沃吸取的教训是：如果牌打得不错，一点精心策划的暴力能够获得多年非暴力政治无法获得的东西。
  • 民族解放军给斯拉夫族马其顿的平民造成的伤害，要比科索沃解放军给科索沃内塞尔维亚的平民造成的伤害少得多。
• 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判断受到文化、政治和道德因素的影响
  • 在仍有其他途径的情况下，民族解放军仍然固执地选择了暴力之路。结果，这加速了名义上的必要改革，但也可能阻挠了实际的改革。
  • 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进一步的指导吗？长期以来，联合国一直回避定义恐怖主义。

阿尔罕布拉

• 西班牙成为另一场战争的舞台，这场战争影响每个欧洲人，所有民主国家的每个公民
  • 在马德里一条宽敞的城市街道一边，你可以在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中看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 2004年3月11日，在这里，格尔尼卡的一幕重演了。由于安在上下班列车上的炸弹的引爆，在短短几秒内，活生生的男男女女们——父母妻儿——的身体被撕成了一块块。
• 西班牙人在“3·11”袭击后所做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
  • 他们没有回击，没有让任何国籍的摩纳哥人或者穆斯林当替罪羊。
  • 人权观察组织的最近报告谨慎地对此表示赞赏：“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记录在案的种族暴力事件可以直接归结于‘3·11’的爆炸事件。”。

欧洲的伊斯兰

• 欧洲与其穆斯林之间的困境是过度简单化的主题，在美国尤其如此，懦弱、反美、反犹太的“欧拉伯”(Eurabia)这套固有思维，日益束缚着阿拉伯/伊斯兰占支配地位的地区，目前似乎正在加剧
  • 在国王的教堂出来沿着道路往下走，在“一神论协会”(Tawhid association)不起眼的后院办公室里，我会见了阿卜杜拉齐兹·伊加尤哈里(Abdelaziz Eljaouhari)，他是摩纳哥柏柏尔移民的儿子，是一名口才出众的穆斯林政治活动人士。
  • 他愤怒地说，法国所谓的“共和国模式”实际上是指“我说法语，叫让·丹尼尔，蓝眼睛，金发”。如果你叫阿卜杜拉齐兹，皮肤较黑，还是穆斯林，法兰西共和国就不像其所宣扬的那样做了。“我们有何平等可言？”他问道。“什么自由？什么博爱？”。
• 欧洲的穆斯林问题主要是移民家庭的1 500多万穆斯林，他们现在生活在欧洲西部、北部和南部欧盟成员国内，以及瑞士和挪威(生活在波兰等欧洲中部和东部欧盟新成员国内的数量很少)
  • 法兰西共和国在理论上不管肤色、宗教和民族，但并没有真实的统计数据，这一事实使统计变得复杂，尽管如此，或许法国大概有500万穆斯林——超过总人口的8%。德国可能有400万人——主要是土耳其人，荷兰将近有100万人，超过总人口的5%。
  • 其中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市，一般在城市的特定区域，比如圣丹尼周围的行政区域，它包含了巴黎近郊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住宅区。每四个马赛市民中估计就有一个是穆斯林。

无形的前线

• 从美国回到欧洲，就是从一个自认为自己在反圣战恐怖主义的斗争前线其实却不是的国家，回到一个在前线却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大陆
  • 只有笨蛋才会排除对现在所谓的美国国土发动另一次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但事实是自从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六年里，在欧洲发生了几次重大袭击(马德里、伦敦)和未遂的策划。
  • 目前据我们所知，在美国，没有发生重大袭击，只有几次识破的阴谋。
• 在欧洲，许多城市的平静街道上有一条无形的前线
  • 无论喜欢与否，无论你住在伦敦还是剑桥，柏林还是新乌尔姆，马德里还是鹿特丹，你都在这条前线上——要比你在冷战时期所处的前线还要近。
  • 这场斗争的一部分是有关情报工作和警察工作的，防止那些已经变得狂热、暴力的圣战分子在圣潘克拉斯火车站(St. Pancras)或者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炸飞我们。

破除禁忌

• 法国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否认土耳其人在一战期间屠杀亚美尼亚人视为犯罪的法案
  • 该法案与我刚刚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一样，没有道德和历史的正当性。
  • 法律赋予了法国议会什么权利修改历史术语来形容九十年前另一个国家对第三个国家所做的一切？
• 我们千万不要通过立法创造有关历史、民族和宗教的新禁忌，而是应该废除依然在我们法律上的禁忌
  • 那些拥有这样法律的欧洲国家不仅应该废除其亵渎神明的法律，还应该废除否认犹太大屠杀的法律。
  • 否则不可能驳回双重标准的指控。你好我也好。

尊重？

•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说我们尊重别人的宗教是什么意思
  • 在我看来，许多后基督徒或名义上是基督徒的欧洲人与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穆斯林之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这些穆斯林信奉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而是他们从根本上是一种宗教的信仰者。
  • 这令少数思想深刻的欧洲人感到困惑，这些人可以说是虔诚的无神论者，转而相信科学发现的真理。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某种特定的宗教迷信，而是在于迷信本身。
• 我们每天都在跟心中坚持我们认为绝对疯狂信仰的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 如果他们在我们看来是好搭档、朋友和同事，我们就会这样尊重他们——而不去管他们私人的、可能也是最深的信仰。
  • 通常，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们会对信仰和信徒加以区别。可以肯定的是，与其他人相比，区别出一些有信仰的人要更容易。

世俗主义还是无神论？

• 穆斯林始于伊斯兰。自由论者源于自由主义
  • 我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因此我源于自由主义——并不是美国右翼宣传的拙劣模仿版，而是可以恰当地理解成追求最大限度个体人类自由、能够与其他人的自由兼容并蓄的自由主义。
  • 面对多元化日益增多带来的挑战，作为公民的我们要一致同意并更加清楚地说明一个自由社会的必要元素。
• 必要的元素中有言论自由，由于来自极端主义者的死亡威胁，国家和私人机构方面对先发制人绥靖政策的误解，言论自由已经沦落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
  • 言论自由必须包括冒犯的权利，这不是义务而是权利。
  • 我们尤其必须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历史人物，他们可以是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丘吉尔、希特勒或者甘地(然后让我们的说法接受证据的考验)。

没有如果，没有但是

• 人们是否应该因为他们所说或者所写的东西而被杀或者面对被杀的严重威胁，面对这样的恐吓，一个主权民主国家是否应该审查对其公民的认可
  • 在这点上，不能妥协，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此刻需要我们所有的个体团结和国家所有的必要资源。
  • 尽管提议该奖项的委员会认为这似乎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但当女王用礼仪剑轻拍拉什迪的肩膀并说“起立，萨尔曼爵士”时，她在庄严地推动言论自由。

作者参加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的会议

• 布什总统带领作者参观白宫多个地方
  • 他解释说，在这次重要出访之行前，他想知道更多东西。
  • 他对大多数自由国际主义形式的怀疑是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
• 布什总统在“黄色椭圆形大厅”与嘉宾讨论欧洲和俄罗斯问题
  • 他相当支持率先由我提出并受到迈克尔·麦克福尔大力支持的建议，即从长远来看，北约应该吸纳稳定、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成为其成员国。
  • 对于有关欧洲的大多数问题，他似乎都持开放态度，但绝不是毫无主见。

“9·11”事件对全球和美国的影响

• “9·11”事件被认为是预料之中的灾难，改变了历史轨迹
  • 安全专家一直警告我们，冷战结束后，我们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你可以称为西方或者北方——最大的安全威胁可能来自恐怖主义袭击。
  • 这绝非是一个一次性的反常事件，而是早已成形、预料之中的更深层趋势最糟糕的表现。
• “9·11”事件后，美国开始更像以色列一样行事，对任何恐怖袭击没等证据表明袭击真的来自何方便立即加以报复
  • 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表示，无论法律立场如何，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自己的国家陷入了战争，他的感觉也是如此。
  • 突然被碎片和灰尘呛着的人和数百万美国人高喊：报仇！当然最好是用精良的武器抓住做这一切的混蛋，没有伤亡，但若这样不可能，要有些牺牲，也在所不惜。

美国的反欧主义

• 美国人对欧洲和欧洲人的愤怒程度要更高
  • “欧洲人”又称为“the Euros”、“the Euroids”、“the’peens”或者“欧洲小不点”，这些常常出诸笔尖舌端。
  • 国防政策委员会的现任主席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说欧洲失去了“道德指南”，法国失去了“道德观念”。
• 反欧主义与反美主义并不对称，反欧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愤怒夹杂着蔑视
  • 反美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怨恨夹杂着嫉妒，反欧主义的情感主题是愤怒夹杂着蔑视。
  • 正如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所说，反美主义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困扰，对法国来说尤其如此。反欧主义远未成为美国的困扰。

为骑墙派辩护

• 在伊拉克问题上，作者支持揪心的自由派犹豫不决的立场
  • 作者强烈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强烈反对美国干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军事干预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发动战争，这都基于充分的自由主义理由。
  • 伊拉克有所不同并且更加困难。我看到了正反两方四个有力的理由。
• 作者认为，无论结果如何，美国都应该从伊拉克战争中吸取教训
  • 如果我们经过正当的干预并没有取得部分成功，反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引发了两场日益严重的灾难，那么我们至少应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左尔巴布什

• 布什政府对中东的政策换来的是连环火车相撞事件
  • 在人类斗争中，如此强大的国家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却收获甚少前所未有。
  • 在更广泛的中东的每个重要领域，过去五年的美国政策身处困境并且更加难以自拔了。
• 美国和英国借助虚假的借口入侵伊拉克，没有适当的合法授权和国际合法性
  • 如果萨达姆·侯赛因这位危险的暴君和国际公认的侵略者确实秘密储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该干涉可能就情有可原了；但是他没有，因此干涉也就是不正当了。
  • 接着，由于五角大楼和白宫纸上谈兵、鼓吹战争的文官极其无能，我们将一个极权国家转变成了一个无政府的国家。

世界的选举

• 2008年夏天，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台对22个国家进行的民调发现，巴拉克·奥巴马比约翰·麦凯恩更得民心
  •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奥巴马获胜将“彻底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
  • 而美国肯定需要变革。
• 在牛津以及周游欧洲的时候，我经常遇到日益对美国感到愤怒的年轻人
  • 一位英国的学生告诉我：“你知道的，我非常支持欧洲。”。
  • 对于这种罕见的情况——支持欧洲的英国人——我激动不已，问她为什么是支持欧洲的人。“我想主要是因为我是反美人士。”。

密苏里州的华沙

• 在密苏里州的华沙，有一个鬼魂借助陌生人之口不断对我说话。他是过去奴隶制度的鬼魂
  • 一名当地的奥巴马竞选志愿者告诉我，她调查的一名妇女表示自己将投奥巴马但她的女儿不会——接着这位母亲拉低了声音——“因为他是黑人”。
  • 他的儿子也不会：“他更是一名种族主义者。”。
• 种族在这里是个问题在我的预料之中，但旧伤和偏见如此显而易见，我还是感到震惊
  • 在当地的麦凯恩竞选总部，四名热情好客的当地女士告诉我她们对萨拉·佩林的热情。
  • 当谈话转到不可回避的主题时，其中一位女士说，如果人们站出来反对奥巴马，他们害怕被当作种族主义者。

与历史共舞

• 2008年11月4日，星期二，刚入半夜的时候，加入白宫前激动万分的人群是与历史共舞
  • “现在布什下台了！”“再见，na na na na”，他们和着鼓声喊道。“奥巴马！奥巴马！”。
  • 汽车的喇叭声响着。萨克斯管的声音从一辆亮红色皮卡的乘客窗传了出来。一名年轻的男子用一个金属勺子敲着平底锅。一名裹着星条旗头巾的非裔妇女在16号大街上狂欢的时候欣喜如狂地说：“这是我至今参加过的最大乔迁会。”。
• 但奥巴马绝不仅仅是黑皮肤的美国人。像我们紧密相连世界中越来越多的公民一样，正如专栏作家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恰如其分地指出，他是“一个集各种族于一身的人”
  • 这使他有资格代表那些各种肤色的美国人，我看到他们在华盛顿市中心和白宫前排着长龙等待投票。
  • “你来自哪里？”我向一名我猜可能来自北非的男子问道。他停下舞蹈，看着我说，“来自我母亲”。精彩的回答，同时也是一种指责，为奥巴马时代而刚刚创造的。

自由主义

• 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表示，政府和市场在法治社会中有其各自的一席之地，但如果它们不受限制的话将成为催生弊端的力量
  • 他的演说中唯一缺少的是写入美国宪法核心内容、建议各种平衡的政治哲学的合适名称：自由主义。
  • 任何有点了解美国现代政治演说的人都知道原因。
• 自由主义已经变成一个贬损的术语，意指——用稍微有点轻浮的方式来说——某种和大政府通奸的邪恶婚姻
  • 这种古怪的用法在极端的情况下带来了这样的书名——《救我们脱离魔鬼：打败恐怖主义、专制统治和自由主义》(Deliver Us from Evil： Defeating Terrorism，Despotism，and Liberalism)，这是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的作品。
  • 但这也影响主流。在初选辩论中，当希拉里·克林顿被要求定义“自由”并问她是否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时，她回答说，原本与自由信仰有关的一个词不幸的是开始意味着支持大政府。

缅甸的美女与野兽

• 缅甸是一个由军事情报统治的国家，军情局是该政权最重要的机构
  • 军情局已经统治了这片金色的土地四十年。
• 缅甸的经济由军方直接经营，这给该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 1988年后的军队领导人将许多公司私有化，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 昂山素季是缅甸无冕女王，连亲密的朋友也尊称她为“昂素”
  • 她成为这样一个传奇，她是该国开国元勋昂山的女儿，昂山是缅甸独立的设计师，1947年被暗杀，当时她两岁。
• 缅甸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和平变革？发生丝绸革命的可能性有多大？
  • 最好的机会可能十年前已经错过了。
  • 十年后，缅甸的核心问题是，素拥有了所有合法性，而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拥有了所有权力。
  • 问题在于将军们知道这一点。他们尽管拥有所有武装力量，但还是生活在恐惧中。
  • 同时，尽管全国民主联盟的潜在力量巨大，但其真实、有效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 另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是佛教的僧人。
  • 最后，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可能自动引发公众抗议。
  • 粗略一看可能的变革力量也必须提到少数民族以及所谓的半外部和外部的参与者。
  • 各邦协调一致的行动可能要比“国际文明社会”对当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大。
  • 然而，即使这些“亚洲”和“西方”的政策达成一致，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仍然可以依靠最大的亚洲国家：中国。
  • 只有笨蛋才会预测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的未来。基于我交谈过的许多人的看法，我自己忧郁的直觉是爆发的可能性要比谈判大。
  • 正如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那样，这样的暴力最终将促进谈判，希望如此。
  • 那么我们要实现四大奇迹——似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本身已经不是奇迹。
  • 最后，我觉得恐怕是最不现实的，我将怀抱一丝希望，希望出现第四个奇迹：孤立、传统文化的那份宁静之美(在当今的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能够挺过现代化必不可少、期待已久的暴风雨。

隐遁伊玛目的战士

•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系既非常复杂又极其简单
  • 该政权的实质仍然相当简单。从本质上来看，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专政。
• 如何转变或者改革这样一个政权？
  • “改革”一词听过无数次。我很快意识到它有多种不同的意思。
  • 另一组人也称为“伊斯兰改良主义者”，曾经是卡迪瓦尔的革命同志，他们强烈不赞同这种看法。我们可能会称他们为“体制内”的改革派，过去八年，他们一直在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领导的政府中工作。
  • 直言不讳的记者艾玛德迪·巴吉(Emadeddin Baghi)也同样持怀疑态度，他曾是伊斯兰改革派，由于自己的批判性写作而在监狱中待了两年多。
• 伊朗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国家，有大约两千五百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它也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国家
  • 为了将这些年轻人培养成良好的伊斯兰公民，毛拉们开办了全国新大学网，称之为伊斯兰自由大学，以补充现有的大学。
  • 因此现在你可以在各地看到他们，这些“隐遁伊玛目的战士”在其手机上聊天或者在公园里调情，女孩子戴着透明的粉红色或绿色头巾，还戴得很后面，露出诱人的卷发，而她们卷起来的牛仔裤故意将赤裸裸的脚踝露在外面，脚上穿着漂亮、尖尖的皮鞋。
  • 男人穿的衣服是一种不那么熟悉的符号语言。一名法学院的学生穿着黑色西服打着领带来见我。起初，我以为他一定是一名年轻的老顽固。我完全错了。因为当局关于男人的穿着规定要求绝对不能戴领带(就像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那样)，穿西服打领带是勇敢叛逆的标志。
• 这4 500万年轻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平政权更迭的最大希望
  • 他们的“软实力”可能比四十五支美国海军陆战队更有效。
  • 改革派总统哈塔米八年的总统任期留下的一项积极遗产是，这代人不像其前人那样害怕了。
  • 然而，如果美国得出结论称年轻的伊朗人是西方或者说第十三代伊玛目的战士，那美国就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东西相接

• 香港是中西相接之地，从西方转向东方，中国之手变强，美国之手变弱
  • 在香港摩天大楼建筑群中，有人看上去对美国国际集团的大厦有点担忧，对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大厦黑玻璃的尖角或许多了一点尊重。
  • 看电视的时候，有人不停地在两个台之间切换，一个台上在播由全美足球运动员变为财政部长的汉克·保尔森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失去了往常的冷静，因为他的救助计划似乎需要救助，另一个台上在播胡锦涛沉稳地带着六百人的强大代表团前往秘鲁参加亚太峰会，在秘鲁，中国主席将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议，这将让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的主要贸易伙伴。
• 力量的转变会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有点阴云密布，而中国大陆更多中央集权的市场经济，看上去相当光明
  • 在香港这样的自由市场贸易的温床也是如此，而中国大陆更多中央集权的市场经济，再加上在这样的危机中可以动用大量外汇储备，看上去相当光明。
  • 有人告诉我，一些中国香港人就是这样解读的，甚至还有点民族自豪感。但他们也非常熟悉中国制度的所有缺陷，其大陆的亲戚朋友(他们轻信了中国模式闪闪发光的简单看法)体验了这些缺陷——不平等、腐败、不安全，没错，还有低效。
• 意识形态框架依然意义重大，但在大标签下，现实往往令人吃惊
  • 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是小政府国家，中国是大政府国家。但中国学者王绍光估计，在当今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加起来还是只重新分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在美国，这一数字要高得多；有多高取决于你所在的联邦州，但蓝色的美国政府重新分配的国内生产总值肯定要比红色的中国多。
• 在市场经济的世界中，已经不存在非常清楚的界线，也没有黑白之分
  • 像中国大陆一样，香港甚至台湾也在复杂、有时间接的谈话中讨论在中国社会中该怎么做，因此，中国决策者与印度或者巴西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那么在你们那里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完全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

穆斯林兄弟会对抗法老

• 埃及的统治者一直在借用、扭曲和合并诸神、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适应内外力量，威逼利诱，必要的时候施点小恩小惠，但总是为了让自己的权力和财富最大化，尽可能长时间地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紧握它们不放
  • 古代的英国人还在原始森林中赤裸闲逛，行为像预料中的足球流氓一样，那时，法老的第一个王朝已经在尼罗河流域的下游建立了统一的王国，他们被视为半神。
  • 后来，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了太阳神瑞(Ra)、伊希斯(Isis)和俄赛里斯(Osiris)以及他们的神圣子孙长着鹰头的荷鲁斯神的孩子和亲信。
  • 天神是伟大的，能让你继续掌权，但他们也是可以替代的。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的变化，出现了天神合并和像公司收购一样的天神收购。
  • 现在，他们又在改变法老宫殿中的神了。穆巴拉克总统执政二十六年，现在提议修订《宪法》。第一条并没有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一个以工人阶级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而是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是一个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国家……”。
• 在合法化混合神的埃及政治中，伊斯兰成分可能变强而不是变弱
  • 尽管有世俗和信奉科普特基督教的政客的反对，第二条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立法的“主要依据”。
  • 与此同时，通过禁止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和独立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总统所在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旨在将其主要敌人——非法但深得人心的穆斯林兄弟会排除在外，以免它在今后的竞争中获取合法的政治权力。

无上帝之城

• 在巴西大城市较贫穷的地方，人们将丰富的通婚作为民族的特性加以颂扬
  • 在上帝之城中行走，就在里约热内卢外面一块穷人的住宅区——《上帝之城》这部电影的布景——里，我看到了每一种可能不同的肤色，有时就在同一个家庭中。
  • 巴西是一个人们将丰富的通婚作为民族的特性加以颂扬的国家，赋予从其本源来说误称的丑陋北美人以积极的含义。
• 巴西引发的问题是，有不平等、贫穷、社会排斥、犯罪、毒品和目无法纪等极端情况的自由民主能维持多久
  • 除了印度和美国之外，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之一。它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还不到二十年，经过了互相竞争的政党和总统之间和平交接的考验。
  • 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挺过了经济危机、勉强运作又错综复杂的联邦制度和不断发生的腐败丑闻。它拥有充满生机、富有战斗力的自由媒体。军方曾经当政，现在已经退居二线。

超越种族

• 巴西人将自己做出决定，但我会真诚地说，我希望巴西向让“种族民主”的古老神话变为现实靠近一步，而不是重新使用过时的种族分类，将错综复杂的身份减少到单一身份
  • 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回忆了自己作为年轻的社会学家时对棚户区的研究。他注意到了种族的广泛融合，但还是得出了如下结论：“总体而言，巴西的黑人就是穷人。”。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政府启动了反歧视行动计划，卢拉总统对此进一步发展。现在许多大学对来自州立学校的申请者和黑人大学生都有配额。
• 正是由于种族通婚让巴西人成为地球上最帅气的人类
  • 这预示着——但我要重申，只有巴西解决可怕的社会和经济不平衡问题才行，包括代代相传的歧视——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世界：肤色只不过是一种物理特征，就像眼睛的颜色或者鼻子的形状，可以羡慕、冷静地关注或者开玩笑。

格拉斯的棕色记忆

• 《剥洋葱》是格拉斯回归经典领域和风格的佳作
  • 《剥洋葱》描述了他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期间的生活。
• 格拉斯在战争中经历了从狂热分子到反战者的转变
  • 他十五岁那年，就自愿加入U—潜艇上的战斗，但他的申请未被接受。
  • 1944年秋，他十六岁应征入伍的时候，发现自己分在党卫军中。
  • 他在俄军前线后方迷了路，身心俱疲，又饿又怕，他听到附近有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紧张地唱起了一首德国民歌的开头，说的是小汉斯独自闲逛走入了广阔的世界，“矮小的汉斯独自闲逛……”。
  • 他有三重渴望。首先是渴望食物，尤其是在美国战俘营的时候。其次是渴望性爱，以娓娓道来的方式描述了令人发笑的身体细节。食物和性爱组成了格拉斯的一个关键词Fleisch，它在德语中既有肉类的意思(比如牛肉或猪肉)，也有肉体的意思。
  • 食物和性爱之外，格拉斯最后的渴望对象是艺术。他将介绍自己成为艺术家的那一章称为“第三种渴望”。
• 格拉斯公开披露自己曾是党卫军成员，引发争议
  • 2006年8月11日，《法兰克福汇报》在其网站上报道称，格拉斯曾是党卫军成员。
  • 格拉斯对于这一切的反应是惊讶、困惑和生气的奇怪组合。
  • 尽管如此，愤怒和惊讶似乎并不乱。愤怒的并不是他青少年时在党卫军中服役过这一事实，而是此后他处理该事实的方式。
  • 令人愤怒的是，这么多年来，他不断借此谴责战后的西德人没有直面纳粹的过去，而他自己却未能完全坦承自己全部的纳粹的过去。
  • 更糟糕的是，尽管对自己的经历了如指掌，1985年的时候他还谴责罗纳德·里根和赫尔穆特·科尔一起参拜比特堡(Bitburg)的墓地，在那里葬着许多战争死难者，其中包括四十九名党卫军的战士。
  • 比愤怒还要多的是纯粹的惊讶。毕竟，格拉斯未曾隐瞒他年轻的时候曾是狂热纳粹分子的事实。

我们脑海中的斯塔西

• “斯塔西”一词正在全球逐渐成为共产主义秘密警察恐怖的代名词
  •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执导的影片《窃听风暴》在世界各地大获成功，顺理成章地荣获了奥斯卡奖。
• 德国是建立残酷独裁统治的世界大师
  • 保罗·策兰在其无与伦比的“后大屠杀”诗歌“死亡赋格曲”中写道，“死神是来自德国的大师(Der Tod ist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 在法西斯主义上，希特勒的德国无疑是世界冠军——简直是举世无双。但昂纳克领导的德国也是如此吗？是的，这个只有1 700万人口的小国家是心理恐吓的缩影。
• 德国人真正堪称世界冠军的行业是对其国家恐怖形式的文化再现
  • 没有哪个国家在调查、传播和呈现——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其过去的恶行方面比它更有才华，更持之以恒和更具创新性。
  • 这种文化再现必须处理犯罪者和受害者的性格。在希特勒的大屠杀中，古腾堡(Gutenberg)的传人开始灭绝书籍的传人。欧洲最有天赋、最渊博和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民族试图摧毁另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两个民族都生活在繁荣昌盛的文化中，互相依存。
  • 至于共产主义，德国人自己实行了它——不过并不是在一个主权国家中。古腾堡的传人压迫路德的传人。这段历史一结束，兰克的传人又马上接手。整整一代西德的现代历史学家，在对纳粹主义的研究中受到了训练，现在又把他们熟练的技能应用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上。

我们这个时代的奥威尔

• 奥威尔的作品具有独特魅力和持久的重要性
  •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独特魅力和持久的重要性。魅力和重要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先谈一谈魅力。戴维森引用了奥威尔的同学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著名评论：“奥威尔的一切都相当有趣。他像劳伦斯，他所说或者所写的所有东西中都闪耀着个性。”。
  • 然而，出现了复杂局面，这也是魅力的一部分。奥威尔将太多自己的生活放入了作品中。他的九部长篇大作(现在是《奥威尔全集》中的前九卷)有三部看上去是自传。他率先有力地使用第一人称“我”。
  • 他最突出的早期随笔之一描述了在缅甸亲眼目睹行刑的情景。但他后来告诉三个不同的人，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那么他曾亲眼目睹过行刑吗？
  • 他给一本《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作了注解，送给一位女友：这是真的，几乎像真的一样，但“这件事是编造的”。无论如何，在他讲述的故事中，他好像真的穷困到了身无分文，但这是一个根本的谎言。
  • 在美国“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化身在写作之前读了他的作品吗？即使他们没读，他也是此中先驱。新新闻主义关于真实报道的本质和虚构与非虚构真相之间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今对整个更高的新闻界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奥威尔”中都有。
  • 这已经是上千种批评研究的对象。所有英语文学学院似乎都一直在忙于解开、三分、解构和重构奥威尔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然而，如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书的作者在上半个世纪没有大获成功，在全世界产生影响，这种传记和批评的魅力就不会存在，更不用说不断地像复制真十字架文物一样复制奥威尔。魅力最终无法与重要性分开。
• 奥威尔是左翼的冷战分子，反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者
  • 被迫在俄国和美国之间选择时，他于1947年告诉其前出版商维克多·戈兰茨公司，“我总是会选择美国”。
  • 他短暂当过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成员后，他总结说：“只有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作家才能诚实。”。
  • 他认为，在冷战中，作家的职责也是战斗，不仅与自己的作品战斗，还要在志愿者组织中战斗。
  • 他不仅像许多左翼作家一样去了西班牙，还为共和国而战，被人打穿喉咙。由于疾病缠身无法加入英军对抗纳粹德国，他成为乡团(Home Guard)的热情的中士。
• 我们这个时代要获得奥威尔的精华还需要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两本平装书
  • 一本是他最优秀、最重要的散文、文章和书信的新选集，要有以这绝妙版本为基础的文本和脚注。
  • 另一本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里面浓缩了奥威尔核心、持久的相关成就，按他自己的话来说，“让政治写作变成了一门艺术”。

奥威尔的名单

• 1949年5月4日，乔治·奥威尔那份臭名昭著的“秘密共产主义者”名单的副本进入了外交部半公开部门的档案里
  • 名单包含了三十八名记者和作家的名字，奥威尔认为他们“在我看来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或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不应该信任他们是(反共)宣传者”。
• 奥威尔的名单兼收并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名字”、“工作”和“言论”命名
  • 其中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和演员迈克尔·雷德格雷夫(Michael Redgrave)，他们都打着“？”或者“？？”，这表明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或共产主义的追随者。
• 过去十年间，“奥威尔的名单”一直是许多文章的主题
  • 文章的标题相当耸人听闻，比如“外交部的老大哥”、“社会主义的偶像成了告密者”和“奥威尔的黑名单如何协助秘密服务机构”。
• 1949年2月，乔治·奥威尔躺在科茨沃尔德的疗养院中，肺结核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熬不过一年了
  • 那个冬天，他费尽最后一份力重打了《一九八四》的整份手稿，这是他发出的悲凉警告，警告如果英国屈服于极权主义可能会发生什么。
• 奥威尔认为正在发生一场战争，即“冷战”，担心西方国家输掉
  • 他认为，我们正在输掉的一个原因是民意对苏联共产主义的真正本质一无所知。
• 他也开始记私人笔记，在该笔记本中他努力想确定谁是什么人：彻底的共产党员、特工、共产主义的追随者、多愁善感的同情者……
  • 该笔记本(我能够不受限制地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奥威尔档案馆中查阅)显示他对这份名单忧心忡忡。
• 1949年2月，给这位消沉、病入膏肓的天才政治作家带来了一则令人欣喜的个人消息。西莉亚·科万(姓佩吉特)从巴黎回到了伦敦
  • 西莉亚是一位相当美丽动人、活泼、热心的年轻女子，和她的双胞胎妹妹玛曼因(Mamaine)一样都在左翼文学圈内活动，后来玛曼因与奥威尔的朋友亚瑟·凯斯特勒结婚了。
• 4月6日，他用自己工整、相当精致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又推荐了几个名字，提供了一份名单：
  • “那些不能当作宣传者加以信任的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应该把留在家里的那本笔记本发给你，如果我把这样一份名单给你，这份名单必须严格保密，因为我认为把某些人说成是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有损其名誉。”。
• 档案本身显示，对于那些名单上的人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
  • 外交大臣在写给我的信中宣布了要公开原始的名单，在信中写道：“对我们记录的检查证实该名单是有关奥威尔与信息研究部联系的唯一未公开的文件。”。

“英国知识分子”是矛盾修辞吗？

• 英国知识分子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柯里尼称其为“缺失主题”
  • 与法国人、波兰人或者奥地利人不同，我们没有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始于加莱，“英国知识分子”是一种矛盾修辞
  • 口头英语之河承载着厚厚一层有点轻蔑或者讽刺的绰号：书呆子、老学究、风雅之士、女才子、自称无所不知的人、电视明星、媒体明星、空谈阶层、聪明过头的人。
• 知识分子有三种不同的意义：主观、个人的意义；社会学上的用法；文化角色的描述
  • 主观、个人的意义：博览群书、对想法感兴趣、追求思想生活的人。
  • 社会学上的用法：知识分子是一个阶层，可能由所有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组成。
  • 文化角色的描述：知识分子是指某个人首先在创新、分析或者学术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接着利用现有的媒体或者表达渠道参与更广泛公众的更广泛问题，其中一些人随后成为公认的权威。
• 英国知识分子诋毁或者不接受知识分子这个术语时，他们有时只是在表达英国的经验主义对各种更为抽象理论化的大陆形式的厌烦而已
  • 这也正是奥威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将让—保罗·萨特形容成“一袋风”的原因之一。
• 在如今的欧洲，英国是拥有最丰富知识分子文化的地方之一
  • 与知识分子的发源地法国相比，在英国，关于理念、政策和书籍可能有更真实、实质性和创新性的辩论，进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野。

“我是柏林人”

• 本文讲述了英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年轻时的经历和成长，以及他在牛津大学的生活、与犹太家庭的联系、与美国的关系和对俄国的访问。

事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边境

• 事实文学和虚构文学都属于文学范畴，因为它们都创造了一个世界。
• 事实文学和虚构文学的边境是开放、无标记的，许多作家在无意间跨越了这条边境。

为事实文学辩护的重要性

• 描写现实世界的文字会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

事实文学的测试

• 事实文学必须通过真实性测试和诚实性测试，以确保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作者的诚实性。

事实文学的美学价值

• 事实文学可以是美丽的，并呼吁作家在创作时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

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及其挑战

• 全球资本主义是全球的大事实，但它的未来面临新威胁
  • 全球资本主义是21世纪初的大事实，太大，太理所当然了，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停下来思考这有多么不平凡。
  • 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同时也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了新威胁。
• 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无法自动自我修正，且加剧了全球不平等
  • 现在的全球市场经常失衡，正逐渐走向更严重失衡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地需要政治、财政和法律修正的有形之手来协助市场的无形之手。
  • 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似乎是它给表现好的地方回报多，不仅仅是伦敦市，还有上海、莫斯科和孟买。在一些国家，少数人超级富裕、大多数人仍然超级贫穷，这会带来什么政治影响？
• 可持续发展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最大单一挑战
  • 这个星球无法维持六十五亿人像当今富裕北半球的中产阶级消费者那样生活。在短短几十年内，我们将耗尽需要大约四亿年才能积累起来的化石燃料，从而改变地球的气候。
  • 无论现代资本家多么花心思地寻找替代技术——他们将很花心思，这将意味着更加富裕的消费者勉强接受靠更少而不是更多的东西生活。

去文明的可能性

• 卡特里娜飓风揭示了文明外壳的脆弱性
  • 卡特里娜飓风的巨大教训是我们踩着的文明外壳总是很薄。一震动，你就掉下去了，就会像疯狗一样乱抓乱刨求生。
• 文明可能会在未来的灾难中退化
  • 最显著的威胁是气候变化带来更多的自然灾害。如果这场大灾难被像约翰·麦凯恩等美国政客那样解释成是一次——使用他们自己毫无疑问会使用的旧词——“警钟”，警告美国人要是美国继续像没有明天一样排放二氧化碳将带来的后果，那么卡特里娜飓风将带来一丝希望。但可能已经太晚了。
  • 从贫穷又人口过多的南半球向富裕的北半球大规模移民的压力，已经有洪水一般的威力。如果自然或者政治灾难再迫使数百万人移民，有朝一日，事实可能会证明我们的移民控制像新奥尔良的堤坝一样。

“平安夜”的起源和流行

• “平安夜”由约瑟夫·莫尔创作，弗朗茨·格鲁伯谱曲
  • 约瑟夫·莫尔在1818年的圣诞节前夕，拜访了助理风琴弹奏者弗朗茨·格鲁伯，请他谱合唱和吉他伴奏的曲子。
  • 弗朗茨·格鲁伯在几个小时内完成了曲子“平安夜，圣善夜。”。
• “平安夜”因风琴里的老鼠而得以传播
  • 由于风琴里有老鼠，那把风琴就必须修理了，这引来了卡尔·毛拉赫尔，他将“平安夜”带回了齐勒山谷。
  • 斯特拉瑟姐妹和莱纳姐妹的表演使“平安夜”在欧洲和美洲流行开来。

机遇、好运、运气在成功中的作用

• “平安夜”成为世界流行曲目的原因是机遇和好运
  • 有上百种同样美妙的曲子，同样也有许多同样质量的业余圣诞赞美诗，但“平安夜”却成为世界永远的流行曲目，原因是机遇、好运、运气。
• 拿破仑和马基雅维利都认识到运气的重要性
  • 拿破仑曾向一位引起他注意的高级军官问道：“他幸运吗？”。
  • 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半由运气决定，另一半差不多由我们自己掌握，我认为可能真是如此。”。

如何对待机遇和运气

• 接受一半的成功取决于运气的事实
  • 一天结束的时候，一半是运气，平静地接受接下来一半会怎么样将取决于运气的事实。
• 付出努力，等待机遇的到来
  • 好运没有另一半的努力并不会来，你还必须付出努力。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伊恩·布鲁玛及其作品

• 伊恩·布鲁玛是一位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
• 布鲁玛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埃》，到90年代的《罪孽的报应》、《伏尔泰的椰子》，再到《坏分子》与《西方主义》，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
• 布鲁玛与奈保尔、保罗·索鲁、简·莫里斯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
  • 他们来自不同区域，年龄、性别不同，所关注的题材也不尽重合，却分享着相似的特质——都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零年：1945》的主题和视角

• 《零年：1945》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
  •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
  •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
  •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
• 《零年：1945》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
  •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

1945年的历史意义和对当代的启示

• 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
  • 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
  • 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 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1945年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
  • 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
  • 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它不再是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五大国之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解放心态问题

• 被解放的人们在行为和举止上出现了问题
  • 这种问题对他们的安顿、食物供给、杀菌消毒和遣返都构成了挑战。
• 女性与盟军士兵的亲善行为引发了道德恐慌
  • 人们担心女性的荣誉和尊严受损，甚至影响到民族的荣誉。
• 在战败国，女性与盟军士兵的性关系被视为对国家荣誉的背叛
  • 这引发了强烈的民族耻辱感。

荷兰的“吗哪行动”

• “吗哪行动”是英美两国轰炸机飞行员在荷兰空投食物的行动
  • 行动从1945年5月由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军轰炸机空投，再由红十字会分发的“瑞典白面包”。
• 荷兰人对“吗哪行动”充满感激
  • 许多荷兰人已经饥肠辘辘，对空投的食物充满感激。

荷兰的饥荒及其特殊之处

• 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
  • 1944年9月，为了协助蒙哥马利从阿纳姆挥师东进、横跨莱茵河的行动，荷兰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行动惨遭滑铁卢。作为报复，德国人切断了向依旧处于占领下的荷兰西部的食物供给。
  • 1944年和1945年的“饥饿冬天”格外寒冷。有1.8万人死于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
•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
  • 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战后英国的饥饿与困境

• 战后英国食物配给一度减量，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
  • 到了1945年5月，战时食物配给还一度减量：家家户户分到的烹调油少了，培根也少了。到了1946年，甚至连面包都搞起了配给制。
  • 许多人依旧睡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而且就算战后一年里，供暖也是时有时无的。
• 伦敦在庆祝胜利几个月后依然显得很压抑
  • 埃德蒙·威尔逊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普遍情绪：“战争一结束，一切突然显得那么空虚、病态和没有意义！我们一蹶不振，生活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在众志成城抵抗外敌时，却可以全然忘记这些困难。我们所有的努力最终只收获了破坏，却无力在废墟上建起我们赖以为生的东西。”。

战后法国的饥饿与困境

• 法国农民拒绝以固定价格出售粮食，因为他们依靠无处不在的黑市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 供应部长保罗·拉马迪埃(Paul Ramadier)被人戏称为“拉马丹”(Ramadan)，即穆斯林禁食的斋月；每天那点少得可怜的食品供给则叫“拉马节食”(Ramadiète)。
• 法国至少大体上做到了“国破山河在”：历史名城、教堂和大教堂都完好无损
  • 跟德国一样，法国必须“推倒重建”，但“尽管社会上弥漫着这种情绪，高墙依旧岿然不倒，咖啡馆依旧门庭若市(虽然没有咖啡供应)，而且黑市永远存在”。

战后德国的饥饿与困境

• 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
  • 许多难民死在了前往德国这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的路上，有些还是被人杀害的。
• 德国城市已经爆发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
  • 在日本，1945年有2万多人死于痢疾，到了1948年，有将近70万人感染上了斑疹伤寒、普通伤寒、肺结核、霍乱和脊髓灰质炎。

战后日本的饥饿与困境

•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 政府当局指导国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锯屑(用来做煎饼)、蜗牛、蚱蜢和老鼠做菜。
•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
  • 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牲畜减少，农田被毁，农具变成废铁，劳动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严寒，可谓雪上加霜。

战后人类的苦难与应对

• 战后人类经历的苦难程度是如此深重，以至于几乎没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作对比
  • 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他们被驱逐出土生土长的家园，这种排德潮还得到了同盟国政府的官方批准。
  • 日本的盟军司令部也收到了类似的严苛指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命令严令麦克阿瑟将军限制向日本人发放救灾物资：“只需达到避免出现危及占领军或阻碍军事行动的大面积疾病和动乱的程度即可。诸如此类的进口品只能限于最少量的食品……燃料、医疗卫生用品……”。
• 盟国采取了行动，向德国和日本提供了大量的食品援助
  • 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Gerald Templer)爵士开始主推“大麦粒行动”(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
  • 同样，遵照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西北欧俘虏之战俘处置问题”的一纸手令(JCS1076号令)，美国人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
  • 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1945年德国难民营的景象

• 犹太人在德国难民营中寻找庇护，但面临着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来自其他难民的歧视
  • 文章首先描述了1945年德国难民营的景象，犹太人在那里寻求庇护。

犹太人在欧洲各国的处境

• 犹太人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遭受的种族清洗。

犹太人在难民营中的组织生活

• 基布兹的建立，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望，包括移民巴勒斯坦的愿望。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欧洲的活动

•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欧洲的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利用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苦难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
  • 文章最后探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欧洲的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利用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苦难来推动自己的政治目标。
  • 同时，文章也提到了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们对犹太移民的限制。

战后欧洲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 战争、军事占领和独裁专制让国家山河破碎，精神上也礼崩乐坏，政治合法性荡然无存
  • 政治合法性危机在战后欧洲普遍存在，人们的冷漠腐蚀了公民意识。

抵抗运动的作用与影响

• 抵抗运动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军事败北中仅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
  • 暴力反叛招致了恶狠狠的报复，遭殃的是无辜百姓，而且这些行动通常得不偿失。
• 抵抗运动有象征意义，显示局面并非大势已去，暴政也并非坚不可摧
  • 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

清算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通敌分子的运动

• 战后新秩序要获得合法性，就得先开展一场清洗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通敌分子的运动
  • 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应该对专制独裁、迫害异己、奴役他人和大屠杀负责的人必须被清理出户。
• 清洗的方式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德国经历的浩劫
  • 在东德，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共产党声称“民主苏占区”的清洗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 在西德，清算昔日纳粹的主要幕后推手是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为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也就是中情局的前身效力。
  • 在日本，除了逮捕有战犯嫌疑的人之外，整肃行动侧重于“预防”，而非“惩罚”。

英雄叙事与战后欧洲的民族复兴

• 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
  • 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菲律宾的抗战与战后的政治动荡

• 菲律宾虎克党进行抗日活动，后被麦克阿瑟将军利用
  • 虎克党由赤脚的农民革命者组成，他们的敌人不光是日本人，也包括菲律宾的大地主。
  • 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宣布独立，但实权仍在日本人手中。
• 战后，菲律宾出现内战，美国支持的政府未能稳定局势
  • 菲律宾游击队将日本人赶出吕宋岛中部各地后，升起星条旗和菲律宾国旗，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期待美国支持独立的菲律宾社会主义共和国。
  • 曼努埃尔·罗哈斯宣布赦免战时的通敌叛国者，成千上万的人获释出狱。

中国的内战与国共冲突

• 国共两党因抗战后的权力分配问题发生冲突
  • 蒋介石坚持只有他有权命令日本人缴械，而毛泽东又对此毫不理会的原因。
  • 1945年夏，蒋的麾下有400万国军，遍布华中和华南地区。但他们训练很差，军纪涣散，而且带队的长官常常腐败无能。
• 美国在国共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最终支持蒋介石政府
  • 通常，国军到达东北时已是姗姗来迟，而且兵力不足，有时还被送错了地方。
  • 1948年，长春一役中，共有30万平民死于饥饿和疾病。

法国的抵抗运动与战后重建

• 法国抵抗运动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战后面临清算
  • 抵抗运动的男男女女扮演了英勇的叛逆者角色，在别人明哲保身的时候，他们以命相搏。
  • 对犯错之人的责罚常常是象征性的，而且惩治力度很不公平。体制派相对而言毫发无损。
• 戴高乐将军试图通过大赦和审判来恢复法国的秩序和稳定
  • 戴高乐意识到，一方面，正义只有看得见才算得到了伸张；另一方面，法国已经伤痕累累，禁不起大规模的清洗了，否则社会将面临难以忍受的压力。
  • 某些标志性人物，因为在德占期间罪大恶极，引人注目，被送上了被告席。贝当本人也接受了审判，并被判卖国罪，但鉴于他年事已高，功勋卓著，不适用死刑，因此被流放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小岛上。

共产党八路军挺进东北后的人民公审

• 人民公审以法律程序粗糙为特点，一些罪状琐碎，也有严重罪行
  • 人民公审中，一些罪状琐碎，如拉黄包车的车夫状告日本商人弄坏灯笼，也有严重罪行，如安东的3名官员被处决在鸭绿江边。
• 审判目的是彰显共产党权威，被告被指控为日伪政权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
  • 人民在仪式性事件中扮演角色，大声喊出期待判决结果。

匈牙利经历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围困后的审判

• 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马加什提出逐步夺权策略，共产党像“切香肠”那样一点点蚕食对手
  • 匈牙利经历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围困，布达佩斯千疮百孔，食物短缺，人们把愤怒矛头对准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
• 匈牙利审判战犯不仅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
  • 法庭由党员和工会成员构成，专业法官负责引导。

纽伦堡审判的开始及其影响

• 纽伦堡审判开始，21名纳粹高级官员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受审
  • 审判过程漫长，但大体上公正，为后来的战争罪审判提供了模板。
• 纽伦堡审判后，尽管许多德国人只有在战败的苦涩淡去，生活更加安定后，才认识到其价值，但其为德国人自己公审纳粹战犯提供了一个模板。

二战后欧洲各国的重建与改革

• 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上台，推动社会主义改革，但面临财政困境和国际压力
  • 艾德礼试图建立更平等的社会，但面临财政困境和国际压力。
• 法国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等左派力量与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对抗，期待战后实现理想
  • 左派力量期待战后实现理想，但面临诸多挑战。
• 德国技术官僚与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合作，规划欧洲新秩序，但计划受到国际政治影响。
• 日本在二战后由美军占领，美国试图在日本推行新政，但遭遇日本保守派的抵制。
• 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方由金日成的共产党政府统治，南方由李承晚的保守政府控制。

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政策

• 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旨在避免血债血偿，改造人们心智，将专制政权改造为和平的民主国家。
• 初期，大部分计划旨在惩罚敌人，通过摧毁其工业，使之无法作恶，如摩根韬计划。
• 取代惩罚计划的是“三D政策”：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和民主化，旨在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

改造原住民策略的起源与实施

• 改造原住民策略源自古罗马人的教化行为，启蒙主义观念，殖民者的策略，基督教的传教热情，以及通过教育移民塑造秉公守法的美国公民。

布莱恩·厄克特的生平和理想

• 厄克特是一位年轻的英军情报官，对国联的诞生充满热情
  • 厄克特在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让他对国际主义充满热情。
• 厄克特在二战后成为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短期雇员，后来为联合国尽忠职守
  • 厄克特在联合国秘书处有许多好友，其中一位是前文中也有述及的，即法国抵抗主义战士斯特凡纳·埃塞尔。

斯特凡纳·埃塞尔的生平和理想

• 埃塞尔是一位法国抵抗主义战士，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埃塞尔出生于1919年，跟厄克特岁数一样大。他的父亲弗朗茨·埃塞尔是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
• 埃塞尔在战争结束后三年，协助起草了史上第一部《世界人权宣言》
  • 埃塞尔于2013年去世，享年95岁。

人们对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期待

• 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个比国联更富活力、办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组织维持这一秩序
  • 有人想得很远。甚至早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张者就经常宣扬末世论。
• 支持某种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霸权的声音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不鲜见
  • 丘吉尔一度也对其笃信不疑。

联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诞生

• 1945年，真实世界开始重建的方式也许和高屋建瓴的理想主义有所关联，但关联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紧密程度
  • 塑造战后国际体制(实际上这一工作战时就已启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
•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旧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话，则还要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沿岸普拉森舍湾的会晤
  • 《大西洋宪章》后来证明只是这些崇高原则的精辟表述罢了。但其中一条对后世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条款主要出自美国人之手。《宪章》不仅表明“希望那些曾经被武力剥夺自治权的国家能够重新获得这一权利”，而且更进一步表示“所有人都有权选择在什么样的政府治下生活”。

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 联合国从战时同盟的性质转型为一个“全世界民主组织”，但大国之间就总的原则迅速达成了一致。但是它们和其余小国则剑拔弩张，大国主导和民主的国际组织这一对目标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 作为小国代表，口若悬河的澳大利亚外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Herbert Evatt)十分反感大国在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但是小国不得不做出让步。
  • 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Molotov)是大国中立场最极端的。他不断坚持苏联应有权否决其不愿在联合国范围内讨论的议题。这一态度几乎导致会议搁浅，直到美国人派了一支外交使团去莫斯科斡旋，斯大林这才授意莫洛托夫做出退让。
• 联合国在成立之初就面临诸多挑战，如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民族解放运动、殖民主义的遗留问题等
  • 民族解放其实是旧金山会议的一大议题。迈克尔·富特说得没错，苏联比起西欧盟友更支持民族解放事业，尽管个中理由并不十分豁达。
  • 然而，尽管联大随着时间推移会成为鼓吹反殖民主义的重要讲坛，去殖民化在1945年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殖民主义列强所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也就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承诺保障“非自治地区”居民的“福祉”。

对1945年的反思和启示

• 1945年，零年在感恩和焦虑的基调中落下了帷幕，人们对世界大多数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
  • 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 此外，新闻报道往往都很严峻：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
• 尽管许多期待终将化为灰烬，一如世间万物，但我们仍然应该向1945年的男男女女，向他们的苦难、憧憬和抱负致敬
  • 因为之前的经年破坏，以及之后将陆续上演的一幕幕大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印巴冲突、巴以冲突、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零年在全世界集体记忆中变得模糊了。
  • 但还是在零年，战争废墟上的重建工作成绩斐然，对于零年之后长大成人的一辈，这一年或许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45年战争结束与1989年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

• 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
  • 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
  • 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 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
  •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
  •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全世界似乎一团和气，这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作者一家在柏林的经历

• 1972年，作者一家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那次经历让人抑郁
  • 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
  • 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
• 1989年，作者一家再次来到柏林，感受到了自由和希望
  • 我们被裹挟在东德人、西德人、波兰人、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其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人组成的人流中，漫步穿行于柏林市中心，体尝着这份恬淡的自由。
  • 在午夜过去差不多一刻钟后，我和姐姐突然意识到自己和父亲在人群里走散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挤得不能动弹。

柏林墙的倒塌及其影响

• 1989年12月31日，柏林墙终于出现了裂痕
  • 数以万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聚拢在柏林墙的周围，有些还爬上了墙头，高声歌唱，大喊大叫，手里摇晃着被德国人称为“塞克特”(Sekt)的甜味气泡酒酒瓶，瓶塞蹿了出来，黏稠的泡沫如雨点般浇洒在人们头上。
• 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冷战的结束，全世界的人们都为之欢庆
  • 人们庆祝自由、重逢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
  • 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的苦涩经历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有铁丝网，不会有集中营，也不会有杀戮。

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科尔曼学者&作家中心访学的经历

• 吉恩·斯特劳斯、玛丽·多里尼和保罗·德拉韦达克为作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 吉恩·斯特劳斯是科尔曼中心能力出众的主任。
  • 玛丽·多里尼是吉恩·斯特劳斯的副手，至关重要。
  • 保罗·德拉韦达克向来助人为乐。

研究阶段得到的建议

• 罗伯特·帕克斯顿、弗里茨·施特恩、秦郁彦、阿维夏伊·马格里特、本·布兰德和盖尔特·迈克等人的建议对作者大有裨益
  • 罗伯特·帕克斯顿是美国历史学家，著有《隐蔽的政权》。
  • 弗里茨·施特恩是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著有《金与铁：俾斯麦、布雷施劳德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 秦郁彦是日本历史学家，著有《大东亚战争全史》。
  • 阿维夏伊·马格里特是以色列历史学家，著有《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 本·布兰德是英国历史学家，著有《欧洲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 盖尔特·迈克是荷兰历史学家，著有《荷兰史》。

在阿姆斯特丹的NIOD研究所期间得到的帮助

• 大卫·巴尔诺和约格力·梅赫伊岑为作者提供了大力帮助
  • 大卫·巴尔诺是荷兰历史学家，曾任NIOD研究所所长。
  • 约格力·梅赫伊岑是荷兰历史学家，曾任NIOD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威利出版社和企鹅出版社的支持

• 安德鲁·威利、金·奥和杰奎琳·柯给予作者一如既往的支持
  • 安德鲁·威利是威利出版社的创始人。
  • 金·奥是威利出版社的编辑。
  • 杰奎琳·柯是威利出版社的编辑。
• 斯科特·莫耶斯和麦利·安德森在出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斯科特·莫耶斯曾任威利出版社代理人，后转投企鹅出版社，担任编辑。
  • 麦利·安德森是企鹅出版社的编辑，见证了本书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父亲列奥·布鲁玛和朋友的帮助

• 父亲列奥·布鲁玛和朋友的经历为本书提供了素材
  • 父亲列奥·布鲁玛和朋友的经历是1945年的亲身经历。

对内子堀田江理的感谢

• 内子堀田江理的耐心和鼓励对作者完成本书至关重要。

天性的不可驱除性

• 天性总会跑回来，并以其胜利挥开你对它愚蠢的轻蔑
  • 你可以拿草耙一时驱走天性，但它总会跑回来。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文化理解的关键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翻译应保持开放性和非功利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 翻译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挑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西方知识界“唱衰”西方的传统

• 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奥威尔的《1984》，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比比皆是的“资本主义衰亡论”，过去一百年来，从某些人的角度看，西方的崩溃似乎是随时随刻的事。

《大断裂》中的“社会资本”流失现象

• 《大断裂》显示，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社会资本”正在大规模流失
  • 《独自打保龄球》提供的论据是很多社团的成员数量在减少、人的社交生活在萎缩等等，而《大断裂》则主要集中于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

福山对“社会资本”流失的解答

• 福山在《大断裂》的后半部分试图寻找答案，答案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另一个是自上而下、等级制的危机解决方式
  • 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一旦旧的合作形式遭到破坏，人们有根据情势来调整合作方式的能力。
  • 由于人类自发合作达至善治具有相当的社会条件(比如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在这些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府还可以介入，为培育新的社会资本提供激励机制。

对“个人主义”和“社会资本”关系的重新审视

• 如果个人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而非“自我主义”，那么个人主义果真与“社会资本”相矛盾吗？显然并非如此
  •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持续了几十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正在从一个“物质主义”时代走向一个“后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普遍更认同平等(比如更鼓励女性工作权利)、更宽容(比如对同性恋)、更有创造力、更热衷于参与和表达——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型，被他们称为“解放价值”的崛起。
  • 这些“解放价值”(平等、宽容、创造力和参与)，不正高度近似于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说，“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但与社会资本的发展并行不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发展。

对“西方没落论”的解读

• 西方人隔三差五的“西方没落论”，与其说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唱衰”，不如说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警报
  • 据我观察，在有自由的地方，社会危机通常总有出路，因为自由允许并鼓励试错与纠错，从而避免了故步自封。

后工业时代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 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被称为“第三次浪潮”
  • 经济方面，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财富来源，信息社会中典型的工人就职于服务业。
• 工业时代的渐行渐远始于美国传统工业区的去工业化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转型
  • 本书将探讨信息社会转变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以及社会秩序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演进。

社区与社会，再次分化

• 技术进步带来社会秩序的紊乱并非新现象，特别是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社会一直经历着某一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的无情的现代化过程
  • 英美两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社会失序，可以直接追因于所谓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破坏效应。
• 社会规范的这一转变引发出可能是现代社会学中最著名的概念，即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的关于“社区”(Gemeinschaft，community)和“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的区分
  • 按照滕尼斯的说法，代表社区的是典型的前现代的欧洲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它由一个紧密的个人关系网络构成，且个人关系严重依赖亲属关系以及在某个小型封闭的村落内的直接和面对面的交流。
  • 而另一方面，社会，则是由代表着大规模的、城市和工业社会的法律和其他正式的规则所构成的体系。社会关系更循规蹈矩，也不那么人情化，个体之间不再寻求相互支持，也就同样地不再彼此依赖，因此他们的道德约束也大为减少。

社会秩序对于自由民主的未来何以重要

• 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民主国家遭遇的最大挑战之一便是它们在面对技术和经济变革时能否保持其社会秩序
  •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涌现出了诸多新兴民主国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也将之称为“第三次浪潮”，但这是一次民主的浪潮。
• 构筑在这些个人主义前提之上的社会一直运转良好，甚至到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仍没有其他的现实选择，可以取代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
  • 要构筑社会，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比起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家，这一成就所带来的福利实在过于明显。

规则的价值

• 向信息时代转变与社会分裂之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电视里成天累时播放的那组系列广告中看出端倪
  • 由一家美国通信巨头公司赞助的这组广告中，一群身体条件好、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展现了超凡的运动技能，诸如沿着建筑的侧面墙向上奔跑、从悬崖上纵身跳入万丈峡谷、在一栋栋摩天大楼的屋顶间跳跃。广告最后闪烁出标示主题的字幕：“无拘无束”。
• 人们很快发现，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文化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文化里，破坏规则成为唯一可以存在的游戏规则
  • 而人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道德价值观与社会准则绝不单纯是施加于个人选择之上的粗暴限制，而是任何类型的合作事业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社会资本

• 本文探讨了人类社会需要约束和规则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由谁的规则来做主？”的讨论
  • 文章首先指出，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富有、自由和多元的社会，文化被定义为选择性创造的结果。
• 社会资本被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
  • 文章通过分析意大利南部缺乏社会资本的例子，强调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我们如何测量社会资本

• 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一词的使用存在争议，前者认为它是经济学侵入社会科学领域的表现，后者认为它过于模糊且难以测量
  • 罗伯特·帕特南的研究表明，意大利不同地区的治理水平与该地区的社会资本有关，而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持续下降。
• 测量社会资本存在困难，包括定性特征、团体成员的正外部性或“正信任半径”以及负外部性等问题
  • 判定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减较为困难，但可以通过信任度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以及社会功能紊乱的状况来间接测量。

一项关于比较方法论的说明

• 在本书后续章节中，我展示了美国、英国、瑞典和日本的社会资本，并且广泛利用了其他十余个国家的数据，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芬兰和韩国
  • 本书的图表列举了美、英等前四个国家的数据只是用以简单说明。读者若想了解其他国家的详细数据可以参看附录。
• 比较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始于某些研究经典，比如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通过考察19世纪晚期欧洲不同国家的自杀率而提出了失范(anomie)的概念
  • 只有将一国经验与其他相似国家比较，我们才能对复杂现象作出解释，并避免过分狭隘。

犯罪、家庭和信任：怎么了

•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消极测量标准的指标一时间都快速上扬
  • 这些指标可归入大致三个类别：犯罪、家庭和信任。
• 社会资本同犯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 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深植于群体关系之中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那么犯罪，这一破坏社区规范的行为，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缺失。
• 家庭和社会资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
  • 首先，家庭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合作单元，在此单元中，父母需要共同努力来孕育子女，并教育和帮助他们适应社会。
• 西方家庭业已发生的这些变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们也在有关生育率、结婚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中得到体现
  • 尽管陈述下面这个显而易见的观点似乎有点无聊，但社会资本确实离开人无法存在，而西方社会正陷入人口出生数量不足而难以维持自身发展的境地。
  • 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各种指标开始急剧下滑。人们更晚结婚，婚姻维持时间变短，结婚率也偏低。
  • 婚姻以外生育的孩子所占比例在逐步增长。美国全部活产胎儿中由非婚妇女所生的比例从1940年的5%上涨到1993年的31%。
• 在自由选择余地之大前所未有的社会里，人们反而更加憎恶那些残存的束缚他们的联结纽带
  • 这种社会的危险在于，人们会蓦然发现他们在社会中处于孤立的境地，虽然可以自由地同人交往，却无法做出能让他们在真正的社团中相互联结的道德承诺。
• 美国在以下两个方面保持突出：对机构的不信任度处于最高水平，同时参与团体的人数和社区志愿活动比例也最高
  • 公共领域的信任变弱的同时，私人领域的信任——它是公民间形成的合作关系的副产品——也在减少。
  • 尽管人们继续参与团体生活，但团体本身的权威性在下降，其所营造的信任半径也在缩小。总体上看，能为社会共享的价值观越来越少，而团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

关于原因的一般看法

• 大断裂现象在众多工业化国家的各种不同社会指标一齐发生变动的事实，多少为我们指示出一种在更加普遍的层面进行解释的路径
  • 如果同样的现象在一大批国家里发生，我们就可以把仅仅适宜于某一国家的解释剔除在外。
• 文章讨论了四种解释大断裂现象的观点：贫困和不平等、财富增长、福利国家政策、文化转变
  • 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观点在解释社会规范在1965年后的迅速转变时都有缺陷。
• 作者提出，这些变化的确根源于价值观，但文化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发生转变的原因仍不清楚
  • 作者认为，两性和家庭规范领域的转变可以用劳动性质的重大转变和技术创新来解释。

人口、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 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现代化进程、社会异质性、毒品问题以及家庭破裂等因素
  • 犯罪率的上升与家庭破裂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在美国，家庭破裂可能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
• 在信任、价值观和公民社会的领域，我们需要分别解读两个不相关的现象：首先，为何对机构和其他人的信任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下降，以及如何总体把握一种矛盾现象，即共同规范逐渐减少的同时，团体数量和公民社会的紧密度在增加
  • 在美国，对信任度下降的原因一直争讼不休。罗伯特·帕特南早就提出，这一问题可能与电视的兴起有关，最早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恰恰是信任度水平降低最急剧的一代。
  • 不过有人认为，像信任度下降这样一个涉及面广的复杂现象，有着多种不同原因，电视只是其中之一。
  • 上述这些因素中哪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急剧变化，并导致了信任度的降低呢？收入不平等有所增加，马里兰大学的埃里克·尤斯兰纳(Eric Uslaner)认为这是不信任之所以增加的部分原因。
  • 1965—1990年间，犯罪数量急剧上升，人们因此会很自然地想到，假如有人成为犯罪受害者或是日复一日地从地方电视新闻中看到可怖的犯罪报道，这人就会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感觉不是针对亲朋好友，却是针对着外面的世界。
  • 另一种主要的社会变化是离婚和家庭破碎率的上升，这种变化能带来痛苦的人生经历。
  • 宗教显然对信任有两重彼此矛盾的影响；原教旨主义者和不去教堂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产生信任。
  • 年轻群体往往比年长群体显出更多的不信任，但这一情况并不能解释社会不信任度的上升；反倒是它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年轻人更容易冷漠多疑。
• 社团的小型化
  • 即使在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看似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团体和团体成员依然保持增长，这一事实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所有这些解释角度都符合本书开头的那个大的设定，即当代社会最重大的变化是个人主义的抬头。
  • 要处理信任程度走低和团体成员数量走高之间的矛盾，最显著的办法是将我们所说的信任半径进行缩减。
  • 当代美国还没有沦落至此，不过也已沿此方向在发展。除了信任半径在缩减这一结论外，我们很难再以其他方式来解读价值观或公民社会方面的调查材料，不论美国还是所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
  • 人们一如既往地共享规范和价值观，并以此缔造社会资本，他们也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团体和组织，但团体的类型变动很大。
  • 大多数大型组织的权威在下降，而从人们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型社团的重要性则增加了。
  • 人们不再为自己是某个强大的劳工联盟的成员、某大公司的职员或者在军队为国效力而感到自豪，而代之以在本地健身操班、新生代同龄帮、互助小组或是网络聊天室中发展社交能力。
  • 人们也不再从曾形塑了社会文化的国家教会中寻觅具有权威地位的价值观，而是置身于由志趣相投的人所组成的小型社团，并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选择他们信奉何种价值观。
  • 向较小半径团体的转变在政治上的表现为，利益集团几近普遍的崛起以及与此同时民众基础广泛的政党的衰落。
  • 艾伦·沃尔夫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访谈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当代社会中社团与道德趋于小型化的确证。
  • 沃尔夫认为，这种随和的道德相对主义最终是件好事：它实际上将作为自由主义核心品德的宽容精神奉为神圣；它在反歧视行动、女权主义、爱国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挥着微妙的作用；它也意味着，在美国人道德世界的中心，有很多为人们所共享的实用主义的东西。
  • 我们要在忠诚和成员身份可以重叠的那类小而灵活的团体和组织那里找到社团的踪迹，人们加入或退出这类组织的成本也很低。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许能够调谐向往社团和渴望自主这对矛盾。但在达成平衡的过程中，人们最终所拥有的社团要比此前存在过的所有社团在规模上和势力上都要小。
  • 相关社团之间的往来交流较少，社团对所属人群的控制力也比较弱。人们能够彼此信任的圈子也就必然较窄。
  • 价值观的转变是大断裂的中心问题，而这一转变的实质则是道德个人主义的张扬以及与之相应的社团的小型化。

女性的特殊作用

• 家庭结构的变化与犯罪有关系，也在较小一些的程度上与不信任有关
  • 过去三十年里家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显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和女权主义革命这两次剧变相关。
• 生育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起，避孕和堕胎合法化逐渐在许多发达国家广被接受，这一背景解释了自那时起不同寻常的低生育水平
  • 很多国家，像法国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之前生育率就处于下滑状态。
• 家庭的生物学起源人类学认为不存在自然的或正常的人类家庭，研究家庭模式多样性，核心家庭不代表所有时代或地区
  • 人类母子关系具有生物学基础，基因而非文化控制母亲与婴儿间的交流。
  • 男性在养育后代中的作用问题重重，与抚养年幼者所需资源及获取能力有关。
  • 男性在满足性需求过程中比女性更不检点且不加挑剔，影响家庭形式。
  • 核心家庭并非普遍情况，历史上普遍程度大，父亲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类社会中有差异。
• 节育与职业女性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核心家庭分崩离析，主要原因是女性生育后代换取男性资源，这种家庭纽带脆弱
  • 医学技术进步和女性成为有偿劳动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的两个重大变化。
  • 避孕药和性革命改变了人们对性行为风险的考量，从而改变了男性的行为。
  • 女性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导致低生育率，从而增加了离婚的可能性。
  • 经济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特别是工作性质的转变，使得女性在职场中更具竞争力。

大断裂的后果

• 生育率持续下降首先引发的是有关社会保障风险的问题，即如果出现上一代年长者纷纷退休并靠数量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的社保缴费)来过活这种情况，社会保障体系是否还能维系下去
  •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对家庭生活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其所产生的这些后果不仅难以预料，也可能彼此冲突。
• 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犯罪率上升和社会信任度下降
  • 家庭社会资本减少导致后几代人人力资本减少，影响教育绩效。
  • 家庭破裂、不和睦和贫困导致家庭无法传授技能和知识，影响孩子考试分数。
  • 离婚、婚外生育和单亲家庭对孩子的幸福程度有负面影响，但金钱可以弥补家庭破裂造成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亏空。
  • 家庭破裂本身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导致收入下降。
  • 统计分析无法把握孩子教育和社会化过程中的定性成分，如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 家庭其他方面的变化，如女性外出工作，对社会资本有影响。
  • 亲属关系的疏淡导致社会关系质量的重大变化。
• 指出家庭变化给社会资本带来的负面后果，绝不是将它们归罪于女性
  • 女性进入职场，她们与男性收入之间差距的稳定缩小以及控制生育能力的提高，总的来说都是好事。
  • 社会规范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规定了男性对妻子和子女责任的那一方面上。
  • 尽管触发这一转变的是节育和女性收入的提高，但男人要对随二者之后发生的种种社会结果负责。
  • 而且，在这些转变发生之前，男人的表现也不总是令人满意。
  • 传统家庭的稳定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代价关乎情感和肉体的伤痛以及机会的丧失，并且是不成比例地更多落在女性身上。
  • 另一方面，性别角色的这些巨大变化，并不像女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都是明确无疑的好事。
  • 从来都是有所得就有所失，而那些损失很大部分都由孩子们来承担。
  • 这其实不至于令人奇怪。
  • 考虑到女性的角色传统上就是围绕着生儿育女，而她们走出家庭、进入职场的运动要说对家庭没有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 另外，女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常常是输家。
  • 20世纪70和80年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收益绝大部分不是来自令人向往的墨菲·布朗(Murphy Brown)式的职业，而是来自低端服务业的工作。
  • 这些工作能为女性带来些许的经济独立，但接下来很多女性发现自己被丈夫抛弃，他们去找更年轻的女人做妻子或女友。
  • 出于生物学上的原因(男人越老越有魅力，这一点比女人要强)，女人再婚的可能远低于离开她们的前夫。
  • 男性中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女性中间。
  • 受过良好教育、有进取心又有才干的女性冲破性别障碍，证明自己在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上一样能够做得很好，并眼见着自己的收入增长；但同时也有未经良好教育、进取心不强、才干也不高的女性，她们试图依靠累死累活的低收入工作或(更穷者)依靠救济来抚养孩子，她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人生的地板向下塌裂。
  • 而女权主义者在谈论和撰写女性方面问题文章并借此影响相关公共舆论的时候，几乎都用前一类例子来说事，故而我们对女性贫富差距拉大过程的认识也被扭曲了。
  • 相比而言，男人总的来说最后得失大抵相当。
  • 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收入和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但其他人(有时可能就是他们)欣然从照料妻子和孩子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
  • 休·海夫纳(Hugh Hefner)在20世纪50年代尚没有缔造出《花花公子》以宣扬那种生活方式，纵观历史，惟有那些位高权重又有钱的男人方能肆意接近多个女人，这也是男人们总是在权力、财富和地位上竞逐第一的首要动力。
  • 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改变在于，普通的男人也能够过上恣意享乐、分期多偶(serial polygamy)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以前只能为社会顶尖阶层的极小一部分人所享受。
  • 大断裂时期产生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性革命没有性别歧视，男人和女人从中同等获益，而且性革命同女权主义革命从某种角度来说有密切的联系。
  • 事实上，性革命服务于男人的利益，并且到头来给女性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后所期望的各种社交活动施加了明显的限制。

大断裂不可避免吗

• 公共政策对社区的集体价值观而言是把双刃剑，既能损害它也能加强它
  • 美国的司法体系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不大理会低级别的社会失序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资本的损耗，而社区警务的发明又有助于社会资本的恢复。
• 大断裂在何等程度上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又在何等程度上是大的经济和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连带后果呢
  • 当我们谈及某一事物处于社会控制之下时，可能包含两重含义。首先，社会试图直接通过公共政策来塑造发展道路，即，政府当局针对特定预期的社会结果进行规划并实施正式干预。其次，社会能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习俗而不是在某一方的正式控制下，从文化上对社会结果产生影响。
  • 理解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两种常见的错误。第一种是左派的典型错误：相信所有社会问题都能通过公共政策来救治。第二种错误通常为保守派所犯，这种错误把不合时宜的社会变迁归因于道德软弱，并认为可以通过足够的震慑手段并诉诸正确的价值观来加以纠正。
•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大断裂在发达国家中如此普遍地发生，它来得又如此突然，并且还大致发生在相同的时期里，这一事实表明其原因既广泛又根本
  • 在本书开头我曾提出，大断裂是19世纪发生的从社区到社会这一转型的升级版本，只是这一次发生于我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而非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
• 若干年前，人口学家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曾指出，仅凭人类寿命不断增加这一项原因，女权主义革命就基本上不可避免
  • 在1900年时，欧洲或美国的普通女性大概不可能有机会在家庭之外生活：一个女人长到二十二岁上下，就会直接从生养她的家庭转入同丈夫一起建立的家庭；假如女性的预期寿命在六十五岁左右，这就意味着在她最小的孩子离开自己后不久就会过世。
  • 到了1980年，女性有三十二年半的时间——其成年后一半以上的时光——不在生养她的家庭里或是抚养自己的孩子中度过。就算一个女人要全身心投入家庭，或假如信息时代没有为女性开辟如此之多的就业机会，她又如何打发这许多额外的时光呢？
• 在某些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大断裂的诸多表现，或者说即使有程度也不深，这一事实表明大断裂并非经济和技术变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文化和公共政策在塑造社会规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 亚洲的高收入社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与其他发达世界构成有趣的对照，因为它们看上去避免了许多大断裂的影响。
• 日本和韩国在抵挡大断裂方面至今的表现，证明了文化对经济选择的影响力
  • 两国都表现出对传统的女性角色强烈的文化偏好，它们都保留了对男女实行区别对待的正式法规，这些法规使女性进入职场的可能性更小。
  • 尽管亚洲价值观与经济成功的关系不明确，但一部分亚洲价值观确实迥异于西方价值观，如日本和韩国的低犯罪率、核心家庭稳定性等。
• 我们将来如何重建社会资本的问题依旧横亘在前
  • 文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能多少对大断裂的发生速度和程度有所控制，但要解决在21世纪初人们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并非长久之计。
  • 我们似乎陷入某一窘境：退路已被截断，而往前则似乎必然导致社会失序和社会原子化的日益严重。
  • 难道说，这意味着当代自由社会注定要走向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愈演愈烈的境地直到崩塌？
  • 在我看来，答案为否。原因也很简单，人类天生就会为自身计而创设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蹭车族的起源和规范

• 蹭车族是为了应对石油危机而形成的，他们共享车辆乘坐资源
  • 1973年，政府为应对石油危机，宣布95号州际公路从南郊到哥伦比亚特区路段的内向车道为HOV-3专用道。
  • 蹭车族的做法是在一定生态小环境中自发形成的，是政府强制措施以及人们在上班问题上为争取个人利益而自下而上形成的一点社会秩序的合力结果。
• 蹭车族的文化有意思的地方恰在于并非有人刻意营造它
  • 蹭车族实际上创造了社会资本。他们在合作规则上达成一致，这能让他们节省一些上班时间。
  • 尽管没有人刻意创立这种做法，但这一做法也不是在哪里都会出现。华盛顿地区有很多邻里街区就很难形成这样的现象。

规范的体系

• 社会资本的形成与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创造社会资本的过程密切相关
  • 它不仅在传统社会中生发，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个体和组织积累。
• 社会秩序的自发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自然选择过程产生
  • 规范可以分为理性的、等级制的，自发的、非理性的，理性的、非等级制的，以及自发的、等级制的四大类。
  • 社会科学的不同门类，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在研究不同类型的规范，但它们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涉及更多的规范类型。
  • 规范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可能涉及理性选择、生物学基础、社会互动和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 人类明显生来具有先在的认知结构和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
  • 对标准社会科学模型尚有欠缺；反而是，人类明显生来具有先在的(preexisting)认知结构和随年龄增长而发展的学习能力，这使得他们能自然地融入社会。
• 人类行为不像相关学科假定的那样(这种假定流行于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是可塑的从而也是可以被操纵的
  • 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学家那种视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生物的观点，比他们自己那种个人主义理论模型更为确切。
  • 而对那些既非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又非经济学家的人来说，一条基本的人性(an essential humanity)就足以证实原本已被老一代社会科学家毅然否认的有关人们思维和行事方式的很多常识性理解。

相对主义的历史起源

• 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信念，认为文化规则具有主观随意性，是不同社会(或社会中的团体)中社会建构的产物
  • 价值观的相对性如今已被灌输给每一个学童，美国社会中对此观念的信奉也根深蒂固。
• 相对主义在美国成为妇孺皆知的词汇，不仅仅是被布鲁姆引述的那些精英思想家致力的结果，也缘于某些特定人类学概念的普及
  • 其中，弗朗茨·博厄斯及其弟子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生物学

• 新生物学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不像它表面呈现的那么大
  • 正如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但反映出共同的深层语言结构，且都源于大脑皮层的语言功能区，同样，不可胜数的人类文化体现出共同的社会需求，且决定这些需求的不是文化而是生物学原因。
• 受基因决定的人类行为对社会现象(例如亲属关系或公民社会中人们乐于组团结社的倾向)的影响，需要通过文化的中介
  • 在人类那里，许多看似受生物学支配的行为并非命定的驱力或本能，而是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某些特定阶段表现出来的主动学习的倾向。

乱伦禁忌

• 乱伦禁忌就是图8.2所示的规范的体系中非理性的、自发产生的那一类规范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 这一规范似乎自发形成于几乎所有人类社会，其形成基础则是人们对乱伦行为的天然反感以及人类群体对规约两性接触和社会交换的需求。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命运

• 进化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同所谓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者说，他们试图在解释群体行为时依据个体利益而不是反过来诉诸群体利益
  • 过去，许多思想家和社会观察家都把团体当做人类的基本单元，认为人类本性使他们习惯出于更大群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体自我利益。
  • 20世纪60年代，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和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对怀恩-爱德华兹的群体选择理论发起攻击，进化生物学也由此展开一场革命，乔治和威廉认为动物世界中所有的利他行为事例都须得从个体行为方的自身利益出发来解释。

从类人猿到人类

• 人类合作行为有其基因基础而非简单地由文化建构
  • 证实此结论最简单的办法可能不是观察人，而是观察与人基因最相似的大猩猩。
  • 黑猩猩并非靠强悍的身体压服其他猩猩而取得雄性头领的地位。在二三十头数量的黑猩猩群中，没有哪个黑猩猩能靠武力慑服众猩猩，它必须组建同盟，并参与到几乎等同于人类政治的活动中，通过乞求、哄劝、诱骗、贿赂以及威胁等手段使其他猩猩就范。
  • 同人类差不多，黑猩猩在争取社会等级上展开激烈的竞争。事实上，黑猩猩群落中社会秩序的达成主要通过支配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的建立。
  • 由于人和黑猩猩之间联系密切，故而上述有关黑猩猩的社会性行为的事例十分有意义。灵长类动物学家如今认为黑猩猩和人类源自一个共同的、与黑猩猩相类的祖先，它们生活于不到五百万年前。

合作的起源

• 个体利益导向社会合作的两条基本路径是亲属选择和互惠利他
  • 亲属选择，又称包容性适存(inclusive fitness)，是由威廉·汉密尔顿于196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后来经过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一书而声名大噪。
  • 尽管社会性可能始自亲属关系，但显然自然界中的非亲属间也会发生利他和合作行为。上一章开头列举了黑猩猩相互合作的例子，比如发动袭击以夺权的雄性黑猩猩团伙，主要参与者之间彼此没什么亲属关系。
• 在有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讼中，人们往往从自然界中有选择地举出事例以说明人类本性上具有攻击性、热衷竞争、存在等级观念，或者反过来说人类天然爱好合作与和平、充满爱心
  • 然而，稍作思考就会发现，就进化论原则而言，这些判然二分的特性其实彼此间紧密相连。起初合作与互惠利他的形成是因为能给信守这类原则的个体带来好处。
  • 随着群体的形成，群体间的竞争也开始出现，也给群体内部更高层次合作的形成带来契机。贡贝黑猩猩的社会行为至少部分出于它们要结群同其他黑猩猩群开展竞争的需要。按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克塞洛德的说法，人类是为了竞争而合作。

善与恶之间

• 进化博弈论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性本能如何在灵长类动物和人类中发展起来，也能就人类的认知和情感特征何以如此发展提供一些说明
  • 反讽之处在于，它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在谈及人们实际上怎样行事时，大多数有关人类行为的博弈论解释不够现实。
  • 当我说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动物时，并非说他们都是天使。或者说，他们并非有无限利他的潜能，也不是彻底的诚实，并没有特别的冲动使他们要把其物种或数量有限的非亲属同类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

大脑模块化

• 洛克把人脑视为一台多功能计算机，人出生之后才会往里输入数据，这一观点遭到与之大相径庭的新见解大肆批驳并最终被其取代，新观点认为大脑由一系列专门的模块组成
  • 这些模块是按照早期人类所处环境的特殊需求而被塑造出来，在此过程中，当代人的大脑也得以成形，并且因此生来就包含因应环境解决问题的固有知识。
  • 最为人熟知的大脑模块是脑皮层的左右两个半球区，它们在功能上似乎有各自的专门性，同时又有些彼此交叠。

非理性选择

• 进化博弈论解释了人类为何不会变成恶魔，而是成为理性的恶魔，即出于私利做出道德或利他行为
  • 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提出，树立诚实美誉的最佳途径是以诚待人、以诚接物，最终还得靠觉悟。
  • 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理性选择过程充斥着情感因素，人类对其行为带给他们的影响一清二楚。

规范生成的四种方式

• 规范生成的四种方式包括理性且等级制、非理性且等级制、理性且自发的协商、非理性来源自发产生
  • 随着社会现代化，规范越来越多地出自上半象限，特别是左上象限，即政府权威。

自组织是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但只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不是普遍适用的合作公式。

等级制的终结?

• 官僚等级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出现衰落，正被更加非正式的、自组织的协作形式所取代
  • 政治上的等级制形态是威权或更极端形式的极权国家，由一个至高的独裁者或一小撮居于顶层的精英对整个社会施以控制。
  • 民主国家自身也是依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现代的美国总统掌握的权力之大，在某些方面是东方的专制君主都难以企及的，包括握有足以蒸发掉大半个世界的核武器。
  • 公司的等级制也遭受了冲击。大型的、等级过度森严的公司出现了大幅衰退——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就是典型的例子——成了规模更小、反应更敏捷、更具灵活性的竞争者的牺牲品。

网络的兴起

• 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
  • 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作为传统的市场和等级制组织中介形式的市场是如何兴起的，人们认为网络比大型等级制组织更能适应技术的发展。
  • 主流研究文献大多从正式组织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转变的发生过程。典型的等级制组织呈金字塔形，图12.1显示的则是组织扁平化后的结果。

协调方式的变化

• 等级制组织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可以从信息在其中流通的方式上获得理解
  • 在制造公司里，等级制的存在是为了协调生产过程中物资的流动。物资流动是由正式的权力架构来决定的，但信息的流通有一套相当不同的方式。
  • 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物(商品)。制造出信息可能是极其困难而且昂贵的，而一旦信息产生，进一步复制它却是几乎免费的。

从低信任度生产到高信任度生产

• 以亨利·福特的巨型工厂为代表的20世纪早期的工作场所，是一个以高度规章化、程式化为特点的等级制组织
  • 在这里，由一个集权的、官僚化的等级体制来确立和控制细致的劳动分工，该体制还设定了大量正式规则来约束组织内的个体成员应如何行事。
  • 福特所施行的科学管理原则，是由工业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它包含一个隐形的前提，即管理情报(managerial intelligence)有一个规模效益的问题，如果情报被限定在白领管理层流通而不是分发给整个组织，可能组织的运作效率更高。

地域和社会网络

• 社会资本对于实现一个扁平的、网络化的组织的重要性，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
  • 乍看上去，硅谷是美国经济中一个社会信任度和社会资本都较低的地区，在这里作为规范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如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带感情色彩的市场中相遇的那些理性的、追求功利最大化的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效率。
  • 但是，众多有关硅谷技术进步的实际性质的更为详细的社会学研究，如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 Saxenian)的《区位优势》(Regional Advantage)，则认为呈现于硅谷的是一幅不受约束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场景。

自发秩序的不足

• 自发秩序的产生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否则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或无法实现
  • 群体规模越大，搭便车现象越严重，监督成本增加，需要正式等级制权威机构介入。
  • 群体成员资格范围的明确性对于自发秩序的形成至关重要。
  • 重复互动是解决囚徒困境和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
  • 自发秩序可能缺乏透明性，且不良规范可能长期存在，需要等级制权威进行干预和修正。

网络的缺陷

• 网络被视为当代的自发性组织版本，但等级制在组织中仍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 社会资本是网络组织的基础，但它的存在并非理所当然，且公司无法单独创造连接本公司工人和其他公司工人的社会联结。
  • 缺乏社会资本时，等级制组织将发挥重大作用，可能是将低信任度社会组织起来的唯一办法。
  • 尽管网络具有创新性，但在需要快速决策的关键时刻，集权等级制的果断决策至关重要。
  • 扁平化组织或网络的正常运转需要社会资本，而创造这种社会资本往往需要等级化组织的领导和魅力领袖。

“等级人”

• 等级制(hierarchy)不会很快从现代组织中消失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人类本性上喜欢按照等级制将自身组织起来
  • 那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人发现承认其社会地位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满足，其愉悦程度往往超过作为幸福之源的金钱和物质财富所能带来的。
  • 位于等级制最底端的人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这一制度，但他们通常别无选择。
  • 不管怎么说，现代社会遍布等级结构(hierarchies)，大多数人能够最终在其中觅得一个中等乃至偏上的位置。
  • 人们最反感的不是原则上的等级制，而是他们沉沦在等级制的底层。
  • 大多数成功当权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者，如法国人、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在短时间内就设法建立起各自不同但在等级森严上相差无几的社会结构。
  • 今天，我们往往不是根据血统来赋予人们社会地位；如果在选择神经外科医生时根据的是那位候选者是某位神经外科医生的孙女，就会显得有些荒唐。
  • 但才华与能力的等级依旧得到划分。
  • 大多数人不会把神经外科医生和医院门卫同样划归到“卫生保健工作者”这一类别中——尤其是神经外科医生自己不会这么想。
  • 为身份等级展开竞争是大部分动物世界的特点，尤其是与我们人类最亲密的灵长类亲戚的特点。
  • 动物世界中出现的大多数等级结构都是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雄性为了获得接近雌性的机会而彼此展开竞争。
  • 对地位的追求也同样被内置于人类的情感系统中。
  • 被承认的渴望——包括对自身社会地位的承认和对其信仰、国别、人种、民族、理念等状况的承认——是人们政治生活背后的核心驱动力。
  • 当一个人在适当的地位上得到普遍承认，其自豪感会油然而生，而得不到适当的承认则会感到恼怒。
  • 这些情感天然是社会性的：当一个人因为不被人承认而感到恼怒时，他想要的不是身外的某种实物，而是寻求出自另外一个主体意识的一种心理状态——即承认——的依据。
  • 地位的竞争和被承认无疑也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 许多被看做是经济动机的东西(通过实物商品的获得来实现对“偏好”的满足)，并不是那么的出于消费的欲望，反而更多出于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所说的“地位性商品”(positional goods)——即一个人在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中相对其他人所处的位置。
  • 一旦人类追求地位甚于一般的物质财富，他们所展开的就是一场零和(zero-sum)博弈，而不是一场正和(positive-sum)博弈。
  • 也就是说，获得更高的地位势必损害他人的地位。
  • 在零和竞争中，古典经济学开出的许多传统的补救措施，比如不受管制的市场竞争，就不再有效。
  • 地位竞争时常导致社会效用的无谓损失，因为竞争参与方会相互抬价。
  • 为了不落于身份地位相当的邻居之后，你会去买价格不菲的宝马车，他们则会不甘示弱地买一辆劳斯莱斯。
  • 你们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改变，但两家豪华轿车公司却从你们两人的财富里各自大赚一笔。
  • 像这类情况，比较好的做法一般是双方约定不再竞争(就像是一份同样用来解决零和博弈的军备控制协议)，或有一个仲裁者出来限制竞争的激烈程度。
  • 想象一幅扁平化的、网络化的、没有等级的未来世界图景，相当于想象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
  • 这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梦想——顺便一提，在柏林墙倒塌之前的东欧，很多人权活动人士都怀有这样的梦想——同政治成为一切的社会主义梦想或不把男人当男人的激进女权主义梦想一样，都不太现实。
  • 每一代人都试图重新定义把政治同公民社会和市场区分开的界线。
  • 到了我们这代人，这条线已经从政府那边被移开。
  • 原先被归属于政治的功能，经过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业已被重归于公民社会或市场。
  • 同样，在企业层面，权力和权威也已被下放、分散、外包和分解。
  • 但政治和社会的分隔线永远不会消失：社会秩序，无论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还是整个组织层面的，始终都会产生，且来自一个既有等级制又有自发性的源泉。

去等级化的宗教

• 在全部发达国家里，等级制宗教已经与国家权力相脱离，并进入了长期的衰落过程
  • 在许多原始社区里，民间宗教以某种非等级化的方式产生，而在现代社会中，不同团体时常出于可归为工具理性的目的而诉诸宗教实践。
  • 支撑宗教实践的不是对天启神谕的教条式信仰，而是因为宗教的教导构成了表达社区现存道德准则的一套习惯语言。
  • 力求在自己的小部落里创造出社会秩序的哈梅林的孩子们，也许会从宗教的角度很好地定义出自己的规则。
  • 这种去等级化的、工具性的宗教是自发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自发秩序的一种替代物。
  • 以法律和政治的语言来看，这种宗教的语言看上去可能是有些非理性的，但他服务于社区建设这个理性的目的。

信任的文化基础

• 尽管等级制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衰落，但它在许久以前就建立的文化模式，在构筑今天的信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 任何想用人类本性来解释诸如信任和社会资本一类现象的企图都有一个弱点，即无法对人类群体彼此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做出解释。
  • 这里也依然如此。前面所提到的作为社会资本基础的种种普遍的心理特征，虽足以解释为何在相对小规模的群体内会存在社会合作，但不足以说明为何在当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信任半径。
  • 这类解释在本质上必然完全是文化性的，且时常需要回顾一个社会的宗教遗产。

重返洞穴

• 美国面临的是另一类困难。由于技术变化和当代社会特有的规模和多样性，美国丢失了很多哈梅林的孩子住在洞穴时曾享有过的寻常道德
  • 对于美国和其他处于相似状况的国家来说，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一个重建等级制权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变化了的技术环境下，重新恢复诚实、互惠的习性和重新扩大信任半径的问题。
  • 知道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天然和自发性来源，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见解。
  • 它一方面说明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会以使人们能够适应技术和经济条件变化的方式持续演进，另一方面说明自发性演进会与等级制权威相互作用，从而产生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资本主义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一定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物质富有道德贫穷
  • 当代科技社会不断需要社会资本，就像以前那样，将之用尽随后重新补充它。
  • 需求和供应源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对非正式伦理规范的需求会消失，或者人类会停止为自身设立道德标准并不再致力于践行道德标准。
• 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促进和伤害了道德行为
  • 从激情向利益的转变不是只有得没有失。
  • 即使我们把考虑范围限定于资产阶级的美德，恐怕也得承认，市场社会同时会损害和加强道德关系。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 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出与市场运作所需不一致的规范，从而会自毁根基
  • 约瑟夫·熊彼特大概是持此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资本主义逐渐创造出一个精英阶级，他们对那种使自身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的力量深感不满，并且试图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来取代市场经济体制。
  • 丹尼尔·贝尔则认为，物质的富足会让职业伦理变得无足轻重，并创造出一个始终致力于变革现状的文化精英阶层。
• 资本主义有可能是规范的最后(net)缔造者，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中一支最后的教化力量
  • 许多启蒙主义思想家也显然抱持上面那种想法，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绝不是在毁坏道德，而实际上是在促进道德。
  • 亚当·斯密也相信“温和的商业活动”(doux commerce)具有教化作用，认为它提倡守时、持重和诚实的品质，并通过减少贫苦劳工对社会上层人士的依赖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政府之于社会资本：亦敌亦友

• 政府有能力创造社会资本，它们也擅长摧毁社会资本
  • 无力保障公共安全或财产权的国家往往会培育出既不相信政府也不彼此信任难于同人交往的公民。
  • 现代福利国家的发展、其功能的集中化以及国家权力对几乎全部生活领域的入侵，往往破坏了社会的自发社交性(spontaneous sociability)。
• 教育体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 学校不只是简单给学生提供知识和技能，它们也致力于帮助他们适应特定的文化习惯，最终目的是使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
  • 在高等教育上，学校仍然发挥着创造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经济交易与道德交易

• 市场交换与互惠利他不同，但二者也不是完全没有联系
  • 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为了共同获利而交换物品和金钱。
  • 在互惠的情形下，两人为了从对方那里获得长期利益，而同对方完成利益交换。
• 人们在私利和道德行为间常常所做的严格二分法很多情况下都难以持久成立
  • 我们常常出于个人利益的原因而开始遵守一项规范，但持续遵守这项规范就是出于道德考量一类的原因。
  • 保持以自身为目的的道德行为和出于理性私利的道德行为二者的区别固然重要，但要完全把道德行为同私利分离开来很难，而且常常也不合理。

大断裂的过去与未来

• 大断裂的出现并不代表道德衰退走到了尽头
  • 由于启蒙运动的出现、世俗的人文主义或其他深厚的历史根源，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长期的道德衰退。
  • 大断裂还有更多直接原因，诸如从工业经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 大断裂已发展到头，规范重塑的过程已然开启
  • 到了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不信任程度的增长势头，在许多早先曾经历严重社会失序的国家中已明显减缓，甚至出现回落。
  • 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围绕社会建立起来的、被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社会秩序的重建

•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是仅仅依靠个人和团体之间非中心化的相互作用，也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来重建它
  • 这意味着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政府在创造社会秩序方面存在一个清晰的界域，即通过警察力量以及通过促进教育来实现其作为。
  • 有些公共政策议程不包含行动主义的成分，而是让政府为希望由自己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个人和团体让路。
• 我们希望未来将发生的是不同方式的文化适应，这能让信息时代的社会更适宜孩子成长
  • 女性渴望参加工作甚于抚养子女显然有着某种强烈的文化因素。
  • 长寿在帮助缩小性别收入差距方面可能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影响。
  • 技术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有助于遏止亲属关系和家庭生活的衰败趋势。

宗教复兴，过去与现在

• 宗教对维多利亚时代英美社会规范的重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维多利亚王朝与新教和统治两个社会的新教徒精英结成紧密联盟。
  • 在反对酗酒、赌博、奴隶制、犯罪和卖淫行为的斗争中，在构筑志愿性机构的密集网络时，卫理公会、公理会、浸理会教徒和其他传教师、俗世信徒(lay believers)构成了主力军。
• 回归虔诚更有可能以一种温和的、去中心化的形式，即这里的宗教信仰与其说表达的是一种教理，不如说表达的是团体的现有规范和对秩序的渴望
  • 人们回归宗教传统，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真理的启示，而恰恰是因为团体的缺乏和俗世中社会关系的无常让他们渴求仪式和文化传统。
  • 他们帮助穷人或邻居，不是因为教义告诉他们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为团体服务，并觉得基于信仰的组织是最有效的服务方式。

社会资本与历史

• 一个扩大了的信任半径主要有两个来源：宗教和政治
  • 在西方，基督教率先创建了人类普遍具有尊严的原则，这一原则来自上天，并被启蒙运动转化为人人平等的世俗观念。
  • 现在我们让政治来担负这一人为创制的原则的几乎全部内容，而政治干得着实不错。
• 对历史进步的这一基本乐观的看法，其核心问题在于，社会和道德秩序不一定紧随政治秩序和经济的发展而来
  • 自由社会以达成道德共识为代价来获得政治秩序。
  • 自由社会在保卫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时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科技变化带来的挑战。

行政管理的强有力是决定行政管理是否完善的首要因素

• 舍此，不能保卫社会免遭外国的进攻。
• 舍此，亦不能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
• 软弱无力的行政无非是管理不善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英语民族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

• 它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
• 它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美国人对改进政府的考虑，追求的是权威的限制和权力的分散。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文化理解的关键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理想国译丛希望保持思想的开放性，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 理想国译丛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

“政治三维论”的提出和核心观点

• “政治三维论”是福山的基本出发点，即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
  • 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意义。
• 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
  • 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
  • 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
  • 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

国家建构的定义和重要性

• 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国家能力，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
  • 国家能力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
  • 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
• 国家建构的问题，不仅仅可能“太少”，也有可能“过多”
  • 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因为“国家建构”剂量过大走火入魔了。
  • 而今天的中国，在福山看来，也是国家建构有余，而另外两个维度不足。

国家建构成功的由来

• 战争是第一个由来，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
  • 中国国家建构方面的“早熟”与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相关。
  • 欧洲各国近代以来的频繁战争也是它们走出封建主义、迈向现代国家的重要动力。
• 政治改革是第二个由来，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
  • 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新兴的经济集团不满旧式的分赃制，推动了政治改革。
  • 而希腊却始终没有发生这个关键的“龙门一跃”。
• 民族认同是第三个由来，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
  • 如何说服一个广东人和一个万里之外的黑龙江人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
  • 如何让一个佐治亚人和一个马萨诸塞人被同一面国旗感动？
  • 同样，如何让一个基库尤人(Kikuyu)和一个卢奥人(Luo)将其历史上的身份感置于“肯尼亚”这个字眼之下？

依附主义的起源和特征

• 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
  • 美国早期的历史展示当时公职如何被执政党当做“战利品”瓜分。
  • 这种瓜分的动力恰恰是民主机制。
• 专制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是必然的
  • 专制，几乎根据定义，就是为“片面的”利益服务的。
  • 当政府权力与一个片面的利益结合时，就构成了“庇护—依附主义”。

如何到达丹麦？

• “国情论”是福山的看法之一，即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
  • 对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治但欠缺国家建构的国家，就应该努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
  • 对那些国家能力有余但是法治与民主发展不足的国家(在福山笔下，中国是一例)，药方则是另外两条维度的加强。
• “顺序论”则是更耐人寻味的一个答案，即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而言，英国似乎代表了一个理想的情形：法治→国家建设→民主
  • 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
  • 政治发展的顺序不对——根据福山——平衡就很难实现。
• 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从顺序论的角度有六种可能的组合，这使得任何过于简洁的“模式”显得可疑
  • 比如“先法治后民主”这个说法——不错，英国的确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这似乎是对顺序论最有利的支持。
  • 问题在于，英国同时也是先有法治，后有国家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建构是发生于法治这个框架之内。
  • 在那些国家建构已经极端发达的地方，那些“国家能力”本身已经成为法治最大障碍的地方，还是否有可能“先法治，后民主”？

阿拉伯之春后的利比亚、美国金融行业和土耳其、巴西的抗议活动

• 利比亚缺乏国家，即一个在领土上合法垄断武力、执法和维护和平的中央权威
  • 2011年，民兵在全国各地揭竿而起，获得北约组织的大力援助，得以推翻利比亚的长期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
  • 利比亚已采取一些试探性步骤，以筹建制定新宪法的制宪议会。但此刻，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国家。
• 美国有强大且制度化的国家，历时两百多年，享有深厚的民主合法性，但存在政治衰败的问题
  •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前，对金融机构负有监管职权的有十余个联邦部门，另外还有五十个州政府对银行和保险行业的监管。
  • 尽管有这么多监管，美国政府还是没有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次贷危机。
• 土耳其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中，问题出在社会变革超越现有制度
  • 土耳其的问题出在伊斯坦布尔公园，政府欲将之改成大型购物中心，但许多年轻抗议者认为，埃尔多安虽是民主选出的，却有独裁倾向，还与年轻一代严重脱节。
  • 巴西的问题出在腐败，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来举办世界杯足球赛和夏季奥运会，却没有能力提供可靠的基本服务。

政府的问题

• 卡扎菲后的利比亚的症结是基本制度的缺乏，最主要的是国家的缺乏
  • 只要它建立不起拥有垄断武力的合法中央权威，就没有公民安全或个人发展的条件可言。
• 美国拥有持久且强大的制度，但也在承受政治衰败的侵蚀
  • 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机构，却遭到强大私人利益集团的攫取，使民主多数派难以真正掌权。
• 在土耳其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中，问题出在社会变革超越现有制度
  • 现有制度往往无法满足这些新兴参与者，因而承受要求改革的压力。

社会性动物

•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但其天生的社交性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只将利他主义投向家人和朋友
  • 亲戚选择是指有性繁殖物种的个体对待亲戚时是利他的，利他程度又与他们分享的基因成正比，反复出现，最终成为固定模式。
  • 互惠利他是指同一物种内毫无关联的个体相互交换恩惠或资源，有时也可以是不同物种之间。
• 人类又是创造和遵循规范的生物
  • 他们建立社会互动的规范准则，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 尽管可以合理地设计或商谈这些规范准则，但遵循规范的行为通常基于情感，如骄傲、内疚、愤怒和羞愧，而不是理性。

国家的出现

• 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
  • 国家拥有合法的武力垄断，在界定的领土上行使这种权力。
  • 它是中央集权和等级分明的，与基于血缘的早期组织相比，通常造就更多的不平等。
• 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具体的策略，促使基于亲友的政治组织演化成非人格化的
  •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比类似的政治单元出现于欧洲整整早了十八个世纪。
  • 军事斗争激励统治者向人口征税，建立行政等级制度来管理军需，以功绩和能力而不是私人关系为前提指导录用和晋升。

法治

• 法治被理解为这样一组规则，即对社会中最强大政治参与者也具有约束力，这有宗教上的渊源
  • 只有宗教权威才有能力创设武士也必须遵守的规则。
  • 在许多文化中，宗教机构基本上是法律机构，负责解释经文，对社会中他人享有道德制裁权。
• 在西欧，三大制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法治
  • 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时至今日，法律一直都不是政治权力的根本制约。
  • 这个次序在欧洲是倒过来的：法律的出现早于现代国家的兴起。

民主负责制

• 议会是负责制的中心机构，源自封建社会中的阶层制度
  • 这些制度代表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上层贵族、绅士和部分自治城市的资产阶级。
  • 根据封建法律，君主需要向他们开口要求征税，因为他们代表当时农业社会中的精英有产阶层。
• 在三大制度中最晚出现的是民主负责制
  • 始自16世纪晚期，雄心勃勃的君主借助绝对主权的新理论，发起运动来削弱这些阶层，以获取向全体人口直接征税的权利。
  • 只有在英国，国王和这些阶层势均力敌。

法国大革命

• 法国大革命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
  • 《拿破仑法典》从法律中剔除封建的等级和特权，巩固革命成果，宣布所有公民从此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事先明白列出的义务。
  • 《拿破仑法典》还即刻输出到当时的法国占领地，随后，它又被强行引入意大利、荷兰和汉萨领土。
• 法国大革命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
  • 大革命的第二个主要成就是创建现代官僚国家，即中国两千年之前就已做到的。
  • 新式的行政体系之所以获得成功，全靠较为现代的教育体系的建成，为之输送人才。

奠定基础

• 美国革命使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原则成为制度；法国大革命，像秦统一中国一样，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 它们还援用两个不同的姐妹版本，即普通法和民法，加强和扩充了法治。
• 工业革命和第二波殖民主义在这一政治动荡的时刻崭露头角
  • 工业革命，人均产值的上升抵达远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而且经久不衰。
  • 第二波殖民主义，欧洲因此走上与世界其他地区激烈碰撞的行程。

政治发展的定义与重要性

• 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它不同于政治或政策的变化
  • 政治发展是构成政治秩序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的演变。
• 所有社会都要面对政治衰败
  • 制度是创造出来满足社会某种需求的，比如发动战争、处理经济矛盾和调节社会行为。它作为重复行为的模式，本身又会变得僵化，一旦当初促使它问世的情形发生变化，却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

达到丹麦

• 当代发展中国家以及试图帮助它们的国际社会，都要面对如何“达到丹麦”的问题
  • “丹麦”享有完全平衡的三个政治制度：称职的国家、强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负责制。
• 丹麦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从家族制过渡到现代国家的，却是研究最少和误解最多的
  • 在家族制中，统治者用物质上的好处收买政治上的忠诚，获得亲友网络的支持。
  • 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官员应是公仆和大众利益的托管人，在法律上不可利用职责来谋取私利。

政治衰败

• 政治制度也会衰败，制度是创造出来满足社会某种需求的，比如发动战争、处理经济矛盾和调节社会行为。它作为重复行为的模式，本身又会变得僵化，一旦当初促使它问世的情形发生变化，却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
  • 除了制度未能适应新形势，政治衰败还有第二个来源。人类的天生社交性植根于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对亲友的偏爱。现代政治秩序旨在促进非人格化的规则，但大多数社会精英往往依赖亲友网络，视之为保护自己地位的工具，以及自己刻苦努力的受益者。
  • 假如他们成功了，国家可说遭到精英的“攫取”，从而降低了合法性，不再为整体人民负责。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经常为精英的攫取提供有利条件，如果随之遇上经济衰退或外来政治冲击，就会引起政治危机。

大革命之后：本卷计划

• 本书前两卷追踪了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兴起，以及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时刻，即自由民主制的诞生
  • 工业革命的影响被强调，指出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和思想发展紧密相联。
• 第一部分聚焦于欧洲和北美，探讨为何有些国家拥有廉洁的现代政府，而其他国家仍在受依附式政治和腐败困扰
  • 答案在于民主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先后次序，以及新兴社会参与者的动员和政治领导。
• 第二部分关注非西方世界，分析西方殖民列强对非西方社会制度发展的影响，以及本土国家制度在决定政治结果中的重要性。
• 第三部分讨论民主负责制，关注“第一波浪潮”中的民主扩展，以及民主理念合法性的传播
  • 同时，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对中产阶级工作的影响，以及对民主未来的影响。
• 最后一部分探讨政治衰败问题，分析制度僵化和家族制复辟对现代民主国家的影响，以及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三个制度

• 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治体系，对所有社会来说，既是可行的，又是道德上必需的
  • 所有社会都需要国家，掌握足够权力来保卫自己，应对国内外的威胁，执行共同商定的法律。
  • 所有社会都需要通过法律来监管权力的运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少数特权者的例外。
  • 政府不能只顺应精英和政府官员的需求，而应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服务。还要有和平机制，来解决多元社会中在所难免的冲突。
• 发展这三个制度，不是西方社会或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偏好，而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
  • 不管是好还是坏，由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作为秩序和安全的保证者，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这是别无选择的。
  • 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确的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企业就难以超越互信的小圈。
  • 此外，只要法律高举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它就会承认人类主体的尊严，因此具有内在价值。
  • 最后，民主参与不只是有用的手段，用以制衡滥权、腐败和专制的政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属于自由的基本方面，它让个体的人生变得不但丰富而且完整。

官僚体系的重要性

• 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现代政治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约束强大、唯我独尊乃至暴虐的政府
  • 人权界试图以法律为机制，保护弱势个人免受国家的虐待。
  • 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领导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的民运人士，以及阿拉伯之春初期的突尼斯和埃及示威者，都希望借用民主选举来迫使统治者对人民负责。
  • 在美国，公民时刻警惕政府权力在现实和想象中的滥用，包括过分的环保要求、限制枪支的管制和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视。
• 国家必须能够施政，才能提供基本公共物品
  • 许多国家贫穷，部分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
  • 以印度为例，它自1947年成立以来一直是非常成功的民主政体，但提供基本服务似乎超出了印度政府的能力。

政府为何必要

• 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监管外部性和社会规范方面发挥作用
  •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政府效率低下，主张摆脱政府，采用私人或市场对策。
  • 政府通过法律公平应用和经济手段进行再分配，但需平衡道德风险和精英权力。
• 国家功能范围观念多样，现代自由民主国家涉及某种程度的再分配，干预程度不同
  • 国家能力是评估国家功能范围的重要因素，取决于组织形式和人力物力。

测量政府的质量

• 测量国家力量或质量复杂，涉及程序、能力、产品和官僚自主性等方面
  • 良好程序、能力、产品和官僚自主性有助于确定国家在垂直轴上的位置。
  • 世界银行学院的《全球治理指标》尝试制定政府质量的定量测量，但存在挑战。
• 政府质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位于矩阵的上部
  • 本书将比较五个案例，探讨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出了强大国家，而其他国家却没有。

普鲁士建立国家

• 普鲁士和德国的官僚体系成为现代官僚的典范
  • 韦伯所考虑的故乡德国的官僚体系，其时已蜕变成纪律严明和技术熟练的自主组织，可与法国的著名官僚体系媲美。
• 战争和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的源泉
  • 普鲁士的国家建设还包括文化方面，霍亨索伦家族在16世纪中叶变成加尔文主义信徒，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领导者的行为。
• 法治国的意义
  • 法治国证明是经济发展的很好平台，因为它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 官僚体系的自主和民主负责制的悖论
  • 亨廷顿界定制度化的四个标准之一是制度(机构)的“自主”程度，自主的机构在裁决或晋升时会严格遵循规范，不受外部势力控制。
• 通往现代国家的途径之一
  • 对一部分国家来说，战争仅仅是有利条件之一。

腐败的定义和影响

• 腐败是政府官员挪用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
• 腐败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扭曲经济奖励、创造累退税、寻租行为等
  • 腐败扭曲经济奖励，使资源不流向最有效的用户，反而流向有权索取贿赂的官员。
  • 腐败是一种昂贵的累退税，许多国家收入微薄的小官小吏都有点小贪小污，但被挪用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流到了有权从人口中榨取财富的精英之手。
  • 寻求这种回报往往是费神耗时的行当；那些最聪明最有抱负的人，本可去经营创造财富的私人企业。与政治体系玩游戏以谋取私利，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
• 腐败除了扭曲经济效应，还大大有害于政治秩序
  • 一旦有了官员和政客皆腐败这一印象，就会大大降低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还会破坏国家顺利运转所必需的相互信任。

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

• 庇护政治是政客向政治支持者提供个别好处，以换取选票的政治行为
  • 庇护关系是指两个不同地位和权力的人交换好处，通常涉及庇护人提供好处给依附者，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和政治支持。
• 依附主义涉及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较大规模的好处交换，往往需要多层的中介
  • 依附主义主要存在于需动员大量选民的民主国家。

民主发源地

• 希腊和意大利南部成为低信任社会，原因可能与历史上非人格化的强大国家和法治的缺席有关
  • 在意大利南部和希腊，家庭和个人只好自力更生，从事低层次的“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
• 尽管有现代化，依附主义仍在希腊加深
  • 在希腊，经济发展造就的新兴中产阶级成为进步联盟的基础。相比之下，希腊和意大利的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本身不足以让依附主义消失，新兴的社会参与者被招揽进相沿成习的依附主义体系，再被诱导照章行事。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 意大利地方政府的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这项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的准经典
  • 罗伯特·帕特南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意大利地方政府的质量存在巨大差异，这项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的准经典。他将之归因于公民参与的参差不一，即所谓的社会资本，而不是经济或政治的结构原因。
• 信任对好政府来说很重要
  • 高信任社会中的合作更为顺畅，交易成本较低，而低信任社会则需要通过正式机制来维持合作。政府质量依赖于信任或社会资本，如果政府不履行关键功能，人们可能会寻求自我保护。

庇护政治和改革

• 19世纪初，英国和美国都拥有庇护式官僚体系，但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仍是限制性的寡头政体，成功改革了官僚体系
  • 1854年，《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呼吁停止任人唯亲，把考试当作取得公职的前提，提议将日常文书工作和高级管理功能分开，为后者的候选人设置高学历要求。
  • 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历时长久，但对庇护体制的铲除却是直截了当的，这个过程的最重要参与者同属一个精英小团体。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 美国与其他现代国家的不同；早期美国政府的性质和政党的崛起；杰克逊革命和美国民粹主义；庇护主义及其传播；依附主义和美国市政
  • 美国诞生于一场革命，反抗以英国君主为代表的集权政府。自由被理解为反中央集权的，出于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自由思想生气勃勃，成为李普塞特所谓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五大组件之一。
  • 乔治·华盛顿的朋友的政府，因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选出的人士，与自己非常相似，既有良好资质，又有对公共服务的奉献精神。
  • 杰克逊革命后出现的政治体制，成了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所谓的“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 美国依附主义在市政一级发展最齐全且存活最长，成为动员非精英选民的机制。

分赃体系的终结

• 美国为何在19世纪末需要现代国家；加菲尔德的遇刺和《彭德尔顿法》的起因；美国城市对政治机器的改革；形成改革联盟的社会新群体及其动机；总统的强大领导在促成变化上的重要性
  • 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联邦雇用基础的依附式体系逐渐遭到拆除，(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其他美国城市的)新一代城市经理取代旧的政党老板。
  • 1883年《彭德尔顿法》是美国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旨在消除政治庇护，实行择优录取。
  • 经济增长和政治变化是促成改革的关键因素，企业界、中产阶级职业人、城市社会改革者和知识分子是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
  • 威尔逊成为总统后，将面临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挑战，同时也要应对政治机器的固有挑战。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 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连续性使国家建设变得缓慢且艰苦；监管铁路为何那么费时耗神；吉福德·平肖让美国林务局成为自主官僚机构；州际商务委员会与林务局在自主性上的对比
  • 铁路成为美国及欧洲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尤其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将农户与遥远市场联结起来。
  • 吉福德·平肖在1898年成为农业部林业处主管，后提升为林务局，加大预算并扩招员工。
  • 1883年《彭德尔顿法》通过后，农业部开始雇用赠地学院培养的新毕业生，建立择优体系。
  • 美国第一次在外交政策之外面对州政府的自主问题，行政部门从含糊不清且考虑欠周的立法中获得代理权。

民族建设

• 民族认同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民族主义应被视为认同政治；认同是与技术和经济变化相关的现代现象；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
  • 国家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它往往是暴力和胁迫的过程。
  • 民族建设是创建民族认同，让人们对之忠心耿耿，以取代对部落、村庄、地区和种族的效忠。
  • 民族认同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边界、种族群体流放或肃清、亚群人口融入主流文化和民族认同概念调整等多种方式。
  • 建设认同的工程富有争议，因为组成世界的从来都不是随时准备成为政治体的紧密同质的“民族”。

好政府，坏政府

• 有些发达国家的政府比其他国家政府更为有效；政治改革如何发生；就改革而言，现代化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大有裨益；局外人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
  • 所有社会都始于韦伯所谓的家族制国家，政府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就是控制社会的精英的亲友。
  • 现代政府——非人格化和普遍性的国家官僚体系——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情况中又根本无法产生。
  • 家族制国家可以是高度稳定的。它是用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组件建造起来的，即人类偏爱家人和有互惠关系的朋友的生物学倾向。
  • 在任何一个社会，精英都在设法利用已有优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和亲友的地位，除非遇上政治体制中其他势力的明确制止。

尼日利亚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发展困境

• 尼日利亚的依附主义和腐败属于完全不同的等级，成为当代世界发展失败的最悲惨案例之一
  • 罗伯特和妻子的创业意愿本应导致双赢的局面，但最终却变成了两败俱伤。
• 尼日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财富并未惠及普通民众，贫困率急剧上升
  • 政治精英阶层贪污严重，导致国家经济发展受阻。
  • 尼日利亚还面临着严重的腐败、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

尼日利亚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发展

• 尼日利亚继承了规定定期选举的民主宪法，但民主没持续多久，1964年暴力性的竞逐选举导致全国各地秩序崩溃
  • 到1966年，军方推翻文职政府，自己本身也发生分裂，即东部的伊博人和北部的穆斯林人。
  • 一次反政变之后，伊博人宣布成立独立国家比夫拉(Biafra)。内战接踵而至，造成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的人死亡，最后以欲分离出去的国家在饥荒中的军事失利而告终。
• 尼日利亚一直是选举民主政体，但民主制度的质量不高
  • 让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Umaru Musa Yar’Adua)掌权的2007年大选，特点就是大量的欺诈和暴力。
  • 形式上民主的存在与否，对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或政府质量来说，仅发挥极小影响。

尼日利亚的贫穷制度根源

• 尼日利亚发展问题的根源是制度，缺乏强大有效的现代国家和提供产权、公民安全和交易透明度的法治
  • 现代国家在非人格化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公路、港口、学校和公共卫生，但尼日利亚做不到。
  • 它从事的是提取租金，分配给政治精英的成员。这导致对法治的屡屡践踏。
• 尼日利亚的国家非常软弱，不仅在技术能力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
  • 它缺乏以非人格化和透明方式执行法律的能力，更缺乏合法性。
  • 人们对一个叫做尼日利亚的民族几乎没有忠诚，无法取代他们与自己地方、族群和宗教共同体的关联。

地理对制度的影响

•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可通过几种途径对制度的性质发生影响，第一条途径是，它得以塑造以后被称作民族性格的东西
  • 气候对性格有直接的影响：温暖国家的人胆怯，像老人一样；寒冷国家的人勇敢，像小伙子一样。
  • 在寒冷国家，他们对欢乐仅有些微的感受；在温带国家，他们有更多；在温暖国家，他们的感受变得细腻考究。
• 地理影响制度的第二条途径是对权力的影响
  • 在亚洲，他们一直有庞大帝国；在欧洲，这些帝国根本就无法生存。
  • 正是这一点塑造了向往自由的天才，使外国势力对每一局部的征服和管辖都异常艰难，除非是法律或商业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