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AI 大纲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需要向外部学习，保持思想的开放性
  • 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

伊恩·布鲁玛和他的作品

• 布鲁玛是一位长期在亚洲生活的荷兰人，通晓包括日语与中文在内的六种文字。
• 布鲁玛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的《面具背后》、《上帝的尘埃》，到90年代的《罪孽的报应》、《伏尔泰的椰子》，再到《坏分子》与《西方主义》，还有那本迷人的小说《中国情人》
  • 在某种意义上，他与奈保尔(V. S. Naipaul)、保罗· 索鲁(Paul Theroux)、简·莫里斯(Jan Morris)一样，变成了我过去十年中反复阅读与模仿的对象。
• 布鲁玛继承了人文主义者或启蒙思想家对他人的文化与生活的广泛兴趣，除了知识、思想，更有对历史中模糊、暧昧、灰色的地带的兴趣
  • 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情欲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他也常把目光投向边缘人，这种诚实正是理解、接受、庆祝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多样性的基本态度。
  • 但在这多样性中，思想的清晰性与道德的严肃性，从未消失。

《零年：1945》的主题和视角

• 《零年：1945》为被不断论述的二战胜利带来了新视角，探索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角落
  • 他描述女人们——她们是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对于到来的盟军士兵的强烈情欲，胜利者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力量，更是强烈的性感。
  • 被释放的不仅是情欲，也有饥饿感、报复欲。它们都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
  • 报复行为也随着这失序到来，那些昔日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成了残酷的报复者。
• 《零年：1945》探究了历史中的暧昧之地，也显示作者着力要从昔日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中摆脱出来
  • 除去中日关系，他也写出印尼的苏加诺对于日本的暧昧态度，日本是入侵者，但也是某种解放者——它至少驱逐了上一个殖民者。
  •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缅甸与越南，这些国家年轻的民族主义者都想在这混乱中重获对命运的自主权。

《零年：1945》对理解当代世界的意义

• 1945年代表着父辈的世界，“欧洲福利国家、联合国、美式民主、日本和平主义、欧盟”，都是父辈理想的产物
  • 理解1945年，不仅是出于对于上一代人的天然兴趣，也是对此刻的回应。
  • 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而在过去几年中，他“见惯了寄托着推翻独裁者、建立新民主国家这一宏愿的各类革命战争”，他很希望父辈的故事能为此刻提供某种参照，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过去长长的阴影中”。
• 重估历史潮流已经开始，在中国国内，一股民族主义的倾向将强化1945年代表的胜利意义，而在国际舞台上，伴随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性角色，其被忽略的历史作用将被再度挖掘
  • 这意味着伊恩·布鲁玛对中国读者的双重意义，它提醒我们被压抑、被遗忘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你要学会用更敏感、富有同情的态度理解他人，理解历史中的暧昧含混之处，防止自身滑入新的、僵化的陈词滥调。

“解放心态”问题

• “解放心态”不光体现在流离人员收容所里的囚徒身上，这个词还可以用来形容刚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有时候战败国亦是如此
  • “解放心态”包含复仇心理、饥饿和欢欣鼓舞，让刚刚重获自由的战争流离人员在行为和举止上都问题重重。

荷兰的光复日

• 光复日在荷兰经过制度化后，已然被确立为一年一度的国家仪式
  • 每年5月5日的光复日，荷兰人会在艳阳高照下，教堂钟声回荡在空中，红、白、蓝三色相间的荷兰国旗在轻柔的春风中迎风飘扬。

盟军解放后的生活

• 盟军进入阿姆斯特丹后，受到了荷兰人的热烈欢迎
  • 荷兰人又是亲我们，又是哭着对我们千恩万谢，我们被人拥抱，捶打，直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累到不行，耳边尖叫声、喊声一片。
  • 荷兰人把自家花园挖了个空，花朵就像下个没完的雨点一样落在盟军车辆上。
• 盟军解放后的生活并非都是欢庆，也有战争留下的创伤
  • 5月7日，人们聚集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水坝广场，在荷兰王宫前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挥舞着象征荷兰王室的橙色旗帜，满心欢喜地等着迎接高奏凯歌、即将到来的英国和加拿大部队。透过广场上一所绅士俱乐部的窗户，德国海军军官看着兴奋的人群。因为自尊心受损，他们最后时刻起了杀心，下令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结果导致22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 5月13日，也就是光复日过去一周后，有两人被德军处决。死者是德国人，因为反对纳粹，他俩开小差当了逃兵，之后藏匿在荷兰人中间，其中一人的母亲还是犹太人。5月5日这天，两人走出藏身之处，向荷兰抵抗运动成员投诚，后者把他们移交给加拿大人。然后，他们就不幸沦为典型战时混乱的牺牲品。

盟军解放后的性解放

• 盟军解放后，性解放在荷兰、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蔓延
  • 在荷兰，1946年有7,000多名新生儿是私生子，比1939年高出两倍。
  • 在法国，1946年，巴黎因感染性病而住院的女性人数要比1939年高出五倍之多。
  • 在德国，1945年之夏，美国大兵中间盛传这样一句玩笑话：德国女人是“塔希提(Tahiti)以西”最好得手的。
  • 在日本，1945年，日本有差不多9万名新生儿的母亲都是单身未婚女性。
• 盟军解放后的性解放，一方面带来了欢愉，另一方面也引发了道德恐慌
  • 在荷兰，针对一些人认为的道德崩溃，采取清教徒式对策的绝不只有宗教保守派或者政治右派。
  •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十分担心战时沦陷和后来的光复会削弱公共道德，对“法兰西民族”的繁衍生息构成致命威胁。
  • 在德国，共产党人埃里克·昂纳克千方百计想说服女青年不要再沉溺于轻浮的摇摆乐和性爱之欢中，希望能赢得她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
  • 在日本，永井荷风以擅长用怀旧笔触描写他心爱的东京的丑陋一面而闻名于世。日本战败两个多月后的10月9日，他曾写下这样一篇日记：“在山王饭店吃了晚饭。看到了七八个年轻的美国人，模样像是军官。他们似乎并不缺乏教养。饭后，我看到他们坐在吧台边，跟日本女侍应生交谈，练习日语。跟日本兵相比，他们的举止实在像谦谦君子。”。

荷兰光复后的饥饿状况

• 荷兰是唯一一个遭受饥荒的西欧国家，而且是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集体惩罚
  • 1944年9月，为了协助蒙哥马利从阿纳姆挥师东进、横跨莱茵河的行动，荷兰铁路工人举行了罢工。结果行动惨遭滑铁卢。作为报复，德国人切断了向依旧处于占领下的荷兰西部的食物供给。
  • 1944年和1945年的“饥饿冬天”格外寒冷。有1.8万人死于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各种疾病。
• 饥荒的问题在于，食物太多或者种类不对，一样可以要了人的命
  • 即使是友好的加拿大士兵递过来的饼干，吃下去的结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饼干可诱发极度口渴，只能靠大碗大碗地喝凉水来解渴。而大量饮水会导致没有消化的饼干在胃内膨胀，最终撑破胃壁。受害者很快就会死亡。

战后欧洲的饥饿状况

• 在饱受饥饿的一年里，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集中营内
  • 德国人把那里的奴工和“死亡行军”(death marches)幸存者撂在一旁，任其自身自灭。据大部分当时记载来看，最肮脏不堪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
  • 贝尔森集中营从一开始就人满为患，到了1945年初更是变得极度拥挤，囚犯几乎是叠罗汉似的睡在彼此身上，他们缺乏清洁卫生设备，到最后连吃的和喝的都没了。
• 由于英国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 他们唯一能提供给这些饥民的只有军粮：火腿、培根、烘豆、香肠、牛排和腰子派。但囚犯们萎缩的肠胃哪能再吸收得了这种食物，所以食物几乎是穿肠而过而未作停留。

战后日本的饥饿状况

• 日本人在战争结束前很久就已经开始饿肚子了
  • 政府当局指导国民如何用橡子、谷皮、锯屑(用来做煎饼)、蜗牛、蚱蜢和老鼠做菜。
  • 等到战败后大批军人返乡时，本来就很困顿的局面演变成一场危机。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只能住在火车站的地下过道里，狭长、迷宫般曲折的地道宛如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民窟。
•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们还应该铭记家园毁于战火的几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 在蒋介石委员长统率的国统区，美国军人吃惊地发现竟然有小毛孩溜进他们的军营，从垃圾箱里翻找食物。
  • 一名美军中士回忆道：“牵着年幼女儿的母亲们来到我军的岗哨前，提出想把小女孩送给我们，换点糖果和香烟。”。

战后德国的饥饿状况

• 德国不仅要安顿本国国民和返乡士兵，还要应对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远道而来的1,000多万讲德语的日耳曼族难民
  • 许多难民死在了前往德国这个他们从未谋面的国家的路上，有些还是被人杀害的。
  • 几乎所有人都变得一贫如洗。这股庞大的难民潮大大增加了四处游荡、寻找食物和栖身之所的流民的数量。
• 1945年可怕的粮食歉收，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德国的粮食危机
  • 农业生产遭到了战争的巨大破坏，牲畜减少，农田被毁，农具变成废铁，劳动力稀缺，再加上冬季的严寒，可谓雪上加霜。
  • 在德国东部，大量的农业机械要么毁于战火，要么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被洗劫一空。战时顶替德国人劳作的外国雇农在战后纷纷离开。

盟国对饥饿问题的应对

• 盟国采取了行动，向德国和日本提供食物援助
  • 在德国的英占区，自11月下旬起，英国将军杰拉德·坦普勒(Gerald Templer)爵士开始主推“大麦粒行动”(Operation Barleycorn)。他下令释放约80万名德国战俘，让他们在农场干活，抢救仅剩的一点收成。
  • 同样，遵照1944年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西北欧俘虏之战俘处置问题”的一纸手令(JCS 1076号令)，美国人开始向德国人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援，以“防止疾病与动乱”。
• 盟国的援助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被弱化
  • 德国美占区总司令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财政顾问，就曾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76号令斥为“经济白痴”的杰作。克莱将军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经济，从而避免引发更为深刻的骚乱。
  • 麦克阿瑟将军并不打算帮助日本人将工业水平恢复如初，但他同史汀生和克莱的想法一致，认为“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任何一种能带来食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黑市经济的兴起及其影响

• 黑市经济在战后德国和日本普遍存在，成为人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
  • 在许多地方，货币交易已经被以物换物的形式所取代，香烟成了主要的硬通货。
  • 对于占领军而言，这种机会难以抵挡。在荷兰，加拿大产的香烟，特别是“甜心下士”牌香烟，在黑市的卖价最高。
• 黑市经济的存在打碎了旧的阶级分层，促进了社会的自由和经济发展
  • 名门望族的女眷们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子来到乡下，拿出祖传的宝贝去换食物。贫穷的农民突然手握大把现金，因此当时不难见到身着漂亮古董和服的日本村姑穿行在泥泞稻田之间的景象。
  • 战后的乱世也带来了自由，由于没有了老牌竞争对手的打压，建立公司成为可能。1945年，井深大在东京一家被轰炸过的百货商店里开了间修理无线电的铺子，这就是后来索尼公司的雏形。

捷克斯洛伐克百威小镇附近一座集中营落入捷克人之手

• 集中营里挤满了德国俘虏。

波兰作家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在战时的华沙进行地下文化活动，后被捕并关进集中营

• 他的经历被收录进《去毒气室请这边走，女士们先生们》中。

盟军解放者对德国人的卑劣行径感到震惊，但并不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导致了对德国人的私刑和暴力事件

• 1945年4月，一群德国护士首次进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遭到了囚犯的袭击。

解放后，许多德国人并未攻击自己的同胞，但在外国占领下，德国人都过着苦日子，阻止了他们自相残杀

• 报复德国人的是其他人，如苏联人和波兰人，他们对德国人的野蛮暴行有着深仇大恨。

1945年，法国爆发了所谓的“狂野清洗”运动，多达6,000人因为在德占期通敌卖国被杀

• 1945年，荷兰人和法国人害怕失去他们的殖民地，他们的耻辱感更强，这不光是因为1940年的军事失利，还因为法国人有官方通敌的历史。

1945年，越南宣布独立，法国人试图恢复殖民统治，但最终未能成功，越南在1954年实现了国家统一。

战争流离人员的困境

• 战争导致大量人员流离失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人为造成的
  • 奴隶工程、人口流动、“种族清洗”、国家边界变更、德国和日本两个“主宰者民族”外迁以寻求生存空间、内战爆发，以及整个民族被流放，不是死在屠刀下，就是在流放中忍受煎熬。
• 欧洲的流离人员数量庞大，亚洲的流离人员数量同样庞大
  • 在欧洲，这些灾难背后的主要元凶是德国人，但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及其边疆地区所施行的政策往往和希特勒一样导致生灵涂炭。
  • 在亚洲，650万日本人被困在亚太各地，其中一半是平民。100多万客居日本的朝鲜劳工依然寄人篱下。成千上万的澳洲、欧洲和美国战俘则散落在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东南亚等地，印尼人和其他亚洲人则被迫为日本在该地区的军事工程卖命。多达18万亚洲人参与修建了泰缅铁路，其中只有约一半人活了下来。

回家之路的艰辛

• 对于一些人来说，回家的想法并不复杂，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回家却成了奢望
  • 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从马格德堡(Magdeburg)一座英国收容站出发，先后乘坐英军卡车，而后转火车，再换公共汽车，被送至荷德边境。
  • 反观其他人，流离失所的状态持续了更长一段时间，而且回家也只会收获失望，甚至还有更糟的下场。
• 回家后的生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好，甚至充满了尴尬和痛苦
  • 父亲是幸运的，他回到家后，全家人都安然无恙，团聚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也很快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并重新融入社会。
  • 但凡经历过极端经历的人，都很难被家乡人理解，他们面临的是一种理解上的鸿沟。

不愿回家的人的命运

• 有些人选择留在他乡，过上了新的生活
  • 克恩滕州(Carinthia)是奥地利的农业区，那里的德拉瓦河谷(Drau Valley)因壮观的阿尔卑斯山风光闻名于世，山涧湖水冰凉澄澈，牧场绿草茵茵，松林覆盖，鲜花烂漫。这番美景，对于从南斯拉夫逃难至此的斯洛文尼亚难民而言，就像来到了人间仙境。
• 有些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家园，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 1945年的夏天，酷暑难耐，英、美、苏三个战胜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晤，会上宣布的决定听起来就像是正确的大白话，甚至有些索然无味。在驱逐中、东欧的德裔居民一事上，盟国首脑达成以下共识：“三国政府在全方位考虑了这个问题后，确信把留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裔人群以及相关人员迁至德国一事势在必行。各方同意，届时出现的任何人口流动都应以有序而人道的方式进行。”。
  • 波茨坦会议上的言论苍白乏味，但潜藏在背后的思潮则显得冷酷无情得多。苏台德区、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的几百万德国人已经被赶出家园。就在波茨坦会议召开前，斯大林还让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兹德涅克·菲尔林格(Zdeněk Fierlinger)放宽心：“我们不会妨碍你们。把他们都赶出去。”。
  • 在雅尔塔，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他“对用武力驱逐几百万人的想法并不感到惊讶”。斯大林也向英国首相拍胸脯保证：“(波兰)再也不会有德国人，因为我们大军杀到的时候，德国人将闻风而逃，一个都不剩。”。
  • 一些遭到驱逐的德国人曾是纳粹的热情拥护者，甚至还是战犯。生活在德意志帝国边陲的德国平民中，有不少——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都对纳粹党和其当地部属怀有好感，特别是在苏台德区。虽然富甲一方，但那里的日耳曼人早在1938年之前就深感捷克人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即使这样，许多人还是跟纳粹撇清关系，有些还积极反抗过纳粹。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斯大林，都无意做这种细化区分。所有德国人都得卷铺盖走人：罪犯、纳粹、纳粹反对者、男人、女人和儿童，无一例外。
  • 1945年发生的种族清洗远不止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国人的层面上。赫伯特·胡普卡(Herbert Hupka)具有一半犹太血统，家住上西里西亚的拉蒂博市(Ratibor，今波兰的拉齐布日[Racibórz])。他记得曾被人在雨中赶着走，途经自己就读过的学校。过去他的父亲在此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胡普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烂烂、湿漉漉的书，有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有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有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的，还有其他被纳粹封杀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纳粹政府没收后扔进犹太公墓，现在不知怎么的出现在大街上，拿胡普卡的话来讲，“无人认领，就这么堆在体育馆前”。
  • 1945年，德国文化遭遇灭顶之灾，连同其被一锅端的还有那些传承德国文化的人。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一些地区历史悠久，其中部分名城——布雷斯劳、但泽、柯尼斯堡、伦伯格(Lemberg，今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布鲁恩(Brünn，今捷克的布尔诺[Brno])、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今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Chernivtsi])、布拉格——都是上流德国文化的中心，传承这一文化的常常是讲德语的犹太人。如今，这些城市必须经历“去德国化”。路名和商铺的标牌被重新粉刷，地址更改，德国人的图书馆被一抢而空，纪念碑被毁，刻在教堂等公共建筑上的铭文——有些历史十分久远——被一一抹去；德语本身必须取缔。
  • 中、东欧人从生活中剔除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做法有诸多动机。不仅如此，甚至连存在过的记忆也要一并抹去。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么做是革命需要，旨在摆脱一个令人憎恶的资产阶级。对于党外的民族主义者，比如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而言，这么做是对叛国行为的报复：“我们国内的日耳曼人……背叛了国家，背叛了民主，背叛了同胞，背叛了人性，背叛了人类。”。
  • 就这样，希特勒的“宏图伟业”最终却由那些仇恨德国的人代为完成了。他的计划建立在种族纯洁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想法之上，这些想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第一个十年，甚至比这还要早得多的年代。就算我们充分考虑到战后发生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清洗，我们也不应忘记，摧毁中欧地区德国文化的罪魁祸首其实是德国人自己。中欧的犹太人中间有相当一批都是德国上流文化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德国人将他们赶尽杀绝，等于是咎由自取地开启了埋葬德国文化的进程。而在战后，通过把德国人赶出去，波兰人和捷克人以最快的方式为这项工作收了尾。

犹太人在德国的困境与抗争

• 犹太人在德国难民营中寻找庇护，但面临新的挑战
  • 残存的欧洲犹太人中不少受到严重创伤，生活无法自理，而且惶恐不安，心中又有怨气，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如果伸出援手的不是犹太人则更是如此。
  • 难民营里，犹太人刚开始一般都和其他犹太人共处一室。有时候，由于官员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到了不像话的程度，他们甚至还会和昔日纳粹关在一起。
• 犹太人在德国难民营中组织起来，寻求自我保护和尊严
  • 难民营里，犹太幸存者很快被按照基布兹的架构组织起来。掌管兰德斯堡难民营的美国军官欧文·海蒙特少校自己也是犹太人，即使如此，他也吃不准该拿难民营里的基布兹党徒怎么办。
  • 作为寄人篱下的少数派，犹太人受尽了迫害，处境艰险，迫切想要巴结讨好多数派。他们满心期待能融入当地社会，却永远都提心吊胆。
•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德国难民营中传播希望，呼吁回归巴勒斯坦
  •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幸存者中间拥有很好的口碑，因为他们身上洋溢着青春活力，体格较为健壮，而且十分自律，士气高昂，充满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乐于锻炼，勤于农耕，精于自卫。
  • 本—古里安在德国之行中做过几次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场，是在慕尼黑附近圣奥迪林(St. Ottilien)市古老的本笃会修道院里面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讲话。

抵抗运动在战后欧洲的重要性

• 抵抗运动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军事败北中仅仅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
  • 暴力反叛招致了恶狠狠的报复，遭殃的是无辜百姓，而且这些行动通常得不偿失。
• 抵抗运动的真正重要性要待到战火平息后才变得清晰起来
  • 一些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然抗击外敌的事迹，为那些曾通敌卖国或对杀人不眨眼的政权姑息养奸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英雄叙事。
  • 民主的恢复取决于这些故事，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振公民的精神面貌，也有助于政府在战后重塑执政合法性，是战后欧洲民族复兴的依托。

抵抗运动在中东欧和西欧的不同角色

• 在中东欧的部分地区，抵抗运动扮演的角色更为复杂，因为它们要对抗两大暴政
  • 那些视斯大林为头号死对头的人有时勾结德国人。
  • 班杰拉的塑像随处可见，此外还有班杰拉纪念碑、班杰拉纪念堂、班杰拉博物馆。然而，班杰拉很难算得上是统一国家的英雄，因为他来自乌克兰西部，那里曾隶属于奥匈帝国。而在笃信俄国东正教的东部，班杰拉至今仍然被视作1941年和纳粹沆瀣一气的法西斯分子。
• 在西欧，事情可就没那么复杂了。英雄事迹在诸如法国这样的国家特别重要
  • 法国的官僚机构、警察部队、司法部门、实业界领袖，乃至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跟通敌的维希政权有密切牵连，可以说都“落水了”。
  • 1940年6月18日，身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通过广播，发表了豪情万丈的讲话。那时他的大名还不为多数法国人所知，法兰西祖国(patrie)的伟大国父仍旧是贝当元帅。

战后对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清洗

• 战后新秩序要获得合法性，就得先开展一场清洗纳粹、日本军国主义者和通敌分子的运动
  • 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那些应该对专制独裁、迫害异己、奴役他人和大屠杀负责的人必须被清理出户。
• 在德国，清算昔日纳粹的主要幕后推手是弗朗茨·诺伊曼
  • 诺伊曼是德裔犹太难民，战前作为政治理论家和劳工律师就已蜚声德国。在美流亡期间，他和同样是难民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为美国政府准备了一份“去纳粹化”指导手册。
• 在日本，除了逮捕有战犯嫌疑的人之外，整肃行动侧重于“预防”，而非“惩罚”
  • 需要防范的是“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问题在于，美国人吃不准要收拾谁，而且太过倾向于将日本看成东方版的第三帝国。

战后对通敌者的处理

• 在法国，人们对内战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抵抗力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共产党早在1941年就已准备了待清洗敌人的名单
  • 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追捕实业家，也不能放过亲纳粹的法国民兵(Milice)中的小喽啰。
• 在菲律宾，虎克党收到要他们缴械的命令，他们拒绝交出武器，随即遭到逮捕
  • 一部分人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就被判入狱，其中包括路易斯·塔鲁克，他和几个过去勾结日本人的通敌者被关在一间牢房里。

战后对政治领袖的处理

• 在希腊，内战就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而在中国，国共两党经历了长达一年的试探对手和各种小冲突后，内战也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 美国人管蒋介石委员长叫司令(Gimo)，在战时美国驻华最高长官、绰号“酸醋乔”(Vinegar Joe)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嘴里，老蒋的绰号是“花生米”。
  • 他名义上控制着整个中国，但实际上有大片疆土并不处于他的管辖之下。
•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很难算得上是左派，但他对扯皮的多党派民主也无甚好感
  • 尽管反感共和国体制，但出于延续性的考虑，他也只好将自己确立为共和国理所当然的继承者。

战后对经济精英的处理

• 在德国，美国人对到底要打击谁没个准绳
  • 如果有什么机构在日本对外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话，那一定是官僚组织：具体而言是负责查禁异见的内务省，以及负责战时工业规划的通商产业省(战争期间被并入军需省)。
• 在日本，美国人对处理这些历史旧案的指导方针十分模糊
  • 虽然高级官员被撤了职，但低级官员还是保住了乌纱帽。理论上，被清洗的官员将不得再发挥影响力。但对于如何防止他们私会老部下、进行非正式密谋这点，则从来就没有拿出过办法，于是这种事就变得屡见不鲜。

战后对文化精英的处理

• 在法国，戴高乐希望尽快结束这一进程，最好在几个月里就结束
  • 到了2月份，大部分快意恩仇的正义已经得到伸张。囚犯被处以私刑，4,000多人被草草处决，其中一些是被群情激奋的暴民绞死的。
• 在日本，美国人对到底要打击谁没个准绳
  • 究竟是谁“误导了日本人民”？不是天皇，因为最高司令官已经认定他无罪。最接近纳粹军事组织的机构是军警，即宪兵队。由于其刑讯和杀人手法十分老辣，所以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一提到宪兵队便谈虎色变。大约4万名宪兵队军官在清洗中丢掉了饭碗，极少有日本人会为他们的遭遇落泪。

共产党在东北的审判实践

• 共产党在东北接收过程中，进行了人民公审
  • 共产党从替代日本人的中国国民党手里夺取了部分城池，又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了另一部分。
  • 人民公审随即来临，正义来得很快，即使谈不上原始，法律的程序也十分粗糙。
• 审判的目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法律的概念完全是政治化的
  • 审判是一种仪式，为的是彰显共产党的权威。
  • 安东的被告们受到的指控不仅有为日伪政权当差这条，还有解放后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这条。

匈牙利共产党的审判实践

• 匈牙利共产党在1945年上台后，进行了人民审判
  • 1945年，苏联红军任命的匈牙利“反法西斯主义者”上台。
  • 由于经历了苏军和罗马尼亚军队长达几个月的围困，1945年的布达佩斯千疮百孔。
• 审判并惩罚战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触犯了法律”，而是“要为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报复他们”
  • 法庭由党员和工会成员构成，专业法官负责引导。
  • 有时候，专业法官，特别是国家人民法院理事会——即上诉法院——的法官被批评太过心慈手软。

希腊的审判实践

• 希腊在1945年解放后，进行了人民审判
  • 早在1943年的希腊，左派人民解放军已经在被解放的地区成立了人民法院。
  • 1944年春，希腊从德国铁蹄下获得解放，之后一段时期执政大权落到了民族团结党组建的政府手里。
• 官方的法院尝试过审判战时最高通敌者，但审判进展缓慢，且时不时陷入僵局
  • 趋炎附势的总理们使出了卖国贼惯用的伎俩，口口声声说他们恋栈权力是出于爱国，他们也的确拿出了一些证据，证明是希腊流亡政府让他们坚守岗位，在乱世中维持大局。
  • 更歹毒的通敌者，比如凶狠的保安团，则压根没受到起诉。

战争罪审判的必要性

• 结束血债血偿的恶性循环依旧是举行审判的最大理由。
• 在战争结束或专制政权倒台后，审判存在一个问题，即潜在的被告人数庞大
  • 即使没有所谓的集体罪行一说，有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审也审不过来。

纽伦堡审判的正义性

• 纽伦堡审判是值得支持的，因为法律被真正当回事
  • 这不是迫于公众愤怒而举行的潦草审判。所有事情都得一步一步来，于是审判一直在进行，过了很久都没结束，原本的乏味成了刚正不阿的标志。
• 纽伦堡审判为德国人自己公审纳粹战犯提供了一个模板
  • 尽管许多德国人只有在战败的苦涩淡去，生活更加安定后，才认识到纽伦堡审判的价值，但其为德国人自己公审纳粹战犯提供了一个模板。

战争罪审判的局限性

• 太多罪犯逍遥法外，有些事业飞黄腾达，蒸蒸日上，而罪行远比他们轻的人则成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羔羊
  • 但即使是在最具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盘正义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 审判不止是定罪量刑和惩罚有罪之人的一场演练，它也是建设更美好世界努力的一部分
  • 在这个世界里，昔日种种惨绝人寰的事再也不会重演。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解放

• 集中营里的抵抗组织发出求救电报，最终得到美国大兵的救援
  • 4月8日，营地里发出一份言辞急切的电报：“致盟军，致巴顿将军的部队。这里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救命。我们请求帮助。德国人想转移我们。党卫队想杀了我们。”。
  • 三分钟后，囚犯们收到了回电：“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坚持住。正火速前来支援。第3军官兵。”。
• 囚犯们冲击瞭望塔，用枪支干掉了剩下的守卫
  • 知道马上有人来救，光这点已经足够鼓舞人心了。于是，囚犯们冲击瞭望塔，用为了这一刻而藏匿的枪支干掉了剩下的守卫。

“绝不让历史重演”的情绪

• 受过战争罪的人抱有“绝不让历史重演”的情绪
  • 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这是一种理想，也许是乌托邦，但这代表了一种信仰：在战争的灰烬中，人类可以建立一个崭新而美好的世界。
• 人们相信一切都将彻底推倒重来
  • 虽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希望生活回归常态，但是其他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不会退回到战前的样子。

战后英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 工党赢得大选，开始实施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
  • 1945年7月，工党赢得393席，保守党拿下213席。
  • 工党表面上故作谦虚，但是随之而来的计划相当激进。
• 艾德礼主张的社会主义，同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镜头下的保守党浪漫主义似乎相去甚远
  • 艾德礼的父亲是个小律师，为人安静，喜欢抽烟斗，他的儿子没有一点和浪漫扯得上边的。
  • 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同《夜夜春宵》的主题并非真的相隔十万八千里。

战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实践

• 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社民党赢得大选，开始实施社会主义政策
  • 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甚至许多戴高乐主义者之所以同维希政府和德国人对抗，不只是出于对传统、“优雅法兰西”(douce France)的爱，还因为政治理想的驱使。
  • 荷兰和比利时的社民党都从大选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组阁权。
• 东欧国家推行了土改，让数百万农民拥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田
  • 在德国的苏占区，社民党人竭力想同共产党人一起共谋国事，但后来证明他们只会无功而返。
  • 这些变化中实际上有一种强烈的泛欧主义元素；“新耶路撒冷”不只是单个国家的理想，而且是全欧洲的愿景。

战后日本的社会主义尝试

• 日本规划者曾同纳粹占领国的欧洲同行开展过合作，共同推动欧洲新秩序的建立
  • 鹿特丹于1939年9月遭到轰炸，这是西欧第一个被轰炸搞得支离破碎、伤及中枢的城市。
  • 重建鹿特丹的计划几乎马上出炉。在没有了民主程序或私人利益的羁绊后，一队荷兰城市规划者和工程师开始着手清理废墟，从私人手中征地，并根据合理的蓝图重建城市。
•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的社会主义尝试进行了限制
  • 美国人认为日本再也不能染指重工业，而是应该专注于生产更符合东方民族古朴气质的产品。
  • 美国人的想法不同。就在美军到来之前，三菱财阀的掌门人给他手下一名高管写了封信，信中谈到一项“百年大计。”。

朝鲜的社会主义实践

• 朝鲜人民委员会迅速从日本官员手里接管了权力，开始实施社会主义政策
  • 吕运亨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立场左倾，很喜欢穿剪裁精美的英式粗花呢西装。他在一所高中的操场上对着几千人发表演讲，演讲十分轰动，原因有二。一是其体现了宽宏大量的精神：“既然日本人就要和朝鲜人分道扬镳了，我们就不要再计较过去的得失了，友好地说再见吧。”。
  • 另外一点就是强烈的乌托邦情怀：“让我们忘记过去经历的磨难。我们必须在这片属于吾辈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一个理性的天堂。让我们抛开个人英雄主义，牢牢地携起手来一起向前迈进。”。
• 朝鲜被美苏两国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政权
  • 北方处于金日成主导的共产党过渡政府统治下，南方则归李承晚控制。
  • 用不了多久，金在青岛的朝鲜朋友就会发现他们比之前预言得还要准确。1950年，北朝鲜的入侵点燃了战火，在导致200万平民死亡后，惨烈的朝鲜战争在僵持中结束了。

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政策

• 盟军试图避免血债血偿，尽全力改造、教化和改变人们的心智
  • 盟军致力于将专制政权改造为和平的民主国家。
• 盟军对德日两国的占领政策起初以惩罚过去的敌人为主
  • 摩根韬计划旨在瓦解德国工业，拆分其领土，把德国人变成一个男耕女织式的民族。

再教育的策略与实施

• 再教育旨在改变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
  • 美国战争部拍摄了一部名为《我们在日本的任务》的教育性影片，对这一问题抓得很准。
• 再教育被视为主心理战的延伸，是军队进行政工宣传的工具
  • 《喷趣》杂志在1939年发表了赫伯特的一首诗，隐晦地提出有必要开展再教育工作。

再教育在德日的实践与挑战

• 在德国，再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缺乏符合条件的老师、教科书不合适、管理困难等
  • 应征入伍的人要么已经战死；要么还被困在前线，当了战俘；要么因为他们的纳粹身份而颜面扫地。
  • 大部分课本在轰炸中烧毁，剩下的通常非常不合适。
  • 管理亚琛各所学校的主任卡尔·贝克博士满怀信心地认为，向幼童灌输他们的未来“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休戚与共，而不是和一个‘强大德国’相关”这点认识十分容易。
• 在日本，再教育面临的挑战包括日本人对外国征服者的馈赠“德谟克拉西”感到耻辱，以及和平主义成为负累
  • 漫画家加藤悦郎曾有一幅著名的作品，画的是一群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把手伸向空中，当中还不乏头戴军帽的人。挂着金属罐的降落伞从天而降，罐体上写着“民主革命”的字样。
  • 虽然日本宪法第九条直到1946年才被收录进来，但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

布莱恩·厄克特的生平和观点

• 厄克特是一位年轻的英军情报官，曾在战争中提出警告，但未被采纳
  • 厄克特曾警告上峰，把盟军空投到荷兰小城阿纳姆附近会面临巨大风险。
  • “市场花园行动”后来被付诸实施，葬送了几千条年轻的生命。
• 厄克特对旧秩序的感触不深，认为眼下的重中之重在于防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
  •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没有细想过，事情再也不会回到过去了。”。
  • “我对旧秩序的感触不太深，也不认为我会怀念它。”。

国际主义和世界政府的理想

• 厄克特的国际主义热情源于儿时在私立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
  • 学校名叫巴德明顿，校长是比阿特丽丝·M．贝克小姐，大家都叫她BMB。
  • BMB小姐很同情左派，对绰号“乔叔叔”的斯大林很有好感。
• 人们普遍相信应该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且由一个比国联更富活力、办事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组织维持这一秩序
  • 有人想得很远，甚至早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前，世界政府的主张者就经常宣扬末世论。
  • 阿诺德·汤因比在战时曾大声疾呼，要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唯有一个警力遍及全球的世界政府才能做到。

联合国成立的过程和挑战

• 厄克特在联合国秘书处有许多好友，其中一位在前文中也有述及，即法国抵抗主义战士斯特凡纳·埃塞尔
  • 埃塞尔有着不平凡的背景，他的父亲弗朗茨·埃塞尔是位闻名遐迩的德国作家和翻译家。
  • 同厄克特一样，斯特凡纳·埃塞尔也希望在全球舞台上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 塑造战后国际体制的更多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宗教或道德理想
  • 鉴于政治性解决方法向来就不甚理想，新秩序必然是有缺憾的。
  • 《联合国宪章》诞生于旧金山，但追根溯源的话，则还要说到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沿岸普拉森舍湾的会晤。

冷战的起源和影响

• 美、英、苏、法、中五个大国的外长齐聚伦敦，和意大利、芬兰以及巴尔干国家商讨若干和平条约，他们在所有重大事宜上都谈不拢
  • 美国已经同意承认苏联在波兰扶植的过渡政府，并对其合法性不予追究。
  • 莫洛托夫希望皮杜尔一怒之下会返回巴黎。中国外长则索性被忽视了，好像房间里根本没这个人。
• 冷战既是政治冲突，也是道德冲突，是正义与邪恶的一场较量
  • 杜勒斯则一如既往地抱有更为道德化的观点。
  • 汉森·鲍德温也没那么天真。他并不指望苏联人或美国人能同意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1945年世界各地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担忧

• 人们对世界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过去那样对美好未来抱有幻想，同时也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担心
  • 上百万人依然饥寒交迫，没有兴致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 新闻报道往往都很严峻：处于占领下的德国恐会因食品供给发生骚乱；巴勒斯坦被恐怖主义行径搅得动荡不安；印尼的战火依然在燃烧，配备“全套美制装备”的英军和荷兰海军陆战队正竭力镇压原住民的暴动。
• 在1945年的秋冬季节，美国报纸仍在报道中国陪都重庆传来的积极态势，国共两党的谈判仍在进行，好似一场形势未明的皮影戏
  • 双方都大谈“妥协”“停战”和“民主”，且谁都不想“挑起”内战。
  • 10月14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登了一篇文章，对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能力表达了充分信心。

1945年战争结束与1989年共产主义统治的终结

• 1945年，斯大林把欧洲一分为二，这是二战最深的一道伤口
  • 1938年，在英法两国的绥靖纵容下，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次被希特勒瓜分。
  • 1939年，英国对德宣战，名义上是为了恢复波兰的领土完整，但这一承诺从来就没有兑现过。
• 1989年，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人们满怀希望，全世界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了
  • 1989年12月31日，我和几个姐姐带着父亲，打算在柏林墙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世纪。
  • 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一行散着步，穿过勃兰登堡门。这一举动在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难以想象，若有人敢以身试法，必然会挨枪子。

作者家庭在二战后的经历

• 父亲在1945年目睹柏林被毁之后只故地重游过一次
  • 父亲开着全新的雪铁龙轿车，来到了昔日他被迫为纳粹战争机器卖命的原工厂大门前。
  • 工厂附近是我父亲曾经待过的劳工营，木头营房跟纸糊的一样，对冰雪、跳蚤、虱子和盟军炸弹的侵扰均没有招架之力。
• 1972年，我们一家人曾在柏林度过圣诞节和新年夜
  • 那次经历让人抑郁。柏林又阴又冷。穿越东西德边境耗时良久，令人厌烦。
  • 父亲脸上那股子兴高采烈的劲儿。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及其影响

• 1989年，这座劳工营消失了，我记忆里是被拿去改造成停车场了
  • 一旁的简陋摊位上，摊主兜售着在油腻的咖喱酱热气里熏制而成的香肠。
• 12月31日的晚上很冷，但还没到天寒地冻的地步
  • 在走向勃兰登堡门的路上，我们隔着老远就听到了人们的欢呼声。
  • 父亲所站的地方恰好是他曾经躲避英国人空袭、“斯大林管风琴”和德国狙击手打冷枪的地点，就在这时，一枚炮仗不知怎的找上门来，正中他的眉宇之间。

纽约公共图书馆科尔曼学者&作家中心访学经历

• 吉恩·斯特劳斯，科尔曼中心能力出众的主任，玛丽·多里尼，以及保罗·德拉韦达克等人的帮助
  • 他们把中心变成了作家的天堂。

研究阶段得到的建议

• 罗伯特·帕克斯顿，弗里茨·施特恩，秦郁彦，阿维夏伊·马格里特，本·布兰德和盖尔特·迈克等人的建议
  • 在阿姆斯特丹的NIOD研究所期间，大卫·巴尔诺和约格力·梅赫伊岑为我提供了大力帮助。
  • 马克·马卓尔和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很热心，在不同阶段都阅读过书稿，帮助我揪出了自己断然不可能找到的错误。

威利出版社和企鹅出版社的支持

• 安德鲁·威利，金·奥和杰奎琳·柯给予了我一如既往的支持
  • 斯科特·莫耶斯在威利出版社时，先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工作，继而又转投企鹅出版社，为我当起了编辑。
  • 企鹅出版社的麦利·安德森，他见证了本书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

父亲列奥·布鲁玛和朋友的帮助

• 父亲列奥·布鲁玛和布莱恩·厄克特的经历分享
  • 我将本书献给这二位，聊表感激和敬意。

妻子堀田江理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