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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AI 大纲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　共 36 章 / 674 条　·　AI 读书 · 全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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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视角AI 生成含原文摘录

本大纲由 AI 读书（阅读端智能大纲）生成，是全书结构与要点的机器梳理， 不等同于已亲读；其中第 4 层条目为书中原句摘录。章节可展开查看。

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用政治“锁死”科技？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的创作背景及主要内容

  • 福山在本书中探讨了生物技术革命对人类未来的影响
    • 福山认为，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而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
  • 福山认为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 福山承认这个结论并不牢靠，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严重的挑战来自于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物技术革命。

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影响

  •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超越人类智能，引发新的伦理和政治问题
    • 雷伊·库兹韦尔认为人类永生的时间点也许不是2045年，而是2029年左右。
    • 到那时人工智能将会超过人类智能，“一旦机器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它们就会自己设计下一代机器”。
  • 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发生重大改变
    • 在人机竞赛过程中，人类的情绪和欲望不是一个加分的能力。
    • 人机对抗中，情感不能加分而是减分，那么机器的“冷酷无情”就不是缺点而是优点。

生物技术革命的影响及挑战

  • 生物技术革命可能带来人类本性的改变，引发新的伦理问题
    • 生物技术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治愈疾病，延长寿命，让孩子变得更加易于管教，但是它的代价却是“一些无法言说的人类品质的丧失，如天分、野心或绝对的多元性”。
  • 生物技术革命可能挑战人类的政治秩序和人性尊严
    • 我们需要继续感知痛楚，承受压抑或孤独，或是忍受令人虚弱的疾病折磨，因为这是人类作为物种存在的大部分时段所经历的。
    • 因为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它与宗教一起，界定了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

用政治“锁死”科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 用政治“锁死”科技可以防止技术被滥用，保护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 福山认为，国家必须从政治层面规范这项技术的发展与使用，建立相关机构区分技术的进展，哪些能帮助推进人类福祉，哪些对人类尊严与快乐带来威胁。
  • 用政治“锁死”科技是对人类业已存在的文化和人性的守护
    • 在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在反对由现代科技来定义“谁配称为人类”的战斗。
第一部分 通往未来的路径

两部反乌托邦小说及其预言

  • 《1984》聚焦信息技术，预测了个人电脑革命和信息获取的民主化
    • 《1984》中的“电屏”设备实时收集和发送影像，实现社会生活的集权化。
    • 1984年，IBM新型个人电脑下线并开始了个人电脑革命，信息获取的民主化以及政治的分权。
  • 《美丽新世界》聚焦生物技术，预测了试管授精、代孕母亲、精神药物以及有关小孩孕育的基因工程
    • 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一种不在子宫而在今天所说的“试管”中孵化婴儿的方式。
    • 药物“索玛”能给人即刻的欢欣；感官器里植入电极模拟情感。

《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及其对人类尊严的挑战

  • 《美丽新世界》中的人也许健康富足，但他们已经不是人类
    • 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不再组成家庭，也不用去做任何传统上与人相关的事。
    • 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
  • 赫胥黎提出，可以用来界定什么是人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宗教
    • 基督教教义认为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的尊严就来源于此。
    • 任何一位赫胥黎或刘易斯的细心读者都不会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是能够理解“人的意义”的唯一方式。

生物技术带来的威胁及其对人类尊严的影响

  • 生物技术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后人类”阶段
    • 人性的保留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概念，为我们作为物种的经验提供了稳定的延续性。
    • 人性形成并限制了各种可能的政治体制，因此，一种强大到可以重塑当前体制的科技将会为自由民主及政治特性带来可能的恶性后果。
  • 生物技术带给我们的终极拷问是，政治权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 当我们事实上使一部分人身背马鞍，而另一部分人穿着马靴带着马刺出世？
一个直接的解决途径

生物技术的潜在利益与威胁

  • 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
    • 我们应当使用国家权力去监管它。
    • 如果事实证明它超出了一国权力的管辖，那么就需要国际基础上的监管。

监管制度的制定与执行

  • 新的监管制度的制定应当是强而有力的。
  • 监管需要各个国家的立法者一齐加入，并就复杂的科技议题做出艰难的抉择
    • 对执行新法规的机构的规模与形式的设计，也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难题。
    • 既要让法规尽量不成为积极发展的阻碍，又要赋予它们强有效的执行力，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 更大的挑战是，国际层面共同法的创立，要跨越众多文化不同的国家形成共识，而它们对根本的伦理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

技术进步的控制与监管

  • 认为无法停止或控制技术进步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
    • 所有的技术和众多类型的科学研究，都尽在我们的掌握中。
  • 要建立一个监管体系以允许社会控制人类生物技术
    • 我们不能停止或改变我们所不喜欢的技术发展，那么就不要为此去尝试了。
生物技术与历史的重启

生物技术与历史的重启

  • 生物技术的创新与宗教无关，应保持谨慎。
  • 人性是权利与正义的基石，任何关于权利的有价值的定义必然基于对人类本性的实质判断之上
    • 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就是自然权利的信奉者，反对英国王室的革命就建立在这之上。
    • 任何关于权利的有价值的定义必然基于对人类本性的实质判断之上。
  • 稳定的人性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有着非常深远的政治影响
    • 人类生来是文化的动物，人类能从经验中习得知识，通过非基因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去。
    • 人类对文化自我调适的不断努力使人类历史进步，让人类制度日趋复杂与精密。
  • 人类进步与文化演进的事实让许多现代思想家相信人是无限可塑的
    • 这意味着，人的行为是开放式的，由社会环境塑造。
    • 正是反对“人性”概念的现代偏见的起源。
  • 政治制度既不能彻底而成功地废止本性，也不能抹杀文化教养
    • 自由民主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唯一可行、合法的政治体制，是因为它既避免了极端，而根据历史悠久的正义标准塑造政制，又没有过分干预人类本能的行为模式。
  • 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决定了经济生产力可能性的范围，以及一系列社会结构性特征
    • 二十世纪后期的科技进步特别有助于自由民主的发展。
    •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技术将一直产生如此正面的政治效应。
  • 生物技术以及对人类大脑更深入的科学理解将会产生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
    • 我们不需要假想国家支持的优生学的回归，也不需要假想基因工程的广泛传播，就能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 神经药理学已经不仅能够生产抗抑郁的“百忧解”，也能生产“利他林”控制难以驾驭的小孩的行为。
    • 我们不仅发现了基因与个别性征的相关性，更精确地发现了两者的分子通路，这些性征包括智力、进攻性、性别认同、犯罪行为、酗酒行为等等，人们最终会为特定的社会目的去运用这些知识。

本书的结构

  • 第一部分描述了通往未来的一些看似可行的路径，勾画一些最重要的后果，从近期的一直到更深远、更不确定的。
  • 第二部分探讨操控人性的能力所引起的哲学问题
    • 主要论述人性问题的核心，即我们对是非对错的理解，也就是人权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发展出人的尊严的概念，人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宗教对于人类起源的假说。
  • 最后一部分更具实践性，基本论点是，如果我们为生物技术的长期后果担忧，我们可以做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监管体系来区分对生物技术的合法与非法的应用
    • 这一部分与第二部分恰恰相反，深入地探讨了有关美国及其他国家特定部门和法规的细节。
第2章 大脑科学

生物技术革命的政治后果

  • “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推动者对当前分子生物学的长远推断
    • 威廉·哈兹尔廷认为，如果能够从基因的层面了解生物体自我修复的过程，那么，也许能够将“使人体永不消亡”的目标再向前推进一步。
  • 大多数生物科学家对他们正在做和将来可能达到的预期保持着更为低调的观望
    • 许多科学家认为，他们不过是在寻找对乳癌或囊胞性纤维症等与基因相关的疾病的治疗方法，想要进行人类克隆和基因改进还有巨大障碍，改变人类本性基本是科学幻想，不存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生物技术革命对生物科学的影响

  • 现代生物技术已经对接下来一代的世界政治产生了影响。
  • 这场科技革命汲取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的最新发现和进展，不仅仅是分子生物学，还包括认知神经学、群体遗传学、行为遗传学、心理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神经药理学。

生物技术革命带来的伦理选择

  • 我们已经面临关于基因隐私、合理使用药物、与胚胎有关的研究及人类克隆的伦理选择。
  • 我们将会面对新的议题，比如，胚胎择优选择，或者药物技术该使用到哪种程度，用来增进人体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出于治疗的目的？
认知神经学的变革

认知神经学的变革

  • 基因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对自身行为的理解
    • “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收获来自对基因组的了解，对基因运行规律的把握。
    • 基因组学使针对个别患者量身定药成为可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副作用。
  • 人类行为是遗传还是文化起主导作用的论辩，从一开始就富有高度的政治意味
    • 保守派倾向于支持先天本性解释，左派则强调后天栽培的作用。
    • 遗传学的观点被各色种族分子和偏见人士滥用，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种族、文化或社会就是劣等的。
  • 行为遗传学和跨文化人类学从宏观行为的层面推知了基于相似性的人类本性
    • 行为遗传学研究基因相同的人类并试图发现环境导致的差异。
    • 跨文化人类学却从异质文化的人类研究开始，想要发现基因导致的共同性。
  • 生物学已经能从理论上提供信息支撑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分子通路
    • 基因控制表达，也就是，开启或关闭其他基因，它们包含着控制人体化学反应的蛋白质的密码，也是人体细胞的基石。
    • 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基因影响只限于相对简单的单个基因的功能失调，比如亨廷顿氏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泰—萨克斯病(Tay-Sachs Disease)或囊胞性纤维症(Cystic Fibrosis)，它们都归咎于一个等位基因(它是DNA的一个部分，因人而异)。
    • 更高层次的行为，比如智力或者进攻性，可能有更为复杂的基因根源，是多个基因相互作用或者在不同环境下的产物。

智力的可遗传性

  • 智力是可遗传的，默里和赫恩斯坦认为60%至70%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
    • 《钟形曲线》一书以统计学为主要工具，利用“国家青年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的大数据库，得出了两个极其有争议的结论。
    • 第一个结论认为，智力是可遗传的。以数据为证，默里和赫恩斯坦认为60%至70%的智力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剩下的百分比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营养、教育、家庭结构等等。
  • 在智力测试中，非裔美国人比白人低一个标准差 ，这也是由基因导致的
    • 默里和赫恩斯坦还认为，随着社会流动的障碍逐渐消除，培养智力的因素大大增加，社会会沿着认知曲线逐渐分层。
    • 基因，而不是社会背景将会成为成功的决定因素。最聪明的人会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事实上，由于有“门当户对”的观念(人们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类似的人匹配)，认知精英将会逐渐增加他们的相对优势。

基因与犯罪

  • 任何一组分开抚养的单卵双胞胎的研究，或者一起抚养的非亲生子女的研究，都显示出了基因与犯罪行为的相关性
    • 其中一个大型的研究来自丹麦双胞胎登记中心的3586对双胞胎的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同卵双胞胎有50%的共有犯罪行为，而异卵(非同一个受精卵)双胞胎只有21%。
    • 同样来自丹麦的一个大型的领养研究数据，研究关注分别在犯罪和非犯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和分别在犯罪和非犯罪家庭抚养长大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结果显示，比起领养家庭父母的犯罪行为，血缘父母的犯罪行为是孩子犯罪行为的更强劲的指示器，这意味着在某种形式上犯罪行为的生理影响是存在的。
  • 犯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行为，怎么可能有基因的原因呢？
    • 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与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松(Michael Gottfredson)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行为，怎么可能有基因的原因呢？也就是说，有些行为在这个社会被认定为犯罪，在另一个社会就不一定是犯罪；那么人们怎么能够说在某个社会被认定为“约会强奸”而在另一个社会被称之为“消磨时光”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呢？

基因与同性恋、异性恋

  •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性取向有着强烈的基因根源
    • 也没有人会否认，比起种族间的差异，基因而不是环境对男女性之间的差异影响更大。
    • 种族或族群间的差异不过几万年——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瞬间——而性别之间的差异已经有上千万年，早在人类诞生前就已经存在。
  • 对同性恋的遗传可能性的研究与智力可遗传性或犯罪可遗传性的研究途径是一样的，都是通过观察双胞胎和被收养儿童来进行
    • 这些研究显示，男性的可遗传性在31%—74%之间，女性的可遗传性在27%—76%之间。
    • 最近的神经解剖学研究表明，在男性同性恋和异性恋间，大脑的三个部分的构造确实存在差异。
第3章 神经药理学与行为的控制

弗洛伊德主义与神经药理学

  • 弗洛伊德主义认为精神疾病是心理因素引起的，而锂药的发现推翻了这一观点
    • 锂药由澳大利亚籍的精神病专家约翰·凯德在治疗躁狂抑郁症精神患者时偶然发现。
    • 许多这类型的病人竟然奇迹般康复，此后的二十年，药物治疗取代了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
  • 神经药理学的发展推动了有关大脑和思考过程的生化知识
    • 神经递质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有关大脑和思考过程的生化知识。
    • 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和互动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我们感观的快乐、自尊、害怕或者相关的感受。

抗抑郁药物与自尊

  • 抗抑郁药物如百忧解，通过增加大脑中血清素含量，提高自尊感
    • 百忧解(或氟西汀)，是一种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阻挡了神经突触对血清素的再吸收并且有效增加了大脑的血清素含量。
    • 血清素是关键的神经递质：在人体或灵长类动物中，血清素水平过低与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和针对不恰当目标的不受控制的进攻性有关系，在人类中会产生抑郁、进攻性或自杀的结果。
  • 自尊是一个时髦的心理学概念，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要有更多的自尊
    • 它指向人类心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每个人对于被承认的需求。
    •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thymos——这个希腊词通常被翻译成激情。激情(thymos)是人的性格中骄傲的一面，它需要其他人承认他的价值观和自尊。

利他林与社会控制

  • 利他林被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ADHD)
    • “注意力缺陷失调症”(ADD)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列入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一书，这是关于精神疾病的官方权威书籍。
    • 在该书的后来版本中，将此病更名为“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把“多动”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
  • 利他林产生的心理愉悦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用禁毒署的话来说就是“滥用”
    • 上世纪九十年代，利他林在高中和大学校园被广泛使用，因为学生发现它可以让他们学习更有动力、上课精力更集中。
    • 根据迪勒的观察，“利他林，不管对小孩或大人，有没有多动症，都会有效”。

神经药理学与基因工程

  • 基因工程投入应用的可能后果，将拥有更为强大的行为增进功能
    • 将可能操控人体内生的镇静系统，使得痛觉不再那么敏感，兴奋的阈值不断升高。
    • 人们将可能通过神经药理学更快地得到实现基因工程时代的想象。
  • 神经药理学领域的进展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力量不断推动新的医药技术的迹象
    • 在美国，大量的精神治疗类药物被广泛使用，这本身就昭示了在基因工程时代会出现的三个强大的政治趋势。
    • 第一，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以逃避自身行为的责任。
    • 第二，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会不断施加压力推动这一进程。
    • 第三，由于企图将一切都医疗化，人们会倾向于不断扩展医疗的领域，使之囊括更大范围的病症。
第4章 寿命的延长

现代生物技术对寿命的影响

  • 现代生物技术通过延长寿命，产生人口统计和社会的变化
    • 对美国来说，二十世纪最成功的医药成就之一是将人类的寿命延长。
    • 这个改变，与许多发达世界的急剧下降的生育率一起，在全球政治层面造成了极大的人口下降。
  • 生物技术不会延长人的寿命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它还有可能引起一些其他的巨大变化
    •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老年医学成为受到最大影响的领域之一。
    • 现在有许多理论竞相解释人为什么会变老并死去，但目前还没有就终极原因和产生机制达成共识。

寿命延长对社会的影响

  • 寿命延长使得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分布发生变化
    • 十八世纪初，欧洲几乎一半的孩子未到15岁便夭折。
    •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83%的人已经能够活到65岁，超过28%的人可以活到85岁。
  • 寿命延长对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改变产生影响
    • 政治变革通常发生在代际之间，寿命延长使得政治、社会及学术的改变变得更为缓慢。
    •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这样的社会有必要建立强制的培训机制和到了一定年龄向下流动的体制。

寿命延长对生命质量的影响

  • 寿命延长使得老年人在体力和智力上的活力发生变化
    • 阿尔茨海默症，它使人脑的一部分失去功能，产生记忆丧失，最终导致老年痴呆。
    • 人们患上这些病症的可能随着年龄的增加比例显著提高。
  • 寿命延长对生与死的意义产生深远的影响
    • 死亡极有可能不再是生命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一个像小儿麻痹症和麻疹一样可以预防的疾病。
    • 如果是这样，接受死亡将会是一个愚昧的选择，面对死亡也不再是一个充满尊严或崇高情操的行为。
第5章 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的发展及其影响

  • 基因工程被广泛运用在农业生物技术的转基因作物生产上
    • Bt玉米能自己分泌杀虫剂，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对除草剂有抵抗力。
  • 人类基因工程几乎与另一种优生学的前景直接相联系
    • 优生学一词，让人产生所有的道德联想，意味着人类最终有能力改变人性。

人类基因组工程

  • 人类基因组工程是一个宏大的项目，由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共同资助
    • 试图解码人类的基因序列，在更小的生物，如线虫和酵母上，这已经成为了可能。
  • 2000年6月，人类基因组的排序提前完成了计划
    • 部分原因是官方资助的人类基因组工程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赛雷拉基因工程公司之间存在的竞争性。

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

  • 如果没有信息技术几近同步的发展，人类基因组工程便无法记录、分类、找寻和分析人体DNA中数十亿的碱基
    • 生物学与信息技术的联合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生物信息学。

基因工程的局限性与挑战

  • 对于哪些基因负责哪些功能，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猜测，这样的因果关系相当复杂
    • 以生物集团(BiosGroup)创始人和首席科技官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的话来说：“这些基因是某种有‘并列处理’能力的‘化学’计算机，它们通过一系列非常复杂的网络式互动，相继打开或关闭。细胞的信号发射路径与基因的运作路径紧密联系，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解码。”。

胚胎着床前的基因诊断和筛选

  • 将来，父母将对胚胎自动进行全面扫描，排除疾病因子，以确保植入母体子宫的是优良基因
    • 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羊膜腔穿刺术和声波图技术已经让父母有了选择的某种权利，比如，检测到婴儿患有唐氏综合征时父母会选择流产，或在亚洲某些区域发现胚胎是女孩时会选择流产。
    • 对胚胎进行筛选，控制如“囊胞性纤维症”这类天生缺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 基因学家李·西尔弗(Lee Silver)描绘了一幅这样的蓝图：女士可以生产一百个或以上的胚胎，然后这些胚胎将会形成“基因文件夹”，医师通过鼠标进行胚胎选择，剔除容易产生单个基因疾病的等位基因胚胎，选择那些能提升身高、拥有好看的发色和高智商的胚胎。

人类克隆的现状与挑战

  • 尽管有国会的明令禁止，但是由私人提供资金进行人类克隆的研究仍然是合法的
    • 据传一个名叫雷尔(Raelians)的教派 ，以及已经广为报道的塞韦里诺·安蒂诺里(Severino Antinori)、帕诺斯·扎沃斯(Panos Zavos)等人正在这么做。
  • 人类克隆最大的隐忧在于对人类进行实验的安全性和伦理考虑。
人工婴儿之路

人工婴儿之路的设想

  • 科学家将能够辨认出决定一个人特征的基因，并用这些知识来塑造一个条件更好的婴儿
    • 这个尚在探寻中的基因还可能不是来自人体本身。

体细胞基因治疗与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

  • 体细胞基因治疗的方法，是通过细菌或其他载体实现新的、已经改造的基因的传播，从而改变目标细胞的DNA
    • 人体内有上千亿的体细胞，要使疗法奏效，需要改变上百万的体细胞。
    • 如果不出意外，这些改变的体细胞会与人同时死亡；这个治疗法不会产生代际遗传。
  • 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已经在农业领域得到例行应用，在很多动物身上也已成功实施
    • 对生殖细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论上，只要改变受精卵内的一组DNA分子，随后通过细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人。
    • 体细胞基因治疗法只会改变体细胞的DNA，因此也只能对受改造的本人有影响，而生殖细胞系基因的改变则会有遗传的作用。

人工染色体的设想

  • 人工染色体计划在人体本身的46条染色体外再加上一条
    • 这条染色体功能的开启需要等到人已经足够老，并且征得了本人的同意，它也不会遗传给后代。
    • 这项技术避免了改变或替代已有的染色体。

人类基因工程的挑战

  • 人类基因工程面临着极端复杂性的问题
    • 早前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疾病是由于基因间的互动所引起的，而通常一个基因也可能有多种功用。
    • 一个基因可以产生多个蛋白质，并且具有多种功能。
  • 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伦理担忧
    • 国家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以“用人体进行实验非常危险”为由，寻求对“人体克隆”颁布短期禁令。
    • 考虑到基因与表现型终极表达之间复杂的因果通路，克隆产生的危害极有可能被放大。
  • 人口数量的限制
    • 即便人类基因工程超越了前两个障碍(简言之，复杂的因果关系和人体实验的危害)，已经能够成功制造出人工婴儿，人性也不会因此得到改变，除非这些改变以显著的数量漫延至整个人类。

人类基因工程的可能影响

  • 当前生命科学的发展速度可能超出预期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基因学家有一个共识，不可能从成年个体的体细胞中克隆出哺乳动物，然而1997年多莉羊的诞生终结了这一看法。
    •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基因学家预测人类基因工程项目可能会在2010年至2020年间完成，然而，新式的高度自动化的排序机器在2000年7月就结束了该项目。
  • 基因工程师可以先解决简单的问题，然后一步步拾级而上，向复杂性出发
    • 虽然看起来人类高端的行为模式是由于许多基因的复杂互动引起的，但我们并不能知晓是否永远如此。
    • 可能某些相对简单的基因干预会产生极大的行为反应，我们却受困于复杂性思维。
  • 基因工程的优生或非优生是否会广泛传播以至于改变人性，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
    • 很显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对整个人群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必须是非常有用、相当安全和价格低廉的。
    • 人工婴儿初期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会成为富人的选择。

人类基因工程的未来展望

  • 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为现实，生物技术发展的前三个阶段仍然会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 这些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挑战了人们深为珍视的平等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
    • 这些发展给了社会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
    • 这些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品性及认同的传统理解。
    • 这些发展将会颠倒现存的社会结构，深深改变人们智商、财富的比例以及政治进程。
    • 这些发展将会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质。
  • 即便对人类整个种族产生影响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最为有影响力的生物技术的进展
    • 这是因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式的改变。
第6章 我们为什么应该担忧

人类生物工程带来的道德困境

  • 生物技术让我们面临着道德的两难困境
    • 我们对任何生物技术进展的保留态度，需要通过确认无可争议的承诺来一一抚平。

优生学的概念及其历史

  • 优生学意味着，只专门生育有着优选的遗传特征的人类
    • 优生学一词由查尔斯·达尔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发明。
  •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国家支持的优生学计划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 支持的人群不限于右翼的激进分子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还包括费边社会主义者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夫妇(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产主义分子霍尔丹(J. B. S. Haldane)、伯纳尔(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义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玛格丽特·桑格尔(Margaret Sanger)。
    • 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还因此通过了优生学的法律，允许国家强制性对低能者绝育，而鼓励拥有优秀品质的人尽可能地多生养。

优生学的反对意见及其问题

  • 优生学在技术上不可行，许多优生学家选择的有缺陷或异常的人被迫绝育，但这些异常是由隐性基因决定的
    • 除非他们能够被识别并且被要求绝育，否则仍会将这些隐性基因添加到下一代的基因库中。
    • 而其他一些所谓的缺陷可能并非缺陷(比如，某些形式的智力低下)，它有可能是由非基因的原因导致的，或者只要更好的公共卫生方法就可以治愈。
  • 优生学由国家推动，滥杀无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实验
    • 即便是在美国，也极有可能将这些被认为低能或痴愚的人(这个专有名词用来形容精神状况涣散者)诉诸法庭进行裁决，并且以命令的方式强制性绝育。

未来优生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 将来的优生理念将会更为友善、更为温和，渐渐祛除以往附加在这一概念上的恐怖印象
    • 第一个阻碍(即优生学在技术上不可行)只会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比如，强制不孕。
    • 对优生学的第二个阻碍(即它由国家推动)，在未来的比重中将不成为主流。
  • 生育方目前已经能够做出这类选择，当他们通过羊膜穿刺术发现婴儿有患唐式综合征的高危可能性时，可以决定引产
    • 将来，新的优生学将会导向更多人为流产和舍弃胚胎。
    • 但未来优生学并不会对生育父母施行强制措施，也不会对他们的生育权利设限。

对未来优生学的反对意见及其回应

  • 基于宗教的反对
    • 任何反对人类基因工程的观点都不必要因牵扯到国家倡议或有政府强制的预期而失焦。
  • 基于功利考虑的反对
    • 旧式优生学手法只会出现在像中国那样的威权国家，成为西方处理外交关系的难题。
  • 基于哲学原则的反对
    • 反对者仍然需要阐明，在重构孩子基因一事上，个体父母的自由抉择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宗教理由

宗教理由反对人类基因工程

  • 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及穆斯林有一个共享的宗教理念，即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
    • 对基督徒而言，这事关人的尊严。
    • 在上帝创造的人与非人物种间有一个鲜明的区分，仅仅是人类具有道德选择、自由意志、宗教信仰的能力，而且正是这种能力给予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道德地位。
  • 天主教会及保守的新教团体对一系列的生物医学技术持强势的反对态度
    • 这些有关生殖的技术，即便出于父母对后代的关爱而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仍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将人类摆在了本由上帝来创造生命的位置。
    • 更甚者，如基因工程，它已不再将人类看成是神圣而富有奇迹的创造，而仅仅是人类通过研究可进行操控的一系列物质性后果的总和。
  • 保守的基督教团体是对各种形式的生殖技术，目前旗帜最鲜明、反抗情绪最激烈的游说团体
    • 人们也通常认定宗教是反对生物技术的唯一基石，并且其中的关键性议题就是流产。

对宗教理由的质疑

  • 对于生物技术的现实与伦理意义的质疑来源多种多样，它们可能与宗教毫无关系
    • 宗教只是提供了反对某些新技术最直接了当的动机。
  • 宗教所教导的道德真理通常来自直觉，这些直觉许多非宗教人群也有
    • 例如，许多极为冷静的自然科学家，对世界的理解是理性唯物论的，然而对政治与伦理的观点却严格遵从一种自由平等理念，这一理念与基督教人的尊严普遍平等的观点并无差别。
  • 认为随着教育的普及及现代化的进程，宗教会自然地为科学理性主义让位，整体说来，这样的观点是极端幼稚且与事实不符的
    • 两三代以前，许多社会学家相信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世俗化，但这一模式仅仅在西欧实现了。
    • 在北美和亚洲，更高水准的教育和科学常识并没有必然带来宗教式虔诚的降低。

宗教保守势力的矛盾

  • 许多宗教保守势力开始自相矛盾，他们要担忧的不应该是干细胞研究的胚胎来源，而应该是这些胚胎的最终命运
    • 1995年，为防止对胚胎的伤害，堕胎反对者成功使国会限制联邦资助用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
    • 事实上，一旦被诊所遗弃，体外受精的胚胎通常会遭到损坏，然而，直到现在，流产反对者却愿意默许这一行为。
    • 2001年，乔治·W．布什总统修改了指导方针，将联邦资助仅限于已经被培育的约六十余种干细胞群(这些干细胞已经被隔离且可无限复制)。
功利主义理由

功利主义理由

  • 功利主义视角下，生物技术可能带来不可预估的高成本甚或长期负面的影响
    • 从宗教视角看到的生物技术带来的损害通常是无形的，然而，功利意义上的损害通常已被明显认识到，要么是经济成本问题，要么是身体健康需付出明确的代价。
  • 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清晰直白的框架，可以让我们从功利角度分析新技术的好坏
    • 我们假定市场经济中的个人都会基于一系列的个人偏好理性地追逐个人利益。
    • 政府通过程序公正的法律手段来调和可能存在冲突的个人利益。
  • 新式生物技术的采用，如基因工程，主要出自父母方个人的选择而非国家的强制性命令，是否仍然会对个人或社会整体带来危害呢？
    • 最明显的一类伤害我们耳熟能详，来自传统医学领域：采用生物技术新手段可能带来副作用，以及其后长期治疗过程中会产生负面效应。
    • 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基因治疗，特别是对基因群有影响的治疗方法，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远远超出常规医疗的巨大管理挑战。
    • 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
    • 在基因更改中，没有被征求是否同意但却是参与主体的孩子，很显然就是可能受到潜在伤害的第三方。

政治正确

  • 许多父母希望带给孩子的性格特质可能与更为微妙的个性因素相关，这样做的好处不如外貌或智商那般明晰
    • 父母一代可能正处在一时兴起、文化偏见或简单的政治正确的摇摆中。
    • 也许有人会辩解，父母有权代孩子做出这样的误判，并且这些误判一直存在，如使用错误的方法教育下一代，或给孩子灌输古怪的价值观念。
    • 但以某种特定方式培育长大的孩子会产生逆反心理。基因改写更像是在孩子身上打上了文身的烙印，她以后都不能移去此烙印，并且只能将它延续到，不止是她的后代，而是其后所有的后裔。

顺应自然

  • 有许多审慎的理由支持应当顺应自然秩序的安排，不去妄想人类是否能够通过因果干预轻易地改进它
    • 当涉及环境时这一论断被证实是确凿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它的复杂我们常常并不理解。
    • 人性的道理与此相同。人性中的许多层面，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理解得透彻至底，或者认为只要有机会就希望能够改变它。
    • 家庭也是如此。自柏拉图时代起，哲学家已充分认识到，家庭是实现人类正义的最主要障碍。
    • 有些人已经探讨过，即便人类拥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性情的技术手段，但我们永远不会想要这样做，因为某种程度上人类本性可以维持人类的连续性。

功利主义的局限

  • 尽管在功利主义立场上很容易为支持或反对某件事找到理由，但是所有的功利主义论点在终极意义上有一个巨大的、决定性的缺陷
    • 功利主义者收益清单上的好与坏都是相对可见与直接的，通常可以还原成金钱，或者能够轻易检测到的对人体的伤害。
    • 功利主义者很少考量更为微妙的收益和损伤，这些收益和损伤通常难以测量，并且属于灵魂而非肉体层面。
    • 功利主义的框架尤其难以包含必要的道德思考，这会给它带来“只是偏好的一种形式”的评价。

人类本性与道德观

  • 人类本性赋予了我们道德感，滋养了我们生存于世的社交能力，提供了进行复杂的权利、正义与道德等哲学辩论的土壤
    • 由于生物技术的进展而处在危险境地的，绝不仅仅是未来生物技术所引致的成本—收益功利主义计算，而恰恰是人类道德观终极阵地的丧失。
第二部分 人之为人

詹姆斯·沃森对“权利”的看法

  • 沃森认为“权利”一词十分危险，更倾向于谈论人类的需求
    • 沃森希望放弃使用“人权”或“神圣不可侵犯”这类词。
    • 沃森更愿意谈人类有需求，作为一个社会物种，我们应当尽可能回应人类的这些需求。
  • 沃森的观点让人想起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
    • 边沁对法国《人权宣言》的评论十分著名：认为权利乃天生并且不可侵犯，这简直是“踩着高跷说的胡话”。

权利的重要性

  • 权利是自由民主政治秩序的基石，是了解当代道德及伦理议题的钥匙
    • 任何关于人权的深入探讨最终都会落脚到对人类终点或生存目标的理解，而这往往都起源于人性这一概念。
  • 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越多，就会对人权话语体系产生越多影响
    • 保护人权的制度设计与公共政策也因此越加纷繁复杂。
    • 这些发现表明，当前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成功的，因为它基于一种比它的对手更具现实性的人性假设。
权利话语

权利话语的兴起和发展

  • 过去一代，权利“产业”兴旺发达
    • 除了前文所提及的动物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还有同性恋权利、残障人士权利、土著人权利、死亡的权利、被告人权利、受害者权利，以及通行的《人权宣言》所提倡的著名的定期休假的权利。
    • 美国的《权利法案》清楚明白地列举了一系列美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 最高法院因为罗伊诉韦德案，凭空创造了一个新的权利
    • 这一权利基于道格拉斯大法官对堕胎权利的发现，这是一个“灰色权利”的“显现”。

权利话语在基因技术领域的应用

  • 个体拥有决定生殖自由的基本权利
    • 这权利包括生殖权和决定不生殖权(因此它包括堕胎权)。
    • 生殖的权利将不仅局限于通过性交方式(也就是做爱)，它同时也适用于其他非性交生殖方式，如体外受精。
  • 对接受了基因工程重构的人而言，生殖权并不掌握在父母而是科学家手中
    • 罗纳德·德沃金提出了两项伦理个人主义原则，这两项原则是自由社会的基石。
    • 第一，通过基因工程繁衍生命应当以成功为目的，而不应当浪费机会。
    • 第二，虽说众生平等，但制造生命的这位科学家需要对生命的后续结果负专责。

权利话语与人类需求的关系

  • 比起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美利坚民族更喜欢将权利与利益混作一谈
    • 通过将个体欲望转化成为不受群体利益控制的权利，这能够增加政治话语的弹性。
  • 在美国，如果仅仅以从事色情人员的利益为角度，而不是谈及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或者不援引宪法第二修正案中携带武器的神圣自由，这场关于色情与枪械控制的辩论将会少去很多摩门教式的色彩。
权利存在的必要性

权利话语的必要性

  • 权利话语已成为现代社会谈论人类的终极之善或终极目的时唯一共享、并且达成广泛共同理解的词汇
    • 古典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不使用权利话语体系——他们谈的是人类之善或人类幸福，以及要达到善与幸福人所必须具备的美德和责任。
    • 现代“权利”的用法显得有些狭隘，因为它不能够涵盖古典哲学家所预想的更高一层的人类终极目的的范畴。但它却又更为民主、更为普世、更能够被把握。
  • 权利一词暗喻着某种价值判断，同时，它也是我们深入探讨正义的自然属性及甚为关键的人性的终极意义的门户。

功利主义的局限

  • 功利主义在处理人类相互之间的需求与利益发生冲突时，无法做到正义
    • 假如一位深富影响力及相当重要的团体领袖因为长期酗酒需要移植新的肝脏；而我是一名正在公共医院接受治疗的穷困潦倒、病入膏肓的病人，我需要医院的生命补给才能活下去，但是我的肝脏功能正常。这种情况下，任何简单的功利主义计算会试图将人类需求的满足最大化，会强制让我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移除医院的生命补给，从而使我的肝脏能够移植给那位重要的领导或者其余需要它的人。
  • 功利主义将人体后期加工合成这样的备选项，会立即引起人的反感
    • 我们不愿意考虑人体后期加工合成这样的备选项的原因——仅仅表达这样的可能性都会立即引起人的反感——牵涉到詹姆斯·沃森不愿提及的话语，那就是人体“神圣不可侵犯”和人的“尊严”。

权利的本质

  • 权利之所以超越利益正是因为它被赋予了更高层面的道德意义
    • 利益可替代，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而权利却很少是绝对或不具弹性的，因为很难对它赋予经济的价值。
  • 权利将人类的终极目的或人类之善置于优先的位置，并且将某些东西置于其他东西之上作为正义的基石
    • 既然权利将人类的终极目的或人类之善置于优先的位置，并且将某些东西置于其他东西之上作为正义的基石，那么权利到底从何而来？由于每个人都想将其相对利益优先于其他人，因此权利的边界总是在不断扩大。

权利的起源

  • 权利起源于三个可能的途径：君权神授、天赋人权，以及根植于法律和社会规范而产生的当代实证主义权利
    • 天启教(译按：指受启于上帝的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而来的权利并不是当今任何自由民主体制政治权利的共识根基。
    • 权利的第二个来源是本性，更为精确的表述是，人类本性。
    • 实证哲学认为，权利可能本质上等同于程序：如果你能够想方设法让大多数人同意在街上衣不蔽体行走是一种权利，那么它就有可能与集会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一样成为基本的人权。

实证主义路径的问题

  • 没有普世的实证性权利，当遇上一个文化迥异的社会，虽然遵循了恰当的程序，但事实上却在推动一些可怕的举动
    •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无解。因为从一开始，只要这个社会认定一种权利，就已经不存在超越性的标准，能够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为何自然主义谬误存在谬误

自然主义谬误的起源和观点

  • 自然主义谬误认为人权不能根植于本性的论点主要基于两个互有区别却又彼此相关的论点
    • 第一个论点可追溯至英国经验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大卫·休谟，人们认为休谟证实了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从“实然”推演出“应然”。
    • 自然主义谬误的第二种派别认为，即便我们能够从实然中推理出应然，这个实然也通常是丑陋的、无关道德的，或者事实上不道德的。

对自然主义谬误的反驳

  • 休谟本人既不相信，也没有遵守归因于由他所创立的法则，即一个人不能从应然推演出实然
    • 至多，《人性论》中最为著名的一段话是这样描述的，一个人不能够以一种逻辑的先天的方式从经验事实中演绎出道德法则。
    • 然而，正如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的每一位西方传统哲学大家 ，休谟相信能够将应然与实然连接的是人类自我所设定的目标和生存目的，诸如想往、需要、欲望、愉悦、幸福等观念。
  • 人性太过于复杂，远不能简单还原分类为“痛苦”或“愉悦”
    • 某些痛苦或愉悦可能更为深层、更为猛烈、更为持久。
    • 某些愉悦可能会让人陷入矛盾的挣扎。
  • 只有承认人类的价值观念与情感或知觉紧密相连，人们才真正地在“实然”与“应然”间实现连接
    • 当人们做出“好”或“坏”的价值判断时，它很少没有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不论这情感是渴望、期盼、回避、恶心、愤怒、内疚或喜悦。
    • 有些情感可能包含功利主义者所说的简单的痛苦或愉悦，但其他可能折射出更为复杂的社会感知。

人性与政治的关系

  • 人性包罗万象，可不仅仅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暴力冲突
    • 人性还包括种种欲望，亚当·斯密称之为收获、对生活有益的财产与物品的累积，还有，理性、预见未来的能力，以及从长计议优先事项的理性排序能力。
  • 人性与政治紧密相连，人性为我们提供指引，什么样的政治秩序是不合理的
    • 对当前进化理论的正确理解，如亲戚选择进化论、包容适应性，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共产主义的破产和最终失败，因为它没有能够尊重人类偏爱亲戚与私有财产的自然偏好。
    • 亲戚选择表明，如果尊重人的权利，让其遵从自身的个人利益，先照料家人与亲近的朋友而后再顾及离他大半个世界远的陌生人，这样的政治体系比起没有这样做的政治体系来，更为稳定、行之有效，以及让人有幸福感。
第8章 人的本性

人性的定义与争议

  • 人性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典型的行为与特征的总和，起源于基因而不是环境因素。
  • 对人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先天本性与后天养成”的划定界线
    • 传统观点聚焦于“究竟在哪儿为‘先天本性与后天养成’划定界线”。
    • 二十世纪末期，新的争论将天平倾斜向了“后天养成”一方。

人性的“典型”性

  • “典型”一词是指人类行为与特征分布的中位数
    • 对动物“本性”一词常有的误解是，认为这个词喻示着某种僵硬的基因决定论。
    • 对像人类这样的文化动物更是如此：因为行为可以习得而改变，不可避免地，人类的行为差异会越来越大。
  • 先天与后天互动的方式远比这复杂，人类群体的身高中位数的差异并不仅仅存在于性别间，它也会因人种与种族而不同
    • 环境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过去好几代，日本人身高的中位数远比欧洲人要低；但是二战以后，由于饮食变化及生活改善，日本人身高的中位数在显著增加。
    • 总体说来，由于经济发展及营养改善，全球范围人类的中位数身高都在增加。

人性的统计学研究

  • 从统计学的角度定义人性，这也许让人十分意外，因为这个定义既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人性不一致，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哲学家所提到的人性概念
    • 当我们观察到某人受贿、摇着头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背叛信任，这就是人性”；或者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坚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两句话从未喻示着所有人都受贿，或所有人都是政治动物。
    • 对人性贸然下定论，要么指的是可能性(也就是说，是关于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的选择)，要么就是一个关于人可能会如何与环境互动的前提性假设(“如果面临不可拒绝的诱惑，大多数人会受贿”)。
反自然之道而行

对传统人性概念的批评及其回应

  • 第一类论据是，根本没有真正的、普遍存在且可以追溯至共同本性的人性
    • 大卫·黑尔认为，许多被称作普遍的人类特质，以及我们物种所独有的特征，事实上并非如此。
    • 如果物种的某一些特征并不会正态分布，这样的特征就不能够用简单的中位数及标准差来形容。
  • 第二种批评，是这些年一直被遗传学家理查德·列万廷所重复提及的观点，大意是，器官的基因型(即DNA)并不会完全决定它的表现型(即最终从DNA发育而成的真实生物)
    • 列万廷用一系列其他的案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他指出，即便是生来基因完全相同的老鼠，它们对环境中毒药的反应也会不同。
    • 在身高中位数的案例里，我们已经对此有所了解；身高，一部分由天生决定，另一部分由饮食和其他营养因素所决定。
  • 第三种批评则仅仅适用于人类。即，人类是文化动物，能够基于所得知识修正行为，并且通过非基因的方式将知识传承给下一代
    • 这意味着，人类行为的差异实际上比任何其他物种都要大：人类的亲戚系统包括复杂的宗族与世系，直至同一父母的家庭，但猩猩与知更鸟的亲缘系统就与此不同。
    • 按照反对人类本性说的辩论家保罗·埃利希的说法，我们的本性就是不存在唯一的人类本性。

人类本性的可变性及其影响

  •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的本性并不会像橡子自动长成橡树一样，自发自在地让人繁盛
    • 人的兴旺需要依赖于美德，而美德需要人用心地学习。
    • 这种个体发展的可变性正对应了正义规则的可变性：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正义，“一切正义规则都是可变的”。
  • 人类理性并不会指定一套单一的制度体系，或告知康德后来标之以“先天形式”(意即以数学证明的方式)的最佳生活方式
    • 然而，它确实使人进入了关于正义性质的哲学思考，或者找到了基于不变的本性与改变着的环境而生活的最好方式。
    • 人类追求知识孜孜不倦的开放状态完全与人性这一概念兼容——实际上，正是它构成了古典政治哲学中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告诉我们先哲理解的人性是什么。
那么，到底什么是人性？

人性的定义与探讨

  • 生命科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探寻人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 罗杰·马斯特斯、迈克尔·鲁斯、爱德华·威尔逊、拉里·阿恩哈特等学者都在尝试重新定义人性。
  • 阿恩哈特的《达尔文式的自然权利》试图说明达尔文并没有损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
    • 阿恩哈特列举了二十种标志着人类本性的普遍性自然欲望。

人类的认知特性

  • 人类认知可以逐渐累积，对知识处于开放状态
    • 人类有自己认知的模式，它与猿猴及海豚的认知完全不同。
  • 语言是人类认知的典型代表，是人类引以为傲的物种特征
    • 人类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不同人类群体间横亘的最大峡谷就是不能通晓彼此的语言。
    • 学习语言的能力是人人拥有的，并且由大脑的某些生物特征所管理。
    • 这些深层结构是天生的，是大脑在发育过程中由基因进行设定的。

对洛克“白板论”的批判

  • 洛克认为人的头脑里没有先天存在的理念，特别是没有先天存在的道德理念
    • 这就是洛克著名的“白板论”：大脑就是一种通用的电脑，它能输入，也能操作出现在它面前以及它所感知到的数据。但它的储存库在出生那一刻是完全空白的。
  •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的大脑是一个充满高度适应性的认知结构的分子器官
    • 认知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取代白板理论，它们认为，人的大脑是一个充满高度适应性的认知结构的分子器官，这些中的大多数都是人类所独有的。
    • 存在着天生的理念，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着天生的物种典型的认知形式，以及物种特有的情感性认知反应。

人类道德感的起源与进化

  • 洛克认为不存在普遍性道德的理由也有着相似的缺陷
    • 他认为，黄金法则(即，互惠原则)是基督教及世界其他宗教的重要理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遵从它，实践中也有许多人违背它。
  • 近些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关于杀婴罪的伦理学研究，它们表明，在动物世界及人类文明中大量存在着这种行为
    • 但所有这些都没能证明洛克的观点，因为，当你越近距离观察这些杀婴案件，你就越清晰地看到，激起它们的通常是强大的父母关爱已经完全被推翻的例外情况。
  • 由于原始人类日益成为交往密切物种的现实需要，随着时间推移，在进化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的人类道德感
    • 在狭隘的意义上说来，洛克的白板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确实并没有生而具有可执行的抽象的道德理念。
    • 但是，存在一种天生的道德敏感，它以一种物种范围内相对统一的方式指引道德理念形成。
人类物种特性与动物权利

动物权利运动的兴起及其道德动机

  • 当前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保护动物权利运动的浪潮
    • 这场运动试图增进猴子、鸡、貂、猪、牛等动物的权利。
  • 保护动物权利运动背后的道德动机是减少动物的痛苦
    • 我们对动物权利的敏感，一部分源自平等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一部分也由于我们对动物相关经验知识的更多累积。

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共同特征

  • 许多我们曾经认为专属于人类的特征，现在也被认为是许多非人类动物的特征
    • 例如，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指出，文化——通过非基因的方式向后代传递习得行为的能力——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成就。
    • 比起猕猴来，黑猩猩更接近于人类。它们以咕哝声和鸣叫声作为语言，曾经被人工圈养学习理解及使用有限的人类语言。
    • 大象父母会为死去的后代致哀，当看到一具死去的大象遗体时会变得异常激动。并不需要过度引申就能想象，人类会为过世的亲人哀悼，看到遗体时会感到绝望，这些行为与大象之间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动物权利的性质与限度

  • 如果动物拥有不过度承受痛苦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的性质与限度完全取决于对它所属物种的典型特性的实证观察
    • 以我所知，即便是最激进的动物权利活动家，也从未为人类每天花去数十亿试图击毁的艾滋病毒或大肠杆菌的权利进行过辩护。
    • 在这一方面，我们希望给有意识的生物匹配更高的权利，因为它们像人类一样能够预见痛苦、拥有恐惧，以及怀抱希望。

人类与动物权利的区别

  • 即便我们接受动物拥有不能过分承受痛苦的权利，仍然有很多类型的权利不能赋予动物，因为它们不是人类
    • 比如，我们完全不会考虑授予不能理解人类语言的生物投票的权利。
    • 黑猩猩能用它们物种能懂的语言进行沟通，如果大量训练也能够掌握少量的人类词汇，但是总体说来，它们不具有人类的认知能力。
    • 那些认为有的人类也不能掌握人类语言的观点恰恰证实了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孩童不享有投票权，因为，整体说来，他们还不具有成人所有的认知能力。
第9章 人的尊严

C. S．刘易斯对新的自然哲学的描述

  • 新的哲学能持续地意识到“自然物质”的存在
    • 这种由分析或抽象而得的自然物质并非真正的现实，而只是一种不断修正着抽象的解读视角。
  • 重构后的科学不会过度解释，会记住整体
    • 当它试图解释时，不会过度解释。
    • 当它谈论部分时会记住整体。
  • 人之道与动物的本能的类比，提供了探知未知事物与人类本能的新的灵感
    • 这两者的类比，经由对意识真相的深入了解而不是将意识还原到本能的范畴。
  • 新的科学的追随者不会随意使用“唯一的”或“仅有的”这类词汇
    • 总之，它将征服自然，同时却不被自然征服，比起生命来，它仅以较小代价就获取了知识。

人的尊严的定义与重要性

  • 人的尊严是政治家与参与政治生活的每个人随意抛掷出来的少有的几个概念之一
    • 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定义或解释它。
  • 人类总是需要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
    • 这种尊严或是作为个人的，或者是作为宗教、种族、人种或其他群体一员的。

寻求平等承认或尊重的需要是现代性的支配性激情

  • 我们所欲望的不是金钱，而是其他人以我们认为自己值得被对待的方式尊重我们
    • 早先，统治者希望他人能够承认其作为国王、帝王或领主存在的优越价值。
    • 今天，人们所追求的，是对他们作为曾经被忽视的或被贬低的团体一员而应有的平等的地位。
  • 在自由民主国家，这个指向有些许复杂
    • 它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重要的方面我们都得平等，或要求每个人的生活与其他人一样。
    • 大多数人都认可莫扎特、爱因斯坦、迈克尔·乔丹拥有常人不具备的特殊才华与能力，也能够接受他们因自己的才华与成就随之而来的巨大承认与经济报酬。
    • 我们接受，也许并不必然喜欢这样一个事实：资源并非平等地分配，而是基于詹姆斯·麦迪逊所说的“分殊且不均等化的获取财产的能力”。
    • 但我们同时也相信，人们值得保有自己挣得的财产，所有人的工作及赚钱能力是不一样的。
    • 我们也承认这样的事实，我们看起来不同，来自不同的人种或族群，分属不同的性别，拥有不同的文化。
X因子

X因子的定义与重要性

  • X因子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根本生命品质，值得最起码的尊重
    • 肤色、长相、社会地位与财富、性别、文化背景，甚至一个人的自然禀赋都是生育过程中的偶发性事件，可归类于非本质性特征。
    • 在政治领域，我们需要基于每个人都拥有X因子而平等地尊重他们。
  • X因子是人类的精髓，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意义
    • 如果所有人类事实上一律享有平等尊严，那么X因子一定是所有人共有的普遍性特征。

X因子的来源

  • 对基督教徒而言，X因子来自上帝
    • 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因此部分享有上帝的“神圣不可侵犯权”。
  • 对非基督徒而言，X因子可能根植于人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
    • 人在智商、财富、种群、性别上有差异，但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遵照或不遵照道德律行事。
    • 人类拥有尊严，因为他们本身有自由意志——并不仅仅是主观臆想的自由意志，而是事实上能够超越自然决定论与常规因果律的能力。

对X因子存在与否的争议

  • 唯物论者认为人类的决策过程最终都可以追踪到物质根源，自由意志是一个幻象
    • 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认为，我们所认为的“自由意志”事实上是一个幻象，所有的人类决定最终都可以追踪到物质根源。
    • 康德自己也无法提供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据；他认为这是纯粹实践理性关于道德本性的必然假定——这对坚定的经验主义科学家来说不可接受。
抓住权力

人类本性的质疑与达尔文主义

  • 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种不存在什么“本质”一说
    •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种是永恒的，而达尔文主义则坚持认为，行为会根据器官与自然的交互而改变。
    • 对一个物种而言的典型行为，只不过是进化时段里一个特殊的瞬间所撷取的物种的快照而已。
  • 人性并没有特别的地位，不能作为道德或价值的指引
    • 大卫·黑尔认为，人类共性的存在并不是重要的，这些特有特征的分配也充其量不过是进化的偶然事件罢了。

基因工程的权力与风险

  • 基因工程有可能破坏自然秩序，但也有人认为应该把握住这权力
    • 李·西尔弗认为，处于自由状态的进化从没有被提前设定，也并不必然与进步相联系，它不过是对不可预知的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
    • 他对担忧基因工程的宗教信仰者以及自然秩序的信徒嗤之以鼻，未来，人不再是他的基因的奴仆，转而成为基因的主人。
  • 基因工程有可能被滥用、制造出一个更为优越的等级
    • 西尔弗描绘了一幅这样的画面，有一个叫做“基因富足”的等级，不断地改进后代的认知能力，直到有一天，他们与其他的人类截然不同，产生了一个新的物种。

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的理念及其挑战

  • 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的理念是复杂的，部分原因是，这是一种习惯的力量，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历史的偶然性产物
    • 马克斯·韦伯曾说，“死去的宗教信仰的幽灵”仍然在我们身边游荡。
    • 最近一场公然反抗人的普遍性尊严存在的重要政治运动是纳粹主义思潮。
  • 坚持“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理念的原因与“人性的本质自身”息息相关
    • 历史上，许多部族曾经被否认享有人类尊严，这些否认的理论建立的根据不过仅仅是偏见，或是文化与环境等可变更的条件。
    • 随着传统宗教价值观共识的毁灭，所谓的道德秩序在欧洲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的观点也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道德秩序本身根植于人性，并不是需要通过文化强加在人性身上的东西。

生物技术对“人人享有平等尊严”理念的影响

  • 个体间的巨大基因差异将缩小，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会愈发集中
    • 当前，所谓的“基因博彩”并不必然能使孩子继承导致他们父母富有、成功的辉煌成就的才华与能力。
    • 未来，现代生物技术将承担起优化遗传给后代的基因的全权职责。
  • 基因优越等级的出现会给“人人享有平等尊严”这一理念带来何种影响，这值得人玩味
    • 今天，许多聪颖且成功的年轻人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成长过程的偶然，如果不是，他们的生活将会完全不同。
    • 但一旦父母能够通过基因选择决定某些特质，他们就成为“选择的产物”，而并非是幸运，如此一来，他们会渐渐觉得自己的成就是由于父母的良好选择与精心规划，一切都是应得的。

未来人类繁育在政治上将会极其复杂

  • 左翼人士全体反对克隆技术、基因工程及其他类似的生物技术
    • 传统说来，左翼人士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倾向于降低遗传的作用，更注重于社会因素。
    • 如果希望左翼人士转而支持对残障人士的基因工程，他们需要首先承认基因在决定智商及其他社交行为方面是第一位重要的。
  • 某些左翼人士也开始为基因工程寻找辩护理由
    • 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自然禀赋的不均衡分配这本身就有内在的不公平性。
    • 因此，假定安全、花费及其他因素都可以解决的前提下，一位罗尔斯主义者应当希望利用生物技术赋予每一个生命均等的机会，使下层阶级往上移动。
人类尊严之回归

人类尊严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 否认人的尊严会导致我们走向危险的道路
    • 我们也许最终会被迫走上这条路，但至少我们应当是头脑清明地在走。
  • 人的尊严既能够与现代自然科学兼容，且能够公允地顾及人作为物种的全部意义。

天主教对进化论的态度及其对人之尊严的理解

  •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宗座科学院演讲时，纠正了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人类通谕》的说法，通谕曾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重要的假说但仍有待证实。
  • 教宗指出，尽管教廷可以接受人类是从非人类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观点，但在进化过程中发生了“本体性的跳跃”
    • 人类的灵魂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因此，“进化论与激发其灵感的相关哲学知识一致认为，思维的出现起源于生物界的自然作用力，或者仅仅是这一作用力的附带现象，这种观点与人类的真相相去甚远。”。
    • 它也不能为人的尊严提供现实的根据。

还原主义路径的局限性

  • 任何高阶的行为或特征，诸如语言或进攻性行为，都能够追溯到神经对大脑基质的激发，这种激发又可以根据组成它们的更为简单的有机合成物来理解
    • 人类目前的大脑经历了不断累积的进化突变，这些突变是由随机的异化所驱动的；同时大脑也经历了自然的选择进程，通过这些选择，周遭的环境选定了特定的思维特征。
  • 理解复杂系统的行为比还原方法的创始人想象的要更为复杂
    • 因为复杂系统的行为是不能够通过简单的归纳或对构成它们的各个部分进行放大来进行预测的。
    • 增加输入A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输出B，但它也会产生一个数量上不尽相同的、意外的输出C。
    • 对于相对简单的水分子也是如此：在32华氏度时，水从液态转换成固态，但仅仅依靠化学合成的知识无法成功预测这个转换。

意识的重要性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局限性

  • 意识问题，也就是主观的精神状态，是我们离突破差得很远的一个领域
    • 目前这种思维状态的困境起源于传统哲学对意识的本体地位的困惑。
    • 主观的精神状态由物质性的生物进程所产生，与其他现象相比，它似乎非常独特且处于非物质秩序的状态。
  • 意识的标题之下有大量的内容，它帮助我们界定人作为物种的特殊性，进而确立人的尊严，而这些现代自然科学尚无法全部解释清楚
    • 辩称其他动物也有意识、也有文化、也有语言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的意识并不能与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语言、人类的道德选择及人类的情感相结合，并产生人类的政治行为、人类的艺术与人类的宗教。
    • 进化史上所有拥有人类特质的非人类先驱，以及所有使得人类特质出现的物质性起因及前提条件，它们相加也并不如人类作为整体般丰富。
到底为何而战？

人类的尊严与复杂性的关系

  • X因子不能够被还原成为拥有道德选择、理性、语言、社交能力、感觉、情感、意识，或任何被提出当作人的尊严之基石的其他特质
    • 正是所有这些特质组合成人类整体，才有了X因子。
  • 人类的理性，与计算机理性完全不同；它浸润着人类情绪，其运作机理也事实上由情绪在推动
    • 道德选择不能脱离理性单独存在，更不用说，它根植于诸如骄傲、愤怒、羞耻及同情等情感。
    • 人类意识并不仅仅是个人偏好或工具理性，它是别的意识及其道德评价这样的主体间作用所共同形塑的。
    • 我们是社会与政治动物并不仅仅因为我们拥有博弈理性，而是因为我们生而具有社会情感。
    • 人类感觉又与猪或马的感觉不同，因为它还伴随着记忆与理性。

生物技术对人类尊严的威胁

  • 生物技术可能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复杂，影响基于其上的人的权利
    • 我们一直试图避免生物医药的发展只是为了功利性目的。
    • 特别是，生物医药的发展有一种恒久性的倾向，它允许减低病痛与苦楚处于超越所有其他的人类生存目的或目标的位置。
  • 我们复杂本性中最受威胁的是人类的全部情感
    • 没有人可以指摘我们应当减少病痛及苦楚，但事实是，我们或他人身上，最高级别、最令人喜欢的品质总是与我们如何应对、对抗、克服，以及常常臣服于病痛、苦楚或死亡紧密相关。

对生物技术伦理争议的思考

  • 未来一段时间，生物技术带来的最大的伦理争议，将不是对正常人类尊严的威胁，而是对那些并不完全具有定义了人作为物种而存在的所有特质的人
    • 处于这一类别的最大的人群是，未出生(甚至也包括已出生)的婴儿、临终的病人、患有虚弱疾病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
  • 我们应当对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的行为加上许多限制，确保它没有成为将未出生婴儿用于其他用途的先例，不进一步超越底线
    • 在何种程度下，我们愿意为了功利目的制造并培育胚胎？假使一些神奇特效药的制成需要的不是从数天的胚胎中提取细胞，而是从一个数月大的胎儿身上提取组织？一个五个月大的女胎在子宫里已经有将来其作为女人进行生育时的所有卵子，会有人想要拿它们做实验吗？如果我们对由于医学目的进行克隆胚胎习以为常，我们知道何时该止步吗？

生物技术与政治策略的关系

  • 我们被重新带回到政治与政治策略的议题。现在，人类尊严这一可行的概念已经存在，它需要被维护，不仅仅是在哲学的小册子，还需要体现在现实政治中，被政治机构切实保护
    • 这一议题，正是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所关注的。
第三部分 怎么办？

生物技术的政治管制及其必要性

  • 生物技术处于政治管制的中间位置，既有可能带来福利，也有可能带来威胁
    • 转基因农产品及人类基因工程给人们带来的不安感远远超出计算机和网络。
    • 生物技术同样承诺给人类带来健康与福祉等重要福利。
  • 面对生物技术的威胁，国家必须从政治层面规范这项技术的发展与使用
    • 建立相关机构区分技术的进展，哪些能帮助推进人类福祉，哪些对人类尊严与快乐带来威胁。
    • 这些监管机构首先必须具备在国家层面落实区分措施的强力，最终必须能够在国际层面延展它们的能力。

生物技术管制的两大阵营及其问题

  •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社会不应该也不能对新技术的发展施加限制
    • 包括研究人员与科学工作者，他们希望重新推回科学的边界。
    • 也包括生物医药行业，它们能够从被松绑的技术进步中获利。
  • 对生物技术有道德担忧的异质性群体提出对一系列新的技术发起禁令
    • 包括宗教信徒、笃信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环保主义者、新技术的反对者、担心优生学卷土重来的左翼人士。
    • 既包括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这样的积极分子，也有天主教会。

生物技术管制的合理方式

  • 对生物技术的发展持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或试图大范围禁止未来技术的发展，都具有误导性，且不现实
    • 某些技术，比如人类克隆，无论出于内在原因还是战略原则，都必须完全禁止。
    • 但对当前涌现出的大多数生物技术来说，它们需要一个更为细致的管理方式。
  • 需要设计不同的机制使监管进程流水线化，让它能更及时地应对技术与社会需求的变化
    • 但最后，总有一些社会问题，只能通过正式政府管制的形式予以处理。
    • 自我监管这样的计划需要最佳的运作环境：在并不产生许多社会影响的行业，议题是纯技术且非政治的，行业有很强的自我监管的动力。
    • 但它不能应用于当前的生物技术中，或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生物医疗技术中。
谁有决定权？

科学不能成为它研究的目的

  • 科学能够发现疫苗，找到医治疾病的解药，但它也能制造感染性药剂。
  • 科学作为科学，它本身对于收集的数据是否严格遵守人类研究主体的利益是漠不关心的
    • 许多向集中营受害者注射感染性试剂，或通过冷冻、燃烧的方式使人至死的纳粹军医，事实上只是在正当收集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可潜在地被很好地应用。

“神学、哲学或政治学”能够为科学及它所产生的技术设定目的

  • 只有“神学、哲学或政治学”能够为科学及它所产生的技术设定目的，并确定哪些目的是有益而哪些目标是有害的
    • 也许，科学家能够帮助设立规范他们行为的道德规则，但他们并不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这么做，而是作为一名科学知识齐备的、更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

政治共同体决定什么是适宜的目的

  • 到底由谁来决定科学被正当还是不正当应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非常简单，并且已通过好几个世纪的政治理论与实践得以确立：那就是组成民主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主要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执行
    • 尽管今天的民主制度存在着诸多矛盾，从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到民粹主义态势，但仍没有一套明显的更高的替代制度，这制度能够以一种公正与合法的方式把握住人们的意志。
    • 我们当然期望政治家做出决定时已经包罗性地理解了科学。历史充满了基于错误的科学知识建立法规的案例，比如，二十世纪初在美国及欧洲所通过的优生学立法。但最终，科学本身只是作为实现人类生存目的的一种工具；政治共同体决定什么是适宜的目的，这最终并不是科学问题。

对人类生物技术建立管理机制的问题

  • 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由科学家或政治家做出与科学研究相关的决定，而是从生育决定的角度，什么是由个体父母或政府做出的最恰当选择
    • 詹姆斯·沃森坚持认为，这应当由个体母亲决定，而不是由一伙男性管理者。
    • 平衡男性官僚的评断和拥有关爱之心的母亲的担忧，这是一个措词高超的策略，但它与主题无关。
    • 有人认为，我们能假定即将出生的孩子同意使其免受天生缺陷及智力迟钝的决定。但是我们能够假定孩子愿意成为一个克隆人？愿意成为两个女人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后代？愿意出生时拥有非人类的基因？特别是克隆技术提出了这样的前景，生育决定更符合父母的利益与便利，而不是孩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责任介入保护孩子。
技术能被管制吗？

技术能被管制吗？

  • 技术进步无法被管制的信念是错误的
    • 许多危险或有伦理争议的技术事实上已经处在有效的政治管制下。
    • 政府部门确实无法关闭世界上每一家反对它的网站，但却能在管辖范围内提升普通民众登陆它的成本。
  • 国际社会已经成功地对人体实验进行了有效管制
    • 食物链中的转基因作物在欧洲被突然叫停，美国农户也对近期才接受的转基因作物敬而远之。
  • 没有哪一套管理机制是密不透风的，但谋杀案仍然发生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放弃法律规则并努力执行它的理由
    • 所有国家都将谋杀定为犯罪，并对杀人犯进行严厉惩罚，尽管如此，谋杀案仍然发生。

对生物技术的国际管制

  • 国际生物技术行业高度竞争化，公司永远在寻找适合其运作的最佳管制环境
    • 德国，由于其优生学的历史创伤，设定了比许多发达国家更为严格的基因研究限制，大多数的德国制药与生物技术公司因此将其实验室搬至英国、美国，及其他更少限制的国家。
    • 2000年，英国将克隆治疗与研究合法化，如果美国加入德国、法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禁止进行克隆研究的行列，英国因此将成为这类研究的天堂。
  • 如果管制没有推广到国际范围，它很难在全球化的世界奏效
    • 但用这一观点来反驳建立国家范围内的管制，这有点本末倒置。
    • 很少有管制是从国际层面开始的：民族国家首先需要为自己的社会设立规则，而后才能开始设想全球性的管理体系。

对生物技术的全球共识

  • 目前，世界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达成人类生殖克隆非法化的共识
    • 截至本书写作时(2001年11月)，已有24个国家禁止进行生殖克隆研究，它们包括：德国、法国、印度、日本、阿根廷、巴西、南非及英国。
    • 1998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有关生物医药的人权与尊严公约》的附加条款，禁止进行人类生殖克隆；这份文件受到委员会43个成员国中24个国家的支持。
  • 对某些类型的生物技术的伦理、特别是基因操控，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些连续性的观点光谱
    • 处在光谱最富限制性一端的是德国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由于前面已经提到的历史性原因，它们对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持犹豫态度。
    • 处在光谱另一端的是一些亚洲国家，在历史或文化上并没有对生物技术的伦理层面存在担忧。
    • 在欧洲与亚洲观点光谱中间的，是说英语的国家、拉丁美洲及世界其他地方。

对生物技术的管制体系

  • 对生物医药技术进行管控的国际共识不会轻易地成为现实，需要传统的外交工具：辞令、劝说、协商，以及施加经济或政治的影响
    • 它需要传统的外交工具：辞令、劝说、协商，以及施加经济或政治的影响。但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与创建其他的国际机制并无二致，不论是在航空要道、电信工程，还是在核武器或弹道导弹扩散等领域。
  • 对人类生物技术进行国际管制并不意味着最终将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联合国扩大，或建立一个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
    • 在最简便形式上，它可以通过民族国家努力协商其管理政策而产生。对欧盟成员国而言，这种协调可能已经在欧盟的层面上诞生。
第11章 当前生物技术是如何被管制的？

生物技术的管制途径

  • 管制包括行业或科学共同体自我管制和法定机构的正式管制
    • 正式管制或多或少有点侵入性，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可能会形成亲密的关系，或者完全相反的关系。

基因工程的自我监管

  • 1975年召开阿西洛玛会议，为基因重组领域设定限制措施
    • 这一类型的研究将自动地被设定限制，直到能更好地鉴别它的风险。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设立DNA重组技术建议委员会，并出版指南
    • 国立卫生研究院为它所资助的研究出版指南，特别要求实验室限制基因重组技术微生物的物理存在，并严禁将其暴露于环境中。

基因工程管制的放松

  • 基于进一步的研究，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始放松其对实验室培育新微生物及将其暴露于环境中的限制
    • 1983年，国立卫生研究院第一次允许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实地试验。
  • 防霜递减菌株实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因为它受到起诉
    • 国立卫生研究院被控告没有遵守环境保护署的决定及其公众须知指南。
农业生物技术的规则

美国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监管

  • 美国的管理环境相对宽松，允许进行实地测验，并最终允许许多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
    • 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负责鉴定食品及其添加物的安全。
    • 环境保护署负责监测新生物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 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疫服务处负责监管肉类及农产品的喂养及种植。
  • 美国管理者没有采取与寻求允许新转基因作物的公司或个人相对立的态度
    • 他们并不具有对生物技术产品的长期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的较强的独立能力，反而依赖于申请者或外部专家提供的评估。

欧洲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监管

  • 欧洲对生物技术的管理环境要相对更加严格，由于对转基因作物的政治反对势力，比起北美来，它们在欧洲更为强势
    • 丹麦与德国通过了相对严格的国内立法，对基因更改的安全与伦理层面进行管制。
    • 英国却在教育与科技部下成立了基因操控咨询小组，采取相对宽松的处理方式。
    • 尽管法国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趋向，但直到1989年，它主要依赖于法国科学共同体进行自我管理。
  • 欧盟法律规定，各个成员国可以采取比共同体整体更为严格的国内法律
    • 比如，奥地利与卢森堡禁止种植某些基因更改的农作物，但这在其他的欧盟国家却是合法的。

国际层面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监管

  •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设立了食品标准委员会，它的使命就是统一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开发新的国际标准
    • 是否采用标准是自愿的，但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继任者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定，它们被视为一国标准是否与GATT/WTO要求相符合的参考标准。
    • 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对建立国别食品安全规则设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
  • 在转基因作物出现前，食品标准委员会一直被视为发挥实际作用的国际技术治理的榜样
    • 它帮助资金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体系提供一套现成的标准，推动食品货物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国际贸易。
    • 然而，随着基因技术的出现，标准委员会的工作被相当程度地批评为更政治化了。

农业生物技术管理机制的争议

  • 最大的争执在美国与欧盟间，美国不接受将审慎原则作为风险评估的标准
    • 美国坚持认为，证明的重任应当加在声称它有环境危害的人身上，而不是认为它不存在危害的人身上。
    • 美国也反对对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添加标签，因为添加标签的要求会强制在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食品加工链上设置价格昂贵的区分。
    • 美国尤其担心，《卡纳赫纳议定书》会损害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的条款，它为进口转基因产品施加了合法的限制，但这却是不科学的。
人类生物技术

人类生物技术监管的机制

  • 人类生物技术监管的机制没有农业生物技术那样发达
    • 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的时代还未像动植物那样已经到来。
  • 现存的管理结构能够应用于刚刚冒头的新发明
    • 管理机制的另一部分目前刚刚投入使用。
    • 未来管理系统的大多数重要组成部分还没有诞生。

人体实验规则的演进

  • 人体实验规则的演进相当有趣，既因为它们能够应用于将来人类克隆及生殖细胞系工程之中，也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能够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实际有效应用于科学研究领域的非常重要的伦理限制
    • 这一案例推翻了已知的关于监管的共识：它显示，不受限制的科学与技术进展并非永无止境，这种相反的势头恰恰在对政府管制最为反感的国度最为强劲，即美国。
  • 人体实验的规则随着美国医药业的监管一同演进，每一次爆发丑闻或出现暴行，它们就会向前行进一步
    • 1937年，未经测试的磺胺酏剂的商业发行，导致107人死亡，事后发现它含有毒剂二甘醇。这一丑闻很快导致了1938年《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的通过，这部法案现在仍然是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执法依据，用于对新出食品与药品的监管。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萨力多胺丑闻使1962年《基福弗药品修正法》得以通过，它对参与药物实验个人“知情同意权”的管制更为严格。
    • 在英国，萨力多胺被批准使用，它导致在怀孕期间服用它的孕妇生下具有令人恐惧的先天缺陷的婴儿。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临床实验阶段搁置了它的使用同意书，但药物对参与实验的母亲所怀的孩子仍然造成了先天缺陷。

科学实验中的人的保护

  • 美国建立了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规则，对科学实验中的人进行保护
    • 早期，国立卫生研究院设立了一个评估研究设计的同行评议系统，但在确立以人为研究主体项目的风险可接受度时，更倾向于遵从科学共同体的评断。
    • 相继被揭露的丑闻证明这一系统并不完备，如犹太慢性病医院丑闻(患上慢性疾病的虚弱病人被注射了活体癌细胞)、威洛布鲁克丑闻(智力迟钝的孩童感染上了肝炎)、塔斯基吉梅毒丑闻(被诊断出患有梅毒的400名贫困的黑人男子，在未被告知的前提下进入观测，在许多情况下，当治疗成为可能时却未进行医治)。
    • 这些事件促使1974年产生了一个新的保护以人为主体研究的联邦规定，以及通过了《国家研究法》，并据此创设了保护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主体的国家委员会。
    • 这些新的法令，为当前的机制评审委员会体系奠定了基础，对现在由联邦资助的研究提出了要求。

国际层面的人体实验规制

  • 基本的法律是《纽伦堡宣言》，它确立了规则，在人体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必须征得后者的同意
    • 二战期间，纳粹军医在集中营收容者身上进行恐怖实验，实验曝光后，宣言得以诞生。
    • 然而，美国随后发生的滥用事件表明，它对其他国家的实践鲜有影响，并且受到许多医生的抵制，因为它对正当的研究管制太过严格。
  • 1964年，世界医学会(代表国家医学会的国际组织)采用了《赫尔辛基宣言》，《纽伦堡宣言》宣告停用
    • 《赫尔辛基宣言》确立了一系列在人体上进行实验的管制规则，包括事先同意等，并且受到了国际医学专家更大的欢迎，因为它是医学界的自我监管，而不是正式的国际法。
第12章 未来的政策

生物技术发展与现存管理机制的空白

  • 生物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现存人类生物医药管理机制产生巨大的空白
    • 世界范围内的立法者与管理机构竞相在填补。

政府处理生物技术问题的方式转变

  • 政府通过任命国家委员会的形式处理生物技术问题的时代很快就将过去
    • 我们需要确实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机构。

生物伦理学家共同体的双重角色

  • 生物伦理学家共同体在对某个技术发明的知识与道德提出疑惑与质疑时，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 许多生物伦理学家却成了科学共同体老练的(及诡辩的)辩护者
    • 他们精通天主教神学或康德形而上学，能够对任何来自这些派别的批判进行有力反击。

人类胚胎使用的立法争议

  • 立法者与之纠缠的第一个、也是最富争议的政策议题与人类胚胎的使用有关
    • 这一议题触及整个的医疗实践与程序，无论是今天已经存在的还是未来有待发展的。
    • 它们包括堕胎、试管婴儿、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性别选择、干细胞研究、为生殖或研究目的进行克隆，以及生殖细胞系工程。

各国对人类胚胎管理办法的差异

  • 16个国家通过了规范人类胚胎研究的法律，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挪威、爱尔兰、波兰、巴西及秘鲁
    • 尽管在法国堕胎是合法的。
    • 匈牙利、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通过授予胚胎生命权隐晦地对研究进行限制。
    • 芬兰、瑞典以及西班牙允许进行胚胎研究，但仅适用于试管婴儿临床实验时遗留下来的多余胚胎。
    • 德国的法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严格的；自从1990年通过《胚胎保护法》后，对许多领域设定了管制。
    • 1990年，英国通过了《受精与胚胎学法》，它建立了世界上最为明晰的、对胚胎研究与克隆进行管制的法律框架。
    • 由于对这一议题，欧洲大陆缺乏普遍共识，除了设立欧洲科学与新技术伦理小组外，欧盟层面未对胚胎研究设定任何管制。

未来生物技术管理体系的实质组成部分

  • 胚胎研究仅仅是一系列技术带来的新发展的开端，社会需要设想适用于它们的规则与管理机制
    • 迟早其他议题会陆续出现，它们包括：胚胎着床前诊断与筛选；生殖细胞系工程；使用人类基因制造嵌合体；新的精神治疗药物。
红线该划在哪儿？

生殖性克隆的道德与实践担忧

  • 生殖性克隆是一种高度非自然的生殖形式，会在父母与孩子间建立一种同样不自然的关系
    • 经由克隆出生的小孩会与他或她的父母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 他/她既是给予他/她基因的母体的小孩，也是母体的孪生兄弟或姐妹，但他/她与父母的另一方没有任何关系。
  • 克隆为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契机，这些新技术最终将导致人工婴儿的诞生
    • 如果不久以后，我们已经习惯于进行克隆，那么，将来要反对以改进人类为目的的生殖细胞系工程就难上加难。

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

  • 医学的本来目的，就是救死扶伤，而不是将健康的人类变成神
    • 我们不希望明星运动员因为膝盖受损或崩裂的韧带而步履蹒跚，但我们也不希望他们竞争的方式是基于谁服用了最多的类固醇。
  • 对治疗与增进做出区分，这种方式受到了人们的抨击，因为理论上并不存在区分两者的方式
    • 有一种渊源颇深的观点，近些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为其进行了最有力的论辩 ，这一观点认为，被社会诊断为异常或疾病的，事实上不过是一种社会建构现象，它对偏离假设性规范的事物抱以偏见。

立法者需要采取行动，设立相关规则与机制

  • 立法者需要正面承担这些责任，其他的社会机构与行为主体将会替代它们做出决定
    • 考虑到美国政治体系的特殊性，它更是如此。以往，当立法机构无法协调各方可接受的政治规则时，法院会介入有争议的社会政策领域。
    • 如果美国人民通过其民主选举的代表明确表达了在人类克隆上的意志，那么，对通过发现新的权利的方式反对人们的意志，法院会非常迟疑。
  • 如果立法机构确实决定对人类生物技术施加进一步的管控措施，它将面临如何设计必要的机制来落实管控的巨大困难
    • 在美国，里根政府最终决定，农业生物技术并没有与过去形成极端的差异，基于管理程序而非个别产品，现行管理办法够用。
    • 因此，基于已有机构的法定权威，它决定将管理权力留给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及环境保护署等现有机构。
    • 与此相反，欧洲人决定以程序为基础进行监管，因此需要创造新的管理程序来处理生物技术产品。
后人类历史的开端？

美国政府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平等自由的理解

  • 美国政府基于自然权利，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
    • 1776年，美国政府诞生，通过限制暴政的专权武断、实行宪政与法治，确保人民享有本性渴望的自由。
    • 亚伯拉罕·林肯指出，这是一个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政府。
  • 平等权利的原则促使享有权利的群体不断在扩大
    • 一旦所有人均享有自然权利的观点诞生，美国政治史上的论争就开始关注谁处于《独立宣言》所宣称的生而平等的“人”这一圈子之内。
    • 起初，这个圈子不包括女性、黑人，或没有财产的白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它必然会将权利扩展至他们身上。

人类本质的理解及其对政治自由的影响

  • 人类本质由本性所赐，而不仅仅由于我们相信它存在
    • 表面看起来，人类从长相、表达及行为上千差万别，许多的论点都围绕着这些明显差异展开，这些差异都是由习俗导致的，还是根植于人的本性？
    • 现代自然科学合力拓展了“谁配称为人类”的观点，因为它试图证实，人类大多数的显著差异更多是由于习惯而非本性造就的。
  • 政治自由指涉的是追逐本性所赋予我们生存目的的自由
    • 人的本性具有很大的弹性，顺从这一本性我们能有十分充沛的选择空间。
    • 它并不是可无限延展的，组成它的不变的因子——特别是我们物种典型的一系列情感反应——共同形成一道安全港，它潜在地允许我们与其他的人类相连接。

后人类未来的可能性及其对自由的影响

  • 我们可能即将跨入一个后人类的未来，科学将逐渐赐予我们改变“人类本质”的能力
    • 在人类自由的旗帜之下，许多人在拥抱这一权力。
    • 他们希望将父母选择生育小孩类型的自由最大化；将科学家探寻科学研究的自由最大化；将企业家利用科技创造财富的自由最大化。
  • 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社会矛盾丛生
    • 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相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
    • 它也许是一个处于中位数的人也能活到他/她的200岁的世界，静坐在护士之家渴望死去而不得。
    • 或者它也可能是一个《美丽新世界》所设想的软性的专制世界，每个人都健康愉悦地生活，但完全忘记了希望、恐惧与挣扎的意义。

我们应有的态度和行动

  • 我们不需要将自己视作必将向前的科技进展的奴隶
    • 如果那种进展已经不再为人类的生存意义服务。
  • 真正的自由意味着政治共同体保护它倍加珍视的价值观的自由
    • 面对今天的生物技术革命时我们需要行使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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