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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AI 大纲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　共 36 章 / 926 条　·　AI 读书 · 全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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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方式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需要向外部学习，同时保持思想的开放性
    •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福山的慧眼：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的力量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的主题和主要内容

  • 《信任》是福山继《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后，关于经济方面的著作。
  •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共31章，探讨了信任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
    • 第一篇明确道出主题：信任作为文化理念在经济社会塑造中的作用。
    • 第二篇探讨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即信任程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 第三篇讨论社会结构对信任的影响。
    • 第四篇分析文化因素对信任的影响。
    • 第五篇探讨制度环境对信任的影响。

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对经济繁荣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 通过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福山发现低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是中国、意大利南部、法国；高信任文化的代表国家则包括日本、德国和美国。
    • 无论哪一类国家，又都同中有异，无不具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制度和经济的特点以及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错综复杂过程。
信任，是经济的更是社会与文化的主题

信任在经济和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

  • 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
    • 福山在本书的第二、三、四部分，讨论并比较分析了四个低信任社会即家族式的社会——中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两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日本和德国，以及在信任谱系中较难定位的美国社会。
  • 人类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决定了信任的范围和程度，也极大地影响了企业运作的成本和竞争力乃至经济活动的特点
    • 像日本和德国这样有着高度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社会，能够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创建大型机构。
    • 美国和德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意大利和法国。
    • 虽然中国人、韩国人和意大利人都重视家庭、家族，但日本和韩国拥有大型企业和高度集中的产业，相形之下台湾和香港的企业规模就要小许多。

信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 信任影响企业规模、著名品牌、结构位置和整体竞争力
    • 企业规模的确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具体能够参与全球经济的哪些部分，并且从长远来看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 大型公司对于创建大品牌背后的市场营销公司也是必需的，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名无一例外都来自能够组建大型组织的国家。
  • 信任缺失会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 “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重不足。

信任的文化基础

  • 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
    • 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
  • 信任基于文化理念，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
    • 福山进一步阐释，他所定义的文化有着文化和社会结构两方面的含义，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
    • 文化或许可以用排除法来理解。它不是理性选择，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

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信任差异

  • 华人文化的社会中大型、科层制、公共持有、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不存在，他们难以信任自己家族和亲属群体之外的人
    • 华人无法想象信任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
  • 德国人、日本人遵规守约近乎机械刻板，而中国人、韩国人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
    • 德国人、日本人无法理解并且鄙视中国式的一盘散沙和窝里斗。
  • “鹰隼不群”(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学不来日本人基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
    • 这样的差异不胜枚举。
信任，源于良性的政治生态（制度环境）

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

  • 传统信任主要体现为人际信任，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信任
    • 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
    • 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
    • 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正式规则、制度的信任。

系统信任的重要性

  • 系统信任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能否正常运行不可或缺
    • 在共同体规模不断扩展乃至日趋全球化的今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都变得愈加多元和复杂，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势在必行。

系统信任崩解的影响

  • 系统信任的崩解会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
    • 从五花八门的造假术，到层出不穷的诈骗案；从有毒有害的农产品，到含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从贪腐程度不断打破纪录的“大老虎”，到摔倒病倒街头无人敢扶的老头老太……这样的社会信任跌落已经达到何种程度？

制度环境对信任的影响

  • 没有运行良好的制度与规则的保证就只能依靠个人的精明和算计
    • 这样的市场环境、生存环境会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不堪其累，而且风险颇高，社会各阶层都会感觉不安全。

重构道德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

  • 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激励人性中的善、抑制平庸之恶，使社会成员能够免于在警惕、怀疑和恐惧中生活的制度
    • 好制度造就好德行、善人性，道德的自觉基于自由。

福山的政治理念

  • 福山指出：“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已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
    • 本世纪初，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 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关系变得更加明晰
    •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
    • 但是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

信任的建立与制度本质的关系

  • 福山认为，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
    • 当然，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譬如从前的德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和西班牙。
    • 这一共存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可与威权政体共存，这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是所谓市场资本主义能否与极权政体共存？二者之间是否为水火不相容的相悖关系？若能共存，其内在机制和逻辑又是什么？相互纠缠中它们各自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社会其未来走向如何？
信任的扩展有赖于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的生长

信任的重要性

  • 信任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
    • 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
  • 信任是自由民主制成功的先决条件
    • 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 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

美国社会的个体化与信任危机

  • 美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
    • 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
    • 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
  • 美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 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美国人也必然感受到价值共享和共同体精神的匮乏。
    • 这种社会的多元化弱化了内部信任，给相互合作添加了新的障碍。

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支柱
    • 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鼎足而立的公民社会，其重要意义由此而凸显。
  • 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

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的关系

  • 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对经济和政治都是不可缺少的
    • “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
    • “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
  • 社会资本与自发社会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
    • 这种生长的力量不可能永远被阻挡。
    • 社会资本的积累与自发社会力量的形成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将不仅带来经济的活力，也会带来政治的活力，并将抑制因静止固化而导致的腐败，而其自身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蓬勃的生命力。

组织创新与自发社会的关系

  • 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自工业革命以来，组织创新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 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
  • 自发社会与组织创新的关键在于自发、自主、自治的主体性
    • 自发社会形成的根本在于社会主体性的培育，尤其是自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培育与公民的成长。
    • 社会的形成不应是权力主导的过程，也不是权力或市场对社会的占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促进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管理机构的强化和社区建设的实施；而是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主体性，即自治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的建设。
第1章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历史终结处的人类处境

  • 21世纪政治经济体制的极大趋同
    • 各国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而对立，但今天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或准备采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 世界大部分国家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并融入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分工。
  • 历史终结的含义
    • 历史指的是马克思—黑格尔意义上大写的历史，即人类社会向着同一最终目标演进的宏大趋势。
    •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一趋势以一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塑造着各国经济体，并将它们连缀在巨大的全球经济中。
  •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挑战
    • 在这个特定的体制构架中，有些社会富裕，有些则陷于贫困，民众对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意度也有高有低。
    • 我们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宏大的社会工程来创造出一个“伟大的社会”。

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 公民社会的定义与功能
    • “公民社会”是一个繁杂的中间体制，它融合了各色商业、自发结社、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以及教会等等。
    • 公民社会根植于民众的习惯、习俗和道德品行。
  • 公民社会与文化的关系
    • 文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超越了特定的民族界限，延伸到了全球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领域。
    • 文化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因此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

经济行为的文化维度

  • 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 任何一种经济行为，从开干洗店到生产大型集成电路，无一不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合作。
    • 即便人们到某一机构中工作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工作场所也不免把人们从私生活中牵引出来，让他们与更为广阔的社交世界产生联系。
  • 经济行为中的信任问题
    • 人们之所以决定支持共同体，往往不是以经济私利为出发点。
    • 信任的匮乏则会让经济徘徊不前，还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社会性的两大桥梁：家庭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体

  • 家族构成了经济组织的基本单元
    • 在创建超越家族的大型组织过程中，这四个社会都遭遇了困难，而无一例外的是，国家机构最后不得不介入，以推广持久型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 高度信任的社会在组建非亲属关系的大型公司过程中要顺利许多
    • 这样的社会不仅得以轻松地过渡到现代职业管理模式，而且在工作环境中构建出更加高效和舒适的工作关系。

美国在信任谱系中的定位

  • 美国到底是高信任还是低信任社会
    • 美国的问题源于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以及其长期以来的共同体倾向缺乏正确的认知。
  • 美国结社技巧的渊源和这一传统式微的原因
    • 美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变得愈发个体化，正如美国人一直以来所自认为的那样：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持续发展，权利得以全面扩张以对抗几乎全部现存共同体的权威性，而最终，个体化发展的结论也就不言自明。

全球化社会未来的发展

  • 经济生活在广泛的人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因素往往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第2章 “百分之二十”解决方案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的局限性

  •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无法解释百分之二十的人类行为
    •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
  •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忽视了文化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角色
    • 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亚洲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文化，而是亚洲这些企图追赶欧美的“后发国家”选择了另外一套经济体制。

新重商主义流派的观点及其问题

  • 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遵循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规则，而是颠覆了这些规则
    • 新重商主义流派认为，这些飞速发展的亚洲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创造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并非是自由市场的功劳，而是因为在每一个案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来促进发展。
  • 新重商主义忽略了文化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角色
    • 即便我们同意技术官僚的明智引导是亚洲腾飞的原因，各国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时也必然有着国家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这些差别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受各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制约。

文化对产业政策的影响

  • 腐败的本质和盛行程度有着明显的文化差别
    • 对于任何一个产业政策而言，都面临着可能导致公共部门官员腐败这一重大问题，腐败则可能导致政策失效。
  • 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使国家得以执行产业政策
    • 在亚洲，对于权威的服从态度使国家得以执行产业政策，而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

  •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 虽然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的鼻祖，认为人是被“改善生存条件”这一私欲所驱动的，但他绝对不会同意经济活动可以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计算。
  •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功利最大化的个体，它的每一个词都需要认真限定或找出例外
    • 人并不总是在追求功利，这一点不言而喻，不管我们怎么用“理性”的方式来定义，即便是指在考量众多可能性后选择长期而言功利最大化者。
    • 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这些案例都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信息不完整所致。
    • 虽然习惯可能在经济层面是理性的，或者有理性的缘起，但很多习惯并非如此，甚至在不适用的情形下依然故我。
    • 最后，人的行事准则是否更倾向于作为功利最大化的个体，胜过作为更大的社会群体一员，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

宏观经济政策与文化的关系

  • 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贯彻到某一特定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环境中
    • 某些正对特定问题的处方政策并不见得可以通用到他处：某个产业政策可能在拉丁美洲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但在例如亚洲之类的地方可能行之有效，或者起码不会出乱子。
第3章 规模与信任

信息革命对等级制度的影响

  • 信息革命被认为将为各种等级制度敲响丧钟
    • 技术革命将为各种等级制度敲响丧钟——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
    • 现代的通讯科技已经将信息的枷锁冲破。
  • 信息科技对去集权化和民主化趋势有所贡献
    • 电子媒体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倒台。
    • 小型、灵活、富有创新精神的小企业挑战大型、集权化的官僚传统。

规模与信任的关系

  • 庞大的、等级制的组织还远远没有寿终正寝
    • 虽然计算机产业的确容易让许多小型、灵活的公司受益，许多信息时代未来学家对于这一产业得出的结论过于笼统。
    • 从飞机和汽车制造到硅晶圆生产，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才能驾驭。
  • 信任是共同体的基础，等级制是必要的
    • 共同体是基于互相信任之上的，缺了信任，共同体不可能自发形成。
    • 等级制是必要的，因为在每一个共同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墨守道德准则。

社会资本的定义与影响

  • 社会资本是一种能力，它源自某一社会或某特定社会部分中所盛行的信任
    • 社会资本可以根植于社会中最小的基本单位——家庭，也可以是最大的群体——国家，以及二者之间的所有群体。
    • 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不同，是因为它往往由宗教、传统或历史习惯等所创造和传递。
  • 社会资本对经济行为有深刻影响
    • 如果在同一行当中工作的人们因为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体系而互相信任的话，那么商业成本就会降低。
    • 一个社会中的普遍不信任给各种经济行为横加了另一种税，而高度信任的社会则无须支付这一税款。

社会资本的全球分布情况

  • 某些社会比其他社会展现出更强的结社倾向，所青睐的结社形式也大有不同
    • 在某些社会，家庭和亲属关系构建了结社的基础模式；而在其他社会，志愿性结社要坚固得多，而且会把人们从家庭关系中摆脱出来。
    • 与家庭社会形成对比的是有普遍高度信任的社会，也是有高度自发社会性倾向的社会。
  • 社会资本和自发社会性倾向有着深远的经济影响
    • 如果低信任、家庭式社会希望有规模的商业，国家必须以补贴、指导甚至完全国有化的方式介入。
    • 强烈的社会性倾向还会带来其他益处，且不见得限于经济领域。
第4章 善与恶的语言

文化的定义与特性

  • 文化是传承下来的伦理习惯，包括理念或价值观构成的实际的社会关系
    • 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严格区分文化和他们所谓的社会结构。
    • 按照这个思路，文化仅限于意义、符号、价值、观念，并包含例如宗教和意识形态之类的现象。
    • 对比而言，社会结构关注的是实体的社会组织，例如家庭、氏族、法律体系或民族。
  • 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和人们吃饭或梳妆的习惯无关，而是关于社会用以规范其成员行为的伦理准则
    • 无论文化怎么变化多样，所有的文化都企图通过建立不成文的道德规则来限制人性中赤裸的自私性。
    • 虽然和其他可能的选择对比，伦理准则可以视作一种精心考量的理性选择，但是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那么做的。
    • 相反，他们所受的教育引导他们通过培养习惯来遵守所在社会的道德规范。

理性选择与文化的关系

  • 文化不是理性选择，而是习惯
    • 所谓“理性选择”，我所指的是理性的手段而非理性的目的。
    • 选择受文化影响，且来源于习惯。
  • 文化在决策方式上是无理性可言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其实是高度理性的
    • 例如，在演讲中使用礼貌和敬语能够向听众传达关于自己社会身份的信息。
    • 的确，若不是因为文化，或者这些理解为无理性的习惯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无法进行。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 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由结社的能力
    • 对于组织创新进而创造财富来说，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
    • 不同类型的伦理习惯有利于其他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结构的多样化。
  • 功利最大化者并不一定是理性的；人们以无理性的方式奉行某些传统道德和社会美德，他们常常追求完全非经济的目标
    • 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书的核心观点。
    • 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与韦伯的观点相似：对于组织创新进而创造财富来说，伦理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自由结社的能力。

文化的变化与影响

  • 文化的变化十分缓慢，比观念的变化慢得多
    • 在1989到1990年间，柏林墙被拆除，共产主义分崩离析，东欧和苏联的最高意识形态在一夜间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换到了市场和民主。
    • 但文化的改变不可能那么迅速。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制造出了很多习惯——例如对于国家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创业精神的匮乏、不懂得妥协、不愿意在公司或党派之类的群体中进行自发性合作——这都大大制约了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
  • 人们有时会错误地做出相反的假设：文化是无法改变的，也不会受政治措施的影响
    • 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文化变革的证据。例如，天主教常常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持敌对态度的。
    • 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末期，天主教文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教廷公开与民主制度握手言和，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有条件的转变。
第5章 社会美德

社会美德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 社会美德，例如诚实、可靠、合作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对于培养个人美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并非所有算作美德的文化习惯都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
    • 有些美德可以被个人单独实践，而另一些美德——尤其是相互信任——只会在社会语境下出现。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 韦伯提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并不仅仅因为其工业条件上万事俱备；某种“精神”，或者灵魂的某种状态，使工业变革得以发生
    • 这种精神是清教徒或原教旨主义新教徒的产物，它将世俗行为神圣化并且强调人们可以直接获得救赎，而不需通过例如天主教会之类的传统等级制的中间结构。
  • 新教教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强到没有人敢断言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因果联系
    • 在韦伯成书之后发生的实例大体证实了他的整体假设框架。
    • 最有意味的研究发现来自拉丁美洲，北美新教徒在那里传道已经有两代人的时间了。许多传统的天主教拉美国家已经有了很大一部分新教人口，这为衡量文化改变的结果提供了一个实验空间。

工作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狭义上的工作伦理，而是其他相关的美德，例如节俭(习惯节省)、对待问题的理性方法，以及鼓励个体通过创新和劳作来征服环境的务实态度
    • 如果我们所称的“工作伦理”指的是工作人群早起并且进行长时间繁重的脑力或体力工作，那么这一伦理本身是不足以创造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
    • 现代财富是基于人力资本(知识和教育)、科技、创新、组织和其他与质量而非工作时长相关的诸多因素。

社会美德对自发社会性和经济生活的影响

  • 自发社会性对于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原因是基本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群体而非个人来完成的
    • 人类必须学会如何相互协作，之后才能创造财富，如果还想要有进一步发展，则必须创建新的组织结构。
  • 虽然我们一般将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联系起来，但从工业革命之初以来，组织创新就一直扮演着起码相同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
    •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Thomas)直截了当地指出：“高效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西欧高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成就了西方的崛起。”。
第6章 世界各地的结社之道

日本和美国的产业结构相似性

  • 日本和美国的经济都由大型企业主导，极少数为国家持有或者补贴
    • 在两国，家族商业都在发展前期已经进化成专业管理和理性组织的法人团体。
  • 虽然日本和美国都保留了重要的小商业部门，但其多由家庭经营，但今天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是由大型、公开交易、所有权分散的公司所提供的。

美国的结社文化

  • 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有许多强盛的、重要的社团机构，它们给公民社会注入活力和适应性
    • 对比许多其他西方社会，美国有着更紧密、更复杂的自发组织网络：教会、专业团体、慈善机构、私立学校、大学、医院，自然也包括私有企业部门。
  • 美国人喜欢加入自发性组织这一倾向延续到了今天，但在过去几代间，这一倾向在许多关键层面弱化了
    • 家庭生活是最小的最基本形式的结社，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一结社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都出现大幅增长。
    • 在家庭以外，其他既有共同体也逐渐瓦解，例如邻里、教会和工厂。
    • 与此同时，正如美国民众对于本国其他公民保持着警惕态度所昭示的，普遍不信任的程度大幅度上升，这一警惕态度源于犯罪率的上升以及使用诉讼来解决纠纷手段的大幅上升。

日本的结社文化

  • 日本社会推崇密集的自发组织网络
    • 这其中很多是日本人所谓的“家元式”(iemoto)组织，它们围绕着某一个传统艺术或技艺，例如歌舞伎表演、插花和古典茶道。
    • 日本人有着高度的宗教虔诚，这点与中国人不同，而与美国人相似。他们皈依某一神道、佛教甚至基督教会或宗派，通过切实的贡献来支持密集的宗教组织网络。
    • 日本是唯一一个有着强大的私立大学制度的亚洲国家——诸如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上智大学和同志社大学，都是由富有商人或者宗教组织所创立的，这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美国私立大学如出一辙。
  • 日本人有着群体倾向而非国家倾向的文化
    • 虽然大多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都对国家抱有敬意，但他们的首要情感依托——这种能让他们在办公室里待到夜里十点或者错过与家人度周末的忠诚——是针对雇用他们的私有公司、企业或者大学。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结社差异

  • 社会主义最为破坏性的后果也许是对公民社会的彻底摧毁
    • 列宁主义政府蓄意摧毁了其政权的所有竞争者，从“经济制高点”到数之不尽的农场、小商行、工会、教会、报社、志愿结社等等，一直到家庭。
  • 许多拉丁天主教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有马鞍状的组织分布格局，家庭强大，国家强大，而二者之间空空如也
    • 对于法国的研究一直都指出其家庭和国家之间集体组织的缺失。
    • 班菲尔德发现那里的社会联系和道德责任仅限于核心家庭；在此之外，个人不会彼此信任，也因此没有任何集体责任感，不管这个集体是邻里、村庄、教会还是国家。
  • 在中华社会中找到了更加纯粹的表达形式——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大陆
    • 华人家庭比日本家庭更加强大和有凝聚力。
    • 台湾或者香港等中华社会中的组织分布格局和法国相似。
第二部分 低信任社会与家庭价值观的悖论

美国家庭价值观的辩论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

  •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副总统丹·奎尔在家庭价值观上攻击民主党
    • 他声称文化左派通过《墨菲·布朗》这样的电视形象来美化单亲家庭。
  • 20世纪60年代末期，整个工业化社会的核心家庭开始解体，尤其在美国发生了最为巨大的变化
    •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人社群中的单亲家庭比例已近30%，而非裔美国社群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达到这一比例。
    • 在许多内城邻里街区中，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已高到近70%。
  • 随着单亲家庭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增加，贫困问题和贫困所滋生的社会问题也显著恶化
    • 与这一趋势相反的是，一些移民群体在美国似乎发展得很好，他们保留了母体文化中强大的家庭结构，而这一结构并没有受到美国主流生活分裂化的影响。

家庭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 家庭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并不一直起到积极的作用
    • 早年的社会学家认为家庭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观点并不全错。
  • 家庭主义的确影响着增长的性质——可能出现的经济组织类型，以及该社会在全球经济体中具体参与的环节
    • 家庭制社会在创建大型经济机构的时候会遇到更大的困难，而这一规模上的约束转而限制其产业在全球经济中可以参与的幅度。

通往社会性的三条大道及其对应的经济组织模式

  • 通往社会性有三条大道：第一是基于家庭和亲属关系，第二是基于家庭之外的志愿结社，例如学校、俱乐部以及专业团体，第三则是政府
    • 与之相对应的有三种经济组织模式：家族生意，专业管理的公司，和国有或国家支持的企业。

家庭生意的经济组织模式及其发展

  • 几乎所有的经济创举都以家庭生意的形式开始
    • 社会凝聚的基本单位也同样是经济规划的基本单位：分工在夫妻、子女、姻亲以及延伸到(取决于文化)更大范围的亲属圈完成。
  • 家族企业可以在没有商业法或稳定的产权结构情况下发展兴盛
    • 因为它们的凝聚力是基于既有社会团体的道德和情感联系。

现代公司组织形式的兴起及其对家庭生意的影响

  • 随着业务的扩大，随之增长的企业规模将超越单一家庭的运作能力
    • 首先跟不上的是家庭管理：一个单一家庭，不管具有怎样的规模、能力和受教育程度，其有能力的儿子、女儿、配偶和兄弟姐妹的人数总是有限的，却要照顾到快速扩张的企业的方方面面。
  • 家族生意面临着关键性抉择：究竟是设法在家族范围内维持对企业的控制，还是放弃控制而实际上成为被动的股东
    • 如果选择后者，家族生意则让步给现代公司组织形式。
    • 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家族的成员，前者的选择并不基于血缘而是他们在某方面的管理特长。
    • 企业变得制度化，超越任何个体的控制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 家庭企业常常照旧行事的决策结构，让位给有着结构化职权阶梯的正规组织模式。
    • 最终，运营大型业务所必需的复杂度，要求公司发展出由独立部门分担责任的去中央化的决策形式，管理高层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利润中心来看待。

家庭主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

  • 社会科学家坚信，从基于传统互惠道德观的家庭商业，发展到以合同和产权的现代化、不受个人影响的、专业管理的法人团体(公司)，这其间有一条自然发展的途径
    • 许多社会学家辩称，过于强调家庭纽带而牺牲了其他形式的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家庭主义”——会阻碍经济发展。
  • 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发现，德国和日本等后期现代化国家选择了和英格兰和美国等早期现代化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前者的政府在推动发展中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
    • 从公司组织的演进来看，钱德勒所描述的大型的、垂直发展的公司并不是应对规模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 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体制提供了另一种样式的公司组织模式，它基于网络而非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以更加灵活的组织形式达成了纵向整合的规模经济。

家庭价值观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及其复杂性

  • 家庭价值观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是一幅复杂且互相矛盾的图景
    • 在某些社会，家庭可以强大到足以阻碍现代经济组织的形成，而在其他社会，他们可以薄弱到无法行使基本的社会化功能。
第8章 一盘散沙

华人商业的基本规律：基于家庭纽带的套路

  • 华人家庭提供开创新商业所需要的社会资本，但它同时制造了对于这些企业最重要的结构性限制
    • 王安实验室的衰败展现出华人文化的另一些层面。有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在王烈接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其实是其父管理方式所导致的。王安一直是一个专制的公司总裁，不愿意将权力下放。
    • 这样的管理手段在全球的华人商业中依旧持续着。他们的家庭根源强壮且根深蒂固。

华人经济文化的特点

  • 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社会的产业结构最为显著的特色是企业的小型化
    • 比如在台湾，1971年之前成立的44054家制造企业中，68%是小型企业，其余23%被列为中型企业，其雇员都在50人以内。
    • 在香港更是王道，香港因其微小企业所构建的极富有竞争力的市场而享有盛名。
  • 华人社会的企业之所以小规模化，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私有部门商业都是家庭所有和管理的
    • 虽然找到精确的所有权数据比较困难，但是有证据显示，支配着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经济生活的小型商业绝大多数是由单一家庭所有的。
    •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不存在大型企业或者职业经理人。包玉刚爵士名下的“香港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一度是亚洲最大的航运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李嘉诚的庞大帝国同样将总部设在香港，也成功地雇用了一大批职业经理人。

华人企业难以完成制度化的问题

  • 华人社会对于外围人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于家庭管理制度的偏好，导致了华人生意中特有的三阶段周期律
    • 在第一阶段，某个企业家创立了生意，他通常是一个大家长的角色，将自己的亲戚安排在重要的管理职位上，并且以专断独行的方式管理公司。
    • 倘若该家庭公司成功的话，进化的第二阶段发生于创始人去世之后。中国文化的均分原则影响深远，即家庭里所有的男性继承人都继承相同等份的财产，因此创始人的所有儿子都获得相同等份的公司股份。
    • 当公司的控制权传到创始人的孙辈，第三阶段开始了。这样企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往往会分化得更加厉害。
  • 华人企业难以完成制度化，以及华人的遗产均分原则，解释了为什么华人家族企业总是难以壮大
    • 这也赋予整个经济体一个大为不同的特征：公司不断地组建，兴起，然后破产。
    • 在美国和华人企业家庭的显著区别在于，当发展到第三代的时候，很少有华人企业成功地完成制度化发展。

改变华人企业无法创建大型企业的途径

  • 通过网络组织构建相等规模的大型经济
    • 华人企业可以通过家庭或个体的关系与其他小型华人企业建立联络，构建相等规模的大型经济。
  • 吸引海外直接投资
    • 在是否允许外国人扮演如此重要的经济角色这个问题上，华人社会一直很谨慎。
  • 通过国家主导或者持有企业
    • 在华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家庭主义扎根于华人文化的深处。
第9章 “布登勃洛克”现象

中国共产党对家庭主义的打压

  •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家庭是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会削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控制
    • 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摧毁传统家庭：制定“现代”家庭法，取缔一夫多妻，以保障妇女权利。
    • 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农村家庭解体；将家族企业收归国营或者干脆没收。
    • 儿童从小就被告知党是最高权威的来源，而不是家庭。
    • 计划生育措施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在限制中国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而这一政策是对传统儒家思想最为正面的攻击。

儒家文化和中国家庭的影响

  • 儒家思想更加深刻地定义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质
    • 它包含一系列对于社会平稳运作至关重要的伦理原则。
    • 这些伦理原则定义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本质，其中最为核心的五种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
  • 家庭之间的竞争让人觉得中国似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但在个体与其家庭之间又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竞争关系
    • 个人的自我在更大程度上由其家庭所定义。
    • 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家庭以外的人缺乏责任感和义务感。

家庭主义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影响

  • 强大的家庭制度被视为一种基本的防御机制，用以与险恶多变的环境相抗争
    • 一个农民唯一能信任的就是他自己家庭的成员。
    • 大多数农民家庭长期生活在饥饿边缘，根本没有富余来资助朋友和邻居。
  • 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集中性财富用以作为近代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
    • 男性继承人财产均分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
    • 中国的家庭制度严格遵循父系血统；财产只在男性中传承，并且在所有儿子间平分。

家庭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变化

  • 城市化和地域流动弱化了宗族组织，因为宗族的成员无法再像祖先那样居住在同一个村落里
    • 在城市环境中，大型联合家庭或扩展家庭都难以维系，于是逐渐被夫妇家庭所取代。
    • 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愈发不愿意接受传统家庭中的受支配的地位。
  • 现在来讨论“家”的衰落或死亡，都言之过早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家庭模式的变化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剧烈。
    • 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家庭关系事实上已经完成了自我重建。
第10章 意大利的儒家主义

意大利中部的小型工业现象

  • 意大利中部的小型工业在20世纪70至80年代井喷般出现
    • 这些地区出现了品类繁多的小商业网络，从生产布料到生产名牌服装、机床、工业机器人，应有尽有。
  • 意大利模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业生产范式
    • 这一范式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

社会资本和文化对意大利小型工业的影响

  • 意大利的社会资本和文化与华人社会相似，家庭关系紧密，中间组织数量少
    • 家庭之间有着激励竞争，反映出社会中普遍信任的缺失。
  • 意大利的家庭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且由家庭所有，大型企业需要国家的资助才能维持
    • 对于华人社会和拉丁天主教社会而言，导致这一自发社会性缺失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历史发展前期中央集权化和专断的政府占据支配地位，并刻意切除中间组织以控制结社生活。

意大利南部与北部的差异

  • 意大利南部公民共同体极度匮乏，反映在测量指数上，则是极少数的结社
    • 意大利的南方人对比其他地区居民更不愿意阅读报纸、加入工会、投票以及参与本社区的其他政治活动。
    • 南部居民对于同地区其他居民抱有较低的社会信任，对于其他人是否会遵纪守法也没有信心。
  • 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巨大反差；北部地区有着更为密集的中间社会组织网络以及公民共同体的传统
    •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观察家将意大利分为三个地区，而不只是南和北：贫困的南部地区，包括西西里和撒丁岛；由米兰、热那亚以及北部的都灵所构成的工业三角区；以及被冠以“第三个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包括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翁布里亚、马尔凯以及东北部的威尼托、弗留利和特伦蒂诺。

“第三意大利”的特点

  • “第三意大利”区域有着鲜明的特征，将其与传统的两个意大利地区区分开来。
  • 第三意大利的家庭企业则是创新性、出口导向的，并且大多数是高科技公司
    • 这个地区是意大利机床产业重镇，有着大量的小型数控机床(例如电脑控制的机床)生产厂家。
    • 第三意大利的其他有着高度竞争力的产品包括布料、服装、家具、农场机械以及其他高端资本产品，例如制鞋设备、工业机器人、高品质瓷器以及瓷砖。

意大利家庭企业的特点及其影响

  • 意大利家庭企业通常寿命较短，而且无法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
    • 在硅谷和128号公路有许多小型的、处于创业阶段的公司，但是他们都成长为巨型的、官僚构架的企业，例如英特尔(Intel)和惠普(Hewlett-Packard)；如果这些企业不采用集团组织模式，他们是绝不可能成为行业巨头的。
    • 虽然有贝纳通和范思哲(Versace)等特例，意大利的中部家庭企业中很少能够完成类似的转型。
  • 意大利家庭企业间兴起的网络并不能代表未来的发展趋势
    • 这些企业和台湾企业一样，都专于机床、陶瓷、服装等不需要靠大规模来盈利的行业。
    • 在另一方面，众多小型家庭企业组成的网络是否就能缔造一个意大利的半导体产业，这非常值得怀疑。

意大利与中国的相似性

  • 意大利和中国在若干重要方面相似，家庭都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 在这两个国家，家庭都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而在非亲属组织中都有着相应的弱点。
  • 意大利和中国的家庭企业都因为规模的限制而无法突破这些产业，从而在全球经济中占有类似的市场份额
    • 就产业结构而言，意大利的这些地区在本质上都是儒家的，而它们在适应变化无常的经济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是相似的。
第11章 法国：面对面

法国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效果与问题

  • 法国政府一直将打造法国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作为首要任务
    • 其措施与过去至少五百年来的政府做法相一致：一群巴黎官员制定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之后再通过保护本土产业、发放津贴、政府采购、(在1981年社会党获胜后)一部分高科技企业的完全国有化(包括整个电子产业)等手段实现这些计划。
  • 法国高科技产业政策的整体表现却差强人意
    • 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政府的计算机计划预测，强大的计算能力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庞大的分时计算机，而就在微型计算机革命到来前夕，法国政府还在补贴大型机的发展。
    • 80年代初，法国的计算机产业开始国有化并获得巨额津贴，但不久这一产业就开始出现巨额亏损，增加了政府的预算赤字，并导致法郎贬值。
    • 之后，除了垄断的法国电信市场外，法国企业从未成为软件或硬件的前沿供应商。政府政策也未能培养出世界级的半导体、生物技术或汽车工业。

法国私营经济的薄弱及其原因

  • 法国的私营企业不愿冒险，它们冷漠、胆怯、畏首畏尾
    • 用皮埃尔·德雷福斯(Pierre Dreyfus，前工业部长，雷诺汽车公司的前任总裁)的话来说：“法国的私营企业不愿冒险，它们冷漠、胆怯、畏首畏尾。”。
  • 法国的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社团组织较为薄弱
    • 法国家庭和政府之间的中间社团组织较为薄弱，这让法国私营经济受到限制，难以催生出大规模、强盛、有活力的企业。

法国文化与家族企业

  • 法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不喜欢非正式的、面对面的关系
    • 法国人偏好中央集权，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结社生活的薄弱。
  • 法国的家庭主义不如中国和意大利中部的家庭主义顽固
    • 法国的家庭主义真正重要之处并不是其是否强大或团结，而在于由于在家庭和政府之间缺乏能够缔造个体忠诚的中间组织，家庭遂被推到前台成为社会凝聚的主要模式。

法国政府对经济的统制及其影响

  • 法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统制(dirigisme)，既是法国私营经济薄弱和无法独立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大规模企业的原因，也是其后果
    • 在历史深处，中央集权化的法国政府有意通过税收和特权来削弱私营经济的独立性，以实现对它的政治控制，而政治控制弱化了企业的创新和组织精神。
    • 但在后来，创业精神的薄弱反之又成为迫使政府重新进行干预的动因，试图为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的私营经济注入活力。政府的介入又使私营经济的依赖性得以延续。
  • 国有企业在法国一直经营得较有效率
    • 自现代化以来，法国政府一直颇有威信(élan)，其享有的高声望是其他集权官僚体制难以企及的。
    • 跟前社会主义国家或拉丁美洲的国有产业相比，法国的国有产业一直经营得较有效率。

法国文化的变迁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法国人向来无法自发组建社团，因而社会中间组织变得薄弱，这是法国历史几个世纪以来持续不变的状态
    • 旧制度与现代法国不得不“手牵手跨越大革命造成的深渊”。
  • 法国工人之间以及工人与经理之间依然存在着不信任的鸿沟
    • 在社会资本方面，法国仍然与意大利和台湾相似，尽管在其他方面法国与这些地区的差异要大于它与德国、日本或美国的差异，而这一现象对于法国经济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12章 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韩国企业的马鞍型分布及其原因

  • 韩国有巨型企业，有高度集中的产业结构，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德国和美国相似。
  • 在家庭结构上，韩国又更接近于中国而非日本
    • 与中国的家庭一样，家庭在韩国社会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韩国也同样没有日式的家庭机制，可以让外人加入家族。
  • 要解释这一矛盾，我们必须研究韩国政府的作为
    • 韩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意将扶助巨型联合企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从而克服了可能出现的中小型企业的文化倾向。

韩国财阀的特点及其与中国企业的相似性

  • 韩国的网络组织称为财阀，和日本的财阀所用的是同样的汉字表达，结构上也是刻意按照日本财阀模式组成的
    • 按照国际标准，韩国公司的规模并不大。
    • 但是这些统计数据都低估了韩国企业的真正实力，因为这些企业彼此相连，同属一个庞大的网络组织。
  • 韩国的财阀更像日本不同市场之间的横向经连会，而非纵向企业集团
    • 也就是说，每一个大型的财阀集团都控制不同领域的企业，从工业、电子工业到纺织、保险及零售业。
  • 韩国的财阀比日本经连会更为中央集权
    • 因为财阀是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所以成员公司之间有着天然的团结性。

韩国的家庭结构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 韩国的家庭一般比中国家庭小，成年儿子成家后很少继续与父母亲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组成联合家庭
    • 跟在日本一样，小儿子都要从家中分离出去，带上他们那份财产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
    • 但与日本不一样的是，长子只有在父亲去世后才能继承一家之主的地位，而不是在父亲退休后即可继承家业。
  • 韩国的家庭主义对韩国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管理风格
    • 所有关于韩国管理方式的比较研究都指出，韩国企业倾向于以等级制、专制和集权的方式运营。
    • 这种权威型的结构与华人家族企业很像，而与协商式的日本公司管理形式和经典的美国多部门公司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相去甚远。

韩国政府的角色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韩国政府的行为看起来与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主导方向不同
    •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希望培养大型企业，生怕它们有一天成为党的竞争者，而朴正熙的韩国政府试图创造能够与日本财阀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的民族企业。
  • 韩国政府启用了许多机制来鼓励大规模经济
    •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它对信贷的控制：台湾的做法是利用高利率鼓励存款，而韩国的做法则是把大量资金投到大型财阀以提升它们的全球竞争力。
    • 政府采用的第二种方法是只批准数量有限的企业参与营利丰厚的出口市场。
    • 通过高度指令性的规划，韩国政府最终建立了一个可合理预测的国内经济环境，以保证大企业的运作。

韩国的文化因素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 韩国人成功地把经济引导到了他们所需的方向上，同时通过政府补贴私人而非国有企业，避免了许多法国或意大利式产业政策的缺陷
    • 韩国财阀之所以仍然比许多欧洲、拉美的国有企业或补贴企业更有竞争力，要感谢监督员一门心思地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在海外市场进行激烈的竞争并获得成功。
  • 尽管韩国和中国有许多相同点，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在韩国比在中国更强烈
    • 夹在两个强大的邻国之间，韩国一直是个隔离、封闭的国家，而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包括日本的殖民统治、革命、战争以及与朝鲜的斗争，增强了韩国人对自己独特的种族与民族地位的认同。
    • 很显然，在朴正熙等领袖人物的意识中，民族主义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韩国与日本相似，追求经济成功是为了民族自尊心；民族主义成为在经济理性之外推动韩国在其领先的经济领域发展大规模工业的一大动机。
第三部分 高信任社会与延续社会性的挑战

现代经济生活中的自发社会性问题

  • 现代经济生活有赖于坚实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基础
    • 制度若要能够良好运行，就必须与某些传统的社会和伦理习俗相结合。
  • 自发社会性问题之所以尤其重要，是因为我们不能视古老的伦理习俗为理所当然
    • 一个富足且复杂的公民社会并不是遵循先进工业化逻辑而发展的必然结果。

高信任度的社会及其经济功能

  • 高信任度的社会有着自发社会性倾向，并且拥有密集多层的中间社团组织
    • 在日本、德国和美国，强大而有内聚力的大规模组织主要是从私营经济中自发形成的。
  • 高度信任作为经济关系的附加条件，可以减少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 如果双方对彼此有着基本的信任，所有事情将更容易处理，亦无必要逐条逐款地编写冗长的合同，减少了对冲意外的必要，减少了纠纷，减少了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必要。

信任和自发社会性的历史根源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日本的自发社会性源自其家庭结构和封建主义的性质。
  • 德国的自发社会性与行业公会等传统公有组织进入20世纪依然蓬勃发展有关。
  • 美国的自发社会性则是其宗派性的新教信仰传统的产物。

信任和自发社会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 具有内部关系最强的共同体，与外部的关系则最弱
    • 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拥有比较高的入会标准，譬如要求成员节欲和什一奉献，因而会感觉到彼此间有更强的纽带，这要比卫理公会信徒和圣公会教徒更紧密。
  • 一个社群共同遵守一套道德价值观，并以此建立对彼此日常诚实行为的期许时，信任就产生了
    • 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反倒不如它们被“共享”这个事实重要。

信任和自发社会性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

  • 如果群体内存在较高的社会团结性，那么搭便车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得到缓解
    • 人们搭便车是因为他们首先考虑个人经济利益而非群体利益，如果他们能把自己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高度统一起来，甚或优先考虑群体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怠工或不负责了。
  • 善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的社会，很可能也很善于建立重新分配财富、不利于效率的利益集团
    • 要计算自发建立社团的积极经济效果，必须要去掉利益集团行为所带来的成本。

信任和自发社会性对经济组织的影响

  • 自发社会性是凝聚新群体的能力，同时也是在新的群体中团结一致的能力，是能够在创新组织环境下成长的能力
    •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自发社会性只有被用于建立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时才是有用的。
第14章 坚如磐石

日本经济与中国及其他家庭主义社会的经济的差异

  • 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其文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
    •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迅速从一个农业社会崛起成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强国，这与财阀的发展密切相关。
    • 二战前，日本10家最大的财阀占金融领域总实收资本的53%，占重工业总实收资本的49%，占整个经济的35%。
    • 二战后，“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控制了日本所有行业的四分之一实收资本。
  • 日本家庭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差异，揭示出日本文化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
    •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家庭结构方面的不同。

日本工业结构的特征

  • 大型组织长期以来在经济中占支配地位
    • 日本工业在规模上持续增长，今天日本的私有经济远比华人社会的私有经济高度集中。
    • 论营业收入，日本前10家、20家和40家最大的公司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排名相同的企业。
  • 日本公司实质上是网络组织
    • 经连会不十分独立，但也远非集成，允许在名义上独立的组织共享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而这一切不对网络外企业开放。

日本小企业的角色

  • 日本小公司经济是其工业结构更具韧性的一个证据
    • 根据1930年的普查数据，日本几乎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可以归类为独立的小企业家，制造业总产量的30%来自雇员不足5人的工厂。
  • 日本的小企业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司，而是在经连会网络中与大型企业联系在一起的
    • 与美国硅谷等工业区的小企业网络相比，日本经连会网络中的关系更持久且亲密。
    • 在制造业中，它们集中在机床工业，不论日本还是其他国家，这个工业领域一直都适合于小规模经营。
    • 大多数重大的技术创新和产量增加都是由大型、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出口型公司实现的。

日本工业结构的管理专业化

  • 日本很快便适应了以公司形式建立企业
    • 今天，日本有许多专业化管理、多部门、等级式、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
  • 从家族所有向公共持股的上市公司的转换时间稍长一点
    • 尽管财阀以及其他企业的家族业主很早就退出了管理，但是他们仍然不情愿放弃所有权和对公司的正式控制权。
    • 直到有了1893年的《商法》和1898年的《民事法》，这种股东投票权的不平等性才得以消除。
    • 家族对大型企业的拥有权随着1945年美国占领日本戛然而止。

政府政策在日本工业结构中的作用

  • 政府的确在促进大规模工业方面扮演了某种角色
    • 在明治早期，政府在扩大一些大型财阀的家族财产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二战后，这种合作形式再度上演，当时日本银行(the Bank of Japan)为许多大型城市银行提供信贷担保，城市银行则将低息贷款提供给大企业客户。
  • 政府对大规模工业的支持，鼓励了私有经济业已存在的规模趋势
    • 与韩国或法国不同，日本政府从未直接或者大幅补贴大规模工业。
    • 日本政府的扶持更多是片段性的，跟大规模工业的发展时期也不直接相关。
第15章 儿子与陌生人

日本家庭结构的特点及其对经济组织的影响

  • 日本家庭结构区别于中国家庭结构的主要特点是长子继承制
    •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男性继承人遗产平分制度。
    • 日本在室町时代(1338—1573)就实行了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似。
  • 日本家庭通过做生意或其他形式的商业行为积累的财产，不会像在中国那样于两三代之内就消失殆尽
    • 日本家庭规模更小，一旦长子掌管了家庭，弟弟搬出去自立成家是天经地义的事。
    • 更小的家庭意味着，日本的家不会渴望达到传统中国“大家庭”那样自给自足的程度，同时意味着更大的整体流动性，因为家庭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小家庭。

日本的户与中国的家的差异

  • 日本的“户”通常对应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但也不尽然
    • 所谓“户”比较像是家庭财产的信托机构，财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户主就是主要受托人。
    • 对户来说重要的是保证它的代代延续，它的组成结构允许其各个位置可暂时由实际的家庭成员作为托管人而占据，但不一定必须由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担任。
  • 日本文化不仅允许收养儿子，而且对任人唯亲有所提防
    • 有事实为证，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当亲生儿子无力承担其家庭继承权时，日本人宁可把继承权传给全然陌生的外人。
    • 在日本，一个人即便出身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如果不是长子，成为别人家的养子也是十分常见的事。

日本的社会组织和家庭式社团

  • 在日本有更为庞大的组织，称为“同族”(dōzoku)，也译为“氏族”，但与中国的氏族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是建立在亲戚关系上的
    • 它们没有地域基础，与土地所有权也没有直接的联系。
    • 它们是在日本封建战争和国内动荡时期，构建于人们自发担负的相互责任的基础之上。
  • 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就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前者的家庭相对较小而且关系脆弱，但发展出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社会组织
    • 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庭以外社团的强盛意味着家庭纽带比较脆弱，尤其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
    • 中根千枝曾报道：“甚至在战前，日本孩童在父母面前的表现就让到访的中国人感到惊诧，因为以中国人的标准来评价，日本孩子缺乏对父母的尊敬。”。

儒家学说在日本的影响

  • 日本从7世纪起就是一个儒家化的国家，当时圣德太子根据儒学信条制定了十七条宪法
    • 一些学者谈到日本儒学时，似乎都认为儒家学说为日本社会赋予了跟中国相同的规则，但实际上儒学传入日本后，在一些关键方面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特点。
    • 儒家学说崇尚许多不同的德行，比较注重这些德目在实际社会关系中的体现。
  • 忠被升到首位，“仁”则根本未列入其中
    • “忠”的含义与中国的版本对比，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
    • 在中国，人在道德层面上对自己负有责任，即必须遵守个人行事准则，这等同于西方所谓的个人良知。对主人的忠诚必须与这种责任感相协调。而相比之下，在日本对于领主的责任则是无条件。

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信任的习性

  • 公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日本社会更为重要
    • 整个日本国就是一个以天皇为首的大家庭，使日本人民对它产生了道德责任和感情，这是中国皇帝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
    • 与日本人不同，中国人对外人没有那么强烈的敌我之分，而往往通过家庭、血缘和地域来界定自我，而非国家。
  • 日本人的信任只存在于日本人范围以内
    • 在日本的外国人，如规模相当大的韩国人群体面临着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普遍的注意。
    • 对外国人的不信任也体现在日本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的业务开展上。

日本的政治权力分散本质

  • 日本在现代化以前的时期，从未被一个拥有庞大官僚组织的强大中央集权政府统治过
    • 虽然日本人自诩拥有一个未曾中断的王朝，但是日本天皇的权力一直非常弱小，而且也从未像法国国王那样征服过封建贵族。
    • 权力分散在一系列互相攻伐的氏族手中，不断上演此消彼长的戏码。
  • 政治权力的分散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 在明治维新之前，德川时代划分出许多地方政府，它们纷纷兴办自己的工业，其中一些工业成为1868年后主要工业企业的基础。
    • 权力的分离使大阪和江户(东京)这样的城市脱颖而出，这些城市居住着庞大且在不断扩大、实力雄厚的商人阶层。
第16章 终身雇用制

终身雇用制在美国的争议与挑战

  • 美国经济经历革新，大型公司纷纷裁员重组
    • “企业再造”成了管理顾问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由解雇员工的最新托辞。
  • 克林顿总统及其他专家提醒美国人，不要再期望终身干同一份工作
    • 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父辈不曾经历的动荡经济变革和职业不稳定性。

终身雇用制在日本的情况

  • 日本公司的终身雇用和高度团结是日本经济特有的两大特征之一
    • 另一个特征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即同一网络组织内公司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
  • 日本劳动市场以及员工与经理之间关系最能说明这种双向责任
    • 先前提到，在华人家族企业中，非家庭雇员如果有其他选择，通常不太愿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太久。
    • 对比而言，大型日本公司早在战后初期就将终身雇用制度化。

终身雇用制在日本的优势与影响

  • 终身雇用制将员工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锁定在单一轨道上
    • 日本社会是高度平等、唯才是用的社会，但是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一般一生只有一次，即年少时参加的折磨人的大学入学考试。
  • 员工当然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但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些报酬完全是非理性的
    • 日本公司没有同工同酬的原则，薪金主要根据资历或其他与工作表现无关的因素，譬如他是否要供养大家庭等。
    • 日本公司比较大的一部分报酬是以红利形式发放的。
  • 终身雇用制的雇员不会搭便车，原因还在于这里的道德义务是双向的
    • 他们的忠诚和工作换来多种形式的回报，已经超越了工作保障的承诺。
    • 日本的雇主因对员工的生活采取家长式态度而闻名。
    • 日本公司常常为员工组织体育和社交活动、郊游并提供假期。
    • 日本公司常常被形容为宛如家庭一般。
    • 扩大开来，员工与经理之间的双向责任关系还反映在日本的工会组织上。

终身雇用制的挑战与未来

  • 80年代末期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2—1993年间的经济衰退，以及日元升值等问题，都给终身雇用制带来了巨大压力
    • 日本公司为了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遵守雇佣承诺，不得不在许多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 这些措施所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大概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率直线下降。
  • 终身雇用制使得它们无法缩小规模或重新设计，不能像90年代初许多美国公司那样大批裁员，或以提高生产力为由将员工整批转手
    • 当日本的经济以两位数增长，几乎不出现倒退和降速时，终身雇用的承诺不难遵守。
    • 而今日本经济已经成熟，开始走向相对缓慢的、长期增长的发展模式，终身雇用制是否将严重拖累日本公司生产力仍有待观望。
第17章 财团

因特网的双向责任与道德行为准则

  • 因特网原本是(美国)国防部建立的电脑网络，它允许世界各地的电脑相互沟通。
  • 热衷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人士相信，小公司或个人组成的网络将形成新的组织模式
    • 这一模式，无论是对比大型的等级式公司，还是不规范的市场关系都要优越得多。
  • 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让许多构建因特网的计算机迷觉得意外
    • 他们热爱自由，敌视任何形式的权威，但事实证明，网络在不规范和反社会行为面前是异常脆弱的。

因特网共同体的价值共享特性

  • 在70年代和80年代，因特网共同体最初的成员多是政府和学术研究者
    • 在没有正式的行政等级或者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他们在背景和兴趣方面有很大的趋同性，因而他们可以用不成文的网络规则彼此约束。
  • 因特网的用户自由地交换数据和信息，也明白自己向网络输入数据的回报是免费访问其他人的信息
    • 这个网络的一条最重要但又非正式的规则是：禁止利用电子邮件进行商业广告。

因特网共同体的道德约束被打破及其后果

  • 1994年，反广告的禁令被两名律师打破
    • 尽管遭到长期用户的强烈抗议，但是这两名律师认为他们没有破坏任何法律或正式规则，因此他们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
  • 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网络的生存造成了威胁
    • 因为久而久之，其他人将会学着利用公共物品谋求私利。

等级模式下的因特网及其问题

  • 或许某一天，网络改成等级模式并制定一套有强制性的正式法规
    • 这样，网络的道德规则将以强制的手段由法令来维护，而非内化的双向责任感。
  • 法规可以保持因特网的生存能力，但是也将显著提高网络维护的交易成本
    • 届时将不得不增设网络行政管理者和警察、限制访问等等。

日本经连会的特点及其经济效益

  • 经连会大致分为两大类：纵向的经连会和横向或跨市场的经连会
    • 纵向的经连会，如丰田汽车公司，由生产企业、上游分包商和供应商，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机构组成。
    • 更普遍的另一种类型是所谓的横向或跨市场的经连会，它广泛联合不同类型的商业机构。
  • 经连会的成员一般优先在内部进行贸易，即使在毫无实惠可言的情况下
    • 经连会成员并不局限于相互之间进行贸易往来，但是它们往往与集团内成员做生意，而少与未联盟的公司打交道。
    • 贸易关系的另一优惠形式是，网络中心的金融机构向成员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这实际上是一种补贴。

经连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感

  • 经连会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这反映了它们之间高度的信任感
    • 通用和波音等公司与其供应商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它们依旧彼此保持距离。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主承包商为了确保效率会经常要求尽可能地审查分包商所有运作细节，这一要求被接受是因为后者相信前者不会不当地利用以此方式获得的信息。
  • 经连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责任感可从著名的马自达案例中窥见一斑
    • 马自达是汽车制造商，1974年因石油危机，它生产的转轮式发动机汽车的销售骤减，致使公司濒临破产。
    • 马自达是住友企业集团的一个成员，集团的主银行住友信托公司是这家汽车公司的主要债权人和股东。住友信托担负起重建马自达的重任，派遣了七名董事，并强制公司采用新的生产技术。

经连会与日本经济的关系

  • 经连会关系出现在日本文化背景中是不难理解的
    • 因为对彼此放心，合作双方可以构建具有互惠责任感的长久关系，于是交易成本在整个日本境内都比较低。
  • 经连会关系和终身雇用制一样，都在1992年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承受了很大压力
    • 经济好的时候，以无必要的高价格与企业合作公司进行交易不算什么大事，但到了经济萧条时期，这便关乎企业生死，尤其是当网络外的公司可以给出超低报价的时候。

网络组织在全球经济中的适用性

  • 网络组织不一定是日本文化独一无二的产物，这一观点有一定正确性
    • 德国和美国这两个高信任度的社会也有各自的网络组织。
  • 但很难想象日本式的网络组织模式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处处通用，尤其是在自发社会性较低的低信任社会
    • 网络组织没有总管全局的权威，如果两个成员公司无法在交易价格上达成一致，网络内并没有一个中心事务所来处理纷争。
    • 在低信任社会，网络形式的组织易产生麻痹和懒散，当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时，网络中的每个成员则首先会盘算如何利用网络为自己谋利，而且怀疑其他成员也会照此行事。
第18章 德国巨人

德国经济的特点

  • 德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非常成功
    • 德国在19世纪建立了统一的经济区(关税联盟)，之后又统一了国家。
    • 德国后起直追并超越了当时更为发达的两个邻国，英国和法国。
  • 德国经济从未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纯自由主义路线来组织，但是却一直保持了领先地位
    • 自俾斯麦主政起，德国就一直是个高福利国家，如今福利更是耗去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半。

德国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德国文化具有高度发达的公共团结意识
    • 德国人和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完美主义传统，在两国经济上的例子则是有精密制造的天赋。
    • 两个社会的成员都乐于遵守规则，从而增强了他们自己文化群体的意识。
  • 德国文化的连续性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主义统治而中断
    • 许多德国人，无论东德还是西德，都在德国统一后因为柏林墙两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感到意外。

德国企业的特点

  • 德国企业规模庞大，拥有众多的大公司
    • 德国企业的绝对规模是欧洲最大的。
    • 最大的10或20家的德国公司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这一比例仍比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同样充斥着巨型公司的经济体的比例高。
  • 德国企业从家族企业走向专业管理，构建了理性的组织管理等级体制，并形成持久的制度
    • 公司的组织形式于19世纪后半期在德国建立，与美国的企业先锋创建公司组织的时间相当。
    • 许多德国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发展成巨型跨国康采恩的例子不胜枚举。

德国的公社化经济制度

  • 德国工业在19世纪后半期的增长主要依赖银行的援助，而非募股
    • 当法律允许成立私营有限责任的银行时，许多私有银行规模迅速壮大，它们与自己所熟悉的某工业联系紧密，并为之提供资金。
    • 这些银行对特定公司和工业的投资既非短期行为，亦非刻板交易。
  • 德国的卡特尔从未像美国的卡特尔那样受到法律的禁止
    • 当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在宪法中加人反托拉斯条款时，德国的高等法院却支持公司可实施定价、产量以及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协议。
    • 19世纪末，德国的卡特尔稳步增加，从1875年的4个增加到1890的106个、1896年的205个、1905年的387个。
  • 德国的劳雇关系模式，这种劳雇关系模式可以归入路德维希·艾哈德所谓的战后“社会市场经济”范畴
    • 德国的工人运动一直非常强大，组织也非常健全，自19世纪末期起，就由社会民主党作为其政治代表。
    • 虽然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德国工人运动中，但战后时期劳雇关系达到空前的和谐。

德国政府在组织战后德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 德国政府在19世纪保护并补贴了各类产业
    • 俾斯麦的名言“钢铁与黑麦联姻”(marriage of iron and rye)，所指的就是将保护鲁尔的新钢铁工业与普鲁士的农业关税结合起来。
    • 德国政府历来都完全拥有许多工业，特别是铁路和通讯。
  • 德国政府最重要的成绩大概是建立了一流的普通高等教育体系
    • 这个体系中的技术学校为德国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这时期出现了钢铁、化学和电气工业。
第19章 韦伯与泰勒

德国军队中的士官角色

  • 德国士官比法国、英国或美国的士官享有更大的权力
    • 德国下级军官和手下士兵的关系相当于工厂领班与手下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样是面对面、平等而亲密的。
  • 德国社会普遍存在高度信任，这使个人之间能够建立直接的关系
    • 要了解信任如何在最基层的车间关系中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更全面理解信任和正式法规之间的复杂关系。

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 韦伯将权威分成三种类型：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和官僚权威
    • 第一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如宗教或父权传统。
    • 第二种形式的权威来自“天赋”，这样的领袖是上帝或其他某种超自然力量拣选的。
    • 现代官僚体系“以固定的和正式的管辖区域为原则，通常由法律和行政规定等规章制度来实现秩序化统治”。
  • 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 契约，尤其是关乎婚姻和继承权的契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 现代基本法，特别是私法的最基本特征是大大提高了依法交易的重要性，尤其是契约可以由法律强制履行，成为保障交易者权利的手段。

工厂中的规则和契约

  • 在现代工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
    • 先来看一下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等高级职业人的情形。这类职业人往往先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后再接受若干年专业技术培训，然后理所应当对其专业内的事物展示出高度的判断力和进取心。
    • 随着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的降低，信任的程度也不可避免地随之下降。
  • 能够在相对无管制的环境中行动，必然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 如果所有的员工，而不仅仅是那些技术最强的，都能够像职业人一样依照内化的标准行动和判断，并且享受同样对待，那么工厂的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 超过一定限度，用创造规则来监管广泛得多的社会关系，就不再是理性高效的标志，而是社会功能失调的征兆。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 泰勒是最早支持时间及动作研究的人之一，这一研究旨在将工人的劳动效率最大化
    • 他企图制定的大规模生产“法则”，是通过一种高度精细的分工，尽可能避免对装配线工人的创造性、判断力甚至技术有所需求。
    • 工人的效率是建立在严格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基础上的，即高产工人比低产工人获得更高的计件工资。
  • 泰勒制所带来的劳雇关系的后果是可预见的，且从长远看是相当有害的
    • 依据泰勒制原理管理的工厂向工人传递的信息是，他们不会得到充分信任而被委以重任，他们的责任将以详尽的、法律性的形式呈列出来。
    • 如此一来，工会自然的反应则是要求雇主同样明确其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也不相信雇主会设身处地考虑工人的福祉。

工业发展中的信任问题

  • 20世纪前半叶，美国重要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业和钢铁业，就发生过这种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 到了70年代，结果是对抗型的劳雇关系，其特点是过分注重法律形式。
    • 比如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在1982年与福特公司签订的全国协议内容长达四卷，每卷有200页，此外，各工厂还有厚厚一叠的集体协议，明文规定了工作法规、劳动条款和雇佣条件等等。
  • 关注工业发展的许多20世纪观察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泰勒制是否如泰勒本人相信的那样，是技术推进的必然结果
    • 美国社会学中一个重要的学派认为，所有发达的社会最终都将走向泰勒式劳雇关系模式。
    • 现代工业社会的许多批评家都持这种观点，他们相信泰勒式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现代工厂中的信任关系

  • 随着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普及，泰勒制并不是现代工业的唯一模式已经显而易见
    • 手工生产技术在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外围”幸存了下来。
    • 小规模手工业不仅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展现出惊人的活力。
  • 在各种文化中，信任和社会性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 有些文化多，有些文化少，这说明了泰勒制的成功也同样是受文化影响的。
    • 也就是说，泰勒制可能是那些低信任社会的工厂达到纪律严明的唯一途径，而高信任的社会，往往催生出基于更分散的责任和技术基础之上的管理方式，从而取代泰勒制。
第20章 团队中的信任

泰勒制在德国的不适用性

  • 德国人认为泰勒制与他们的“工作乐趣”信念格格不入
    • 德国人长期以来重视“工作乐趣”，这一信念源于德国根深蒂固的前现代行业传统。
  • 德国产业工程师试图将泰勒制与福特公司实际实施的制度区分开来
    • 古斯塔夫·弗伦茨(Gustav Frenz)、保罗·李佩尔(Paul Rieppel)、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德(Fr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格茨·布里夫斯(Goetz Briefs)等人，认为后者更人道。

德国的劳工联合会立法

  • 工人和管理者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观念得以制度化
    • 劳工联合会(Betriebesräte)制定了在整个企业范围内选举工人代表的原则，所选代表将参与企业的决策。

德国工厂内部的共同体气氛

  • 德国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有高度的自豪感和敬业精神
    • 德国工人并不单纯地只认同他们的社会阶级，而且还认同他们所在的产业和它的管理层。

德国的工厂组织形式

  • 德国工厂并不进行细致的劳动分工，让专人进行重复操作，而是在使用工人方面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
    • 每个工人将接受若干工种的培训，并根据每天特定的生产需要，从一个工作台调往另一处工作。
    • 责任将尽可能贯彻到生产科层的最底端。
    • 公社化工厂没有严格的劳动分工等级，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没有森严的壁垒，也不强调地位的差异，允许高度的职位流动性，蓝领可以晋升到白领岗位。
    • 工作由团体一起完成，如有需要，工人可以彼此替换(这得益于多种技术培训)。
  • 德国的工会从未坚决主张过严格的劳动分工和工作规则
    • 工头和负责轮职的领班(Vorarbeiter)有权力在其管辖的团队内调动工人，让他们去从事不同的岗位。
    • 工头熟知本组工人的技能发展，根据工人在工作中的实际表现来作出判断。
    • 工人轮流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同时也是社会化进程的一部分。

德国的学徒制

  • 学徒制为德国制造高质量的声誉提供了技术基础
    • 大约有70%的德国青年是从学徒开始工作生涯的。
    • 学徒期一般为两年到三年或更长，在此期间，学徒的工资大大低于正常标准。
    • 与自由职业(医生、会计师、律师等)的职业证书一样，这些证书给人带来莫大的自豪。
  • 学徒制使管理层能够信任工人，让他们自主工作
    • 这个培训课程基本上是通用的；即使某家公司失去了一个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培养的受训者，但是它确信能够从别的公司聘用到相当的接受过培训的员工。
    • 培训通常结合了通用知识和公司特殊的技术，虽然从外面可以聘到水平相当的工人，但是受训的工人和公司之间存在着一股吸引力，能够使它们凝聚在一起。
    • 所有雇主感到了一股很强的社会压力，使他们有责任照顾好他们的雇员，给他们技术，使他们能够被雇用。

德国经济的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

  • 德国经济依赖的是微妙的平衡：劳动力固然昂贵，但是却有高超的技术，而且能在世界经济中找到增值的空间
    • 倘若技术工人创造出的增值无法与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持平，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失去平衡。
  • 德国的福利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90年代初，它消耗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 德国劳动力日渐昂贵，而德国雇主身负多项强制性成本，如医疗保健、失业、培训和休假福利等。
    • 在经济衰退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难以进行调节。
第21章 局内人与局外人

行会在西方自由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角色

  • 行会是封闭式社团，通过制定标准或成员资格，来对某种行业或职业的门槛有所限制
    • 行会监管产品的质量，并偶尔对成员进行培训。
  • 行会在中世纪末期，在打破庄园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中欧，行会在帝国的自由城市扎下深根，并赢得了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力，成为摆脱领主和贵族控制的独立堡垒。
  • 行会有自治权，还往往有巨额财富，它们对野心勃勃的王族构成了威胁
    • 到了16和17世纪，随着庞大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崛起，行会被看作政权的竞争对手。

德国行会的历史与影响

  • 德国在1871年以前没有中央集权政府，政治力量的分散使大批封建社团性机构，如行会等，能够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机构存活更长时间。
  • 德国的自由主义改革派与行会的斗争更加漫长，也更为曲折
    • 与其他地方一样，普鲁士自由主义改革派的口号是“职业自由”(Gewerbefreibeit)。
    • 1845年，普鲁士颁布了《一般工业条例》，该法令虽然废除了某些社团的特权，但建立了工匠师父资格制度和工商业者的经济状况调查制度。
    • 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好几个日耳曼邦国都收紧了行会条例。
  • 到19世纪末，行会的实际势力被铁路、钢铁等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所蚕食
    • 对产品质量和工匠资格的法律控制只存在于传统的手工业领域。
  • 行会并未就此死去，仍旧一息尚存，并演变成现代形式，成为德国战后学徒制的基础
    • 20世纪初，德国就成立了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和德国技术工作培训研究院，为工业提供系统的行业培训。
    • 1922年工匠同盟会被法律正式承认为工匠利益的代表。
    • 职业培训的基本框架建立于魏玛政权时期，服务于学徒制和技术学校，它把企业和工会视为统一的整体。
    • 之后在1935年，在纳粹体制下，工商协会在职业培训上开始担负法律责任，与手工业行会的规定相类似。
    • 这个时期还发展了系统的工头培训制度。
    • 纳粹时期的这个特殊遗产在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未被废除，而且事实上，1969年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法》延续并强化了这个制度。

行会对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影响

  • 德国的自由主义的半截子胜利在政治层面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但在经济层面却产生了有利影响
    • 战后，虽然联邦德国废弃了大多数纳粹时期引入的法律条文，但却没有不假思索地摒弃纳粹对于职业培训的立法，而是保留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
  • 德国能够保住某些传统文化，明智抑或运气是何等重要
    • 德国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行会制度，就如同日本未能完好地保留氏族家庭结构，但是二者均没有完全依照纯粹自由原则建设全新的社会。
    • 某些传承下来的旧体制与自由主义的框架达成了中和，并赋予了后者凝聚力。

英国、德国和日本经济中的共同体式结构

  • 英国彻底除掉了许多传统公社化机构，但在建立现代企业以取代传统机构的培训和质量控制职能方面，他们又行动迟缓
    • 英国社会表现出了高度的自发社会性的倾向。
    • 由于从未附属于某个现代化的强权统治，它在整个工业化时期一直保留了大批形式多样的中间组织。
  • 日本和德国都同时将传统的公社性质的文化习俗或制度转化成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部分
    • 日本在19世纪末，德国在19世纪中期，都成功地将贵族中立。
    • 日本和德国都同时将传统的公社性质的文化习俗或制度转化成现代工业社会的一部分，不管是以银行为中心的工业集团、经连会、工业协会，还是学徒制，如此实现了传统制度的现代化。

共同体式结构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与挑战

  • 德国的共同体文化与日本的相比，发生了更大的变化
    • 为了对纳粹时期的暴行做出反思，德国从欧洲最不容忍的社会转变成了最开放的社会。
    • 德国战后几届政府的政策使德国人的认同感融入到更博大的欧洲认同感中。
  • 日本战后的转换就没有这么彻底
    • 虽然国家接受了民主宪政体制，成为和平力量一员，但是日本与德国不同，它从未以同样的方式反思战争的罪恶。
    • 任何人只要穿越一个大型的日本城市，就能感受到更高层次的服从。

共同体式结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 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全球竞争的总体加剧，使德国的共同体式经济机构面临更大压力
    • 倘若公司承诺它们将重新培训工人而非解雇，这的确是个好的原则，而且德国比它的欧洲竞争对手更有资格这样做。
    • 但是为高技术的劳动力找到增值的市场空间并非总是能够实现，尤其是劳动力在德国非常昂贵时，去欧洲、亚洲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寻找技术相当的劳动力，将成本降下来，这种做法越来越可行了。
  • 德国若想迎接未来全球竞争的挑战，虽然不必改变其经济共同体性的一面，但一定要减少国家的干预。
第22章 高信任的工厂

美国工厂社会关系的演进

  • 泰勒制工厂和与之相关的工会主义工作控制模式在美国迅速衰落
    • 20世纪初，当泰勒制传入到汽车工业中时，它的许多特点并不为美国人认可，例如对待工人的冷漠和拘泥形式，于是遭到相当程度的抵制。
    • 福特对自己工厂的情况表示不满，于是他自己提出了著名的创新之举—1914年引入了5美元1天的计酬方案。
    • 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但美国劳雇关系双方对峙、事事诉诸法律的模式已经确立，工作控制的工会主义做法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
  • 精益生产模式并非是从完全不同的社会移植过来的异域文化习惯，而是将美国工人带回到他们此前失落的公社化工厂传统
    • 20世纪50年代由丰田的总生产工程师大野耐一发明。他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丰田公司的市场太小，不足以维持长时期的生产流程，自然也不能维持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即当时美国泰勒式大规模汽车生产的特点。
    • 精益生产的实质是建立一种异常紧张和脆弱的生产系统生产线，从供应到最后的装配，任何地方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可以轻易叫停。
    • 大野的精益生产系统将决策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了装配线上的工人，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德国工厂都达不到这个水平。

精益生产模式的实质

  • 精益生产模式可以普遍适用，但日本存在普遍性的社会信任
    • 许多国家都成功地实施这一模式，这让麻省理工学院的课题研究者认识到，它不是一种受文化决定的工作方式，而是可以普遍适用的管理技巧。
    • 精益生产模式在日本发明并非偶然，因为日本存在普遍性的社会信任。
  • 精益生产模式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 精益生产系统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很快就被其他公司加以分析和借鉴。
    •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汽车工业出现严重滑坡，迫使一部分美国汽车制造商立即开始学习精益生产模式。

精益生产模式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情况

  • 在日本，精益生产模式与终身雇用制相契合，得到了工人的广泛支持
    • 在日本，工人并不倚仗工作分类和书面的合同保证，因为精益生产模式扎根于终身雇用制，它给工人完全的就业安全感。
  • 在美国，精益生产模式遇到了来自工会和中等管理层的阻力
    • 美国各地的地方工会官员的大量工作就是监督合同的落实；如果这些环节被废除，或交给生产工作小组来完成，那么这些官员就将面临失业。
    • 许多中层管理者也不喜欢将自己对工厂的管理权交给生产工人。
  • 在韩国，由于劳雇关系一直处于冲突状态，而且社会也更加有家庭主义倾向，因此，韩国企业不在精益生产模式的前沿
    • 20世纪80年代，当韩国汽车制造商如现代和大宇公司的产品开始进入北美市场时，它们所倚仗的是以低薪资为竞争优势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模式。
    • 虽然它们大量借用了日本的技术，却并未引进精益生产机制，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方式。
第四部分 美国社会与信任危机

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影响

  •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美国没有自己的主流文化，或认为原则上它不应该有一主流文化以同化其多元群体
    • 多元文化论的拥护者抑或认为美国在统一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之外，从来不是单一文化模式，抑或认为过去几代人之间一直占支配地位的欧洲文化是具有压迫性的，因此不应是所有美国人遵从的模式。
  • 多元化可以带来真实的经济收益，但是倘若超过了某一界限，多元化又会为交流和合作增添障碍，并对经济和政治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 一个群体是否能维持一种共享的“善恶观”(language of good and evil)，对于建立信任、创造社会资本，以及由这些属性带来的所有其他积极经济收益至关重要。

美国的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

  • 美国文化传统是双重的，除了推崇个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外，美国人也同样有着结社和参加其他形式的群体活动的强烈倾向
    • 美国社会一直以来就有着高度的社群团结性，这中间最了不起的是，美国是一个人种和民族多元化的社会。
  • 美国人的自发社会性在经济上有着重要意义，最明显的例证是19世纪大公司在美国的崛起
    • 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铁路公司主要由私人出资、所有、运营。
    • 在南北战争以后，借鉴铁路公司的理性组织结构的大型商业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首先出现在分销领域，然后是在生产领域。

美国的信任危机

  • 美国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是信任度相对较高的社会
    •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统统是讲道德、值得信任的。美国19世纪的伟大工业家和金融家，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古尔德(Jay Gould)、梅隆(Andrew Mellon)和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都有冷酷、贪婪的名声。
  • 美国人对集权的经济权威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 标准石油等公司掀起兼并浪潮和建立托拉斯的努力，导致了谢尔曼和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通过，以及宣扬打击托拉斯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民粹主义。

美国社会的群体取向或结社生活传统

  • 美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通往社会性的桥梁，抵消了它固有的个人主义影响，从而实现了这一切呢？
  • 美国不像日本或德国那样经历过封建时代，因而没有可带到现代工业时代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有不同于所有欧洲国家的宗教传统。
第24章 循道合群

美国个人主义与共同体主义的来源

  • 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在于20世纪后半叶的权利革命
    • 权利革命为提倡个人主义行为打下了道德和政治的基础。
  • 美国共同体性质的一面源于新教精神
    • 新教精神是早期移民从欧洲带到北美来的，它同时又是美国个人主义的重要来源。

亚洲伦理体系与西方政治思想对个人主义的影响

  • 亚洲伦理体系如儒家思想，将义务而非权利作为必须遵守的道德要求
    • 一个人出生之后，就要背上对其他人的一系列责任和义务。
  • 西方政治思想如霍布斯和洛克，认为人生来不是承担义务而是享受权利的
    • 无论个人要承担什么义务，都只能是作为他自愿进入公民社会的结果才能被接受。

新教精神如何引导美国人走向结社生活

  • 新教的宗派性使得美国人可以保持宗教情感，并通过共同的道德准则将教徒团结在一起
    • 美国宪法禁止联邦政府设立国教，但不禁止州政府这样做。
    • 在没有国教的美国，一边是世俗的公共生活日益发达，同时却又比有国教的欧洲国家更虔诚地信奉宗教。
  • 新教宗派性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信众的来源，这种具有派系精神的新教铸造了19世纪美国文化的轮廓
    • 宗派宗教生活是社会自我组织的一所学校，它产生的社会资本在各种非宗教环境中也非常有用。
    • 结社的能力成为美国全民的特征，而不仅限于新教徒。
第25章 美国的黑人和亚裔人

美国黑人的种族意识与经济发展

  • 美国黑人从未有足够强的种族意识，因而无法构建联系紧密牢靠的经济组织
    • 黑人领袖经常鼓励成员购买黑人的商品，所体现的不是黑人群体自发的团结性，而恰恰体现这一群体的弱点。
  • 黑人商户与客户之间也没有像其他美国少数族裔内部那样的信任和团结的传统
    • 不仅白人群体不相信黑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就连黑人也彼此互不信任。

种族与美国共同体的形成

  • 种族是美国共同体的第二大来源，它弱化了20世纪美国政治体系固有的个人主义
    • 与早期新教宗派形成的牢固共同体一样，这些种族群体具有周围的主流文化不再具备的自给自足能力。
  • 不同族群所展示出的自发社会性的程度也差异颇大
    • 不少社会传统无助于促进经济的向上流动。

亚裔美国人与非裔美国人的经济表现差异

  • 华人、日本人、韩国人和其他亚裔移民群体都在经济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 在人均收入、教育、就业率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社会经济表现的指标上超越了欧洲移民。
  • 非裔美国人却一直发展缓慢且艰苦
    • 从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社群中很大一部分已经失去阵脚。

非裔美国人在小商业领域的弱势原因

  • 外部环境的恶劣可以解释为什么黑人在公司董事会中席位不多，或在白人的企业中人数甚微，却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自谋职业
    • 在19世纪中期曾有一段时期，非裔美国人建立了若干商业银行，也准备贷款给其他非裔美国人。结果这些银行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黑人企业没有充足的信贷需求。
  • 缺乏银行信贷之所以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不构成障碍，是因为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从他们的母国文化中带来了一个密集的共同体组织网，其中之一就是周转信用协会
    • 这些协会将同族储蓄聚于一处，并用这些钱帮助其成员建立企业。

非裔美国人的自发社会性缺乏

  • 自发社会性的缺乏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也愈发凸显
    • 城市内的贫困人群无力组建任何形式的社团，即使是为了达成抗租之类的短期经济目标。
  • 非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在经济表现上呈现相反的两极，在自发社会凝聚力方面也同样截然两端
    • 某个种族群体凝聚力强弱的程度，与它在经济上的发展速度以及融入广大外部社会的程度，存在着广泛的相关性。

美国社会的种族多元化与共同体倾向

  • 美国总是呈现出一副复杂且时刻变化的景象
    • 如果我们将诸如美国的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色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就会发现其间有充足的空间让个人主义和群体取向的社会共存。
  • 美国社会既有种族多元化的一面，同时又有强烈的共同体倾向的一面
    • 对大多数成功的种族群体来说，第一代移民的子女必须学会扩大自己的社会性，使他们得以在主流商业世界或职业中获取工作机会。
第26章 正在消失的中间层

美国个人主义与共同体取向的并存及其影响

  • 美国继承了高度的个人主义和强烈的群体和共同体取向两种传统
    • 个人主义为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尤其是经济领域。
    • 共同体取向弱化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倾向，促进了美国民主的整体成功。
  • 这两种传统的并存是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这两种倾向获得更好的平衡。

个人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 个人主义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
    • 美国的出口得益于美元疲软而出现飞速增长。
  • 个人主义带来的过度多元化局面导致社会问题
    • 人们在这样的社会中除了司法系统外没有任何共同点。
    • 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此没有信任的基础，甚至没有可供交流的共同语言。

共同体取向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 共同体生活中，最引人注意的恶化体现在家庭的解体上
    •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离婚和单亲家庭的比例呈稳步增长。
    • 陷入贫困的单身妈妈数量急速上涨。
  • 美国社会的总体社会性在下降
    • 自发社团的成员数已然下降。
    • 参加教会组织的净人数下降了大约六分之一。
    • 工会成员比例从32.5%下跌至15.8%。
    • 参加家长—教师协会的人数也从1964年的1200万人骤跌至今天的700万人。
    • “狮子会”(Lions)、“麋鹿会”(Elks)、共济会(Masons)、青年商会(Jaycees)等兄弟会组织的流失人数从八分之一到半数不等。
    • 类似的人数下滑记录也见于童子军、美国红十字会等多种组织。

美国社会资本的衰竭及其经济后果

  • 美国社会资本的衰竭表现在社会信任的下降
    • 根据一份长期调查研究，受访人被问到他们是否觉得“大部分人”可以信任，在1960年回答肯定的比例为58%，而到了1993年则跌至37%。
    • 另一份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他们与邻居晚上串门的频率，回答“一年不止一次”的比例在1974年为74%，在1993年降至61%。
  • 美国社会资本的衰竭导致犯罪率和公民诉讼率的上升
    • 美国的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且在过去的几代间稳步上升。
    • 美国的犯罪事件相对集中在贫穷的城市中心地带，而富人大部分或移至郊区，或修筑围墙以求自保。
    • 美国不断增多的诉讼与美国的犯罪一样被经常评论。
  • 美国社会资本的衰竭对社会造成的间接成本
    • 例如，近年来，许多美国企业已经停止为想要去他处谋职的员工写推荐信。
    • 主观的个人判断被官僚机构制定的客观法规取代，这些法规效率低下，而实施成本却更高昂。

美国社会资本衰竭的原因

  • 资本主义本身对共同体生活带来的负面后果
    • 随着技术的向前推进，市场扩张，新的组织形式诞生，旧有的社会团结形式被无情地踏碎。
    • 持续的资本主义革命瓦解了本地社群：家庭被连根拔起移居他地，忠实的员工在裁员的名义下被解雇。
  •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期间，一些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
    • 贫民区大清理将贫困街区已有的许多社会网络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越来越危险的高层公寓单元。
    • 所谓的“好政府”(good government)运动将原先治理大部分美国都市的政治机器全部清除。
  • 福利国家体制的扩张有关
    • 政府之所以将社会保障、福利、失业保险、培训等一揽子全包，是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大家庭变成小家庭等新趋势的冲击下，先前提供这些服务的前工业社会的有机共同体不再具备承担这些职责的能力。
  • 美国人坚信自己理应享有的权利数量和范围的不断膨胀，以及因此产生的所谓“权利文化”(right culture)
    • 基于权利的个人主义深深根植于美国的政治理论和宪法。
    • 美国人的权利语言使美国的政治语境充斥着绝对和不妥协的特质。
  • 电子技术与个人主义的扩张有关
    • 虽然因特网的鼓吹者认为计算机为建立不受地理位置限制的“虚拟共同体”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让社会生活变得越发私人化。

美国社会资本的复兴

  • 管理者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实验工作关系和劳工政策上，他们有比自己所认定的多得多的自由
    • 精益生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 虽然有这些创新，但对于作为精益生产和公社化取向的工厂的核心所在的道德安排，美国管理者仍然无法完全理解。
  • 自发社会性不必永久地固定于一种组织形式
    • 事实上，结社的技艺之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优势，是因为它与生俱来的灵活性。
    • 人们如果相互信任，善于合作，那么他们可以轻松地适应新的环境，创造出合适的新组织形式。
  • 所有跟文化有关的问题都会碰到一样的限制，那就是即便动用政府政策，习惯和风俗的改变程度也是有限的
    • 虽然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改变货币总量，国会可以削减政府开销，但是政府部门若是想要人们更愿意去冒险，或更乐于社交，或更愿意彼此信任，难度则要大得多。
    • 因此，首要的商业指令应该让政府政策力求无害，尤其是在追求抽象的多元化或开放性时，不能破坏既有的共同体性质的结构。
第27章 后起之秀

社会资本对工业结构和经济地位的影响

  • 社会资本是理性现代经济和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
    • 社会性是对自治政治体制的重要支持，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它本身即是最终目的。

工业结构的文化根源与非文化因素

  • 工业结构，即企业的规模、企业在经济中的整体分布，以及单个企业的组织方式，是否确有文化根源，抑或另有一些非文化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先前讨论的种种社会差异
    • 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人们的看法已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先前的绊脚石变成了现在的竞争力优势，因此，我们应该对文化的作用持谨慎态度。

企业规模的影响因素

  • 企业规模受当地市场的规模局限，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局限，受发展滞后影响，支撑大规模经济组织所需的法律、商业和金融制度匮乏，决定规模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而是政府行为
    • 规模和工业结构最终受当地市场的大小以及技术的驱动。
    • 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大小自然有些联系，但是根据我们分析的案例，这一说法可能要被打破了。
    • 第三种解释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后发展”(late development)理论。
    • 第四个解释认为企业规模小是因为缺乏建立大型、专业化管理型公司所必需的体制和法律结构。
    • 认为企业规模由政府政策决定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

文化因素在工业结构中的作用

  • 在解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各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时，传统的经济分析家一直低估了文化的作用，特别是自发社会性的影响
    • 企业规模与人均或绝对GDP确有关联，但因果关系可能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有创建大企业的文化基础，就可以催生出更大的市场和更快人均GDP增长，反之却不然。
    • 日本与德国之所以相似，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相似的文化因素，譬如普遍高信任的社会关系，而非二者在大致同一时期开始工业化。
    • 在海外华人聚居地，现代商业法的建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
    • 香港是华人经济文化最纯粹的例子，即不为政府政策操控所影响。
第28章 重返规模

社会资本和经济组织

  • 当代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有高度社会合作性的组织，而非个人，来完成的
    • 产权法、契约和商业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必不可少的制度。
    • 倘若再佐以社会资本和信任，商业交易的成本将会显著降低。
  • 信任是有共同道德规范或价值的既有共同体的产物
    • 这些共同体，至少就目前它们的成员的体验来说，并非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

家庭和亲戚关系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 家庭是最明显而且最自然的社会资本形式，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家族企业
    • 家庭结构影响家族企业的性质：中国南部和意大利中部都有着大的扩展家庭，这成为这两个地区大规模家族王朝企业的基础。
  • 家庭主义如果过于强势，就会削弱其他形式的社会性
    • 在中国和意大利南部这样有着牢固家庭主义文化的社会中，非亲戚关系的人之间互不信任，也就阻碍了陌生人在经济企业中达成合作。

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在现代化以前的日本就有了各种的不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群体
    • 因为日本的家庭结构允许没有血亲关系的外人融入家庭中。
  • 在德国，许多基于非亲戚关系的组织，譬如行会，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
    • 而在美国，组织社团的能力是新教宗教文化的产物。

政治集权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 许多低信任的家庭主义社会有一个共同点：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强大政治集权时期
    • 专制帝王、皇室或者政府都刻意清除所有权力竞争者。
    • 在这些社会中，集权专制以前存在的社会资本被消耗殆尽。
  • 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都从未经历过较漫长的中央集权统治
    • 日本和德国所经历的封建时代，和美国精心打造的宪政结构，都使得政治权力比较分散。

社会资本对大型企业的影响

  • 具有高度自发社会性的文化所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之一，就是构建大型现代企业的能力
    • 日本、德国和美国三大高信任的社会率先发展出大规模、专业型管理企业。
  • 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广泛的信任和自发组织社团的倾向，则有两种途径来建立大规模经济组织
    • 第一种方案自古就有，即通过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通常的形式是组织国有和国营企业。
    • 第二种途径是，海外直接投资或与大型海外合作者建立合资企业。

社会资本对工业结构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 自发社会性的最重要的影响应该是在工业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大公司与小公司的数量和重要性，它们的互动方式，网络的存在与否等等
    • 在某些社会中，文化抑制了大公司的发展，而在一些社会中，它激励大公司的增长，在另一些中则催生出新的经济企业形式，如日本的企业网络组织。
  • 大公司与小公司的力量对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
    • 20世纪前半叶，大多数人把高水平的工业现代化与大规模联系在一起。
    • 近年来，这种趋势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

  • 未来组织的最佳模式将既不是小公司也不是大公司，而是集合了这二者优势的网络结构
    • 网络组织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同时避免了大型、集权组织的庞大开销和中间成本。
    • 如果网络的成员遵从一套非正式的规则，而不需要谈判、裁决和执行等日常开销，则网络组织的交易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第29章 奇迹迭出

亚洲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

  • 东亚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尊重
    • 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受儒家影响的文化都有这个特点。
  • 东亚文化都有相似的工作伦理
    • 在日本主要源于佛教，而在韩国和中国则似乎源自儒家思想。
  • 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上扮演了相当重要而且积极的角色
    • 但这远远算不上亚洲发展的普遍特色。

亚洲经济发展的差异性

  • 日本、中国和韩国在自发社会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 这些差异催生出不同的工业结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
  • 亚洲有两种相对立的经济文化，一种是日本文化，另一种是华人文化
    • 两种文化都是基于大型网络组织，但日式网络是建立在普遍社会信任基础上，而华人网络组织则是基于家庭和亲戚关系。

亚洲经济发展的未来挑战

  • 华人社会在建立大规模私有专业管理型企业方面所经历的重重困难
    • 在将来会转变成一个政治难题，而非经济难题。
  • 许多国家相信，在某些战略关键领域取得工业成功本身就是一件好事
    • 如果私有部门无力自己打造战略性产业，那么国家将极有可能插手，鼓励经济朝这个方向发展。
  •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 中国经济有两部分，一方面是老旧而缺乏效率、且每况愈下的国有部门，一方面是主要由小型家族企业或海外合资企业组成的新兴市场领域。
    • 如果中国大陆下一代或两代时间内赶上台湾或香港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它会出现大问题。
    • 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将要比日本或美国的情况更加棘手，而且政府需要扮演更大的角色。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差异及其影响

  • 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之间的反差，对于日本也有着重要影响
    • 随着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强国，一些日本人认为所谓的“日本模式”，即便算不上可供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模式，起码是值得亚洲国家效仿的。
  • 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和其他亚洲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 有理由相信，华人社会想要采用日本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譬如日本的财阀体系似乎是很难移植到华人社会中去。
第30章 社会工程终结之后

社会工程终结后的思考

  • 世界范围内，基本制度都朝着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方向趋同
    •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止步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社会，而非马克思版本的社会主义。
  • 本书讨论的传统文化，包括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欧洲专制的旧天主教文化，都无力构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 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现象，譬如自然科学和对自然的理性控制等，只出现在新教主义的欧洲，而没有出现于传统中国、日本、韩国或印度。
    • 只有当从外界引入现代经济，资本主义才能够在这些社会中发展起来，在日本和中国这都是与西方接触的产物。

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

  • 现代性和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和平共存
    • 经济理性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动力，它可以使社会沿着某种统一的路线走向现代化。
    • 既然契约和经济理性能达到的效果终究有限，那么现代性的特征将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
  • 最成功的现代性模式不完全是现代的，即它们不是建立在自由经济和政治原则在全社会的普及之上
    • 有些社会可以因为经济组织在交往中彼此信任而节省大量交易成本，从而比低信任的社会效率更高，而低信任的社会则需周详的契约和执行机制。
    • 这个信任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它源于与现代性无关的宗教或伦理习俗。

社会工程的效果及其反思

  • 在过去的一代间，越来越多的指标显示，大规模社会工程的结果是其边际收益越来越低
    • 1964年，《民权法》在法律上为美国种族歧视画上了句号。但之后的事实证明，想要消除美国黑人在实质上的不平等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非常明了的解决方案，即福利社会的扩张，通过重新分配收入或创造就业机会，向少数族裔开放医疗卫生、教育、就业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到20世纪末，这些解决方案不仅收效甚微，而且许多情况显示，这些做法反倒加深了原本想要解决的问题。
  • 共产主义的坍塌以及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导致全球部落主义的高涨，抑或19世纪民族主义对抗情况，抑或文明破碎而沦陷于极度暴力的情形
    • 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成为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唯一的形式。
    • 快速的经济现代化拉近了许多前第三世界国家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文化差异的凸显

  • 即使在许多方面世界趋向同一，实质性的文化差异的压力仍然存在
    • 现代自由政治和经济体制不仅与文化元素共存共荣，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二者结合能够达成更好的效果。
    • 如果许多重要的社会遗留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问题，而且如果社会之间的主要差异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甚至体制上的差异，而是文化上的差异，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各个社会将继续保留有文化差异的领域，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这些领域将逐渐凸显出来。
  • 通信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传播想法，从而加速了这种趋同趋势
    • 在大多数情况下，彼此熟悉催生的是轻蔑而非同情。
    • 近十年来，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美国和亚洲之间。
第31章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及竞争力的影响

  • 自发社会性所产生的影响不容易在总收入统计资料中被捕捉
    • 人类一方面是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体，同时也是具有社会性的生灵。
  • 工人希望在团队取向的组织中工作，这对他们更有满足感
    • 埃尔顿·梅奥的实证研究显示，工人在以团队取向的组织中比在更为个人主义风格的组织中更快乐。

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由民主制度的关系

  • 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是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非常重要的支柱
    • 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可能与威权政治体制共存，但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本身需要教育程度更高的民众、更精细的劳动分工，而二者都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力量。
  • 市场经济是培养社会性的学校，强化民主制度
    • 一旦国家退场，社会性不会自发出现，社会合作的能力取决于既有的习俗、传统和惯例。

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的紧密联系

  • 在一个健康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支撑整个社会
    • 在没有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时，国家将进行干预，扶助重要企业和领域。
  • 自我组织习性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运转的必要条件
    • 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

社会资本对政治组织的影响

  • 自发社会性是建立持久企业的关键，也是组建有效政治组织不可或缺的条件
    • 缺乏真正的政党，政治集团只有根据多变的个人或庇护人—依附者的利益关系来建立。
  • 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选举总是在极端的个人而非前后一贯的政治规划之间蹒跚
    • 在后共产主义社会，譬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私营公司和政党都薄弱或根本不存在。

社会资本对政府行为的影响

  • 一个自由国家最终是一个有限国家，政府行为受到个人自由的严格制约
    • 如果这样的社会想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那么在政府以下的各级社会组织就必须能够自我管理。
  • 社会资本很低的国家不仅容易导致弱小且缺乏效率的公司，而且也将深受政府官员腐败横生和公共管理效率低下之苦
    • 意大利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从北部和中部到南方，就能明显地看到社会分化和腐败之间的直接联系。

资本主义经济与人类行为的目的

  • 充满活力、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对稳定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甚至在一个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它关乎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
    • 人类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两大力量的共同推动。第一种力量是理性的欲望，在这种欲望下，人类企图通过财富的积累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第二种力量也是历史进程中同样重要的动力，即黑格尔所谓的“寻求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从根本上作为自由的、道德的存在而被其他人承认。
  • 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以前，寻求承认的斗争在野心勃勃的帝王之间展开，他们通过征战来夺取天下
    • 如果我们把基于宗教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冲突视作寻求承认的欲望的体现，而非理性欲望或“功利最大化”的体现，或许对此能有更好的理解。
    • 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寻求承认的欲望，将政治秩序建基于普遍且平等的承认原则之上。
    • 在实践中，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寻求承认的斗争以前是在军事、宗教或民族主义的平台上展开，而如今则是在经济层面上展开。

经济生活的精神化

  • 经济生活的目标理解为，并不单纯为了尽可能多地积累物质，同时也为了社会承认
    • 我们工作和赚钱的动机，与这些行为所能带来的承认联系更为紧密，金钱不是物质的标志，而是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的标志。
  • 人类往往并不是从狭义的功利意义上来说的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们在经济活动中投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的道德价值
    • 在日本，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在武士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相当于一次性买断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此弃武从商，把目光转向商业，而在商业领域中，他们仍然完好地保留了武士道精神。
    • 这种进程实际上也出现在其他几乎所有工业化社会中，创业机会为无数雄心勃勃的人提供了能量释放的途径，而他们先前可能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或革命才能得到世人的“承认”。

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

  • 在后共产主义东欧这个最明显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将寻求承认的斗争向和平方向引导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随后对于民主稳定的重要性
    • 极权工程所设想的，是对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完全破坏，并另创造一个完全围绕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 当这样的新社会轰然坍塌的时候，除了家庭和族群以外没有任何形式的共同体可言，要不就是犯罪团伙构成的失足群体。
    • 相比之下，在具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
    • 最有可能成功建立民主社会的东欧国家是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因为它们在整个共产主义时期都保留了初生的民间社会，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催生出资本主义私有部门。
  •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并不仅限于正在民主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
    •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对美国民主的影响要比对经济的影响更直接。
    • 与企业一样，民主政治体制的有效运转同样基于信任，社会信任的降低将需要更多的政治干预，以及制定更多法规来规范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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