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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枪炮与选票》AI 大纲
全书视角AI 生成含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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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延续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外部文化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应对崭新挑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
- 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保持非功利的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 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
导读 如何拯救世界？
保罗·科利尔对“如何拯救世界”的思考
- 科利尔认为，给全球最贫困的10亿人开药方是一个理论和政策的“百慕大”
- 二战后去殖民化以来，有多少知识分子的理论在这些地区(以非洲为主)无功而返？
- 科利尔的一切思考都是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或引用他人的研究)和实地考查
- 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有限性，他同时也对这些研究的结果保持一种健康的开放性。
科利尔对民主与暴力冲突的实证研究
- 在极端贫困的地区，越民主越容易出现暴力；而在相对富足的地区，越专制则越容易出现暴力
- “极端贫困”和“相对富足”的分界线是人均年收入2700美元左右。
- 在大多数进入民主化进程的贫困国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
- 在一个缺乏制衡的环境下，选举很容易成为政治强人的囊中之物。
科利尔对族群政治的探讨
- 在一个族群成分极其复杂而且族群历史积怨极其深厚的地方，人们给×××投票往往不是因为他所能提供的治理绩效，而是因为他和“我”来自同一种宗教、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种族……总之，因为他是“自己人”
- 如果人们根据族群认同而非治理绩效投票，那么很大程度上选举的规训功能就会被取消，从而使其“正面效应”难以释放。
- 事实上，如果人们基于认同而非理性投票，后果很可能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越善于煽动仇恨、“制造敌人”的政治家越有机会，越正直冷静的政治家越没有机会。
- 事实上，这种情形下，正直的人根本就不想从政。
科利尔对发展援助、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看法
- 发展援助常常适得其反，因为它可能被政府用于发展军队和武器，从而恶化专制
- 根据科利尔的一项研究，极端贫困国家大概40% 的军费开支是由援助经费买单的。
- 全球化是削减贫困的一个重大机制，但是“国际市场”对于帮助穷国是不够的
- 一方面，在特定阶段内，“国际市场”对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产品消化能力是有限的。
-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极端贫困国家依靠某些自然资源(石油、矿产、农产品等)进入国际市场，而这些初级产品可能带来资源诅咒。
科利尔提出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案
- 科利尔提出了一种思路，值得贫困国家——确切地说，全世界——共同探索，即“共同治理”
- “共同治理”的理念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其中的发达国家)与极端贫困社会“共同治理”。
- 科利尔提及了三个方面的“政策诱饵”：将公正选举与国际反政变承诺挂钩，将预算收支的透明与廉洁和国际援助挂钩，增加由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防御功能，减少本国的军费开支
- 如果在任政府能够保证“干净的”选举，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承诺，当“叛乱分子”发动政变时，他们会动用各种可能的机制保卫当选政府。
- 或许就应当将国际援助与廉洁政府挂钩。由于政府是否廉洁的监控成本太高，或许就可以从预算收支的公开和透明这样一个相对简单的步骤开始。
- 增加由国际社会提供的安全防御功能，减少本国的军费开支，以避免恶性的地区军备竞赛，这样不但能促进地区和平，而且可以将资源更多地导向发展而不是军事活动。
第一部分 否认现实：疯狂民主
疯狂民主的定义与影响
- 疯狂民主是选举的普及，而非真正的民主
- 真正的民主体制不仅有差额选举，还有选举的实施规则：舞弊必受惩治。
- 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也有针对当选政府的权力制衡机制：胜选者不得镇压落选者。
- 疯狂民主可能导致政治暴力频发
- 假如赢家的权力不受限制，那么选举就成了事关生死的博弈。
- 假如这场殊死竞争本身缺乏实施规则的制约，那么候选人就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
个人独裁与民主的传播
- 个人独裁往往缺乏有效的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
- 蒙博托把大权建立在贪婪和恐惧的基础之上：他宠信忠仆，大肆封赏逢迎媚上之徒；打压异己，纵凶折磨有反对嫌疑之士。
- 这些非民主的政权似乎容易导致动乱。蒙博托和德格集团都是被反政府军推翻的，而“安人运”曾经历过与“安盟”的大规模内战。
- 民主的传播并未带来政治暴力的减少
- 一国又一国实行差额选举，现任政府时赢时输。但无论如何，反对党现在能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 这场民主的传播对政治暴力起到什么影响？显而易见，暴力应当减少。
民主制度对政治暴力的影响
- 在中等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里，民主制度能系统性地降低政治暴力的风险
- “民主让社会变得更安宁”这个从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的角度提出的预测得到验证。
- 在低收入国家里，民主使社会变得更危险
- 国家不穷，社会比较安定，实行民主是锦上添花；国家穷，社会较为动荡，实行民主无异于火上浇油。
- 如果民主制度使贫困国家变得更危险，而使非贫困国家变得更安全，那么一定存在一个临界值。当国民收入达到这个临界值的时候，民主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净效应为零。
民主制度在选举中的策略性使用
-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容易吸引有犯罪记录的人跻身竞选
- 选民们没有充分的信息来分辨指控和实情：媒体要么是被封锁，要么就是太自由——不经核实就造谣抹黑的事情发生得太多，所以选民们无论听说什么都要打个折扣。
- 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民们忠于自己族裔出身的政治家，哪怕是罪犯也要力挺。
- 选举竞争非但不能督促政府实施利国利民的政策，反而会让政府更腐化堕落
- 在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的选举中——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为标准——现任政府有大约45%的几率连任。在最底层10亿人的某个国家的选举里，尽管选民们通常有着更多的对政府不满的理由，但是现任政府获胜的概率更漂亮，高达74%。
- 为了在政界生存，选举竞争变成一场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的斗争。在制衡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最便捷高效的手段压根不会是尽职管理国家——这个选择恐怕要排到最后。
民主制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 选举有可能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但也可能适得其反，诱使其在恶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 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关系。紧接着一次选举之后的数年内，政策改善的概率逐年提高。再往后，快到下一次选举时，改革的概率却转而逐年下降。
- 这个结果让人高兴不起来：它意味着选举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改革的实施不但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成为干扰因素，让政府无法集中精力做事。
- 援助国的贷款条件对政府施加约束，迫使其推行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
- 政府不乐意被迫去做自己不情愿的事情。为了避免此类状况，他们有的是对策，而援助国在监督这些政府履行协议的方面又笨得惊人。
-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援助国的附加条件并非经济政策进步的原因。如果是我，我宁可花钱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第二章 族群政治
族群身份在政治选举中的影响
- 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族群身份往往胜过国籍身份。
- 族群多元性加剧了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推行正规合法的选举竞争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 族群多元性阻断国家体系的基本运转，即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这一功能。
族群多元性的经济影响
- 族群的存在让收入保险这种人们亟须的保障成为可能
- 你无法选择自己的种族出身。如果你不属于某个族群，那么在困难时期你也无法加入这个族群；如果你是某个族群的人，那么一帆风顺时你也无法摆脱自己的族群身份。
- 对族群的道德义务就和对整个国家的道德义务产生冲突
- 国家的公共资金变成某一个族群集体占有的资源库，而这种占有是以牺牲他族利益为代价进行的。
族群多元性对政治的影响
- 族群政治可能导致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但每个族群都会掌握到和本族势力相符的权力
- 选举竞争是一项有着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的活动——如果我能拿下51%的选票，我就赢了。
- 为了享受到规模经济效应的好处，追逐权力的人们组成政党，提出政治主张，并努力争取选民的支持。
- 在没有族群对立问题的国家，如果采用“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选举竞争就会发展到一个极端，每个人面临的选择都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政党之一。
- 如果选民都有着明确的族群背景，那么政客们就会以族群为阵营组建政党，因为这是争取选民支持最省事的方法。
- 这种选举本身就会和没有族群分立问题的国家的选举大相径庭——政党领导人只会动员他们自己的族裔来支持自己，而不会费力讨好中间选民。
- 但是选举结束后，这些以族群为背景的党派可能需要组成执政联盟。而任何过于挑剔苛刻的族群都无法争取进入执政联盟。
- 族群政治可能造成的结果是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但每个族群都会掌握到和本族势力相符的权力
- 北爱尔兰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北爱尔兰的选举本来是为了促使各派相互妥协包容，建立执政联盟走温和克制的执政路线。
- 但是事实恰好相反。北爱尔兰有四个主要党派，两个新教徒的政党和两个天主教徒的政党。
- 每个教派的两党之中，各有一党激进、一党温和。
- 在建立联合执政之前，对立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族群中最大的党都是较温和的那一个。
- 实际上正是靠近中间立场的这两个党在协调联合执政事宜。
- 但是当联合执政模式确立之后，选民们就两极分化了。
- 现在对立的两个族群中的主力都是激进的政党，所以联合政府最终落入这两党的偏执顽固的政客们手中。
族群多元性的社会后果
- 族群多元性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系统性下降
- 并不是族群多元的社会恰好摊上糟糕的公共服务，而是它们二者之间属于因果关系。
- 控制其他因素，多元性越强，公共服务质量就越差。
- 族群多元性增大社会协作的难度，并且在低收入水平上这个效应相当显著，足以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经济增长
- 我们很容易由此断言，多元化社会不可能依靠团结协作来获得任何经济体的发展所必需的集体力量。
族群多元性的解决方案
- 国民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由政治领导人去努力建设而成的
- 有几个低收入国家的领导人成功地通过打造并强加一个国民认同的方式化解了族群多元性造成的难题。
- 其中做得出色的两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1945年到1967年的总统苏加诺(Sukarno)以及坦桑尼亚1964年到1985年的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
- 再往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也领导南非走上同样的道路。
- 尼雷尔和苏加诺展示了国家领导人能够取得的成就
- 尼雷尔成功地把一个新的政权国家塑造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 尼雷尔和苏加诺都关注语言，推行国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加入大量的泛国家历史的课程。
- 尼雷尔改革政治决策的流程，他察觉到多党选举会造成分裂，就绕开这种制度。
- 在地方层面，他把殖民地时代用于巩固部族酋长权力的机制彻底废除，由执政党建立村委会取而代之。
- 在国家层面，不同地域之间即不同族群之间遵循公平的原则进行资源配置。
- 为了建立国家统一的实体象征，尼雷尔还迁都于国家中部城市多多马(Dodoma)。
- 族群多元性也许会使民主政治恶化，但是对于独裁政体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
- 当经济理论和统计分析都不能给出确定有效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所知的就是建立在恐惧之上的铁腕独裁看似正是族群多元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最应当避免的。
第三章 危局之中：冲突后协议
冲突后和平协议的脆弱性
- 40%的国家不出10年又再次陷入战乱
- 这些再次爆发的冲突占全世界内战总数的一半。
民主制度在冲突后国家中的作用
- 更民主的政体不一定能更好地保障和平稳定
- 我们找到的显著的更加安全的区间，对应的都是十足的专制国家。
- 在不那么专制的政体中——也就是得分在-4及以上的国家——再次爆发冲突的概率高于平均值，竟然高达70%。
选举对冲突后国家的影响
- 选举使得冲突后时期再发冲突的风险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
- 在选举之前的一年间，再发冲突的风险急剧下降，社会看似平静；然而在选举过后的一年中，这一概率陡然上升。
- 最终，选举的净效应是导致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维和行动在冲突后国家中的作用
- 维和行动是有效的，用在维和上的资金显著地大幅降低了冲突后国家重燃战火的风险
- 我们请求联合国提供其维和行动的数据。好消息是他们有完整的记录。遗憾的是，这些原始记录不便于进行量化分析。我们的助研们花了整整7个月的时间整理数据。终于，我们拿到按国家和年份分类的部队数量和费用的信息，可以检验维和部队是否真的有效维护和平。
- 结果清晰而颇令人吃惊：维和行动是有效的。用在维和上的资金显著地大幅降低了冲突后国家重燃战火的风险。
经济因素在冲突后国家中的作用
- 收入越低，再发冲突的风险就越高；经济复苏越慢，风险也越高
- 如果低收入国家面临再发冲突的高风险，在同等条件下，国际社会维和行动的重点应该向那些最贫困的冲突后国家倾斜。
- 在同等条件下，提振经济的计划——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升收入水平——就有改善社会安全的作用。
冲突后援助的作用
- 冲突后的援助效果明显更好，经济援助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好处，就是帮助冲突后政府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 我们发现比起其他时期的援助，冲突后的援助效果明显更好。这并不奇怪，冲突后时期的重建工作正是国际援助机构的最初目的。
- 通过帮助政府抑制通胀，经济援助可以缓解资本外逃，并且有可能吸引资本回流。
冲突后国家经济复苏的策略
- 经济复苏才是维和行动唯一真正的退出机制
- 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选举是里程碑”这种幻觉，直面重建经济的漫长征途。
- 也许在整个10年期间，不需要维持大量的维和驻军，只需初始阶段的军事干预也可以成功发展成为远距离保证的形式。
成本收益分析在冲突后国家维和行动中的应用
- 维和行动的收益成本比率大于四比一，可见维和行动很合算
- 维和部队兵力部署的规模决定其行动能有效降低暴力风险的程度。
- 我们估计，每年投入1亿美元维和，10年之内再发冲突的累积风险就从38%降到17%。
- 如果有一种方案可以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变成一场相当于用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发生的战争，那么这种方案的价值就是100亿美元。
- 此外，内战爆发风险每下降1%，就有1亿美元的收益。
- 维和部队10年的总成本是10亿美元。
- 最后我们可以算出关键的指标——收益成本比率大于四比一，可见维和行动很合算。
第二部分 面对现实：残酷、野蛮又漫长
枪炮对政治暴力的影响
- 枪炮不是杀人，而是人杀人
- 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的历史告诉人们，大规模屠杀用不着枪子儿。
- 没有叛军的枪炮，就没有叛乱，也就不会有残酷、野蛮又漫长的内战
- 胡图族政府可以用砍刀屠戮图西族手无寸铁的平民，但是反对派要和政府军作战就必须有武器。
- 一个拥有枪炮的国家会更危险还是更安全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
- 除了因为狂热的政治立场而扩充军火之外，还有三种非常合理的可能性：第一，廉价又大量的枪炮可能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第二，拥有这些枪炮会使暴动的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反而起到震慑作用，使反对派不敢轻举妄动；第三，冲突越频繁的地区枪支越泛滥，但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拥枪自卫——枪支泛滥是结果，而非原因。
军费开支的影响因素
- 政府大幅增加军费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本国正在和他国交战
- 在相同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正与别国交战，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会比其他国家高出1.5%。
- 一个国家潜在的外部威胁可以用其先前经历过的战争作为指标
- 如果一个国家曾经对外用兵，可能就会担心再次打仗。
- 一个国家只要曾经和别的国家打过仗，它长期的军费开支和没有打过仗的国家相比平均高出1.8%。
- 对于国内安全威胁，军队最显然的用途是平息叛乱
- 如果一国政府正在打内战，那么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上涨1%。
军费开支与内战的关系
- 军费开支没能防止内战的爆发，实际上我们没发现它有任何影响。
- 在冲突后国家增加军费不但没有震慑动乱，反而造成事态升级
- 我的猜测是，政府增大军费开支，民众就会以为政府要实行高压统治，而这更是为刚刚放下武器的反政府组织拉响警报，让他们认为放弃对抗的决定是不明智的。
援助与军费开支的关系
- 援助经费的确被挪用给军费开支：平均11%的援助资金进入军事预算
- 我们想知道这些经费是否一不小心就被分配给了军队。
- 如果存在任何这种情况，都应该是疏忽导致的差错，因为旨在促进发展的援助和军事援助是截然不同的：这些经费的用途是改善教育、兴建基础设施等。
- 发展援助对于冲突后的经济复苏很重要，而经济复苏能够降低未来冲突的风险
- 综合来看，发展援助对于冲突后国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帮助重建经济，另一方面则无意中助长危险的军事开支。
武器价格与内战的关系
- 廉价的枪械增加内战的风险
- 菲利普的这个问题是说，廉价的枪支是否会增加暴力冲突的风险。
- 按照简单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现象应该有重要意义：廉价的枪支应该降低叛乱的门槛，所以应该更可能发生暴力冲突。
- 限制武器进入危险地带是防止内战的有效手段
- 幸运的是，这些最容易爆发内战的国家还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的军工，所以限制贸易就能限制枪支。
第五章 战争：关于破坏的政治经济学
内战的原因
- 21世纪的战争主要是内战，而非国际战争
- 未来内战的形式是政府对抗一个法律范围之外的私人军事团体。
- 内战的原因可能包括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体制等因素
- 经济因素：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仍然明显更高——穷是危险的。
- 历史因素：一个国家以前是否打过内战，是影响内战发生概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 社会结构因素：族裔和宗教分立、男青年在人口中的比例、国家规模等都会影响内战的爆发。
- 地理因素：森林和山地是最有可能为反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避风港的地理类型。
- 政治因素：在低收入国家搞民主和在高收入国家搞独裁都是危险的。
内战的可行性假说
- 理解内战的关键在于研究叛乱发生的过程而非原因
- 叛乱只要可行就会发生——反政府活动领域会被某些社会企业家主导，而他们的诉求可能多种多样。
- 叛乱的可行性取决于反政府组织能否得到枪支和钱财，以及国家政府是否能有效将其制服
- 反政府武装运动所需的军火和经费大多来自国外。
- 国家政府的有效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
内战的影响
- 内战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疾病传播
- 大部分死亡不是战斗减员，而是由于疾病。
- 内战对经济造成破坏，影响深远
- 不仅破坏本国的经济，还损害邻国的经济。
- 内战存在全球溢出效应，包括犯罪、疾病和恐怖主义
- 大规模政治暴力及其导致的国家体系瘫痪让国际犯罪在某些地区获得比较优势。
- 内战导致的公共卫生系统瘫痪以及大规模难民转移也为疾病的传播提供条件。
- 内战为恐怖主义提供便利。
如何预防内战
- 要预防暴力冲突，不能着眼于冲突的动机问题，而只能尽力让冲突不易发生
- 国际社会可以在防范战争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可以通过限制枪械和经费来削弱反政府组织；另一方面也可以尝试去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第六章 政变：不受控制的导弹
军事政变作为政治暴力的工具
- 军事政变是政治暴力的一个工具，其结果基本上都很糟糕
- 由于内战带来的惨痛后果，反政府武装活动应当尽早成为历史，但是政变是另一回事。
- 对于政变，我们要做的不是根除，而是要控制。
政变对总统和国家的威胁
- 总统们惧怕政变，因为政变可以在任何一天、任何一晚的任何时间发动
- 自独立以来，非洲国家大概每两年就有一次成功的政变。
- 如果发生政变，有时总统逃得掉，有时就没那么幸运。
政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政变造成当年国民收入减少3.5%，但是几年以后经济就可以恢复正常
- 把后几年的影响一并考虑进去，政变的成本大概是一年收入的7%。
- 政变的主要成本或许并不是此后短短几年之内的影响，而是其造成持续的恐惧后果。
政变对国家制度的影响
- 政变可以约束政府的行为，甚至罢黜不称职领导人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少有现任政府落选、新总统获选执政的例子，其中之一就是2000年的塞内加尔。
- 2005年，毛里塔尼亚的埃利·乌尔德·穆罕默德·瓦尔上校领导了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政变，上台后承诺还政于民，举行公平选举并且自己不参选。他忠实履行了这个承诺。
政变的决定因素
- 政变在民主国家发生的概率至少不低于专制国家
- 专制国家的高压可显著地降低政变的风险。
- 一场政变会引发连锁政变
- 在一场政变之后，后续政变的发生概率大大提高。
- 族裔分化大幅提高了政变风险
-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没有发现族裔分化或族裔多元性对政变的风险有什么影响，但是在非洲却大幅提高了政变风险。
- 国家越穷，增长率越低，政变越频繁
- 如果总统采取振兴经济的政策，他就能更安全。
- 援助占GDP比例每增长4%，发生政变的风险就增加三分之一
- 这可能是因为援助经费就像一罐蜜糖，使得对政府的控制权更具吸引力，所以援助国可能在无意间置受援国政府于更大的政变危机之中。
- 时间越近，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就越低
- 政变过时了。
- 军队内部结构的分化程度对政变成功几率有影响
- 虽然我们的确发现政变在内陆国家成功几率更高，但是这个效应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所以得出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偶然罢了。
- 设定任期限制能显著地并且大幅地降低政变的风险
- 有了任期限制之后，90年代的现任总统们的处境比以前安全多了。
- 军费开支的水平对政变风险有影响
- 在政变风险的正常区间，军费开支的水平对政变风险没有影响，并且政府应对小幅度的风险上升的政策是裁减军费。
- 如果政变风险很高，那么看似敲诈勒索的威胁就很可能变成现实。总统知道政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成功的回报值得士兵们冒险。他只能增加军费，否则就会危如累卵。
政变的后果
- 一场政变成功后最初的几年里，政治体制的确显著恶化。但是5年之后仍然没有好转，甚至还不如政变之前
- 经济政策的情况与此类似。政变之后的3年之内经济政策急剧恶化，在第5年时仍然比政变之前更糟。
- 政变显著提高了内战爆发的风险
- 所以政变对于国家政治方面的影响看来不太理想。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科特迪瓦的辉煌与衰落
- 科特迪瓦曾被誉为“非洲奇迹”，前首都阿比让曾有“非洲的巴黎”的美称
- 科特迪瓦的奇迹主要归功于独裁总统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治国有方。
- 科特迪瓦的衰落过程就是一部关于经济冲击、选举、枪炮、战争和军事政变的历史
- 厄运从经济遭受冲击开始，政府应对无方以致经济衰退、民怨沸腾。
- 迫于形势举行选举，当选的新政府又被政变推翻。
- 此后冲突升级酿成战祸，内战双方竞相扩充军备，国际社会不得不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未能如愿遏止双方的武装冲突。
乌弗埃-博瓦尼的政策与科特迪瓦的发展
- 乌弗埃-博瓦尼致力于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模式来打造一个经济强国
- 这个战略与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 科特迪瓦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吸引移民来开垦荒地种植可可
- 在该政策鼓励下，来自资源匮乏的内陆国家布基纳法索的移民如潮水般涌入科特迪瓦。
- 到1980年，40%的劳动力都是移民。
科特迪瓦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
- 1980年，可可和咖啡的国际价格下跌，石油进口价格飙升，科特迪瓦面临经济危机
- 截至1993年外债累积高达150亿美元。
- 然而即使如此大肆举债，国民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三分之一，贫困率激增。
- 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可可税曾被作为一种稳定价格的机制，但当可可价格一路下跌，固定的价格就成了麻烦
- 种植可可的移民不仅没有缴税，反而还在拿补贴。
- 为了维持政治上的承诺，公务员体系继续扩张，加速了私有经济的崩盘。
科特迪瓦的政变与内战
- 贝迪埃当上总统后，盖伊继续做总司令，但两人互不信任
- 盖伊还拒绝执行贝迪埃下达的逮捕瓦塔拉、镇压阿比让选举暴动的命令。
- 盖伊掌权之后，一切开始走向崩溃，他的确信守6个月内召开选举的承诺，但是当他一旦尝到权力的滋味，就迷上总统这个位子
- 盖伊决定参加选举，在盖伊看来，选举存在一个问题，虽然他知道自己才能过人，但缺乏大面积的选民支持。
- 他挑中洛朗·巴博，以为对方必输无疑，正好来为自己的获选正名。
- 在这个问题上盖伊犯了独裁者的经典错误，他高估了人民对自己的爱戴。
- 巴博利用他的党派与法国社会党政府的关系获得了法国的支持
- 当上总统之后，他能否在这个位子上长期坐下去取决于他能否避免下一次选举。
- 而避免选举的办法就是让局势保持足够混乱，以至于无法进行选举。
- 科特迪瓦发生第三次政变的失败引发叛乱，最终把国家推入内战的深渊
- 在市区之外，有重型武器装备的正规军能轻而易举地击败民兵队，所以“新力量”武装部队迅速进军阿比让。
- 此时总统巴博的选择余地很小，如果他与叛军正面交战，就会落得和盖伊一样的下场。
- 如果他选择流亡，求助于国际社会，结果就是在国际社会监督下重启选举，他肯定赢不了。
- 巴博的能力仅限于在阿比让发动暴力骚乱，这招管用吗？他可以指使他的街头流氓们多杀几个北方人，但这能解决什么问题？
- 在阿比让，还有哪一群人的人身安全可以为他所用？让我们回想一下，在这些政变之前阿比让曾有“非洲巴黎”的美称，这可不仅仅是个比喻：在阿比让居住的法国公民是非洲最多的。
- 于是巴博把他们作为人质，要求法国出兵助他脱困。
- 为了避免法国公民遭受屠杀，法军在三天之内就进驻阿比让保卫巴博政权。
- 巴博就是这样自导自演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大戏：他放任并教唆大批青年支持者攻击和杀害在阿比让的法国平民，与此同时法国军队为了保护他的政权与“新力量”对峙。
- 法军用“独角兽行动部队”(Operation Licorne)部署一道停火线，强迫“新力量”以他们刚打下的地界为起点后撤100公里。
- 此举释放了很强的信号，让外界认为法国政府并非中立。
- 当时在城市以外的地区，“新力量”原本要乘势南下迅速打败政府军，因为布基纳法索对他们的资助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 国际社会在巴黎召开谈判，再次试图斡旋督促双方达成权力共享的协议。
- 该协议规定在巴博之下成立联合政府，却把最重要的几个内阁职位给了“新力量”一方，比如国防部长的职位。
- 这是为了保证叛军在停战协定后的安全。
- 当这份协定送到总统巴博手里时，他对此不满并拒绝签字，于是和谈失败。
- 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巴博的言行无一不透露出他毫无议和的意愿。
- 巴博似乎意识到自己时来运转，虽然一开始在军事实力上不如“新力量”，但他的经济来源更充足，所以他大量购买军火。
- 于是联合国和区域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科特迪瓦实施武器禁运，但并没能如愿制止双方购买枪支。
- 武器从白俄罗斯和其他管理不严的国家流出，通过多哥进入科特迪瓦。
- 巴博甚至建立了一支空军，羽翼丰满之后，巴博的部队违反巴黎协定，向北方发起攻击。
- 法国维和部队曾经保护巴博的政权，现在却成了他北伐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他命令新成立的空军轰炸布瓦凯附近的法军基地，造成9名法国士兵死亡。
- 法国采取报复行动，一举摧毁了巴博的空军。
- 冲突吸引了邻国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雇佣兵大肆劫掠科特迪瓦平民，制造出了当时一些最血腥残酷的事件。
- 除了主要的军队以外，还有至少9支非正规武装卷入——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层出不穷。
- 冲突各方为了募集资金，拉入一批不择手段的企业、国家和领导人，西非国家中央银行在阿比让和科霍戈的分支先后被洗劫。
- 资金也来自邻国——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雷和利比里亚总统泰勒(Charles Taylor)都慷慨解囊。
- 此外，“新力量”还组建了一支“经济警察部队”守卫钻石矿场并兼管收税。
-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双方停火和谈，因此法国军队部署封锁线，尽量控制冲突的规模，使其造成的损失不至于严重到必须强迫双方谈判的地步。
- 由于冲突双方之间毫无互信，通常国际社会需要在和平谈判中承担重要责任，推动和谈的尝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和平协议必须规定召开公平自由的选举。
- 但是这种选举的结果不是贝迪埃就是瓦塔拉，而两人目前都成了流亡者，更糟的是，在北方的“新力量”和南方的巴博看来，贝迪埃和瓦塔拉已经弥补嫌隙，结成共同的选举阵线，他们会在大选中合并为一个党。
- 所以在南北双方的领导人眼中，接受国际社会的调停等同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唯一能够干预的办法就是等到巴博的总统任期结束，任期一过，巴博就不能再合法执政。
- 国际社会借机强行解散巴博政府，并安排一位中立的技术官员担任总理一职，此举被巴博政府的某些成员描述为一场政变。
- 没想到，南北双方在没有国际社会调停的情况下居然自动和解，这是巴博和索罗两人之间的协议，巴博赶走外国安排的总理，改由反政府武装领导索罗担任。
- 贝迪埃和瓦塔拉都被排除出局，巴博和索罗承诺如期召开选举，但是因为停火没有国际社会的介入，就不用担心被要求让淘汰的候选人参选，也没有人来监督选举是否自由公正。
- 正如你已经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任领导人可以用一系列的手段来赢得选举，所以这么一来巴博和索罗不再担心和解等同于输掉大选，这个内部协定对双方都有利，援助经费可以得到恢复，科特迪瓦的海上石油也能顺利开采。
- 政治博弈的这一步棋走得真是妙极，然而不到一个月，索罗差点在一场直升机事故中丧命，科特迪瓦终于找回和平，但是持续整整10年的政变、战争和选举已经把国家毁坏得千疮百孔，科特迪瓦衰落后，塞内加尔取而代之，在非洲法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科特迪瓦的这场灾难到底有没有办法避免呢？是时候谈一谈解决办法了。
第三部分 改变现状：政府问责和安全防御
国家体制建设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
- 国家的形成不是族群凝聚力的结果，而是由暴力的经济性质所决定的
- 暴力不是建国的结果，恰恰相反，不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往往暴力泛滥。
- 暴力的制造取决于可用的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暴力的制造呈现出专业化趋势，并有了规模经济效应。
- 组建或者加入一大群专业武士，在一片领土内部垄断暴力，你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会更安全
- 一旦建立起暴力的垄断，就有权力向领地内的其他居民收取保护费。
- 你这支军队无意之中在提供一种公共品：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
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
- 从一个运转良好但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到一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国家，这最后的一步却又是一段漫长的征途
- 一旦被邻国包围，这些国家就构成主要威胁，不是你吞并它们，就是它们吞并你。
- 于是各国穷兵黩武，提高税收，而且战争催生民族主义的思想——人民开始感受到一种共享的身份认同。
- 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是由暴力推动的
- 统治小国家的掠夺成性的暴君，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为争取选票而千方百计讨好选民、承诺服务的现代政治家。
- 沿着这样曲折崎岖的小路，现代国家最终演变成向全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
国家形成的历史起始点
- 在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我认为这个起始点自然是5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落
- 罗马帝国的衰落之后的混乱时代，不列颠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历经几百年的乱世，群雄崛起，纷争不断，最后终于形成一个个小国。
- 这些小国在各自领地之内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而邻国之间则相互提防。
国家形成的影响因素
- 暴力规模经济能够使得国家不断融合成为超级大国
- 世界上曾经多次上演一国军力控制辽阔领土的历史，例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大英帝国、法国、葡萄牙、俄罗斯和奥匈帝国。
- 超级大国的形成过程往往是十分迅速的，因为技术让国家得以极速扩张。
-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财政问责的普及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
- 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一个国家的居民团结成为一个民族。
- 财政问责的普及，政府必须对富人负责，否则就征不到足够的税，也借不到钱。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困境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边界就此固定，因为来自邻国的威胁并不大
- 在过去的50年间，我只想出两个国家合并的例子，都发生在1989年。
- 尽管“力利浦特”们热衷于军备竞赛，但这些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政府并没有卷入像19世纪欧洲各国之间发生的那种程度的国际战争。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政府大多坐拥自然资源带来的巨额收入
- 这些国家在财政上类似于当年的哈布斯堡帝国。
- 自然资源带来的收入可以长年维持高涨的军费开支，它们不需要依赖税收。
解决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国家形成困境的可能途径
- 效仿加拿大和比利时，建立坚实的问责制度
- 加拿大和比利时都效仿邻国的问责制，它们都“搭便车”复制邻国建立起来的制度。
- 在问责制缺位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反而阻碍问责制的建立。
- 塑造民族国家，以维持国家有效运转
- 如果无法塑造民族国家，那么还可以效仿加拿大和比利时。
- 它们都运转得非常好：加拿大排在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的榜首，比利时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第九章 宁死不吃救济粮？
国际社会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干预及其限制
- 国际社会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干预需要理由，且空间有限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单个的国家还不能提供问责制和安全，而且单从本国内部很难解决问责制和安全问题。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需要积极的国际行动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 这些国家里，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们值得支持，但是我们应当更关注这两种公共品的国际供应。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公共品供应的问题及原因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公共品的提供，不应该靠本国政府，而需要国际社会
- 到目前为止，本国自主供应尚不可行，这些国家通常四分五裂，无法团结起来实现必要的一致行动。
-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太小，许多作为公共品所需基础的外部性无法实现内部化，它们都溢出到邻国去了。
- 国家小是不利的，国家小，就人为地限制了国家提供公共品带来的好处，而这又会加剧供应的短缺
- 如果一片大陆被分割为众多国家，每一国都很小，以至于无法内化关键的外部性，那么最重要的公共品就会缺失。
国际社会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公共品供应的建议
- 让暴力为民主所用，通过国际社会的承诺，帮助政府挫败政变
- 只要一国政府保证在选举中遵守国际标准，那么如果该政府被政变推翻，国际社会一定会帮助其重新掌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干预。
- 确保政府公共支出的廉洁，通过援助国的技术援助和监管，确保公共经费用于合理的地方
- 援助国可以通过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合理的会计体系。
- 援助国有义务向本国的纳税人和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老百姓保证，绝不纵容公共开支流入私人的腰包。
- 由国际社会提供安全防御，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提供安全防御
- 相邻的国家通过安全防御方面的合作互惠互利；而最多不过是当一国爆发内战时，邻国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公民。
- 联合国代表其邻国掌握一部分主权，致力于尽量减少冲突后国家对邻国造成的损失。
第十章 改变现实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结构性痼疾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太大，难以建立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国家。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太小，难以建立和平稳定的政权国家
- 这些国家族裔太多元，缺乏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团结一致。
- 这些国家人口少，达不到高效提供公共品所需的规模。
安全防御和问责制的缺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缺乏安全防御和问责制导致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在过去40年间经历贫困
-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沦为全球最贫困的人群。
国际社会对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的责任
- 国际社会应供应安全防御和问责制作为国家的基本需求
- 由于任何有关军事干预的方案都会受到主权在握的总统们的愤怒抨击，那些生活在较为幸运国家的50亿人正好为自己的袖手旁观找到心安理得的借口。
- 那些深陷受害者心态的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毕竟世界列强已经造成太多的破坏。
- 我本人的态度曾经一度是“给它一点时间来看看”。毕竟当今这些发达国家，从19世纪的励精图治但不实行问责制的政权发展成为合法的问责制民主国家，其间经历了数十年。
- 但是我现在认识到，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并没有从政治暴力朝着合法的问责制民主平稳过渡，而是走进一条死胡同——没有规则限制的选举竞争会破坏国内合作，而总统手中紧握的主权则会阻挠国际合作。
破解僵局的办法
- 最低限度的国际行动，就能驾驭一国内部强大的政治暴力，让它推进社会正义而不是造成破坏，让缺失的公共品归位
- 这些公共品中的一部分是直接满足物质需求的，比如因为缺乏集体协作而长期得不到保障的供电和国际运输路线。
- 缺失的最关键公共品的供应需要新的方法。国际维和以及远距离安全防御在政治上很难实现，但是这两种方法是有效的。虽然代价高昂，但回报也很可观。
- 国际规则和标准——可以是自愿遵守，也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来规范——既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难处，又没有很高的成本。
美国在二战后的行动及其启示
- 美国改变安全防御的政策，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在40多年间往欧洲派驻官兵达10多万人次。
- 美国改变其针对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政策，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并促进了欧洲共同体的成立
- 美国还拨款帮助战后重建，发起马歇尔计划，成立国际复兴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后来增加“开发”二字，是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再后来将其重命名为世界银行，其重点工作就在这“开发”上。
- 美国在面对安全威胁时严阵以待，不放过任何可行的战略，其战略见效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已经消失
- 我们从美国战胜苏联的威胁的经验中学到的是，当面对这样规模的挑战时，需要长期保持连贯一致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