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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AI 大纲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　·　共 39 章 / 1252 条　·　AI 读书 · 全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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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语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如何到达丹麦

“政治三维论”的提出和意义

  • “政治三维论”是福山对政治发展的基本看法，即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的平衡
    •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以来，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国家建构”这个维度的意义。
  • “国家建构”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它可以用来解释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问题
    • 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非洲许多国家的“国家失败”。
    • 正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希腊意大利今日的债务危机。
    • 还是国家建构的欠缺，导致美国当代的政治僵局。

国家建构的要素和形式

  • 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国家能力，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
    • 国家能力涉及政府在特定疆域里垄断暴力的能力。
    • 官僚机构的中立性与自主性涉及政府能够超越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进行决策的不偏不倚性。
  • 与现代国家建构相对的是依附主义，即以“私利”的逻辑取代“公益”的逻辑
    • 依附主义的表现是权力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绑架。

国家建构成功的原因

  • 战争是国家建构成功的动力之一
    • 军事压力迫使一个国家在征税、人口管理和军事建设方面加快步伐。
  • 政治改革是国家建构成功的关键
    • 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政治改革，以考试制的公务员体系取代了“政党分赃”式的职位分配制。
  • 民族认同是国家建构成功的重要因素
    • 成功的国家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功的民族建构。

依附主义的起源和影响

  • 早熟的民主制度，即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发展，是依附主义的温床
    • 美国早期的历史为例，展示当时公职如何被执政党当做“战利品”瓜分。
  • 专制与依附主义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必然的
    • 专制，几乎根据定义，就是为“片面的”利益服务的。

如何到达丹麦？

  • “国情论”是福山给出的答案，即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就应当“缺啥补啥”
    • 对那些具备一定程度的民主与法治但欠缺国家建构的国家，就应该努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
    • 对那些国家能力有余但是法治与民主发展不足的国家(在福山笔下，中国是一例)，药方则是另外两条维度的加强。
  • “顺序论”是福山提出的另一个答案，即政治发展三个维度的顺序应该是：法治→国家建设→民主
    • 法治的基础使王权的壮大不至于绝对，而国家能力的基础又使得民主不至于造成社会失序。
    • “顺序论”并非福山先生的独创，中外学界已经有一批学者这样论述。

行政管理的重要性

  • 行政部门的强而有力是保卫社会免遭外国进攻和保证稳定地执行法律的前提。

英语民族对行政方法的忽视

  • 英语民族长期疏于行政方法的完善，却一门钻研对行政权力的遏制
    • 英语民族对政府的控制，远远超过对政府的激励。
    • 英语民族一直关注的，是敦促政府变得公正和温和，而不是变得灵活有效和井然有序。

美国人对改进政府的考虑

  • 美国人追求的是权威的限制和权力的分散，而非权威的建立和权力的积累。
引言 政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发展

利比亚、美国、土耳其和巴西的政治制度问题

  • 利比亚缺乏基本制度，最主要的是国家的缺乏。
  • 美国拥有持久且强大的制度，但也在承受政治衰败的侵蚀
    • 本应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政府机构，却遭到强大私人利益集团的攫取，使民主多数派难以真正掌权。
  • 土耳其和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中，问题出在社会变革超越现有制度
    • 现有制度往往无法满足这些新兴参与者，因而承受要求改革的压力。

政府的问题

  • 制度是“稳定、受尊重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经久不衰，超越个别领袖的任期
    • 它们在本质上是长期规则，用来塑造、限制和调整人类的行为。

社会性动物

  •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但其天生的社交性有自己的具体形式，只将利他主义投向家人和朋友
    • 人类的自然交往围绕两个现象：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
  • 人类又是创造和遵循规范的生物
    • 他们建立社会互动的规范准则，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

国家的出现

  • 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
    • 国家拥有合法的武力垄断，在界定的领土上行使这种权力。
  • 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具体的策略，促使基于亲友的政治组织演化成非人格化的
    •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非家族制的现代国家的文明社会。

法治

  • 法治被理解为这样一组规则，即对社会中最强大政治参与者也具有约束力
    • 只有宗教权威才有能力创设武士也必须遵守的规则。
  • 在西欧，三大制度中第一个出现的是法治
    • 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

民主负责制

  • 议会是负责制的中心机构，源自封建社会中的阶层制度
    • 这些制度代表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上层贵族、绅士和部分自治城市的资产阶级。
  • 在三大制度中最晚出现的是民主负责制
    • 1689年的英国和1787年的美国，都不能被视作现代民主国家。

法国大革命

  • 法国大革命，像秦统一中国一样，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 它促使欧洲第一部现代法典在1804年颁布，即《民法典》，又叫《拿破仑法典》。
    • 它建立了现代化的行政国家，以推广执行这部法典。

奠定基础

  • 美国革命使民主和政治平等的原则成为制度；法国大革命，像秦统一中国一样，为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 它们还援用两个不同的姐妹版本，即普通法和民法，加强和扩充了法治。
第一部分 国家

政治发展的定义与构成

  • 政治发展是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演变
    • 总理、总统和立法者可以换来换去，法律可以修改，但给政治秩序下定义的是社会组织起来所依据的根本规则。
  • 构成政治秩序的有三种基本类型的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
    • 国家是中央集权且等级分明的组织，在界定领土上享有合法的武力垄断。
    • 法治是一套行为准则，反映社会中的普遍共识，对每个人都具有约束力，包括最强大的政治参与者，如国王、总统和总理。
    • 负责制是指政府关心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自身利益。

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动力

  • 政治发展从家族制过渡到现代国家
    • 在家族制中，统治者用物质上的好处收买政治上的忠诚，获得亲友网络的支持。
    • 在现代国家中，政府官员应是公仆和大众利益的托管人，在法律上不可利用职责来谋取私利。
  • 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好几种动力，其中军事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重要
    • 军事竞争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要比经济利益发挥更大的激励作用。
    • 经济增长催生新的社会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参与政治。

政治衰败的原因与表现

  • 政治制度通过变得更复杂、更自主、更连贯和适应性更强，从而获得发展，但也会衰败
    • 制度是创造出来满足社会某种需求的，比如发动战争、处理经济矛盾和调节社会行为。它作为重复行为的模式，本身又会变得僵化，一旦当初促使它问世的情形发生变化，却无法作出相应的调整。
  • 政治衰败有第二个来源：人类的天生社交性植根于亲戚选择和互惠利他，现代政治秩序旨在促进非人格化的规则，但大多数社会精英往往依赖亲友网络
    • 假如他们成功了，国家可说遭到精英的“攫取”，从而降低了合法性，不再为整体人民负责。长期的和平与繁荣，经常为精英的攫取提供有利条件，如果随之遇上经济衰退或外来政治冲击，就会引起政治危机。

政治发展的未来与挑战

  •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这三个制度，不是西方社会或特定文化群体的文化偏好，而是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
    • 不管是好还是坏，由非人格化的现代国家作为秩序和安全的保证者，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这是别无选择的。
    • 法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没有明确的产权和合同的强制执行，企业就难以超越互信的小圈。
    • 民主参与不只是有用的手段，用以制衡滥权、腐败和专制的政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属于自由的基本方面，它让个体的人生变得不但丰富而且完整。
  • 本书强调有效国家，不应被解释为偏爱福利大国或美国政治话语中的“大政府”
    • 我相信，由于过去几年中作出的不可持续的开支承诺，几乎所有发达民主国家都会面临艰苦的长期挑战。
    •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和出生率下降，这个挑战只会愈发加剧。
    • 比政府规模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质量。大政府与糟糕经济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比较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简陋政府，就可一目了然。
第2章 发展的各个方面

政治发展融入发展大局

  • 政治发展只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现象的一个方面
    • 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有关正义和合法性的思想威力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

经济发展

  • 经济发展可简单定义为人均产值在历史上的持续增长
    • 人均GDP具有简单明了的优势，并且在如何正确测定上已投入相当多的努力。

社会动员

  • 社会动员关注历史上新社会群体的兴起，以及各群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变化
    • 社会动员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意识到自己成员拥有共同的利益或认同，从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动。
    • 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在不断创造新的社会群体，如工人、学生、职业人和经理人等。
    • 这些新颖的社会关系促成像民族主义那样的新认同，或普世宗教的新归属。

思想演变

  • 关于合法性的思想演变代表广泛共识，认定某些社会安排是公正的
    • 世易时移，关于合法性的思想也会有所演变。
    • 这种演变有时是经济或社会变化的副产品，但在很多历史节骨眼上，又变成推进发展其他方面的独立动力。

1800年后世界的改变

  • 工业革命腾飞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
    • 工业革命之前还有始于16世纪的商业革命，其时的贸易总额，无论在欧洲内部还是跨大西洋的，都有大大扩充。
    • 工业革命所依靠的是，科学方法的系统性应用及其与制度化的大学和科研组织相结合，最终转化为技术创新。
  • 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变成后续思想家的中心议题
    •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章的标题即为“劳动分工只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谈到，以前引以为傲的工匠现在却沦为大工业机器的齿轮。
  • 通过创建要求参政的新群体，社会动员在促成政治变化
    • 19世纪末，在整个工业化的欧美，工人开始加入工会，争取加薪，要求更好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 他们追求宣传、组织和投票的权利，开始支持新政党，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旗帜下获得选举胜利。
  • 通讯和交通技术的传播促使当时发生另一重大变化：全球化的早期形式
    • 首先创造世界体系的是蒙古人，他们把贸易和疾病从中国带到欧洲和中东；然后是阿拉伯人，将自己的网络延伸至欧洲和东南亚；再接下来是欧洲人，开发与美洲、南亚和东亚的贸易。
    • 商品的情形如此，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也遇上同样的情境：如果某种东西在世界某地有效，就会在另一地区得到迅速的复制。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 亨廷顿激烈抗辩，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 他认为，经济发展孕育社会动员，当社会动员的速度超过现有制度应付参政需求的能力时，政治秩序就会崩溃。
  • 亨廷顿理论在很多方面都必须做出修改
    • 冲突与贫困有很明显的正比关系；冲突常常是贫困的原因，又是贫困的结果。
    • 软弱的政府和糟糕的制度是冲突和贫穷的根本原因。
  • 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不稳定和暴力升级
    • 有些社会实际上能发展政治制度，以容纳更多的参政需求。
    •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故事就发生在威权政府监督下完成的。
    • 中国大陆即使没有开放正式的政治参与，仍能保持高度的政治稳定，主要通过向公民提供稳定、增长和就业。
第3章 官僚体系

国家的研究就是对官僚体系的研究

  • 国家必须能够施政，才能受到约束
    • 能够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国家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 事实上，许多国家贫穷，部分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
  • 印度的问题不是缺乏法治，也不是民主不够，而是官僚体系的失败
    • 印度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是明星演员，取得每年高达7%至10%的增长速度。
    • 但在亿万富翁和高级技术产业的旁边，现代印度的特色仍是令人震惊的贫困和不平等。
    • 除了其他事项，这种不平等在印度最贫穷的邦中孕育毛派叛乱。
    • 随着印度走上工业化，需要文化水平较高的员工，公民教育程度的严重欠缺最终将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
    • 印度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做得比不上邻近的中国，更别说已闯入第一世界的日本和韩国。

政府为何必要

  • 某些服务和功能只有政府才能提供，即公共物品
    • 严格地说，公共物品既不会被私人挪用，也不会被耗尽。
    • 没有私营部门愿意制造公共物品，因为无法阻止他人的使用和获益，也就无法得到任何收入。
  • 政府在监管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上一直在发挥作用
    • 它指的是强加于第三方的得益或伤害。
    • 在其他情况下，经济交易可能涉及信息不对称。
  • 政府或多或少还以多种形式参与社会规范
    • 政府希望本国公民正直、守法、受到良好教育和爱国。
    • 大多数政府，甚至那些全心致力于自由市场的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最终还会采取自认是鼓励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措施。
  • 政府可在控制精英、从事再分配上发挥作用
    • 再分配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本功能。
    • 国家从事再分配的最基本形式是法律的公平应用。
    • 不过现代政府实行再分配，更直白的是使用经济手段，最常见的是强制性保险。

测量政府的质量

  • 测量国家力量或国家质量更为复杂
    • 马克斯·韦伯以一整套程序来界定现代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位严格按照功能组织起来，官员的遴选以择优和技术能力为基础，而不是庇护主义。
    • 单单通过程序来测评政府能力，很难捕捉到它真实的质量。
  • 衡量政府质量的另一方法是，不看它是什么而要看它做了什么
    • 政府的目标毕竟不是按程序办事，而是要提供基本服务，包括教育、国防、公共安全和法律保护。
    • 产品的测评，如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的文化水平，要比教师人数、招聘统计和培训数据更有价值。
  • 在测量国家功能时，除了程序和产品，还要考虑政府质量的最终方面：政府享有的自主程度
    • 政府都要为政治主人服务，无论是民主的公众还是威权的统治者，但它在执行任务时所获得的自主性有多有少。
    • 自主性的最基本形式体现在，有权实施对自己官员的控制，录用标准基于专业而不是政治。
    • 自主性在执行任务中也非常重要，因为复杂或矛盾的命令很少能产生良好效果。
    • 另一方面，自主性太多也会导致灾难，或是腐败，或是官僚机构自订议程，不受政治控制。
第4章 普鲁士建立国家

普鲁士和德国的官僚体系成为现代官僚的典范

  • 德国官僚体系在19世纪蜕变成纪律严明和技术熟练的自主组织
    • 德国只有民主政体的雏形，皇帝掌控军队，并享有任命总理的专权。
    • 对行政权力的主要制约是皇帝统治必须借助的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外加发达的法律体系。
  • 法治国证明是经济发展的很好平台，对私有产权和合同执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 德皇虽说是“专制”统治者，但不能随意没收公民财产或亲自过问公民诉讼。

战争和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的源泉

  • 战争奖励高效且唯才是任的政府，而普通的经济活动于事无补
    • 普鲁士参与的瑞(典)波(兰)战争，以1660年的《奥利瓦和约》(Peace of Oliva)宣告结束。但大选帝侯不愿遣散自己的士兵，从此便有了常备军。
    • 普鲁士从家族制到现代官僚体系的转变是分阶段完成的，始于1640年，止于19世纪早期的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

法治国的意义

  • 法治国从未达到宪法对行政的约束程度，但作为保障现代产权的手段还是足够好的
    • 1807年的《十月法令》，继法国大革命的先例，废除贵族的法律特权。官僚职位向平民全面开放，“唯才是举”(carrière ouverte aux talents)的法国原则被奉为圭臬。
    • 1817年的就业法规，将中学古典教育和大学法律教育，定为聘任较高层官员的先决条件。

官僚自主性为何幸存至今

  • 官僚体系逃避主人控制的现象，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很清楚
    • 要运行庞大组织，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没有官僚体系是不行的。一旦将权力委托给一级级的行政机构，行政高管就会失去很多控制，往往成为官僚体系的囚犯。
    • 官僚体系越是自主和能干，潜在的失控危险也就越大。
  • 有观察者在1799年宣称，普鲁士国家“与不受限制的君主政体相差很远”，而是一个贵族政体，“赤裸裸地化成官僚体系来实施统治”
    • 这些官员愈来愈把自己当作普鲁士国家的公仆，而不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私仆。国家利益超越其时占据王位的个人的命运。

战争为何不是通向现代官僚的唯一途径

  • 对一部分国家来说，战争仅仅是有利条件之一
    • 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非常脆弱；而普鲁士—德国的官僚体系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耐用和韧性。
    • 18世纪普鲁士创立的官僚传统，活过了耶拿和拿破仑的战役，过渡到德意志帝国、魏玛民主政体与纳粹政权，然后又通过战后的联邦共和国重返民主。
第5章 腐败

腐败的定义及其对政治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 腐败是政府特征，主要涉及挪用公共资源、谋取私人利益
    • 腐败的定义意味着，腐败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只出现于现代，或至少是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因为它以公与私的区别为前提。
  • 腐败扭曲经济奖励，使资源不流向最有效的用户，反而流向有权索取贿赂的官员
    • 腐败是一种昂贵的累退税。许多国家收入微薄的小官小吏都有点小贪小污，但被挪用资金的绝大部分，都流到了有权从人口中榨取财富的精英之手。
  • 腐败大大有害于政治秩序，降低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破坏国家顺利运转所必需的相互信任
    • 一旦有了官员和政客皆腐败这一印象，就会大大降低政府在普通人眼里的合法性。
    • 对腐败的指控，常常不是为了改善政府，而是充任政治武器。

腐败与租金、庇护政治的关系

  • 创造和提取租金是腐败的一种形式，政府可通过税收或监管来轻易创造租金
    • 租金在技术上的定义是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差价。
    • 政府创造租金的能力鼓励许多雄心勃勃的人士从政致富，而不是自行创业或参与私营部门。
  • 庇护政治或依附主义是腐败的另一种形式，涉及庇护人和依附者之间较大规模的好处交换
    • 庇护关系是指两个不同地位和权力的人交换好处，通常涉及庇护人提供好处给依附者，以换取后者的忠诚和政治支持。
    • 依附主义主要存在于需动员大量选民的民主国家。

庇护政治与依附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 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基本形式之一，是普遍存在的
    • 人类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它的社会组织植根于生物学。
    • 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有时被视作政治行为的高度变异形式，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社会的特征易于产生它们。
  • 依附主义是民主负责制的早期形式，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腐败
    • 它基于互惠关系，在政客和投票给他的选民之间，建立适当的民主负责制。
    • 依附主义被设计成在选举时推动广泛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认为的可取之处。

腐败的治理与预防

  • 国际发展组织大力提倡，把反腐败当作打造国家和加强制度的努力之一
    •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组织大力提倡，把反腐败当作打造国家和加强制度的努力之一。
    • 政府效率与腐败控制有很大关联。
  • 腐败的治理需要从法律、监管、教育等多方面入手
    • 明白无误的法治到头来反而更为有效。
    • 人们必须审视租金的宗旨，判断它是在制造政府官员挪用的纯私人产品，还是在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目标。
第6章 民主发源地

希腊和意大利卷入欧洲金融危机的中心

  • 希腊和意大利的公共债务积累诱发欧洲银行业危机
    •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允许公共财政拮据的国家大举国债。
    • 希腊和意大利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0年高达140%和119%。
  • 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差异导致欧元危机
    • 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更大的公共部门，成功渡过2008—2009年的华尔街危机。
    • 爱尔兰和西班牙的财政在危机之前还比较负责，它们的问题始于住房泡沫破灭。
    • 过度支出导致不可持续的高额欠债，主要发生在希腊和意大利。

低信任社会

  • 意大利南部和希腊的传统生活都缺乏社会信任
    • 班菲尔德提出“无道德家庭主义”的概念，只在直近亲属之间进行合作。
    • 莱格写道：家庭成员必须联合起来，以应付外人威胁。
  • 社会不信任与依附主义和低效官僚的现象有关
    • 强而有效的政府创造社会信任，又因信任的存在而好办事。
    • 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信任和强有力的政府都没有。

希腊的早期民主

  • 希腊的民主建立于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前
    • 希腊在1821年宣布独立，发动反对土耳其统治的起义。
    • 希腊正式独立于1830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仍由外国人操纵。
  • 19世纪的希腊政治并不围绕广大社会阶级及其各自利益组织起来，而是基于地区和氏族
    • 人们撤回家中以求安全，政治只涉及基于亲戚关系的荫庇网络。
    • 19世纪的希腊政府开始将政治支持者塞入公共部门。

对国家的攫取

  • 面对大量选民的希腊政党，已演变成更为复杂、组织良好和动员选民的组织
    • 这个体系已支配了希腊政府，情形正如乔治·马夫罗戈尔达托(George Mavrogordatos)通过教育和银行的案例所展示的。
    • 两个主要政党，都积极参与在公共部门安插自己的追随者。
  • 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大大加深了希腊的预算赤字和债务危机
    • 欧元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希腊的公共部门，发现希腊在2009年有70多万公职人员，是1970年的5倍。
    • 自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被解雇的公共部门员工人数等同于私营部门的失业人数，但公共部门的工资加奖金达到私营部门的一倍半。

低质量政府

  • 希腊的国家非常庞大，除了个别例外情形，质量却很差
    • 自欧元危机发生以来，它的问题已在欧洲成为传奇：记录系统的缺陷引起土地证的频频失踪、法院案件积压如山、在医院和其他政府设施要等候很长时间。
    • 希腊依附主义的起源并不难找，这是选举式民主政体太早来临的结果，让现代国家没有巩固的机会。
  • 资本主义在希腊姗姗来迟
    • 美国早早进入工业化，私营部门和创业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主要职业。
    • 由于缺乏创业机会，希腊人争取在公共部门找到工作，设法拉票的政客也乐意效劳。
  • 信任，或被称作社会资本
    • 我在本章开头指出，希腊与意大利南部共享同一声誉，即它们都是信任非常低的社会。
    • 希腊不信任的根源在于政治，特别是缺乏强大公正的国家。
第7章 意大利和低信任的平衡

意大利南部的地方治理问题

  • 意大利南部地方治理的持续失败的一大表现是垃圾收集
    • 在1976年，未收走的垃圾在巴勒莫街道一堆就是好几个月。
    •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那不勒斯遇上类似危机，甚至惊动了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内阁。
  • 道路建设好不了多少，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 意大利从2000年到2011年斥资一百亿美元，包括五亿美元的欧盟津贴，以建造从萨莱诺到雷焦卡拉布里亚的A3高速公路，由于严重的贪污和腐败，工程一直无法完工。

意大利政府服务质量的南北差异

  • 罗伯特·帕特南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意大利地方政府的质量存在巨大差异
    • 他将之归因于公民参与的参差不一，即所谓的社会资本，而不是经济或政治的结构原因。
    • 政府表现不佳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当地依附主义的悠久历史。
  • 政府服务质量确有南北之分：艾米利亚—罗马涅、伦巴第和翁布里亚的得分，持续高于西西里、巴西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
    • 他的结果与意大利人对政府是否满意的各项调查不约而同。

依附主义在意大利南部的起源

  • 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强大中央集权政府，这种垂直权力削弱了公民形成横向的信任或合作的能力
    • 在中世纪的此刻，没有欧洲政府能以中国或俄国的方式建起真正的中央专制国家，以穿透并控制整个社会。
    • 腓特烈二世之后的数世纪内，意大利南部的现实恰恰相反：中央权威持续软弱，无法防止贵族对农民的剥削。
  • 意大利南部持久的依附主义是现代现象；近代历史的因素，要比古老诺曼王国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做法更为重要
    • 1861年在北部皮埃蒙特王朝支持下创建的统一的意大利；其时，南部的波旁王朝已被朱塞佩·加里波第推翻。
    • 北部来客第一次面对南部的社会现实，感到非常震惊。

弱国家与黑手党的兴起

  • 黑手党只是民营企业家，功能是保护个人产权，因为所在社会没有国家的保护
    • 如果一方在私人交易中受骗上当，在秩序良好的法治社会，通常会上法院去告他的交易伙伴。
    • 但在国家腐败、不可靠和干脆缺席的社会，必须去找私人保镖，雇用他去威胁对方，如不付钱就要打断对方的腿。
  • 国家力量和犯罪组织之间的反比关系，在意大利的法西斯阶段得到很好说明
    • 法西斯主义通常被理解为威权政府的一种，比19世纪欧洲传统的专制政府更为强大，它囊括大众政党、指导思想、对国家的彻底垄断、魅力型领袖、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于一身。
    •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但他的版本从未达到像希特勒政权那样的中央集权，更别说斯大林的苏联。

依附主义来了

  • 基督教民主党变成以群众为基础的现代依附式政党
    • 它借用现代的组织方式，建立总部设在罗马的等级制政党，以政党老板的网络在依附主义基础上招募选民。
    • 在阿明托雷·范范尼的领导下，基督教民主党变成以群众为基础的现代依附式政党。
  • 依附主义在南部因政府的经济政策而获得加强
    • 现代意大利仿照法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罗马可在全国范围重新分配资源。
    • 1950年，新共和国的政府设立发展部门南方基金会，旨在促进南部的经济增长。

“贿赂之都”与冷战结束

  • 1989年冷战的结束，使这一切突然发生变化
    • 随着苏联的崩溃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合法化思想的衰落，意大利共产党与莫斯科失去联系，于1991年宣布解散，为左翼民主党所取代。
    • 国内共产党威胁的结束，反过来又削弱了基督教民主党继续掌权的理由。
  • “贿赂之都”丑闻和其他调查结果，终于迫使总理安德烈奥蒂和基督教民主党下台
    • 这证明在攫取战利品时，社会党像基督教民主党一样贪婪。
    • 同时，黑手党的影响也从西西里扩散到整个意大利。

现代化的失败

  • 贝卢斯科尼在公众眼中是现代开放的政客，走里根—撒切尔的路线，希望降低税收，改革和精简国家机构，使之运行得像他的企业那样有效
    • 不幸的是，贝卢斯科尼自己就是旧体制的产物，他的依附式思维已经定型，只是为其添加上了新的媒体技术。
    • 如果说现代国家的精髓是公私利益的严格分开，贝卢斯科尼却在奔赴截然相反的方向。
  • 改革联盟未能在意大利出现，部分原因在于北方联盟及其领导人翁贝托·博西
    • 它的社会基础在充满现代气息的意大利北部，主要是小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受够了腐败和意大利国家的低效。
    • 不幸的是，博西发展党务的中心议题不是国家改革，而是民粹主义，如反对移民。

信任的重要性

  • 信任只有成为守信行为的普遍条件才有其意义
    • 如果我生活在充满小偷和骗子的场所，轻易信赖他人就会让我陷入麻烦。
    • 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会遵循像诚实、可靠和开放那样的社会美德，那么信任就会作为副产品存在于这个社会，这样的信任才会大有价值。
  • 生活在高信任社会中有很多好处
    • 合作在低信任社会中也是可能的，但要通过正式机制。
    • 如果我住在一个犯罪率很高的社区，我可能要随身携带武器，或在晚上闭门不出，或换上昂贵的门锁和警铃，以辅助我聘来的私人保镖。
  • 政府质量完全依赖于信任或社会资本
    • 如果政府不履行关键功能——譬如，它不能保护我的产权，或不能保护我免受罪犯攻击或有毒废物污染——我就会考虑以自己双手做自我保护。
    • 由于黑手党本身也不值得信赖，对政府的不信任，遂演变成对每个人的不信任。
第8章 庇护政治和改革

英国和美国庇护式官僚体系的改革

  • 英国通过改革公共部门，为更现代的官僚体系打下基础
    • 受贵族支配的庇护式文官体系在短短十五年中获得改革，取而代之的是高学历的职业文官。
  •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介入官僚体系的工作分配已久，顽强抵抗以择优录用取代政治任命的努力
    • 经过两代人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终于在20世纪初完成了整个体制的修复。

英国为何从未发展出依附式政党

  • 英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仍是限制性的寡头政体，成功改革了官僚体系
    • 在大众政党利用公职来拉选票之前，英国就成功改革了官僚体系。
  • 英国因岛国位置而享有相当保障，从未面临内陆国普鲁士遇上的生存威胁
    • 它的海军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无数战争中变得专业化，但文官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庇护式的。

印度参事会改革

  • 印度参事会的工作多种多样，要求甚高，需要广泛的管理技能
    • 公司董事会认识到，有必要提高官员质量，因此建立赫尔利伯略学院，让年轻新生学习语言、数学、文学、法律和历史。
  •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最初拒绝公开招聘，因为这不符合自身利益
    • 他们实际上是寻租联盟，把任命权留给自己，以谋取私利。

《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提出和影响

  • 《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呼吁停止任人唯亲，把考试当作取得公职的前提
    • 它还提议将日常文书工作和高级管理功能分开，为后者的候选人设置高学历要求。
  • 《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的全部建议要到1870年才获得议会批准
    • 新法将官员划成两层，其中的管理阶层要求人文教育的资质标准，较低的行政阶层只要求包括英语和现代学科的“英国教育”。

英国公共部门改革的推动力

  • 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加速，给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变化
    • 大地主挥舞势力和权威的农业社会，迅速被都市社会所取代，引领潮头的是工业家和企业家。
  • 中产阶级激进派的重要性大为增加，他们越来越觉得政府有违正当的地方，主要都是庇护政治造成的
    • 中产阶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认定土地贵族出于自身利益在实施庇护政治。

英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历程

  • 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发生于扩大选举权之前
    • 19世纪通过的三大改革法案，让英国从寡头政体演变成真正的民主政体。
  • 1854年出版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没有获得即刻通过
    • 更改文职官僚的录用条件，威胁到现任公职人员及其上层阶级的利益。
    • 1855年，枢密院颁布法令成立文官事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允许少数职位的公开竞争。
    • 这项报告的全部建议要到1870年才获得议会批准。

美国与英国公共部门改革的对比

  • 美国宪政制衡制度使公共政策的变化既困难又耗时
    • 美国没有单一凝聚的精英，建国的民主基础令现有精英会不断遭遇新社会参与者的挑战。
  • 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不是特定文化现象，不代表在现代社会幸存下来的前现代做法
    • 它们都是早期民主国家进行政治动员的自然产物。
第9章 美国开创依附主义

美国政治的独特性

  • 美国政治制度更接近邻近的欧洲大陆，而不是英国
    •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章，即“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确定美国政治的“都铎王朝”特性。
    • 美国的政治现代化势头极弱又不彻底。在制度方面，美国政体虽不是落后的，但也绝非彻底的现代化。
  • 美国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居民在生活中的地位全凭自己的劳动和才华
    • 哈茨指出，美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缺乏传承下来的欧洲封建阶级。
    • 只有些微传承下来的不平等，无需强大国家来做财富再分配；却有对洛克自由主义的普遍信念，即人人都可自由帮助自己。
  • 美国诞生于一场革命，反抗以英国君主为代表的集权政府
    • 美国从都铎王朝那里继承了普通法的传统，在光荣革命之后又继承了无代表不纳税的负责制政府，所没有继承的就是强大的中央国家。
    • 反对英国的独立斗争，既加深了美国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又确保新宪法将多种权力相互制衡奉为圭臬。

乔治·华盛顿的朋友

  • 早期美国还是有基于教育和职业的阶级差别
    • 比如纽约和波士顿的商人—银行家精英，以及弗吉尼亚的庄园主贵族。
    • 宪法1789年获得批准，之后的上层美国公共部门被描述为“绅士政府”。
  • 美国建国时政治领袖的素质、《联邦论》的探讨深度、以长远眼光来思考制度的能力，令今天很多人感慨不已
    • 这个强大领导班子之所以会出现，至少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当时还不是完全的民主政体，而是高度精英化的社会，很多政府成员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
    • 像英国精英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互相熟悉，或上同一学校，或一起参与革命或宪法的起草。

政治动员与政党的兴起

  • 美国是选举式民主的先驱，政党是选举式民主的产物
    • 除非你把罗马政客调来恐吓对手的依附人群也计算在内，否则在选举式民主到来之前，政党根本就不存在。
    • 政党的出现，只是对选举权迅速扩展的民主政治体系的要求的回应，没有预先的计划。
  • 政党在美国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提供集体行动的机会，让不同社会利益的人团结在共同纲领的周围
    • 它向志同道合的人提供集体行动的机会。
    • 让不同社会利益的人团结在共同纲领的周围。
    • 阐明共同关心的立场和政策，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 创造个别政客的斗争所无法取得的稳定期待。
    • 它们是普通公民动员起来、参与民主政治竞争的主要机制。

杰克逊革命

  • 安德鲁·杰克逊来自当时仍属边疆的田纳西州，在1812年战争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击败英军而一举成名
    • 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是在1824年，无论是全民投票，还是选举人团投票，都赢得最多选票，但还是被拒绝总统一职。
    • 由于其他两名竞选人的交易，即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和亨利·克莱(Henry Clay)，最终选择权落到众议院的手上。
  • 杰克逊的总统任期奠定了沃尔特·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谓的杰克逊民粹传统的基础
    • 这一传统的根源是所谓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在18世纪中间几十年，大批移民从北爱尔兰、苏格兰低地、英国北部与苏格兰的接壤地带来到北美。
    • 驱使数十万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的正是他们的极度贫困。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 杰克逊革命后出现的政治体制，成了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所谓的“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 新兴政党对政府运作实施高度控制，以取代国家功能。
    • 法院不让自己局限于司法功能，反而愈益为不同政府部门界定职责，监管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涉及实质性的决策。
  • 由于没有改革压力，政党经营的依附主义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南北战争之前达到某种程度的高峰
    • 1849年，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在当选总统后第一年，撤换了30%联邦官员。
    • 民主党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1857年撤换同样数量的官员，尽管前任也是民主党人，即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总统。
    • 林肯在1860年当选后，面对大量庇护式要求而不堪重负；四年后连任，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公职人员，因为“又要重复我当选第一年做的，光是想想就让我痛不欲生”。

老板和城市政治

  • 美国依附主义在市政一级发展得最齐全，也存活得最长
    • 政治机器遍及几乎所有东部、中西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成为动员非精英选民的机制。
    • 它们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城市显得特别重要，19世纪末，大批东欧和南欧移民涌入这些地区，他们从未参与过投票。
  • 市政一级的政治机器是美拉尼西亚头人和一语部落体制(见本书第1卷)的现代化翻版，只不过组织得更为严密
    • 民选领袖向支持者分发好处，以发展政治支持的基础。
    • 在19世纪的美国，即使像莱克星顿那样的小城，所需要的组织规模也很大。
    • 成功的老板试图与尽可能多的支持者保持个人关系，但需要中介来管理拉票、资源分配和选民监督，如选区区长和选区助理(ward heeler)。
第10章 分赃体系的终结

美国为何在19世纪末需要现代国家

  • 19世纪最后二十年，美国经济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要求政治方面的变化，特别与国家有关的制度
    •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命，铁路和电报已统一美国整个大陆，大大扩展了市场规模。
    • 越来越多美国人离开自己的农场和乡村，移入城市，定居于新开发的西部地区。
    • 经济增长越来越涉及科学技术在工业过程中的制度性应用。
    • 劳动分工不断扩大，在发展的社会方面促成巨大变化。工会、专业协会和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出现。
  • 美国比英国更民主，更猜忌国家权力，也反映英国威斯敏斯特体制比美国的制衡制度更能采取果断行动
    • 美国至今还没能成功建成像其他发达民主国家那样的高效国家，特别是有专制传统的，如德国和瑞典。

自由至上主义的天堂

  • 19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是金本位制，没有可自由裁量印多少钞票的美联储；军队也小，只负责边境安全，没有纠缠不清的对外承诺
    • 总统是软弱的，真正权力在国会和法院之手。
    • 没有正式的任期限制，但两党的激烈竞争导致频繁倒手的国会，令大多数议员停留在业余水平。
    • 私人利益充满活力，不断扩充，通过贿赂和依附主义，成功攫取国会的不少权力。

官僚体系的诞生

  • 1883年《彭德尔顿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现代官僚体系的建立
    • 《彭德尔顿法》的思想渊源在欧洲，特别是十年前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
    • 《彭德尔顿法》恢复文官顾问委员会，建立(任人唯才的)行政分类体系，招聘不再是政党和国会的特权。
    • 《彭德尔顿法》废除了强制捐献，联邦官员再不用将工资一部分上缴给任命自己的政党。
  • 美国改革的落实到位非常缓慢，国会继续紧抓它的庇护式权力
    • 在1882年，文官中仅有11%是分类的，这个数字到1900年增长到46%。
    • 国会继续紧抓它的庇护式权力，只有当即将离任的政党借此来保护政治任命时，才同意扩充职位分类。
    • 未分类工作仍是庇护政治的领域。在海斯、加菲尔德、亚瑟和克利夫兰四届政府的换班易手中，少则68%、多则87%的第四级邮政局长在全国范围换人。

经济增长和政治变化

  • 工业化造就的新参与者在旧式依附体制中无由插足，组织起来成立利益集团，能在旧政党体系中向现状提出挑战
    • 企业界期待高效政府，低质量的政府服务让他们的利益蒙受伤害。
    • 中产阶级职业人看重自身的地位和能耐，对掌控市政的老板的粗野和文化低下颇有反感。
    • 城市社会改革者揭露城市穷人的险恶处境，抨击坦慕尼政治机器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不善。
  • 观念蜕变，向旧体制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既谴责它的腐败，又提供接近当时欧洲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愿景
    • 知识分子能在解释世界上发挥关键作用，向公众阐释自身利益的性质，还可展望替代性公共政策可能创造的不同世界。
    • 改革者的自身利益是他们采取行动的基础，但这场斗争还有伦理上的意义。对庇护政治和政党老板制度的攻击染上强烈的道德色彩。

领导能力

  • 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之后让美国的行政领导获得新的定义
    • 罗斯福充满活力，信奉汉密尔顿的观点，认定行政部门必须发挥自主的权威，尽量拓展有关总统宪法特权的现有观念。
    • 他与文官顾问委员会紧密合作，加强它对联邦机构的监管，并切断政党和属下官员的关系。
  • 庇护政治在联邦一级的终止，到20世纪中叶方才大功告成
    • 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新政让联邦政府的功能范围极大扩充，但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仍须借助庇护式任命，以确保政府要职掌握在忠诚人士之手。
    • 在联邦官僚机构中，职位分类的百分比在20世纪20年代末一度升至80%，到30年代中期又落至大约60%。

美国公共部门改革的教训

  • 改革是深刻的政治过程，而不是技术上的
    • 现存庇护体制之外的新商业利益、在政界找不到关系的中产阶级职业人、照看弱势人群的公民社会团体，这一切都是政治联盟的候选人。
    • 组建改革联盟的问题是，现存的依附式政客也在尝试将这些团体招进自己的队伍。
  • 赞成改革的政治联盟必须基于在现存体系中没有严重利害关系的群体
    • 如果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找到庇护式工作，即使你认为不好，也会倾向于照葫芦画瓢；如果这样做的仅有很少人，它看起来就更像是越轨。
    • 在公共场合讨论公共部门就业的道德基础，变成帮助塑造这些选择的关键。
  • 政府改革反映相关群体的物质利益，但在塑造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利益上，思想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 中产阶级的选民可以因势乘便，收下送上门的政府职位；也可以在说服下转而相信，以非人格化方式录用最好人选，才更符合自己家庭的长远利益。
    • 实际选择通常取决于，这些思想在公开场合获得怎样的阐述。
  • 改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 《彭德尔顿法》于1883年通过，但要到20世纪20年代，绝大多数官员才纳入基于择优的分类体系。
    • 由于改革需要对抗强大的既得利益，不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也是意料之中的。
第11章 铁路、森林和美国的国家建设

美国国家建设的迟缓和困难

  • 美国政治文化抵制政府权力，政治制度为重大政治改革设障
    • 美国人仍生活在这个传统中，对政府的不信任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 反对政府改革的强大制度障碍依然存在，政府提供的服务常常劣于其他发达国家。
  • 创建现代国家需要组织能力的创建
    • 像私营部门的公司一样，政府也是一个组织(或多个组织的集合)，也会遇上管理不善的问题。
    • 国家建设不只是从庇护式的家族制公共部门转为非人格化的官僚体系，还取决于组织能力的创建。

铁路的监管历程

  • 铁路是美国19世纪中叶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但自由市场的竞争导致利益冲突
    • 铁路的影响“经常决定特定地区的生死存亡，铁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是定居与否的决定因素……”。
    • 竞争最激烈的是铁路大干线，这些公司往往超额建造铁路里程，引发毁灭性的运费战争。
  •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创建经过暴露了美国国家建设的迟到
    • 美国足足花了四十余年——从19世纪80年代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定出一条“现代”监管规则，同样的规则在欧洲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到位。
    • 在全国范围监管铁路的经济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美国政治的文化和机构合谋起来，将掌握足够权力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成立，推迟了将近两代人的时间。

吉福德·平肖和美国林务局

  • 吉福德·平肖将美国林务局打造成自主官僚机构
    • 平肖在政府中的许多最亲密同事，本来就是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
    • 他为全国林务员创建了一个培训和交流的中央体系，以专家、无党派和职业的森林管理为原则，保护多方用户的利益。
  • 林务局的管理成就归功于吉福德·平肖的领导
    • 林务局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最成功的官僚机构之一，它的品质和团队精神已成为传奇。
    • 平肖战胜坎农是官僚机构取得自主性的非凡案例，因为美国不比德国和法国，从不以强大的官僚体系出名。

美国国家建设的特点与挑战

  • 美国的国家建设晚于其他工业国家，如德国和英国
    • 美国没有美国式的制衡体系或反中央集权的政治文化的制约。
  • 美国公共部门改革并未终止狭隘的私人利益对公共部门的政治攫取
    • 美国政客不再像19世纪80年代那样，向个别选民分配公共部门的工作或圣诞节火鸡，改以补贴、税收减免和其他福利立法的方式，向大批政治依附者施以恩惠。
    • 到20世纪80年代，它已变成被各路选区攫取的功能日益失调的机构。
第12章 民族建设

民族建设的重要性

  • 民族建设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直达国家的核心内涵
    • 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的组织者，有时会呼吁自己的公民，甘冒生命危险来保家卫国。
    • 公民如果觉得国家并不值得自己最终为它牺牲，就不愿响应。
  • 民族认同对国家力量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的强制权力
    • 很多所谓的腐败不是由于贪婪，而是一种副产品，因为立法者或政府官员觉得，他们对家庭、部落、地区或种族群体比对整个民族共同体负有更多义务，所以就公钱私挪。
    • 根据国家是否兑现社会契约中的承诺，公民也能理性地算出自己忠诚的程度。

民族认同与现代化

  • 民族主义是一种具体形式的认同政治，基于如此的观念：国家的政治边界应该对应于主要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为定义的文化边界
    • 认同的关键在于这样一个概念：一个人的内在真实的自我跟周边社会认可的社会规范或惯例是会相脱节的。
    • 要向经济学家说声对不起，因为单有物质资源，人类不会感到满足，他们还希图真实的自我获得他人的承认——获得尊严和平等。
  • 民族主义的两大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欧内斯特·格尔纳，将民族主义的出现与现代化联系起来
    • 安德森认为，借助印刷术的发明和图书流通的增长，商业资本主义涌现于16世纪欧洲，这一切随之开始发生变化。
    • 格尔纳认为，民族主义出现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之时，他将之定在19世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

通向民族认同的四条途径

  • 确定政治边界，以迁就人口
    • 世界上的王朝政治体，如罗马、孔雀王朝、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在创建时是不考虑文化认同的。
    • 民族主义的原则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变得广为接受，导致其时的大政治体分裂成多个在语言族群上同质的小政治体。
  • 流放或肃清种族群体，以迁就现有边界
    • 当多种族帝国解体成为按民族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国家时，少数民族会被困在其中。
    • 结果是人口的大批迁徙，少数民族被迫搬离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或与邻国的少数民族互换。
  • 促使亚群人口融入主流文化
    • 从属人口可以采纳主流群体的语言和习俗，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广泛联姻，以致不再成为独特的少数民族。
    • 同化能够自愿发生，因为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文化有利于自身的利益。
  • 以社会中人文和自然的禀赋为前提，修改民族认同的概念，以迁就政治的可行性
    • 所有的国家建设工程，为了取得理念与现实的对称，最终都会碰上实际难题。
    • 更改民族认同的定义以适应现实情况，是民族统一中最少强制性最有希望的途径。

历史失忆症

  • 建设认同的工程富有争议，因为组成世界的从来都不是随时准备成为政治体的紧密同质的“民族”
    • 作为征服、迁徙和贸易的结果，所有社会都是各种认同的复杂混合物，包括部落、种族、阶级、宗教和区域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有关民族的观念必然意味着，对民族界限之外的人或加以改造，或加以排除。
  • 现代成果，包括高水平经济发展和自由民主制，都有赖于历史早期的暴力和胁迫
    • 德国和希腊可能对近代历史的暴力仍有生动回忆，但英国人和美国人也不应忘记，他们当代的民族认同也是过去血腥斗争的受益者。
第13章 好政府，坏政府

家族制国家的特点及其向现代政府的转变

  • 家族制国家是政府官员不是统治者的亲友，就是控制社会的精英的亲友
    • 这些国家仅向统治者偏爱的个人提供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很少以普遍适用的规则，在非人格化的基础上对待公民。
  • 现代政府——非人格化和普遍性的国家官僚体系——是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展起来的
    • 在许多情况中又根本无法产生。

通向现代政府的途径

  • 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 古代中国、普鲁士和日本都觉得，它们在从事与邻国的长期斗争，而有效的政府组织是民族生存的关键。
    • 军事竞争所创造的激励，远远超过任何经济激励。
  • 有志于高效廉洁政府的社会群体组成联盟，推行和平的政治改革
    • 形成这样联盟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 经济增长往往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而带动社会动员。

腐败和中产阶级

  • 在英国和美国，经济现代化带动社会动员，反过来又为铲除庇护政治和依附主义创造条件
    • 在这两国，寻求终结庇护体系的是新兴中产阶级。
  • 在希腊和意大利，并没有建立廉洁现代政府的自动机制
    • 其中一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质量。
    • 其次，不能保证中产阶级的成员会支持反依附主义的改革联盟。
    • 第三，可以文化因素来解释结果的差异。

家族制复辟

  • 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家族化的问题从未得到最终解决
    • 依靠亲友是人类社交的预设模式，如果没有严厉的惩罚，始终会以不同的形式卷土重来。
    • 非人格化现代国家迫使我们采取有悖于本性的行为，而它们随时都有遭到侵蚀和扭转的风险。

给战争一个机会？

  • 军事竞争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但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充要条件
    • 我们样本故意偏向于成功的案例；有些评论家指出，世界其他地区的长期军事竞争并没有创造出现代国家。
  • 其他国家虽没有经历军事竞争，却也创建出了非依附式的现代政府
    • 瑞典和丹麦在现代早期打了很多仗，邻国挪威、芬兰和冰岛却没有，今天都有非常相似的廉洁政府。
    • 从19世纪后期起到朝鲜战争结束，韩国一直是外来侵略、占领和暴力的受害者，但它的官僚体系在质量上可与日本媲美。
    • 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也是如此。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拥有非依附式的现代国家，但与军国主义从未沾边。

国家建设的困难和挑战

  • 国家建设首先是一种政治行为，需要赶走受益于现状的政治参与者
    • 现代国家的结构需要遵循某些正式规则(譬如，择优选用官员，而不是靠关系)，实施这些规则，不可避免地一定会伤害受益于现状的政治参与者。
  • 国家建设是件艰苦的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来完成
    • 从《彭德尔顿法》到罗斯福新政，足足花了四十多年，才在联邦政府消除了庇护政治。
第二部分 外来制度

尼日利亚的政治腐败

  • 尼日利亚的依附主义和腐败属于完全不同的等级
    • 罗伯特和妻子的创业意愿本应导致双赢的局面，但最终却变成了两败俱伤。
  • 尼日利亚的政治在尼日利亚是致富的普遍途径
    • 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尼日利亚在一百八十三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四十三。

表现不佳

  • 尼日利亚的人均收入在五十年间，即从1960年到2010年，增长约90%
    • 它的石油热潮始于70年代初，在之后三十年中，其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到2005年才恢复到1974年的水平。
  • 尼日利亚的贫困率急剧上升，发展的其他指标，如儿童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
    • 与印尼减贫的成功形成对比，尼日利亚进入21世纪时，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仍陷于贫困之中。

独裁与民主

  • 尼日利亚一直是选举民主政体，但民主制度的质量不高
    • 让奥马鲁·穆萨·亚拉杜瓦(Umaru Musa Yar'Adua)掌权的2007年大选，特点就是大量的欺诈和暴力。
  • 民主对尼日利亚腐败和政绩的影响如此有限，如此失望
    • 选举非常激烈，往往还有暴力和欺诈，因为这直接影响到能否获得国家资源。

贫穷的制度根源

  • 尼日利亚真实的制度缺陷在于前两个：既缺乏强大有效的现代国家，又缺乏提供产权、公民安全和交易透明度的法治
    • 现代国家在非人格化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公路、港口、学校和公共卫生，但尼日利亚做不到。
    • 它从事的是提取租金，分配给政治精英的成员。这导致对法治的屡屡践踏。
  • 尼日利亚的国家非常软弱，不仅在技术能力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
    • 它缺乏以非人格化和透明方式执行法律的能力，更缺乏合法性。
    • 人们对一个叫做尼日利亚的民族几乎没有忠诚，无法取代他们与自己地方、族群和宗教共同体的关联。
第15章 地理

世界不同地区制度差异的原因

  • 西方为何有巨大的先发优势？
    • 西方不但是首先工业化的，而且在过去两百年中，始终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地区。
  • 制度对财富和增长非常重要，为何不选择最好的，以求一劳永逸呢？
    • 经济成果的差异相当于政治制度的差异，人均计算的最富国家与最强大制度的国家有很大关联。

孟德斯鸠关于制度起源、气候和地理影响的理论

  •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可通过几种途径对制度的性质发生影响
    • 第一条途径是，它得以塑造以后被称作民族性格的东西。
    • 第二条途径是对权力的影响。
  • 孟德斯鸠的观察会得到很多今人的肯定
    • “我去英国和意大利的歌剧院，观赏同样的作品和演员。同样的音乐在这两个国家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一个如此凛然冷淡，另一个如此眉飞色舞。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学家进场，重新审视孟德斯鸠的理论

  • 杰弗里·萨克斯和贾雷德·戴蒙德的研究指出，地理和当代发展水平之间有很强的关联
    • 萨克斯认为，地理在两个重要方面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首先，享有水路等运输手段是国家从贸易中获益的关键。其次，热带居民要比温带居民承受更多疾病。
    • 戴蒙德指出，欧洲之所以能主宰世界，有好几个地理因素。例如，连接欧亚大陆的是一条东西向交通线，而南美洲的南北轴，却要跨越不同的气候地带，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
  • 道格拉斯·诺斯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研究表明，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其本身又是殖民者在新大陆遇上的地理和气候的产物
    • 诺斯将拉丁美洲表现劣于北美，归因于两者在产权和法治上的制度差异。
    • 恩格尔曼和索科洛夫指出，美国独立战争时，由于雇用奴隶的大型种植业相对高效，古巴和巴巴多斯已是富有殖民地。

一元、二元、三元以至多元决定论

  • 经济学家这种广泛的立论，正因为显而易见的决定论，而遇上大量批评
    • 像杰弗里·萨克斯那样的学者似乎在说，无法改变的因素使某些国家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热带的位置，或水路交通的缺乏。
    • 批评者以经济成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例，表明过往不一定能预测未来，因为它们均位于热带，都有榨取性殖民制度的历史。
  • 我们在摈斥气候和地理对制度很重要的论点之前，应该考虑一下表明它们确实重要的宏大史实
    • 地理与气候对早期国家的形成至关紧要。
    • 在专制与民主的存在与否上，自然地理也发挥一定作用，但运作机制不是像经济学家讨论的那样，而是如孟德斯鸠指出的，跟某些地形不适宜军事征服和防御有关。

三个地区：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

  • 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的政治制度发展与地理和气候的关系
    • 拉丁美洲介于中间，充斥世界银行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
    •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贫穷的地区，尽管在21世纪初，那里的部分国家也有出色的表现。
    • 东亚当然是今日的大明星，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已成功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国也在赶超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第16章 白银、黄金和蔗糖

拉丁美洲政治制度起源的复杂性

  • 拉丁美洲的制度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专制和不自由的性质有多种来源
    •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只是想致富，被吸引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
    • 西班牙人先掠夺所征服的帝国以利己，原住民被认为是西班牙皇家的完整臣民，其产权获得的法律保护无异于欧洲人。
    • 在西班牙定居者社区的带头下，事实上的奴隶制成了普遍做法。
  • 拉丁美洲的种族和人种的巨大分隔，使阶级差别变得根深蒂固
    • 由于通婚的普遍程度，从白色到黑色构成了一个浅深不同的连续体，标识着社会阶梯上的每一个层级。

剥削

  • 西班牙人征服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只是想致富，被吸引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
    • 他们建立殖民地只是想致富，所以被吸引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如阿兹特克和印加在墨西哥和秘鲁的所在地。
  • 西班牙人先掠夺所征服的帝国以利己
    • 印加统治者阿塔瓦尔帕被告知，为了赎命，必须装满一房间的金银。他做到了，但还是遭到西班牙人的杀害。
  • 在法律上，原住民被认为是西班牙皇家的完整臣民，其产权获得的法律保护无异于欧洲人
    • 托管权可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制，该制度让西班牙国王向征服者赠予原住民而非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必须工作，以换取家长式保护。

奴隶制—种植园综合体

  • 蔗糖不同于小麦和玉米等粮食作物，不适合家庭种植，因为人们无法以吃蔗糖为生
    • 它是纯粹的出口作物，需要在种植地获得就近加工和大量投资，并从规模经济中受益。
  • 欧洲人15世纪晚期抵达西非时，奴隶制已在那里存在好几个世纪
    • 葡萄牙人发现附近有不少奴隶，便让他们在圣多美的甘蔗种植园工作。
  • 奴隶制和棉花在美国南部的兴起，证明了自然条件对制度的重要性
    • 美国独立战争时，奴隶制存在于整个美国，包括北部殖民地。但那时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即将死亡的制度。
    • 所有这一切因棉花在美国南部的传播而发生巨大变化，19世纪初，轧棉机的发明，以及英国新兴纺织工业对原棉的大量需求，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变化。

本土国家

  • 拉丁美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殖民者建立的，无论是从欧洲进口的，还是因应当地条件自创的
    • 欧洲移民在热带非洲和东南亚大部也受疾病的限制，一如在加勒比海的情形。
    • 在西班牙新大陆帝国的核心区域——墨西哥和秘鲁——限制定居的不是疾病，而应是组织起来的当地人口。
  • 阿兹特克和印加有时被描述为拥有“官僚机构”，但它们的行政发展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西汉中叶
    • 中国行政官员早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商朝(先于周朝)，就以书面形式互相沟通。
    • 阿兹特克人有被称为文字雏形的象形文字，可用于祭祀，但无法用于官僚等级体系中的常规通信。
    • 印加人没有书面语言可言，仅有名叫奇普(quipu)的彩色结绳体系，用来记录统计信息，要与帝国边远地区进行交流，就必须依赖使用克丘亚(Quechua)口语的使者。

弱的专制主义

  • 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试图将自己的制度出口到殖民地，但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或权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殖民地
    • 西班牙国王击败当时的公社叛乱(Comunero revolt)，削弱西班牙议会(Cortes)，实施宫廷的集权，但仍受制于既有的法律制度。
    • 西班牙政府可能希望塑造新大陆制度，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或权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殖民地。
  • 思想在制度演变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更有可能要求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是自己的人权
    • 在殖民统治第一个世纪中，没有西班牙的霍布斯和洛克来告诉定居者：他们拥有自然和普遍的人权。
    • 与北美的英国殖民者相比，拉丁美洲的克里奥尔更有可能要求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是自己的人权。

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

  • 拉丁美洲天生就有缺陷，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度带到新大陆
    • 它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
  • 物质条件影响拉丁美洲政治制度的性质，但并没有将之完全封死
    • 正式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朝民主的方向演变，正如欧洲的情形。
    • 更为僵化不变的是阶级结构，它将人口分割成较白较富的精英和更穷更黑的大众，正是这一结构在塑造着正规制度的运行方式。
第17章 不叫的狗

拉丁美洲国家现代化的困难

  • 拉丁美洲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严重
    •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始于1808年，其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享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平等。
  • 拉丁美洲缺乏强大的国家
    • 在欧洲，整个人口可能会在愤怒中觉醒，奋起反对他们的邻国。除了一二例外，拉丁美洲国家从未获得支配和调动自己人口的能力。
  • 拉丁美洲的政府无法从自己人口征得相当水平的税收
    • 结果，政府像旧政权西班牙一样，只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应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是变相的税收，造成居民不得不承受的许多扭曲和不公。

和平的大陆

  • 拉丁美洲一直比欧洲、北美和亚洲更为太平
    • 以累积的战斗死亡数、死亡率、为战争而动员的人口百分比和战争强度为标准，这个结论是真实的。
  • 拉丁美洲的战争发生时，在性质上往往是有限的
    • 拉丁美洲确实经历的战争有两波。第一次是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导火索不是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而是法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
    • 第二次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中叶，可被看作独立后领土重新洗牌的压轴戏。

再也没有战争

  • 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战争罕见的原因
    • 阶级分层，这在拉丁美洲更添上种族和人种的色彩。
    • 地理，安第斯山脉的山脊和茂密的热带森林，将拉丁美洲分割成相互隔离的不同区域。
    • 民族认同，由于深受种族和人种差异的影响，当地许多社会只有微弱的民族认同。
    • 强大的外部势力——美国、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列强——都试图影响当地的事态发展。
  • 拉丁美洲没有经历社会革命的原因
    • 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社会革命都付出巨大代价：数千万人丧生于清洗、处决和军事冲突，数亿人流离失所、入狱、饿死和遭受酷刑。
    • 在通常情况下，政治暴力只会招致更多政治暴力，而不是渐进的社会变革。
第18章 清洁的石板

拉丁美洲制度的唯物主义叙事的例外

  • 物质条件并不是解释21世纪现状的唯一因素
    • 人类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政治选择，促使自己的社会走上非常不同的轨迹，不管是好还是坏。

哥斯达黎加的成功案例

  • 哥斯达黎加是中美洲小国，人口不到五百万，却比大多数邻国富裕
    • 它在2011年的人均收入超过一万二千美元，远远高于邻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
  • 哥斯达黎加迥然不同于中美洲其他地区，没有军事政变、独裁、血腥内战和死刑执行队
    • 自1948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民主国家，竞争性的选举和政党的上下台定期发生。

阿根廷的失败案例

  • 阿根廷享有地理优势，原本可以促进北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屈从于阶级分化和起伏波动的经济表现
    • 它在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备受关注，但詹姆斯·马奥尼指出，其产值的加速可追溯到更早时期，因为阿根廷的人均GDP在1800年就已略高于美国。
  • 阿根廷的糟糕表现已经促成了一项小小的产业，专门致力于研究社会学家卡洛斯·魏斯曼所谓的“阿根廷之谜”，即发展的逆转
    • 最方便的答案是，几代官员和政治领袖实施的恶劣经济政策。
    • 如果说阿根廷糟糕的经济记录是坏政策的结果，就会引发更多疑问：一开始为什么采用坏政策？对阿根廷精英来说，从早期错误中学得教训，让阿根廷有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这么步履维艰？答案当然是政治。

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制度差异

  • 拉丁美洲的国家是软弱的，发展不出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往往压根就不存在
    • 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早期制度留下威权政府、不平等和阶级分化；那么非洲的问题是，殖民当局想以廉价方式行使统治，根本没留下什么制度遗产。
第19章 非洲风暴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与挑战

  • 撒哈拉以南非洲从2000年到2011年取得超过4.6%的年经济增长率
    • 有些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包括安哥拉和尼日利亚，正好赶上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驱动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大宗商品热潮。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GDP与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 从70年代初至90年代中，非洲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非洲的弱国

  • 非洲新家族制的政府有现代国家的外在形式，但实质上的具体运作仍是与亲友分享国家资源
    • 总统或头人成为政治中心，每个人都向他效忠。
    • 领袖也成立政党，但在组织程度和重要性上，远远比不上以意识形态为组织原则的欧亚政党。
    • 总统的权威非常大，不管宪法怎么说，无须与立法机构、法院和部长分享权力。
  • 大规模挪用国家资源来培植自己的政治支持，导致普遍的依附主义
    • 总统以特别明显的方式向支持者分派公职和好处，程度超过19世纪的美国，造成行政部门的膨胀。
  • 国家力量体现于，它能否在自己领土上制定和执行各式规则，并且所依靠的不仅仅是肉体胁迫，还要有合法权威
    • 非洲领袖能够囚禁和恐吓自己的政治对手，但他们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如城市之外的卫生和教育、法律和秩序的维持、纠纷的裁定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经常是不见踪影的。

国家软弱的根源

  • 非洲国家能力的缺陷，不但要追溯到殖民遗产，而且要追溯到欧洲殖民统治之前非洲社会的性质
    • 由于殖民主义起步较晚，持续较短，殖民统治者成功破坏了现存权威的传统来源，却没有植入能过渡到独立的现代国家。
  • 非洲只是在1882年之后才被深入殖民，即大卫·阿伯内西(David Abernethy)所谓的欧洲殖民主义第三阶段
    • 新的人种理论使最新一波的欧洲征服合法化。
    • 瓜分非洲一旦开始，便取得神速的进展。

推一扇已经打开的门

  • 在被瓜分之前，非洲几乎没有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非洲大陆已被瓜分，欧洲列强也没创造出新的国家。
  • 驱使殖民当局扩展的常常是全国政府之外的参与者
    • 有当地的殖民代理人，在没有知会或取得宗主国中央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就擅自扩大殖民范围。
    • 有现存殖民地的定居者，要求获得保护和新土地。
    • 有各种各样的当地贸易商和特许公司，即使没有成为对宗主国政府来说举足轻重的经济利益，也成了强大的游说团体。
    • 还有传教士，视非洲为皈依和文化征服的好地方。
第20章 间接统治

塞拉利昂的内战和恐怖暴力

  • 塞拉利昂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可怕内战，军阀福戴·桑科率领的革命联合阵线开始招募童子军
    • 这些心灵深受创伤的儿童，被带进最可怕的罪行。
    • 他们还犯下进一步的暴行，如切开孕妇的肚子以判断婴儿的性别，或截断被俘士兵或普通平民的手臂，使之无法回来复仇。
    • 女子经常遭到强奸，被迫成为童子军的妻子。
  • 1999年，革命联合阵线向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发起被称为“死城行动”的进攻，洗劫整个街区，肆意强奸杀害居民。

非洲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 非洲历来如此，热门电影《血钻石》描述的塞拉利昂冲突、乌干达北部上帝抵抗军的叛乱、卢旺达的图西种族大屠杀，更加深了西方的观念：非洲是一个残暴和野蛮的地方
    •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等人认为，西非的文明幕布破碎了，这些社会正在返回部落制的原始形式，唯有手上的武器是现代的。
  • 以部落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是有序的，分支世系制是一种政治秩序，既维持和平，又限制权力
    • 仅有极少数的部落酋长或头人，才拥有欺压同胞的权力或权威。
    • 与国家层次的社会相比，大多数部落社会事实上是相当平等的。

殖民主义的影响

  • 欧洲殖民主义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对原住民实施系统且密集的暴行
    • 塞拉利昂断人手臂用以警告威胁的做法，令西方舆论义愤填膺；但在利奥波德的比属刚果，这种做法是军警(Force Publique)的家常便饭。
    • 虽然奴隶贸易已被禁止，但非洲殖民地的经济，仍依赖不同类型的强迫劳动和经济榨取。
    • 非自愿征用也是欧洲人的普遍做法，所有殖民地要求大多数男人提供劳役，包括难以忍受和有损健康的工作，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
    • 数千人应征加入欧洲军队，经常死在远离家乡的战场。
    • 英国在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Hut tax war)，以叛乱罪名吊死九十六名部落酋长。
    • 欧洲殖民官员经常像小霸王，很少受到制衡，任意颁布裁决(无论公正与否)。
  • 残暴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殖民地遗产是软弱国家，缺乏足够的权力或权威迫使治下的人口服从
    • 独立后的非洲总统制看上去非常强大，所掩盖的现实却是，国家根本无法渗透和塑造社会。
    • 塞拉利昂——以及利比里亚、索马里和刚果——的恐怖代表了软弱国家的极端版本，因为独立后的国家彻底崩溃。

间接统治的实施及其影响

  • 间接统治是殖民当局在资源和知识的局限下，依靠酋长、村中长老、首领、办事员、通译和其他黑人官员来从事政府的实际工作
    • 在非欧洲人总数稀少不可避免导致，殖民当局必须依靠酋长、村中长老、首领、办事员、通译和其他黑人官员来从事政府的实际工作。
    • 世界各大首都的财政部对资助贫困的属地毫无兴趣。借用格雷伯爵(Earl Grey)的话：“改善不文明人的措施是否合理，最可靠的检测是要看他们能否自足。”。
  • 间接统治的作用不是要发展本土制度，以实现现代化目标，而是要把想象中的权力关系冻结起来
    • 马哈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进一步指责，独立后暴虐的头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统治促成的“分权式专制”(decentralized despotism)的产物。
    • 英国的间接统治，是为了达到两个长期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他们在商业性农业和白人定居者的要求下，试图将惯例的土地使用权转换成现代产权。其次，向本土酋长授权的第二个原因是让他成为税收官。
  • 间接统治的遗产是好坏参半。它确实造成地方上的专制、暴政和不公，但殖民地国家的权力不够强大，无论是在地方一级，还是在中央一级，都无法赢得对国家意志的例行服从
    • 殖民当局通过因地制宜从当地人口那里获得更多首肯，但也经常误解地方情形，以致认识不到，许多非洲人其实希望获得现代财产和投身更广泛的市场经济。
    • 非洲日益扩展的市区没有实施间接统治，逐渐涌现出像种族和阶级那样的认同新来源。结果是，民族主义运动突然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让欧洲人措手不及。

法式殖民主义及其影响

  • 法国人像英国一样在刚果实行分权形式的统治，而法国和葡萄牙，则在自己的非洲殖民地拥有更为集中的行政管理
    • 对法国人来说，这是第二天性，因为法国政府本身就是高度集权的。
    • 法国人认为，罗马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不愿向习俗屈服。
  • 法国和英国的许多重要区别，在于如何管理、培训和录用殖民官
    • 英国政府倾向于奖励专家，而法国模式比较鼓励通才。
    • 法国和英国在招募何种人充当殖民官上也有不同。在英国，他们往往来自上层中产阶级或士绅家庭，其中大部分人上的是公立学校(即美国的私立学校)和名牌大学，如牛津或剑桥。在法国，新人来自资产阶级，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对非洲酋长更为不屑，视之为封建或君主制的残余。
  • 法国人最终发现，同化的政策不可行。已获得丰富经验的殖民地学校毕业生开始争辩，要采纳更为灵活的政策，以帮助殖民地社会在“自己的结构中进化”
    • 到了20世纪中叶，整个欧洲的规范在发生变化：对传统文化的完整性有更大赏识，也认识到以蛮力将外国制度强加于当地社会只会造成破坏。
    • 人类学开始时只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工具，现在变成强大舆论，以争取本土文化的平等和尊严。
  • 反讽的是，让非洲人变成法国人的政策失败，却造成反面效果，让法国人变成了非洲人
    • 法国人与独立后的非洲打交道，更愿意依据当地规则来玩当地的权力游戏。
    • 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至少还对像民主和人权等的普遍原则作口惠而实不至的表态。
第21章 国产或进口的制度

殖民历史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

  • 殖民历史为现代国家建设提供了先例
    • 殖民列强在移植制度上的成败对发展中贫穷国家试图建立国家机器有重要影响。
  • 干预的道德框架不同于殖民主义
    • 殖民列强并没有托词，假称他们占领外国领土是出于原住民的利益。
    • 要到他们离开前的最后十年左右，殖民政府才开始公开追求发展的目标。

国际社会对国家建设的干预

  •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秘书处的维和部变成热闹场所
    • 冷战和苏联的否决权，曾阻止安理会对维和任务的授权。
    • 冷战结束后，闸门打开，联合国秘书处的维和部变成热闹场所。
  • 新干预的目标在快速演变，从维和扩展到国家建设
    • 开始时只是在冲突地区推动停火和维持和平，但很快发现，没有制度就没有持久和平。
    • 国际社会如想退出冲突地区，全靠这些社会建立稳定政府，在没有外界帮助下提供自身的安全。

国家建设的结果及其问题

  • 国家建设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 即使建不成合法可行的中央集权国家，美国也计划在2014年从阿富汗撤回大部分军队。
    • 伊拉克多少有一个国家，但它的根本稳定、腐败程度和对民主的承诺，仍毫无把握。
  • 重复的干预和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援助，至今还没能在海地和索马里建成切实可行的国家
    • 在其他情况下，如巴尔干半岛和所罗门群岛，维持基本稳定还得依靠境外势力持续不断的参与。

殖民主义与间接统治

  • 殖民列强植入现代制度最成功的地方是：那里的原住民薄弱，组织原始，人口稀少
    • 这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是英国殖民地，现是自由民主的模范——的故事，但这种模式不会重复。
  • 英国的间接统治特别让人产生兴趣，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称，“丹麦”不是外国统治的目标
    • 问题是，丹麦并不是在数月或数年内演变成今日丹麦的。

间接统治的陷阱与挑战

  • 对本地知识的需求非常巨大，往往超越外国殖民当局的能力
    • 搜索“本土法律和习俗”，很容易受当地人的操纵，导致对当地做法的误解。
  • 殖民当局并不真正愿意让当地酋长做主
    • 要么认为酋长有违欧洲定居者的利益，要么认为酋长违背“文明道德”。

国际社会对国家建设的建议

  • 国际社会应该大幅缩减自己的野心，改成“足够好”的治理
    • 不要追求丹麦，而是追求更现实的目标，如印尼和博茨瓦纳。
  • 与其从美国或欧洲进口全套的现代法典，为何不在某些情况下试试惯例的法律？
    • 与其坚持整个官僚体系没有任何腐败，为何不对低级官员的小偷小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处理最令人震惊的大案？
    • 与其要求人们把票投给并不存在的纲领性政党，为何不接受依附主义的现实，争取达成能促进稳定的寻租联盟，以求某种程度的经济增长？

国家建设的成功案例

  • 日本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在建立制度上相对成功
    • 日本在台湾的目的不是善意的，跟它在韩国实施的做法一样，也想使之日本化，包括迫使台湾人讲日语，使台湾成为向日本出口大宗商品的平台。
    • 它也追求发展目标，建立大批基础设施、学校和地方行政机构。所有这一切在日本人离开后都幸存下来。
  • 东亚发生的制度发展的最出色案例中，有一些是在东亚发生的，当地精英能借鉴自己国家和民族的长期经验
    • 在其他很多地方，这种传统并不存在，必须被创建出来。
第22章 共同语

民族认同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及问题

  • 强大民族认同的存在是欧洲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
    • 在当今发展中世界，软弱国家往往是副产品，源自民族认同的脆弱或根本不存在。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认同问题尤为严重
    • 那里的独立国家是殖民当局的发明，边界是任意划定的，与单一种族、语言或文化的共同体不符。

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民族认同问题

  • 尼日利亚从未有过强大的民族主义政党，或向英国统治提出挑战，或在自己上台后追求国家建设的战略
    • 独立后上台的尼日利亚政党，从一开始就是地区性和种族性的，相互之间的怀疑甚至超过对前殖民主人，缺乏尼日利亚民族概念，也不知如何给新国家的认同定位。
  • 肯尼亚的种族多样性高，五个主要的族群占人口的70%
    • 这些较大族群——基库尤、卡伦津、卢奥、马赛、卡姆巴(Kamba)和卢希亚(Luhya)——中的任意两个，一旦组成联盟，就足以控制政府。

印尼和坦桑尼亚的民族认同建设

  • 印尼和坦桑尼亚的建国领袖规划出促进民族团结的理念
    • 印尼当然不是非洲国家，但与尼日利亚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第14章指出的。
    •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也有许多共同的特性。
  • 印尼和坦桑尼亚都面临巨大政治挑战，包括腐败和种族冲突，但相对水平也很有关系
    • 由于早期对民族建设的投入，它们的政府更为连贯且稳定，作为结果，近年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石油与种族的关系

  • 尼日利亚发现的大量石油储备，给尼日利亚相互竞争的种族群体带来争夺目标
    • 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给精英，后者再将之(扣下自己的丰厚份额之后)分给追随者网络。
    • 如果有心怀不满的群体，以暴力威胁寻租联盟，就会受到更多补贴和现金的收买。
    • 政治腐败和依附主义，就是尼日利亚为稳定和民族认同的缺乏付出的代价。

印尼民族认同的形成

  • 印尼语是经典马来语的标准化版本，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群岛的贸易商和旅行者的通用语
    • 把它当作第一语言的印尼人很少，绝大多数继续使用爪哇语(Javanese)、巽他语(Sundanese)和荷兰语(受过教育的精英)。
    • 采纳印尼语，提倡多民族的印尼，合在一起就战胜了20世纪初流行的其他认同概念。
  • 苏加诺是个极其混乱的理论家，想把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各种思想综合起来
    • 他的目的不是哲学，而是实用。他想创建综合性的民族认同，可以让自己把盛行于印尼的各种政治潮流汇合在一起，同时又能予以牵制。
    • 他以尽可能宽泛的术语来为印尼民族下定义，不提及其中任何一个种族。他接受宗教，但是使之中性化，只字不提伊斯兰教，只提泛指的一神教。

坦桑尼亚民族认同的建设

  •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Julius Nyerere)，发挥了与印尼苏加诺相似的作用
    • 他以自己的乌贾马学说(ujamaa)，建立起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基于种族的民族认同。
    • 他的乌贾马学说就是非洲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以及像《1967年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那样的文件中，获得清晰详尽的阐述。
  • 坦桑尼亚推动民族语言，努力杜绝地域主义和种族认同
    • 这一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群体在坦桑尼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远远低于肯尼亚和没有把民族建设当作明确目标的其他国家。

民主或专制，哪个更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建立

  • 成功的民主国家受益于历史上以暴力和非民主手段完成的民族建设
    • 在欧洲发生的情形，也在发展中国家发生，如印尼和坦桑尼亚。
    • 今天，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当成功的民主政权。
  • 鉴于现存的分裂和国家权力的局限，很难想象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今天会投入民族建设的项目
    • 在这两个国家中，无人有足够的权威，来书写民族叙事或颁布新的民族语言。
第23章 强大的亚洲国家

东亚国家的强大与国家建设

  • 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认为拥有强大国家是理所当然的
    • 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与西方有深入接触的数百年之前，已有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强大传统。
  • 东亚的政治发展开始时没有法治，只有国家
    • 由于缺乏超越的宗教，除了皇帝颁布的制定法，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法律体系，也没有独立于行政权力的法律等级制度。

日本官僚体系的建立与特点

  • 日本是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 它继承下的国家传统足够强大，能成功抵制外国列强的殖民企图。
  • 日本的政治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具有惊人的速度
    • 所有的藩在1871年一下子都被取缔，武装力量全部并入全国军队。

法律在日本的扩展

  • 日本在研究英国普通法之后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用基于法国和德国的民法体系
    • 英国权力分散的庞大体系由法官制造法律，相比之下，更为紧凑的民法体系，能被直接嫁接到现行的日本官僚传统上。
  • 日本采纳《民法典》，实施现代的依法统治
    • 但法治暗示的概念是，规则所约束的不但是普通公民，而且是最高权力本身，也就是天皇。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彻底失控

  • 明治维新后创建的韦伯式现代官僚体系变得如此自主，以致把全国带入灾难
    • 从社会方面来解释日本的“法西斯化”，最著名的努力之一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他认为，有三条不同途径通向现代化，不管是哪一条，农民都起关键作用。
    • 日本为何没有中国或俄国式的农民革命？摩尔的论点相当有说服力。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世纪中，德川的税收制度鼓励农业效率的提高，农民实际上变得越来越富。
    • 摩尔试图把乡村土地使用权与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政府的崛起挂起钩来，但难以令人信服。他想在日本和普鲁士之间画等号。
    • 实际上，如果没有独立的军队，完全可以假设一段虚拟历史：即日本朝英国式民主的方向发展。
    • 在这这条路上挡道的是日本军人，不仅有日本本土的，而且有海外帝国的。

法律和民主

  • 日本败于太平洋战争，改用美国在1947年起草的宪法，终于迎来真正的法治
    • 该宪法没有任何修订，一直使用到今日。
  • 美国在1945年后试图强加好多条政策，有些作用非常持久，另外一些则以失败告终
    • 除了体现在宪法中的民主体制，持久作用的还包括结束租约体系、分田分地给个体农户、提升妇女合法权利和政治权利。
    • 美国也没能获得它所想要的全部，其中之一就是财阀的解体。
    • 构成当代日本法律的法典，无论是借来还是强加的，其具体实施的方式也不同于欧洲和北美。
    • 强加制度的最后一个失败是，试图给日本官僚机构带来更多民主控制，即削弱它的自主性。

日本失去主权

  • 日本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发展创造了一个模式，被其他东亚社会追随
    • 日本在与西方相遇之前就已有强大国家，具备韦伯式官僚体系的诸多特点，国家和社会的“天平”大大倾向于国家。
  • 日本缺少本土的公民社会，外国压力成了补偿
    • 明治寡头在权力上接受制约，不是因为国内有要求权利的公民大动员，而是因为想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平等地位。
    • 1947年宪法更是外人强加的，将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合法且稳定，唯一原因是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第24章 法律在中国的挣扎

中国的早熟现代国家及其对权力结构的限制

  • 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比欧洲早一千八百年
    • 中国建立起任人唯才的中央官僚体系，登记人口，征收统一税项，掌控军队，监管社会。
  • 中国的贵族行使领土主权的程度比不上欧洲，宗教受到严格控制，城市更像行政中心
    • 由于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欧洲的权力比中国更为分散。

清朝晚期的中国及其面临的挑战

  • 清朝是来自满洲的外来王朝，当时已属王朝晚期
    • 顺治只是简单接手明朝制度，留用明朝官员，继续运行既有的行政机构。
  • 清朝在19世纪陷入礼制上的习惯和僵化，无法适应欧洲列强带来的竞争压力
    • 清政府试图禁止鸦片进口，结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迫向英国开放港口。

中国法律的性质

  • 中国从未发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的代表
    • 在古代以色列、基督教西方、伊斯兰世界和印度，法律起源于超越的宗教。
    • 在中国，法律只是人类的理性工具，国家以此来行使权力和维护公共秩序。
  • 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不少对法律的敌意
    • 儒家认为，规范人类生活的应是道德，而不是正式的书面法律。
    • 法家相信，人类是自私的，很容易陷入混乱；人类行为需要接受调整，不是通过道德，而是通过严格的激励。

中国获得宪法

  • 清政府提出一个九年计划，以君主立宪制取代旧朝廷
    • 无论修改后的法典还是建议中的宪法，还没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发生了1911年的武装起义。
  • 辛亥革命之后力图复兴中国的代表人物，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孙中山
    • 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专制政党。
    • 国民党在1927年与共产党分裂，之后在蒋介石领导下，颁布一套组织法，作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宪法。

对法律的破坏

  •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夺得政权时，已从外国占领中解放大陆，恢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主权
    • 毛泽东上台后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把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典一笔勾销。
  • 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为了寻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开始引入苏联法典，以重建中国法律
    • 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使这个过程缩短。
    • “大跃进”是一场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目标是动员群众支持工业化，结果却带来大饥荒。
    • 这场灾难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一次重建法律体系的努力，又因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告终。

1978年以后依法治理的重建

  • 从“文革”中劫后余生的共产党精英，在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率领下，绝不允许毛泽东式的个人专断再一次发生
    • 随后发生的政治改革进程，逐步建立了一系列规则，以防止再次出现魅力型领导者以毛泽东的方式破坏整个中国社会。
  • 中国还不是法治主宰的社会
    •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袖，同意以规则来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但从来没有承认法律高于共产党。

规则的扩展

  • 自1978年的改革以来，中国的正式法律和非正式的规则，都有循序渐进的大幅度增加
    • 要衡量中国新兴的依法治理，不能单看所通过的正式法律的数量，而要看决策是否基于规则。
  • 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程度，在根本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 政府保护大多数产权，因为认识到这符合自身的利益。
    • 如果它决定改变产权状态，除了自身的政治控制，无须面对任何其他的法律约束。
  • 中国共产党已有相关规则，有助于中国威权统治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 中国宪法规定，高层领导的任期最多只能十年。
    • 从邓小平退休以来，已有两次高层领导的换班，以十年为一周期，分别在2002年的十六大和2012年的十八大。
第25章 中国国家的再造

中国历史遗产中的官僚体系

  • 西汉时期的中国已有中央集权政府，呈现出现代官僚体系的很多特性
    • 政府有能力展开地籍调查，登记国内众多人口。
    • 它创建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官僚精通文字，受过良好教育，依功能组成等级制度。
    • 官僚体系的考试制度初露端倪，让贫穷但聪明的年轻男子有机会出人头地。
    • 这个官僚体系能向庞大的农民人口征收土地税，征召他们入伍服役。
    • 国家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以促进贸易。
    • 官僚体系也趋向于非人格化，例如，中央政府不时调换官员去不同地方，以确保他们不与当地人发展家庭关系。
    • 军队接受文职政府的严格控制，被派往边疆，很少参与朝廷政治。
    • 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从事建造庞大的公共工程，如长城和旨在促进商业和水利的运河。
  • 现代国家应做的事中，还有不少是汉朝政府没做的
    • 它没有提供普及教育、卫生保健和养老金。
    • 当时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非常简陋，往往渗透不到偏远的乡村腹地。
    • 许多著名工程，如京杭大运河和长城，花费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 官僚体系的考试制度忽而实行，忽而废除，它的完全出现还要等到14世纪初的明朝。
    • 此外，中国早熟的现代体系并非一直持续。中央集权的国家在公元3世纪崩溃，过了三百年才得到恢复。
    • 当它在隋唐时期重现时，支配它的不是择优的精英，而是成功攫取国家权力的贵族家庭。
    • 当时和现在一样，政府官员的腐败一直是大问题。
    • 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的周期，在随后的年代中不断重演，直到20世纪初。

毛式国家的退却

  • 在本书涵盖的前例中，官僚体系的政治化通常意味着，政客攫取国家，以官僚体系中的职位来作庇护式分配
    • 这发生于美国杰克逊革命之后的国家，也发生于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家，当时这两个国家正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开放政治竞争。
  • 在中国，接管国家的不是庇护式政客，而是让国家服从于意识形态目的的纪律严明的列宁主义政党
    • 遵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列宁主义政党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精英的核心，其成员凭借思想忠诚而进入严格的等级机构，二是群众基础，发挥对社会余众的渗透作用。
  • “文革”前，共产党员占中国总人口的2.5%；今天有大约8600万党员，占总人口的6%
    • 共产党的等级制度复制国家的等级制度，从地方党委、市级党委、省级党委、国家级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后到共产党总书记。
  • 对国家的控制可通过多种机制：在包括所有中央部委的最高层，作为负责人的共产党人戴两顶帽子；在地方，包括城市街道和乡村，工作人员接受共产党干部的监督
    • 在20世纪50年代，即中国“苏维埃”时期的高峰，国家在中央部委一级获得最大自主性，无需事事请示；级别越低，所受的政治控制就越大。
  • 中国实践偏离苏联先例之一是军人和文官的关系
    •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内战时期，苏维埃红军发挥重要作用，但一直严格服从苏联共产党。
    •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掌权，基本上依靠人民解放军与日本人和国民党的长期武装斗争。
  • “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党国结构受到完全的颠覆
    • “大跃进”利用共产党机器来组织军事风格的工农群众运动，以达到毛泽东完全不切实际的工业化目标。
    • “文革”就不同了，它破坏的不只是政府，还有共产党本身。
  • 邓小平把恢复共产党的纪律和重建政府的权威当作他改革的关键
    • 邓小平从来没有质疑共产党需要对政府实施领导和掌控，只是认为两者必须遵守规则，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政府治理方法的反面。
  • 随后的政府变得更加专业化，重新引进择优的官员考试制度
    •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增加官员职位的择优竞争，惩戒没有取得好成绩的大批官员。
    • 中国也恢复大学体系，规定竞争性入学要求(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都无法做到)。
  • 当代中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规模庞大，异常复杂
    • 共产党仍在领导和控制政府，从头到尾复制政府的等级结构，监督各级政府的活动。
    • 但党的控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弱化，其性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国家的自主性

  • 中国政府不是强大社会利益集团的简单传动带，它能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设定独立的政策议程
    • 这种自主性是显而易见的，既体现于制定政策方向的共产党高层领导，又体现于有自由裁量权来执行上级指令的下级干部。
  • 一个高度自主的国家，如果既没有民主负责制，又不受制于法治，结果是非常危险的
    • 这就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的情形：享有无限自由裁量权的领导者，通过像“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异想天开，酿成无尽的苦果。
    • 但同样的自主性，落在像邓小平那样的聪明理智的领导者手中，就能带来在自由民主制中难以想象的改进。
  • 在较低的级别，中国共产党允许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享有高度自主
    • 明显的实例就是下放大量权力给省市，让它们以因地制宜的方法执行政策。
    • 这种分权往往与总部设在北京的部委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胜出的经常是地方。
  • 中国独立发现了西方所谓的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即把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引进公共部门
    • 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多余收入，将之用于自己的选项。
    • 盈余的70%必须投入新投资，其余的可由乡镇企业自由支配。
    • 部分盈余被用于公共用途，还有一定数量的金额掉入当地官员的口袋。
    • 许多外部评论家称这种现象为彻头彻尾的腐败，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盈余分享制度，用来鼓励地方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

中国国家的负责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威权国家，它的宪法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
    • 共产党无意搞多党选举，并谨慎地控制有关民主的公开讨论。
  • 虽然没有负责制的正式机制，但可以说，共产党和国家还是在回应中国社会中不同参与者的需求
    • 自1989年以来，中国政府允许农村地区的村民选出权力有限的村委会和村干部。
    • 它隶属于更大的选举体系，一直延伸到全国人大，代表也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
    • 除了这些正式机制，农民群体还有非正式的反馈机制，可向地方官员提出投诉和改善政府服务的建议。
    • 此外，政府和共产党的组织建立正式的投诉渠道，让公民表述自己的观点。
    • 最重要的反馈机制是公众抗议。
  • 在毛泽东之后实行的规则、法律和程序，绝大多数是为了监管下级政府的行为，让他们对上级政府作出更积极的回应
    • 如果政治体系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它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领导的选择和意愿。
    • 我在上一章提到法家和儒家的古代争论，前者主张明确的程序，后者强调灵活和基于情境的贤君道德。
    • 前现代的中国政府选择道德，而不是对高层领导的正式法律约束，程序只用于如何把皇帝圣旨传递给社会各界。
    • 当代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着这一传统。
    • 公民必须依靠领导的良好愿望，而不是对权力的程序限制。
  • 这个体系的问题出在中国历史上一再确认的“坏皇帝”身上
    • 与民主体系相比，威权体系可以采纳更迅速更果断的行动，但它的成功取决于优秀领袖的不断出现。
    • 王朝中国的对策有二：一是建立复杂的官僚体系结构，限制君主的实际权力；二是以一套精密的体系培养君主，使之陷入繁文缛节的仪式，不能为所欲为。
    • 即便如此，这个体系还是不足以防止坏皇帝的周期性出现，或跋扈、或懒惰、或无能、或贪婪。
    • 当代中国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 要解决上述问题，从长远看，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对国家的正式的程序约束
    • 这意味着，首先，要稳步拓展以规则为基础的决策，让上级的政府和共产党也接受法律的约束。
    • 其次，正式约束需要政治参与的扩大。
    • 信息问题曾经困扰王朝中国，现在又临到当今政府头上，它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对信息的正式保障。
    • 中国经济增长创造的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比较不愿意接受家长式威权主义。
    • 过渡到对权力的更正式约束，可以循序渐进，首先应该着眼于法治，而不是负责制。
    • 当前的中国宪法是一个不坏的基础，可基于它建立起不断齐全的法律体系。
    • 如果中国政治体系要长久持续下去，这两者最终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26章 三个地区

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的比较

  • 拉丁美洲在民主上优于东亚，但在国家制度上仅占很小优势
    • 拉丁美洲在世界银行所有六个全球治理指标中，排名都高于五十个百分位。
    • 在反映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回应和负责制”一项，东亚的排名就显著落后。
    • 政治稳定和法治的排名，在拉丁美洲和东亚之间大致相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幅走低。
  • 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不平等来测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有很大不同
    • 埃塞俄比亚相对平等，石油资源丰富的尼日利亚和安哥拉有高度的不平等。
    •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东亚，日本和韩国仅有低度不平等，同样情形是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
    • 随着21世纪第一个十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收入分配的悬殊几乎赶上拉丁美洲水平。
  • 尽管拉丁美洲在民主上优于东亚，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专制军政府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接管政权。
    • 大多数所谓的“发展型国家”——成功应用国家权力(通常是威权政体)以促进快速增长的国家——聚集在东亚地区。

发展的途径

  • 地理、气候和殖民地遗产并不能解释今天的所有结果
    • 阿根廷的气候和殖民历史，让它避免了19世纪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不平等和经济停滞，却没有，因为它的精英在20世纪初做出了错误选择。
    • 哥斯达黎加本有可能会看到独裁和内战，演变成另一个中美洲香蕉共和国，但由于精英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正确选择，却发展成稳定的民主国家。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欧洲殖民主义的致命遗产，不是“榨取”性威权国家，而是强大制度的根本缺乏
    • 瓜分非洲来得太晚，已是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已历时四个半世纪。
    • 非洲殖民地几乎无法负担自己的行政管理，导致欧洲人寻求“间接统治”的廉价出路，利用非洲当地代理人来征收税款或强迫年轻男子服劳役。
  • 与西方殖民列强发生对抗之前，已拥有强大的国家制度和民族认同的社会，确实存在于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东亚
    • 中国在秦国统一全国时就发明了现代国家，比早期现代欧洲出现国家整整早了一千八百年。
    • 中国的国家权力在以后数千年中跌宕起伏，有时遭到内部亲戚群体的攫取，有时又承受外部蛮族的入侵。
    • 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国家权威因军阀割据、内战和日本占领而短暂失灵；到1949年，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很快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重建。
第三部分 民主

第三波民主化及其特点

  • 第三波民主化从1970年到2010年，世界民主政权的数量从大约四十五个上升到将近一百二十个
    • 第一波持续时间很长，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世纪末。
    • 第二波持续时间较短，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 第三波始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民主转型。
  • 第三波民主化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现倒退，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暗示第四波的开端
    • 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受挫使第四波的说法丧失说服力。

民主扩展的理论解释

  • 民主之所以站稳脚跟，是因为民主思想本身的力量
    • 托克维尔指出，支撑现代民主的人人平等的思想，在过去八百年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 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民主政体，相互之间很有关联
    • 一份知名的研究显示，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可发生于经济发展的任何层次，如果人均收入超过一定门槛，民主政府就更容易坚持下去。
  • 经济增长可通过社会动员来影响民主制度
    • 随着市场因贸易增长而不断扩大，先在商业经济，然后在工业经济，新的劳动分工就会出现和加深。
    • 这种分工意味着，将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群体。
    • 这些新群体无法参与旧农业社会的政治制度，就会要求分享政治权力，从而增加要求民主的压力。

马克思的洞见

  •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是定义明确的政治参与者，可以作出目的性很强的理性决策
    • 在旧的封建秩序中，第一个获得动员的新兴社会阶级是资产阶级。
    • 工业革命动员的第二个新阶级是无产阶级。
    • 这三个阶级想要不同的政治结果，传统的地主阶级想保留旧的专制秩序。
  • 巴林顿·摩尔认为，迅速扩大的资产阶级，如能成功取代地主和农民的旧秩序，民主就能出现
    • 摩尔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形式。
    • 在摩尔看来，民主化在他所谓的“压制劳工”的农业中会遇上特别障碍，因为农民被拴在大庄园土地上。

以政党为中心

  • 政党尽管不在早期民主理论家的意料之中，却被认为对民主取得成功来说是必需的
    • 像英国托利党、德国保守党和德意志帝国党那样的保守政党，刚开始只是精英的政治派别，到后来才被迫把自己组织为大众政党，参加竞选。
    • 代表中产阶级的是各式自由党，如英国的自由党和德国的进步党、左翼自由党和国民自由党。
    • 动员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政党，如英国的工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到了20世纪初，又改成几乎在所有工业化社会边缘涌现出来的共产党。
  • 政党可以尝试代表特定的阶级，经常又是自主的政治参与者
    • 它可以把自己的议事日程，从经济转到认同政治、宗教和外交政策，从而动员不同阶级的选民来争得权力。
    • 实际上，它们无须代表支持自己的社会阶级的真正利益。

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民主

  • 经济增长借助劳动分工的扩张催生社会动员，反过来，社会动员又催生对法治和更多民主的需求
    • 支配旧农业秩序的精英，经常试图阻止新群体进入政治体系。
    • 只有等到新动员起来的群体，被成功引入体系以参与政治，稳定的民主体制才会出现。
    • 如果这些群体找不到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就会产生不稳定和混乱。
  • 思想还是非常重要的，但与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变化有关
    • 例如，人类尊严普遍平等的观念问世数个世纪，但在静态的农业社会永远不会有太大效果，因为社会流动性太低。
    •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在欧洲部分地区重整社会体系，社会平等的理念方才产生广泛的震撼力。
第28章 通向民主的漫长之路

负责制政府的起源与演变

  • 负责制政府的前身是偶然存活下来的封建制度，即中世纪庄园会议
    • 在中世纪，征税权力归于代表社会中寡头地主的庄园会议。
  • 17世纪英国议会成功抵抗国王，导致1688—1689年的宪政妥协，即光荣革命
    • 光荣革命确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

民主的缓慢发展

  • 18世纪初的英国离真正民主还很远，议会成员由英国一小部分富人选出
    • 到了1830年，有资格投票的人仍不超过总人口的3%。
  • 19世纪欧洲的威权政府还有其他遏制民主的措施
    • 例如，普鲁士在1849年开放普遍的男性普选，但仍采用三级投票制和开放式投票，直到1918年。
    • 像英国、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另有非民选的上议院，可否决立法，或以其他方式予以修改。
    • 许多国家对政治组织施加限制，特别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旗帜下的新工人阶级群体。

反民主的论点

  • 哲学家约翰·穆勒对普遍平等选举权的论点
    • 穆勒认为，最好实施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因为这会提醒公民时刻警惕政府的乱花钱。
    • 穆勒第二个反对平等选举权的论点，与选民的资格和责任有关。
  • 其他思想家提出，只有精英才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客观监护人，因此应该获得信任，以代表那些无选举权的人
    • 例如，埃德蒙·伯克早在18世纪就认为，来自衰败选区或其他不平等选区的下议院成员，并没有比代表性不足的选区享受更好的道路、监狱或警察，因为特权阶级比他人更能“回避地方利益、情感、偏见和朋党”，从而具有“更顾全大局的见解”。
    • 沃尔特·白芝浩在《英国宪法》中宣称：“就我们议会在这个方面的代议性质而言，我不认为将工人阶级排斥在有效代表范围之外是一种缺陷。”。
  • 许多保守的意大利思想家也提出过反对民主的不同论点
    • 他们主张，开放选举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真正民主是无法实现的。
    • 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也认为，不管政权类型为何，继续行使支配权的仍是精英。

掌权的保守派

  • 保守的社会群体可以不同方式解释自身利益，其中有些比较有利于非暴力的民主转型
    • 英国的自由民主制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和平的巩固，原因与英国保守党的战术行为有关。
  • 英国民主化的模式是精英政党推动的，不是基层从下鼓动的
    • 这种自上而下的过程可被称作“支持选民的动员”，驱使瑞士、智利、挪威、意大利、乌拉圭以及英国的“当朝群体”，向“在野群体”提供选举权。
  • 有些精英群体选择不遵守民主规则，转向军队或其他不民主方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 这发生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1930年的阿根廷、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第29章 从1848年到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的起源和后果

  • 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自焚引发阿拉伯之春
    • 布瓦吉吉的蔬菜车摊几次被警方没收，他去抗议时又遭警方的掌掴和侮辱。
    • 他由于基本尊严不被承认，给自己浇上汽油，引火自焚，两周后死于烧伤。
  • 阿拉伯之春推翻了本·阿里的独裁统治，引发一系列起义
    • 起义蔓延至埃及、也门、利比亚、巴林和叙利亚，威胁当地每一个政权的稳定。
  • 阿拉伯之春过去四年，自由民主的政府不可能在当事国家中出现
    • 在埃及，以前遭到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当选，主持新议会和总统职位才一年，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就在2013年夏天被军方赶下台。
    • 在利比亚，仍陷于混乱，中央政府无法让许多民兵放下武器。
    • 在叙利亚，反巴沙尔·阿萨德的和平抗议被无情粉碎，就此陷入长期内战。
    • 在巴林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传统的君主继续掌权。

阿拉伯之春与欧洲民主化的比较

  • 阿拉伯世界和19世纪的欧洲都没有民主的现成经验
    • 今天提供政治模式和具体援助的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基地，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眼中反而成了怀疑对象。
  • 当代中东和19世纪欧洲都没有直接的民主经验，但相互之间仍有重大差别
    • 首先就是政治伊斯兰主义。宗教在19世纪欧洲也发挥主要作用，德国的中心党、法国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组织起来，就是为了捍卫宗教利益，而不是阶级利益。
    • 保守势力也有不同特征。今天的伊斯兰国家中，只有巴基斯坦像19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还保留大地主控制广大农民的社会结构。
    • 欧洲保守派除了相互之间的帮助，没有外部支持。相比之下，中东保守派多年来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实质性外援，还有以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的丰富资源。
  • 阿拉伯世界和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也有相似之处
    • 首先，民主过程植根于经济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动员。工业化在19世纪欧洲的渐进发展，创造了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 自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来，同样情形也在中东地区出现。中东的城市化进展迅速，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30%增至2010年的超过50%。

阿拉伯之春的未来展望

  • 打倒独裁者，仅仅是铲除了专制权力的一个来源
    • 让其他制度到位，可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事。
  • 早期民主转型，可给阿拉伯之春的未来提供经验教训
    • 像东欧和拉丁美洲那样的地区，与中东有许多明显的差异，首先就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影响。
    • 事实上，为阿拉伯政治变化提供更好先例的，与其说是发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转型，倒不如说是19世纪的欧洲。
  • 社会阶级在当代中东仍然重要，只是蛰伏在宗教政治的表皮之下
    • 西方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受过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
    • 而伊斯兰政党，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Ennahda)，倾向于去乡村或城市的贫困和边缘群体开展招募。
  • 政治伊斯兰主义是否会成为永久性障碍、进而阻止自由民主在伊斯兰国家出现，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 政治伊斯兰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有自己的跌宕起伏，在20世纪还经常输给世俗民族主义或自由威权主义的运动。
    •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复杂的大文化体系，都可以不同方式来解释。
第30章 中产阶级和民主的未来

工人阶级的蜕变成中产阶级

  • 工人阶级的收入开始上升
    • 早期涨幅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结果，由于更多新工人被动员起来，脱离农业人口。
    • 等到这个过程达到自然限制，相对于资本的劳工价格开始上涨。
  • 许多国家开始建立普遍的公共教育体系
    • 新兴工业需要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和秘书，以及能够识字和掌握算术的小时工。
  • 选举权扩展，导致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上升
    • 这件事的发生归功于工会合法化和扩展工会的斗争，以及与之相关的政党的崛起。
  • 工人阶级不再增长，无论绝对数量还是占总劳动力的比例
    •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规模在变小，因为工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获得大幅提高，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 在工人阶级之下又出现新的穷人和弱势群体
    • 这些群体只有薪水较低的服务性工作，或长期失业，依赖政府福利。
  • 全世界的政治左派放弃对经济和阶级问题的关注
    • 工人阶级的团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到民族主义的破坏。
    • 到20世纪中，发达国家兴起新形式的认同，包括黑人力量、女权主义、环保、同性恋权利、移民和原住民权利，引发与各阶层都有关联的一系列新事业。

中产阶级的定义与特点

  •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同
    • 经济学家通常以收入来确定中产阶级，典型方法是选择一个统计范围，如收入分配的五分位的中间三个，或收入中位数的0.5倍到1.5倍。
    • 社会学家依据始于马克思的传统，往往不看收入而看收入的赚取方式——职业地位、教育水平和收入之外的财产。
  • 中产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是职业、教育水平和可能会被政府没收的财产
    • 马克思当初的“资产阶级”定义，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现代世界的特点之一是，这种形式的财产通过股权和养老金计划，已呈现极大的民主化。
    • 没有大量资金的个人，只是在从事管理或专业的工作，其社会地位和眼界也往往不同于打工仔或低技术工人。

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影响

  • 中产阶级的崛起加强了印尼、土耳其和巴西的民主，并有望改变中国的威权秩序
    • 假如中产阶级逆转，开始萎缩，自由民主制将会怎样？
  • 在促成自由民主制上，广泛中产阶级的存在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在维持它的时候却非常有用
    • 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未能在发达世界实现，就是因为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蜕变成了全世界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和依附主义的关系

  • 庞大中产阶级的到来，可能大大影响依附式的实践和相应的政治腐败形式
    • 随着选民变得富裕，依附主义将会减少。不但政客发现要花费更多，而且选民会看到，与自己利益攸戚相关的是广泛的公共政策，而不是个人好处。
  • 已经发生的官僚体系改革，通常借助于崛起的中产阶级
    • 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改革为新兴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为后者受到旧贵族庇护网络的排挤。
    • 美国也是如此，进步时代的官僚体系改革运动，全靠中产阶级群体的驱动，因为后者处在既有的庇护体系之外。

民主的未来

  • 在发达世界，收入差距有大幅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
    • 美国1%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在1970年占GDP的9%，到2007年增至23.5%。
    • 自19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
  • 新机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将获得新的工作和奖励，差不多总是比那些丧失工作的拥有更高教育水平
    • 由于人的天赋和性格的自然差异，不平等始终存在，但今天的科技世界会把这些差异加倍放大。
    • 在19世纪的农业社会，数学能力特强的人没有很多机会来利用自己的才具。今天，他们可以成为金融奇才、遗传学家和软件工程师，所赚薪水占国民财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再访马尔萨斯

  • 马尔萨斯并没有给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力增长一事定下具体期限
    • 目前形式的人类已存在五万年左右，而发达世界在高生产力的轨道上仅有两百多年。
    • 我们今天认定，相当于蒸汽动力和内燃机的革命性新技术，会在未来不断涌现，但物理定律无法保证这样的结果。
  • 即使技术革新仍以高速度继续出现，也不能保证像20世纪早期的装配线一样，向中产阶级提供大量工作
    • 新机器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将获得新的工作和奖励，差不多总是比那些丧失工作的拥有更高教育水平。
    • 许多可预见的创新甚至会使生产力变得更糟，因为它们都在生物医学的领域。

调整

  • 为了应付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整个发达世界推出一系列对策
    • 在光谱表的一端是美国和英国，除了短期的失业保险，政府为身处去工业化的群体仅提供最少的帮助。
    • 法国和意大利在光谱表的另一端，对试图裁员的公司施加繁琐的规则，以保护中产阶级工作。
    • 在2008年至2009年的危机中应对最成功的，是像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样的国家。
  • 民主在发达国家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处理中产阶级逐渐消失的问题
    • 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新民粹主义群体，从美国的茶党，到欧洲反对欧盟和移民的各式政党。
    • 应对中产阶级衰退的恰当方法不一定是德国体系，或其他的特定措施。唯一真正的长期对策是新教育体系，让绝大多数公民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和技能。
第四部分 政治衰败

美国林务局的创建与早期成功

  • 林务局是国家建设中首屈一指的案例，以才能和技术专长为招聘标准
    • 林务局配备大学毕业的农学家和护林员。
  • 林务局在平肖的领导下夺得对土地办公室的掌控
    • 平肖面对众议院的传奇议长乔·坎农的强烈反对，仍为林务局夺得对土地办公室的掌控。

林务局的自主性丧失与功能失调

  • 林务局失去了许多当年在平肖领导下争得的自主性
    • 国会和法院对林务局下达名目繁多且经常相互矛盾的任务。
  • 林务局内部的决策体系常常陷入僵局，士气凝聚力荡然无存
    • 林务局以错误的工具在执行过时的任务。

林务局的使命演变与问题

  • 林务局的使命演变始于1910年爱达荷州大火，消防任务开始取代木材开采
    • 局长威廉·格里利宣称：“消防是科学管理的问题”。
  • 控制野火的问题导致林务局在90年代中期改弦易辙，转而实施“任它烧”的新策
    • 生态学家开始质疑防火目标的本身。

林务局的政绩恶化与政治衰败

  • 林务局的政绩为何在几十年中出现如此恶化？
    • 林务局单一明确的使命被潜在冲突的多项任务所取代。
  • 林务局的痛苦只是政治衰败广泛现象中一个小案例
    • 公共行政专家的大量证据显示，美国政府的整体质量在不断恶化。

政治衰败的定义与原因

  • 政治衰败是制度无法适应变化的情况
    • 塞缪尔·亨廷顿使用“政治衰败”的术语，来解释许多新独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动荡。
  • 制度无法适应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中精英或现任参与者的作用
    • 新社会群体涌现出来，挑战现有的平衡，促使制度的发展。如果出现成功的制度性发展，体制规则发生变化，先前的在野群体变成当朝群体。至此，新当朝群体在新体系中有了利害关系，从今以后就会采取保卫现状的行动。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

  • 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不同于社会或文明衰落的现象
    • 美国最大的优势从来不是政府质量，私营部门从一开始就更重要，更具创新精神。
  • 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很可能会给政治秩序带来重大的破坏
    • 这里的政治衰败仅仅意味着，许多具体的美国政治制度遇上故障，而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大，阻止了这些制度的革新。
第32章 法院和政党的国家

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

  • 美国拥有不相信政府权力的长期传统，一直把制约制度——司法和立法——放在行政制度之前
    • 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是“法院和政党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部门执行的政府功能，在美国却让法官和议员承担。
  • 美国向更为现代的行政国家的转化，与政府规模(我在第2章将之标为功能范围)的巨大扩展平行进行
    • 尽管里根和撒切尔在美国和英国的革命，积极寻求国家部门的缩减，但税收和支出的总体水平自70年代以来并没有很大变化。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

  • 政府质量的恶化反过来使它的财政赤字更加难以控制
    • 与使用不同制度安排的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制衡体系更难做出决策。
  • 美国政府质量的衰败根源在于，它在某些方面又回到了“法院和政党”治国
    • 法院的故事是，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中由行政部门处理的功能，在美国愈益变成司法功能，从而导致昂贵诉讼的激增、决策的缓慢和执法的高度不一致。
    • 国会在篡夺权力。利益集团无法再通过贿赂和依附式机器直接操纵立法机构，便改用完全合法的新措施来攫取和控制立法者。

非同寻常的诉讼

  • 利用法院来强制执行新社会规则成了榜样，20世纪后期许多社会运动纷纷模仿
    • 在布朗一案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NAACP)。它是一个私人自愿性协会，代表少数黑人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向堪萨斯州托皮卡教育局提出集体诉讼。
  • 美国做法的起源与这三个制度的演变次序有关
    • 在美国，制定政策的是终身任职的法官，往往不是民选的；过程又是零零碎碎和高度专业化的，所以也是不透明的。

对抗性法条主义

  • 自建国以来，律师一直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 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二十多个主要的民权和环境的立法，包括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等诸多方面。
  • 使这个体系如此笨拙不灵的，不单单是监管条例的繁多，而是它所追求的法条主义的严谨方式
    • 国会授权成立形形色色的联邦新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等，却又不愿放手，以致那些机构得不到欧洲和日本国家那样的规则制定权和执法权。
    • 它所做的，只是让法院承担监管和执行有关法律的责任。国会特意鼓励诉讼，扩大有权起诉者(standing)的范围，其中很多人所受特定规则的影响其实已是非常牵强的。
第33章 国会和美国政治的家族制复辟

美国政治的依附主义及其衰落

  • 19世纪美国政治是彻头彻尾的依附主义，政客动员选民去投票，所用方法是个体化福利的承诺
    • 分配庇护式好处有巨大的溢出效应，即官员的腐败。
  • 官僚体系改革的结果，依附主义和腐败的历史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
    • 新上台总统可在联邦政府中颁发四万多个政治任命，但政党已不再大量分配政府工作给忠实的支持者。
    • 防止这类腐败的规则已经非常广泛且严格，以致政府有关披露和利益冲突的繁多规则，在有意加入政府的人士看来，已经成了妨碍。

互惠利他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

  • 互惠利他，或人类学家所谓的“礼尚往来”，在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
    • 在互惠利他的关系中，有人给他人提供好处，与非人格化市场交易不同，并没有即刻获得回报的明确期望。
  • 互惠利他在华盛顿肆意横行，成了利益集团成功破坏政府的主要渠道
    • 利益集团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来影响国会议员，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报。
    • 有时，发起礼尚往来的是国会议员，先对特定利益集团有所偏袒，预期自己以后会得到竞选捐款的回报。

利益集团对民主的影响

  • 普通美国人普遍鄙视围绕国会的利益集团及其用金钱影响政治的做法
    • 无论政治光谱的左右，都非常关切民主程序已被损害或劫持。
  • 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对利益集团政治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的恶性影响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
    • 他特别考察了英国在整个20世纪持续的经济衰退，认为民主国家进入和平稳定时期，会积累不断增多的利益集团。
    • 这些集团不去从事追求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是利用政治体系为自己攫取福利或租金。
    • 这些租金总体上说并不具生产力，且会有损全体公众利益。
    • 但公众会碰上集体行动的难题，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像银行业和玉米生产商那样保护自身利益。
    • 结果，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的精力被耗入寻租活动，只有像战争或革命那样的巨大震荡才能阻断这一进程。

利益集团和政府质量

  • 利益集团说服在国会的代理人，颁发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复杂任务，让行政部门在行使独立判断或作出常识决定时大受约束
    • 国会希望联邦政府在采购货物和服务时，既有效又价廉，还要求政府采购遵守一套繁琐的规则，称作《联邦采购条例》。
    • 五角大楼的大型采购尤其如此，实际上成了国会个别幸运成员分配工作的项目。
  • 利益集团和多元论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无非是私人利益的总和，但更深刻的问题在于，它们破坏了审议的可能性，还破坏了对话和交流对个人喜好的塑造
    • 无论雅典的古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赞赏的新英格兰市政厅会议，公民都能就自己社群的共同利益进行直接的对话。
    • 多元理论的问题之一是，它认为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充当其传动带，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受审议的影响。

政治衰败

  • 法治是一种基本保障，保护个人免于暴政统治。但在20世纪下半叶，法律的重心不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了扩大政府功能范围的替代工具
    • 在这个过程中，官僚机构原本可以有效执行的功能，却移交给法院、行政部门和个人的混合体。
  • 作为人民意志的代表，立法者应该确保各项政策反映公众的诉求，但政党都受制于强大的利益集团，后者加在一起也不能代表全部的美国选民
    • 这些集团的控制非常强大，足以扼杀从农业补贴到银行监管的合理政策，还把税法弄成充斥特权的一团糟，使非人格化的公共行政难以实现。
第34章 否决制的美国

美国的制衡体系如何变成否决制

  • 美国宪法通过复杂的制衡体系来保护个人自由，但这也导致分支之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
    • 美国的宪政体系可以对权力实施多种制约，如议会制、总统制和司法部门。
    • 美国的权力与其说按功能划分，倒不如说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复制，导致分支之间周期性的权力争夺。
  • 美国的两党制导致激烈的政党竞争，使得决策更加困难
    • 自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政党大致呈地域分布，几乎整个南方从民主党移向共和党，而在东北部则几乎找不到共和党的踪影。
    • 这种激烈的政党竞争，导致争夺竞选资金的“军备竞赛”，两党之间的个人礼让之风荡然无存。

极端化

  • 发达民主国家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它们福利国家的承诺难以为继
    • 当代福利国家的现有社会契约，是几代人之前谈判达成的，其时出生率较高，民众寿命没那么长，经济增长更为强劲。
    • 融资的方便使所有现代民主国家把这一问题推向未来，但到一定时候，人口现实的真相终会浮出水面。
  • 21世纪初期的美国政治体制无法应对福利国家承诺难以为继的问题
    • 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主要政党自身，自19世纪末以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
    • 正是由于政党和驾驭其行为的积极分子，把他们自己搞成愈益僵化且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抱团的群体。

否决者

  • 民主国家向政治社会的每一成员提供平等的参与机会，但这也意味着决策不再以协商一致为基础
    • 随着群体变得越发多元和规模越发增大，协商一致的决策效率急剧降低。
    • 这意味着，对大多数群体来说，决策不再以协商一致为基础，而是以群体中部分成员的同意为基础。
  • 民主国家还有其他机制来迫使当事人做出决定，减少潜在的否决者
    • 这些措施包括，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的规则、限制议员提出修正案的规则，以及立法机构在重要事项上(如预算)无法达成协议时的所谓“回归”(reversionary)规则。
    • 根据明治宪法，如果日本国会未能达成新预算，上一年度的预算就算自动通过。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也有自己的回归规则，如果预算得不到通过，预算权力自动回到总统和行政部门之手。

总统制的风险

  • 美国国会又将强大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允许它迅速行动，只要求很低程度的负责性
    • 获得委托权力的有好几个高度自主的官僚部门，包括美联储、情报机构和武装力量，以及像国家航空航天局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那样的专门机构。
    • 在州和地方一级的总检察长或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上，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自由达成辩诉交易——远远超过德国同行。
  • 美国体制的问题是，这些权力委托很少做得干净利落
    • 国会经常不向特定机构提供如何执行任务的明确指示，反让特定机构自己来拟定任务。
    •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希望由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

美国如何与众不同？

  • 在平衡强大国家行动需要与法律和负责制的能力上，美国的制衡体制在很多方面比不上议会体制
    • 议会制国家没有让行政部门变成准司法部门，即使有，至少也远远低于美国的程度。
    • 拥有较少的政府机构；制定更连贯的立法；较少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
  • 欧盟的志愿性实际上意味着，欧盟层次的机构远比美国的联邦机构薄弱
    • 美联储、财政部和国会对金融危机的反应相当有力，包括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七千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2009年追加的七千亿美元刺激计划、美联储在一连串量化宽松中的收购。
    • 在紧急情况下，美国行政部门可威逼国会支持。相比之下，欧盟在希腊债务危机上仅采取零敲碎打的措施，而且犹豫不决。

麦迪逊式共和国

  • 美国政治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败，因为它传统的制衡体制愈益深化和僵化
    • 由于政治极端化越趋尖锐，这个去中心化的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 美国的政治体制变得极端化和寡断不决，这不是第一次。
  • 能否改革这个体制，扭转走向衰败的趋势？会有两个障碍，都与衰败现象本身有关
    • 第一是政治本身。很多美国政治参与者都承认这个体制表现不好，但切身利益让他们宁可保持现状。
    • 第二是与思想有关的认知。对公认的政府失灵，美国典型的应对方法是尽量增加民主参与和透明度。
第35章 自主和服从

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自主性对政府质量的影响

  • 国家能力是政府质量的关键，但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同样重要
    • 国家能力包括专业知识、教育程度和技术专家的能力。
    •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体现在代理人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有行使判断的余地。
  • 委托人—代理人理论认为，透明和负责是通向好政府的正道
    • 委托人要求代理人增加行为的透明度，以便予以更好的监督。
    • 委托人建立激励机制，使之对自己的愿望负责。

国家能力的构建

  • 需要有技术专家的能力，这是良好政府与民主发生冲突的第一件事
    • 安德鲁·杰克逊在官僚机构中雇用大批普通美国人，他们碰巧又是自己的政治支持者。
    • 通过《彭德尔顿法》建立任人唯才的官僚体系，就是在官僚招聘上不受民主政治竞争的影响。
  • 培养政府的技术能力，需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作出巨额投资
    • 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如果没有改革者在同时创建新大学，就不可能有如此的积极作用。
    • 明治寡头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日本的现代大学网络，让毕业生来充实东京的新官僚体系。
  • 官僚体系的能力以个别官员的人力资本为基础，但政府机构的真正表现还得依赖组织文化，又被叫作社会资本
    • 德国国防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证明是非常强悍的战争机器，部分原因就是它以士官为主导培养了高度的凝聚力。
    • 现代林务局的建立，基于员工同心协力于科学和科学林业。
  • 国家能力也与资源有关，训练最好最热情的官员，如果收入偏低，或发现自己缺乏完成任务的工具，也不会永远专心致志下去
    • 贫困国家只有运转不佳的政府，这就是原因之一。
    • 像美国那样的富裕国家，每年花在各种政府服务上的费用达到人均一万七千美元。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

  • 官僚体系的自主性恰恰体现在，委托人以何种方式把任务或规则强加于代理人
    • 组织的自主程度取决于委托人任务的数量和类型，或委托人授予代理人的权力程度。
    • 完全服从的组织没有独立权力，只像机器人一样自动执行委托人的详细任务。
  • 高度自主允许官僚机构的创新、实验和冒险
    • 在运行良好的组织，老板发出一般指示，下属找出完成任务的最好方法。
    • 在高素质的军事组织很清楚，下级军官应有“失败的自由”。
  • 缺乏自主性是导致低劣政府的主要原因
    • 全世界人都讨厌官僚机构死守规则、僵化和文牍主义。
    • 官僚机构可在操纵规则中获得权力和权威，所以对规则覆盖面的扩大更有兴趣。
  • 官僚机构可能会有太多自主性
    • 已举过现代史上或许最臭名昭著的两个案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官僚体系。
    • 在不至于如此极端的情形中，紧密结合和高度自主的官僚体系也可顽强抵制政治指令，倾向于近亲繁殖、抗拒改变、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

民主负责制

  • 民主负责制在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中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权威(合法行使权力)的最终基础
    • 历史上有许多先例，可强制百姓遵守国家的意愿。
    • 如果权力转换成权威，政府就会有更好表现，公民自愿遵守法律和政策，因为他们相信体制的根本合法性。
  • 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正规程序已经存在，让政府更加回应民意
    • 最明显的是缩短负责制的途径，下放权力到尽可能低的层次，使之直接回应民意。
    • 另一种方法是让政府各分支相互平衡，利用司法部门来迫使行政部门回应公众的要求。
    • 最后还有另外的机制，如具里程碑意义1946年《行政程序法》，迫使联邦机构公布规则的修改，以征求相关的意见。
  • 所有这些正规程序都是为了加强负责制，以及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但它们也增添了规则，强加高昂的交易成本，拖延政府的行动
    • 这些程序的累积影响，往往是剥夺行政机构的自主性，使之无法有效完成任务。
    • 太多的透明度能够且已经削弱了审议的展开，如美国国会中的情形。
    • 如果负责制的要求变成党派政治斗争中的又一利器，就不会达到原先的目的。

平衡

  • 为了使政治体制妥善运转，需要有一种无形因素，即信任
    • 公民必须相信，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都能做出反映公民利益的正确决定。
    • 政府必须通过积极回应和兑现承诺来赢得信任。
  • 政府需要人力和财政的资源，再加上组织资本，才能做好本职工作
    • 民主国家委托人向官僚体系代理人移交权力，需要授予与现存能力相匹配的自主性。
    • 现存政府完成这种移交，不是在一夜之间，通常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生。
第36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

政治发展与生物进化的相似性

  • 政治制度的性质会有变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制度生存下来，其他的证明不再适宜
    • 生物进化以变异和选择两个原则的互动为基础，政治也是如此。
    • 恰如某些物种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制度也会变得无法适应，就此产生政治衰败。
  • 人类在制度设计上能发挥一定程度的能动性
    • 人类仅凭事前了解的见识，永远都不会有足够的知识或智慧，来预测自己制度或政策的效果。
    • 人类发挥能动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过程中，先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再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

  • 从族团层次的社会到部落层次的社会
    • 分支世系制——部落制——在人类发展的某阶段几乎出现于世界上所有地区。
  • 从部落层次的社会到国家层次的社会
    • 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埃及和墨西哥，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结构的国家开始出现。
  • 从家族制国家到现代国家
    • 独立法律体系的发展，正式负责制的出现。

政治发展的多样性

  • 政治变迁在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化规范的社会中独立发生
    • 在西欧，在现代国家的出现之前，社会层次的分支世系制大体上业已销声匿迹。
    • 在中东地区，部落制仍然强大，在权威上是国家的对手。
  • 仍有少数族团层次的社会，幸存于像卡拉哈里沙漠和北极那样的边远环境，还有不少部落层次的社会散布在山地、沙漠和丛林地区
    • 政治组织的一个层次永远不会被另外一个完全取代。

发展的各个方面

  • 工业革命发轫于欧洲和美国，以及由此成为可能的持续经济高增长
    • 技术革新促成的生产力增长，驱动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并在社会舞台上以戏剧性方式重新洗牌。
  • 快速的社会动员促进政治参与的诉求，三个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在承受压力
    • 像大地主那样的旧社会群体，以及与之结盟的国家部门(如军队)，会试图压制参与诉求。
    • 新社会群体强行进入政治体系的能力，反过来取决于自己的组织程度。

好事并不总是扎堆

  • 国家、法治和负责制都会阻碍彼此的发展
    • 为了实现有效和非人格化，国家需要借助法律来实施统治。
    • 最成功的专制政权是那些拥有依法治理而非法治的国家。
    • 无论通过民主选举的正式负责制，还是通过政府回应民众需求的非正式负责制，对国家的良好运行，都是至关重要的。
  • 引进不同制度的先后次序至关重要
    • 国家建设的需要和民主相互发生碰撞的案例，我们已看到很多。
    • 高质量国家和法治之间也有紧张。
    • 法治和民主负责制之间也有长期紧张。
    • 民主本身也有紧张。

国际方面

  • 思想就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一个社会——乃至从一个文明到传播到另一个文明——实际上往往是社会变化的主要中介
    • 作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教，将阿拉伯半岛上边缘化的落后部落转变成世界大国，一直蔓延到东南亚。
    • 中国的儒家思想流传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和越南，无须凭借入侵和占领，就在那里创建起中国式制度。
    • 佛教从印度越过边界进入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往往在那里变成类似于国教的信仰，在本国却未能如此。
  • 让制度跨越国界的许多机制没有那么温和：征服、占领、往往还有对土著人口的奴役或消灭
    • 即使是最高压的殖民列强也发现，无法在不同地方随意复制自己的制度。
    • 移植制度的最成功案例，是在殖民列强大量移民的人口稀少地区。
    • 在世界上没有欧洲人广泛定居的地方，既有制度的性质在塑造最终出现的政治秩序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暴力和政治发展

  • 暴力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在现代国家的创建之中
    • 人类为了合作而竞争，又为了竞争而合作。合作与竞争不是二选一的方法，而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且竞争频频采取暴力的形式。
    • 只有暴力威胁，才能创造对政治组织新形式的强烈需求，以确保社会的存活。
  • 暴力在创造政治秩序上的作用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政治秩序的存在首先就是为了克服暴力
    • 但没有一个政治秩序曾永久地消除暴力，只是将暴力的组织层次推到更高水平。
    • 在当今世界上，国家权力可在人口超过十亿的社会向个人提供基本的和平与安全。但那些国家仍可在国与国之间组织起极具破坏性的暴力行为，即使永远都没有足够能力来维持国内秩序。

政治普遍性

  • 运作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须让三个政治制度——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处于某种平衡之中
    • 隐含在这个观念中的是一个规范性偏好。在我看来，一边是有效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基于法治和民主负责制的约束制度，将两者结合起来的自由民主制，要比国家占支配地位的政体更公正，更有助于自己的公民。
    • 将权利授予公民的法治也有内在价值，与这些权利是否促进经济增长无关。个人权利——自由言论、集会、批评和参与政治——构成国家对公民尊严的承认。
  • 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之间取得平衡的政权，事实上成了现代成功政治的普遍条件
    • 特定国家采纳的制度形式，如美国，并不构成普遍模式，不同社会可以不同方式来落实这些制度。
    •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法治和负责制用来为实质性目的服务，不只是严格的程序。法律的目的是制定共同体的正义规则，使之透明化，并公平执法。

未来模式

  • 在21世纪初，有些政府视自己为自由民主制的标准替代品，其中包括伊朗、波斯湾的君主国、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 伊朗国内存在严重分歧，庞大的中产阶级质疑现政权的合法性。
    • 海湾君主国一直是特殊案例，其之所以能把这种形式坚持至今，仅仅是因为坐拥大量的能源资源。
    •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样也是靠资源生活的国家，主要靠石油和天然气的储备成为区域性强权。
    • 在非民主的替代型政体中，对自由民主制是普遍进化模型的观念，提出最严重挑战的是中国。
  • 中国正在经历自身人口的大动员，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超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人口流动
    • 中国快速增长的受教育人群以及财富不断增加的民众，他们产生的要求和愿望不同于过往构成中国社会主体部分的农民。
    • 鉴于这些挑战，中国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拥有足够自主性，转向更开放体系，鼓励更多的经济竞争，允许信息在社会的自由流动。

政治衰败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否意味着，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其整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致命缺陷？

  • 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
    • 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化，最终自我修复。
    • 我认为，已确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
    • 在过去，民主政治体制遇到过这样的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替代型的挑战，还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众抗议、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
    • 很难根据任何给定十年的表现，来判断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
    • 在一个时段显得不可克服的问题，到了下一个时段却消失了。
    • 民主政治体制在回应涌现出的问题时往往比威权体制慢，但当它们开始行动时，常常更加果断，因为相关决策已获得广泛支持。
    • 如果说新兴和老牌的现代民主国家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
    • 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借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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