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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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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部 内政篇
- 导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回归
- 第二章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 第三章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 第四章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 第五章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 第六章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 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 第八章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 第九章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 第十章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 结论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 第二部 外交篇
- 导言 外交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 第一章 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
- 第二章 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
- 第三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
- 第四章 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
- 第五章 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
- 第六章 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 第七章 “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
- 第八章 过分轻信或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
- 第九章 没有有效机制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导致重大经济危机
- 第十章 台湾和香港问题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 结论 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
第一部 内政篇
意识形态的回归
- 意识形态的回归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革命。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可能导致党内腐败和权力集中，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可能导致改革方案无法实施，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可能导致社会不公和动荡，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引发社会不稳定。
导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颠覆性错误的定义及可能的领域
- 颠覆性错误主要指的是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
-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有效的政策还没有转化成为制度。
- 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就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
- 颠覆性错误可能发生在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改革和发展出现倒退迹象、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等五个领域
- 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
- 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 在一些领域改革和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迹象。
- 任何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
- 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当导致外部环境的恶化，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
执政党及其政府在避免颠覆性错误中的关键作用
- 执政党的建设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来设计改革和推动改革
- 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根支柱。
- 反腐败也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 改革必须通过执政党的政策来实现，官僚体系的作为成为关键
-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地执行下去。
- 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甚至革命运动
- 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革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
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颠覆性错误
- 宏观层面的问题，才可能发生颠覆性错误
- 在宏观层面，我们界定了十个内部领域。
- 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无限扩大，演变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
- 一些微观层面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长年叠加积累起来，也会上升成为宏观层面的问题。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回归
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 意识形态可以论证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 在西方民主国家，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单纯的选举之上，就是谁得到最多的选票，谁就获得执政合法性。
- 在中国，政治上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选举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论证功能显得尤其重要。
- 意识形态引导执政党的政策
- 政策是把比较抽象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转化成为具体现实的媒介。
- 执政党通过政策把其执政的理念转化成为具体可见的利益和服务，从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 意识形态是人民评判执政党成绩单的标准
- 人民对执政党是否满意主要看执政党的执政业绩，而意识形态则为人民提供了评判标准。
意识形态衰落的影响
- 意识形态衰落会导致执政党处于不利的政治位置
- 意识形态一旦衰落，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履行对执政党至为关键的功能。
- 意识形态衰落会导致其他各种替代意识形态的崛起
- 最终导向认同这些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力量的崛起，从而对现存政权构成竞争甚至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
- 这个概念的确立要归功于邓小平力推的“不争论”政策。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意识形态领域的经验教训
- 无休止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会造成执政党决策的低效
- 争论制约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导致社会上的思想混乱。
- 要克服这种情况，仅仅管制和控制争论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
- 一种能够引导和推动改革与发展的意识形态。
- 要确立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和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
- 在任何一个社会，政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工具性，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是后来被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
当前意识形态争论的趋势及潜在风险
- 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左派民粹主义、激进政治自由主义都有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
- 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极端自由主义控制下的政府一方面忽视国家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
- 左派民粹主义过度强调公平，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的新左派。
- 激进政治自由主义信奉的则是西方式民主，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问题。
- 极端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政府决策，那么就会出现犯颠覆性错误的真实的可能性
- 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因为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并且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政府力量的结合。
第二章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党政关系的演变及其重要性
- 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的政治改革目标，主要针对毛泽东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情况
- 在“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政府处于瘫痪状态，社会接近无政府状态。
- 党政关系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并且因为多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 例如，很显然，80年代以来，党的结构改革从来没有被提到改革的议程上来。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本质及其在中国历史中的表现
- 党权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 实际上，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在民国之前的数千年以王权为政治核心的传统社会里，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
- 在传统王权政治衰落之后，经过近代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战争，现代党权取代了皇权，形成了一些学者所说的“党国体系”
- 尽管今天一些人经常质疑中国的“党国体系”，但这一政治体系是长期历史的产物，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党政关系的现状及其影响
- 逐渐形成了党政分工的关系，党口主要负责军队、安全、政法(国家暴力机器)、国防外交、意识形态和宣传、人事任命等领域，而国务院主要负责社会经济事务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执行
- 这种分工并不意味着党口和政府口之间有法定的明确边界。
- 党的十八大之后，为了全面深化改革，执政党需要顶层设计，同时也需要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集权就成为一个趋势
- 因此，党权呈现出不断强化的倾向。
- 今天，一般说来，党权主要表现在军队、政法委、意识形态和宣传、人事任命、纪检等领域。
- 尽管这些领域和以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内部集权程度大大强化，彻底改变了以往党口内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
-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是很明显的，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造成党政权力关系的高度失衡，甚至出现以党代政的局面，从而产生政治和行政两方面的危机
- 从短期来看，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因为如上所说，强化党权主要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推进改革。
- 但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造成党政权力关系的高度失衡，甚至出现以党代政的局面，从而产生政治和行政两方面的危机。
-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如同皇权管政治，党权也管政治。党如果过多履行行政方面的权力，表明党有行政化趋势。一旦党权行政化，那么党在政治事务方面的权力就会受到制约，因而必然走向弱化。
- 如果政府领域因为党权的进入而受到制约，政府权力也会弱化，不能有效地推行行政、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这将会是一种双输局面。
实现党权和政府权力平衡的建议
- 在党政之间划一个比较合理的边界，并且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 在此法定边界基础之上，实现党政分工。
- 在党政之间设立一些协调机构
- 前面所提到的十八大之后新设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等就是这样的协调结构。
- 明确党务和政务的法律边界，党要管政治，政府要管行政
- 两者既要分工，又要协作，但不可以越俎代庖。
- 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
- 政务官可以由政治人物来任命，以形成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团队。
- 事务官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
第三章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性
- 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经常导致执政党内部的危机
- 毛泽东时代虽然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但民主经常名存实亡，而集中过多，造成领导人个人权力过大、过强，制度权力过少、过弱的局面。
- 个人专制不仅造成了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更导致了重大决策的错误
-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
改革开放后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
- 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等领导人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毛泽东个人专制的受害者
- 他们也深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 在邓小平时代，经过了诸多重大的改革，建立了一系列新制度来防止个人专制的重演
- 主要新制度包括：废除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引入退休制度；确立领导人限任制度，主要国家领导人担任重要职务不超过两届，即10年；年龄限制制度；集体领导体制。
党内民主制度的现状与挑战
- 领导人限任制度和年龄限制制度已经相对固定下来，达到了相当的制度化水平
- 但在如下三个最重要的领域仍然处于早期探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 集体领导体制也面临各种严重的问题和困难
- 第一是领导核心问题，邓小平说江泽民是领导核心，但江泽民之后，就没有领导核心的提法了。
- 第二是与之相关的领导层内部互相制衡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局常委内部实行分工制度。
- 第三是既得利益问题，在顶层“分封”的情况下，既得利益的形成成为必然。
- 第四是接班人问题，接班人问题也和干部任命制度相关，只不过接班人指的是最高权力的继承问题，而干部任命指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任用问题。
- 第五是政策执行问题，中国实行集体领导体制，所有重要领导都是集体选拔的结果，这对政策执行具有负面的影响。
党内民主制度的前景与展望
- 十八大之后，执政党高层开始调整党内民主的改革路线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再次进行权力集中，成立了四个新领导组织；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矫正之前政治实践的弊端；重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 法治是民主的制度基础，没有法治便没有有序的民主
- 权力顶层设计也须先法治、后民主，法治建设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今天，权力顶层设计也面临很多问题。
第四章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中国腐败的现状及其影响
- 腐败的广度、深度、数量和规模均前所未有
- 腐败已经扩展到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部门和各级党政军机构。
- 腐败已经深入各级领导的权力核心，包括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和党中央机关。
- 腐败所涉及的经济数量规模巨大，官员的腐败已经不是人类理性所能理解和估计的了。
- 现在的腐败具有了政治寡头性质，经济寡头开始要转型成为政治寡头。
- 腐败会导致执政党的自我解体，造成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冲突，也造成了执政党内部的冲突
- 如果执政党领导核心是团结的，那么即便面临来自内外部的强大挑战，还是有能力应付的。
- 如果执政党核心内部不团结，甚至是分裂的，那么就没有能力来应付来自内外部哪怕是很微弱的挑战。
- 腐败是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领导集体分裂的最主要根源。
反腐败的必要性
- 腐败“会亡党亡国”，这是执政党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的
- 中国尽管没有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契约”关系。
- 官员的腐败就是单方面地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
- 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
- 反腐败的重点在于制度建设，这并没有错，也是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 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的建设对反腐败最为重要，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
反腐败运动的挑战与经验教训
- 反腐败运动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远远不够
- 反腐败运动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建设清廉政府。
- 反腐败是建立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和法治。
- 反腐败运动如果长期处于群众运动的方式，不能转化成为制度建设，那么就有可能触发无限制的党内政治斗争
- 依靠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
- 反腐败的各种阻力是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
- 反腐败还需要考量执政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
- 反腐败有两个有机的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者，二是录用清廉者。
- 在清除腐败者方面，鉴于那么大面积的腐败，要把所有的腐败者清理掉有很大的难度，但腐败者不能再担任重要工作岗位的职务。
第五章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关键在于执行
- 执政党高层在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
-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包括了336项改革方案。
- 2014年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又通过了180项改革方案。
- “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 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那么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信任会持续下降，政府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中国改革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 毛泽东的30年，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所有的基础
- 前半段也搞经济社会建设，通过国家的力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政权。
- 后来追求“继续革命”的目标，转向了政治运动。
- 邓小平的35年，主题是搞经济建设，同时也提出了政治制度建设计划
- 20世纪80年代，他曾经提出过非常大胆的政治制度建设计划，例如党政分开、法制、社会主义民主等政治改革举措。
- 邓小平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上功劳巨大，因此有“总设计师”之称。
- 现在要规划的是未来的35年，这个规划充分体现在上述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的改革决议中
-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四中全会要解决的是制度建设问题。
- 三中全会尽管涵盖面很广，但主题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三中全会的关键词是“市场化”，要通过市场化释放制度红利，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四中全会的关键词是“法治”，并且，如前一章所述，这里的法治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即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广义上的制度建设，包括社会、行政、政治、军事、中央与地方等等方面。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挑战与对策
- 中国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即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也就是“新常态”
- 要实现从中等收入社会到高收入社会的提升并不容易。
- 在新常态下，要实现长期平稳的发展，现在看来，这并不容易实现。
- 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这场争论的很多经济学家往往过于注重界定增长点
- 从经验来看，要把经济增长点(或者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通过发展的主体，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角。
- 政府除了规定哪些不能做之外，就由发展的主体自己来寻找增长点，哪里有发展空间，发展的主体最清楚，并非政府或者经济学家所能规定。
政府不作为的原因及影响
- 十八大以来改革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以往的分权式改革转向集权式改革
- 集权式改革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中国的改革方式是先易后难。
- 集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从过去的分权到现在的集权，方式一转变，很多官员不知道如何作为。
- 反腐败运动对官员的作为产生了影响
- 反腐败有其实必要性和必然性，从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说，反腐败的确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 反腐败运动既遏止了官员的“乱作为”，也遏止了官员的“作为”。
- 官员任务导向的转型，即从从前的GDP增长指标的单一目标转变成为多元目标
- 这种转型也使得很多官员不知道如何行动，学术界已经发现，中国的体制在实现单一目标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
- 一旦目标多元化，无论是体制还是官员都表现出劣势来，很多人不知道如何行为，做什么，怎么做。
- 来自民意的压力
- 因为腐败等因素，今天的中国，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互相信任度极低。
- 在人民不信任官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就无法作为。
- 社会治理问题
- 在一个强社会的国家，即使政府不作为，社会照样可以有效运作。
- 但在一个弱社会的国家，一旦政府不作为，那么社会就很容易陷入无政府状态。
解决政府不作为问题的改革措施
- 改革需要再分权
- 集权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反对，而集权本身不是最后的目标，要推动改革，就需要再分权。
- 一个简单的道理，改革者需要权力，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 要化解反腐败和改革动力之间的矛盾
- 反腐败要尽量减少对企业运作的负面影响。
- 要大量起用新人。
- 要区分腐败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
- 要处理好改革的法律基础问题
- 现在强调改革的法律基础问题，这非常重要。
- 改革要进行下去，就需要处理好改革和现有法律之间的关系。
- 要处理好民意和改革之间的关系
- 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但要意识到其限度。
- 政府既不能不顾民意，也不能随意屈从民意。
- 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官僚机构的阻力
- 在任何国家，政治人物做决策，官僚机构执行政策。
- 鉴于官僚机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在下一章把它列为专门的一个主题来讨论。
第六章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政府的政治竞争力的重要性
- 一个有作为的政府对于经济升级、社会改革，以及政治制度的变革，甚至是法治本身的进步都至关重要。
政治与官僚的关系及其问题
- 官僚机构表现为中立，独立于政治过程，但实际上官僚机构具有其自身的、不同于政治人物的利益
-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两个分不开的过程，官僚机构尽管执行政策，但也表现为体制内的主要利益。
- 官僚过程或者行政过程具有自己的运作方式，这里，职业官僚极其重要
- 这种称为“职业主义”的东西久而久之就形成惯性，形成人们所说的官僚主义。
应对官僚主义的方法及其问题
- 分权是一种对付官僚机构的方法，但也包含有巨大的政治风险
- 毛泽东时代有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一次是“大跃进”，一次是“文化大革命”。
- 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民主化及其解体。
- 民主化、分权等都是可以使用的方式，不过如前面所讨论的，这些方法具有相当的风险
- 从东亚经济体的经验看，在应付官僚机构不作为的问题上，比较有效的是法治精神和专业主义。
中国官僚机构的不作为及其原因
- 中国官僚机构的不作为和缺失有效的激励机制有关
- 在GDP主义主导的时代，各种各样的腐败是官员作为的一个重要激励机制。
- 现在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基本上遏止了“乱作为”。不过，同时没有提供另外的激励机制，这也是目前官员不作为的一个经济因素。
解决官僚机构不作为的方法
- 用法治来解决官僚体制不作为的问题
-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是个广义的概念，适用于广泛的领域，包括吏治，即官僚机构的治理。
- 解决政治和法律的边界问题
- 强调专业主义的主导地位，防止司法地方主义，减少和切断领导人干预司法过程。
- 解决法律过于理想化的问题
- 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要根据国情，法律当然要体现价值体系，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
- 解决法律和制度的细节问题
- 把党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区分开来，假、大、空现象。
- 解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
- 法治远远先于民主而存在，民主对法治的影响也是复杂的。
- 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高薪养廉问题，政府的人才问题
- 中国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和其额外的收入不成比例，需要调整工资结构。
-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
- 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
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反腐败运动的政治意义
- 反腐败运动应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
- “苍蝇”和“老虎”抓多少，数量并不是那么重要，也不能衡量反腐败运动是否成功。
- 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
寡头政治的形成及其特点
- 寡头政治的主要特点是权力网络的形成，往往以一个或者数个党内领导为核心
- 寡头政治往往从经济寡头转化而来。
- “非党组织”往往是政治经济权力的结合体，产生出巨大的政治野心，干预国家政治。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原因
-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可以说是官僚经济
-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改变。
- 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
- 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
- 很多年来，很多高层领导人都是来自国有企业，这些来自国企的领导就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紧密的关系。
- 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也是经济寡头形成的重要原因，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
经济寡头对政治环境的影响
- 利益集团对法制和法治的执行实施构成巨大的风险
- 没有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良好的法治和政策环境。
- 只要国有企业继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么法治就很难成为可能。
- 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
- 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虑在内。
- 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那么科技创新不仅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
- 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和社会建设也有负面影响
- “监管俘获”的现象可能出现，监管者反而为被监管的利益集团服务。
- 如何摆脱利益集团对改革的羁绊，是未来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挑战。
防止经济寡头转型成为政治寡头的必要性
- 要避免犯颠覆性错误，执政党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制约经济寡头
- 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大陆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也要吸取。
- 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 在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
- 首先就是要改革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那就是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
- 确立健全的政商关系也非常重要，不当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和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源。
第八章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社会暴力化的普遍性和影响
- 社会暴力化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不仅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国家，而且也是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现象。
- 社会的暴力化往往和经济的不发展，社会缺失保护，法制和法治不健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和政府之间低信任度，政府无能等诸多现象联系在一起。
- 一旦社会暴力化，很难保障国家不会成为失败国家。
中国社会暴力的现状和特点
- 针对社会成员的各种暴力事件一直在中国社会蔓延
- 这些暴力事件限于近年来新闻媒体频频曝光的校园血案、公共场合无特定目标的攻击、针对基层官员和国家执法人员的暴力寻仇，以及许多家庭伦理性质的“灭门”惨案。
- 各种暴力体现的各种角色之间的社会关系，包括自我关系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 当代中国社会暴力有两大类型的根源：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和中国特有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
- 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必然社会结果，就像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病”。
- 另一根源则具有中国“特色”，也就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GDP主义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
社会暴力化的原因
- 社会转型不可能没有阵痛，这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所证实
-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社会能够逃脱社会暴力的发生。
-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巨变
- 一些群体能够享受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也可以逃避市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另一些群体则要承受市场经济无情的折磨但得不到任何外在的保护。
- 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追求交易规模和发展速度的模式，一方面加快了社会转型的步伐，强化了社会转型中各种“压力”生成机制；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维系社会体系健康运转的根基，从而直接导致社会的暴力控制机能的失效
- 从90年代初中国各项改革深化以来，在国家的各职能部门中，形成了一种内生的、强调GDP增长的系统动力，即人们所说的GDP主义。
- 在西方，随着社会关系的市场化，社会保护机制也随之出现。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在大力促使社会关系市场化的同时，没有有效的作为来提供社会保护。
- 激进的“经济驱动型”社会转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
- 社会暴力化的另一个主要机制是公权力的工具化。
- 十多年来中国狂飙式的经济增长，加上最近30年来的社会大变迁，在造成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民族主流价值的弱化和精神层面的混乱。
社会暴力的影响和后果
- 社会暴力的泛滥和公平正义的缺位，既是我们这个时代影响稳定的两个相关的重大问题，也是难以治愈的体系痼疾
- 作为“发展”带来的“稳定”问题，这两个问题已经完全不能像其他“稳定”问题那样，可以通过“发展”直接(积累财富)或间接地(政府用钱)解决甚至改善了。
- 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只有两条来论述社会方面的改革，包括“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 在社会治理的内容中，强调了政府要培植和扶持社会组织，尤其是在行会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 尽管也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但较之对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重视，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管理空间显得非常有限。
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未来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改革
- 例如，没有社会改革，就不会有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
- 再者，没有社会改革，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基础。
- 当然，如果没有社会改革，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也会充满暴力，即便是民主化了，也会是劣质民主。
- 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
-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 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
- 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
第九章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抗议运动
- 全球化时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不公平
- 对那些深受全球化之害的社会群体来说，抗议甚至暴力是改变自己不利地位的有效方式。
- 社会抗议运动的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 在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社会抗议运动表现为针对资本主义的运动，而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和地区表现为要求民主化的运动。
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
- 在市场社会里，主导社会关系的是资本，而非政府
- 从资本、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来看，人们不难看到，世界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革命，而今天的世界开始进入第三次革命时代，即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和今天的中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革命
- 商人是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是主导性力量
- 商人在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辅助君主统一国家。
- 商人和君主分享政治权力。
- 商人和君主之间的互动就是近代民主的开端
- 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西方)民主。
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革命
- 工人阶级运动就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
- 在西欧，这场运动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产生，即在资本和劳工阶层之间达成了妥协，日后更逐步走向今天人们所看到的福利国家制度。
- 在另一端，主要是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造就了苏联模式，也就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次革命：中产阶级革命
- 今天，世界再次进入一个革命的状态，而这次革命的主力便是中产阶级
-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抗议运动的反资本主义的目标比较明确。
- 在亚洲，主要是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似乎省略了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革命。
- 在不发达的亚洲国家，社会抗争更是复杂。
中国面临的革命压力
- 中国既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困难，也面临后发展国家的困难
- 中国的发展过程也是全球化的过程。
-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化中一个最大的推动力。
- 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第一次革命的资产阶级
- 中国产生的所谓“资产阶级”完全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是现存体制的保护力量。
- 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仍然很小，很难形成类似今天西方那样的革命“气候”
- 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来自专业技术人员(西方所说的“白领”)和政府雇用人员(党政干部和公务员)。
- 中国的穷人阶层本来就占据人口的大多数
- 现在随着“资产阶级”的“出走”，中产阶级的缩小，穷人阶层会出现扩张的趋势。
如何避免自下而上的穷人社会抗议甚至革命
- 政府必须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 政府很难动用“劫富济贫”的方式来进行二次收入分配，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很容易离家出走。
- 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留住资本，在资本可持续扩张的基础上，通过改善经济结构(例如大力发展中、小、微型企业)和二次分配等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 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讨论通过社会改革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 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法治建设，则是政府、资本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制度基础。
第十章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社会大动乱或“廉价革命”的可能性和条件
- 执政者与社会矛盾激化可能导致革命
- 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是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
- 知识阶层活跃，社会底层不满情绪增加
- 知识阶层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
- 尽管反腐败运动和其他一些政策调整减少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但只要改革没有为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他们不会真正感觉到满意。
- 改革政策执行无力，党政官员不作为
- 党政官员群体普遍有不作为的倾向，十八大前后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准备有效改革了。
- 正在大力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用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
“廉价革命”的特点和影响
- “廉价革命”可能突然发生，严重搅乱社会秩序，但对社会政治结构不会产生任何有效的影响
- 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
- “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的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
- 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中国面临的“廉价革命”风险
- 知识阶层的激进化，社会层面的不满，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中国存在发生“廉价革命”的风险
- 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 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 如果说以上讨论的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可能如何被动员和组织起来，那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很多并非人为的因素也可以触发社会动乱。
防止和应对“廉价革命”的策略
- 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
- 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
-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
- 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
结论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新常态下推进改革的必要性
- 国家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 新常态就是要实现长期平稳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并不容易实现。
- 寻找发展的主体甚至要比界定增长点更为重要
- 政府除了规定哪些不能做之外，就由发展的主体自己来寻找增长点了。
当前改革存在的问题
- 集权式的改革顶层设计并不表明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唯一的改革与发展主体
- 中央政府是改革与发展设计的主体，也是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例如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等，但在更多的改革领域，中央政府并非改革主体。
- 除了中央政府，这四个老的主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严重缺乏发展动力
- 民营企业除在互联网和金融等少数领域比较活跃外，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显现发展的势头。
- 外资方面，尽管大规模撤资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但很多外资企业在减少对华投资。
-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反腐败等原因，基本上处于不作为的状态。
推进改革的建议
- 要化解反腐败和改革动力之间的矛盾
- 反腐败要尽量减少对企业运作的负面影响。
- 确立健全的政商关系。
- 要大量起用新人。
- 要处理好法律和改革之间的矛盾
- 要清理旧的法律，修改甚至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
- 要加快分权。
- 法律要保护改革者。
- 要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
- 要改革工资制度，给官僚体系提供足够的物质刺激。
- 要区分腐败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
- 要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
第二部 外交篇
外交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 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
- 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对外部世界的敌视和排斥。
- 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
- 军队腐败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
- 错误判断美国衰落可能导致战略失误。
- 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
- 中日冲突会影响两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
- 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
- 南海冲突可能导致地区不稳定和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
- 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 与印度发生冲突会影响中印关系和地区稳定。
- “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
- 过分轻信或者过分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
- 过分轻信或恐惧西方可能导致中国在外交政策上受制于人。
- 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制造重大经济危机
- 缺乏有效的防范机制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冲击。
- 中国台湾和香港“独立运动”失控，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 “台独”和“港独”问题失控可能导致中国外交局面复杂化。
导言 外交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中国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中国外交领域既为中国本身和外在世界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确定性，对中国本身来说，甚至包含危险性。
- 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基本上已经形成，新领导层的外交思路可以概括成“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
- “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大国或者区域集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 连接这两个方面外交的则是“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
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与意义
- 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和平的需要
- 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和合作。
- 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放。
- 如何和现存既得利益和平共处，便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
- 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往往恐惧崛起中的大国，这已经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
- 只要中国和这些大国(尤其是美国)不发生战争，这个世界基本上会是和平的。
“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 “一带一路”首先是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 “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
- 而中国拥有丰厚的资本、过剩的产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
- “一带一路”也必然会对区域甚至全球治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 一方面，可以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压力，从而推动改革。
- 另一方面，也给予中国一次机会来尝试建立新型的、开放型的区域和国际经济秩序。
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 中国的大国外交不能学从前的大国，例如英国和美国，需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有效的国际发展战略
- 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并且周边有几十个国家，需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有效的国际发展战略。
- 中国外交的前沿是周边国家，北边有俄罗斯，东边有发达的日本、韩国等，西面和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都是发展中国家。
-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
- 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的盟友也就是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之间的冲突。
- “一带一路”的起点也是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一带一路”也是周边外交的内在部分。
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风险与应对
- 在实施大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但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 如果犯颠覆性错误，不仅促不成中国的最终崛起，反而会导致中国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
- 本书第二部分将讨论中国在哪些外交方面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和如何避免这种错误
- 我们界定了10个主要的领域，包括：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过分轻信或过分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没有有效机制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导致重大经济危机；台湾和香港问题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第一章 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
民族主义的定义和影响
- 民族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力量，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始终主导着主权国家的外交政策。
- 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往往导致解体，在国与国之间则不时地带来巨大的灾难
- 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就是内部民族主义的例子。
- 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
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
- 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融入世界而崛起和强大
-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路线和随后政府提倡的“和平发展”路线一直贯彻在整个过程之中。
- 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几种力量：传统左派、保守主义力量、青年民族主义力量和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
- 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
- 保守主义力量强调国家利益的，他们并不相信存在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
- 青年民族主义力量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几代年轻人中间。
- 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体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新型理性民族主义的塑造
-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但需要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而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 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理性的民族主义，而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民族主义。
- 中国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
- 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他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
第二章 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
军队腐败的现状与影响
- 军队腐败愈演愈烈，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的层级越来越高，所卷入的人越来越多
- 腐败少则数百万，多则数千万，甚至数以亿计。
- 腐败的层级已经达到了军委副主席这个军队所能拥有的最高级别。
- 一个腐败案可以牵涉很多军队人事。
- 军队腐败不仅是因为商业因素，军队本身的商业冲动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这种冲动没有被遏止，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考量
- 政治需要军队的支持，为了政治利益，就给予军队过多的商业权力。
军队改革的必要性
- 整治军队无疑是习近平主政以后实施的一个主要议程
- 自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来整治军队。
- 新领导层对整治军队应当具有更高层次的考量，不仅仅是要整治军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军队体制和国防的现代化问题
- 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本身都说明了，没有一支强健的军队，无论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还是维持持久和平，都是不可能的。
军队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 军队是执政党最重要的基石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军队，政党如何建立新政权？在新政权成立之后，军队仍然是国家暴力机器的最终制度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军队的变化与问题
- 军队开始走向经济领域，导致了大面积的腐败
- 因为国家没有足够的军事开支，就变相容许甚至鼓励军队去从事经济活动。
- 到90年代，军队的商业化走向了一个极端，使得军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角色。
- 军商分离政策实施得并不彻底，导致军队经济利益的自主扩张
- 例如土地问题。军队均不同程度地利用军事用地，与地方机构及房地产商合作，用军地建商业或住宅楼宇，或出租做商铺，获利后再分成。
军队现代化的三个领域
- 军人认同的建设，军人如果对自己的职业和军队体制没有高度的认同，那么军队与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就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区分
- 一些中国军人尤其是高级将领既要在军队的显要位置和政治影响力，又要发财。这是认同混乱的表现。
- 军队本身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涵盖方方面面，但在众多制度方面，最主要的是那些能够促成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制度
- 军事现代化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当然不是说，军队的唯一职能是打仗。
- 处理好军队和执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中国社会有不同看法，争议也很大
- 传统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党指挥枪”。但在很多年里，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军队的国家化被视为军队现代化的标志。
军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角色问题
- 军队的要务是国防，是建立在暴力机器上的国防。外交则不同，外交主要是政治
- 这就要求军队和政治之间存在边界。在任何国家，军队作为国防力量，需要一个外在敌人的存在。
- 军队开始对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表现在正式和非正式两个层面
- 从正式层面看，军队正在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外交角色。
- 在非正式层面，军队对外交事务的干预问题比较突出，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三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脆弱性
- 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 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的冲突，那么其他区域性冲突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
- 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
- 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美国的崛起及其衰落的原因
- 美国从19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一个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
-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 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
- 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
- 美国开始衰落的原因包括单边主义、世界警察的包袱、民主包袱、联盟包袱、从建设性国家转变成一个“摧毁型”国家、大国衰落“恐惧症”
-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实行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
- 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
- 美国的“民主包袱”。
- “联盟包袱”。
- 美国已经从一个建设性国家转变成一个“摧毁型”国家。
- 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挑战
- 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是G2结构，即两国集团
- 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
- 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 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
- 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
- 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而不仅仅是置于双边关系中来处理。
-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
- 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就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糟糕。
- 这就需要两国经常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第四章 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
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
- 中日之间的战争并非危言耸听，两国实际上已经心照不宣地在进行军事竞赛了
- 自从日本民主党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以来，中日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升级。
- 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实很有限，就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性。
- 在回应日本的“国有化”过程中，中国开始对钓鱼岛进行(事实上的)正常巡视。
- 日本不接受这种局面，要通过强化其军事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
- 很自然，中国也采取反制举措。
- 这样一步一步升级下去，说不好会导致战争的爆发。
- 对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政策圈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综合起来，不外乎三种
- 首先，一些人对目前的紧张局面不以为然，认为双方都在玩政治、玩民族主义。
- 其次，也有一些人认为中日两国经济已经高度互相依赖，两国之间的战争难以想象，因为战争会给两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 第三种观点则和前两种相反，就是“中日必战论”。
中国应如何处理对日关系
- 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中日关系的演变，对局势的任何升级迹象不可掉以轻心，以避免最终走入战争的逻辑
- 处理对日关系，最主要的还是需要理性，不能老是停留在情绪阶段，无论是民族主义式的还是义和团主义式的。
- 中国必须清楚现阶段的最高战略目标仍然是可持续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对付日本是为了避免中国的现代化再一次被日本中断。
- 在处理和日本的关系上，中国免不了要和美国打交道，但在这方面，中国尤其不能对美国因素做出错误的判断
- 中国本身对日本没有任何影响，日本方面的行为，中国除了口诛笔伐，并没有其他有效的办法。
- 中国一些人的一个错误判断是，日本那么强硬，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在背后；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就不至于这样强硬。
- 尽管美日同盟的存在并不是说，美国必定要站在日本这一边，美国也可考虑持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
- 但有了这个同盟，美国有更大的概率站在日本这一边，而根本没有机会站在中国这一边。
准冷战状态下的中日关系
- 一场有限的冷战，或者准冷战，可以使双方冷静下来
- 和日本的有限冷战有助于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 存在一个外在的“敌人”，对中国军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 所有强国必须具有“假想敌”。
- 没有了敌人，甚至没有了“假想敌”，军队就会没有斗志，没有斗争精神，沉湎于奢侈生活，甚至出现大面积的腐败。
- 等中国军队真的强大了，能打胜仗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也就自然消失了。
- 准冷战状态下，中日双方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各自对对方的政策、战略和态度
- 之后，中国有可能面临几种局面。
- 第一，中国再次强大了，就像在唐朝那样或者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日本有可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 第二，中国再次强大了，同时日本也变得强大了。
-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会有足够的能力阻止日本主动挑衅，被动地卷入战争，双方达到一个均衡水平。
- 尽管中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不过，这座山够大容得下两只虎。
- 同几千年历史所示，两国互相比较独立(如果不是孤立的话)，来往较少。
- 第三，或者等将来整个东亚发展到欧洲那样的程度，经济发展提出更大的整合要求，并且中日两国政府也愿意合作，这样就会出现类似欧洲那样的情况。
第五章 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
南海问题的恶化及其原因
- 南海问题的恶化是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对美国“重返”的反应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
- 南海问题是历史问题，美国当然没有制造南海问题，但南海问题浮出水面和美国相关。
- 南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的“生命线”
- 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而80%以上的海上航行须经过南海。一旦失去南海，那么中国的海上贸易就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冲击社会政治的稳定。
美国“重返亚太”的原因及策略
- 地缘经济因素是美国“重返亚太”的主要原因
- 亚太地区日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是不言的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在未来的数十年不会改变。
- 在今天的亚洲，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日本是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印度正在崛起成为继中国之后的另外一个亚洲经济大国，印尼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不可忽视。
- 美国以南海问题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也有一些比较新的内容
- 美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合作。
- 扩大和澳大利亚的联盟关系，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变相“驻军”。
- 试图建立新联盟，如印度。
- 努力改善传统上与美国不友好的国家的关系，例如缅甸。
- 美国“重返亚太”的经济战略则是以TPP为中心的
- TPP本身并非是美国所创，但一旦美国卷入，开始主导TPP，其性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对美国来说，TPP的一个潜在的课题就是如何应付中国经济模式。
中国应对南海问题的策略
- 中国应当有一个合理的判断，是威慑(deterrence)还是围堵(containment)
- 理性地说，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已经不可能。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要和美国竞争世界霸权的计划，而且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方面已经高度互相依赖，同属一个体系。
- 中国可以仿效美国，培养一个亚洲“古巴”，例如菲律宾，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
- 在那么多周边国家中，存在一个“古巴”甚至两个，并不可怕。
- 中国也可以仿效美国，实行“战略性贸易”，建立自己版本的“TPP”，用经济手段来奖励一些国家，同时惩罚另一些国家
- 考虑到中国现在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尤其是当欧美面临长期经济困难时，这种方式也是可以产生一些效应的。
- 中国甚至可以实行联盟政治
- 中国历来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着国际环境的恶化，这种情况很可能得到改变。
- 尽管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搞“民主价值”同盟，但经济同盟也会很有效，尤其在亚洲。
- 中国可以利用本区域之外大国例如俄罗斯“重返亚太”的动机来改变局势
- 俄罗斯一旦“重返亚洲”，中国就可以防止把南海问题演变成单纯的中美之间的问题。
- 随着自己的继续崛起，中国更有可能发现新的因素来应付南海问题
- 最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尤其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动议更有可能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契机。
第六章 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中印关系的重要性
- 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一对最重要的关系
- 中国要把印度提高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水平。
- 印度对中国具有深刻的意义，关乎中国陆地地缘政治甚至海洋地缘政治的稳定
- 印度在中国的西南边，地缘政治构架内，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印度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
- 印度会通过一切可能的办法来阻止中国通向印度洋
- 如果中国要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那么就会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复杂化。
- 中国如果通过缅甸通往印度洋，同样会遇到缅甸的问题。
印度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 印度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的，20世纪60年代的中印冲突，在印度人的脑际留下了永恒的痛苦记忆
- 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政府官员当中。
- 近年来，中印两国围绕着领土主权纠纷，一直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冲突。
印度对西藏问题的影响
- 印度政府和社会可以对西藏流亡分子产生直接的影响
- 印度可以促使西藏流亡分子成为中国的麻烦，也可以促使他们不成为中国的麻烦或者少找麻烦。
印度与其他大国关系及其对中国影响
- 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大国也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
- 尽管印度在经济上仍然较中国落后，但印度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大国(人口最多)。
- 和西方国家一样，民主自由是印度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
- 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常发现和印度有比较多的共同语言，因此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例如核武器问题)对印度网开一面，用各种方式容忍甚至鼓励印度。
- 这些年来，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国际网络内，和美国合作来应付中国。
- 日本也仿效美国，要和印度建立“价值同盟”来应付中国的崛起。
- 实际上，美、日、印正在努力发展出战略和军事协调机制。
中印在中东、非洲区域的互动及其影响
- 中印两国在非洲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在中东，中印两国互动的情况更为复杂
- 中东传统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近年来，中东正在政治“变天”。
- 一旦美国减少对中东的能源依赖，那么也必将减少在那里的军事存在。
- 这表明，在不久的未来，中东会出现美国撤出之后所出现的安全真空。
- 这个真空的竞争者主要有三个大国，即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中国应如何处理与印度的关系
- 首先必须把印度提高到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高度
- 尽管现在印度并非那么强大，也算不上大国，但随着其现代化的进展，印度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大国。
- 中国也必须加深对印度的认识
- 对印度的认识是对印度政策的基点。
- 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
- 在实际政策层面，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可能很难很快得到解决
- 中国必须努力，因为毕竟已经解决了和俄罗斯、越南的陆地边界问题。
- 和印度的边界问题更为复杂，但也不是不能解决。
- 共同利益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 在经济方面，中印关系发展势头很强。
-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中印之间的文化合作。
第七章 “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
“西进运动”的背景和风险
- “西进运动”指的是中国的战略重心移向国家的西面的趋势
- 尽管这个概念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停留在学术圈，国家也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西进战略”，但向西战略逐步地体现在一些政策之中。
- “西进”所包含的风险巨大，即如果不当心，中国就会陷入中东冲突的泥潭
- 中亚和中东地区过去是埋葬帝国的地方，现在仍然是。中国如果没有足够精明的策略，那么就会很难避免重复其他大国走过的老路。
“西进”的客观因素
- 在中国的东部，与美日等大国的战略竞争越来越激烈
- 自从日本民主党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即所谓的“国有化”)以来，中日之间的纠纷在一段时间里愈演愈烈。
- 美国近年来实行所谓的“重返亚太”策略，中国的海洋战略面临巨大的挑战。
- 中国的能源需要
-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种情况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不会改变。
- 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因为中国80%以上的贸易要通过南海。
- “一带一路”策略的确立
- “一带一路”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大国际战略，主要发展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一旦中国和中亚、中东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那么基本上经济上的整合和互相依赖就会成为可能。
“西进”面临的挑战
- “西进”涉及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
- 国家的统一既是一个历史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 中国的国家整合过程并没有完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挑战。
- 陆地地缘政治更是关系到中国边疆的稳定问题
-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 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
- 在今天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更受到区域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
- 和传统陆地地缘比较，今天的陆地地缘更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
- 一旦现存政权解体，新政权如何建立？
如何减少和消除“西进”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 中国可以通过多边主义，在推进经贸合作的同时，防范负面因素的影响
- 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中亚国家合作的产物，意在共同反对恐怖主义、推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 近来推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是一个中国主导的多边国际机构。
- 中国可以和“西进”路线的大国合作，包括俄罗斯和印度
- 一方面减少大国之间对地缘政治影响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大国合作来协调这些区域的安全。
- 中国也可以和大国在文化、宗教方面合作，即通过鼓励穆斯林温和派文化，来约束中东地区的宗教激进主义。
第八章 过分轻信或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
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
- 中国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
- 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需要学习西方经验。
- 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
- 中国的学习应当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抱过多的幻想和乌托邦精神。
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与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性质不同
- 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往往超出中国自身能掌控的范围
- 如果和周边关系的变化是中国自己导致的，那么中国对自己的行为是可控的。
- 如果和周边关系的变化是周边国家导致的，那么也不会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致命的挑战。
- 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仍然具有主动权
- 较小和较弱的周边国家可以给中国制造麻烦，但没有能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直接而重大的威胁。
中国对西方存在两种倾向性，即过分恐惧和过分轻信
- 过度恐惧西方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
- 对西方的过度恐惧经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式的反应。
- 过分轻信西方则往往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
- 在内政方面，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各种体制没有任何信心，总以为中国应当以西方为模式，实行西方式制度。
- 对外方面，自由主义天真地相信，一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国应从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 不能过度恐惧西方，过度恐惧西方是苏联领导集团的主要外交心理
- 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且多表现在军事方面。
- 两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
- 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分轻信西方
- 俄罗斯是敞开大门迎接西方的，俄罗斯国内的各方面改革“严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来做。
- 这种战略松懈使得西方轻易地获得了原来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空间。
中国在内政外交上避免因为过分恐惧西方和过分轻信西方而导致颠覆性错误
- 在内政上，中国不可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
- 一方面，要意识到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仍然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
- 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
-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 一方面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上往上爬。
- 另一方面，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性秩序。
第九章 没有有效机制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导致重大经济危机
国际资本帝国的形成及其对主权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 TPP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
- TPP意味着一个新型国际资本帝国的形成。
- 资本已经走过了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现在要步入资本帝国阶段
- 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
- 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
- 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 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 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
- 因为全球化所致，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化或者国际化。
- 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
资本帝国对中国的影响
- 中国不能脱离资本帝国而存在，中国本身不仅加入了这个资本帝国，而且也必然会成为这个资本帝国的有机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 进入这个资本帝国，就必须面对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 中国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全球化的一个推动力。
- 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中国不仅接受了大量的外国资本，而且俨然已经成为资本过剩国家。
- 中国也不可避免会发生资本帝国在西方国家所导致的现象
- 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分化、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之一。
- 台湾和香港的激进运动很容易转变其性质，成为“独立运动”的推动力。
第十章 台湾和香港问题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台湾问题的现状与挑战
- 台湾问题面临“独立”还是统一的挑战
- 台湾的“独立力量”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法理“独立”的努力。
- 事实上的“独立”状况使得台湾有能力去从事“独立”运动。
- 台湾问题可能成为中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地方。
台湾问题的短期目标：危机管理
- 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独”力量主导台湾政治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台海危机不断。
- 如何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危机形式，还是中国大陆必须面对的要务
- 每当发生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美国总统选举和台湾地区选举等等，“台独”力量都有可能利用这些重大事件来制造危机。
台湾问题的现状管理
- 现状管理就是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
- 多年来，大陆把管理台海局势的目标定位在反对台湾的法理“独立”上面，这是很现实的做法。
- 防止法理“台独”的意义在于把解决台湾问题分成两步，即反“台独”和促统一
- 尽管这两步之间多有重合之处，但从战略上是可以把它们分离开来的，这种分离有利于人们找到可行的途径，分阶段应付台湾问题，并求得最终的解决。
台湾问题的追求统一
- 追求统一是大陆的长远目标
- 要追求这个目标，大陆不得不把台湾问题置于国际关系之中。
- 台湾问题已经被高度国际化，并且这种国际化已经相当制度化了，要改变它并不容易
- 在台湾问题上，主要要考虑的是美日同盟和欧盟，尤其是美日同盟保护伞下的日本。
香港问题的现状与挑战
- 香港回归后出现很多问题，并且问题越来越复杂
- 香港回归之后没有经历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过程。
- 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具有了政治空间。
- 香港的基本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很多矛盾。
- 香港也面临资本的问题。
- 香港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治理的一大挑战
- 香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政治，一个是亲内地的建制派，或者左派，一个是亲西方的反建制派，或者民主派。
- 香港很快发展出少数“独立力量”，即要从中国内地“独立”出去。
可能出现的危机局面
- 台湾和香港能够导向中国的“颠覆性错误”，不仅在于前面所讨论的这些问题，而且也在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
- 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关切也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
- 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台湾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
- 如果台湾、香港的“独立力量”寻求独立，而西方力量为了其地缘政治利益也会利用台湾和香港的“独立力量”来制造危机，类似乌克兰那样的事件会不会在台湾或者香港发生？
- 中国并没有有效的力量来防止乌克兰那样的事件发生在台湾或者香港。但如果发生了，牺牲的不仅仅是台湾和香港，也会是大陆。
结论 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
中国崛起进程中的艰难选择
- 中国已进入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时刻，面临最艰难的战略选择
- 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东盟国家关系中的南海问题，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问题。
- 中国在这些主权问题上的反应是本能式的，而非基于冷静理性之上的反应
- 中国把这些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
- 一旦受到威胁，中国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
中国的反应方式及其影响
- 中国的反应往往是战术层面的，缺乏深刻意义的战略意图
- 在和日本的关系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要从日本手中夺回钓鱼岛。
- 如果用军事武力来解决问题，不管哪一方控制了钓鱼岛，唯一的结果就是把仇恨延伸到下一代。
- 这种“以牙还牙”的反应战术会影响甚至毁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终极崛起的战略目标
- 如果这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过低，很不值得中国像现在这样做下去。
中国的大战略目标
- 最重要的仍然是国家的现代化，实现内部的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实现可持续的现代化仍然是最高的国家战略。
- 实现内部的现代化，并不是说中国可以牺牲掉国际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
- 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
- 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
- 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
- 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 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
-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与否，大国需要承担领导责任。
中国的战略选择及其挑战
- 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
- 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对峙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
- 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
- 中国能否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静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 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国的战略选择即决定了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也决定了中国的继续崛起是否是和平的。
- 如果选择不好，无论是内部的现代化还是和平的崛起都会中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