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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的十亿人》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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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言辞之事，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言辞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中国翻译传统的影响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
- 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中国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第一篇 问题何在？
最底层10亿人的困境与挑战
- 最底层的国家生活在21世纪，但它们面对的却是14世纪的现实
- 这些国家集中在非洲与中亚，还有一些散布在其他地区。
- 即使回过头去看20世纪90年代，在那个冷战结束和“9·11”事件之间的黄金十年里，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也下降了5%。
- 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至关重要，不仅关乎生活在14世纪条件下那10亿人的生死存亡，也与我们密切相关
- 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物质享受、可以全球旅行与经济相互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会越发容易受到这些混乱孤岛的影响。
- 随着最底层的10亿人与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渐行渐远，一体化会变得越发困难，而不是更容易。
陷阱，以及陷入其中的国家
- 发展陷阱已然成了一个时兴的话题领域，引起了许多学术争论，围绕这个领域形成了可以预见的左右两派
- 右派倾向于否认发展陷阱的存在，坚称只要采取好的政策，任何国家都可以摆脱贫困。
- 左派倾向于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在本质上造就了贫困陷阱。
- 本书着重探讨了四个关注度较少的陷阱：冲突陷阱、自然资源陷阱、恶邻为伴的内陆国家陷阱和小国治理不善陷阱
- 与许多正在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本书关注的国家都很贫穷。这些国家共同的特点是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陷阱之中。
- 但是，这些陷阱并非无法避免，多年来一些国家已经摆脱了这些陷阱，然后开始迎头赶上。
增长在发展中的角色
- 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是一直就存在，还是因为它们被困在陷阱里才产生的？
- 在20世纪70年代，最底层的10亿人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增长上的差距为每年2%。
-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种发展中国家在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扩大到了每年4.4%。
- 到了20世纪90年代，差距进一步拉大，达到了惊人的5%。
- 最底层这10亿人的社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急剧加速的分化过程
- 考虑到复合增长率的影响，最底层的10亿人与其余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将迅速累积，最终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 到2050年，发展的鸿沟将不再是最发达国家中的10亿富人与发展中国家50亿人之间的鸿沟，而是困在陷阱里的10亿人与世界上其他人之间的鸿沟。
既要讲良心也要动脑子：接受复杂性
- 最底层的10亿人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但它是可以解决的
- 变革必须来自最底层的10亿人所在的社会内部，而我们自己的政策可以让这些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更大一些，从而让人们付出努力的意愿更多一些。
- 我们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手段，以鼓励最底层这10亿人的国家采取改革措施
- 主要的挑战在于这些政策手段牵涉不同的政府机构，它们并不总是愿意相互合作。
- 要使发展政策协调一致，就需要采取所谓的“整体政府”的办法。
- 八国集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邀请主要国家政府首脑定期会晤的论坛。解决最底层这10亿人的问题是八国集团的理想议题。
第二篇 陷阱
内战的原因
- 内战的起因是多样的，包括压迫、剥削与驱逐，性格、仇恨与错误等
- 大多数战争都有多个层次的因果关系：性格、仇恨与错误。
- 低收入国家更容易爆发内战，国家的初始收入减半，发生内战的风险就会增加一倍
- 尽管内战会降低收入，但是低收入的确会增加爆发内战的风险。
- 缓慢的经济增长，或者更糟的是，经济的停滞或衰退，也会增加爆发内战的风险
- 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在任意的五年内面临的爆发内战的风险大约是14%。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爆发内战的风险就会降低一个百分点。
- 对石油、钻石等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大大增加了爆发内战的风险
- 有的时候，跨国公司预先向反叛运动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以换取反叛获胜时的资源开发的特许经营权。
内战的影响
- 内战会使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2.3%左右，因此，一场典型的持续七年的战争会让一个国家比战前更穷，恶化大约15%
- 战争比单纯的长期经济萧条要糟糕得多：战争会死人。
- 内战结束后，再次发生冲突的风险就会加倍
- 在冲突结束的国家之中，只有一半左右的国家能够在十年内保持和平，避免再次陷入战争。
内战的陷阱
- 内战是一个陷阱，一旦陷入，经济上的损害会让和平时期实现的经济增长化为乌有
- 更糟糕的是，即使不考虑经济上的损失，战争恶化的风险也会急速上升。
- 贫穷、经济停滞、对初级产品的依赖——这些特征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是的，它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所特有的
-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相关国家都陷入了冲突陷阱，但它们很容易深陷其中。
政变的原因
- 国家易于发生政变的原因与它们易于发生内战的原因非常相似，两大风险因素是低收入与低增长
- 在非洲，一个有着单一庞大族群的社会(我们称之为“族群主导地位”)也面临着更大的政变风险。
- 不仅冲突会成为陷阱，政变也会成为陷阱
- 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政变，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更多政变。
为什么这个问题对八国集团的政策很重要
- 战争、政变使低收入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从而让它们难以摆脱对于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
- 由于一直处在贫穷、经济停滞和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状态，它们很容易发生政变、战争。
- 这些情形产生的代价主要不是由造成这些后果的人来承担的，战争带来的损失超越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理界限
- 这些损失不仅使经历战火的国家陷入困境，还会拖累整个区域的发展。
- 冲破冲突陷阱与政变陷阱的重任，并不是这些社会靠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
- 如果内战与政变的发生可以简单地通过良好的国内政治设计(比如民主权利)得到避免，那么和平主要就会是一个国家内部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三章 自然资源陷阱
自然资源陷阱的定义和影响
- 自然资源财富的发现并不一定会促进繁荣，有时反而会导致冲突陷阱的形成
- 有的时候，资源财富会促进冲突陷阱的形成。
- 有的时候，即便是那些仍然维持着和平局面的国家，(在发现自然资源后)它们的经济也没能增长。
- 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最终会变得更加贫穷，因为经济增长承受的损失严重抵消了经济租金带来的一次性收益
- 为了实现充分发展，它们需要使用资源财富来促进经济增长。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一般来说它们的经济会停滞不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繁荣和萧条会规律性地交替出现。
“资源诅咒”的成因
- “荷兰病”会排挤掉那些原本具有快速增长潜力的出口活动，破坏经济增长的进程
- 以20世纪70年代的尼日利亚为例，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该国其他出口产品(比如花生和可可)变得无利可图，生产迅速崩溃。
- 自然资源收入的不稳定性会导致危机
- 收入的不稳定性显然是难以应对和克服的。物价上涨时，政府各部门觉得手里有钱，为了增加开支，制定了毫无节制的预算。
- 在繁荣时期，公共开支可能增加得很快，但经济一旦随之崩溃，公共开支却很难削减。
资源过剩为何会搅乱政局？
- 丰富的资源经济租金改变了选举竞争的方式，使恩庇政治成为可能
- 选举竞争迫使各政党以最划算的方式吸引选票。在通常情况下，吸引选票是通过提供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来实现的，比如提供更好的基础建设、更可靠的安全保障等。
- 而相较于致力于公共服务的政治模式，还有另一种极端的政治模式——恩庇政治：用公款贿赂选民。
- 大量的资源收入从根本上减少了对税收的需要，削弱了政治上的约束力
- 因为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再需要征税，就不会鼓励公民监督自己缴纳的税款是如何被花掉的，公共利益因而得不到维护。
- 这种对问责制的破坏大体上早已为人所知，人们通常把它当作资源丰富的社会更可能实行独裁制度的一种解释。而我们主要的观点是，在民主政体中(至少是以选举竞争为标准的民主政体)，这种破坏问责制的现象也在发生。
那么这算是倒退回了独裁吗？
- 在族裔多元的社会里，独裁统治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族裔多样性往往会损害独裁者的支持基础
- 通常来说，在族裔多元的社会，独裁者依赖的往往是自身族裔群体的支持。
- 社会组成越多元，独裁者所属的集团就会越小。这反过来又会改变独裁者的动机。独裁者的社会支持基础越狭窄，独裁者就有越强的动机，为了给自身所属的集团分的蛋糕更大一些而采取牺牲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 资源丰富、族裔多元的社会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民主，它更强调对政治权力的约束
- 博茨瓦纳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国家有着丰富的钻石资源，尽管自独立以来一直是民主国家，但任何一次选举都没能真正更换政府，它的选举竞争也实在算不上激烈。然而，博茨瓦纳成功把正当的程序坚持遵守了下来。
为什么自然资源丰富是一个陷阱？
- 自然资源丰富被视为最底层那10亿人所在社会的一个陷阱，因为它可能诱发独裁统治，对经济发展极其不利
- 在最底层那10亿人所处的族裔多元的社会里，这种独裁统治很可能对经济发展极其不利，就像萨达姆·侯赛因治下的伊拉克。
- 即使民主替代了独裁，也是不够的，因为民主可能会让国家失去经济发展的能力
- 在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不同的群体有着很强的动机参与选举竞争，但没有相应的动机让他们树立约束。
为什么这对八国集团的政策非常重要
- 资源丰富国家的失败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在购买这些国家的资源时，支付的资金会遭受巨大的浪费
- 这些资金远远超过了援助，但它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却逊色得多。
- 如果“资源诅咒”如影随形，那么作为一种安全措施，转移石油供应根本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 依赖最底层的10亿人来获得自然资源，就像是把他们当作第二个中东。
第四章 深处内陆并与恶邻为伴
中非共和国的经济困境及其原因
- 中非共和国希望达到布基纳法索现在的水平，但这是令人绝望的
- 中非共和国的现实抱负竟然只是在20年后达到布基纳法索现在的水平。
- 中非共和国深处内陆，导致其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5个百分点
- 生活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社会中的居民，有38%生活在内陆国家。
邻居对内陆国家的影响
- 内陆国家的运输成本取决于它的沿海邻国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入
- 对于内陆国家来说，其运输成本取决于它的沿海邻国在交通基础设施上的投入。换一种方式思考，可以说：内陆国家被邻国绑架了。
- 内陆国家的经济增长受邻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影响
- 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邻国的经济额外增长了1%，这个国家就会额外增长0.4%。
- 对于内陆国家来说，外溢效应带来的经济增长率不是0.4%，而是0.7%。
内陆国家的发展策略
- 增加邻国的外溢效应，通过跨境贸易和降低区域外的贸易壁垒
- 跨境贸易依赖边境双方的运输基础设施，所以有一半的问题是内陆国家的政府无法控制的。
- 在区域贸易集团内，内陆国家应该游说争取尽可能降低贸易壁垒。
- 改善邻国的经济政策，以获得更好的外溢效应
- 外溢效应意味着，当经济更为一体化时，邻国经济的表现会变得更为重要。
- 改善出海通道，降低通向海外的成本
- 出海通道事关内陆国家的重大利益。但是请记住，通向海外的成本取决于沿海邻国的交通设施与政策。
- 成为地区的避风港，吸引商业服务
- 许多商业服务是区域性贸易，而非全球性贸易，比如一些金融服务。
- 防止领空封闭或者电子锁国，降低航空服务的成本
- 通过开放领空政策，可以降低航空服务的成本，增加航空运输使用的频率。
- 鼓励侨民汇款，把移居国外的人口变成某种优势
- 让移民尽可能向国内汇款，有赖于几项手段。
- 为资源勘探创造透明和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
- 目前被归类为资源匮乏的低收入内陆国家有着宽广的国土面积。
- 发展乡村，提高乡村发展的优先级
- 由于内陆国家并没有实施快速工业化的机会，在很长时间内，其大部分人口会继续留在农村。
- 设法吸引援助，即使政府很努力地实施这些战略，国家仍有可能长期处于贫困
- 国家应该尽可能地吸引捐助。
为什么这些对八国集团的政策十分重要
- 一个国家的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些战略中的大多数，这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邻国，或者有赖于国际行动者提供的捐助等援助手段
- 例如，乌干达与布基纳法索的政府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维持着不错的经济增长率，尽管部分增长率归功于从糟糕的前任造成的破坏起步的恢复工作。
第五章 小国的不良治理
治理方式和经济政策的影响
- 优秀的治理方式和经济政策虽能促进经济增长，但能实现的增长率最高也就能达到约10%。
- 不良的治理方式与政策会以惊人的效率摧毁一个经济体
- 例如，自1998年以来，津巴布韦的经济崩溃导致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000%。
治理方式和政策的重要性取决于发展机遇
- 良好的治理方式和政策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抓住机遇，但不能在没有机遇的地方创造机遇
- 例如，即便是最好的治理方式和政策，都没有办法把马拉维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它根本没有发展的机遇。
- 治理方式和政策有着多个面向，并不是所有面向在所有环境下都十分重要
- 例如，孟加拉国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却仍然采取了相当合理的经济政策并有所增长。
失败国家的定义和转型的困难
- “失败国家”是那些治理和经济政策评分低于基准线的国家
- 我们将连续四年保持较低评分水平的国家算作“失败国家”。
- 启动国家转型需要勇气，而成功的社会转型不常见
- 在变革社会的背后，总是有一些决心尝试做出改变的人。
- 社会转型之所以罕见，便是因为改革者往往会被镇压，有时还会为改革努力付出高昂的代价。
转型的先决条件
- 对于一个失败国家而言，人口越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大，以及如果刚刚摆脱内战，那么这个国家就越有可能实现持续转型
- 在众多的特质当中，民主和政治权利似乎并不重要。
- 人口多、受中等教育的国民比例高，都有助于转型的成功。
- 改革更有可能发生在内战结束之后。
初始转型
- 如果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受教育的国民比例较高，那么初始改革更有可能发展为持续的转型
- 而如果领导人在位时间较长，国家的贸易条件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国家刚刚摆脱了内战，如果有这些因素存在，改革取得持续进展便不那么容易了。
忽视的代价：为什么这对八国集团的政策很重要
- 失败国家遭受的损失逐年增加，对自身和邻国而言，一个失败的国家在整个失败时期蒙受的损失大约是1,000亿美元
- 这还是对一个有价值的持续转型社会进行估算后得出的下限。
- 一个国家的成功转型对国际社会有着非常大的价值
- 例如，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干预已经花费了大约3,500亿美元，但我们估计的干预的预期价值一定超过了1,000亿美元。
第三篇 中场：全球化能拯救他们吗？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陷入的困境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中的人们都曾经陷入过我在前四章中展开讨论过的各种陷阱
- 其中有73%的人口经历过内战，29%的人口生活在自然资源收入主导政治的国家，30%的人口生活在资源匮乏、周边环境恶劣的内陆国家，76%的人口曾经历过长期的治理不善和不良的经济政策。
- 这些国家已经被四个陷阱中的某一个困住了
- 和平得以维持(就如同安哥拉目前的状况)，自然资源几近耗竭(石油储备几乎耗尽的喀麦隆)，改革者成功改变了治理方式和政策(尼日利亚正在发生这样的事)。
全球化对最底层的10亿人的影响
- 全球化在三个方面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货物贸易，资本流动，人口迁移
- 从资本流动和人口迁移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一个世纪前的全球化程度要比现在的全球化程度更深。
- 只有货物贸易才在最近几年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 全球化对最底层的10亿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 贸易全球化并非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 贸易限制只是薪资差距长期存在的部分原因。
- 制造业会向新的地点急剧转移。
贸易与最底层的10亿人
- 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打入了货物与服务的国际市场，不再局限于初级产品市场
- 在1980年以前，发展中国家扮演的主要角色依然是原材料出口者。而现在，80%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都是制成品，同时服务业产品的出口量也在激增。
- 国家摆脱了失败的治理方式与政策之后，出口多样化的水平会显著提高
- 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越过这个门槛，便会拥有几乎无限的扩张可能性：只要第一家公司可以盈利，后续的模仿者也会有利可图。
资本流动与最底层的10亿人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经济缺乏资本的支持，私人资本流入不足
- 在东亚这样成功的地区，私人资本是公共资本的两倍有余。相比之下，在非洲，公共资本是私人资本的两倍之多。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却在以资本外逃而非资本流入的方式融入全球经济
- 到1990年为止，非洲38%的私人财富在国外。
移民与最底层的10亿人
- 受过教育的人做出移民的决定，很像投资组合所做出的资产配置决定
- 他们在国内的收入与在国外的收入差距越大，就越有可能移民。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极其缺乏合格的人才，而且很可能会越来越缺
- 有技能的人口流失速度最快的地方，恰恰是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之中最有变革希望的地方——发生冲突后的地区。
生活在困境之中：逃离苦海
- 要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获得机会，你需要挣脱陷阱的束缚，可这并不容易
- 记住，要扭转一个国家的局面，就得有一批受过教育的人。
- 但是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最底层那10亿人之中抽干本就少得可怜的人才——受过教育的人。
- 对于这些刚刚走出陷阱的国家，未来还存在着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变数：它们仍有可能再次踏入陷阱
- 只要它们仍旧保持着低收入与缓慢的增长，它们便会陷入像俄罗斯轮盘赌一样的处境。
第四篇 救助之道
援助是否能拯救最底层那10亿人
- 援助会加快增长的进程，但存在收益递减效应
- 过去的30年间，援助让最底层那10亿人的年均增长率增加了大约1%。
- 随着援助的不断增加，得到的回报只会越来越少。
- 援助在帮助最底层的10亿人方面比石油收入更成功
- 援助能促进经济增长，石油却会减慢经济增长速度。
- 援助机构掌握的项目、程序、条件总体上能更好地利用援助，提升了转移支付资金的价值。
援助与冲突陷阱
- 大额的援助的确会增加政变的可能性
- 政变发动前并不需要长年累月的谋划，政变一旦发起，很快便可以结束，只要成功，援助就是唾手可得。
- 援助可以提高增长水平，提高居民收入，从而减少发生冲突的风险
- 在一个治理与政策状况良好的国家——也就是摆脱了不良治理陷阱的国家——社会安定的效益开始上升，达到了援助成本的一半。
援助与自然资源陷阱
- 援助是无力解决自然资源陷阱的
-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环境中，援助还是有机会大展身手的。那就是这些国家打算改革的时候，这是出现转机的好兆头。
援助与内陆国家陷阱
- 国际体系当初允许经济上难以为继的地区成为独立国家，也许是一个错误
- 这些国家的环境极度贫瘠，需要大量的援助，才能提振国内的消费，哪怕援助对经济增长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 援助本应该用来资助区域性运输通道，这些通道对于内陆国家来说攸关生死
- 一个原因是，在20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时了，至少援助机构认为是这样。
- 区域运输通道被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援助方案只针对一个国家。
援助与不良治理的陷阱
- 援助可以帮助深陷其中的国家摆脱这些问题
- 有三种援助方式有可能帮助我们扭转局面：提供激励、提供技术与巩固成果。
- “政策条件”能否落实，取决于政府是否承诺做出改变
-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在被吩咐做某事时会产生抵触反应。
- “政策条件”还会扰乱问责制：如果政府听从援助机构的命令，出了什么问题，选民应该责怪谁？
- 援助条件在关于援助的讨论中，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因为它非常敏感，但是治理和政策的改革不仅是一个政治意愿与政治压力的问题。它还需要掌握相关技能的人
- 通常情况下，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中，公务员队伍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任何技能。
- 政治有自己的特质，不时有具有改革意识的部长与总统上台。但是他们很难实施改革，因为他们继承的公务员队伍只会阻碍而非推行改革。
- 援助并不能有效促成一个失败国家开启转型进程，我们需要等待政治机遇的到来；而当这个机遇出现后，应该尽快投入技术援助，帮助落实改革；再过几年，援助机构就应该开始为政府注入资金，对它们的支出给予支持
- 用这种方式的援助来支持失败国家的初期转型，存在较高风险。即便这些国家有了援助，许多初始阶段的转型也会走向失败。但是这类援助所取得的回报也是很高的，因为一旦成功，援助就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援助与边缘化
- 援助要如何解决这种边缘化问题
- 对于援助，我们主要担心的是它会阻碍新的出口商品打入全球市场。
- 援助可以用于帮助出口部门，例如，用来改善港口的基础设施。
- 援助可以用于需要大量进口物品的项目上。
援助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援助显著降低了资本外逃的程度
- 援助似乎能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因此它有助于将资本留在国内。
- 援助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
-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援助达成的效果之外，如何借助其他行动来补充它。
第八章 军事干涉
外部力量在军事干涉中的作用
- 外部军事干涉可以恢复秩序、维持冲突后的和平与防止政变发生
- 在科威特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我认为明显需要干涉的情况：在一个崩溃的国家恢复秩序。
- 在卢旺达大屠杀之后，军事干涉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它有了一个新的角色：维持冲突结束之后的和平。
- 富裕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再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扮演角色，这种说法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恢复秩序的军事干涉
- 恢复秩序的军事干涉可能会失败，如索马里战争
- 美军进入索马里的行动居然被推迟了24小时，为的是让摄影团队先于军队在索马里登陆。
- 也许这场军事干涉规模有限，不足以应对它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 恢复秩序的军事干涉可能是有效的，如塞拉利昂的帕利泽行动
- 整个行动的成本低得惊人。
- 我们使用了我们的冲突模型来估计塞拉利昂重陷冲突的潜在风险——诚然这只是一个粗糙的近似值，因为我们套用的是一个典型的冲突后国家的模型，忽略了塞拉利昂的特殊性。
- 我们预估干预所带来的效益是其成本的30倍。
维持和平的军事干涉
- 维持和平的军事干涉可能会失败，如荷兰军队在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失败
- 荷兰军队本应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却未能保护惊恐万分的难民，结果难民遭到了屠杀。
- 维持和平的军事干涉可能是有效的，如英国军队在塞拉利昂的帕利泽行动
- 这次行动也为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展开军事干涉做出了示范：低成本、自信同时具有持续性。
防止政变发生的军事干涉
- 防止政变发生的军事干涉可能会失败，如法国在科特迪瓦的政变中的失败
- 尽管法国有2,000名士兵驻扎在科特迪瓦，却坐视科特迪瓦的小型武装力量头目罗贝尔·盖伊(Robert Guéï)成功发动了反对合法政府的政变。
- 防止政变发生的军事干涉可能是有效的，如非洲联盟在多哥的政变中的干预
- 非洲联盟把这一事件视为政变，并坚持宪法程序。
- 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么最底层那10亿人的政府就陷入了一种窘境之中。它们确实受到了本国军队的威胁，在“大勒索的威胁”之下，它们只得借财消灾。
国内的军事力量无法替代外部干预
- 在政府面临着最大风险的情况下，它们自己的军事力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的一部分
- 通常情况下，冲突后的国家会保持高额的军费开支，但这可能只是一种惯性。
- 高昂的军费开支大大增加了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
- 政变成功之后，新任领导人会猛增军费，这被称为“大勒索”。
- 在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政变风险要高得多。来自军方的威胁，确实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丧失权力的最大风险。
第九章 法律与章程
我们的法律，他们的问题
- 西方银行接受了从最底层那10亿人的社会中掠夺来的存款，把它以极度保密的方式保管起来，并拒绝归还
- 美国华盛顿特区里格斯银行的丑闻被曝光，这家银行接纳了赤道几内亚总统的巨额存款。
- 2000年的英国，有人发现尼日利亚前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的家族明目张胆地在伦敦的银行存入了巨额现金。
- 阿巴查于1998年去世之前，也曾经在这里存款；还是在2000年左右，后阿巴查时代的尼日利亚政府想要追缴这笔存款，但瑞士人并没有真正配合。
- 将腐败资金汇回本国的成本与繁复的手续，使得追索赃款变得难于登天
- 西方世界目前关心的是恐怖主义，因此我们在遏制恐怖主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最底层那10亿人存在的治理问题，并不会被认为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所以我们袖手旁观。
- 腐败都存在“震中”，我首先关注的是银行，因为大部分赃款都存在那里
- 所有行贿的公司之中，有两个行业的公司行贿很严重：资源开采业与建筑业。
为最底层的10亿人制定准则：让国际标准与守则更具有针对性
- 引导大多数社会行为的是准则，不是法律。准则是自愿而有效的，因为它们会在他人的压力下得到巩固和执行
- 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上产生了大量的准则，并被载入国际化标准与守则。而其中的大多数是被人们自愿遵守的，还有一些最终被赋予了法律效力，甚至因此削弱了国家主权。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并非真的需要“共同体既存典章制度”之类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是为西欧国家制定的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需要适合其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准则，才能解决它们面临的问题。
自然资源收入章程
- 如果我们可以提高资源收入的使用效率，至少提高到和援助的使用效率相同的水平，就能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
- 英国政府已经着手提出国际标准，在2002年发起了“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
- 一个更加完善的章程，应该囊括哪些内容？
- 第一步是授予合同，将资源从地下采掘出来。
- 第二步是合同如何规定——特别是规定谁承担了何种风险。
- 第三步是将所有政府收入的支出变得透明化。
- 第四步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透明化。
- 第五步是建立一套规则，在国家面临收入震荡的时候用于稳定公共支出。
民主章程
- 仅仅有选举是不够的，竞选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在争夺选票的过程中，恩庇政治往往比诚实的政治更占优势
- 相比之下，制衡机制的引入则需要时间，而且制衡机制是政治上的孤儿：对于希望执政的党派而言，阻挠制衡机制的引入最为直接地关系到它们的利益。
- 促进制衡只需国际力量的暂时介入
- 由于经济增长本身会让居民的收入逐步增加，达到可以确保政治制衡稳固存在的水准，从而让政治制衡能够自我维持与自我完善。
预算透明度章程
- 政府如何花钱，是其如何运作的核心
- 目前，最底层那10亿人的政府的开支状况往往十分糟糕。
- 有关预算程序的章程可以有效规范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监督
- 还有第三种监督，可以说是横向审查：与同行进行比较。
冲突后局势章程
- 一份冲突后局势的章程应该包括对捐赠方以及国际安全组织的行为指引
- 捐赠方应该承诺以十年为周期，而不仅仅是前几年风风火火，随后便虎头蛇尾。
- 国际安全部队同样也应该做出长期的承诺。
- 冲突后的政府应该减少自身的军费开支。
- 它们应该维持一个透明的预算过程，防止公共权力转化成私人利益。
- 冲突后的政府应该通过权力下放等方式与反对派分享权力。
- 而且，它们应该迅速整理出相互冲突和混乱的财产索赔。
- 这部冲突后局势的章程，也应该借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功经验
- 无论是报复性地追求胜利者的正义，还是一味地刻意遗忘，都是不可取的。
投资章程
- 投资章程有什么作用？它可以规定一些简单的规则，政府对投资者应该遵守这些规则
- 许多国家政府已经通过国家内部的章程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些章程因为存在本质的问题而缺乏可靠性。
- 一个打算没收资产的政府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它不一定非要真的没收资产
- 它可以操纵税率、汇率和公共设施的收费价格。
- 也就是说，它可以使用所有政府都会使用的政策工具，只不过是把这些工具集中用于某个领域，破坏某个公司或者行业。
-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这类机构只服务于外国的投资，这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
- 国内的投资者很重要——他们手中握着所有流失国外的资本，部分资本之所以流失，就是因为他们考量了风险因素；得把这些资本吸引回国。
- 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只服务于外国投资者，这会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经常被督促要为投资者提供这样的环境。
修订我们的法律，颁布国际章程：全球公共产品
- 修订我们的法律并颁布国际章程，这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
- 提供这些公共产品会面临重重问题，这么说其实有些夸张。
- 全球公共产品严重供不应求，因为没有人有兴趣提供它。
- 由于这些政策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就会产生搭便车的问题。
第十章 扭转边缘化的贸易政策
富裕国家的贸易政策问题
- 富裕国家的贸易政策是问题的一部分，如农业的保护主义和增加关税
- 我们浪费自己的钱来补贴农作物生产，等于对那些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人关上了机会的大门。
- 加工后材料的关税比未加工材料的关税高，这使得最底层的10亿人更难在出口原材料前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妨碍了出口多样化。
- 贸易政策缺乏一致性，提供援助的目的明明是促进发展，然而采取的贸易政策却会妨碍这一目标的达成
- 所谓政策缺乏一致性，就是指一项政策与另一项政策相冲突。
最底层那10亿人的贸易壁垒问题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贸易保护保护的是国内市场，但自身的单一市场容量小、缺乏生机，所以专注于发展国内市场就是死路一条
- 尽管如此，40年来，最底层那10亿人的政府一直拿着贸易保护的战略当幌子，实际上的动机可能完全不是出于战略考虑。
- 高关税滋生了高成本的寄生行业，这个行业知道自身的利润取决于游说而不是提高生产效率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公司几乎不用面对竞争。它们被贸易壁垒保护了起来，不受外部竞争的影响，加之国内市场太小，一个领域内无法同时存活两家以上的公司，因此它们也不用面对国内竞争。
援助加剧了贸易壁垒问题
- 增加援助的同时，必须推动非洲贸易的自由化，否则援助甚至会加剧贫困，因为援助只会增加进口额
- 援助的资金是美元、欧元、英镑等外汇。政府要把这些援助用在学校上，就必须出售外汇换成当地的货币。而人们购买外汇一般都是为了支付进口商品。
- 进口产品除了可以通过援助支付，还可以通过出口支付。出口商赚取外汇，然后把外汇卖给想购买进口商品的人。因此，进口商有两个选择：或者从出口商那里获取外汇，或者通过援助获得外汇。
公平贸易和区域一体化的局限性
- 公平贸易运动旨在为最底层的10亿人目前的一些出口产品争取更高的价格，但提高他们产品的价格，使人们更难从事其他生产活动
- 最底层的10亿人面对的一个关键经济问题是，生产者无法跳出狭窄的初级产品生产范围，实现生产的多样化。
- 区域一体化带来的市场规模仍然微不足道，而且你把一些贫穷的、增长缓慢的单一经济体聚集起来，得到的就是一个贫穷的、增长缓慢的区域经济体
- 拉动贸易的因素其实是差距，低收入国家的巨大机遇在于和富裕的国家进行贸易，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一堆穷国凑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差距根本不足以拉动贸易。
出口多元化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 非洲企业确实正在从事出口，但是参与出口的企业并不算多，这些企业的生产率得到了迅速的增长
- 与通常这类相关性问题的研究类似，我们的任务是要厘清因果关系。是否只有很小一部分生产力正在快速提高的企业才有能力从事出口经营？(在何种情况之下，又会如何发展？)还是说，出口促进了这些企业生产力的增长呢？
- 如果非洲乃至最底层那10亿人的其他经济体希望制造业充满生机与活力，就需要推动企业打入出口市场，而不是让企业安于国内的垄断地位
- 而推动这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企业克服最开始的竞争瓶颈期，进而走入正轨。
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重新思考最底层的10亿人
- 世贸组织秘书处应该在每一轮谈判的第一阶段，主持关于这份礼物的谈判
- 最底层那10亿人的国家最期待的额外的出口配额。
- 一旦贸易让步被量化，便可以拿来比较。这时候就会产生压力。
- 只有转移回合结束后，才允许开始商讨条件的回合。
第五篇 为最底层的10亿人而奋斗
最底层的10亿人的困境与变革的必要性
- 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的发展停滞了40年
- 战乱、自然资源、深陷内陆以及糟糕的治理是这些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
- 全球化对底层国家可能造成的影响
- 贸易更有可能让它们深陷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而不是为它们开辟新的机会。
- 资本和技术工人的国际流动，更有可能耗尽国家本身就缺乏的资本与人才，而不是提供增长的动力。
行动纲领：四种干预举措
- 援助、安全、法律与章程以及贸易是四种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干预举措
- 我们对第一种举措的使用相当糟糕，而对于其他三种举措，几乎没有使用。
需要做些什么？
- 通过我们目前拥有的政策措施，让最底层的10亿人摆脱这些陷阱
- 打破冲突陷阱，维持战后社会的安全，推进过去所确立的国际规范。
- 打破自然资源陷阱，设立关于自然资源财富的章程。
- 内陆国家的生命线，提供大规模的援助，向它们的邻国提供一些援助，专用于运输走廊的建设。
- 打破失败国家的改革僵局，保证改革者的安全，使他们更轻松地赢得斗争。
谁应该负责这些举措落地呢？
- 解决最底层那10亿人的问题，是一项全球性的公益事业
- 发起对援助政策的变革，援助机构应把其注意力更多放在那些最为艰困的环境。
- 变革军事干预，公共舆论必须转而支持像英国人在塞拉利昂那样的干预行动。
- 改变我们自身的法律，颁布国际章程，改变我们自身法律的最大障碍，是搭便车的问题。
- 在贸易政策上的变革，在贸易政策方面，利己主义与无知相遇，并适时操纵了政策。
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 我们需要对最底层那10亿人的救助一直以来都以失败告终
- 其中许多社会都在坠落，而不是崛起，它们共同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渐行渐远。
- 我们需要集中目标，扩大手段
- 这才应该是八国集团峰会的议程。
本书的研究基础
本书的研究基础
- 本书中的研究基于的一些出版物
- 作者本人的一些出版物。
- 与安克·赫夫勒的合作研究。
- 与斯特凡·德尔肯(Stefan Dercon)的合作研究。
- 与凯瑟琳·帕蒂略的合作研究。
- 与安克·赫夫勒、凯瑟琳·帕蒂略的合作研究。
- 与安克·赫夫勒、蒙斯·索德博姆的合作研究。
- 与拉尼·埃利奥特(Lani Elliott)、哈瓦德·赫格雷、安克·赫夫勒、玛塔尔·雷诺—克罗尔和尼克·桑巴尼斯(Nick Sambanis)的合作研究。
- 与扬·威廉·冈宁(Jan Willem Gunning)的合作研究。
- 与杜大伟的合作研究。
- 与阿恩·比斯滕(Arne Bigsten)、斯特凡·德尔肯、马塞尔·法尚(Marcel Fachamps)、伯纳德·戈捷(Bernard Gauthier)、扬·威廉·冈宁、阿贝娜·奥杜罗(Abena Oduro)、凯瑟琳·帕蒂略、蒙斯·索德博姆、弗朗西斯·蒂尔(Francis Teal)和阿尔伯特·祖法克(Albert Zeufack)共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