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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AI 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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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翻译的重要性
- 乔治·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 乔治·斯坦纳曾写道，“如果没有翻译，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
- 安东尼·伯吉斯认为翻译不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 译介被两种趋势支配：开放性和封闭性
- 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
- 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
- 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
- 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国家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战争与国家罪孽
- 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
- 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
- 日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这是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悔罪的根本理由
- 没有对政治责任——准确地说，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责任——的承担，日本就不可能产生一种面对过去的成熟态度。
- 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修宪只是一部分努力；更换政府起码同样重要。
- 文化决定论和命定论都不应是历史发生的解释
- 无论一个国家曾经在罪孽和灾难中陷得多深，出路还是有的，就是自由民主价值和制度的建立。
差别的宪政与政治成熟
- 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国人自己主导的，而日本战后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
- 1949年，德国法学家起草了《德国基本法》。1954年，西德正式成为主权国家，尽管国内仍然留有西方大国的驻军。德国通过了一部紧急状态法，授权自己掌管本国防务。除柏林以外，占领已正式宣告结束。
- 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的，这部“读起来就像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宪法，剥夺了日本的自卫权。多数日本人已对战争无比厌倦，且高度不信任军事领袖，于是欣然接受”。
- 德国人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而日本人则一直处于政治幼童阶段，迟迟没有成熟起来
- 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听众坐在小桌边，边小口呷饮料，边听嘉宾们滔滔不绝的发言。气氛一般很严肃，有时争论会趋于白热化。人们很容易嘲笑这类节目的一本正经，但是其中自有值得称道之处。部分得益于这类谈话节目，大批德国人才对政治辩论熟悉起来。
-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德国的那种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没有流亡作家和艺术家返回故乡，拷问那些留下来的人的良知。日本没有自己的托马斯·曼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日本，所有人都留了下来。不少原左派人士在1930年代正式放弃他们的政治立场，过程颇为正规，被称为Tenko，直译是改宗，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
浪漫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
- 战后日本和德国不同的第二个方面，是日本没有办法像德国那样摆脱战前和战时起过关键作用的浪漫民族主义，从文化的自我认同转变为对自由宪政共同体的认同
- 日本人的浪漫民族主义原本受德国影响，自认为在“民族性格”上与德国人相似，但战后的德国人摒弃了这种浪漫民族主义。相比之下，日本人不仅做不到，甚至都不能清醒地意识到浪漫民族主义的虚妄和危害。
- 德国人以认同德国宪法来构建自己的国族认同，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用抵抗“他者”——主要是“反美”—来找回自我
- 在这一点上，日本的左翼和右翼人士找到了共同点。布鲁玛写道：“日本的左翼和平主义同常和右翼有联系的浪漫民族主义存在共通之处：左右两派都对被美国人夺去集体记忆一事心怀怨恨。浪漫民族主义者认为，战后的美国占领者有意瓦解了神圣传统，比如说天皇崇拜，失去它日本人就会丧失身份认同。”。
- 许多左翼和平主义者实际上是浪漫型的反战主义者，他们相信，“美国为了掩盖自身罪行，且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以利冷战，便试图抹去有关广岛的记忆”。在这里，“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受害者心态的悲情国族认同的一个主要元素。
“战争受害者”的神话
- 在政治不成熟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外，日本不悔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
- 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
- 在战后的日本，“反美”成为一个从“反西方”翻新而来的国族认同元素，焦点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
-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就在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记忆的同时——也因为他们选择这一记忆——他们消除了自己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加害者”的记忆
- 这是日本人历史短视和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从天皇脱罪到日本人赦免
- 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
- 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和立场就涉及天皇制度。
- 南京屠城是“在意识形态的教唆下”发生的，“侵略者杀死‘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天皇旨意的”。
- 日本之所以难以与过去断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暧昧不明的政治体制
- 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
- 日本也没有德国那种明确的责任制度，在日本起作用的是一种被称为“不负责任的体制”。
德国的悔罪与日本的不悔罪
- 德国的悔罪是一种日本至今未能取得的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 政治上的成熟包括道德上的成长，表现为以越来越强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来承认自己的历史罪过。
- 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罪道路上所遭遇的障碍，不是为了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对国家之罪和历史非正义有一个更好的认识，也是为了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道德环境下，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已经是一种必需的道德义务，也是一种对未来仇恨化解和道德秩序重建的真诚政治承诺，在国际间是如此，在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对日本是如此，对所有其他国家也都是如此。
序：敌人们
作者的童年记忆和对德国人的印象
- 作者的童年是在被德国占领的荷兰度过的，对德国人的恨意属于民族仇恨
- 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里劳动。
- 他们沿着荷兰海岸线留下了一连串低矮的碉堡，活像一只只巨型石头蛤蟆。
- 老师和教科书对德国人的描绘是邪恶的，但作者对此感到兴奋和好奇
-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怎么坏，他们自己又多么英勇。
- 我在黑白电视机上看到过一支队列迈着缓慢的步伐，穿过海边的沙丘，去往当年的德国刑场。
德国人形象在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变化
- 随着年龄的增长，作者听到了更多关于德国人的故事，历史观得以形成
- 我们从漫画书中接受的偏见已然转化为一种道德义愤。
-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生活变轻松了。知道有条鸿沟把我们和一个象征邪恶的国家分隔开，让人很是欣慰。
- 作者对德国人的态度由恨转为好奇，开始深入了解他们的战争记忆
-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兄长和父亲的人，他们便觉得自己似乎面临一项男子汉气概的考验，这项考验周而复始，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弥补错过血洒沙场的遗憾。
- 对于我们这些1945年后出生的一辈，战争还是投下了阴影，以至于我们当中一些人近乎为之着魔。因为我们也面临一项想象力的考验。
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及其对作者的影响
- 日本人是漫画书里的魑魅魍魉，但作者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对日本人并无太多感觉
- 他们是长着一头金发、风度翩翩的主人公巴克·丹尼(Buck Danny，百分百是“北欧人种”)和他的机组成员率领一群勇敢的美军飞行员与日本人作战。
- 尽管我的一些朋友出生在荷属东印度，但这个地方对我而言毫无意义。
- 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与德国人截然不同，他们对战争抱有一种特殊的记忆和幻想
- 虽然《桂河大桥》在日本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西方战俘遭受的虐待几乎无人记得。
- 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浩劫、新加坡大屠杀，这些事在日本鲜有提及。反之，日本人对在中国、菲律宾，特别是广岛和长崎所经受的苦难却记忆犹新。
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战争记忆的差异及其原因
- 德国人对战争记忆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
- 德国人不仅仅在电视、广播、社区会堂、学校和博物馆里上演着对战争的记忆，更是积极地开展围绕战争的检视、分析和反复剖析。
- 人们有时能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柏林尤其如此——德国人的记忆就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一遍遍地舔舐，想要找出那颗隐隐作痛的坏牙。
- 日本人对战争记忆的态度相对封闭，他们很少公开讨论和反思战争
- 想要探讨日本战争记忆这个念头把我引向了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这一相关话题。我醉心于诸多天皇崇拜者、历史修正主义者和一心追求日本独特性的浪漫主义者的文字。
- 尽管观点晦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座上客，也不妨碍他们的作品在日本名刊大报上广为发表。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记忆的差异对当今世界的启示
- 德国人和日本人对战争记忆的差异反映了两国在文化、政治和历史上的不同
- 在对战争的看法上，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存在一道鸿沟——我们这里姑且暂时抛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区别。
-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看似和日本人如此不同？是文化原因，还是政治因素？答案是从战后，还是从战争本身来找寻？或许德国人更有理由哀悼过去？
- 这种差异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寻求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理解
- 我们所处时代有许多陈腔滥调，其中之一是两个昔日的轴心国输掉了战争，但赢得了和平。
- 许多人忌惮日本和德国的实力。欧洲人害怕德国人占据主导地位，而部分美国人已经将日美经济矛盾形容为一场战争。
第一部分
阿登纳的亚洲观及其对德国的影响
- 阿登纳认为亚洲意味着古板、专制和战争，德国的自由地区是西欧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 阿登纳在1946年的信中提到：“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亚洲就在易北河的那头。只有一个由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引导且经济政治运转良好的欧洲，才能阻挡亚洲意识形态和强权进一步来犯。而德国的自由地区是西欧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 阿登纳的使命是把他的德国——西德——带向西方，并去除亚洲的痕迹
- 阿登纳口中的来犯者指的是苏联共产主义。
德国人对海湾战争的反应
- 德国人普遍反对战争，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
- 波恩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人们高举“莫用鲜血换石油！”“我们还年轻，不能死。”。
- 柏林一个由音乐学院学生组成的团体搞了一场反战日活动，学生们造了个祭坛，点燃蜡烛。
- 德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复杂，既有感动又有同情，也有怨气
- 一位以煽动性沙文主义观点著称的英国报纸专栏作家写道，外国人或许在制造汽车或电脑方面比英国人在行，但等到打仗的时候，等到要有人来捍卫西方、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等事物的时候，英国人是靠得住的，能和美国人肩并肩站在一起。德国人做得到么？
- 在波恩，气氛则大为不同。机场巴士驶进城时，我首先留意到的是老旧住宅楼窗户上垂下来的床单，上面用红黑两色写着各种标语：“莫用鲜血换石油！”“我们还年轻，不能死。”“世上没有正义战争。”。
日本人对海湾战争的反应
- 日本人对海湾战争持冷漠态度，认为战争是遥远的事情
- 在东京，海湾战争似乎离人们很遥远。没有横幅，没有警示柱，也没有烛光祷告或和平示威。
- 鉴于整个东京在1945年陷入一片火海，这座城市没剩下什么可以让人回想起上一次世界大战的事物。
- 日本人对美国的态度复杂，既有反感也有依赖
- 萩次郎说：“日本人不信任自卫队，因为他们连自己也信不过。这就是他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好阻碍任何安保措施通过。”。
- 龟井静香认为，美国人在战后夺去了日本的认同感、自豪和雄风。
德国和日本对战争记忆的态度差异
- 德国人勇于面对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 德国电视里，唇枪舌剑的讨论节目比比皆是，人们围坐在圆桌旁，就时下热点问题展开辩论。
- 在德国，新兵是可以以良心不安为由拒绝参战的。“命令就是命令”(Befehl ist Befehl)这句话再也不能成为实施暴行的借口了。
- 日本人拒绝承认历史，试图忘记过去
- 小田实认为，日本必须坚持和平主义：“所有国家当中，日本必须充当有良知的反对者。”。
- 龟井静香认为，美国逼迫日本当了它的帮凶。
第二章 废墟中的浪漫
战争的开端与结束
- 对于日本人和德国人，战争的开端难以判定
- 德国士兵移除波兰边境的路障，但那算是战争打响的时候么？
- 德军1936年挺进莱茵河地区算不算？抑或者是吞并苏台德区、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
- 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应从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算起，最迟也不会晚于1935年。
- 1931年建立伪满政权是走向虎视眈眈的一步棋，预示着日后的局势将愈加波诡云谲。
- 标志战争结束的画面十分明显，比如广岛上空升腾而起的蘑菇云
- 美国空军摄影师记录下这一无比震撼的场景。
- 日本天皇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读停战诏书。
战败后的废墟与重建
- 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是一片废墟
- 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受英国政府委派，前往德国探查幸存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见到的只有废墟。
- 沃尔夫冈·施多德(Wolfgang Staudte)于1946年拍摄的《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是战后德国首批故事片之一。片中，我们见到满腔怨气的梅尔滕斯博士匆匆穿行于柏林破败的街道。
- 废墟中孕育了一种新的文学(和影视)派别
- 在德国，这叫“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
- 在断壁残垣间长大成人的日本作家管自己叫“化为灰烬的一代”(焼け跡世代)。
战败后的反思与怀旧
- 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都在反思战争
- 斯蒂芬·斯彭德采访了时任科隆市长的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告诉他，德国人精神空虚，“想象力必须得到满足”。
- 哲学家吉本隆明在1960年代早期曾写道：“战败后没多久听到诸如民族或种族这样的字眼，会有一种又添新伤的感觉。”。
- 废墟中的浪漫与怀旧
- 散文和小说家坂口安吾在战争结束时已年逾四旬。他因为恰好超龄而未被征召入伍，战后以描写轰炸及其影响的作品而扬名立万。
- 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比坂口安吾年轻约十岁。他和大冈升平同是返乡士兵。跟施努厄一样，他也在德国的残砖碎瓦中看到了人类救赎的真正机遇。
战败后的历史记忆与失忆
- 德国和日本都在努力抹去战败的历史
- 德国的“去纳粹化”一开始劲头十足，但到了1940年代末逐渐式微，冷战的开始转移了重心。
- 在日本，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麻烦之处在于，所有变革都有赖于美国人下达的命令。
- 记忆的符号蜕变为政争的工具
- “奥斯维辛”这个词在统一期间出现得最为频繁，部分是一种有益的警示，告诫德国人永不能忘；部分是一种恼怒的表示，说明一个更完美、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的理想国度，一个诞生于1945年废墟之中并在东部艰苦维系四十年的德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如今已不复存在。
- 在展现日本废墟间众生相的诸多照片中，有一张格外震撼人心。它摄于1945年的东京，摄影师是木村伊兵卫。照片前景里有三个人，两女一男，正朝着靖国神社的主门——日语里叫“鸟居”——的方向鞠躬。
第二部分
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态度
- 德国人将奥斯维辛视为民族心理上的一块污点
- 安杰依·瓦伊达说：“德国将一直拥有多层含义，奥斯维辛是其中之一。”。
- 克里斯蒂安·迈尔认为，过去深入骨髓，一个民族要掌握其历史，就要以身份认同的视角来看待历史。
- 德国人认为奥斯维辛是他们的历史的一部分
- 克里斯蒂安·迈尔认为，我们所“内化于心的”，正是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的参观体验
- 奥斯维辛的参观者在谈及见闻时，很少有不提天气恶劣的
- 但作者去的那天真是春光无限好，景色虽不是特别旖旎，也谈不上很凄凉。
- 奥斯维辛的过去已经僵化为某种纪念性的东西
- 在这里，过去已经僵化为某种纪念性的东西，或者套用阿多诺的话来讲，“变得像博物馆那样”。
奥斯维辛的罪行与德国文化的关系
- 种族灭绝是不是德国文化里某种可憎缺陷的产物？
- 乔治·斯坦纳在一篇评价君特·格拉斯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开始明白，德国人粗鄙的趣味——爆裂的香肠、饰有花纹的夜壶、啤酒加温器和穿着紧身皮短裤的胖子——是何以成为兼具暴力欲望和感性的纳粹思想之完美温床的。”。
- 斯蒂芬·斯彭德在1945年的文章里曾提出过一个略微更细致的观点：“这些格言(Sprichwörter)很典型地反映出德国人的严肃、虔诚、善良用意和自我陶醉。他们渴望从《圣经》、诗集或典籍中摘录几句经典语录，当做标签贴在任何地方。与此同时，这种欲望将思想矮化为平庸的共同要素。发展到最坏的时候，魔鬼也有冲动引经据典。”。
- 奥斯维辛的罪行算是德国“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么？
- 在比克瑙的营房里，我打量着这些格言，念着念着我发现了某些有趣之处：它们似乎最近才粉刷过，好像集中营不久前才人去楼空。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取悦游客？。
- 庸俗的影视作品向来都期待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汲取灵感。它们靠注入看似虔诚、实则空话连篇的内容，使平庸的素材血肉丰满起来。这些作品里表现的情感往往很假。参观这片悲惨之地——任何对苦难的描绘都不足以表现曾经的惨绝人寰——让人感到不安，这倒不是因为人们能更好地体会当年受害者的真实感受，而是因为集中营之行唤起的情感让人无法信以为真。
奥斯维辛的纪念与争议
- 共产主义国家遍布着反法西斯主义纪念碑
- 布痕瓦尔德毗邻魏玛，位于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那儿的一座纪念碑可以算是同类纪念碑当中最壮观的了：石像中的英雄人物打碎法西斯奴役他们的铁链，朝着一个光荣、和平和精诚团结的未来前进。
- 在华沙，拉波伯特打造的纪念碑虽然体积较小，但有着肉体加锁链的类似布局。华沙犹太人起义领袖莫迪凯·阿涅莱维奇(Mordechai Anielewicz)的铜像有着典型无产阶级英雄的特征：裸露的胸膛、卷起的衣袖，高举的手中握的好像不是手榴弹，而是铁锤。
- 在奥斯维辛，不存在对英雄事迹的讴歌，重点全落在殉难上
- 许多人在遭受酷刑后死在了11号楼的监狱里，这儿成了祭奠逝者的圣地。花环和蜡烛用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多数为共产党人。
- 直到后共产主义时期，波兰政府才开始调整博物馆的侧重点。牺牲意味着对理想、民族和上帝的信心。烈士的死固然令人扼腕，但却蕴含深意。
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记忆与反思
- 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记忆是沉重和复杂的
- 战后最初二十年，鲜有德国人会热衷于保留纳粹罪行的遗迹。但事到如今，很多德国人，特别是西德人，把维护集中营旧址当成是一项神圣责任。
- 在德国，汉斯·于尔根·西贝尔贝格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费尽心机想把德国人的身份认同从美国化的物质主义者和无根的犹太人中解救出来，这一行动在迂腐的极右翼报纸《德国国家报》那里获得了欣赏和赞誉。
- 德国艺术家对奥斯维辛的表现是谨慎和有限的
- 无论是东德，还是在没有政治禁忌的西德，都鲜有直面大屠杀这一素材的小说、戏剧或电影。
- 在战后出版的德语小说中有不少提起过大屠杀，但大部分要么拐弯抹角，要么是作为隐喻。
第四章 广岛
广岛的路名变迁及其象征意义
- 广岛路原名格拉夫·施佩路，战后改名为广岛路，以表达反战立场
- 这条马路位于柏林，左倾的柏林市议会选这个路名是为了表达反战立场。
- 广岛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太平洋战争的终极象征，象征着民族殉难和极度邪恶
- 日本人民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浓缩在这个近乎神圣的词汇当中：广岛。
广岛和平公园及其象征意义
- 广岛和平公园的中心处有一口石棺，上面刻着所有原爆受害者的名字
- 公园还有一座原爆纪念碑，那段著名的碑文正是出自雑贺教授之手：“愿所有灵魂安息，我们永远不会让错误重演。”。
- 广岛洋溢着一种宗教场所的氛围，是寰宇公认的世界和平圣地
- 在广岛火车总站候车大厅里，总是挤满了穿着校服的小学生、童子军、退休老人、外国旅客、名流显贵和村民，手持旗子的导游走在他们前面。
- 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前往广岛朝圣，他们是其中一部分。所有人都去参观和平公园，原子弹就在其上空爆炸，那里曾是繁华的商业区，如今则成了膜拜广岛的中心。
广岛原爆的影响及其争议
- 广岛原爆的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日本人来说，他们被要求代表他们的种族——也就是日本人眼中扔下原子弹的罪魁祸首白种人——宣称自己热爱和平。
- 广岛原爆的争议在于，它究竟是结束了二战，并拯救了一百万日本人的生命，还是一项罪行
- 1992年7月，联合国裁军大会在广岛召开。这是日本人经年游说的结果，他们希望能在“世界第一个遭受核打击的城市”举办这一年会。从表面上看，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直到某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捅了篓子，抛出广岛原爆“结束了二战，并拯救了一百万日本人的生命”的高论。他还补充道，这一事件的恐怖程度有助于避免核战争。由此可见，广岛和长崎的灭顶之灾实际上又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日本人闻之怒不可遏，报纸社论纷纷讨伐这位教授，鞭笞他不了解受害者的立场。
广岛对日本历史的态度及其影响
- 广岛对日本历史的态度是，它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
- 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是取材自原爆的少数几部文学杰作之一，作品背景设为军国主义和政治专制。
- 广岛市民的确是受害者，但凶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
- 广岛对日本历史的这种态度影响了日本人对和平的理解和追求
- 广岛和平公园及其全部圣迹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而且从上帝手中接过了历史，放在了会犯错的人类手里。
第五章 南京
南京大屠杀的背景和发生
- 南京暴行发生在日本陆军1937年12月中旬攻占南京之后
- 距离日军全面进攻中国只过去了不到半年时间。
- 南京陷落的消息一传到日本，便登上了报纸头版头条的位置
- 日本国内更是一片欢庆。
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影响
- 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日军军官纵容他们的手下烧杀抢掠，为所欲为
- 具体死了多少人并无准确数字，但少说有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中国军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 南京大屠杀已成为日本在亚洲战争中野蛮行径的首要象征
- 在东京战争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反响可同纽伦堡审判中的奥斯维辛相比。
南京大屠杀的争议和反思
- 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议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压了下去
- 一本典型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其量如下：“(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
- 南京大屠杀是无数小规模屠杀的“登峰造极之作”
- 这种大开杀戒的背后并没有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支持。
- 虽然手法野蛮，但对于东史郎和他的战友而言，野蛮就是战争法则。
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教育
- 中国政府决定专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纪念大屠杀
- 博物馆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外围是一片巨大的假山园林。
- 东史郎的日记被公开，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 东史郎开始玩命似的就战争、军事教育、天皇责任、东京军事法庭审判等话题著书立说。
第三部分
约瑟夫·施瓦姆贝格的审判
- 施瓦姆贝格被指控要对至少三千名犹太人被害负责，但最终获得的罪名只是亲手杀害二十五人，以及在另外至少六百四十一人的遇害中充当帮凶
- 施瓦姆贝格的纳粹生涯可以算是“小有成就”，他于1912年出生在南蒂罗尔，1933年才加入纳粹党，因此也被归入投机分子的行列，而不是早年就追随该党的信徒。
- 1939年，作为党卫队低级军官的他被派驻到克拉科夫，担任一个劳工营的负责人。劳工营在1942年关闭后，剩余的二百名劳工被射杀。他因此得到晋升，官至党卫军上士，负责管辖普热梅希尔的犹太区。
- 施瓦姆贝格在法庭上的真正在场异常短暂，他静静坐在那儿，偶尔会像条蜥蜴那样努努嘴，但几乎不曾开口说话
- 法庭外，新纳粹青年抗议示威，宣称德国战争罪行纯属犹太人的一派胡言。
- 努斯鲍姆在儿孙们的陪同下出庭作证。努斯鲍姆过去是水管工，替施瓦姆贝格修缮在隔离区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施瓦姆贝格还救过他一命。他本来是要和别人一起被送去奥斯维辛的，但施瓦姆贝格把他从人群里拽了出来。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的审判
- 魏茨泽克被控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并参与从各个被占领国家遣送犹太人，第一项指控被推翻了，但第二项指控成立
- 他曾经签署一份文件，声明外交部不反对有计划地遣送犹太人。
- 魏茨泽克的首席辩护律师赫尔穆特·贝克指出，魏茨泽克是老派的爱国主义者，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尽其所能阻止纳粹为非作歹，纵然终究无力回天。
- 纽伦堡审判既是历史教训，也是对全体德国人的象征性惩罚
- 审判是人类——或至少是战胜国国民——所能获得的最接近“天道”的结果。
- 部分德国作家无疑有这种感觉。一些人对此热情欢迎的劲头，可以同正在改过自新、满心虔诚的罪人相媲美。他们是1968年“彷徨失措”(betroffen)一代的先驱，全都是左派，有些还是共产党。
德国的战争罪审判
- 纽伦堡审判后，多数德国人都对战争罪感到厌烦
- 直到1950年代中期，德国法院还只被允许审理德国人对其他德国人犯下的罪行。
- 待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一大快人心的先例出现后，德国人的懈怠才有所动摇，1946年之前所犯罪行在1965年后将免于起诉这一点也受到了挑战。
- 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审判对于多数德国人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 这部分是因为所选的时机。1945年，多数德国人饥肠辘辘，且存在逆反心理。到了1964年，新的一代已经在相对繁荣的生活中长大成人。
- 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罪行的性质。以常规战争罪的罪名审判战败者根本难以服众，因为同样的罪名可以拿来控诉战胜者。
日本的战争罪审判
- 东京审判效仿的是纽伦堡审判，似乎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同希特勒的战争大体上并无二致
- 然而，就连法官也承认，日本被告并不是东方的纳粹。
- 东京军事法庭庭长威廉·韦伯爵士就认为，“德国被告的罪行要比日本被告骇人听闻得多，种类更多，范围也更广。”。
- 责任问题在日本永远都是件麻烦事，因为在这个国度，形式责任比实际的罪孽更容易认定
- 光是日本人自己，就为权力的变化无常感到忿忿不平。
- 他们对天皇一直有着十分复杂的感情。
帝制在日本战争责任中的角色
- 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东京审判制裁，法庭甚至都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
- 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最高“神轿”不得受一丝牵连。
- 庭审过程中，计划只有一次险些出错。首席检察官基南在盘问东条英机将军时，后者承认，“没有日本臣民敢于违抗天皇的旨意。”。
- 帝制的早期批评者意识到了这点，但他们的声音被压制了
- 1946年，左翼电影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影片，对天皇的战时角色有过激烈的批判。
- 刚开始，美国审查人员没看出这部由新闻资料片、相片和报纸报道东拼西凑、剪辑而成的作品有何不妥之处，但是经过一次内部放映后，首相吉田茂向军事情报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将军告了一状，说这部电影有颠覆性。威洛比表示同意，影片因此被禁。
第七章 教科书风波
德国教科书风波
- 民主德国历史教科书对二战的主要立场
- 莱恩女士提供的课本中，提及了193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德共代表会议，以及德共在战后的第一项举措。
- 东德教科书所选的插图验证了这种看法，里面印有共产党抵抗英雄的画像，比如统治东德将近二十年的埃里希·昂纳克，以及1941年临刑前高喊“共产党万岁！”的海因茨·卡佩勒。
- 联邦德国教科书对二战的主要立场
- 联邦德国的课本里鲜有抵抗主义英雄的照片，大屠杀的照片倒是有很多。
- 联邦德国的教育法某一条款明确规定，教学材料“不应阻碍学生形成自己的主见”。
日本教科书风波
- 家永三郎与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
- 家永三郎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后被广泛采用，但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
- 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
- 日本教科书的变迁
- 1946年，一本名为《我国的道路》的新教材问世，这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部一上来就描述石器时代，而非远古神明及皇族后裔等民族神话的教科书。
- 1947—1948年，随着国会两院宣布《教育敕语》作废，上述做法都被官方取缔了。取而代之的是宪政主义、反战主义(口号是“真相与和平”)、民主制度和社会研究。
- 家永三郎的战争经历及其影响
- 家永三郎在1941年12月，听到日本偷袭美国后，就知道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 家永三郎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的对华战争，文部省任命的审查员阅后提出以下建议：“侵略这个词包含了负面的道德含义。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虑，用这么个有负面影响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国家的行为，十分欠妥。因此，应使用诸如‘军事挺进’这一表述。”。
第八章 纪念堂、博物馆和纪念碑
德国的警示碑和纪念地
- 警示碑是战后一代人大力倡导的产物，用以警示后人，铭记历史
- 警示碑多种多样，形态各异。昔日集中营如今成了纪念地，集博物馆、旅游景点和纪念馆各种功能于一身。
- 德国的纪念地多散落于西德各地，它们就像一串串连而成的念珠，印证着人们对记忆的忧虑
- 事情并非向来如此，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人们更倾向于遗忘。勾起人们回忆过去——不光是希特勒这段历史——的东西都被推翻、爆破和拆除了。
日本的战争博物馆和纪念馆
- 日本的战争博物馆和纪念馆主要展示的是日本在二战中的“英勇”和“牺牲”
- 例如，靖国神社博物馆，涵盖了整场战争的历史，以准宗教化方式赞美的，不是好战心理或仇恨，而是自我牺牲。
- 例如，知览的“特攻平和会馆”，馆外的木牌完美地印证了我的看法：“我们”——也就是日本人——“对他们以壮烈牺牲换来的新生感激涕零……我们对国家走向繁荣昌盛感激涕零，对日本今天的和平盛世感激涕零……我们相信，(神风特攻队)也期盼恢复和平与繁荣”。
- 日本的战争博物馆和纪念馆在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
- 例如，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和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二者均非日本政府拨款所建，宗旨简单明了：改变战时日本的形象，使之从受害者变为侵略者。
- 例如，两座新博物馆都是世俗机构，并无义务供奉任何人的灵位；这里既没有“遗物”，也不存在“圣地”，更不见对舍生取义的颂扬。
德国历史博物馆的争议和问题
- 德国历史博物馆在保守派政府推动下建立，旨在增强德国人的历史认同感
- 赫尔穆特·科尔在保守派学者米夏埃尔·施蒂默尔等顾问的熏陶下，对历史很有兴趣。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担心联邦德国缺乏历史认同感。
- 一个由史学家和博物馆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运而生，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辩论。左翼政客和知识分子对科尔的想法完全不感冒。他们怀疑保守派政府的计划背后动机不纯，对保守派民族认同思想更是极度不信任。
- 德国历史博物馆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争议，如是否应该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
- 施托策尔反对展示死亡营和隔离区的照片。在他眼里，写不写实不是重点。他希望记忆的形态能鼓舞人心。相比较下来，他更青睐天主教公墓对逝者的呈现方式。
- 然而，万湖别墅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这点存在模糊之处。想必二者皆有，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你能通过艺术作品、仪式、分析和话语来铭记大屠杀，但这一切不能在同一时空进行。
第四部分
联邦议院议长菲利普·耶宁格的演讲
- 耶宁格在联邦议院发表演讲，纪念“水晶之夜”五十周年
- 耶宁格坚持由他亲自主持纪念日，对西德议会做演讲。
- 他不希望任何人抢他的活儿，就连犹太社团领袖海因茨·加林斯基也不行。
- 耶宁格的演讲引发争议，被指责为对历史的无知和辩解
- 绿党的大部分议会代表便起身离场，以示抗议。
- 待到演讲结束时，有四成的社民党人也已离席。
- 据一篇新闻报道称，耶宁格本人所属的基民盟的党员“羞得无地自容”。
德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和争议
- 德国人对反犹活动和措施的反应很漠然
- 积极参与暴行的人数并不庞大，但也没人起来反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抵抗行为。
- 德国社会存在对历史的争议和猜疑
- 绿党、自由党和左派怀疑保守派在利用一切机会为战争洗白。
- 保守派则怀疑绿党、自由党和左派借奥斯维辛一事让德国人下不来台。
耶宁格演讲的反思和启示
- 耶宁格的演讲揭示了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困惑和矛盾
- 耶宁格试图解释他父母的行为，也许有欠妥当，或至少是与他父母同辈的人的行为。
- 正是他们，想把他教育成未来的纳粹。
- 耶宁格的演讲引发了关于历史责任和正义的深入思考
- 耶宁格想要做的是探讨历史，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了解过去。
- 他本应意识到，即便战争过去了四十三年，“历史化”依旧是一项高度危险的工作。
本岛市长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言论
- 本岛市长认为天皇对战争负有责任
- 本岛答道：“距离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我认为我们有充足的机会反思这场战争的本质。我读过不少国外文献，也当过兵，受过军事教育，因此我相信，天皇对战争是负有责任的……”。
- 本岛市长的言论引发争议和攻击
- 1988年12月8日，长崎市议员及自民党地方分支机构要求市长收回他说过的话。
- 1988年12月12日，本岛市长说，都走出这一步了，他不能“背叛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会辞去自民党顾问的职务。辞呈未被批准，相反地他被解职，永不叙用。
- 1988年12月19日，二十四个极右翼组织共驾驶三十辆装有扩音喇叭的卡车，浩浩荡荡穿行在长崎市内，叫嚣要索本岛的命，还说这是“天谴”。
- 1988年12月21日，六十二个来自日本各地的右翼团体共驾驶八十二辆装有扩音器的卡车，在长崎市内游行示威，要求市长以死谢罪。
- 1988年12月24日，新成立的“长崎市民自由言论委员会”将13684名市长支持者的签名提交给长崎市政厅。收集这么多签名只用了两个礼拜。
- 1989年1月7日，天皇去世。
- 1990年1月18日，本岛市长被人开枪击中背部，袭击者是一名右翼极端分子。
本岛市长言论的背景和意义
- 本岛市长是基督徒，他的言论是世俗化的
- 本岛等出生在九州沿海一个小岛上，这里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唯一留下过印迹的地方。
- 对于本岛市长而言，正义是基督教里的观念。
- 本岛市长的言论挑战了日本社会的禁忌，引发了关于历史责任和正义的深入思考
- 他的支持者中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部分是基督徒，但从信件判断，所有人都抓住了要点，即这件事涉及政治，而非宗教。
- 他既然要天皇为战争负责，就不是在为日本人开脱。相反，通过揭露这位不负责任的大祭司身上的名不副实，他对其追随者的自我形象提出了质疑——这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受害者形象，是某个谜一般的大棋局中小卒子的形象。
第十章 两座普通小城
帕绍这座小城的历史与现实
- 帕绍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拥有巴洛克式的大教堂、狭窄的卵石路、低矮的拱门
- 早在12世纪，沃尔夫格主教便在此誊录过《尼伯龙根之歌》。
- 帕绍之美很容易落入俗套，体现在一种过了头的德国乡土气息
- 纪念品商店兜售的木雕，刻画了头戴高帽、皮肤粗糙的农民。
- 有“尼伯龙根”、“克里姆希尔达”等名字的游船载着旅客，穿梭在河面。
- 河岸两旁墙壁上的涂鸦显示出，这座“尼伯龙根之城”除了多愁善感外，还有较为黑暗和凶恶的一面
- 一些涂鸦文字怪得离谱：“因为爱或狠而燃烧”；“死人才会害怕”。
安雅·罗斯穆斯与她的斗争
- 安雅·罗斯穆斯是一位勇敢的女性，她通过写作揭露了帕绍的纳粹历史
- 她发现有些人的表现值得敬佩，却并未收获应有的赞扬。
- 她对于真相的追求一丝不苟。
- 安雅·罗斯穆斯的行为遭到了当地人的抵制和威胁
- 有人发誓要用毒气毒死她和她的两个幼子。
- 还有人从窗外朝她家扔炸弹。
“花冈事件”的回顾
- “花冈事件”是1945年夏，日本东北某小镇的八百多名中国劳工逃进深山的事件
- 中国劳工被驱赶至村会堂前的空地上，双手反绑，双膝跪地，赤裸着上半身跪了三天三夜。
- 在村会堂内，有大约五十人被折磨致死。
- “花冈事件”是战时日本外籍劳工遭遇的缩影，但机缘巧合的是，这是人们清楚来龙去脉的唯一一起
- 战时，大约四万人因此来到日本，约七千人后来客死异乡。
- 约有一半旅日朝鲜人都是战时强征来的民夫，往往受尽虐待。
谷地田恒夫与他的坚持
- 谷地田恒夫是一位工会组织者，他请了假，带我游览当地，并讲述了他的经历和看法
- 他从事的是工会组织者的工作，他请了假，带我游览当地。
- 他操着一口浓重东北口音、吐字短促的土话，据说，这和当地寒冷的气候很契合。
- 谷地田恒夫对“花冈事件”的关注源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信仰
- 他从京都回到家乡后，决定永远都要与被歧视的人站在一起。
- 他希望日本人承认事实，还受害者以自尊。
“花冈事件”的影响和反思
- “花冈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反思
- 1990年，大馆市举办了一场题为“花冈事件”的小型展览。
- 参观者被要求写下自己的年龄，是如何得知“花冈事件”的，以及对此的感受。
- “花冈事件”揭示了日本社会对历史的态度和认知
- 日本人对历史也就这么点重视了，我没法说服自己带中国参观者来看这个，这可真叫人羞愧难当。
- 畑泽京一的塑像所象征的，不只是公众对惨痛真相的无动于衷。
第十一章 告别废墟
以孩子的视角审视战争的小说
- 德国的《铁皮鼓》和日本的《黑雨》都是以孩子为视角审视战争的小说
- 《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是个三岁就停止长大的男孩，挎着铁皮鼓、嗓音能震碎玻璃。
- 《黑雨》讲的是一位天真少女的遭遇。
- 这些小说的主题是天真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 小说中，孩子象征着大人们的恐惧和渴望，尤其是渴望在一个黑暗、温暖、子宫般的世界里寻找安乐窝。
- 由于成人世界坏透了，它很难真正发生改变，除非在某个遥远的乌托邦。
日本的战后文化和政治状况
- 日本战后文化的幼稚病发展到了极为恼人的程度
- 成年妇女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好像她们还是青春少女一样。
- 日本主干道沿途的建筑风格好似迪士尼乐园，清一色的可爱之风甜到让人发腻。
- 日本在政治上就是群小毛孩，被置于一份慷慨的《凡尔赛条约》之下
- 虽然丧失主权，财政却未遭压榨。
- 美国鼓励日本人致富，但他们危险的双手不得再染指战争。
德国的战后文化和政治状况
- 德国的进步观连同英国炸弹一起，把德累斯顿变成了一座遍布废墟和畸形巨物的城市
- 老城的一部分战后本可保存下来，一些宫殿和教堂的残址足以进行修缮和复原。
- 但是东德首任共产党领袖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过去必须连根铲除。
- 德国的亲犹主义思潮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新老交替
- 在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家里，时而能看到墙上挂着以色列日历。
- 那些泡在东柏林原犹太教堂外咖啡馆里的非犹太裔德国青年又怎么说呢？
对战争记忆的反思和哀悼
- 哀悼有其目的，仪式性地表达悲伤和失落会强化了延续感和共同体意识
- 但凡是有思想的自由派人士圈内(这些圈子估计会欢迎那些爱管闲事的友人加入他们)已经做了——现在仍在进行——大量的反思和道歉。
- 但是凭吊德国死难者，不管是军人，还是被盟军炸弹炸死或被一心寻仇的波兰、捷克或斯洛伐克邻居赶出家园后杀害的平民，这种凭吊都令人难堪。
- 德国的神庙已经够多的了，是废墟的就由他去吧
- 德国人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经历了太多这样的大起大落。
- 借一位早已被人忘却的纳粹理论家的话来讲，永远都会有德国人(还有他国的同道)想要“从德国神话的废墟中挑选石料，在经过清洗和打磨后，修建一座全新的德意志神庙，在断壁残垣的遗迹之上，打造一种崭新的德意志世界观”。
鸣谢
在柏林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经历
- 在柏林科学研究所待上九个月，完成书中有关德国的章节
- 所长沃尔夫·勒佩尼斯博士、于尔根·科卡博士、鲍滕利太太和她一流的图书馆馆员，以及耶胡达·艾尔卡纳的帮助。
在德国的领路人和导师
- 路德加·库恩哈特博士、弗兰克·席尔马赫博士、卡斯滕·维特博士、伯恩哈特·加特纳博士、阿摩司·艾隆和达利尔·平克尼的指引
- 他们为我指引方向，好让我在德国畅行无阻。
在日本的帮助和领路人
- 外国媒体中心的北村文雄、矢野淳一、小泉和子的帮助
- 他们以超乎寻常的热情与高效，屡次为我提供帮助。
- 林加奈子、“日本映画图书馆协会”的工作人员、新见雄、森正孝、中八戒、尾山宏、小山优子、西里扶甬子、南享的领路
- 他们都是极其出色的编辑，不消说，书中若有任何错误逃过了施特恩教授、威廉·威塞罗和以上三位的注意，责任完全在我自己。
对弗里茨·施特恩和威廉·威塞罗的感谢
- 弗里茨·施特恩和威廉·威塞罗的聪明才智和渊博学识对书稿的改进大有帮助
- 法勒·施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的乔纳森·加拉西、乔纳森·凯普出版社的内尔·贝尔顿和阿特拉斯出版社的E．布拉格曼都是极其出色的编辑。